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心得）之城市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地理（心得）之城市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地理论文之城市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 地理论文之城市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 地理论文之城市化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 内容摘要围绕大中城市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在全国建设起几大城市聚合群体或网络圈，最终在全国几大区域里形成若干个大中小城市协调配套的城市网络体系。　　以京津两大城市为中心，形成华北城市网络群体；以上海为中心，形成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以香港、深圳、澳门、广州为核心，发展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还有，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网络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网络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网络群，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平原城市网络带，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网络群等。另外，在鲁、湘、皖、赣、云、贵、甘、新等省区，应着力培育大城市和中心城市。　　无论是在近期还是长期解决“三农”问题，核心都是要将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领域向外转移，而城市化又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目前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思路不但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相矛盾，也与我国的资源供给状况相冲突。因此，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需要有新思路。　　孤立发展小城镇得不偿失　　现阶段，我国城市化政策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适度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近几年，针对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现实，国家又将小城镇作为我国城市化建设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次，上升到宏观高度，提出了“小城镇，大战略”的发展思路　　按照目前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的主要依据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还没有从根本上被破除，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尚面临着许多体制障碍，而消除这些障碍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过程。尤其是现有大城市数量不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落后，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在这种条件下，让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容易导致“城市病”。“城市病”在印度、孟加拉国的教训尤为突出，我国不能重蹈覆辙。　　此外，发展大中城市投资成本高，每增加一个市民至少需要1万元投入，这对中国来说从财力、物力上是难以承受的。同大中城市相比，发展小城镇有四个明显优势：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小城镇建设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因势利导发展小城镇有一定基础；二是小城镇介于大中城市和乡村之间，在城乡的技术、信息、人才及其他生产要素流动方面可以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三是由于地缘关系，农民进入小城镇比进入大中城市心理成本低；四是小城镇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二、三产业相对集中发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但是，多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孤立地发展小城镇就会带来许多问题。第一是小城镇建设需要占用的土地资源要比发展大中城市多得多。据测算，小城镇人均用地需要450～550平方米，而大中城市人均用地为60～100平方米，特大城市甚至低于60平方米。如果单纯地发展小城镇，与我国国情严重不符，必将加剧人与土地、水等稀缺资源的矛盾，动摇农业的发展基础地位。第二是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差，导致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耗费的资金按人头计算明显偏高。根据有关资料分析，在当前特定的条件下，我国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小越好，从总规模收益和外部成本进行定量分析，规模过小的城市，规模收益低，政府负担的外部成本高，经济效益差；人口在10～100万人规模区间，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100～400万人规模区间为城市净规模收益最大。第三是由于小城镇城市功能残缺，企业进城的成本较高，往往造成非农业企业不愿也不敢进城。结果是当小城镇建设起来后，因缺乏支撑城镇经济发展的支持产业，外来劳动力和人口难以进城立足，最后使小城镇成了“空城”。第四是在小城镇缺乏支撑产业的条件下，一方面一部分进城农民会出现“两栖化”倾向，即有一段时间在城镇，另一段时间又在农村，农民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离农；另一方面由于进城农民找不到稳定的职业，一部分人便会利用城镇建筑物保留的空间养猪、养兔、养鸡鸭，甚至种瓜、种果、种菜。如此一来，城镇又出现了“农村病”‎ ‎。　　以小城镇为主导不符合国情　　走以发展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道路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后的城市化应该走以大中城市带动小城镇发展的城市网络群的道路。基本构想是：围绕大中城市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在全国建设起几大城市聚合群体或网络圈。即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中心，周边建设形成若干个中等城市，围绕中等城市聚集和建设起一批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最终在全国几大区域里形成若干个大中小城市协调配套的城市网络体系。　　这些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必然会引起各个网络圈中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膨胀。这样一来，就会在全国培育起多个经济增长极，通过这些增长极可以扩张非农产业的发展规模，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带动农业的发展。　　例如，以京津两大城市为中心，并以秦皇岛、唐山、石家庄、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城市为主要依托，发展众多卫星城和农村小城镇，形成华北城市网络群体；以上海为中心，形成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等城市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建设和发展一批能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的卫星城和农村小集镇，把其培育成华东乃至全国的经济增长密集区和消费增长密集区；以香港、深圳、澳门、广州为核心，发展包括珠海、中山、南海、佛山、东莞、惠州和清远等城市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　　还有，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网络群，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城市网络群，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城市网络群，还有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平原城市网络带；以成都市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网络群等。另外，在鲁、湘、皖、赣、云、贵、甘、新等省区，应着力培育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以此为核心发展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群体。　　实际上，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目前正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长江三角洲城市网络群体系。这个网络群之所以能够迅速形成，主要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里，上海以及周围大中城市的快速扩张和各个城市功能的不断增强，拉动了周边地区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的发展。　　现在，大长江三角洲的农民和乡镇企业正在从过去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转向“离土也离乡”“进厂也进城”的发展道路。从1991年到2000年，这个地区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等省市城市人口由3013.9万人增长到4726.6万人，农村人口由9372.1万人减少到9062.4万人。相反，这一时期全国乡村人口却从90525万人上升到92819万人，增加了2294.6万人。　　在形成全国若干个城市群体网络圈过程中，首先要注意优先发展大中城市，通过加强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城市公共品的供给，不断增强大中城市的承载功能和辐射功能，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周围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的带动作用。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并不是不要发展小城镇，而且要依托大中城市发展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凭借大中城市的辐射力和对小城镇的衔接带动功能，将他们建设成为农业、农村经济的增长中心。    　　这些中心即是乡村工业集中发展的载体，又是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中心和向大中城市输送农产品的集散地，最终能为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业收入提供有利的机会。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可借助大中城市辐射延伸的公共基础设施来规划和发展本身。　　例如，在城市郊区兴办“工业小区”吸引乡村企业和其他企业进驻，让企业和农民进区造“市”‎ ‎；利用大中城市周边传统的商品市场，建立商业型小城镇；对历史上大中城市周围形成的老城镇，进行改造和建设，开辟和扩展生活空间，吸引农民进城。另外，针对大中城市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在一定市场半径内，建造休闲、旅游度假小区，以小区为依据吸引农民入区，兴办各种服务业，最终将其建成新型小城镇。围绕上述选择，我们应该积极调整目前的城市化战略和发展政策，按照新的城市化道路重新规划和布局城市，将资本、技术、土地和水等资源科学地配置到结构转换和城市化进程之中，以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