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

　　试论民国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衰歇一、考据史学的倾向及其流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还曾经深刻洞察说：“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2]的确，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三者，虽各自有其特点，然其“整理国故”的方法大多都不脱考据。[3]曹聚仁即言：“近顷之治国故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4]他还将北大《国学季刊》视为“‘新考证学’的园地”；[5]胡厚宣同样也回顾说：“当时北京有所谓京派，讲切实，重证据，为新朴学，新考据。京派主要在北大，北大以胡适为翘楚，……表现在史学方面的是整理国故的国故学、疑古学、古史学。”[6]至于傅斯年，则更将史语所的旨趣明确定位于“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并且坚决声明“反对疏通”。[7]从崇尚考据、反对疏通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自然呈现出一种“非哲学”倾向，这在傅斯年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1927年，他就曾说:“五年前在欧时，见到中国\n之大兴国学、大谈其所谓文化，思著一小书，姑名为‘斯文扫地论’，其中章四：一、绝国故，二、废哲学，三、放文人，四、存野化。”[8]此前，他在致胡适信中也说：“我当方到英国时，觉得我好像能读哲学书，甚至德国哲学的书。后来觉得不能懂得德国哲学了，觉得德国哲学只是些德国语言的恶习惯。现在偶然那[拿]起一部Hume来，也不知所谓了。总而言之，我的脑筋对于一切哲学都成石头了。我于这个成绩，也很欢喜。”他并且说：“中国严格说起，没有哲学，（多谢上帝，使得我们天汉的民族走这么健康的一路！）”[9]此外，他在致顾颉刚信中也表示：“我不赞成适之先生把记载老子，孔子，墨子等等之书呼作哲学史。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多谢上帝，给我们民族这么一个健康的习惯。”[10]此后，傅斯年在1929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坚持认为：“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11]差不多同时，他在北大授课时也说：“\n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作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作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12]傅斯年这种观点还深刻影响了胡适。[13]1926年8月24日，针对傅氏8月18日来信所言，胡适复函说：“这几年我自己竭力学善忘，六七年不教西洋哲学，不看西洋哲学书，把西洋人的蛛网扫去了不少，自己感觉痛快……这一层我很得意。因为我是名为哲学教授，很不容易做到把自己吃饭家伙丢了。”[14]1929年6月3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哲学的根本取消：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一时不能解决的，如将来有解决的可能，还得靠科学实验的帮助与证实。科学不能解决的，哲学也休想解决；即使提出解决，也不过是一个待证的假设，不足以取信于现代的人。故哲学自然消灭，变成普通思想的一部分”。[15]另外，据钱穆回忆，胡适在1931年任北大文学院长时，“曾言其办文学院其实只是办历史系。因其时适之已主张哲学关门，则哲学系宜非所重”。[16]在傅斯年的影响下，胡适甚至放弃了使用“哲学史”一词。他在1930年撰《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一书，虽有意续其早年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但已不再以“哲学史”命名。到了晚年，他则坦率表明：“我个人比较欢喜用‘思想史’这个名辞，那比‘哲学史’[更为切当]。”[17]对此，他还曾解释说：“他（指傅斯年——\n引者按）不赞成用哲学史的名字来讲中国思想，而主张用中国思想史的名字。”[18]至于顾颉刚虽出身于北大哲学门，却也同样主张：“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19]显而易见，国学门、“古史辨”以及史语所三者，尽管学术路向有所歧异，但都反映出一种“非哲学”的倾向。而由此出发，“整理国故运动”还进一步呈现出了某种“非史观”的特征。这在民国史学界盛行“史观”的潮流之中，映衬得尤为明显。[20]例如，作为近代“新史学”的先驱，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曾阐述道：“\n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也。凡学说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时至1922年，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开篇也写道：“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也。”他同时还论证说：“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22]又如，学衡派对于“史观”也相当重视。缪凤林在1921年便指出：“哲人史家各异其解释，遂成多种不同之史观。”[23]1925年，他还在《历史与哲学》一文中提出：“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在他看来，探求历史公例虽然较为困难，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24]陈训慈在1924年撰《史学蠡测》一文时也阐明：“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25]而柳诒徵更是在《国史要义》一书中呼吁：“治史之识，非第欲明撰著之义法，尤须积之以求人群之原则。由历史而求人群之进步，近人谓之历史哲学。……\n故吾人治中国之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26]再如，曾经以《历史哲学》一书名噪一时的朱谦之，也在1933年出版的《历史哲学大纲》中说：“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即在于根据历史的一切事实来发现一切统辖人类发展之定律。”[27]1935年，他甚至还直接针砭道：“现代史学已经是从故事式的历史进到教训式的历史中，又从教训式的历史进到晚近的发展的历史；即在发展的历史中，现代史学又以所谓社会史、经济史为中心，而一说到社会史、经济史，则各种社会史观、唯物史观，不是很显看出这些史观的抬头吗？所以现在中国的史学界，只有最笨不过的傅斯年一派，才来反对历史哲学。”[28]此外，常乃德也同样指出：“一个好的历史家决不是只会背年表就算完事，必须加上点哲学和思考作用。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里面必然是有点哲学意味的。一个好的历史家必然有他自己的哲学，否则就绝不会写成一部好的东西。”[29]他还阐述说：史观是“我们人类对于过去自己所作成的历史的一种系统的理解”，也“就是人类对于自身造成的史迹的理法的考虑”，“历史事象并非绝对偶发或自由的，应该有法则和因果关系可寻”。[30]由此可见，在民国史学界中，有不少学者十分注重历史哲学的建构以及历史公例的探求。[31]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反映了当时“史观”\n盛行的趋势。而在此趋势驱动下，何炳松“综合史观”、常乃德“社会有机体论”、朱谦之“生机主义史观”、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等各种“史观”，更是纷纷涌现。当然，诚如巴勒克拉夫所言，“1917年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32]在当时兴起的诸多“史观”中，唯物史观的崛起最为引人注目，其中尤以李大钊的贡献最大。关于历史观，李大钊认为它是历史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他深入阐释说：“历史观乃解析史实的公分母，其于认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连锁的关系，施行大量的综合，实为必要的主观的要因。”[33]因此，“史学家应有历史观，然后才有准绳去处置史料，不然便如迷离漂荡于迷海之中，茫无把握，很难寻出头绪来”。[34]他并且屡屡强调：“历史学虽是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一、整理事实，寻找它的真确的证据；二、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35]“史学家固宜努力以求记述历史的整理，同时亦不可不努力于历史理论的研求”，“今日历史的研究，不仅以考证确定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乃能事；必须进一步，……于全般的历史事实的中间，寻求一个普遍的理法”。他同时还进一步阐明了唯物史观“主张以经济为中心考察社会的变革的原故，因为经济关系能如自然科学发见因果律”。[36]\n在此思想指导下，1919年至1924年，李大钊连续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圣西门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等一系列著述，极大促进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兴起与传播。与此同时，一些新闻出版机构也开始介入了唯物史观的宣传。如1919年，《晨报》、《民国日报》陆续刊登了译自日文的《马氏唯物史观概要》与《唯物史观的批评》二文；1920年，《国民杂志》也发表了常乃德翻译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亦于1920年先后出版了李达译《唯物史观解说》和陈石孚译《经济史观》二书。在此期间，甚至连戴季陶、胡汉民等人也对唯物史观表示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至1920年，他们二人分别撰写了《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源》、《孟子与社会主义》、《中国哲学之唯物的研究》、《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井田制度有无之研究》等文。这些文章虽然不无误解，但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唯物史观的广泛影响。然而，面对着各种“史观”的蓬勃兴起，“整理国故运动”却无动于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n第一，他们普遍否认历史具备客观规律性。[37]傅斯年即曾说：“历史无定例，天演非一途，故论史事宜乎不可必，不可固也。”[38]他并且还提出：“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所以归纳是说不来，因果是谈不定的。”[39]胡适也一再指出：“史家的责任在于撇开成见，实事求是，寻求那些事实的线索，而不在于寻求那‘最后之因’”，[40]“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41]第二，他们大多反对唯物史观的指导。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便表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42]后来，他还曾批评说：“我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因为我没有见着一种一元史观不走上牵强附会的路子的。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归根到底’的公式来解围。”[43]而顾颉刚虽然声明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但他同时又说：“我感觉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n，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44]此外，刘节也说：“近来学者好言用唯物史观来创造新史，这也是螳臂当车的想头。……我们即使承认唯物史观是很有价值的历史方法论，然决不是一种不可变动的金科玉律；补苴罅漏乃是后学者的责任，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史料做后盾呢？……所谓‘求得因果’，‘以为资鉴’，都是社会学者的事，现在的历史家不负这个责任了。”[45]至于傅斯年，则更在为《史料与史学》撰写发刊词时申明：“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46]不可否认，“整理国故运动”主张“非哲学”、“非史观”，其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反对空疏玄谈，这当然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30年代末，周谷城即曾肯定地说：“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故曰于史学界有益。”不过，他接着也批评说：“有益的话往往也有不正确的，谓‘史学本是史料学’，同时自不能不承认史料就等于历史。其实史料只可视为寻找历史之指路碑，只可视为历史之代表或片段的痕迹，却并不是历史之自身。”[47]确实，因过于崇尚考据，强调“反对疏通”，所以在“整理国故运动”\n中，考据史学很快就显露出它的弊端来。关于考据史学的流弊，台湾学者杜维运在检讨民国史学发展的历程时，曾经精辟概括说：“在考据学风下，史学家容易陷在史料与枝节问题里面，而不能高瞻远瞩地看历史的发展，于是贯通性的史学作品极少出现。毕生研究春秋史，最后写不出一部春秋史学；毕生研究隋唐史，最后写不出一部隋唐史来。史学家耗尽心血研究出来的成果，只是零散的、割裂的，而不能融会在一部体大思精的史书里面。这应当是考据学风所留下的不良影响。”[48]的确，由于缺乏正确史观的指导，“整理国故运动”往往仅仅拘囿于个别细小琐碎史实的考证，却不能总揽全局、贯通全史，更无法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这自然要引起一些学者的批评。二、外界对考据史学流弊的批评事实上，关于考据史学的流弊，早在有清一代，便已有所认识。章学诚就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49]他还深刻分析说：“\n近人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教，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幽微，下启后人津迷，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50]即使是在所谓“汉学”内部，对考据其实也不无反思。焦循即曾讥讽道：“近来为学之士，忽设一考据之名目”，并反对孙星衍将“考据”与“著作”区别开来，认为此乃“无端设一考据名目”。[51]凌廷堪也针砭说：“搜断碑半通，刺佚书数简，为之考同异，校偏旁，而语以古今成败，若坐雰雺之中，此风会之所趋而学者之所蔽也。”[52]段玉裁亦在晚年自我反省曰：“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悔已晚。”[53]而在“汉宋”之争中，考据更遭到了崇尚“义理”的桐城派的强烈批评。方东树即曾专撰《汉学商兑》一书批评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54]沈垚也讽刺说：“夫小学特治经之门户，非即所以为学；金石特证史之一端，非即所以治史。精此二艺，本非古之所谓通儒，况但拾其唾余，以瓦砾炫耀耶！”[55]不过，考据之学毕竟有其一定优长，何况章门弟子在北大的得势，主要便是依靠“考据之学”替代“桐城文章”\n而起。[56]缘此，考据学风更是在北大炽盛一时，从而不仅直接造就了国学门的风气，而且还深深地感染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在此期间，胡适虽也曾在《发刊宣言》中，批评清代学者“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57]但是他同时却又将“朴学”与所谓“科学方法”联系起来。而这在“科学”一词几乎占据了权威地位的当时，无疑更是扩大了“考据”的影响，使之成为众人“整理国故”的主要方法。对此，朱自清当时就指出：“胡适之先生虽是不以为然，风气还是一直推移下去。这种新国学运动的方向，我想可以胡先生的‘历史癖与考据癖’一语括之。”[58]程千帆后来也描述：“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余烈，风靡一世。”[59]当然，在此期间，也不断有学者对考据之学的流弊加以了尖锐的批评。1923年，《学衡》就发表文章说：“夫国学而仅以考据当之，陋孰甚焉。”[60]1925年，柳诒徵也在一次讲演中诚恳地告诫说：“考据的方法，是一种极好的治学方法。不过学者所应留心的，就是须慎防畸形的发达，不要专在一方面或一局部用功，而忽略了全部。所以一方面能留意历史的全体，一方面更能用考据方法来治历史，那便是最好的了。”[61]\n时至20年代末，梁启超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他还针砭说：“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就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62]与此同时，王国维也对考据之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24年，正当胡适等人大力阐扬戴震之际，[63]王氏则针锋相对地批评戴氏“学问才力，固自横绝一世，然自视过高，骛名亦甚，其一生心力专注于声音训诂名物象数，而于六经大义所得颇浅”。[64]另外，据姚名达回忆，他就读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曾经“以旧在南方大学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推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说，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n考据颇确，特事小耳！’”[65]时至19世纪30年代，伴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发展，考据史学的流弊也愈益显露。面对此“以考订破坏为学，而讥博约者为粗疏”的状况，[66]一些学者更是互相呼应，对此加以了大规模的反思。例如，熊十力一方面肯定了胡适提倡科学方法“甚为紧要”，另一方面则对其“仅及于考核之业，……无可语于穷大极深之业”表示不满。[67]他直言道：“考据之科，其操术本尚客观。今所谓科学方法者行之。然仅限于文献或故事等等之探讨，则不足以成科学。”[68]陈啸江也说：“所谓史料，若就其性质而言，与供给其它科学实验或研究的材料，毫无二致。所以，把史料学认作史学本身的人，与把实验室里陈列的材料认做科学，是同样可笑的。”[69]又如，围绕大学国文系课程设置一事，《读书》月刊曾经于1932年发表文章批评说：“近今学术上之考据之风大盛，即研究文学艺术者，亦惟以训诂历史相尚，而于文艺本身之价值反不甚注意。各大学国文系课程，往往文字训诂为重；其关于文学史之课程，内容亦多考证文人之生卒，诗文之目录，及其文法章句名物故事之类，而于文学批评与美术之品鉴忽焉。”[70]而闻一多也在1934年坚决断言说：“训诂学不是诗”。[71]至于朱自清，则更是将\n“把诗只看成考据校勘或笺证的对象，而忘记了它还是一首整体的诗”的考据学者，称为“诗人的劲敌”，认为其特长是“把美人变成了骷髅”。[72]无疑，这些批评都是针对当时“北平的学术界充满着‘非考证不足以言学术’的空气”而发。[73]再如，1935年底，吕思勉也评论说：“考据之学，有其利亦有其蔽；实事求是，其利也。眼光局促，思想拘滞，其蔽也。学问固贵证实，亦须重理想。”他同时还具体分析说：“凡研究学术，不循他人之途辙，变更方向自有发明，为上乘。此时势所造，非可强求。循时会之所趋，联接多数事实，发明精确定理者，为中乘。若仅以普通眼光，搜集普通材料，求得普通结论者，则下乘矣。此恒人所能也。”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反思：“近日之学风，颇视此等下乘工作为上乘，误会研究学问不过如此，则误矣！章太炎氏二十年前演讲，曾谓：中国学术坏于考据，拘泥事实，心思太不空灵，学术进步受其阻碍。此说，予当时不甚谓然。今日思之，确有至理。一切学问，有证据者未必尽是；无证据者，未必尽非。非无证据，乃其证据猝不可得耳。此等处，心思要灵，眼光要远，方能辨别是非，开拓境界。”[74]\n此外，素以考据见长的张荫麟、钱穆，[75]此时也开始针对考据的流弊加以反思。[76]1941年，张荫麟在评价梁启超时即曾说：“实则任公所贡献于史者，全不在考据。……考据史学也，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77]他并且批评说：“史学界又往往徇考据而忘通义，易流于玩物丧志之途。”[78]而钱穆也在其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辨说：“近人言治学方法者，率盛推清代汉学，以为条理证据，有合于今世科学之精神，其说是矣；然汉学家方法，亦惟用之训诂考释则当耳。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竟学问之全体也。”[79]在后来所著《国史大纲》中，钱穆更将中国近世史学划分为“传统派”、“革新派”、“科学派”三派，并具体剖析说：“‘科学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他并且还尖锐针砭“科学派”乃“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则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80]1941年1月20日，钱氏在致其弟子信中，又再次重申：“\n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81]1941年底，应钱穆之邀，蒙思明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了题为《史学方法在史学上的地位》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也严厉批评了数十年来“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的状况，并强调目前中国史学界“需要有目的的考据，更精密的考据学，具特识的考据家。否则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鸿愿，永远是一个鸿愿而已”。[82]与此同时，朱谦之、常乃德、雷海宗等人也对考据史学的流弊严加批判。朱谦之就曾说：“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和瑟诺博司等考据学派的影响，所以竟有人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竟有人主张‘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历史似乎只有辨别古籍古物的真伪就完了。”他认为：“现代中国史学界的最大病痛，正是‘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考古耳’，误以为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史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83]常乃德也澄清说：“\n考证的历史所努力的不过是发现史料，然而史料只是史料，决非即事实本身，也非即历史的全部。史料不过是原始事实留存到现在的片断化石，如同原人所残存的骨骼头颅一样，不能即认为足以代表原始事实的全部。史料是死的，原始事实是活动的，所以无论所得史料如何丰富，决不能从史料的排比上就能看出原始事实的真相。”他还分辨道：“大家误以为考证史料就算尽了史学的能事，所以越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去，殊不知历史考订的工夫无论做得怎样深，充其量不过是对于史料的搜集鉴别上有点功劳，只能叫做史术，还不够称为史学。”[84]雷海宗也观察到：“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意无意间受了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外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之后，这道理自然就能看得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而在他看来，“历史的了解是了解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况且，“中国的乱纸堆，二千年来堆得太高，若必要把许多毫无价值的问题都考证清楚，然后再从事综合了解的工作，恐怕是到人类消灭时也不能完成的一种企图”。因此，他疾声呼吁道：“有心的人，为何不抖去由堆满败简残篇的斗室中所沾的灰夹尘，来到海阔天空的世界大吸一口新鲜的空气！”[85]显而易见，曾风靡一时的考据史学延续至此，已经不适应时势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预示着“\n整理国故运动”即将衰歇。三、阵营内部的反思与转向具体来看，“整理国故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的衰歇，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阵营内部发生了人员的大量流失；另一方面，它难以抗衡唯物史观派的挑战。面对迭遭物议的考据史学流弊，在“整理国故运动”阵营内部，也开始有人加以深刻反省。例如，曾经被曹聚仁誉为“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代表的陆侃如，[86]此时便意识到：“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所以我认为文学史的工作应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是朴学的工作——对的生平，作品年月的考定，字句的校勘、训诂等。这是初步的准备。第二是史学的工作——对于的环境，作品的背景，尤其是当时社会经济的情形，必须完全弄清楚。这是进一步的工作。第三是美学的工作——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加以分析，并说明的写作技巧及其影响。这是最后一步。三者具备，方能写成一部完美的文学史。”他同时还忏悔说：“\n我自己很早就想研究文学史。可是经过若干年的探索之后，深深感到过去走过的路都不十分对。朴学的工作既不精确，史学的工作完全没做。因此，对于‘然’既仅一知半解。对于‘所以然’更茫然无知。于是我立下志愿，打算对中古一段好好探索一下。”[87]又如，自言治学方法与胡适“很相近”的陈垣，[88]这一时期的治史路向也发生了很大转变。1943年11月24日，他致信好友方豪说：“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89]再如，吴承仕的转化更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身为章门四大弟子之一，却在30年代跳出了考据史学的窠臼，接受了唯物史观的影响。1934年，时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的吴氏，着手改造国学系。他认为：“我们现在研究国学，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尽在故纸堆里讨生活”。[90]他进而还明确主张：“应该废除经院化的词章考据校勘学”。[91]在具体的研究中，他也“再不以其业师章太炎的衣钵为满足”，[92]而是尝试着运用唯物史观去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他表示：“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n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从实践来证明理论，这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93]作为“三礼”名家，吴承仕在阐释《丧服传》时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94]这些研究结论，明显大大突破了考据史学的拘囿，上升到了唯物史观的层次。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已充分认识到考据史学的流弊，他们的治学路向也逐渐有所转化，而这自然意味着“整理国故运动”阵营内部的成员流失与力量削弱。当然，对“整理国故运动”构成直接挑战的，还当属唯物史观派的崛起。如前所述，与“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几乎同时，唯物史观派也开始崛起。关于这一点，周予同在1941年所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即曾回顾说：“继疑古派与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释古派。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然也曾提出治史的三个目的为‘明变’、‘求因’与‘批判’；但疑古派与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达到‘求因’与‘批判’两个目的。……\n换句话说，疑古派与考古派只叙说历史现象之如此，而没有深究历史之所以如此；再换句话说，只是历史之现象论，而非历史之动力论。释古派便是对于这种学术上的缺点而企图加以补充。”他同时还深刻阐释说：“释古派所以产生或者由于社会的原因。从民八‘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形态极变幻的能事，许多知识分子因不安于现状而探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现代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因而再追溯产生这现代中国之以往各期的社会的形态及其本质，而且想用一种理论以解释这各期社会形态之所以形成及其转变。”[95]揆诸史实，早在1929年，郭沫若便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针对考据史学的局限提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谈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从新‘批判’的必要。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须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所应该局限的一步。”他并且呼吁：“‘谈国故’的夫子们啊！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n最后，他还表示：“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96]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唯物史观派正式崛起及其超越“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份公开宣言。在此后的研究实践中，郭沫若等人也十分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翦伯赞即曾解释说：“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何种研究，除了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没有正确的哲学作研究工具，便无从下手。”[97]他还指出：“不钻进史料中间去，不能研究历史；从史料中跑不出来，也不算懂得历史。”[98]侯外庐也认识到：“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修养而高谈线装书里的社会性质，是跳不出梁启超、胡适‘整理国故’的圈套的。”[99]而郭沫若更是呼吁：“我们要跳出‘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100]他还说：唯物史观是“参破”国学种种“门关”的一把“钥匙”，他“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101]他并且还公开声明自己“谈谈国故”的目的，“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主义的适应度。”[102]由此出发，唯物史观派非常注重社会性质的分析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探求。郭沫若就曾澄清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泥于文字史地之学。”\n[103]这种旨趣显然符合了当时中国的时代潮流。据陶希圣回忆，在30年代初，“五四以后的文学和史学名家至此已成为主流。但在学生群众的中间，却有一种兴趣，要辩论一个问题，一个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104]显而易见，由于“整理国故运动”无法满足人们的这种思想与精神的需求，[105]所以它最终难以与唯物史观派相抗衡。而当唯物史观“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106]、“风靡一世”[107]时，顾颉刚在1947年9月23日致白寿彝信中则不得不喟然感叹道：“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108][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页。[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页。[3]关于民初考据风气之盛行及其演变，详参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收入氏著《权势转移——\n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桑兵：《大学史学课程设置与学风转变》（收入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衍》，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其中，陈以爱对“整理国故运动”从兼顾贯通到专重考据的脉络疏理，尤为深刻精详。[4]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1925年12月30日），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94页。[5]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203页。[6]胡厚宣：《我和甲骨文》，《书品》1997年第1期。[7]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4、181－181页。[8]朱家骅、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晖书》（1927年5月16日），《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101页。[9]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8、1264页。[10]\n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傅斯年选集》，第159页。[11]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11月19日），《傅斯年选集》，第184页。[12]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选集》，第192页。[13]关于傅斯年对胡适的影响，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一文论述甚详，收入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4]胡适：《致傅斯年》（1926年8月24日），王汎森等整理《史语所藏胡适与傅斯年来往函札》，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第310—311页。[1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1929年6月3日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9页。[1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69页。他还说：“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同上，第167页）。关于胡适在汉、宋学之间的时常依违，陈以爱曾有深刻描绘，详参其撰《学术与时代》相关章节。[17]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18]\n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王为松编《傅斯年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81页。[19]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1926年4月20日），《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38页。[20]关于民国“史观学派”概况，可详参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21]梁启超：《新史学》，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6页。[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32页。不过，就在此年，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在该年底，他说：“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他还表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梁启超选集》，第810－811页。[23]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辨》，《学衡》第37期，1925年1月。[24]缪凤林：《历史与哲学》，《史地学报》第1卷第1号，1921年11月。[25]\n陈训慈：《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1924年4月（实7月出版）。[26]柳诒徵：《国史要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27]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上海民智书局，1933年，第17页。[28]朱谦之：《历史科学论》，《现代史学》第2卷第3期，1935年1月。[29]常乃德：《历史与历史观念的改造》，黄欣周编《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第226－227页。[30]常乃德：《史观的意义及其可能性》，《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第236、251页。[31]当然，也并非所有的“史观”都主张探求“历史公例”，如何炳松便说：“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刘寅生、房鑫亮编《何炳松文集》第4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页。[32][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页。[33]\n李大钊：《史学要论》（1924年5月），韩一德、姚维斗编《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35页。[34]李大钊：《史学与哲学》（1923年4月），《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83页。[35]李大钊：《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11月29日），《李大钊史学论集》，第193页。[36]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史学论集》，第212、210、201页。[37]不过，顾颉刚例外。相对而言，他较为注重“义例”与“因果”的探求。[38]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选集》，第107页。[39]傅斯年：《闲谈历史教科书》，《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第310－311页。[40]胡适：《答杨尔璜》（1932年4月27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9页。[41]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1935年9月），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43页。[42]\n胡适：《答陈独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第160页。[43]胡适：《答杨尔璜》（1932年4月27日），《胡适书信集》上册，第569页。[44]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1933年2月12日），《我与古史辨》，第158－159页。不过，顾颉刚同时也承认：“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他并且还认为：“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的进行，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基础呢！”[45]刘节：《<古史辨第五册>序》，《古史辨》第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2－3页。[46]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第356页。陈述即曾对自己撰写的文稿“屡曾删改，仍狠涉史论之嫌”，参见陈述：《致陈垣》（1935年12月22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21页。[47]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第2页。[48]杜维运：《史学与社会科学论集》，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49]\n[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524页。[50]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章氏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37页。[51]焦循：《与刘端临教谕书》、《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清]焦循：《雕菰集》，中华书局，1985年（据丛书集成初编本）影印，第215页、212－214页。[52]凌廷堪：《大梁与牛次原书》，[清]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200页。[53]段玉裁：《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清]段玉裁：《经韵楼集》，《段玉裁遗书卷八》，（台北）大化书局，1977年影印，第14页。[54]方东树：《汉学商兑》，江藩等著《汉学师承记（外二种）》，三联书店，1998年，第276页。[55]沈垚：《与张渊甫》，《落帆楼文集》卷八，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22页。[56]钱基博即分析：“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党；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学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傅道彬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n钱基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57]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4页。[58]朱自清：《那里走·我们的路》（1928年2月7日），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0页。[59]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第3卷第3期，1943年2月。[60]孙德谦：《评今之治国学者》，《学衡》第23期，1923年11月。[61]柳诒徵：《历史之知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页。胡先骕便曾回忆说：在当时“一般关于史学的研究，亦集中于史料或小问题之探讨”的风气中，柳诒徵却在东南大学力倡“史实之综合与推论，其精神与新汉学家不同”，胡先骕：《梅庵忆语》，《子曰丛刊》第4辑，转引自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7页。[6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历史研究法》，第334－336页。[63]侯外庐就说：“整整一年期间，报纸副刊和杂志上几乎成为戴学的天下，在‘整理国故’\n的风气之下，戴学最为出风头。”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册，生活书店，1947年，第387页。[64]王国维：《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580页。陈以爱在其撰《学术与时代》一文中，对王国维何以“攻戴”曾有十分新颖精当的论述。[65]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9页。[66]萧一山：《为清代通史批评事再致吴宓君书——并答陈恭禄君》，《国风》第4卷第11期，1934年6月。[67]熊十力：《纪念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28页。[68]熊十力：《读经示要》，高瑞泉编选《返本开新——熊十力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熊氏还说：“我深信读经之难，不仅在名物训诂。训诂弄清了，还不配说懂得经。这是我殷勤郑重向时贤申明的苦心。”《读经示要•与某报》，同上，第247页。[69]陈啸江：《建立史学为独立的法则的科学新议》，《现代史学》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70]\n凡：《书评：<清华文史周刊专号>》，《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1卷第9号，1932年6月。[71]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1卷，三联书店，1982年，第356页。[72]此据其弟子王瑶回忆，见王瑶：《念朱自清先生》，郭良夫编《完美的人格——朱自清的治学和为人》，三联书店，1987年，第41页。[73]《书评：<古史辨>第四册》，《国立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4月。[74]吕思勉：《丛书与类书》，《论学集林》，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63页。[75]当然，张、钱二氏也一向不局限于考据。1933年，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便试图通过对传统历史哲学的“一一考验”，“抉其所见，而祛其所蔽”，建立起他心目中“比较完满之历史观”（《国风》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钱穆也曾自言：“余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76]在此之前，钱穆在为《古史辨第四册》作序时，曾为考据辩护说：“一曰考据仅是整理旧知，无所新创也。……考据之事，极其至则发前人所未发，开天地之奇秘。……一曰考据琐碎，无关大体。此亦非矣。……\n非碎无从立通，碎非考据之终事，不足为考据病。一曰考据仅争故实，不明文理。然义理自故实生。……一曰考据家率尚怀疑破坏。其意怀疑破坏非经叛道，不如尊信守常，……怀疑非破信，乃立信。……或则曰：考据无用，我不知所欲用之何途。……若谓一民族对其自身历史文化之智识，尚复有用，则关于历史文化知识之考据，焉得无用。”钱穆：《古史辨第四册序》，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4－5页。[77]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张云台编《张荫麟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57页。[78]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自序（一）》，华冈学会编《张其昀博士的生活和思想》上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7页。[7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44页。[80]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页。后来，钱穆在《新亚学报·发刊词》中，仍针对“科学派”批评说：“高抬考据，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而在他看来，“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考据所得，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途辙”\n，《新亚学报》第1期，1955年8月。[81]钱穆；《致李埏、王玉哲》（1941年1月20日），引自李埏：《昔年从游之乐，今日终天之痛——敬悼先师钱宾四先生》，载无锡县政协编《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页。[82]蒙思明：《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责善》第2卷第18期，1941年12月1日。[83]朱谦之：《考今》，《现代史学》第5卷第1期，1942年6月。[84]常乃德：《历史与历史学观念的改造》，《常燕生先生遗集》第1卷，第234－235、225页。[85]雷海宗：《历史警觉性的时限》（1940年），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103、106、107页。[86]曹聚仁：《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第95页。[87]陆侃如：《序例》，《中古文学系年》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页。该文撰写于1947年7月7日，不过此计划则立于1937年前。[88]陈垣曾在致胡适信中说：“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陈垣：《致胡适》（1949年4月29日），《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93页。\n[89]陈垣：《致方豪函》（1943年11月24日），《陈垣来往书信集》，1990年，第302页。此后，在1950年《致鲁思》、1954年《致佚名》等函中，他也谈及这一思想转变。对此，牟润孙曾评价：“自清雍乾以降，考据之学盛，史学即与现实脱节，绝不敢涉及当世之务，以远祸避害。时至民国，此风未歇，陈援庵先生独能起而变之，形式上依然不离考据，而著述之间则富有爱国之深旨焉。”《记所见二十五年来史学著作》下篇，《思想与时代》第118期，1963年。[90]吴承仕：《本系的检讨与展望——对国一年级学年开始的讲话》，《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37页。[91]吴承仕：《关于华北的非常时期教育问题》（1936年1月14日），《吴承仕文录》，第163页。[92]吕振羽：《悼吴检斋先生》（1940年1月），《吴承仕文录》，第152页。[93]吴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1934年8月4日），《吴承仕文录》，第70页。[94]吴承仕：《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1934年3月20日），《吴承仕文录》，第13页。[95]\n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1月16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54页。[9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9月20日），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页。[97]翦伯赞：《序》（1938年5月30日），《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98]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著、王学典编《史学理念》，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6页。[99]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225页。[100]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7－9页。[101]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5页。[102]郭沫若：《跨着东海》，《郭沫若选集》第1卷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页。[103]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序》，《甲骨文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版，转引自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39页。[104]\n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29页。[105]余英时在评价胡适时就说：“他的‘评判的态度’，用之于批判旧传统是有力的，但是它无法满足一个剧变社会对于‘改变世界’的急迫要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3年3月18日），欧阳哲生编《解析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106]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1935年8月26日），吕思勉、童书业编《古史辨》第7册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第64页。[107]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顾序》，《我与古史辨》，第158页。[108]顾颉刚：《致白寿彝》（1947年9月23日），转引自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