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战后德国政治再教育运动及其影响　二战后，西方盟.L.国以永久地消除德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出发点，对西占区德国进行了一场强制性的民主化改造，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非纳粹化和再教育。前者注重在政治经济上铲除纳粹主义的影响，后者立足于在思想观念上树立西方的民主原则。相比非纳粹化，再教育更具有建设性意义，它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去影响、改变德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为把德国改造成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1］。再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对后来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具有文化启蒙的重要意义。一、再教育政策的提出　　再教育的概念及政策最早由英国提出。战争期间，英国人对德国人的看法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二战爆发之初，在英国普遍流行一种思想观点，即当前这场战争中，英国不是在与德国人民，而是在与希特勒，与他的邪恶精神以及纳粹制度作战［2］（P59）。抱持此种观点，彼时，英国人普遍寄希望于德国人能够自己起而反抗，自发地推翻纳粹统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场战争愈发显露出毫无结束的迹象，尤其是当纳粹对波兰施加的大规模暴行被披露之后，先前区分纳粹分子与德国人民的那条清晰的界限开始在英国人的脑海中逐渐变得模糊。1940年2月以后，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转而趋向重新界定德意志民族。　　1941年，罗伯特范西塔特勋爵首次提出了再教育一词。在其发表的《黑色的记录：德国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范西塔特首倡战后对德国人进行再教育［3］（P140）。范西塔特指出，所谓英国不是在与德国人民，而是在与希特勒作战的想法不过是先前英国人的一种幻想。事实上，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德国人一直在谋求统治世界。因此，当前的这场战争，英国是在与德国的军队作战，而这支军队正是由普通的德国人组成的。故而，所有的德国人都应当对希特勒及纳粹发动的这场战争负责。就未来的和平而言，通过再教育，使德国人在精神上发生根本的变化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其他的方法仅仅从行政和技术方面考虑都不可能是永久的［4］（P62）。\n　　范西塔特的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发了英国学界对于战后如何处置德国人问题的热烈探讨。1942年，著名学者EH卡尔出版《和平的条件》一书，强烈反对对战败的德国实行惩罚、肢解、永久强制等敌对性质的非理性措施。卡尔将未来欧洲以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德国的青年一代。他预言：战败的德国，将呈现一派精神、道德崩溃与全面混乱的局面。基于此，应致力于向德国的青年一代展现新的欧洲重建图景，通过鼓励青年一代的德国人在重建德国和欧洲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4］（P45），促使其彻底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思想桎梏。　　与EH卡尔的温和论调相比较，TH马歇尔的观点显得激进许多。马歇尔针对德国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崭新的德国。由此出发，马歇尔强调，再教育不应孤立地进行，而应成为整个社会和政治重建的一部分。不过，尽管如此，马歇尔并不认为重建德国的职责应由英国来承担。相反，他认为，某种外力施加的再教育不可能成功。德国人自己应承担起对其自身进行再教育的任务［6］（P64）。　　马歇尔有关外来力量不可能在德国成功推行再教育的论断是当时不少英国人，甚至包括英国官方的普遍共识。但是，反对的一方有力地指出，鉴于一战后德国的冥顽不化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命运，人们有足够的理由质疑德国的民主传统以及基于此传统的德国人自我教育的可能性。双方争论的结果是，后者逐渐占据了上风。　　1944年初，英国外交部起草了关于再教育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指导纲领，明确表达了决意承担此项责任的意愿，在英国战争与国内事务内阁委员会获得一致通过。7月3日，酝酿已久的再教育草案正式出炉。该草案提出：占领时期，英国对德再教育的首要目标为清除纳粹主义、军国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价值观；长期目标则为在德国的教育中，培植大众的民主兴趣，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及宗教自由［7］（P69）。　　在酝酿、起草再教育草案的同时，英国开始就此问题寻求盟国的支持。美苏对此均无异议。因此，1945年8月，作为占领时期盟国对德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再教育被明确地写入了《波茨坦协定》政治原则的部分，即对德国的教育必须实行监督，以彻底消灭纳粹和军国主义的理论，并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成为可能［5］（P509）。　　二、再教育政策的实施　　1945年5月8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会员罗伯特伯利在泰晤士报发表题为《再教育德国》的文章指出，对德国的再教育是盟国的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伯利认为，再教育应致力于实现三个方面的目标：其一，应教育德国人接受政治责任；其二，应通过教育，使德国人重返其自由主义的传统；其三，应教育德国人学会尊重其他民族，尤其是斯拉夫民族、捷克人以及波兰人［9］（P83）。　　既然盟国的再教育针对的是全体德国人，再教育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校教育。诚如\nEH卡尔所言，青年一代对德国的未来发展极其重要，但长成于纳粹时代之前或之中的成年一代，无疑更需接受再教育和重新塑造。因此，再教育必须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之外，寻求或借助其他的方式和手段，以达到影响以至教育的目的。为此，除了在教育体制内推行民主改革，盟国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诸如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和访问，建立图书馆和新闻中心，控制出版业和新闻媒体的宣传以及电影的发行放映等。所有这些努力均旨在树立和培植民主的观念及信仰。　　自占领之初至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西占区的再教育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占领之初，迄至1947年6月盟国管制委员会第54号指令出台。在这一阶段，盟国亟待解决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是安排各级学校尽快重新复课。然而，战后初期的恶劣条件，使得复课工作困难重重。　　首先，战争造成校舍损毁严重。在经历战火后有幸得以保存下来的400所学校中，真正可用者仅剩下60所。除校舍外，其他最基本的教学设施，譬如课桌椅、教学仪器、教学用具、书籍、文具，甚至纸张等也极为短缺。其次，师资的严重匮乏也是一个令人十分头疼的问题。希特勒统治时期，教育领域曾深受荼毒。因此，盟国一致认为，要想使民主思想的顺利发展在德国成为可能，必须对其学校原有的教学以及管理队伍进行严格的清洗，并由能够引导德国的教育循着民主路线前进［6］（P90）的合格人选填补空缺。因此，占领伊始，以非纳粹化的名义，盟国对各个占领区的师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身份甄别及清洗。在英占区，多达11567名教师遭到了逮捕与解雇；法占区的比例高达75%；而美占区亦达到了2/3。大规模的清洗直接造成了师资的极度匮乏。留任下来的教师，不是旧时代的遗老，就是经验尚浅的年轻教辅人员。师资匮乏的直接后果便是师生比例的严重失调，在巴伐利亚，一名教师教65名学生；而在石荷州，一名教师平均需教78名学生［7］（P268）。此外，缺乏合适的教材也是一个甚为棘手的问题。纳粹时期的教科书已绝不能再沿用，而魏玛时期的教科书亦大量充斥着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言论。\n　尽管障碍重重，盟国通过努力依然创造了奇迹。从1945年秋季开始，西占区的各级学校，相继开始复课。1945年10月，小学开始复课；1946年春，中学相继复课；至1946年冬，大部分大学也实现了复课。为应对师资的严重匮乏，英、法、美迅速着手，建立起了16所师范学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兼具教学能力和民主精神的新型教师。此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极度短缺的困窘。此外，为解决缺乏合适的教材问题，英、法、美各自采取了一些措施。英占区专门成立了负责编.L.印教材的德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美占区则设立了教科书和课程中心，专司教材的编辑和出版；而法占区则引入了法国、瑞士、卢森堡等国的教材。截至1947年，英占区共印发教材1250万册，美占区印发了300万册，而法占区虽然人口最少，印发的教材数目却超过美占区，为630万册［8］（P44）。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盟国的努力主要集中于物质重建，其精力主要放在为恢复正常的教学活动及秩序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上。　　在恢复学校正常秩序的同时，盟国还努力借助宣传工具影响和教育德国人民。希特勒统治时期，媒体完全沦为了纳粹思想控制的工具。因此，考虑到第三帝国的任何官方言论或出版物都带有法西斯主义的毒素［4］（P114），占领的最初阶段，德国所有的报刊、电台、影院、出版社等被一律封停。稍后，成立了盟国控制下的临时服务机构。一段时间之后，才允许德国人重新涉足宣传，不过必须申请开业执照，由盟国负责审查资格。通过上述三步走的方式，德国的宣传领域得到了整肃和刷新。　　这一时期，报纸成为了盟国再教育最为倚重的宣传工具。一方面，盟国鼓励德国人自己办报，允许其客观评论、甚至是合理批评盟国的政策。另一方面，盟国则利用自己主办的报纸，尝试提供一种并非基于德国视角的客观报道。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盟国报纸，一为美国人主办的《新报》，二为英国人主办的《世界报》。《新报》侧重于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于美国的背景知识介绍。《世界报》则从英国人的观念和角度出发进行新闻报道。这两份报纸受到了德国人的普遍欢迎，不仅有助于其了解更为客观、真实的新闻时事，更有助于消除因之前长期的对外隔绝而造成的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误解。这一时期，经过严格审查的各类报纸对于西方民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介绍和灌输，对德国人的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n　　这一阶段盟国再教育的另一项努力，突出体现为各个占领区举办的多种形式的文化学习、交流活动。1946年，受之前部分军政府官员免费提供报纸供德国人阅读颇受欢迎的做法启发，英国军政府开始着手创办新闻中心。这种新闻中心，除设有图书馆、阅览室外，更附设各种用于演讲、放映、展览的大厅。新闻中心不仅提供各类报刊、书籍任德国人随意取阅，更成为各类国际会议和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种新闻中心在英占区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共同名称桥（Bridge）。至1947年5月，英占区的桥数目已达到62个。开设新闻中心的做法亦为美、法所仿效。在美占区，这类新闻中心被称为面向西方的窗口。法占区的新闻中心更为偏重艺术、文化方面的主题，因此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尤具吸引力。　　盟国再教育的第二阶段，始自1947年6月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第54号法令，迄至1949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盟国再教育的主要任务包括：教育领域内，深入开展民主改革；宣传领域内，继续实行严格监督，延续执照申领制度；文化交流活动方面，进一步扩大规模，拓展范围。　　1947年6月25日，盟国管制委员会颁布了第54号法令《德国教育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该项法令针对德国教育体制，提出了10项具体的改革要求，主要包括：人人都有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实行6至15岁全日制义务教育；通过学习现代外语增进对别国人民的了解；用适当的课程、教科书和学校组织来保证民主的教育；组织教学磋商会；让公众参与教育事业的改革、组织和管理等。　　同占领时期出台的许多法令类似，该项法令虽是以盟国的名义共同发表的，但它实际上主要是由美国人提议并拟订的，因此三个占领区实际的执行情况各有不同。美国人对于改革德国的教育制度表现出特殊的兴趣。占领当局最初接到的相关指示曾要求，不要试图实行新型学校，除非有关德国当局开始这样做，也不要把新的教育理论或哲学强加于德国的教育制度。［7］（P275）但是，1948年，美国教育协会主席乔治F佐克率团访问美占区之后，美占区的教育政策开始全面朝着打破贯穿于德国教育制度的等级制转向。此后，把美国的教育制度复制到德国成为美占区教育改革所致力的主要目标。与美国人不同，英国人更为看重内在的教育改革。在英国人看来，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比学校的结构问题更重要。法国人的兴趣则主要集中于课程设置与教学考核方面。在法占区，中学的拉丁语课程有所减少，而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相应有所增加。另外，法占区还引入了近似法国考试制度的中央高考制。　　这一时期盟国在宣传方面的监管仍未放松，但对德国人执业资格的审批权逐步被重新归还给德国各州政府。1948年9月，旨在取消盟国审查制度的《新闻法》出台，1949年，伴随该法的正式实施，盟国对德国新闻的控制宣告结束。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盟国宣传的基调相比较前一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1947年以后，由于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恶化，冷战开始成为西占区宣传的一大主题。1947年下半年，英美占领区内的共产党人所办报纸开始频遭打压。冷战格局下，宣传日益演变成为东西方之间斗争的一块重要领地。而在这一变化的过程当中，再教育一词不再被频频提起。　　三、再教育运动的影响\n　　再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对后来联邦德国的民主政治教育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思想上很好地对西占区德国人进行了民主的文化启蒙，也为后来联邦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础。　　首先，再教育促进了战后西德教育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在战后初期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盟国在教育领域仍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排除重重障碍，使各大、中、小学尽快复课；建立了一批师范学院迅速培养了一批合格的年轻教师；编写、印发了大量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书籍、教材等。另外，在初期的物质重建之后，盟国更尝试对德国的教育体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尽管当时盟国改革德国教育体制的某些做法遭到了一定质疑，但其所秉持的学校教育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基本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德国人认同和接受。　　其次，再教育推动了西方式民主自由的宣传媒体在战后西德的建立。占领时期，盟国对西德的宣传媒体，控制可谓严密。但这种严密，仅以坚决禁止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宣传为限，并不要求西德的媒体完全保持与盟国的言论一致。事实上，针对盟国的批评文章时常见诸于西德报端，盟国对此所持的宽容态度，是对其所提倡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条的自觉践行与遵守。盟国对西德媒体批评性意见的宽容与鼓励，有助于独立、公正的舆论意识在西德媒界的养成与树立。英占区军管人员迈克尔鲍尔弗观察到、自由的讨论和新闻的自由流动［3］（P146），这便是盟国给西德媒体带来的可贵变化。美占区地方军事长官罗伯特沃尔夫也曾明确提出：我们的新闻政策就是要使西德的媒体发展成为如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在内的那种有责任感的和自由的媒体。［9］（P202）客观地讲，盟国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所以，战后不少评论家认为，盟国占领时期，对于形成迄今为止的新闻的长期模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再次，政治再教育培植了德国人的民主观念，对未来西德的政治发展趋向影响深远。为把西德建设成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盟国利用多种渠道极力灌输和宣扬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试图重建西德与西方文化的联系。在盟国的诸多努力中，尤其是人员的交流与互访对西德人的思想及其后西德的政治发展影响至深。这种交流与互访为不同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彼此直接沟通与.L.了解的机会，不仅有助于破除隔离时期西德人对外部世界与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的无知与误解，也使其他国家人民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了西德人民，使其看到了一个罪恶国度之外另一个德国的真实存在。这对战后各国彼此化解仇恨，修复关系意义重大。另外，人员交流活动还帮助一部分西德人走出了国门，这些人中的相当一部分日后成为了西德政治舞台上颇具影响的关键人物。\n　　最后，再教育还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促成了联邦德国政治教育的国家机构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建立。在建国之初，虽然占领法规定在政治领域中盟国不再拥有控制权，但美国仍对西德在反纳粹、政治再定位以及公共信息传播方面缺乏足够的信任。出于这种警惕心态，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公众事务促进研究所，一方面致力于指导所有美国在德国的信息传播、教育、文化以及交流活动，另一方面也试图建立一个面向西德民众的专门政治教育机构。但这种企图引发了联邦德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其后果便是1952年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设立。虽然再教育推动的文化教育体制改革和思想启蒙对于战后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而且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也将建立民主政治教育机构理解为对西方盟国再教育的响应，但其中也隐含着急于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治教育国家机构，藉以摆脱盟国对联邦德国的文化控制和影响的微妙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