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反思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

梅光迪反思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

　　梅光迪反思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能否以成败论英雄？　　历史有时的确会有偶然的巧合和反讽。　　「学衡派」的美国导师，新人文主义思想家白璧德1933年7月去世，《学衡》杂志恰好在这个月停刊。　　梅光迪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思想方法和文化观念与胡适为敌。但他却是最积极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实践者。他革了旧式包办婚姻的命，与自己的女学生（东南大学第一届女生，也是西洋文学系的学生）李今英结婚。而胡适却一生就范于包办婚姻。.L.编辑。　　梅光迪反对白话文学，也拒绝写白话文。可是他的女儿梅仪慈作为在美国大学执教的汉学家，却是以研究中国白话新文学为志业，并且是著名的丁玲研究专家。　　若以实用主义的功利眼光来看，由于胡适的存在，梅光迪成为一个人生的失败者。胡适的阳光和辉煌，使得梅光迪逃遁海外或暗淡一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梅光迪执教美国时，因受Mercier教授的《美国的人文主义》一文的启发，而写了《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这是他自1922年8月在《学衡》第8期发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十多年后的历史反思。回顾自己曾置身而失败的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一腔的伤感，满腹的怨尤，以及无限的惆怅，流于言表。因为他看到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以及关于变革与革命的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统。这种传统比以往任何旧的传统都具有自我意识和良好的组织性，且不容异己的存在。他无法施加自己的学术影响，感到无能为力。人文主义运动？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是否有一场所谓的人文主义运动？梅光迪的回答是肯定的。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1一文中，他有系统的论述；《评〈白璧德──人和师〉》中，他说这是「儒家学说的复兴运动」2。同时梅光迪也承认「这样的一次运动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3，是「中国领导人的失败」4。其失败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因为它与中国思想界胡适及新文化派想要建成和接受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二是因为他们自身缺乏创造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称和标语口号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没能提出和界定明确的议题。领导人也没有将这样的问题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因此，它对普通学生和大众造成的影响不大。《学衡》的原则和观点给普通的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是模糊而狭隘地局限于在一些供学术界闲谈时谈论的文史哲问题上。\n　　而胡适对《学衡》的看法则是认为它只是一本「学骂」。他认为「新文化─文学」的「反对党」已经破产，根本无力与「新文化─文学」对抗。更为乐观的是北洋政府教育部已经下令，自1920年起，小学课本改用白话文。这样一来，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所反对的白话新文学，以及他们所反对的新文化运动的言行，便显得苍白无力。成了唐吉·可德战风车的局面。　　1932年9月，梅光迪为《国风》第二期的孔子诞辰纪念专号写了《孔子之风度》。他是主张尊孔的。他说：孔子以多艺闻于当时。他除有最深挚道德修养外，更富于艺术兴味，故其发于外者，不为矜严，为雍容大雅之君子。孔子多情。多情者必多恨。他恨贪官蠹吏。恨自命放达，玩世不恭，而实一无所长者。恨乡愿。白璧德的身影　　欧文·白璧德的思想方法来源于英国的马休·阿诺德。在梅光迪之前，中国留学生张歆海在哈佛大学师从白璧德时，曾以研究马修·阿诺德作为博士学位论文。1923年2月，梅光迪在《学衡》杂志上刊出《安诺德之文化论》，介绍阿诺德的文化思想。　　阿诺德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主将，是英美知识传统中具有文化保守倾向的思想家。他对社会的变革，有自己主见。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中文译者韩敏中在《译本序》中指出：阿诺德所希望看到的变革和进步是「绝对不能脱离过去，脱离历史和文化的根基，绝不能轻言甩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情感、心理的包袱」。「为了在秩序中实现变革，使英国、当然也是使人类平稳地走向更高的理想境界，就必须依靠广义的文化力量。文化不是行为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5。　　1914、1915年间，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梅光迪，因偶然的机会，听到RS克莱恩教授的一次演讲。克莱恩指着白璧德的新着《现代法国评论大家》对同学们说：「这本书能让你们思考。」6一种顶礼膜拜的热忱，使梅光迪从托尔斯泰式的人文主义框框中走出，沈迷于白璧德的世界里。梅光迪由白璧德思想的启发而认识到，中国也必须在相同的智能和精神的引导下，以冷静、理智的态度，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中牢固树立起历史继承感并使之不断加强。只有这样才能跨越新旧文化的鸿沟，使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想与中国古老的儒家传统相映生辉。为了能够聆听这位新圣哲的教诲。梅光迪1915年秋转学到哈佛大学。　　白璧德继承了马修·\n阿诺德的思想，其人文主义的要旨为生活的艺术，即追求人生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人文主义要求具体的个人从自己的修养入手，以好学深思，进德修业，「向内做工夫」。进而谋求理性与感情的和谐，求得人格的完整。人文主义的理想为君子风度。君子有三长：中立（克己、节制、不激不随）、敏感（反对麻木不仁，但也非好奇立异）、合理（合于标准，不随心所欲，不逾矩）。这与中国的儒家学说：中庸、仁、礼正好相当，或最为接近7。　　白璧德等人所领导人文主义运动主要目标是，要把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圣人们走过的路径之上，即「用历史的智能来反对当代的智能」8。　　白璧德是以研究比较文学为志业，力言沟通文学、哲学的重要，主张以哲学为内隐，文学为显现，且二者互为映照，即华采中富有内涵。梅光迪为白璧德的受业门生，两人思想「最为深契」9。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并没有照搬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模式，就许多的基本思想和原则而言，美国的人文主义运动为中国的「学衡派」同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10。　　梅光迪认为，作为导师，白璧德帮助梅光迪等中国学生找到了自我，并发展了自我的能力。他对儒家人文主义的评价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向他的中国学生指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他们在当今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事实上，白璧德影响中国的只是梅光迪等少数或另类。而多数的或从众的却是「新文化运动」一派人。虚幻的精神启蒙？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梅光迪认为胡适及新文化运动带给中国人的是一场虚幻的精神启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使得大多数中国人从极端的保守变成了极端的激进。而其中严肃认真的一少部分人，也正忍受着一种思想的空白和精神领域的尴尬所带来的煎熬，甚至是绝望和忧伤。由于在中国的教育文化、政治思想领域扮演主角的知识份子（指胡适等人），自身思想肤浅，且已经完全西化，他们对自己的精神家园缺乏起码的理解和热爱，「对自己的祖先嗤之以鼻，以民主、科学、效率及进步为其支架，毫无愧疚与疑义地将目前西方的官方哲学\n当作积极的主要价值观」11。「新文化运动」的结果，使中国文化丧失了自身利益的特性和独立性，成为欧美的文化翻版。梅光迪担心的是「用不了几年时间，中国很可能就会成为西方所有陈旧且令人置疑的思想的倾倒之地，就像现在它已成为其剩余产品的倾销地一样」12。他说导致中国大多数人走上激进之路的原因主要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给中国带来的一系列的灾难性的冲击，而国内回应的便是由此引发的革命热潮和革命运动。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便导致了对文化传统的置疑和民族自信心的丧失。在面对陌生的突发性事变而又必须作出的快速变革和调整时，他们因准备不足而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进而转向西方以求光明和向导。结果是中国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优势。梅光迪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学衡》的使命　　梅光迪自己视他和《学衡》同人是另类，是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层思考的，有能力对中国人的生活中发生剧变进行合理解释的知识份子，是中国西化运动中的理性之翼。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中国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也是大学里的学者。他们的学术阵地主要是1922年1月创办的《学衡》杂志（1922年1月──1933年7月），和相应的三个报刊：天津《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吴宓主编，1928年1月2日──1934年1月1日）、南京的《史地学报》（柳诒征主编，1921年11月──1926年10月）、《国风》（柳诒征、张其昀、缪凤林、倪尚达编辑，1932年9月1日──1936年12月）。　　在《学衡》的同人看来，捍卫中国知识界的伟大传统，维护它的声誉，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学衡》神圣的历史使命。面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强大走势和猛烈的批判炮火，他们并非对自身民族传统中的问题熟视无睹，他们更愿意承认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经过长期的与世隔绝之后，已经陷入狭隘的自我满足、固步自封中，因此在比较和竞争中缺乏优势。所以，它必须要得到丰富、补充，在退化的情况下，还必须得到修正。而不是彻底毁灭它。《学衡》同人坚信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对已经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审视，为现代中国重塑平衡、稳定的心态。这样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的基础和可能。有了这个文化本位，才会有批判性的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的东西的必要条件。《学衡》杂志的特别之处更在于它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坚实的基础就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在哲学、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梅光迪明确指出，《学衡》的「立足点是儒家学说」13。这和胡适等新文化的激进派要「打孔家店」的行为是公然的敌对。　　作为文人的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们十分注重道德基础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学古典派的拥护者，强烈地反对胡适等「文学革命」者所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同时，梅光迪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很小的。但他借用并认同《学衡》同人楼光来对他们所做的工作的基本估价，即《学衡》「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14。\n　　梅光迪坚信，中国文化真正的活力，在本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这如同他在纪念刘伯明的文章《九年后的回忆》一文中所持的观点那样，只是面对现实，他又多了几分感伤。现实的取向　　梅光迪的教学生涯主要是在东南大学、哈佛大学和浙江大学。其中，在哈佛大学是主讲汉语。在东南大学和浙江大学是讲西洋文学。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主要体现在向学生传授知识上。为东南大学的西洋文学系（由他创办，并任主任）和浙江大学的外文系（任文学院院长），他付出最多。他的同事张君川回忆说：「梅先生自己学贯中西，也要求学生在努力研究西方文学外，不能忘记祖国丰富文学。他与吴宓老师素来提倡比较文学。如吴宓师在清华开有中西诗之比较一课，梅先生讲课常中西对比，不只使学生加深理解，实开比较文学之先声。」15　　梅光迪由反对白话文，到「降格」16偶尔写白话文，是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因为中小学生教育都改用白话文了。为自己的子女教育，他不能不写白话文。「他与自己的女儿通信时，总是用生动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的父女之情」17。　　已为人父，且在美国受过教育的梅光迪，是孩子教育的实际状况改变了自己自己对白话文的态度。白话文进入教育系统和孩子们轻松学习所带来的喜悦，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有明确的表示。他说：「我看着长子读《儿童周刊》和《小朋友》（给小孩看的故事书），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快慰。毕竟我们用口语来代替文言死文字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至少已经成功的使千千万万下一代的孩子能活得轻松一些。」18梅光迪看到自己的孩子利用白话文的工具轻松的学习，一定和胡适有同样的喜悦。　　梅光迪到浙江大学后，「经竺可桢校长的同意，继续发扬学衡精神」19。规定大学一年级学生必修古文一年。从上古到明清，以顺序选读。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还必须学一年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同时，大学一年级还要必修一年英文，文学院、师范学院的学生则要修两年英文。只有这样，才可能融通中西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