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教师研修班总结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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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教师研修班总结反思

高级教师研修班总结反思 ‎  历史事件也只是一个偶然(7月12日上午)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是一位博士生导师,他在12日上午为我们做了《辛亥革命,摇晃中的中国》的报告,其间,用大量的数据和史实告诉我们辛亥革命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当辛亥革命被当做历史的必然性写进教科书的时候,张教授开宗明义的说出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带点偶然性。就像是张教授在他的博客中提到的“所谓历史,就是人的轨迹。人的路,经常有岔路口,历史也是。在以往的历史学家眼里,凡一件大事发生了,必定是必然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找出为何必然的理由。但是实际上,历史中往往存在好些岔路口,之所以这样拐弯,而不是那样拐弯,往往取决于某些很偶然甚至很细微的因素。   张教授还提到辛亥时期媒体对政治的净化作用,媒体是自由的,它的监督功能才有,如果媒体是政府下的媒体,那么为当局服务还能有什么功能呢?   我不喜欢历史,是因为一直觉得这是一门怎么也学不会的学科,记不住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背不下参与事件的人物和那些几乎千篇一律的意义。历史地图册也是让我头疼的图画,完全搞不懂东西南北。 ‎ ‎  但我还是毫不怀疑历史教材的正确,也从没有考虑历史这一学科应该培养学生怎样的能力,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我们的历史教材。   有人以为张教授这次的讲座是借辛亥革命的引子,联系当今的政治制度,呼唤一种觉醒式的变革,所以,第一个提问者这样说:“面对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变革的形式有哪些?对此,张教授的回答是:“这届政府是解决问题的政府,教育问题、住房问题、官民矛盾问题……其中官民矛盾问题已经超过了任何年代,仇官情绪很高,政府却没有彻底解决,而是朝后推,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可能在某一天崩盘……   问题二是:“如果辛亥革命成功,现在的状况会不会好些?“   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张教授说:“历史没有假设.”   问题三:请张教授估计一下,什么时候会变天?如何看待拆迁中的暴力问题?   张教授只是给出一点建议:持谨慎乐观态度,并认为对事物进行两分法的判断是错误的。   问题四:就个体而言,在现在的社会如何找到自己的幸福?   张教授:我们要积极劳动,就能获得相应的报酬,不能逃,只能努力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先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再去维护公共权益。   问题:现在的政府有没有被媒体净化? ‎ ‎  张教授:媒体的监督不够,但比起改革前,有了进步,现在政府拒绝净化,防媒体。(事实上现在的某些媒体不是不想监督,而是一旦监督形成文字,某个媒体就要夭折,我没看过只出版了一期就夭折的《独立团》,但我相信韩寒是有思想的。夭折的原因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问题六:你个人怎样消减这种社会带来的影响?作为教师我们能做什么?   张教授:我们还是有前途的,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其实是整个人类的劣根性,所以不能妄自菲薄。作为教师,我们要去影响周围的孩子朝向光明,教育就是启发和激发认识世界的兴趣。   (我们能不能改变历史,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创造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抱怨体制、诅咒政府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7月12日下午   关于历史的悖论   (《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      谁的历史   造纸术是谁发明的?是蔡伦?你一定回答是,因为教科书上是这么写的。那么,你有没有怀疑过教科书? ‎ ‎  你可知道语文教科书中《朱德的扁担》还曾经是《林彪的扁担》?你知道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只是一个靠自己的一双手,靠自己节俭的生活才致富的小地主?你有没有试验过司南真的能指示方向吗……   如果教科书是假的,那么教科书上虚假的信息就会通过我们老师传递给学生,我们并不想成为帮凶,但我们也没有分辨真相与谎言的能力,其实这这里边隐藏着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能力,又不能改变教材,那我们可不可以试图找到一条让学生能自己分辨谎言与真相的途径。   问题一:为什么总是把揭露谎言的责任放到老师身上?   唐建光:这不是对老师不揭露谎言的批判,而是当我们正面教育制度的时候,老师应该告诉他们思维的方法,可以让学生多读书,多方面的去考虑问题,授之以渔。   (其实我们不能理解为唐老师的发言是对老师的批判,而应该理解为对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面对谎言的教材,我们可以怎么做,仅仅是成为教材和学生之间的纽带是不行的。但这一点其实对老师来说也很难,因为我们的改变意味着自己要对自己做一个手术,就是要剪碎有过的以往,一旦剪碎,我们、我,又是谁呢?所以,私底下,唐老师的发言还是引出了不少的议论。)   真相往往是可怕的,范美忠发言说:就高中生而言,不是他们脆弱,而是我们脆弱,我们不主张以掩盖真相的方式来保护。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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