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按：本文所说的“海外中国学”特指海外中国学中的中国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则主要是指中国大陆学者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个别情况下，涉及海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内容提要：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中国历史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的重要表现形态，海外中国学则是海外的中国研究潮流，它们对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中国历史学的革命性变化产生了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指导解读历史现象的“指南”和融汇各种研究方法的“太极”，也是研究具体历史现象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及其研究成果；海外中国学既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发生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现象，也是这种学术现象所由发生的各种理论、方法与范例。二者本不在同一层面，却因同时需要“实证”及“解读”历史现象而存在诸多共同点，最终因中国研究而融入中国历史学。三、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完全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某些流派及范式视为海外中国学的主导潮流及范式并试图将其奉为判断学术价值的基本标准，都是片面的。四、中国历史学与中国历史一样，有其自身的特点，学术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却不能和中国“脱轨”。五、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如下三个动向：拓宽视野，开辟新的领域；博采众长，创建新的学科；强行突破，在传统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在这个过程，国学为体、马学为基、西学为用的基本格局也逐渐明朗。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海外中国学中国历史学三十年来，中国历史学和中国经济社会一样，发生了深刻的乃至革命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我认为是在三大因素的推动下发生的。首先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这个因素可以说是三十年来两岸三地的中国历史学及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最伟大和最根本的动力。其次，则是海外中国学的强劲影响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再认识再实践。本文试图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海外中国学及中国历史学三者的关系进行探讨，并..\n.提出初步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写作过程也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的认识、理解，以及它们与中国历史学关系的思考过程。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在这个“自己弄清问题”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梁启超“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豁达与坦诚。今日的这些认识或许明日为我自己所“攻”，乃至今日就为友人所“攻”，这其实也是一个认识提升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将是持续的甚至充满矛盾的。我在《历史研究方法论二题》(《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史有定论”与“史无定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指出：“时间的推移、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出现、新的文献被发现、新的遗迹被发掘、历史研究者自身认识的变化，都将对历史研究产生影响，都可能推动历史学家发现过去没有发现或没有重视的问题，都有可能改变或推翻前人或自己的结论。所以，任何已有的‘定论’都有可能被修正乃至被颠覆。”本文提出的种种认识，理所当然属“史无定论”的范畴。一、两个概念、几种误解在问题展开之时，有必要对本文讨论的对象，即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这两个概念进行一些说明。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说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容易产生或者说已经产生两个误解。第一个误解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应该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中所产生。但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观点、结论，以及在研究具体历史现象中所形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时也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自身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的认识以及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经验和结论相结合而总结出来的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在这些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得出的研究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是认识并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前者的特点是“向后看”，虽然应该尽可能地展望未来，但它在本质上是讨论过去；后者的特点却是“向前看”，虽然也是以过去为出发点，但它在本质上却是讨论未来。前者固然包含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但更是具体的研究过程及其成果；后者当然也需要有具体的研究成果为载体，但更是由这些成果抽象出来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这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前者受后者的指导，但仍然具有也应该具有相对的学科独立性，否则，它将丧失学科存在的学理上的依据，..\n.同时，也将使它缺乏与其他历史学派特别是海外中国学对话的前提并在竞争中处于表面上的优势而实质上的劣势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为依托，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历史学流派及社会科学各学科所不具备的深厚的体系优势。但另一方面，它虽然也研究历史发展的一般性进程，而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个进程中的具体环节、具体片断，这就又决定了它和其他历史学派有诸多的共通之处，也同样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由于各种主观的或客观的原因发生失误或缺憾，也同样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需要进行不断的修正。正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源地和奠基地之一的前苏联的科学院通讯院院士康坦丁诺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历史学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不是研究一定的民族的生动具体的历史，而是确定一般规律，那末它就不再执行自己的主要任务。”因为历史学即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虽然也要“研究一般规律”，但那不是它的“主要任务”，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研究“人类社会”及“一切民族的生活、历史和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历史学的任务则是研究“生动具体的历史”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3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这其实是在澄清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间的关系。而当日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忽略的问题也为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忽略。一些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习惯了用唯物史观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之后，本能地将其视为“正宗功夫”乃至“独门功夫”，这本无可厚非。因为历史学的基本特征决定它的本质是实证的、唯物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而唯心史观是没有出路的。但问题是，如果在不经意间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因而习惯于用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已经存在的或正在形成的其他理论和方法，将对自己研究成果的挑战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那就将阻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再实践、再认识。导致这种观念的形成，也是因为误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乃至将自己具体的研究成果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将学术研究等同于意识形态，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化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没有任何不尊重的意思。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当一种理论或方法被一位学者运用得炉火纯青时，其他的理论和方法也本能地受到排斥，何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八十年代中期，时兴控制论、系统论等。一次见谷霁光先生，闲谈之际，谷老突然发问：“你对系统论有何看法？”我当时正在读金观涛、包遵信等人的文章和著作，答道：“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的片面性。”谷老断然说：“别信哪一套，我就不理睬。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吃了一惊，一种新的理论和方法，怎么能够“不理睬”？但这正是谷老的性格。而他以及和他同辈的那一代既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因受唯物史观影响并最终信奉唯物史观的学者，多具有坦荡的胸怀，只是因为受时代的影响，他们也有他们的局限。第二个误解是，将20世纪中后期..\n.中国大陆的历史学概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毋庸讳言，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国家事务和意识形态中的至高无上地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大陆处于独尊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得人们一说到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历史学，便归之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正如邓广铭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人们动辄将宋代的学术归之为“理学”，其实不然。在理学没有形成独尊地位之前，宋代的学术是多样性的；即便理学独尊，也有不少学者并不是理学家而是自有“家法”。所以邓广铭先生提出，将宋代学术统称理学是不妥的，应该称之为“宋学”。邓广铭：《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当然，在一股学术思潮汹涌而来之时，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不受影响。无论是拥护、支持还是反对，抑或不理不睬，却不可能不闻不问，所谓“风尚所致，贤者不免”。这种情形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及近代新学的种种表现形式，特别是二十世纪初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当今海外中国学各种流派的发生，也正是受西方社会科学各种学说的影响乃至正是这些影响的结果。任何一个主流学派的出现，一定有它特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命题，而理论与方法又大多通过命题表现出来。如朱熹理学的“格物致知”，王阳明心学的“良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著名的命题，则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及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八十年代的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等，也可作如是观。在这些命题的引导和推动下，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在探讨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及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其代表作主要是一批通史著作，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分别主编的《中国通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许滌新和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以及有关“五朵金花”的各项成果等等。正是这些著作和成果，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所“知道”的中国历史，同时也为海外中国学的学者全面认识中国历史、编撰中国历史著作提供了权威读本和研究参照。在费正清主编的多卷本《剑桥中国史》及其他海外中国学者的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成果的影响。尽管从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成果的种种不足。但我也总是希望能够集中一段时间对《剑桥中国明代史》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但与此同时，还有一批学者在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同时，仍然继承传统的史料学的方法、考证学的方法，或者运用西方传入的实证方法，对中国历史进行解读和研究，同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著名者如谷霁光的《府兵制度考释》、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论丛》、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等，以及他们晚一辈学者的著作如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田余庆的《东晋门阀制度》等，虽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n.运用了唯物史观，但他们的成果很难完全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来进行定位。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感悟和领会，这些学者之间也各有不同。由于较早涉及经济史，所以谷霁光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更为主动并成效更为为明显，笔者在《谷霁光教授的学术经历与学术个性》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张国刚教授《陈寅恪、唐长孺、胡如雷与20世纪中国学术史》则就唐长孺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接触作了很好的评述。至于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则是用自己毕生的人性感悟，铨释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的荣辱历程。这就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可以概括的。即以笔者而论，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前期发表的作品，大抵上都自认为是史料学、考据学或者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正如上文所说，在马克思主义如此强大的影响下，不可能不在历史观上受其影响。说来奇怪，尽管年轻时读了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但在涉足历史领域的前十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大陆处于独尊地位时，却对它并没有太多的领会。而最近的二十年，在经受海外各种学说特别是海外中国学强大影响的过程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反而自认为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感悟，竟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是自己的“本门功夫”了。但又必须承认，在我和同辈的历史学者身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其他的功夫，包括中国传统的史料学的功夫、考据学的功夫，实证研究功夫、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各门类及海外中国学的各种功夫，特别是自身阅历所带来的对中国历史的体验和感悟。其实，即使是自认为或者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者，只要真正有所成就，他们也一定谙熟其他各门功夫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功夫。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的那样，他们的学说是行动指南而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可能为学者提供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也可以对一些研究领域提供具体的研究方法，却不能指望它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的具体手段。所以，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大陆历史学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乃是一个误解。只有澄清了上述误解，至少是对上述误解有所认识，真正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视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学派，尽管在当今中国是最基本和最带有普遍意义但又不是唯一的、高高在上的、以为可以包打天下的学派时，才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及其他历史学派的关系、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便于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自身发展问题。关于海外中国学。由于传播渠道和学术背景的关系，对海外中国学也存在着种种误解，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将海外中国学中的某些学术流派、某些研究成果..\n.或研究范式视为海外中国学的主体成果和主流范式，乃至将其奉为学术价值的基本判断标准。海外中国学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样，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早期西方旅行者及传教士的回忆与报告，可以说是海外中国学的发端，如《马可·波罗行记》、《中华大帝国史》、《利玛窦中国札记》，以及英国使节马嘎尔尼报告等皆是。而斯坦因、韦伯等人关于中国的著作，则开创了欧洲汉学，它们是海外中国学形成的重要基石。日本东京学派及美国哈佛东亚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无疑开创了日本、美国的中国学。时至今日，海外中国学正在形成庞大的学术体系和壮观的学术潮流，举凡海外有关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城乡社会、民间习俗、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等等，皆可以归之为海外中国学。而且，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中国学也将成为国际显学，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学术的本体”。严绍璗：《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反思》，《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2期。在这个学术潮流或学术本体中，存在着多种学术流派，产生出多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即以近五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的历史研究为例，何平教授即指出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若干变迁：“从二战后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解释框架的中国历史研究，到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再到70年代以来的‘新汉学’和近两年来的后现代主义诠释。”何平：《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史学月刊》2005年第8期。杨念群教授则认为，这些“范式”的变迁至少具有两重意义：“首先，每一个核心概念的提出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进而形成新的研究和切入问题的起点，同时又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其二，是每一个核心中层概念的提出都开拓了新的史料来源。”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其说甚是。但海外中国学“研究范式”的变化其实又是美国中国学，严格地说是美国中国学中的历史学研究的学术递进过程，一方面，这个递进过程反映着国外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也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者自身对中国历史的认识过程。研究范式的变化，可以不断将研究引向深入，同时也可以反观过去研究的一些问题，所谓的“学术前沿”即因此不断产生，但丝毫不意味后者对前者的否认。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根据满铁当年的调查资料，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状况进行了很好的研究，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其《绪言》进行理论梳理时，却煞有介事地宣告：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基层市场共同体”的结论，“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第22-2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施坚雅对于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研究的贡献毋庸讳言，且不说人类学家是否真像黄宗智所说的“只着眼于小社团”..\n.，但说施坚雅“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却显然言过其实。施坚雅本人也未必好意思接受这一结论，在他的著作中似乎也没有将人类学家们视为“对手”。黄宗智此说的目的，固然是在推崇施坚雅，却也是在为确立自己“范式”的地位而张目。果然，若干年后我们看到了黄宗智主编的关于“范式”研究的论文集，其中收了黄宗智自己的三篇文章。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国内一些学者或者因为不明就里，或者因为自己的路数与黄宗智相近，于是拥护起黄宗智，学习起黄宗智，以黄宗智的范式为一般范式。在对待柯文等人时也有类似的现象。再如一说到“后现代”，不少国内学者即概括为“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这倒真是后现代学者所标榜的目标。自下而上的史学是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革命，这种革命对于过去的帝王将相研究是一种反动，是一场革命。但被称为后现代主义“最为著名”代表作的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从中却根本看不出所谓的“自下而上”历史观，更多地却是显示“自上而下”的历史观。据称，何伟亚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而赵世瑜更认为：“后现代史学只是在历史哲学的意义上是成立的，它几乎不能产生具体的历史作品，因此不具备实践性。”详见《历史研究》编辑部、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理论与方法：中国历史学三十年》(会议论文集，打印稿)。或许正是针对前些年出现的这种误解，所以赵世瑜教授才指出，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再到整合的历史观的研究范式的转化，才能反映出海外中国学真正思路历程。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陈淳教授也指出，出现在美国和英国的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新考古学”，因其自身的种种局限，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考古学回归。陈淳：《当代考古学》第7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海外中国学者尚且在研究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路数，我们有什么理由替别人抱残守缺？以当代中国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的作品为例，谁说自下而上的就一定是好东西、自上而下的就一定是坏东西？谁说研究底层的东西就一定是好东西、研究上层的就一定是坏东西？一些海外中国学学者的行文----翻译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往往喜欢危言耸听，动辄说“消灭”。但历史研究正像历史进程一样，一阵阵风吹草低，显现的是牛羊遍地、是由一个个实证研究所构成的整体历史。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正道。既然是整体史，它就包括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历史学家必须时时从不同的角度、从多维的视野观察问题。上层的中层的下层的、个体的群体的整体的，均在视野之中。中国历史学如此，海外中国学也如此。时下最享盛名的几位海外中国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品也正体现出这样的整体性观照。而被国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所推崇的剑桥中国史的各卷，其主要内容恰恰是政治史而非经济史或社会史、是研究上层而非下层。当然，同样不能因此而认为..\n.政治史研究或上层研究能够代表海外中国学的全部内容，它仍然只能反映海外中国学的一个侧面。虽然一些海外学者和国内学者认为美国中国学或者说美国的新汉学是在反传统汉学的过程中诞生的，虽然所谓“冲击—反应”及类似“范式”受到后来一些学者的批评，但费正清的成果、列文森的成果仍然是一块块的基石。而在中国，虽然“五朵金花”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乃至被一些新派学者嗤之以鼻，但不管承认不承认，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和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一样，其成果也早已成为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一块块基石。一些学者包括国内及海外中国学学者，推崇并试图将海外中国学的某些学派的某些研究范式树为标准范式，与这些学者用自己的学术喜好、学术背景或者说“文化语境”来铨释海外中国学并试图建立起中国学术的价值标准有关，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又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学者们或多或少都存在的“学术情结”，而这种情结又建立在对某种学术的认同和自信之上。在客观上，容易给一般的读者造成错觉，以为这就是海外中国学或者说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全貌，但如果多有一些这样的认同和自信，多一些学者来做类似的工作，对中国的历史学发展是有好处的，学派即因此而形成。一方面，学者在主观上是试图创建新的学派并迅速确立它的地位，于是产生出种种的偏激和不合理，但另一方面，却在客观上促进历史研究学派的出现及多元化。某些看似不合理的现象，又存在着种种的合理性。二、同源异流，和而不同相比而言，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讨论中最大的误解，是在一些学者的潜意识中，仍然将二者视为两个极端，以为非此即彼。或者将前者视为“正统”而将后者视为“异端”，或者将对前者的坚持视为“守旧”而将对后者的传播视为“创新”。乃至认为要维护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必须抵制来自海外中国学的影响，如同在意识形态中抵制“和平演变”一般；认为要引进海外中国学，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动挑战，也如同意识形态中的“全盘西化”一般。虽然没有公开交锋，但一些学者在文字与言论中的互相不买帐、各自念权经却是公开的事实。但更为基本的事实是，只要真正在从事学术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没有不受海外中国学影响的，也没有不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浸润..\n.的。而且，无论在中国国内或者在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就学术层面来说，不仅不应该存在相互间的对立和排斥，恰恰相反，却应该是相互间的影响和促进。它们可以因各自的文化语境和立场观点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学术流派，却有可能而且应该在吸收全人类的智慧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这一“客观”的平台上，达成共同的认识。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它的母体马克思主义一样，就其本质来说是革命的、开放的、包容的、发展的，它的形成及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地吸取一切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列宁公开宣称，十九世纪三个最先进国家的三种主要思潮，即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同法国一般革命学说相连的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列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本身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本质。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在大量吸收同时代各学科的先进成果。美国著名人类历史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刚问世，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关注，摩尔根的研究结论乃至研究方法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和解释古代社会的重要依据和手段。按：摩尔根《古代社会》1877年出版后不久，马克思便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问世。恩格斯在《家庭主、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中更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结果，全面解释“氏族”和“部落”两个概念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也采用当时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并推动中国社会史论战，因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此后“五朵金花”命题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这场讨论的延续和深入。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与西方学术界几乎隔绝，但仍然不排除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借鉴。以“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为例，就借鉴了西方关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成果，以及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在本质上，乃是西方中心论的结果。与此同时，海外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海外中国学研究者也在不断吸取各学科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先进理论和方法，采纳其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研究成果，并将其运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之中。魏斐德在其名著《洪业》的开篇引用了一条几乎所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人都似曾相识的一段话，用以解释清朝对中国统治的建立及满汉民族的融合过程：..\n.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至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魏斐德：《洪业》第1页，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魏斐德的这段话引自十九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阿列克斯·德·托克威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而中国大陆学者接受类似的观点，则来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1853-7-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没有这种适应，那末社会制度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而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中到处都可见到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1845-18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如此相似的观点，是马克思影响了托克威尔，还是马克思受到托克威尔的影响，或者是英雄所见略同？按托克威尔生于1805年，卒于1859年，其《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于1835年，下卷出版于1841年。托克威尔及其著作在当时的法国及欧洲大陆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生于1818年、恩格斯出生于1820年，他们对上述问题的阐述时间为1845至1853年之间。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学术思潮的了解程度，不可能对托克威尔及其学说没有认识。如果说影响，应该是托克威尔影响了马克思，或者说是马克思采用了托克威尔的观点。但是，中国学者大多只知道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却不知道本来出自托克威尔。可见，虽然信息来源不一，但先进的思想、真理的论断却可以从任何途径传播。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海外中国学共源性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当今世界，任何发明创造都有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海外中国学在这个平台上，在吸收全人类最先进的科学和理论的平台上，完全可以达到共识。其次，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及其母体马克思主义与海外其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学派当然也包括海外中国学的相互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在这一方面，西方某些学者的认识甚至超过一些中国学者。海外真正持科学态度的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包括中国学学者，对马克..\n.思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有着充分的敬意，并给予高度评价。他们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成果，当然，也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对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包括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行批评和修正。这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声誉，恰恰相反，却有利于它的发展。杰夫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宣告：“这些抽象……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总之，马克思从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一个西方历史学家能够如此评价马克思主义，评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应该说是十分客观和公正的。相反，如果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当前西方史学的新趋势、新理论、新方法漠然乃至排斥，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面临的新挑战如临大敌，岂不过于小气？为什么不能坦然接受挑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学习、改造并提升自己？马克思主义由于鲜明的阶级性及号召社会革命而长期被资本主义主流学术排斥，但苏联十月革命的巨大成功和1929-1931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全世界社会科学的主流思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更加巨大的场景、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放眼世界，近一个世纪以来，难以列举哪一种社会科学..\n.流派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那样：“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但是，巴勒克拉夫也认为：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十九世纪的思想体系(按：指马克思主义)，除一般推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用英国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不仅“对社会学的兴趣”已经“失去它原有的激励作用，而且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学词汇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囊括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现象”。这种说法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42-43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除一般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显然过于绝对化，理所当然不能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所接受。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所使用的一些用以解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概念，前苏联及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构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时所提出的命题和范畴，也确实难以概括今日的社会现象。时代在发展，理论以及理论体系下的一系列概念、范畴也要进行发展和修正。与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隔绝太久，有太多的新方法、新理论需要认识、需要学习、需要吸收、需要消化。这也是巴勒克拉夫所说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没有必要怀疑西方学者的这类言论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应该虚怀若谷，将其视为诤友的提醒和告诫。王学典教授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要对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进行研究。这是一件十分需要的事情。在社会急剧变革、经济时生动荡的今日，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确实需要进行学术史的清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有哪些代表性人物、有哪些代表性作品是需要总结和弘扬的？在马克思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中，哪些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哪些又是针对特殊情况的，还有哪些随着时代的推进应该予以扬弃或改进的？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关注、研究、吸收、运用海外中国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内涵，应是当务之急。..\n.客观地说，上世纪的前半叶，海外中国学的中心在日本。日本中国学的基本特征，是将中国传统考据学与西方实证主义相结合，并注入研究者自身的日本文化体验，从而构建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中国学。日本中国学的第一批学者，如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都受过严格的考据学训练，其“功夫”之深，不让于中国同辈学者，王国维、梁启超及晚一辈的郭沫若等人都从中受益不小。继起的和田清、宫崎市定等人更将中国学研究推进了一步，并对同时期的中国中国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陈寅恪所以能够在学术境界上超越王国维、梁启超，则是直接从实证主义的“原产地”德国而非“中转站”日本学习。二战之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政治上的全球化也促进了学术上的全球化。但是，尽管在国内某些海外中国学研究者所开列的美国中国学“谱系”中，费正清、列文森、魏斐德、孔飞力等人赫然在列，而美国中国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研究”，却是由萧公权、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等华人历史学家开创的。是他们将中国传统的史料学、考据学，与经由王国维、陈寅恪等人传递的实证主义，与美国的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相结合，并以自己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深刻感受，展开了卓有成效的“中国学”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美国的中国学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他们没有像柯文、黄宗智那样热衷于提出“范式”，所以没有被国内某些注重“范式”变迁研究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当前国内学者所特别关注的海外中国学的“范式”研究，类似于国内史学界的“史学史”或“史学理论”的某些研究，它对于国内学者认识并了解海外中国学的路数具有重要意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其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朱政惠：《近三十年来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状况与若干思考》，作者2007年1月13-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召开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但这些范式研究远远谈不上是整体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正如中国历史学的主体并不是由《史通》、《文史通义》构成，而是由《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明实录》、《清实录》、《日知录》、《读通鉴论》等及各地的省、府、县志所构成一样，海外中国学的主体也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范式”研究，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范例”。我在这里丝毫无意否认“范式”研究的意义，正如丝毫不否认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基本原理的研究和总结一样。只是想提出一个基本的事实：海外中国学也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样，其代表性作品不是“范式”而是“范例”。西方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各大主要流派的形成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试想，如果没有《资本论》以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德意志意识形态》及《法兰西内战》等，哪里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如果没有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哪里有年鉴派的影响？同样，如果没有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及其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没有列文森的..\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乃至没有孔飞力的《帝制晚清中国的叛乱及其敌人》及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华》，更毋论萧公权、何炳棣、瞿同祖、张仲礼、余英时、黄仁宇等海外华人中国学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又谈何海外中国学、谈何海外中国学的范式？根据吴原元博士提供的信息，当前海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或涉及到中国学的研究机构不下百家，不少研究机构有自己的研究刊物，每年都有一批著作和论文问世。这些成果包括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有国家层面的研究，有底层社会的研究，也有社会群体的研究，更有人物和事件的研究。以海外中国学关于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为例，张注洪教授在其《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与评析》张注洪：《国外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概况与评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对各国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点成果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列举。他认为，在前苏联和俄罗斯，五、六十年代，对当代中国的研究重点是中国的现状；七、八十年代，主要研究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并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关注；九十年代以来，研究重点在中俄关系史、邓小平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等。至于美国中国学，张注洪列举了他认为的主要成果：整体研究以《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即《剑桥中国史》的第14卷(1949—1965年)、第15卷(1966—1982年)为代表，它们“反映了国外对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外，还有麦克法夸尔的《中国政治的起源——毛邓时代》等。研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代表作有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代表作有麦克法夸尔主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研究改革开放时期的代表作有冷浩川的《邓小平中国的政策与发展》、唐兴的《我看中国》；研究中美关系的代表作有李小兵、李洪山的《中国与美国：一部新的冷战史》；人物研究的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诞辰100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齐慕石的《毛泽东中国的文化与宣传——邓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等。这个书单至少提供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张注洪个人的关注点，二是海外中国学当代中国研究的热点或重点。如果是前者，说明每个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关注点，没有必要将某些研究者的成果认为是对海外中国学的“全面”或“主体”推介；如果是后者，则说明海外中国学至少有大量的成果在关注中国的国家层面的问题。张注洪同时指出，在经历了上述研究之后，海外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开始出现了分时段、分地区、分专题研究的趋势。联系到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90年代，美国中国历史学由中央到地方、由上层到下层、由单个的人物到社会群体研究的历程，可以看出，..\n.从国家层面的研究转向社会层面乃至社会底层研究，其实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路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研究热点也发生了由政治史到了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转移，发生了由国家层面的研究向下层乃至底层研究的转移，这固然与海外中国学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受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同时也是自身学术递进的结果。从学术本身来说，傅衣凌教授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底层社会、对地域社会的研究，时至今日，区域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学派，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称之为“显学”。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一书的后记中，我说到了自己对明代国家权力研究的思路，就是中央、地方、基层，这是研究的正常道路。海外中国学是这样，正常发展的中国中国学也是这样。所以，这些年来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既是海外中国学的影响，更是中国历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也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特区”政策、“县域”经济等等有关。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认为国家问题的研究、上层问题的研究就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研究中国的任何问题、研究中国发生的任何“个案”，都离不开国家层面的观照，离不开宏观的视野，否则，只能是“干考古”。海外中国学的学者由于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其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与大陆学者确有不同。以被称为当代海外中国学代表作之一的孔飞力《叫魂》为例，新叙事史的方法被运用到极至，通过娓娓叙述一宗大陆学者并不十分关注的案子，揭示出清朝国家权力系统在处理社会问题时的习惯做法及种种问题。但毫无疑问是，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像孔飞力所说的那样，被这样一个“剪辫子”的案子弄得鸡犬不宁。可以说，孔飞力在充分展示其叙述天赋和思辨才华的同时，也充分展示出想像力。孔飞力般的“危言耸听”其实也是许多海外中国学者的通病。当然，这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许多在中国学者看来习以为常的事情，海外学者却是少见多怪。再如刘翠容等人通过“细致”的研究，认为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清朝的人均税收可能实际上是下降了，而不是增加了。但这对于中国学者乃至中国的历史系大学生来说，毫不新鲜，康熙五十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此后在册人口激剧增加，税田增长却极为缓慢，人均税收怎么可能增加？正是由于这种认识，国内学者不可能去进行如此“小儿科”的研究，海外学者却沾沾自喜，以为是重大发现。海外学者常常通过复杂的研究来说明一个类似的在中国学者看来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当然，这些研究也并不是说全然没有意义，其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些国人不经意的细节，而他们的新发现和新贡献也时时就在这少见多怪中产生。这倒是中国学者需要认真对待的。同样由于学术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关系，在许多有关中国基本状况的描述中，海外中国学学者也常常在不经意间犯常识性的错误。如根据康熙十二年《德清县志》及美国学者的成果，..\n.孔飞力说，在“故事开始前的百年间”即从清初开始，“这里的居民已经在从事着丝绸业”孔飞力：《叫魂》第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而实际上，德清县及其所在的湖州府以及嘉兴府、杭州府的某些地区，宋明时期已经是著名的丝绸之乡。再如将“削发”这一带有特定含义的概念与也是带有特定含义的“割辫”混淆使用，也容易使一般读者感到疑惑。(当然，或许这是译者而非著者的问题)或许有学者会说，这些都是小事一桩，看海外学者的要看其大节，看其方法，看其视野。但正是诸多“小事”的积累传播着错误知识。况且一些大陆青年学者习惯于跳跃基本史料的阅读、忽视本土学者的成果，喜欢直接从海外学者的著作中获取中国历史常识，所以才出现类似于从国外学者的著作中“知道”马祖是福建渔民的崇拜神的笑话。人为地拔高海外中国学学者的成就，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时髦，但海外中国学成果中的种种错误及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以一度被奉为经典的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为例，存在的问题几乎是带根本性的，李龙潜先生已有专文讨论。李龙潜：《也评黄仁宇著<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暨南史学》第六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刘利平博士则对黄仁宇认为明代户部“从来没有变成决策部门”，甚至认为户部只是“一个大型的会计管理部门而不是一个执行机构”的基本论点进行了有说服力的批评。刘利平：《明代户部从未变成决策部门吗》，未刊稿。海外中国学者的所有成果及其范式，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是有帮助的，但又都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认识。任何一种解释体系、任何一种研究范式，都有其自身的缺陷。这种缺陷，既有研究者主观上的局限，也有各个方面的客观局限。如“冲击----反应”没有重视内部的基本因素、中国为中心又忽视特定时期外因的作用、全球视野过于突出白银输入数量的增减对明末社会的影响，等等。再如施坚雅对中国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行会制度和地方保护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它妨碍商品的自由流通，故而难以演化出西方那样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也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中，就已经有学者指出了这一问题。但这些研究其实又都是以西方为中心，是以西方的道路来规划中国的道路，凡是西方发生而中国没有发生或者发生不充分的，就必然受到指责，却忽略了各国的发展道路最终是由自身的历史经济状况制约的。在正确认识海外中国学的贡献与局限方面，严绍璗教授《对海外中国学的反思》一文以日本中国学为例，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他认为，要全面了解日本中国学，需要在“文化语境观念”、“文化史观念”和“文本的原典性观念”三个方面加以关注。并以“文化语境”为例指出：“日本中国学”首先是“日本近代文化”构成中的一个层面，..\n.是日本在近代国民国家形成和发展中构筑起的“国民文化”的一种表述形态，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类型。同时，由于日本学者多受欧美文化的影响，用欧美价值观解释中国历史，所以又是欧洲文化或美洲文化变异的结果。因此，海外中国学的不同国别、不同流派，有着不同的解释体系。从海外学者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中，看到的不应该仅仅是中国历史，更是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虽然随着海外学者阅读中国“原典”能力的增强，解读也越来越“中国化”，但上述基本点是不会改变的。无法指望海外中国学学者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来铨释中国历史，正如中国中国学者也有各自不同的立场、观点、角度一样。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真正的“科学研究”，研究者都在尽可能地克服主观性，其方法往往是相通的。以近年来影响较大的西方史学新潮流的几个现象为例，注重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的结合、注重社会底层的活动、注重长时段历史发展的动向、注重自然环境和物质基础的意义和影响、注重人在适应环境中的积极因素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都十分重视。在历史研究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西方重要的历史学派有着比较接近的立场。由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康斯坦丁诺夫教授主编、以“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名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康斯坦丁诺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译室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著作编译局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可以说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经典教材按：直至1983年，由王正萍主编、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名义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其体例结构也是依照该书。，它是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内容进行概括的：“人民的劳动，国家的经济生活、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政治制度的历史，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精神文化史及反映阶级斗争的思想斗争。”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无疑是年鉴派也是西方历史学的代表作，它是以这样的顺序展开研究的：“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在这种静止的历史之上，显现出一种有别于它的、节奏缓慢的历史，……社会史，亦即群体和集团史(按：包括经济、国家、社会、文明及其在战争中的关系和作用)”；“传统历史的部分，……它不是人类规模的历史，而是个人规模的历史，是……事件史……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危险的历史”。布罗代尔：《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二者之间如此的相近，不能不再次归结到历史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即实证的、唯物的，历史研究必须从材料出发，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持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在历史研究中是没有出路的。..\n.在这里，不能不再次说到“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以关心受到压迫的、卑微的社会阶层和非主流文化现象而著称。正是因为这样，“自下而上”的历史观被认为是“后现代”的基本特征。但这恰恰不是后现代主义学者的首创，甚至也不是影响后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学者的首创。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认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的主要影响之一，就是注重对社会和经济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就是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特别是对被压迫阶级、对人民群众的研究。和海外中国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其实也有多个流派，中国的、前苏联的、东欧的、西欧的、北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就在大力倡导“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并对后现代主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更在“农民战争”的命题推动下，对各个时期中国农民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及普遍要求进行了深入研究。而且，正如王晴佳所说：如果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对现代社会的一种批判和反省，那么这种批判、反省远在20世纪到来以前就已经出现。马克思主义便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直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中将会产生的困境及其衰亡。虽然这一预测得到了不少人的修正，而且就整个思维方式来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现代主义的，因为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但强调历史的一线发展，而且也认为西方是现代历史的主导力量。但可贵的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西方的这一历史的领导作用，有其时间的限制，将会在以后为另一种力量所取代。这一看法，对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很多启发。实际上，不少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eric JalTleson)和哈维(David Harvey)。王晴佳：《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史学的前景》，《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借用王晴佳的论点，也丝毫不意味着否认海外中国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在关注下层民众的贡献。只是想再次说明，海外中国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共源性。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海外中国学与中国历史学根据我的理解，海外中国学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发生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潮流、学术现象，以及研究范例。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巨大优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可以是解读历史现象的“指南”和融汇各种研究方法的“太极”。故二者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时又是用以研究具体历史现象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需要..\n.不断推出具体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研究范例。在这个层面上二者又处于同等的地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中国化的海外中国学，其实都是中国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定表现形态。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注入，这种注入有时是通过内部的革命而完成，有时则是通过外部的冲击而发生。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多种形态。以传统中国历史学为例，有形式上的演进，编年体、纪传体，通史、断代史，专题史、专门史，等等，只有先后出现却没递进更没有取代的关系。而学术思潮的演进，如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也影响着历史学形态上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是递进但实际上却是融通。近代则更多表现在海外社会科学各种理论的中国化，如进化论、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及海外中国学的各种流派，于是产生了进化论历史学、实证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及正在发生的中国历史学的种种现象。每一种新的形态的出现，总是伴随着新的理论和方法的注入，总会给中国历史学带来新的活力并开启中国历史学的新局面。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因为接受西方实证史学而给中国历史学带来了新面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随即开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此外，还有更多的中国历史学家，他们既受过传统中国历史学的训练，又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还因各种原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样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其实是带有普遍性、国际性的现象。伊格尔斯认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的、比利时的、美国的、斯堪的那维亚的、甚至于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批判兰克式的范型，并在召唤着一种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了。”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6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而这些“能解说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历史学”，恰恰便是因为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或者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并迅速中国化，既顺应了国际史学的最新潮流，又激活了近三百年来即乾嘉学派以来的中国学术。以在清华研究院接受传统历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的谷霁光为例。谷霁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与汤象龙、吴晗、夏鼐、梁方仲等人发起成立十人史学研究会，在“经济史”观的影响下，掀起了新一代史学家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浪潮，人人都闯下了响亮的名头。谷霁光以考据学为根基，进而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北朝隋唐兵制，蔚为大家。但谷霁光又是一个追求“博”与“通”相结合的学者，所以后来坦言，尽管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实已经..\n.陷入困境，原因是受到理论和方法上的障碍。其《治学自述》说：我以前治史，总想以博求通，结果是谈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论史实的纵横联系，往往就历史的现象诸方面，就事论事，流于客观主义。这样，局部的片断的史实似乎可以说得通，整体的却又不通；诸般现象上似乎可以说得通，本质上却又不通。这是由于当时自己的学术观点主要属于“经济史观”范畴所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得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工作，一步步地冲决藩篱和羁绊，最终懂得了史学研究上的“通”，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透过历史发展的诸般现象，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并刻意朝此目标努力，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这段话在一些并没有接触多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青年学者看来，可能难以接受，可能以为是在唱高调，是言不由衷，甚至是为了讨好当局。但只要认真研读谷霁光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和之后所写的学术论文，就不难发现，虽然他追求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目标未必真正实现，但与以往的成果相比，无论就考证问题的严密性还是洞察问题的穿透性，都有突破性的进步，更毋论气势的宏大和视野的开阔。在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化之前，其有关中国的论述其实也是“海外中国学”。一旦传入中国，立即以它的强大逻辑力量，对中国历史学产生重要影响，不但直接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而且也影响了一批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样，在中国历史学与世界学术隔绝近半个世纪的过程中，中国历史学家们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困境，千人一面、万文雷同，人人都感到视觉的疲劳。难道历史学就是如此的简单明了、难道历史就如此地顺着被人们所揭示出的规律并按着既定的航道行进？难道中国历史就真的是五种社会形态的首尾相连、中国历史研究就真的可以用“五朵金花”来覆盖？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问世，可以说是为“五朵金花”中最具代表性的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划上了句号。此后二十年，在中国再也没有产生如此精纯而又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著作了。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并没有衰退，而是被重新“激活”。事情的发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激活”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正是海外中国学。这如同一个尽人皆知的故事，群鹿生命力的重新激活，不是主人的一味添加营养，而是狼的出现，是狼的威胁。在这场学术交流中，海外中国学其实扮演了“狼”的角色。一阵风雨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另外一种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而不是雷声隆隆的方式，融入到历史学家的血液之中。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当代中国历史学的所有重要成果，没有不浸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即以近十年出版的一些重要的明史研究成果而言，虽然作者的..\n.功夫有深浅、境界有高下，但无一不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门的洞开。这是与鸦片战争完全不同的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国学术与海外学术接触的方式，一是被动的，一是主动的。开放之后，人们陡然发现，原来海外不仅在自然科学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发表了那么多的新成果，产生了那么多的新理论、新方法。因此又可以说，是因为封闭而使得本来应该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历史学受到窒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海外中国学的种种流派和范式，不管用于解读中国历史合理不合理，都使国内学者觉得新鲜，觉得新奇。先是余英时、黄仁宇、黄宗智等华人学者的著作，随后是孔飞力、魏斐德、施坚雅等洋人学者的著作，与此同时，是大量海外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的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它们其实都为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营养。但是，无论用什么新的方法、新的理论，只要是研究中国问题，只要是研究中国历史，就脱离不了中国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家法：史料学、考据学。虽然说没有理论的驾驭，史料可能是一堆难以构架成大厦的木料，但没有史料、没有木料，不要说大厦，茅屋也搭建不起来。人类从穴居到构建房屋经历了数以万年的“构思”，但都是建立在“原料”的基本上。英国学者哈登在《人类学史》的导论中说，人类学科学发展有三个阶段，一、一堆杂乱的事实或猜想，二、看到从混乱中产生了秩序，三、它们被一座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所取代。哈登：《人类学史》第1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历史学尤其如此，一切从材料出发，尽管这些材料可能是杂乱无章的。中国历史学最为基本的方法，是史料与史料学，以及对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感悟和理解。无论哪一种学派，只要它们的研究指向是中国，是中国历史，都离不开这个基本点。这方面运用得好的、感悟深的，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还是海外中国学学者，其研究成果就越有价值，越流传久远，否则便没有存在的价值。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毫无疑问同时又都是“国学大师”，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历史学有着深刻理解和精湛造诣。他们其实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进化论和实证主义、是将中国传统学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自己的学术套路。随着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纯熟地使用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实证主义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逐渐融入了中国历史学之中，与史料学、考据学一样，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形态及“本门功夫”。..\n.毫无疑问，随着海外中国学种种理论和方法的输入并与中国研究有机结合，这些理论和方法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对中国历史学产生影响的，又不仅仅是当代的海外中国学，更是西方所有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如被称为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三大名著的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爱米尔·杜尔凯姆的《自杀论》、巴林顿·摩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除了后者用一定的篇幅讨论中国前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前两种并不涉及中国问题，但毫无疑问都对当代中国历史学者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了解的不断加深，对于种种新的理论和方法，已经不必从海外中国学学者的成果中，而可以直接从“原典”中去获取。犹如当年的陈寅恪，可以直接从实证主义的原产地德国而非从中转站日本获得新的理论和方法一样。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学者不满于相互间的转引材料、转述结论。随着对中国“原典”阅读能力的增强，他们越来越多的直接从中国史料中去了解中国，研究也就自然越来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可以改造中国历史学，但不可能替换中国历史学。海外中国学可以影响中国历史学，同样也不可能替换中国历史学。这个道理本来如同海外中国学之由西方中心论最终回归到中国中心论一样简单，但并不是每个历史研究者都能领会得到。对于三者的关系，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一个构架来说明：国学为体、马学为基、西学为用。中国国学、中国历史学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主体或本体，是一个带有无限包容性的发展着的学说体系，是中国传统、中华文明的重要构成；长期以来形成的史料学的方法、文献学的方法、考据学的方法，以及已经融入中国历史学的实证主义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构成了中国历史学的博大“本体”。代表着人类最高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带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基本的形态。形形色色的海外中国学及其所依托的海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以及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则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范例。作为中国的中国学学者，必须与国际“接轨”乃至融入国际学术潮流之中，但又绝对不能与中国国情“脱轨”。事实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会拒绝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也没有任何海外中国学学者会无视中国大陆的研究成果。最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以及近年与海外中国接轨比较勤奋的学者，他们留下来的最好的成果，大抵上都是那些对中国传统历史学精髓的最好继承者。任何“科学”的方法都是相对的，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技术相关联的，都有它的“科学性”，也都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局限性和它的科学性一样，都有其时代性..\n.和地域性。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方法”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也没有任何一种曾经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会“彻底退出”的。所有曾经产生过影响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都有着继承和被继承的关系，而所有的“科学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司马迁写《史记》时的方法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应该说，这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方法”，也是中国历史学世代相承的本质精神和内在灵魂。它是一种追求或理想，这个目标从绝对意义上说是无法实现的，但从相对意义上说，却又是可能达到的。当学术发展到今日的层面，从真正优秀学者哪怕是“小学”的考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追求或理想。谁能说我们今天从文献中爬梳史料、到各地进行实践调查脱离了读书、行路的方法？又有谁能说我们今天希望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探索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与“天人”无关、与“古今”无涉？当然，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天的研究内涵比司马迁丰富得多、我们今天的研究方法比司马迁精密得多，但我们无法割断它们之间的关系。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当然也需要像自然科学的研究那样，尽可能地用准确的数据说明问题。但当暂时缺乏数据乃至无法获取数据时，也没有必要强求。严格地说，在中国历史研究中，数据是用来辅助文献记载、用来印证史家感悟，而不是用来决定研究结果。数字可以在具体的细节上修正感悟，但感悟却是整体真实的反映。如果历史学家通过考辨和分析史料得出的本来正确的感悟被貌似准确其实片面的数字修正得不正确了，才是真正的悲剧。当然，也有一些不很正确的感觉会被准确的数字修正或推翻，但这种感觉也一定有它产生的道理，或者说一定有数据所无法表现的历史真实。历史研究的结论应该是反映整体的真实，而未必斤斤计较于个别的真实。相反，无数个真实细节的拼凑，倒是可能破坏整体上的真实。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东方人和西方人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的不同，应该保留中国历史学和西方历史学差异的存在。东西方之间在学术上应该“和”，应该相互借鉴、相互对话，但也不必事事都趋“同”。为什么就不可以保留“不同”？事实上，西方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不是千篇一律，杜赞奇可以建构“文化权力网络”，孔飞力却可以高声“叫魂”；何炳棣可以对明以来的人口统计进行质疑，黄仁宇则可以娓娓叙说万历十五年。马克思不但可以做出《资本论》这样的精密研究，还可写出《法兰西革命》那样气势恢弘、文字优美的文章。经过中国中国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者、海外中国学学者的长期努力，中国历史学研究已经出现并且将继续沿着三条道路行进：一、拓宽视野，开辟新的领域。这条路子我戏称为“让城别走”，其实又有三条途径：第一，横向的。中原的问题、汉族地区的问题大量被研究，于是将目光投向周边地区、投向少数民族地区，清代学者的边疆史地研究、近代学者的敦煌学研究、当代学者的民族研究，..\n.即为典型。第二，纵向的。中央的问题、国家层面的问题大量被研究，于是将目光投向地方、投向底层，当代学者的地方史研究、底层社会研究已经显示出广阔的前景。第三，扩散的。精英人物、男性问题的大量被研究，于是将目光投向下层群体、投向妇女问题，同样也有学者在这条道路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此等等。弃中原而走四裔、弃中央而走地方、弃精英而走众生，成为中国历史学开辟新领域的重要途径。二、博采众长，创建新的学科。引入或创建新的理论，采纳或改造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历史现象进行解析，已经成为众多中国学者的学术追求。运用社会学、人类学、计量学、叙述学、心理学的方法，于是产生出人类历史学、计量历史学、叙述历史学、心态历史学以及社会史、经济史等等；与自然灾害、传染疾病、自然环境、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研究相结合，于是出现了灾害史、疫情史、生态史、科技史等等。这些交叉学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学的总谱系中，硬生生地派生出了诸多的分支族群。三、强行突破，在传统领域取得新的成就。从整体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方法，去发现新材料、解读旧材料，重新审视、重新解读中原问题、中央问题、上层问题、精英问题、政治史问题、制度史问题，乃至重新审视、重新解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等等。在这些方面，其实有着不尽的空间，已有学者做出并将继续做出重要的成果。我一直认为，如果有宽松的研究环境、良好的研究条件、平和的研究心态，中国历史研究的最好成果应该是由中国学者贡献。因为只有体内流淌着中国血液，才有可能真正用心去感受中国的事情、才可能有与生俱来的对中国问题的感悟。历史学家应该有“纵览天下”的视野，应该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追求，却不必也不可能揽起“包打天下”的责任。除去浮躁、卸下不该背上的包袱，好的作品或者更容易出来。方志远按：此文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中国历史研究三十年论坛”宣读。上传:Ro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