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机关党课：旗帜鲜明讲政治 增强能力抓落实_党课讲稿

2021年机关党课：旗帜鲜明讲政治 增强能力抓落实_党课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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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汉语词典》中“政治”一词的解释。所谓政治，就是阶级、政党、民族、国家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其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又为经济基础服务，核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包括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两个方面。 (二)狭义上的政治。狭义上的“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政治包涵两层含义：“政”指的是正确的领导，“治”指的是正确的管理，“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三)广义上的政治。广义上的“政治”是指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 (四)什么是讲政治。通俗意义上来说，讲政治是指政府依照律令治理国家事务，其核心包裹着维护统治阶级的意识，蕴含着宝贵的法治精神，“讲政治”只不过是在高位的人利用权威强制低位的人接受自己的意识和主张。“讲政治”正是在一个强权保障下，让低位的人接受高位的人、多数人接受少数人、弱者接受强者的观念，从不情愿到情愿、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乐意到乐意再到离不开，少不了“强权”意识渗透、强化、定格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政治”就是讲“服从”、讲“一致”。明代汪天赐在《官箴集要》中说：“正则不为邪所媚。”而正与不正，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它反映着从政以什么为目的、以什么为核心、以什么为基础。 ‎ ‎(五)政党层面上的讲政治。政党是人类政治活动发展到近代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的功能与政党的阶级性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是维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一句话，政党是运用政治规律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组织，这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必须讲政治。换句话说，讲政治是政党的基本属性和职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个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重视政治和研究政治，不按政治规律进行政治活动，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资产阶级政党如果不讲政治，不会讲政治，没有政治能力和政治经验，那么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中，其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原来是执政党的很可能就会变成在野党，再后来就会在议会中失去议会党团资格，再后来就会自生自灭。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不讲政治，那么后果更直接：革命时期可能会直接被敌人消灭，执政时期可能会丧失执政地位，而且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党和国家命运的一体性特征，因而亡党的同时还很可能带来亡国，这些都不是理论上的推演，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事实。事实上，从历史来看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很讲政治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诞生以后，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斗争目标始终非常清晰，就是推翻和消灭共产党。二战以后，世界政党政治的历史嬗变，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政党政治舞台乱云飞渡、步步惊心，让我们越来越深刻而震惊地认识到，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是很讲政治的。他们除了在国内政党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讲政治外，在对外反对共产党政权、推销西方价值观念、维护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霸权和利益集团特权方面，他们的讲政治更是高度一致和高度自觉的，他们的原则性、警惕性、战斗性从来都是很强的。相反，有不少共产党国家则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和价值坚守，为西方国家美妙的意识形态圈套所迷惑，自废武功，自我缴械，当发现所有的政治许愿都是空头支票，都是赤裸裸的利益控制和政治操纵时，才大呼上当，但已回天无力，悔之晚矣。这是20世纪全球政治博弈中触目惊心的历史活剧。这段世界政党政治惊心动魄的历史，警醒我们再次看清资产阶级政党讲政治的本质属性。历史和现实逻辑鲜明地揭示，讲政治、炼党性、砺品格，凝聚成了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什么是政治?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后来，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所讲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衡量讲政治的根本标准是看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等思想与此一脉相承。这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要义和基本规律。因此，中国共产党讲政治，就是自觉遵循这种人心向背的政治规律，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科学规律去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就是善于通过为人民掌好权、管好权、用好权，有效巩固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有效赢得越来越多人民群众的信赖支持，有效形成党的领导下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的同心圆，不断提升党的政治能力、政治智慧和政治境界。 ‎ ‎ (六)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层面的讲政治。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新时代，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讲政治，最首要的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最核心的是对党绝对忠诚，听党话、跟党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坚决维护书记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不断强化“四个意识”，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不打折扣、不做选择、不搞变通，确保与党中央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决不在政治问题上说糊涂话、干糊涂事、做糊涂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能养成风清气正、蓬勃发展的政治生态，全国人民之所以对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越来越充满希望和信心，正是以书记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旗帜鲜明讲政治的结果。广大党员干部应真正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时刻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断增强讲政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 ‎ 二、回顾党史，准确把握“讲政治”的整体脉络 中国共产党建党的99年，是波澜壮阔的99年，是前赴后继的99年，是筚路蓝缕的99年，是曲折前进的99年。这99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99年，是我们党经受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9年，是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99年。我们党自初创之日起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伟大社会革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位，不断理论创新，开拓进取，在曲折探索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党章中也明确规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讲政治就要全面把握我党“讲政治”的历史沿革，在历史沿革中深入理解讲政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需要。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7月，召开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会议明确了党的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并确定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在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动力后，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的一大、二大的相继召开，就首当其冲的提出了党的纲领，并明确指出全党要服从中央，党员要服从组织，把讲政治作为一项重要制度长期坚持。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中共三大在开启国共合作的同时坚持把政治上的独立性放在突出位置。 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受挫余部在宁冈砻市会师，合并为红四军。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古田会议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以后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 ‎1935年1月，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会师后改称红一方面军)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翻越夹金山，在小金县达维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同中央存在分歧，主张南下。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了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确立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张国焘背离中央决定，没有坚持讲政治的原则，对党中央阳奉阴违，拒不北上，执意南下，企图“另立中央”，导致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两次长征。 ‎ 遵义会议以后，党从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然而，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清算这种错误，党的干部对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认识。许多党的干部，还未能深刻认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为了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及其影响，1940年9月，中央召开会议，回顾党的历史，分清路线是非，全面总结历史经验，在思想上对党进行整顿作了准备。1937年7月到1940年7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队伍急剧扩大，中共党员由4万人增加到80万人。党员队伍虽然迅速扩大，但有许多人思想上并没有入党，80万党员中不乏目不识丁的农民、地主子弟和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大部分缺乏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素养，缺乏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并且在紧张残酷的斗争环境中，使党不可能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无产阶级思想被带进了党内，为党内错误思想的滋长提供了新的土壤。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领导全党进行了整风运动。 ‎ 延安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全党整风预备阶段。在此期间，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政治策略和战略战术，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露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实质，为全党整风准备了有力的哲学思想武器。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党加强调查研究，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性锻炼。9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政治路线，提出发动全党进行思想革命，解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第二阶段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逐步展开阶段。1942年2月，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在全党进行整风的指示。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重点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通过学习文件，掌握精神实质，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第三阶段为总结历史经验的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路线是非。1944年4月，毛泽东作了《学习与时局》的报告，对高级干部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各次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公正的结论。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促进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通过整风，使党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彻底清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使一度严重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大歪风受到涤除和整肃。通过整风，在党内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次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党的领导下，1950年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1952年底，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至1962年)的建议》。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开始提出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同志以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勇于开拓的非凡魄力、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运用政治规律为人民和民族谋利益，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最终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给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中国的腾飞埋下了伏笔。 1966年至1976年，是动乱的10年，这10年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后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发展受到破坏;民主与法制遭到践踏，社会秩序混乱;教育、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摧残。特别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利用领导人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不断壮大，指导思想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断增强，党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邓小平分析和把握问题从来都是从政治的高度着眼，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的利益”。1996年，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说：“改革，现代化科学技术，加上我们讲政治，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洞察时局变化，完成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 ‎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9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