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建国初北京取缔会道门运动中的党员问题

浅析建国初北京取缔会道门运动中的党员问题

　　浅析建国初北京取缔会道门运动中的党员问题　　会道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股重要势力。建国前后，全国会道门的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余人，道徒约1300万人，合计约占当时总人口4.75亿人的2.9%。许多会道门持反共立场，经常传播谣言、对抗土改，甚至发起暴动。中共遂将会道门(以一贯道为主)列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对象之一，予以取缔。在笔者关注的北京取缔运动中，发现了大量参加会道门的党团员及干部(后文统称他们为会道门党员)，本文尝试就此问题进行分析。　　一、会道门党员问题严重　　1950年12月19日取缔运动开始后，北京市委要求所有会道门党员对组织忠诚老实，坦白自己的经历。此后的统计显示，会道门党员的问题十分突出。截止到1951年1月31日，第十区共有129名会道门党员，占全区711名党员的18.2%;共有236名会道门团员，占全区1292名团员的18.8%;党员训练班(其学员为有可能被发展入党的积极分子)的329名学员中，曾入会道门者达36%。整个第十区会道门道徒登记总人数为14544人，占全区123490\n人的11.7%。可见会道门道徒在党团员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党员训练班中所占比例更是惊人，超过了三分之一。干部方面，第十区的农村干部中有12个党支书、18个团支书、15个村街长、6个农会主任是会道门道徒。区级机关中，公安局有91人(占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区政府有5人、区委会有2人、区工会有1人参加过会道门。第十一区农村党员中参加一贯道者79人，参加其他会道门者44人，共123人，占总数的25%，向组织坦白者55人。农村团员中参加一贯道者161人，参加其他会道门者16人，共177人，占农村团员总数的22.2%，向组织坦白者40人[3]248。第十三区的398个农村党员中有92人参加过一贯道，占总数的23%(包括支委24人)，有52人入党时未向组织声明。1170个团员中，入道的有198人，占总数的17%(包括支委44人)，有107人入团时未向组织声明。第十五区公安分局中，有29人曾参加过会道门，占干警总数的23%，曾向组织声明者仅9人。个别村的会道门党员甚至占了压倒性多数，如第十五区衙门口村有70%的党团员、村干部是一贯道成员;第十区小庄村的农会主任兼支书、村长等干部几乎都是一贯道成员，黑桥村的党团员基本被正字会操纵，相互闹意见，开不起大会，也不过组织生活。全市机关、工矿、企业、学校(包括一部分中央级的)内部计道徒13356人，道首380人，其中有党员782人，团员1500人。西郊德王庙党支部13个党员中有7人是一贯道成员，市公安局约有1100\n名一贯道成员。在北京市政府下属二十四个单位中，共有1246人坦白曾入过一贯道(党员41人，团员67人)，其中竟然有433名干部。在干部中，新参加工243人，占总数的56.12%。截止到1951年2月10日，北京郊区共有92169名一贯道道徒退道，3427名道首登记，共计95596人。截止到3月16日，北京市共逮捕了道首381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一般道徒声明退道178074人，共计184613人。当时北京郊区人口为646270人，总人口为1957424人。根据以上数据，北京郊区一贯道道徒占总人口比例约为14.8%，全市一贯道道徒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9.4%。结合前文可以看出，无论在郊区还是全市，会道门道徒在党团员中所占比例都比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高出不少。会道门党员的问题令北京市委深感头痛，正如市公安局所说：虽然不能说所有这些分子都会进行破坏活动，但留在内部，如不给予妥当的处理，将会给敌人留下一个很大的空隙。董必武曾说：我们党员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为何本应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无神论武装自己头脑的党员，反而更容易加入会道门呢?　　二、原因分析\n　　造成会道门党员数量众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因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速度出乎意料，中共在迅速掌握全国政权后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党员及干部数量的严重不足。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指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第三年内干部的准备，虽然大部分应当依靠老的解放区，但是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去吸收。于是，中共组织在建国前后经历了一次迅速扩大，准入标准降低，审查不严格，将一些并不具备资格的人吸收入党甚至提干。《人民日报》指出：北京市的党组织在解放后，曾因大量发展，有一部分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来不及经过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教育，便被吸收入党了。其中有些党员至今对党的性质认识不清，对党员的权利与义务了解不正确另外还有个别阶级异己分子也乘机混入我们党内。其次，新解放区的客观实际导致中共无法对新加入的党员进行严格筛选。建国前后，中共在进入一片新地区之初，由于组织基础薄弱(尤其在较偏远的农村地区)、本地出身的党团员很少，对当地情况不了解，开展工作必须依靠当地积极分子的力量。这些积极分子大多是本地的中下层人物(上层人物如乡绅、地主、富农属于中共斗争的对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长于口才、能说会道、思维活络、热心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威望，是当地的能人。这些能人\n往往又是之前会道门在当地发展时重点笼络的对象，因此他们多为会道门道徒。为了尽快开展建政、土改、支前等工作，新建立的中共政权无暇去考察积极分子们的其他身份，反而因为他们在工作中的突出表现而将其吸收入党、提干。但在土改完成、政权基础巩固后，中共即重新强调组织的纯洁性，开始审查这些加入过会道门的党员干部的可靠性。北京市第四区卫生委员会第一分会委员侯善田，自卫生分会成立后即参加工作，平时表现很积极，开会时发言也很踊跃。取缔运动开始后，他被查出是一贯道坛主，遂遭逮捕。第四区区委称在侯被捕后才发现他言行不一致，想通过卫生委员会的工作来开展反革命活动，并承认平时对各分会委员的情况了解不够深入。为此，第四区计划培养新的积极分子，并逐步了解各委员的情况。第十二区靛厂村高法海，平时能说会道，当过三年和尚，是该村童子会会头，中共建政后曾组织过担架队并当过副村长，是村中活跃人物，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取缔运动开始后，他被查出是一贯道诚化坛坛主。高法海由于不了解政策，害怕遭到严厉处罚，遂服毒自杀。能人进入中共基层政权的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1949年12月，中共接管了位于重庆以东359公里处平县山阳区下属的驯鹿乡，镇压了原乡长，继任的乡长兼乡农会主任李西明并非共产党员，而是第八保下保的一个贫农。他能够出任乡长，一是当地共产党员较少，二是他本人出身贫穷，能说会道，在本地具有一定的人望，是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位居汉流大爷)\n，因而被区公所确定为驯鹿乡新旧乡政交接的过渡人物。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农出身的乡村医生严本立也被选为第八保农会的第一任主任。在后来的运动中，他们都被清除出了当地政权。　　三、中共对会道门党员的处理　　运动开始后，第十区区委公开宣布了对会道门党员的处理意见，可以看作是当时的通用办法：(1)取缔运动中向组织坦白、退道者，不予追究，但应批评其加入会道门是不对的。(2)运动中不坦白或者在党员训练班不退道而回村后才提出者，应予处分，(党训班)组长以上职务者撤职，候补党员延长候补期，正式党员应予警告。(3)入党后又加入会道门者，应予开除。很多会道门党员积极表明态度，愿意与会道门一刀两断，并以实际行动来协助取缔。他们在党委的号召下率先退道，并在群众面前现身说法，讲述道内情况。第十区青年团安定门外支部韩长瑞在全区支委大会上主动发言：\n我加入过一贯道，我对一贯道的内幕都知道。我回去首先脱道，再以事实都向大家说。北京市人民法院执行员翟绍会在全院大会上讲述了自己十八岁即加入一贯道的经过，并指认出他知道的道徒。通过这些退道的党员，各级党委了解到很多会道门的内部信息，为取缔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此外，已退道的党员们还积极去劝说别的道徒。由于他们与道徒有相同的经历，多能从对方的角度出发解释问题、消除顾虑，并以自己作为实例，被劝说者也不会抱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因此劝说效果很好。第十区的党员道徒刘德泉在开会时对本地坛主说：你可以讲出来，我是村长，包你讲出来没事。来广营团员崔玉龄对道徒们说：退道没关系，我也参加过一贯道，只要我们向村政府声明退道，不再信，这不就是完了吗?布告上写得很清楚，咱们是被欺骗入道的，到村政府一声明不信了，不再活动，就没有事了。一个好的积极道徒经常能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八里庄团支书吴魁荣声明退道后，连带14人一起退道，其中团员8人，青年群众6人。这些党员发挥的作用可用以道反道四个字来概括，他们是取缔运动顺利开展的重要助力。　　也有一些觉悟较低的党员抗拒取缔，如十三区青龙桥党员赵荣，以前给坛主王元当长工，入道后给王元摆佛堂、办事，在取缔运动中不但不坦白，反阻止其他党员道徒坦白。在山东平邑县，甚至有党员表示宁退党，不退道。对这些人，各级党委的态度很坚决开除党籍及其他行政职务，有违法行为者交送司法机关处理。一般来说，北京市各级党委对会道门党员的处理比较宽松，公开声明退道即可，事后不加歧视。不过也有例外，如北京市政府提出要对会道门党员\n长期进行教育改造工作，使他们不仅在组织上退道，也要在思想上退道，而且机要部门已坦白的一贯道徒应予以调整，以防泄露机密。这是因为市政府地位特殊，必须保证组织绝对纯洁。不过，取缔运动并没有将会道门党员完全清除，存在一些漏X之鱼。档案显示，京西矿区所辖十字道、南樱桃、安家庄等乡的政权组织全部被后天道控制。例如十字道乡有90%以上的户都在道，26名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有20名是道徒，乡人民委员会中包括乡长、财政主任、生产主任、文教主任等主要干部在内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是后天道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分子。他们对上级组织采用两面手法来隐瞒身份，一直到1955年整顿合作社时才被发现。　　四、小结　　会道门党员问题，\n反映了建国初期很多党员疏于学习，对共产党的纪律、理论了解不深的问题。这在当时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下面这个事例。北京第十四区南湖渠团支部蔡文踦，土改时非常积极，当时被指定为团支书。他在土改中分得一辆胶皮车，一头骡子，做起了运输买卖，很赚钱。于是他不再管团里的事，并要求撤换他的支书职务，不然他就退团。经组织教育无果后，蔡文踦的支书职务被撤掉，此后他不再开会，也不交团费，被视为落后分子。当时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积极分子和农村干部在土改中分得生产资料后，一心埋头于生产致富，不问政治，甚至要求辞去职务的现象。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湖南省委及《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农民是小生产者，具有自私、狭隘等落后的思想观念，必须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是《新湖南报》关于李四喜思想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但不能否认的是，产生这种松气退坡思想的人大部分都是建国后被吸收入党和提干的积极分子，李四喜的原型朱中立就是长沙十五区农裕乡一个在建国后各种群众运动和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是直接在新解放区入党的，基本没有革命战争、地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组织纪律对他们的打磨、塑造痕迹尚浅，所以才会出现为了生产要求辞职的现象。可见，高尚的革命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经常存在着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