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影响

试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影响

　　试析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对于高校英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近代我国高校的英语教育发展是随着文化的进步而不断得以深入的，从本质上来说，英语教育的发展史也是一部西学东渐史，其中包含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矛盾与相互融合。高校的英语教育涵盖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授课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多个方面，特别是课程设置与授课内容两个环节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与英语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在以上层面体现得更为具体而深刻。　　一、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在所传播的内容方面，除了宗教知识之外，自然科学成为主流。在传播主体方面，多为西方的新教传教士。新教传教士们随着贸易掠夺的商船进入中国，走到哪里，他们就会把语言带到哪里，作为西方文化主要载体的英语逐渐被人们所熟识。作为一门西学课程或教学西学的主要媒介，英语教学以相对于中国传统教育的新学为依托，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东渐的特点对我国英语教育发展影响较广，英语教育的进步也在某种程度上对西学东渐起到了促进和推动的作用。　　1.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内容。为了能够训练一批逐渐脱离儒家道德体系的中国籍教徒和传教助手，西方的新教传教士利用基督教思想接近和领导中国百姓。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英华书院多以英国语文来讲授地理、历史、数学及与学术和科学相关的科目。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会传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贝满学校将基督教教义翻译与英语学习结合在一起，澳门女塾开设中文、英文、宗教、历史、地理等学科，马礼逊学校除了提供《圣经》课程外，还会对学生进行有益的指导和帮助，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其教义真谛。　　2.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教会英语教学旨在渗透和传播基督教思想，为了保证学校的宗教性质，教会学校中聘用了很多传教士或基督徒进行讲学。其中，英语和西学的教习全部由西方传教士充任，新教传教士成为了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的传播主体。英华书院从1818年到1843\n年的七位院长均为伦敦会传教士，贝满学校的传教士裨治文不但亲自讲授英语，还继而教授希腊文和拉丁古典文学，澳门女塾的英语在开始时是由葡萄牙人进行教学的，后来由传教士郭实腊夫人亲自讲授，马礼逊学校的第一位英文教习兼校长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传教士布朗。　　二、洋务运动时期西学东渐对高校英语教育发展影响　　西学东渐不仅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成为高等英语教育的先导，洋务运动时期所创办的各类学校是我国高校英语教育机构的前身，其在培养目标、师资力量、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等多个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在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中，西学东渐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虽然西方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也并非格格不入。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来看，两种文化要实现相融，需要找到其交接点。在中国文化中，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它与西方文化在某些层面存在相通之处。儒家文化倡导经世致用的理念，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正是以此作为切入点逐步被中国文化所接受的。由于文化与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西学东渐在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逐步渗入其教育体系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是高等英语教育的主导思想，同时也是高等英语教育的核心内容，在价值观及人才观的确立等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洋务派所倡导的高等教育思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学习西方的语言和文字，了解西方的文化知识，培养实用型人才;提出应改变陈旧的教育观念，对当时的教育制度进行革新;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以求充实和壮大自身的力量。在最初阶段，洋务派所创建的学堂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旨在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另一类旨在学习西方技艺，在两类学堂的教学中，西文的学习占有重要位置。只有精通其语音才能够准确翻译大量的外文书籍，为西艺的学习创造条件。　　京师同文馆创办于1862\n年，它的成立被视为我国正规英语教育的开端，其办学思想、考试制度及后来的发展变化都具备了近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多重特点。京师同文馆倡导以考促学，奖优惩劣，考试分为月课、季考、岁试和大考。月课和季考的内容是将英文照会翻译为中文和将中文条约翻译为英文。岁试除了中英互译以外，还需翻译条子，对于考试成绩优异者赏以纸张和笔墨。大考又分为初试英文照会译为中文，复试中文条约摘要译为英文，口试汉语条子译为英文，考试成绩优异者将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而劣者将被降革、留级。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洋务运动时期的高校英语教育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洋务运动时期我国高校英语教育将语言知识的学习与基本技能的培养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并没有可供直接使用的教材，也没有指定的教科书。学生要在校内学习五年至八年，所使用的教材主要依靠师生的翻译再加入传教士和教会学校已翻译完成的西学书籍。为了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实用性人才以推动国家的发展，一批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兴起[6]。从总体上来说，这类学堂可分为两类，一类重在培养翻译人才，另一类重在培养科技和军事人才，这些学堂构建起我国第一批现代大学的雏形。大多数学校都将英语作为主修课程或是第一外语课，其他的相关课程也是使用英语进行讲授的，英语学习得到了人们更多的重视。　　实践表明，这两类学校的创办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近代高校英语教育的进步，同时对封建科举制度也带来了猛烈的冲击。但是，对西方的教育体制只是单纯地进行模仿抄袭并不能完全满足我国教育发展的需求，鉴于此清政府决定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各国进行学习考察。容闳是获得美国著名大学学位的第一人，1870年，他向清政府正式提出选派学生赴英国学习的建议，得到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和认同。就此事，两位大臣曾先后两次上奏朝廷。在其不懈努力之下，18721875四年间，每年清政府选派30人，共选派了120人赴美国留学。在这一方面，他为洋务运动作出了尤为重要的贡献，也为近代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洋务运动时期派遣学生出国学习的做法成为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开端，培养出最早一批既懂英语又懂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清政府所创办的各类学校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封建体制办理新学，从上至下依旧笼罩着陈旧的气氛。一旦所培养出的对外交涉翻译人才能够通晓西人的文字和语言，则即行停止。在官办学堂中，多是一些没有人情的学生，学生入学后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仍用在了汉语学习方面，很多学生片面认为只有将汉语学好才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三年英语学习之后，只有少数学生能够取得令人较为满意的学业成绩，大多数学生语言仍未娴熟，翻译也未能准确流畅。封建体制下的官办英语教学并没有长期科学的计划，其在本质上并没有造就出有文化、新思想的一代新人，它只不过是清政府怵于外患而思自强的一种应急措施，是在不改变封建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对新教育模式的一种尝试和变通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