《秦汉、隋唐、宋元考古通论》课件：3_秦汉考古（食）

《秦汉、隋唐、宋元考古通论》课件：3_秦汉考古（食）

食秦汉考古3 秦汉时期的农业秦汉考古中有关农业生产的资料，比先秦时期更为丰富多彩。除农业生产工具和农作物遗骸大量发现外，有关农业的资料还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等图像资料，简牍、铭刻、陶器文字等文字资料，以及模型明器等实物资料。这些成为研究秦汉农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实物资料。 稻麦是汉代人主食的基本来源秦汉时期主要粮食作物有粟（稷）、黍、麦、菽、稻、麻、高粱等，与《氾胜之书》所说的“九谷”大致相同。1、粮食作物 粟sù：非黏性的小米，俗称为“谷子”，又称为“禾”、“稷”等。粟为百谷之长，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又往往作为各种粮食和谷物的统称或代称。黍shǔ：黏性的小米，又称作“穄jì”、“秬jù”、“秫shú”、“糜méi子”、“黍子”、“黄米”等。其栽培条件和地理分布与粟相近，但比粟生长期短且更耐旱耐瘠薄，同样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麦：包括小麦、大麦和燕麦。在汉朝政府的大力倡导之下，麦类的种植获得相当普遍的推广，小麦在北方地区成为仅次于粟的主要粮食作物。汉代儒家对“五谷”的解释中都包含了麦。稻：考古发现的汉代水稻中粳jīng稻多于籼xiān稻，并且北方出土的大多是粳稻，而籼稻则发现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且大多属于东汉，或许反映出东汉以后籼稻在南方地区获得了较大发展。（穬：kuàng稻麦等有芒的谷物）菽：即豆类作物，品种多样，但一般特指“大豆”，或称之为“黍豆”，是秦汉时期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西汉农学家氾fàn胜之曾呼吁发展大豆生产。秦汉时期的大豆发现较少，可能与当时的丧葬习俗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豆的种植没有稻、麦、粟等那样普遍。高粱：又称为“梁”、“秫shú”、“梁秫”、“蜀秫”、“蜀黍”等。秦汉时期不仅有高梁的种植，而且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麻：即大麻，其雄株秸秆的表皮可用作纺织原材料，而雌株所产麻籽则是一种古老的食粮。秦汉时期麻籽仍然被作为粮食，被列为九谷之一，不过在粮食作物中已经不再占有重要的地位。 2、农耕工具和耕作技术农耕工具不仅与农耕技术直接相关，而且是农耕技术和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示器。秦汉时期农耕工具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它的铁器化。这是伴随着当时铁器工业的全面发展而实现的。常见土作农耕工具有铲、锸、耒、耜、镢、锄等铲 鍤 耒耜 锄 （2）铁犁与牛耕犁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耕犁的出现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牛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战国时期铁犁出现，牛耕获得初步发展。秦汉时期铁犁广泛使用，耕犁逐步定型，牛耕趋于普及，成为当时农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国古代传统农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秦汉时期的耕犁主要由铁制的犁头和木制的犁架构成，一般所说的铁犁实际上指的是铁制犁头。铁犁一般由犁铧、铧冠和犁镜三部分组成。 （3）播种与田间管理秦汉时期的播种方式有三种，即撒播、点播和条播。条播有两种，一种是手播，一种是耧播。手播，是用犁铧破土开沟、将种子撒到沟里再覆之以土的播种方式。耧播，即用耧车播种。据文献记载，耧车播种技术出现于汉武帝时期。山西平陆县枣园新莽时期的墓葬壁画中，绘有一牛驾三脚耧进行播种的场面，“耧斗下的三足尚可看见”。 秦汉时期非常重视田间管理，其中主要包括中耕除草、施肥和灌溉。中耕作为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不仅可以松土除草，还具有间苗的作用。 秦汉时期的谷物收获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用镰刀收割；另一种是用铚刀掐穗。考古发现的镰刀和少量铚zhì刀大都是其刀头部分，并且绝大多数为鉄质。需要指出的是，镰刀和铚刀在秦代基本实现铁器化之后，有些边远地区仍使用青铜制品，反映出秦汉时期各地收割工具发展的不平衡性。（4）谷物的收获 3、粮食加工粮食加工主要包括脱粒、脱壳、去秕糠、磨粉与制浆等一系列加工活动。脱壳 杵与臼，是秦汉时期流行的粮食谷物脱壳工具之一。臼为石臼或木臼，杵为木杵。杵臼制作简单，使用方便，但用杵臼舂chōng米，劳动强度大、效率低。汉代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和人体部分重力的踏碓，将用手举杵改为用足踏杠杆以举杵。踏碓，“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因为是用足踏，故又名“践碓”。脱壳后还应簸去秕糠。簸去秕糠，最简单的方式是用簸箕bòji簸扬。为了提高簸扬谷物的效率，汉代发明了飏yáng扇和风车。风车又称为扇车。洛阳东关东汉晚期墓出土的一件陶踏碓风车模型，结构清晰，风厢呈长方形，其顶部为斗状进粮口，风厢左端两壁上有圆形曲轴孔。 （2）粉碎与制浆关于谷物的粉碎和制浆技术，秦汉时期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石磨的推广应用。就考古发现来看，石磨可能出现于战国晚期，秦代已有一定程度的使用。汉代有关磨的考古资料，主要有石磨实物和陶磨模型两类。考古发现表明，新莽时期磨的使用已经扩展到北起辽东、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到东汉时期，在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踏碓、风车和石磨的配套使用。 就石磨的功能而言，秦汉时期主要有旱磨和水磨两种类型。旱磨用于谷物的粉碎和磨粉，较为常见。水磨用于磨浆，其结构与旱磨相似，但磨下或有漏斗，或有盛接浆的容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一套水磨，由石磨和铜漏斗组成。至于秦汉时期推磨的动力，除了人力推磨之外，有可能还出现了畜力拉磨，如满城刘胜墓北耳室石磨的南侧，发现马骨架一具，“可能是用于推磨的牲畜的遗骸” 石磨的推广应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粮食加工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将麦、粟等谷物磨成面粉，将豆类谷物磨成浆，从而使饮食习惯从粒食发展为面食与粒食并行，引发了粮食加工、食品制作技术的一系列变革。同时，随着谷物粉碎磨粉以及磨浆技术的进步，使小麦成为人们喜爱的粮食，大豆用以加工成豆腐，从而促进了这两种作物的推广种植。另外，秦汉时期踏碓、风车和石磨等粮食加工机具的成熟，使我国古代粮食加工机具和技术传统基本形成，而这种传统历时近两千年而不衰，直至延续到近代。 “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面食一经出现就受到人们的青睐。最初人们使用的是未经发酵的煮饼、水溲饼和水引饼（汤饼）“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到东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经过发酵的”蒸饼“和以酒酵为发面”引子“的”酒溲饼“。东汉在面食品种上还出现了近似于今日的开花馒头、包心馒头等多种花样。 4、粮食贮藏秦汉时期粮食的贮藏，是根据粮食的不同种类而分仓进行贮藏的。当时的粮食贮藏设施，主要有地上仓廪和地下仓窖两大类。①地上仓廪考古发现的地上仓廪设施，主要是墓葬中随葬的陶（或石质）的圆形囷、方形仓、干栏式仓囷、仓楼和大型仓房等的模型明器，以及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中的仓廪图像资料。 大型仓房，是指大型单檐或重檐式仓廪建筑，主要见于汉画像石和壁画，考古发掘中也发现有相关的遗迹。大型仓房也是当时官仓的主要粮仓类型。如西汉京师仓等，都属于这种大型仓房类型。京师仓当 ②地下仓窖地下仓窖即挖建于地下或半地下的粮仓，汉代又称之为“窌jiào”。这种半地穴式仓窖，应当是当时城内居民常用的一种的储粮设施。普通聚落的居民也常以地下仓窖作为储粮设施。 2.副食秦汉时期副食品种丰富汉代的农副产品，特别是作为副食品的禽畜产品是丰富多样的。据统计，当时可供人们享用的肉食品有鸡、鸭、雉、鸠、雀、雁、鸽等禽鸟类；有猪、马、牛、羊、兔、虎、鹿、麋、野猪等禽兽类；还有鱼、鳖、鳝、螺等水产类。其中鸡、鸭、羊、猪、狗是汉代人们主要的肉类副食来源。马、牛等大牲畜最为军事、交通和农耕的主要畜力，除非生老病死，一般不轻易宰杀。 汉景帝阳陵陪葬坑K13坑道东部有一道宽2.8米的生土隔梁将其分为A、B两区。A区在东，长23.2米；B区在西，长64.5米，宽约3米。A区的陪葬品为各类陶塑动物。K13B区的陪葬器物有陶仓、茧形壶、陶缶、木炭及木车马等。 K13A区中的陪葬器物为各类陶塑动物，分为上下两层摆放。上层种类有小乳猪（共54件）、陶绵羊（33件--公绵羊2件）、陶山羊（235件）、陶狗（共458件）。K13A区下层陶塑动物有陶绵羊（总数156件）和陶猪（总数455件）。两种，共47排，均头西尾东站立。 牛牛肉是秦汉时期肉类中的上等食物。汉代时期，牛的饲养规模和数量有明显增长。《史记•货殖列传》中，不少人家有“牛蹄角千”，富比“千户侯”，养牛的规模比前代有了很快的增长。《史记•货殖列传》云，而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汉书•叙传》言，西汉初年，班壹在楼烦.汉代统治者对牛采取了严格保护的措施，更是禁止随意宰杀耕牛。所谓“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厩苑律》规定，耕牛腰围减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汉代时期牛的价格也是较高的，在《九章算术》里载，一头牛的价格在一千八百钱左右。因此，只有王公贵族和豪富之家才有条件宰牛食用。山东邹县、滕县出土的汉画像石中，都有椎牛的场面。因此，贫苦百姓也是买不起牛的，他们仅能乘社祭之时合资共买，宰杀分肉，如《九章算术•盈不足章》载，内容为一百二十六家共买一牛，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羊羊肉是汉代主要肉类品种。羊肉在古代饮食生活中的比重，从汉代起大约已经略胜猪肉一筹了。羊肉会被认为是精美的肉类，被用作赏赐，《东观汉记》里有“建武中每腊，诏书赐博士一羊”“赐羊一头”；.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涉及“羊羔莫酒”，猪肉反而很少为人提及。在两汉时期，养羊业比较发达，除了北方的草原，在内地区域范围内也大量饲养。 猪秦汉时期，猪的饲养比较普遍。《淮南子•汜论训》载“猪肉之所以是祭祀时的上牲”是因为“以为子者家人所常畜，易得之物也”。在如西汉蜀地富人家奴“持梢牧猪”《后汉书•吴佑列传》“常牧豕于长桓泽中”；《后汉书•杜乔列传》里亦有“托疾牧豕”的记载。《齐民要术•养猪》篇说；“猪性甚便水生之草，杷耧水藻等令近岸，猪则食之，皆肥。”文献中常见“牧豕海上”《汉书•公孙弘传》；“牧豕于泽中” 犬两汉时，人们普遍喜欢吃狗肉，所以狗肉也就成为当时的主要肉食之一。《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田律》规定：百姓的家犬进入禁苑捕兽，守苑者可将其杀死后“食其肉而入其皮”。《礼记》中多次提到周天子吃狗肉。战国以降，屠狗已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如《史记》中的侠义之士荆柯聂政，以及跟随汉高祖转战南北的樊哙等人，最初都是“以屠狗为业”。用狗肉作的菜肴也十分丰富，见于秦汉简犊记载的有:五香狗肉干、狗羹、狗芹羹、狗苦羹、炙狗肋、炙犬肝等。 鸡两汉的养鸡业非常发达，是当时养殖量最大的一种动物品种。汉代民间养鸡业极盛。《西京杂记》记载，关中人陈广汉家中有“万鸡将五万雏”，这是汉府文献记载中的养鸡业规模之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竹葡内贮有10余只鸡蛋壳，在出土的简犊上常有蒸卵韭卵、拘豚韭卵等菜肴的记载出现，说明当时鸡蛋做菜已十分普遍了，食用方法与今大体相同。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有“鸡白羹一鼎瓠菜”的简文。 动物内脏除了上述主要的肉食品种，汉人还有食动物下水的习惯。居延汉简中频见食用动物内脏的简文，包括肝、胃、肾、肠等。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286•19B记录的下水包括头、颈、心、肝、肺、迹、舌、胃、界等。居延汉简破成子51.235载有肝、胃、肾、肠的分配的簿籍。《方言》谓北燕方言：“披牛羊之五脏，谓之膊”《合校》173.8“肉十斤直卅”大致每斤3钱，而在《合校》258.3里，胃八斤廿四钱，肾、肠、肝各为十钱、廿七钱，可见下水并不比猪肉便宜，只是汉代人口味的偏好而已，而这种食下水的习惯在汉代也是较为普遍的。 烹饪方法：脍、炙、修、脯、煎、蒸等汉代是以农业种植为主，肉食在饮食牛活中的比重自然要比粮食小得多，但随着家庭畜牧业的发展，食肉量较之前代有所增加。 饮酒秦汉时期饮酒之风盛行，酒的消耗量极大，《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三十多种种赢利的工商业产品，酿酒业被列在第一位。汉代酿酒以谷物酒为主，此外还有配制酒、乳酒、果酒等，共计四大类。汉代酿酒以谷物为主要原料，但这时的谷物酒还处于低级阶段，不同于现代的黄酒，最多能称之为米酒。谷物酒又分为稻米酒、黍米酒、秫米酒、粟米酒等种类。 餐具长沙市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斫木胎。长方形，平底，底部四角有高仅两厘米的矮足，案内髹红、黑漆地各二组，黑漆地上彩绘红色、灰绿色云气纹。内外壁黑漆地上绘红色云气纹。器底髹黑漆，红漆书“轪侯家”三字。出土时，案上放着五个盛着食物的小漆盘、两个酒卮和一个酒杯。盘上放串肉的竹串一件，耳杯上放竹筷一双。漆案上的摆设，反映了汉代的分餐制。 战国秦汉时期的漆器漆器一战国时期楚国的漆器1种类以生活用器为主，有盘、盒、耳杯、豆、樽、奁、卮、案、几等。除了生活用器，还有兵器，像盾、长兵的柲等；乐器，像琴、瑟、鼓、虎座飞鸟的鼓架等；工艺品，如座屏；墓葬用品，像漆棺、镇墓兽、苓床等。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豆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漆豆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鸭盒荆门包山M2出土的漆盒 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案与几 曾侯乙墓出土的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虎座飞鸟鼓架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盾复原的武士漆甲胄等 漆器制作工艺战国早期，漆器的胎大多是厚木胎，一般是先用木头雕刻成形、或挖制成形，然后上漆。战国中期，胎质向轻巧发展，有的用薄木板卷成形。出现了夹紵胎。先用泥塑成器物的形状，然后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的外面，在上面反复地上漆，最后把泥胎挖空，胎质就是麻布。数量很少。 战国晚期的情况基本同于战国中期。只是夹紵胎漆器增多。出现了釦器。是用金属箍镶在漆器的口、底、腹等部位，有的还加有小铜足。一个原因是由于夹紵胎器体很薄，这样可以加固器身，另外也很美观。 二，秦代漆器秦的漆器，种类以生活用品居多，有长盒、盂、樽、卮、耳杯、耳杯盒、扁壶、奁、勺等。其中耳杯的数量最多。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 秦代漆器均为木胎，制法有挖制，卷制，一般是奁、卮、樽等为卷制，盂、壶等为挖制。而勺是用木头削成的。汉代漆器主要有木胎与夹紵胎二种，还有少量的竹胎。但在制作方法上有些区别。木胎的制作方法大致有三种：轮旋法、削凿法、卷制法。 秦汉时期的货币和度量衡战国时期列国曾使用不同样式的金属铸币三晋两周的区的布币空首布、平首布布币在齐、燕、楚等地也曾使用 齐、燕及中山国等地区流行的货币以刀币为主。取象于手工业工具中的削。 楚国地区的货币（1）铜贝宋代以来称这种铜贝为“蚁鼻钱”，又叫“鬼脸钱”。这种钱的大小和轻重不太统一，一般重在3·5克左右，可能只有一种面值。一般说来早期的偏重，晚期偏轻。 楚国货币中还有一种黄金货币，呈金版状，上面钤有印文，大多数为“郢×”，还有一部分是“陈×”。过去多释为“郢爰”和“陈爰”，爰，通锊，应该是重量单位，后来演变成金版的面值的单位。 《史记·六国年表》记，秦惠文王二年（336B·C）初行钱。从这个记载看，秦是七个国家中使用金属铸币最晚的国家。目前发现的秦的金属铸币均为圜钱，方孔无廓，个别的为圆孔无廓。圆钱在三晋两周等地也曾有使用。 面文有的为一珠重一两十二、一珠重一两十三、十四，或读作重一两十二珠。从文字看应是战国时的钱。还有面文为半两，两甾。两甾也是半两钱。因为秦的一两＝四甾＝二十四铢。文献记载，秦统一六国后，铸行半两钱，重如其文。 两汉的货币武帝以前西汉政府铸造的货币西汉初年，继承了秦代的货币制度，发行使用半两钱。吕后二年时（186B·C），发行八铢半两，即名为半两，实重八铢。吕后六年（182B·C），又发行五分钱，也叫“榆荚钱”，直径是五分，重三铢。文帝五年（175B·C），改铸四铢半两。武帝建元元年（140B·C），曾经改铸过重如其文的三铢钱，但只发行了四年。 由于西汉前期的半割据状态，铸钱权也不能统一，各个郡国、各郡县以至于一些有经济力量的地方豪强，都可以自行铸钱。所以在西汉前期，还有一些形制较特殊的地方性货币。如“郢称”、“刀币”等 五铢钱的使用汉武帝元狩五年（118B·C），西汉政府开始发行五铢钱，直径为2·3厘米左右，重约3·6克，大小、重量均比较稳定，并且是重如其文。汉武帝元鼎五年（113B·C）禁止郡国、民间私自铸钱，国家统一管理铸币。设立上林三官（锺官、辨铜、技巧）负责铸钱。 武帝时期宣帝、昭帝时期 3、东汉时期的五铢钱东汉早期的五铢有时往往与武帝时的五铢分不出来。从重量看西汉时的五铢一般重在3·5克左右，而东汉早期五铢重3克左右，到了东汉晚期，则减重为2·4－2克。东汉桓帝以后，剪轮钱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剪掉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出现剪轮钱的同时，又出现了延环钱。中平三年（186A·D），东汉政府又一次重新发行五铢钱，为中平五铢，在背后穿的四角有四条小道，俗称“四出五铢”。 三、王莽时期的货币居摄二年（7A·D），发行大泉五十、契刀五百、一刀平五千，与五铢钱一起使用。大泉五十与五铢钱的比例是1：50。契刀五百与五铢钱的比例是1：500，一刀平五千与五铢钱的比例是1：5000。均为高额货币。 第二次改革币制是在始建国元年（9A·D），废除了一刀、契刀和五铢钱，另外发行小泉直一，与以前的大泉五十并行使用。这一年年底，又派人到各郡国去铸钱，从而又破坏了武帝以来专由中央上林三官统一铸钱的制度。 第三次是在始建国二年（10A·D），这次改革的内容是实行所谓“宝货制”。除使用铸币之外，又以金银、龟贝为货币。铸币中又发行了四泉十布，和以前的大、小泉一起合称“六泉十布”。 第四次是在地皇元年（20A·D），这是根据《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汉书·食货志》的记载是在天凤元年（14A·D），王莽政权又下令废大、小泉，另作货布和货泉。规定货泉重五铢，枚值一，货布重二十五铢，值货泉二十五枚。在这之后不久，又恢复了大泉五十。所以在地后元年以后，主要流通使用的是货泉、货布和大泉五十。 战国秦汉时期的度量衡制度《大戴礼记·主言篇》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这是度的概念。《说文》记：“两手之盛谓之掬。”这是量的概念。这二种都是以人体的某一部分与外界比较而言的。衡制则是拿粮食与其他事物作比较。《说文》中的“絫”字下有：“十黍之重也。” 一秦的度量衡制度根据商鞅量，可以搞清楚秦的度制和量制；根据秦权可以搞清楚秦的衡制。1、秦的量制和度制 商鞅量的三周壁和底部都刻有刻铭。左壁刻有造器时期和容量等。“十八年，齐卿大夫（合文）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尊（寸）五分尊壹为升”。右壁的铭文不清。底部刻的是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一歉疑者皆明壹之。临。” 经过测量，实测长12·5厘米、宽7厘米，深2·27－2·3厘米。用汉代的刘歆铜尺去进行换算，也就是一尺等于23厘米，那么所得到的数字是长5·4寸、宽3寸。深1寸。相乘所得容积16.2立方寸。所得容积正好与器铭相合。通过商鞅量，可知当时的度制和量制。度制一尺为23厘米左右，实测的量制，也就是一升的容积为201立方厘米。容量为202·5毫升。 2、秦的衡制陕西西安阿房宫遗址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上面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的诏书和秦二世元年的诏书，并自铭重量值为“石”，说明此权自身重量为一石。并从始铸时期一直到秦代末年一直是标准的衡器。实测重量为30750克，折合每斤重256·3克。 三、汉代的度量衡1.汉代的尺1992年丘光明出版了《中国历代度量衡考》收录1990年以前各地出土和各级博物馆收藏的汉代尺度实物98件，其中，西汉尺10件，新莽丈、尺计3件，东汉尺85件；考古发掘品62件，传世收藏品36件1990年以后陆续又有许多新的发现。 盱眙大云山铜尺扁长方形，正面一端刻有铭文铭文“九十”，侧面刻有一排刻度。从右侧起一尺范围内每一寸皆刻有标示，且每五寸处刻有“X”形记号。右起第一寸范围内每一分亦刻有标示，且每五分处刻有“X”形记号。通长34.6、宽1.2、厚0.3厘米. 考古发掘所见汉尺质地多样、有铜、骨、玉、木等。西汉尺为23厘米、新莽尺为23厘米、东汉尺为23.4厘米。考古发现的尺度实物资料来看，16件西汉尺的实际长度为21.7～23.8厘米不等，60件东汉尺的实际长度为22.8～24.1厘米不等，相差半寸以上。 新莽嘉量根据新莽嘉量可知王莽时期，实际也是汉代的度制和量制。形状象一个带双耳的圆筒，当中为一大圆柱体，近下端处有底，底上为斛量，底下为斗量，左耳为升，右耳上部为合，下部为为龠yue。也就是共有五种标准容量。西汉时期著名铜器。新（王莽）始建国元年（9）颁行的标准量器，以龠、合、升、斗、斛五量具备，故名嘉量。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一龠＝10·65毫升一合＝21·125毫升一升＝191·925毫升一斗＝2012·5毫升一斛＝20097·5毫升可以看出，其量制基本是继承了秦制。 2衡制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上林”铜器群，大多数器物上都有记重的刻铭。对其中的十七件铜器都进行了测重，最后将测得的数字平均计算，一斤约为254克。根据王莽时的铜权进行实测，一斤是244·925克。《汉书·食货志》中记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据汉代一尺约23·1厘米，经过测算得出的汉一斤的重量是250·5克。所以汉代的衡制中的最基本的单位－斤，约为现在的250克左右。 2017年6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对山东邹城市邾国故城发掘中，在一眼西汉水井（J3）内出土了8件新莽时期的铜度量衡器，包括衡1件、权4件、诏版2件和货版1件。可能由于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而废弃。是迄今为止首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发现数量和种类最多的汉代度量衡器。 诏版铜权 衡 根据上述发现，我们对秦汉度量衡制度中的三个最基本的量值单位，也就是尺、升、斤，都有了一个了解。一尺＝23厘米一升＝200毫升一斤＝25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