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考古课件：第3_6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流

魏晋南北朝考古课件：第3_6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交流

第3.6章中外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交通之路大开，西方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虽然中原王朝不振，今新疆地区小国林立，但控制中亚的大月氏贵霜、哒、柔然、突厥等政权与西亚、南亚和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商业利润、政治图谋和宗教热忱推动一批又一批的西方人士来到中国境内，中国去西方的人士也是前后相继，将许多异域物品带回中国。与此同时，正经历着三国纷争局面的朝鲜半岛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半岛西南部的百济，从南朝大力吸收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文化的东去，构成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流的显著特征。 从汉代开始已经稳定下来的内陆、草原和海上丝绸之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南北政权的分裂导致南方倚重海上丝路，北方倚重内陆和草原丝路。内陆丝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新变化是，不仅经河西走廊的路线继续沿用，而且经西宁、柴达木盆地西去的丝绸之路河南道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 上述几条线路将南北各政权的首都和重要地区如洛阳、平城、武川、晋阳、朝阳、邺城、青州、徐州、建康、广州等地串联在一起，西方珍品甚至西方人的聚落主要分布在这些地点。中国文化东去的陆路和海路并重，北方地区从辽东出发，经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的中转，主要传向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和伽耶地区，再传往日本列岛的部分地区；南方文化经海路主要传入百济地区，再经百济大量传播到日本。 中国文化东去的陆路和海路并重，北方地区从辽东出发，经朝鲜半岛北部高句丽的中转，主要传向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和伽耶地区，再传往日本列岛的部分地区；南方文化经海路主要传入百济地区，再经百济大量传播到日本。 一、外来文化的输入魏晋南北朝是西方文化全面输入中国的时期，输入的形式和内容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服饰、建筑、艺术、宗教到西方人士直接定居中国境内，在考古学上都留下了痕迹。目前对于外来文化入华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文物方面，而且主要是西方珍贵文物。这些西方文物与原生地的关系有显性和隐性之别。显性指西方物品直接输入中国，隐性指受到西方文化明显影响，而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仿制品。直接输入中国的物品约略可分为东罗马与萨珊两大系统，中国仿制品主要受到与中国紧邻的原大夏地区的影响。 1、西方珍品输入中国的西方珍品的来源地从中亚直到地中海沿岸，贵金属货币、金银器、玻璃器的数量较多，嵌宝石金指环、头饰等杂器也有一些发现。贵金属货币中以萨珊波斯银币发现最多，总数有500枚以上。卑路斯王（459—484年）银币 发现的地点有：乌恰、库车、吐鲁番、西宁、固原、张掖、天水、陇西、临夏、呼和浩特、西安、耀县、洛阳、伊川、陕县、大同、定县、南京、英德、曲江、遂溪等。埋藏方式有墓葬、窖藏、塔基等。从遗迹的年代推测，萨珊波斯银币大约从4世纪末、5世纪初开始流入中国境内。 东罗马金币也是一项重要的发现，总数有40余枚，发现地点有：于田、陇西、都兰、固原、咸阳、西安、商洛、定边、土默特、武川、赞皇、磁县、杭州等。埋藏方式以墓葬为主。从遗迹的年代推测，东罗马金币流入中国境内的时间比萨珊银币晚一个世纪左右，这是因为东罗马距离中国更加遥远，而且波斯人长期控制丝绸之路，只是在粟特商人取代波斯商人的优势地位之后，东罗马金币才较多地输入中国，北魏时东罗马三次遣使中国，有两次是与粟特、哒的使者同行。 由于文献中有中国西北地区使用金银钱的记载，学术界认为萨珊银币属于这种金银钱，在一段时间内曾作为货币流通，但东罗马金币是否曾作为流通的货币则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不少萨珊银币和东罗马金币被穿孔，或出土在相当于人体装饰品的位置，可知它们曾被当作宝玩之物。中国西北地区还发现将萨珊银币纳入死者口中的葬仪，是来自于西方，还是由中国汉晋时期流传下来，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北魏时期中国境内开始流行金银器皿，而且这些金银器皿多来自西方。现在发现的这个时期金银器皿也分为萨珊和东罗马两大系统，萨珊系统之中还包括粟特产品。至于具体到每一件器物的产地则在萨珊、东罗马、粟特之外还有巴克特利亚、哒或在中国仿制等观点。 萨珊系统金银器皿海兽纹八曲银长杯 北周李贤墓银壶与器腹图案展开图 东罗马系统大同出土的鎏金高足铜杯 大同南郊北魏墓出土鎏金银碗 二、玻璃器罗马玻璃的主要特点是多采用型压、有模或无模吹制成型技术，底部多有加工遗留的疤痕，重要发现有东晋早期南京象山7号墓的磨花筒形杯、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的刻纹玻璃杯、北票北燕冯素弗墓鸭形器及碗、侈口直筒形凹底杯、钵和残器座、河北景县封氏墓群中的祖氏墓和封魔奴墓的玻璃碗 北燕冯素弗墓鸭形器大同南郊M107玻璃碗南京象山7号墓玻璃杯 在有关考古材料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有二：其一，朝阳北燕冯素弗墓中出土了好几件玻璃器物，为十六国时期所仅见。这些玻璃器物大概经过草原丝绸之路输入北燕，因为北魏控制了经过中原的丝路。其二，通常认为南方地区的玻璃器多由海路传入，但南京象山7号墓、南大北园东晋墓、南京北郊东晋墓等好几座东晋早期墓中都出土罗马玻璃器，它们由西晋亡人从北方携至南方的可能性需要考虑 杂器杂器中的嵌宝石戒指发现了若干枚，文化内涵很丰富。东晋早期的南京象山7号墓年代最早，出土的一枚嵌金刚石金戒指，其指环和戒台为一体打造而成，戒台为斗状，台面中间镶嵌直径约1毫米的金刚石一颗，作八面形，尖端朝外。 北齐徐显秀墓镶蓝宝石戒指固原北周李贤墓金镶宝石戒指 二、中国仿制品源自于西方的步摇冠，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发展出中原汉地和北方三燕地区两个系统。中原汉地系统的时代早而且与大月氏本土步摇冠的差异大，北方三燕系统的时代晚而较接近大月氏本土样式。中原汉地发现了若干金珰与步摇构件共出的墓例，北方三燕系统步摇花树下方的五边形金饰牌形状与金珰很接近，冯素弗墓出土步摇冠中，蝉纹金珰被认为附于额头正中，显示了两个步摇系统之间的内在关系。 蹀躞带鞢带也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在中原汉地出现，以后越来越流行。一具完整的鞢带由带扣、尾和两者之间的若干件带銙组成，带銙有悬挂蹄形环、悬挂心形环、悬挂方形牌等不同形式。 北朝晚期鞢带的形式基本统一，而且在高级官员墓葬中反复出现，可能鞢带已经成为朝服的组成部分。 透雕铜饰近圆形的透雕铜饰见于固原雷祖庙墓、大同湖东一号墓、大同下深井M1，图案常为二龙首尾相接成环形，中间或站或坐一童子状人物。被移于铺首之上，如雷祖庙墓即出有一件，铺首的形态因此与两汉大异其趣。大同湖东一号墓鎏金铜铺首的上部为一忍冬叶，同墓还出土一件莲花化生的铜饰件。 这些饰件多是棺外的装饰品，有的图案主题似与佛教有一定关系，多数则不然。与近圆形透雕铜饰构图类似的金饰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干金丘墓中多有出土，图案内容与大月氏当地文化有直接关系，这类装饰品是北魏平城时代出现的新事物，它与云冈石窟中的许多题材一样，是北魏时期受到以大月氏为主的西方文化直接影响的产物。 国产玻璃器大同七里村M6出土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玻璃钵，还有仿造玻璃器的釉陶尊。七里村M20出土的玻璃瓶也不类外来器，而与汉式陶罐相似瓶壁厚仅2毫米，器表晶莹光滑，虽然还有一些气泡，但工艺水准已经很高，堪称玻璃器中的精品。 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M16出土一件玻璃细颈壶，造型与鲜卑陶细颈壶完全一致，肩部还有两道弦纹，但是整个器物呈淡蓝色半透明状，器表粗糙，多气泡。同墓还出土玻璃泡钉，也为淡蓝色半透明状，凹面以白色画出七瓣花。该墓出土玻璃器的质量不如七里村墓，说明北魏平城地区的玻璃工艺水平还不稳定。 与玻璃器相似的还有金银器工艺。随着西方金银器的输入，金银器制造技术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耳杯是典型的中国器物，大同封和突墓银耳杯足底边有联珠纹，两耳边缘有双排的联珠纹，中国传统造型和外来图案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对西方输入的器物，中国工匠也试图加以改造，大同南郊遗址中出土八曲银长杯的底部有一花瓣形铜圈足，应是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后加上的。 和阗马钱和田发现的汉佉二体钱又称和田马钱，是于田与中亚地区，特别是与印度河上游地区密切交往的见证。钱币模仿贵霜钱币打压制成，正面为马纹，周围是佉qu卢文，背面为一符号，周围是汉文“四铢”等字。这种汉佉二体钱的制造和流行，当在公元73年班超到于田以后，使用的年代下限在公元3世纪末佉卢文不复通行之前。和田还发现不少类似的小铜钱，重量合大钱的1/4，一面有汉文“六铢钱”，一面为马纹或骆驼纹，与汉佉二体钱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