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

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

　　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视角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可以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桎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经过20世纪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国家由16个减少到5个(注：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共有16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联邦、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古巴和柬埔寨。现存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没有掌握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江泽民在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深入思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紧密联系我们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的基础上，作出了“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我们解读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n　　19世纪末，俄国几乎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但俄国却既有“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野蛮的乡村”，又有“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1](P400)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未能消除俄国的农奴制残余，农村的阶级斗争依旧尖锐，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1917年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不能解决俄国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不能满足俄国人民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迫切要求。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顺应形势，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提出了“和平、土地、面包”的口号，果断领导工农武装举行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俄国的统治，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从苏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颁布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n，初步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和平的愿望，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武装叛乱和武装干涉，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但由于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不符合俄国国情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于是，从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开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决定从俄国是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改变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在总结一年多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有科学依据的苏联(当然也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构想。这就是：　　其一，发展现代大工业，建立必不可缺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列宁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而那个时代“适应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2](P452)列宁告诫布尔什维克们，社会主义必须是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　　其二，通过合作化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同农民经济真正结合起来，合作社则是既可以把个人利益同国家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又可以使农民感到简单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因此，“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P771)\n　　其三，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认为，既然我们不能立即从小生产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作为小生产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又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和方法。[2](P504)　　其四，加强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向社会主义过渡顺利进行。列宁明确指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2](P294)；“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2](P774)。为了发展文化事业，必须吸引文化人参加文化教育事业，必须吸收和改造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成果。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P299)　　其五，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鉴于新型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苏维埃仍存在着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压制民主、贪污腐化等现象，列宁强调必须改善国家机关：“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n[3](P376)改善国家机关的根本，在于每个公民能够名符其实地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官僚主义等腐败的东西。列宁晚年还把加强党内监督问题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建议对党的领导制度作一系列改革，强调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重要，努力做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坚决反对培植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总之，列宁晚年深入地总结了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初步摸索出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初步掌握了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在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国家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设科学的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努力提高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水平，为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初步基础。\n　　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斯大林中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已经被实践和列宁所否定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斯大林在领导苏联29年的过程中，对巩固和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也犯了严重错误：一是斯大林降低了社会主义要具有超过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时，[4](P399)其标准只是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产值在工农业产值中占70%；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40%。二是斯大林离开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提高公有化程度。斯大林在没有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用行政命令手段进行全盘集体化运动；用行政命令在市场上加速排挤资本主义。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实现社会主义，主要依据是当时苏联“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4](P393-394)。三是斯大林宣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的性质”[4](P543)，堵塞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之路。四是斯大林提出两个平行对立的世界市场理论，[4](P561)导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同资本主义市场交流，不能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联系，自己封闭了自己。五是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的计划原则教条式地规定为惟一的指令性计划原则，[5](P280)由国家计委编制全国统一计划经济表层层下达，像法律一样命令执行，把国民经济统得过死。六是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因而最大限度地加强阶级斗争、加强国家机器。[6](P150)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指导下，苏联进行大规模清洗、滥杀了大量的无辜，留下了很大的后遗症。[7](P28)七是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资金主要于农民，农民必须为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而缴纳额外的“贡款”。农民的“贡款”虽然解决了工业化资金问题，但却造成了苏联农业的长期落后。\n　　斯大林在指导苏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其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斯大林最大错误是把过度集权的体制与过“左”的路线结合起来，从而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发展民主自由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高度集中的中央经济管理体制来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形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按照斯大林的理解，社会主义应该进一步将集体农庄所有制变为国营农场，使全社会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既不符合苏联生产力水平和层次，又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二是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斯大林的工业化既优先发展重工业，又超高速发展。但是这种战略是用牺牲农业、压缩轻工业的办法实施的，因而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和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而追求经济发展高速度的粗放道路，直接导致了苏联经济发展速度递减、素质低下和竞争力较弱。三是在经济体制方面采用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借助于行政手段来组织和管理经济，否定经济杠杆，排斥市场机制。其结果形成了“部门—企业”或“部门—托拉斯—企业”的二级或三级管理模式，造成条块分割、地区分割，人为地割裂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联系。这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性产品经济，是苏联长期缺乏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僵化的总根源。\n　　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模式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一是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特权化。国家机关成了党的机关的附属品，或者说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党政官员按不同级别享有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特殊权益，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广大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代表他们掌权。二是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下级权力集中到上级机关，各种权力都被集中到中央机关，中央的权力又集中到党的第一书记。结果造成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缺乏有力的监督系统和制约机制，终于使公共权力失去监督，出现“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n的异化现象，并进而走向腐败。三是干部选举制度流于形式，干部选拔制度委任化。苏联1936年宪法虽然也规定了新的选举制度，然而又同时规定上级可提出甚至指令和强行委派苏维埃候选人，等额选举、选举结果须经上级批准才有效的做法，使苏维埃选举名存实亡。委任制使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久而久之，造成了脱离群众、官僚主义的顽症，造成了党群与干群之间的隔阂，进而损害了党的领导的代表性。四是法制虚无化和司法机关畸形化。国家司法部门的工作受斯大林的直接控制，内务部权力急剧膨胀，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苏共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官僚特权阶层，使本应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政治代表的共产党的代表性和合法性受到严重损害。　　高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主要特征是，不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和严密的逻辑力量解决思想理论的问题，而是凭借权力的力量压服人；文化上、学术上的是是非非，都要由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人裁决或做结论，把斯大林的言论教条化，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这一思想文化模式，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是僵化、凝固的“左”的理论教条，长期束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二是被简单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三是这种文化模式不仅束缚了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摧残了科学技术队伍的精华，促进了伪科学的发展，阻碍了苏联科学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最终败北。一句话，苏联思想文化模式长期以来违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n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历史条件还是在基本国情方面，都与苏联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一味强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反对社会主义的道路多样性。他把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绝对化，强迫东欧国家接受。1948年，东欧国家被迫放弃适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特色的、深受人民欢迎的有生命力的人民民主道路。从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南共联盟除外)基本上停止了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尝试，将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各国，使东欧社会主义失去了勃勃生机，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生产力的萎缩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危机的爆发。东欧各国(南斯拉夫联邦除外)也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改革，苏联模式多少有些改变，但这些改革都是改改停停、进进退退，这个模式基本的东西没有触动，其结果是东欧各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都明显滞后，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仅没有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差距。尤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共产党长期忽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许多党员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使本来就不高的党的威信继续下降，最后终于被人民所抛弃，教训十分深刻。　　　　　　二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9年，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解决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两个问题。前者的实践(从1949年到1957年约8年)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后者的实践(从1958年到1978年约21年)则没有如愿地体现“三个代表”\n思想。根据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制定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成为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我们提前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苏共二十大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提出“以苏为鉴”，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并有了良好开端。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论断，强调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由于实行了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的前8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顺利。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8](P269)“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9](P167)这是我们党作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忠实代表的充分体现。　　与此相联系，那时的许多政策和重大举措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忠实代表。新中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宣布：“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0](P345)在提出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之后，毛泽东指出：“\n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1](P229)；“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11](P278)在党的“双百”方针指导下，我国的科学文化繁荣昌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建国初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开展了旨在“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整风运动，并结合“三反”运动，清除了一批腐败分子。在党的八大上，又提出了旨在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为了指导全党整风，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由此说明，党非常想成为中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n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党从1957-1976年用了长达20年时间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实践上来说，为建设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各条战线都有所发展和进步。就理论成果而言，集中表现在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上。一是毛泽东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从实际出发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11](P23)“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1](P41-42)二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根本任务。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给予了科学界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1](P214)党的八大提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三是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毛泽东在1954年6月就提出了“建立”和“建成”\n社会主义两个概念。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社会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并提出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到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100年左右或者更长的时间。[12](P301)四是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是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国家，很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他提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有密切关系；认为要取消商品生产，必须发展商品生产。[11](P434-441)为此，他提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2](P34)毛泽东这些理论探索和创新说明，他在主观愿望上是努力实现“三个代表”的。　　但是，由于我们党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实践经验，由于毛泽东在成绩面前骄傲自满、脱离实际和群众、指导思想过“左”、对时代主题和基本国情判断不准确，在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严重挫折：三年“大跃进”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果造成国民经济的大破坏以及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市场供应长期紧张，经济建设速度大大减缓，拉大了与世界一些国家的距离，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这20年“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8](P264)，“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8](P237)；思想文化领域里搞“大批判”\n，极大地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阻碍和破坏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整个“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这些都不符合“三个代表”的思想或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经过对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科学分析、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同时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正反历史经验以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的认真反思，逐步形成了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和主线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主要有：其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本质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邓小平根据这个阶段确立了“三步走”\n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其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他强调，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其四，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理论。邓小平认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同时，积极发展各种经济成分，以此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补充。其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理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实行对外开放，解放生产力。其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而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都要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又逐步形成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n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各项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条新道路同毛泽东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连续性和变革性的统一，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真正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得以全面发展和进步。【.　　[5]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6]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7]郑异凡.从“人的自由发展”看苏联的教训[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n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