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

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

　　论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　　[论文关键词]韩国　新村运动　农村公共产品　供给启示　　[论文摘要]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发起的新村运动，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借鉴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立足于“三农”问题的严峻现实，我国应高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就必须动用中央政治权威，全面改革农村公共产品现行供给模式。　　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发起了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以“脱贫、自立、实现现代化”为根本目标的新村运动，取得了令人羡慕的经济和社会成就。韩国新村运动因此而成为了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的典范。我国与韩国都属于东亚国家，目前农村的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与当初韩国新村运动的经济背景有类似之处，所要达到的目标也相似。借鉴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我国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大和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转换。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过程描述　　　　1970年11月～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3.5万个村每村分配335袋水泥，要求开展政府拟定的20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多数地方从茅草屋房顶改造开始；其次是改造卫生间、水井;最好是架桥、修路、盖会馆(村活动室)等等。1970年～1973年是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即打基础的阶段。　　第二阶段为1974年～1976年，是新村运动的全面发展阶段。主要特点是，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着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这期间政府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也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归结起来，一是调整结构。二是推广技术。　　第三阶段为1977年～1981年，是新村运动的自立发展阶段。主要发展以农产品和水产品加工为主的农村工业。1977年正好是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韩国政府推出了“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人综合开发事业”。据统计，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n　　从1970年到1980年，韩国政府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参加新村运动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效果明显。一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到1977年，全部农民都住进了瓦片或彩钢顶的房屋。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1971年～1975年，全国农村共架设桥梁65000多座，村村都修筑了3.5米宽、长2公里～4公里的进村公路，新铺自来水管道4440公里，建设新村会馆35950座。二是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特别是经过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努力，韩国农民的收入增长明显加快。1967年～1976年间，农民家庭收入从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元，增长约8倍，到1979年，农民收入平均达到城市工人收入的84.7%。　　　　二、韩国新村运动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韩国新村运动的目标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现的。按照公共产品理论，我们把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等特点的产品定义为公共产品，而凡是可以由个别消费者所占有和享用，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产品称为私人产品，介于二者之间的称为准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广泛存在，包括城市和农村。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要，而在农村地域范围内私人不愿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农村公共产品可进一步划分为纯农村公共产品和准农村公共产品。典型的纯农村公共产品有：农村基层政府行政服务，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农村环境保护，农业发展综合规划，大江大河治理等。这类产品由于高排他性或成本太大，私人不愿或无法提供，因此，农村纯公共产品同其他纯公共产品一样应由政府免费提供。然而，现实中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是以准公共产品的形式存在的。　　农村准公共产品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性质上接近于准公共产品，如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农业科技成果推广等;　　第二，一般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水利灌溉系统、乡村电网建设、农村文化馆等。　　第三，在性质上接近于私人产品的准公共产品，如农村电信、电视、自来水等。\n　　农村的分散生产经营状况决定了一些在城市中可以由私人提供的产品，在农村则要由政府以公共产品的形式来供给，所以，农村公共产品的范畴及供给的范围要比城市宽泛得多，农村公共产品中准公共产品的比重明显大于城市。因此，这就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所作为。对于那些存在典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国家而言，政府尤其需要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力度，重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农村公共产品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农村的交通、电力、通讯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从农民的国民教育到农村的技术服务，从农产品的财政补贴政策到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都包括在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很大。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举措可以归纳为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韩国政府从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合理提供公共产品，既包括农村基础教育等纯公共产品，也包括卫生保健等准公共产品；既包括电网、水利设施等“硬”公共产品，也包括技能培训、技术推广等“软”公共产品。并且，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公共产品的层次在不断提高。1970年～1973年，韩国政府重点改善农村居民居住条件和公路、桥梁、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而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层次也在提高，低级公共产品向高级公共产品演进。在1974年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更多地集中于农村经营模式、农村流通市场、农村教育、农村社会保障等方面。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降低私人活动成本。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中采取的在农村修建桥梁、公路等做法降低了农民的运输成本，设置公用积肥场和搞“集团栽培”也使农民的生产成本大大下降。二是降低农村生产风险。新村运动对耕地的治理以及水利设施的兴建使农村生产的自然风险大大降低，同时，在推广“统一号”水稻过程中采取的保护性财政补贴政策控制了农业生产的社会风险。在农业投入效益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政府通过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有效的实现了对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启示　　　　韩国新村运动以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为主要手段，基本实现了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目标。与韩国相比，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类似的二元结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瓶颈”。通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来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韩国新村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　　1.我国必须高度重视、加快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n　　近年来，农村发展出现了困境:一方面是公共产品总体供给不足所导致的乡村衰败，生产与生活所需要的基础性的公共产品普遍供给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失修、荒废、土地抛荒、乡村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衰落、辍学儿童增多等等)，乡村两级债务沉重，“空壳村”不断增多；另一方面是部分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超过了农民的承受力，因而事实上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基于农民负担问题而发生的社会冲突也时有发生。因而，农村公共产品问题实际上已成为了关系到我国农村和谐稳定、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核心和关键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重视。　　2.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必须改革　　要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从改革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入手。借鉴韩国经验，我国要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就必须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改变现行的供给体制和模式。首先，要根据公共产品外溢性对农村公共产品作分类，确定提供方式。对只有外部收益没有内部收益的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出资提供；对既有社会受益，又有农民个人受益的准公共产品，需要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由政府和农民个人共同承担；对外溢性较小的低级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出面组织，由农民集体提供。其次，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并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以保再次，国家财政应当建立贴息机制，引导金融系统积极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领域，从而有力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最后，要解决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问题。　　3.改革需要借助中央政治权威并建立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领导体系　　我们可以借鉴韩国的经验，在政府的权威体制框架内，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组织体系和领导体系，确保整个改革计划方案的顺利实施以及改革达到预期的目标。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