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 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的论文

浅析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 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的论文

　　浅析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从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分析的论文论文关键词：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社会生活习俗　妇女地位　农民业余生活论文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促使妇女地位改观，农民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乡村建设者们在这些方面的宣传教育，也为日后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那就是乡村建设运动，它是由一些民间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发起，通过在农村兴办教育，发展生产，流通金融，改善公共卫生，移风易俗等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据统计，当时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验区有1000多处。本文试图从乡村建设运动与农村社会生活习俗变迁的角度，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谨愿对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有所补胭。进人二十世纪，经过辛亥革命的冲击，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番新气象，民主、科学等现代化气息弥漫在城市的空气中。但这种新气息在广大农村的影响是微弱的，农民大众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生活方式，早婚、缠足、迷信等丑恶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到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先进的知识分子亲自将民主之风带到了农村，把科学之习送到了农民手上，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生活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妇女地位和农民业余生活方面。.　　一、妇女受到重视，社会地位有所改观旧中国妇女深受传统礼教和习俗的压迫，处在社会最底层，而这种现象在风气闭塞的农村更为严重。进人近代以来，妇女地位虽有所改变，但农村妇女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乡村建设者们在进行乡村建设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负责人梁漱溟，1936年在山东省立十二校师范女生乡村服务训练处的讲话中，集中阐述了他对妇女问题的认识。他说:“妇女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中或说是文化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它是跟着社会大改造、文化大转变的问题而来的。”同时，他还看到了当时妇女地位的不平等，认为“在社会上妇女的地位，妇女的生活，有改善的必要”。有鉴于此，各实验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妇女逐渐受到重视。\n首先，女子的受教育权得到重视，开始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乡村建设者们鼓励女子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同时他们还加强对农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家事培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如定县专门设表演女平校5所，做推广妇女教育之实验，还为妇女开设有家庭缝纫纺织等课程。在邹平乡学村学专门设立了妇女部，使妇女有了自己学习和聚会的场所，她们可以边学习边从事编织等副业生产。惠平的乡村青年救护班从救护、卫生训练、父母教育和文化学习等方面对妇女开展教育。通过接受教育，妇女的文盲率有了明显下降，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定县。据平教会1930年所做的调查和推算，定县7岁以上人口约为33.03万人，文盲约27.4万人，占83%，其中男子计17.01万人，文盲率约为69%，女子计16.02万人，文盲率约为98%。12一25岁青年中，文盲率约为74%，若单以男子论，文盲率约56%，单以女子论，文盲率约94%;到1934年6月底，全县14--25岁的青年中文盲占39%，男青年中文盲占10%，女青年中文盲占73%。可见，女子的识字水平明显提高了。虽然在众多农村妇女中真正接受教育的毕竟是少数，但是它打破了长久以来束缚妇女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使女子有机会走出家庭，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其次，长期以来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压迫妇女的传统礼教和习俗被革除，这主要表现在缠足、早婚、买卖婚姻、溺女等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政府多次勒令禁止，缠足和婚姻陋俗在农村地区仍未去除。为了彻底取缔这些不良习俗，各实验地一方面在乡村民众中进行大力宣传教育，以各种方式进行劝导，说明其害处。如邹平乡学村学中教员利用课余活动时间，带领高年级学生通过演讲、办黑板报、喊口号、讲话剧等形式宣传女子放足、禁止早婚、破除迷信等，并且专门编了《放足歌》等寓意深刻的歌曲教给学生唱。另一方面，成立专门组织，制定具体条规，进行严格查处。具体表现在放足方面:邹平县专门成立了女子放足督察委员会与督察处，负责督察禁缠足的工作。各乡学设立了“放脚委员会”，具体执行县政府关于严禁青年妇女尤其是少女缠足的命令，如有再缠不放的，可以施以罚款。各乡学户籍室按户登记名册，检查落实妇女放足的情况。彭禹廷所在的镇平也明令规定30岁以下的妇女需一律放足，违者每月罚钱1000，至放大之日止。革除陋俗方面:邹平明确规定:“男未满17岁，女未满15岁者，不应订立婚约”，“男未满18岁，女未满16岁者，不得结婚”，“女家接受男家聘礼不得超过150元”，“违者按照行政法从重处罚其法定代理人及介绍人”\n。江宁实验区针对村中盛行的抢埔现象，明令规定禁止抢蠕。对于镇平农民的溺女之习，彭禹廷等负责人则制定法规，违者重罚，如果确属家庭贫困不能养育者，可送救济院收养。经过各试验地宣传教育和行政查处，各地农村束缚妇女的丑恶现象有所消除。邹平第六乡乡学中“二十岁以下的女子次第把足都放了”，无锡各实验区婚丧改良成就显著，仅1931年1月就有3对新人接受劝导，没有大规模举办宴席。1934年11月至1935年3月，又有21户农民按照改良办法举行了婚礼，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江宁的抢婿现象也有效地得到遏制。总之，随着各项改良措施的进行，乡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再次，各实验地先后组织和成立了专门的妇女组织，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了妇女自身的权益。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不断深人发展，各种形形色色的妇女组织开始出现，如女子夜校、保姆训练班、主妇会、闺女会、母亲会、女子放足委员会、妇婴卫生会等等。这些女性利益团体不仅有利于培育和增强妇女的自觉意识，提高她们的独立地位，而且能够有效地帮助妇女解决各种实际困难，维护她们的切身利益。如邹平的妇女组织由乡学村学倡导成立并受其领导，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风俗改良和公共卫生方面。妇女部在妇女中开展启蒙教育，传授生产生活常识。1935年首善乡率先成立的妇婴保健会，由本地热心此事的妇女义务承担，负责本乡妇婴保健，并在县卫生院指导帮助下，先后举办了家庭卫生训练班和保产妇训练班，为5个乡培训新法接生员近百人。江宁的母亲会则主要是向16岁以下的妇女传授妇女保健和育婴常识。汤山农民教育馆的民众学校妇女工读班，其宗旨就是利用乡村妇女的闲暇时间传授一定的文字、常识，并提倡家庭工艺以改进其生活。此外，妇女组织还协助成人部、儿童部等其他组织参与植树造林、修河筑路、宣传卫生常识等社会事业，在整个农村社会改进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看出，农村妇女组织的成立与发展，是妇女作为农村社会的一分子，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突出表现，这更加有利于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地区妇女开始在制度上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由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和传统礼俗的影响和束缚，农村妇女是作为男子的附属品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一些乡村妇女在政治上逐渐觉醒。根据国民政府1929年9月19日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以及1930年7月11日对其的修正，“中华民国人民无论男女，在本乡镇区域内居住一年或有住所达两年以上，年满二十岁，经宣誓登记后为乡镇公民，有出席乡民大会或镇民大会及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n。这样，女性公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和男性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通过参加乡镇大会和乡镇长选举活动，一些妇女初次行使了民主权利，开始走人乡村政治生活。虽然农村妇女在实际参政水平上仍然有限，但这无疑是在农村长久以来僵化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给妇女生活带来了一丝春风，启发和增强了她们的公民意识，社会状况有所改进。总之，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各实验区，农村妇女受到了重视，社会地位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也为日后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农民业余生活日趋丰富娱乐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活动，它不仅能使人的身体和精神得到放松，而且能陶冶性情，培养人格。在农村，由于生活简单，缺乏各种文化机关和社会组织，娱乐就显得更为重要。同时，赌博、吸毒等社会陋习盛行，缺乏社会娱乐又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因此，定县实验区工作者提出“凡想改良农村的，对于乡村的娱乐不能不加以注意，以求用娱乐来提高农民的生活，改良农民的习惯，增进农民的知识，启发农民的团体及社会的意识”。其他各乡村工作者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把开展休闲教育，引导农民从事健康文明的文娱活动作为其改进农村的工作之一。各种娱乐活动中最普遍的是茶园的设立。如无锡的民众茶园，其宗旨是“利用民众闲暇生活，由娱乐人手，以达提高民众智识技能，改良民众生活”。在茶园的壁间挂有许多含教育意义的对联、地图及通俗图画、标语等，还配有各种报纸、民众读物、识字挂图画片等。茶园的活动除了喝茶，主要有娱乐(打乒乓球、下棋、乐器弹奏、唱歌比赛等)、演讲、阅读书报、谈话(乡村工作人员与农民一起讨论问题)。此外，茶园还代农民写书信和各种契约。据统计，每晚都有40多个农民来茶园听书，结果“使民众之生活，得受陶冶，而有所改进”。晓庄学校的中心茶园，形式如同普通茶馆，只是壁间挂一些有意思而浅显的图表，并备有象棋、乒乓球等娱乐用品。茶园不准赌博、吸食鸦片，只许进行有益的娱乐活动。平教会认为，戏剧在平民教育中具有焕发农民向上意识，介绍一般常识，施行公民训练等作用，因而“一方面研究实验乡村戏剧之内容与形式，一方面运用戏剧方法为农民教育之工具，以期增进农民对艺术的欣赏，创造民众化的戏剧”\n。他们根据乡村特点，创造改编了一批剧本，进行了多次公演，大大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在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师生则是排练文明戏，即现代话剧，然后送戏下乡，为农民演出。这些文明戏大都是内容健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同时，他们还组织农民自编自演节目，如贺家村演出的三天，每天的观众都在1500人以上，三天结束后仍有不少人要求续演。另外，还有许多试验区建立专门的公共娱乐场所和娱乐设施，以供村民娱乐之用。如邹平贺家村村学办了一处村民文教活动中心—达德园，园内设有图书馆阅览室、新剧社、音乐队、操场、武术团等，以上设施对全体村民开放。徐公桥地区先后建成体育场、公园各一处，供农民平常业余游憩之用。江苏省立汤山农民教育馆则建立娱乐室、民众运动场、弈棋室等。娱乐室内有留声机，无线电收音机，每间1日中午12时至1时开放，每次听众约70余人。民众运动场平均每日有三四十人加人练习，旁观者不计其数。举办象棋比赛时，参加者也十分踊跃，大大提高了农民的下棋兴趣。特别有意义的是，农民教育馆还专门设立了儿童乐园作为汤山全镇儿童游戏和运动场所。园中设备主要有秋千、滑梯、轩轻板、木杠、木马、石凳等，并经常组织儿童会、童话会、儿童运动会等活动。1930年总计人园儿童7294人，1931年8一10月份，每月人园儿童达一千数百人。这些娱乐活动不仅使不少农民抛弃“不正当的娱乐，而以听书、下棋、乒乓、音乐、戏剧等为消遣的方法”，惠北实验区高长岸的一些农民在遇到重大节日和活动时还能自办音乐演奏会，而且使以前不太关心国家大事的农民，“也喜欢听时事消息了，自去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天天要问东北的消息，而且愿意暂停田作，排队到县学部请愿”。可见，农民业余生活丰富的同时，公民意识也得到了加强。综上所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对农村妇女地位及农民业余生活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大多学者也指出，这一时期实验区医疗卫生状况、社会风俗等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可见，这场运动对农村社会生活习俗的变迁是有重要意义的。一方面，它动摇了传统妇女的社会地位，丰富了农民业余生活，改善了农村卫生医疗状况，削弱甚至废除了农村陋习。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运动大多采用宣传教育和行政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进行，虽然乡村建设运动最后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结束，但宣传教育的影响，如多样化的娱乐方式，对陋习危害的认识，基本的卫生常识，以及农民自己在乡建运动中的所见所感所体验等，仍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农民的生活，这无疑又会对农村生活的进一步变迁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