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福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备战运动的互动关系

浅析福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备战运动的互动关系

　　浅析福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备战运动的互动关系论文关键词:社教　备战;互动　抓运动促生产论文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在执政实践中却承袭了战争年代的领导方式和社会动员方式，民主法制建设由向健全起步日渐走向毁损，错误形成“抓运动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备战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其实践中一环，两者互相交织，彼此促进，日益“左”倾，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四清”的论著，但对备战运动与“四清”的关系，备战运动、“四清”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关注甚少，本文以档案资料为主要依据，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以下基本观点:1960年代初的福建备战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下称社教)是中共中央“抓运动促生产”社会发展模式的又一次实践，这两者在福建互相交织，彼此促进，非但没有缓解“大跃进”运动以来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反而使之复杂化和深刻化，并在实践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预演。一、福建社教与备战运动的共同缘起\n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实现了从一个革命的、局部执政的政党，向全国范围执政的政党的转变。然而，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转变、执政方略及其运行体制机制的确立，却需要一个艰难而复杂的探索过程。建国后，如何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道路，如何选择适合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以怎样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来保障其实施，如何转变自己的工作方式，有效动员和组织社会各个阶层积极投身新社会的建设?等等，都是中国共产党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中共决策层根据中国的实际曾经设想，先搞一个阶段的新民主主义，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成分，等条件成熟以后，再顺利地向社会主义过渡。\n历史却告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理论的不成熟、国际环境的制约、赶超型社会发展战略的选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提前终结了新民主主义，于1956年便进人了社会主义社会，原定的从1953年起用巧年或更长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整个过程过快、过急、过粗，以致遗留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不适当地夸大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制约性，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标志主要归结为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过早地否定了其他经济成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严重地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与此相适应，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管得过多过死，严重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过高估计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作用，强调“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去挫折它”，误人了把群众运动和政治工作，而不是生产力当作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促进所有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动力的岐途。应该说，“在战争环境里，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完成一些重大任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常常是很有成效的。”同时，群众运动固有的非理性、无序性和不可完全控制性等特点又决定其利于破坏“旧世界”，却不适于建设新社会。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对之是驾轻就熟，习以为常。“建国初期，广泛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变革，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当中共高层内对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存在不同看法时，毛泽东发动了反对“小脚女人”走路，即所谓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造成一种声势、一种压力，使得农业合作化运动很快出现了“高潮”。而这似乎又印证了群众运动和政治工作—\n在革命战争年代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在经济建设工作中依然行之有效，甚至立竿见影。这就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屡屡用群众运动来压服不同意见，为脱离实际的发展速度保驾护航开了先例，逐步形成“抓运动促生产”的社会发展模式。1957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在农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此次为了解决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遗留问题而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农民对合作社的各种意见，一律当作“资本主义思想”批判，反了右倾，迫使原来退社的人重新人了社，也逼着原来未人社的人人了社，同时也为随后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扫清了阻力。1958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重大的损失，逼着毛泽东不得不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准备进行反“左”，却由于彭德怀实事求是的进言而反右。为了维护“三面红旗”,1959年全国开展了以“两条道路斗争”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继续反右倾，对“三面红旗”的不同看法上纲上线，进行思想批判、组织处理，甚至肉体惩罚，无情打击。其结果非但无助于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严重滑坡的问题，反而为1960年的继续“跃进”和新一轮“浮夸风”鸣锣开道，把整个社会经济拖进灾难深渊。1960年上半年面对各地纷纷上报的灾情、大量的非正常死人情况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毛泽东却把它归咎于基层干部的“五风”，并习惯地以反“五风”\n为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和加紧东南沿海的备战作为对策，结果于事无补，直至1961年底，各地灾情继续恶化，毛泽东才被迫同意加大国民经济调整的力度，纠正“一平二调”，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然而，随着1962年底，国民经济开始逐步复苏，毛泽东又强调要进行一次以“四清”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值得思考的是，“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和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顺理成章，”阎闪随着中共成为执政党，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铺开，若能实行党政分开，不断加强自身民主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加强政府的经济发展功能、社会管理功能、社会保障功能、社会危机应对功能等，并逐步使之法制化，不断加强国家权力机构及其监督机构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国家立法和法制建设;同时，科学处理政党、政府和法的关系，一方面，把中共的人才不断输送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依法执政，提高执政效率;另一方面，依照法律程序把中共的执政理念上升为法律，通过带头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以良好的示范效应带动整个社会知法守法，就可能逐步纠正“抓运动促生产”社会发展模式，使社会和经济发展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相反，“\n建国之后，战争年代的这些传统(高度集权和党政不分—引者注)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反右派，封住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嘴;反右倾，封住了党内坚持正确意见同志的嘴。”上述必要的制度和机制建设却由向健全起步转向日渐弱化，逐步形成执政党中央高度集权制和家长制，进而出现中国共产党组织国家机关化，党政不分被当作党领导国家的正确方式，在认识上和实践中得到普遍的肯定，原先的监督机关和民主党派未能起到应有的约束和制衡作用。至此，“抓运动促生产”既是社会发展模式，又是社会整合方式，由于没有相应的纠错机制作保障，产生了强大的惯性，把“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引进“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灾难。社教与备战运动成了其间的转换器。二、福建社教与备战运动互相交织，互相推动，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一)备战运动中敌情观念不断强化，唯成分论盛行，从实践上推动社教日益“左”倾1961年1月底，蒋介石扬言，“当前大陆的虚弱形势是国民党实施‘反攻’的最佳时刻，将不会顾及美国的反对，单方面对大陆采取行动。为此，台湾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一是成立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二是下达“征兵动员令”\n，并要求原定退伍的现役军人无限期延长服役时间，同时集结各种船只、车辆，纳人“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三是设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1961年起的14个月内收取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四是成立“战地政务局”，准备在沿海登陆后建立伪政权机构;五是在美军参与下不断进行进攻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另一方面，加大了对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沿海地区的小股袭扰、“抓一把就走”(到沿海抓渔船、渔民，了解大陆的情报一引者)、政治“攻心”的力度和强度，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作试探性准备。至1962年5月，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毕。tit蒋介石宣布，1962年是国民党“反攻大陆”决定胜负的一年，生死存亡的一年，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最后决战的一年。冈与此同时，美国不间断地派出军舰、战斗机、无人驾驶侦察机在中国领海、领空进行武力恫吓、收集情报等军事活动。从1958年9月至1966年4月，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严重警告和抗议，不时侵人中国领海、领空，其中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军舰累计443艘，361次，侵犯中国领空的美国飞机累计487架，314次。这就加剧了台海的紧张局势。\n5月底，针对国民党不断加剧的挑衅行为，中共中央下令向福建地区迅速增派军队。6月3日，福建军民投人紧急战备工作，福建省委要求各地加强和建立支前机构。6月4日，南京军区司令部指令，对民兵干部和基干民兵要进行政治审查，“凡不宜当干部和掌握武器者，应坚决予以调整，务使武器掌握在绝对可靠人员手中，”“严格监管四类分子”。5至16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叶飞作了关于备战的动员报告，指出，由于这几年我们工作中有许多错误、缺点，蒋介石才敢来进攻，福建的工作部署应“以战备为中心，支援前线第一，生产第一。”要整顿民兵组织，把100万基干民兵掌握在各级党委手里，同时要严格监管可能成为国民党登陆后的社会基础的地富反坏分子及其家属20万人，预防他们和国民党当局遥相呼应，搞破坏活动。根据省委的指示，福建进人紧急战备时期。各级党委实际上把战备搞成了备战运动，对此前历次运动评定的四类分子严加监督，预防他们的破坏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大搞唯成分论，从民兵队伍中整出一些四类分子。这些人在随后开展的社教中受到了清洗。各级党委贯彻了“全民皆兵”方针，整顿民兵工作，将任务落实到社、队，选配了干部，确定了编制，沿海地区加强了军民联防和支前工作，内陆重点地区如武夷山、大田、德化、永春、周宁、松政、屏南及闽粤赣边界，都加强了反空降、防暴乱的部署，城市加强了防空警备工作。\n6月24日，福建省委和省军区党委下发了《关于建立武装基干民兵团、营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加强民兵工作列人党的议事日程，农村人民公社设立武装部，支部设立武装委员，加强民兵组织尤其是对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的领导。经过两个多月的紧急备战，全省整理编组了1503个武装基干民兵连，共27.4万多人;组织了担架、运输、抢修和海上救护等战勤队伍26.6万多人。福建军区党委认为，这些民兵经过训练，基本上达到“召之能来，来之能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