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

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

　　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演进中的架桥运动一.L.　　　　如果从分析方法的角度来划分，理论界关于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故事主要有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比较静态分析；第二种版本是动态分析。前一种版本中最著名的当属英国经济学家卢瑟福的论述。在《经济学中的制度》中，卢瑟福以五个两分法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理性与规则遵循、演进与设计、效率与改革概括了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差异。在其中一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标准技术，个人创造制度，理性行为，自发进程，个人主义，政府的有限作用；而另外一端，老制度经济学强调非正式技术，制度塑造个人，习惯和社会规范，集体选择，社会规范标准和政府发挥广泛的作用。而后一版本则散见于一些新老制度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散的碎片整理为这样的一段描画：新制度经济学(NIE)与老制度经济学(OIE)的关系史是由科斯那篇《企业的性质》的发表拉开序幕的。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试图把制度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进而使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化，因此，从新制度经济学诞生之日起，新老制度经济学对立的主基调就已经确定。如果说1975年前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对立是一种潜在的对立的话，那么1975年当威廉姆森把传统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一些方面、经济史、产权经济学、比较体制、劳动经济学和工业组织理论等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1984年当科斯代表新制度经济学阵营发表那篇向老制度经济学宣战的论文之时，两者之间潜在的对立开始表面化，反理论与非理论之争成为了两者对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对立的主基调到今天也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立并不是同质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立的程度和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狄麦基(DiMaggio)在《制度与理论经济学杂志》上撰文认为，不同制度主义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三个相异阶段的发展，即从积极分离经相互批判到目前阶段该阶段研究者对共有的解释性困境产生了相同兴趣。狄麦基的阶段划分不仅适用于不同的制度主义之间，也适用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关系演进。而导致这种对立异质性的阶段性的力量之一，则是所谓的架桥运动在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构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以实现两者某种形式的结合的自觉理论活动。　　\n　　二　　　　作为一场自觉运动，架桥运动虽然是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互动，但其缘起却与以研究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而闻名、并对老制度经济学抱有某些同情的学者卢瑟福极为相关。由于卢瑟福既非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属于老制度经济学阵营，因此，他的两大阵营的局外人身份使他能更清醒、更少偏见地看到两者的优点和不足。早在经济学说史学会1989年年会上，作为论约翰康芒斯单元的组织者，卢瑟福就对新老制度经济学进行了比较。在批评了新制度经济学自称已经超越了老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后，卢瑟福强调指出：老制度经济学不应忽视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上的贡献，并呼吁新老制度经济学应该抛弃偏见，共同推动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在此，卢瑟福已经表现出了推动新老制度经济学结合的意向。　　对于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巨大差异，卢瑟福并不否认。卢瑟福强调指出，五个两分法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所有这些标准的二分法都是虚假和误导人的，事实上许多的社会理论家采取的恰恰是较为中庸温和的立场。卢瑟福的观点并非一家之言。正如萨缪尔斯(samuels)早就指出的，认为新老制度经济学只认可五个两分法中的其中一方的观点是一种误传。他认为，一旦每一学派只承认每一对中的其中一方而忽视另外一方，那么该学派将无法得出被公认的结论。不仅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并不如误传的那样绝对，并且，新老制度经济学在自己的发展中并非没有困境。皮克特(Peukert)认为。制度的经济分析面临着共同的困难。这个问题可以形式化为如何在五个两分法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困难决定了新老制度经济学只有合作、结合才能完成科斯所提出的建立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任务。　　1995年，卢瑟福又在《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不仅在探讨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的更为深刻。通过吸收或与其他理论相结合以求复兴的愿望更为强烈。与老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仍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外围地带，由于其产生以来就未宣布与主流经济学彻底决裂，因此其生存环境较为宽松。并且，新制度经.L.济学还成功地把自己的分析方法拓展到了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在一些国家甚至还获得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同时，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如企业理论)的数理化和模型化，新制度经济学似乎看到了整体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希望，由此，由卢瑟福等人倡导和发起的架桥运动进展缓慢。\n　　在这里，有必要澄清诺斯后期的工作与架桥运动关系。格莱威根(Groeneiddot;康芒斯奖。在获奖演讲中，诺斯指出，康芒斯1924年发表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开启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进程。而在诺斯与中国学者姚洋的一次谈话中，诺斯对老制度经济学反理论或非理论的批评提出了质疑，认为康芒斯有自己的理论，只是其方法论有问题。　　与此相对应，老制度经济学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5年，在《制度经济学杂志》第1期发表的主编对创刊号的介绍中，作为主编的豪哲森对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威廉姆森基于科斯的工作所做的对厂商理论的研究和诺斯对经济史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这些不可能一一列举的努力使得对制度的经济分析成为了经济学的中心话题。另外，豪哲森还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还导致了其内部对非历史的分析模型和把个人的认知能力视为给定的思想的批评。这些发展为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富有成效和激动人心的交流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对于架桥运动，虽然由于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反应冷淡而进展甚微，但两大阵营的学者已经开始加入共同的学术组织，参加共同的学术会议。特别是《制度经济学杂志》的出版发行，标志着架桥运动进人了新阶段，也必将成为新老制度经济学关系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在架桥运动之前，两大阵营的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组织，并且相互之间基本上不参与对方的组织。而架桥运动发起后，两大阵营的学者开始参加共同的学术组织，比较著名的有网络制度理论研究(NeticsIssues)是老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宣传阵地之一的话，那么《制度理论经济学杂志》(JournalofInstitutionalandTheoreticaleconomics)则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桥头堡。在两大刊物上，我们很难找到对立方学者的文章。为了打破一直没有一种能为两大阵营学者所共同认可的、以制度经济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杂志这种局面，推动架桥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架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豪哲森于2004年发起成立了JOIE基金会。2005年6月，由豪哲森推动并任主编的《制度经济学杂志》(Journalof，Insti-tutionalEconomics)由剑桥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创刊号。在该杂志的主页上，豪哲森阐明了该杂志出版发行的目的：JOIE致力于推动经济生活中的各项制度(包括厂商、国家、市场、货币、家庭和其他重大制度和组织)的本质、作用和演化的研究。　　　　四　　\n　　对于架桥运动的前景，我的观点是：共识虽在凝聚，结合难以实现。之所以认为新老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结合难以实现，一是因为两者在方法论问题上难以调和，二是因为两大阵营的学者在结合的方式上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如果说理论与反理论、形式主义和反形式主义、均衡与演进等方面新老制度经济学还有调和的余地的话，那么，在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找到折中的立场注定无法实现。虽然新老制度经济学都反对本体论上的原子论个人主义，认为人不能脱离制度而存在，但在方法论上，两者的对立极其明显。新制度经济学秉持的是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分析的出发点应该是人，而老制度经济学则遵循方法论整体主义，坚持分析的出发点应该是制度。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豪哲森给予激烈的批评。在豪哲森看来，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来解释制度必然陷于无限倒推问题，这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谜题。因此，新制度经济学应该向老制度经济学靠拢来摆脱困境。　　针对新老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L.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对立，卢瑟福主张用阿加西的制度个人主义来调和。然而，正如阿德龙(Udehn)指出，制度个人主义是政治科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一个版本，科斯的先驱性工作、诺斯和威廉姆森都采用的是制度个人主义方法论。因此，用制度个人主义来调和新老制度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就是老制度经济学被新制度经济学兼并，从而使自己在经济思想史上成为真正的永远的失踪者。　　不仅如此，新老制度经济学家在结合方式上存在着的根本对立也使彼此的结合难以实现。在该问题上，两大阵营的学者表现出了以我为主的经济人立场，而第三方的调和方案要么由于最终会倒向其中一方而不被接受，要么由于他们提出的方案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只能被永久地搁置。在一篇探讨相关代表人物诺斯和熊莫勒(Schmoller)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