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当代启示论文范文及要求

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当代启示论文范文及要求

浅析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的当代启示（题目15字以内）摘要：乡村建设运动是我国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旨在从乡村入手寻找突破口以挽救时局的一场自救运动，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梁漱溟先生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梁先生试图通过重建乡村组织，改变乡村文化及风俗习惯，走中西结合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基础——乡村的现状，以此改变国家，改造社会以拯救民族，虽然梁先生的事业最终因种种客观原因未获得完全成功，但他的理论和实践还是给我们目前进行的农村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借鉴。（摘要200字左右）关键词：梁漱溟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最多三个关键词）11\n一、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与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比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就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并开始了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新世纪里，党和国家又赋予了新农村建设以新的含义，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提出与乡村建设的提出是在两个不同时期提出的两个不同口号，其性质、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等都有所不同，但究其提出原因和目的而言还是有其相似之处的。乡村建设运动对于新农村建设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首先,就其性质而言，两次运动都是来解决农村问题的运动。但乡村建设运动是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有官方支持的一场乡村重建运动。而我国新农村建设运动是由官方发起的有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农村建设运动。其次,就其提出原因及背景而言，二者共同点在于，旧中国与新中国的农村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和落后，都急需进行重建与恢复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乡村遭受到全面破坏，这一破坏既包括国内的天灾人祸，例如长江水灾，黄河水灾，西北大旱，中原大战，兵祸匪患，苛捐杂税等等都对乡村造成经济上，政治上，乃至文化上的全面破坏；除此之外，国际势力对乡村的破坏也是不容忽视的，这其中包括列强的入侵与占领，而这其中，梁先生认为列强的经济侵略与文化侵略对农村影响极大。中国乡村就是在这不断的破坏中趋于崩溃，谈及此，梁先生不无痛心地讲到：“在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固然直接间接都在破坏乡村，及中国人的所作所为，一切维新革命民族自救，也无非是破坏乡村。所以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1］(p150)当时的中国乡村所受破坏太大造成了中国乡村的全面落后，中国乡村缺乏的东西太多，需要进行一次积极的重建工作。而当今我国农村也正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民生活仍11\n不富裕，农村整体面貌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农业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农村落后面貌仍未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以更大规模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乡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前受到一定破坏，怎样发展健全适合我国农村现状的优秀文化，提高农村基层的软实力成为我国基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应看到，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与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的背景也有不同之处。当今我国农村面临的是较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天灾虽有，但防控灾害能力大大提升；人祸仍存，但相比旧中国也已经大大减少。帝国主义侵略几乎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国际间的平等交流与友好往来。所以我国新农村建设相对乡村建设运动面临更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再次，在路线方针上，两者的不同是很明显的。梁先生是试图通过农业发展来引发工业的。正如他讲到：“所谓中国建设（或云中国经济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就是说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的路。”［4］(p158)梁先生的这一论断是旧中国国情的反映。当时我国经济受制于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把我国作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因而他们不愿中国工业发展以对其本国产品构成威胁，中国工业发展又有先天不足的劣势，因此梁先生认为先从工业自身出发是难以拯救中国经济的。但中国农业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需要中国的原料供给，因而他们还是允许中国农业发展的，梁先生举例说：“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业发达。”［4］(p160)他就是指列强。并且，更为有利的是中国农业根基还是比较深厚的，从农业入手引发工业是一种基于当时中国现状的好思路。当今我国不再受制于他国，经过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努力，我国拥有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发展蒸蒸日上，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方针也不再是农业引发工业而代之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这一方针的变化也是我国当今具体国情的反映。最后，在具体措施上，二者相同点极多:无论是乡村建设运动还是新农村建设运动，二者都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来夯实我国的根基。在具体措施上，二者都重视农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事业，农民素质提高等等，不再一一列举。11\n但由于两次运动相隔时间较长，基于不同时期的具体国情，二者在具体措施上又难免有所偏重。梁先生认为中国乡村最深刻的破坏在于一种文化与制度上的破坏，这造成了中国农村长期无组织纪律的混乱状态。而旧中国又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政权来维持乡村秩序。因而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更偏重于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的建立两项任务，梁先生试图主要通过乡村自己的力量来重建乡村秩序。而新时期我国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政权，并且新政权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几年总结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而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也更偏重于农村经济建设，更注重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等问题。当然我们的重点有所改变并不意味着梁先生所关注的问题已经过时，乡村建设所注重的问题到现在也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不但如此，伴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老难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层出不穷，如何妥善处理新农村建设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妨以史为鉴，借鉴梁先生乡村建设运动解决乡村问题的做法。二、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梁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是分析了旧中国乡村现状和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改造乡村面貌的具体措施。他对于旧中国乡村所面临问题的一系列分析对于我们更好的认识农村现状，合理进行新农村建设有深刻启示。梁先生在其《乡村建设大意》中曾讲到“乡村键设顶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两点:‘农民自觉’，‘乡村组织’。这两点实在是解决乡村问题的根本条件，有了这两点，乡村的事情才好办，乡村的事情才好进行。”［1］(p616)可见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问题是乡村建设急需解决的两个问题，是乡村问题的短板。其一，农民自觉问题。为何乡村建设需要农民自觉呢？梁先生讲“天下事无论什么都要靠它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本身有生机有活气，才能吸收外边的养料。”［1］(p618)11\n只有农民自己认识到时局是怎样的，明白乡村的事情必须要靠自己去改变，去创造，而不是坐以待毙，糊糊涂涂得过日子，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不讲求发动农民，试图单纯依靠外来力量来主导乡村发展建设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一则我国乡村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内部环境错综复杂，单纯依靠外力需要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再则，即使依靠外力把乡村救好了，一旦外来支援中断，乡村必然要重新陷入混乱。三则由于我国农村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外来者对农村情况往往不甚了解，因而往往很难真正给农村真正的援助，甚至出现想援助乡村却无意间破坏了乡村的情况。鉴于此，梁先生特别注重发动农民，调动农民积极性，正所谓“天助自助者”，只有内外相互呼应才能促使农村与外界的互动，才能更好的解决乡村问题，梁先生的这一思路也告诫我们当今的新农村建设切不可单方面成为一种政府行为而忽视农村的主体——农民的广泛参与，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必须让农民积极参与并真正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鼓励其主动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主要角色。否则，新农村建设只能是本末倒置，并且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成果。其二，乡村组织问题。依梁先生所讲，中国最缺的一是团体组织，二是科学上的知识技能，而缺乏团体组织更为重要一点，他分析道“中国现在所苦的，自一面说，固然是在物质的缺乏，如缺乏飞机大炮唐克车之类；但这些都是家伙，家伙都靠人来制造，靠人来运用。要看重人的关系，不要看重家伙。如果中国以这么多（四万万五千）的人，而成为一个团体，那么，一个团体就是一个力量，中国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什么家伙不能有呢？外国又何足怕呢？一切外患我们都可以抵御，一切事情，我们都有办法了。”［1］(p628)梁先生分析十分精辟，无论是科技还是器物的落后，归根结底还是人的落后。因此，怎样训练人才是重中之重。中国人自古缺乏纪律，人多时不能有秩序，更不会商量着办事，也就是互不妥协。如今中国人虽已经文明开化了许多，但梁先生所提到的中国人的许多劣根性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因而改变中国人，改变中国农民就要把广大农民带入到团体生活中去。在把农民带入到团体生活中去这一方面，梁先生特别强调了绝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因为他深刻认识到，西洋风气与中国精神实有不合之处：一方面是公事多数表决与中国尊师敬长的意思不合，在农民尚未完全开化之前，动则多数表决容易造成少数贤者顺从多数愚者的意志，并且多数表决也极易把老师与尊长取消掉；另一方面，私事不得干涉于中国重道德的风气不合，梁先生讲道，西方把法律与道德分而置之，一个人只要不触犯法律，即使不合道德约束也不为别人所干涉，而中国自古礼法相连，所谓出于礼即入刑，“在公众团体中把道德看着没关系，11\n个人的道德也不许旁人过问，这怎能合乎中国人的意思呢?而人生向上亦是真理，亦是不能让步的。我们不能改了这个去讲自由。”［1］(p658)由此，梁先生认为，中国要搞乡村建设工作，把农民带入到团体组织中去，必须遵从中国的老道理。中国的老道理即是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传统是应当为人类所认同并共同接受的东西，“此老道理虽多，要不外两点：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1］(p659)，梁先生的这一主张对于我们当今新农村建设也有重要启发作用：搞农村建设不能一味照搬国外经验，最重要的是要深刻分析我国农村历史与现状，对农村现行制度和文化既不能完全肯定又不能完全否定，有所继承，有所舍弃，在认真取舍的基础之上，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为农民和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先进文化和制度。这才是我们新农村建设的正途。其三，除了以上几点，梁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新农村建设所最关心的农业问题也有着自己独到的分析。梁先生在深刻分析了中国几千年来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基础之上，提出了以农业发展来促使工业产生发展的方针路线，诚然在当今我国工业大发展的情况下，这一方针路线已不再适应我国具体国情，但梁先生对于农业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分析还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当今我国可谓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并非是一个农业强国，这更需要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我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因地制宜的提出适合我国农村发展的道路，而梁先生对于我国农村经济特殊性分析可谓精辟，他对农业发展提出的建议也值得我们思考。虽然我国农村现状与旧中国农村相比已有不小的变化，但真理是具有绝对性的，梁先生的思想对我们深刻认识农村经济面貌，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是有很大启发意义的。梁先生指出，中国农业除了面临国际压迫以外，国内有四大障碍：第一，治安问题。梁先生讲到，农村安定有秩序才能促使农民安心生产，而治安问题不解决，妨碍垦民之事太多，农民自身安危都难以保障，更不能谈什么农业生产。当今我国农村治安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也应该看到，近几年来，在农村也不时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任其发展恐怕后患无穷，不仅不利于农业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国家长治久安。因此，我们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并妥善解决类似妨碍11\n农村发展的情况，以还农村生活一个和谐宁静，给农业发展一个安全保障。第二，运输问题。梁先生分析旧中国运输不便，造成部分地区粮食充裕而部分地区则粮食短缺。交通不便造成地区农业间交流较少，严重阻碍了农业健康发展。如今，我们也认识到“要想富，先修路”，农业甚至整个中国经济的进步发展离不开运输，离不开对外交流。失去了对外交流，中国农业发展是能是一潭死水，所以农村交通运输业发展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应加大农村交通运输业发展的资金支持和政策优惠，唯有此才能盘活农村经济，促使农业大发展。第三，农民负担问题。旧中国苛捐杂税繁多，加重了农民负担，致使农民生活困苦，“农民生活愈困，则于农业生产愈无力；所以负担之重，是农业生产的致命伤。”［4］(p516)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在很早以前就受到梁先生的重视，且被视之为“农业生产的致命伤”。现如今，实行几千年的农业税已经废止，农村苛捐杂税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但近些年来，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又使农民负担重新加重，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调查显示，我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有“1，农民收入增长迟缓，甚至出现负增长。2，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长。3，农村教育负担过重。4，巧立名目乱收费。”［5］(p16)种种原因造成的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能力，现在我们虽正在重视却仍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这一难题已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顽疾，我们必须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切实杜绝乱收费等综合手段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业发展。第四，灾害问题。中国农业自古以来都是靠天吃饭。梁先生认识到，旱涝、病虫害等灾害对于农业破坏之大，并建议整治农业灾害还应以预防为主。近些年来，我国农业水利灌溉能力得到很大提升，防治病虫害、自然灾害的能力也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加强，但农业灾害仍会给我过农业带来巨大损失。前几年西南大旱给我们农业生产带来的巨大破坏就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为确保我国农业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防灾减灾能力也势在必行。梁先生提到的预防为主的办法对我们是很有益的启示，因为自然灾害“他来的时候要抗他自然不易；但预防得法，也不是不行。”［4］(p516)治理农业生产中的自然灾害要未雨绸缪，建立高效预警机制，大力引进先进科学11\n技术与管理经验以及适当兴建水利设施。三、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实践对当代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启示首先，为了一举解决中国乡村缺乏农民自觉和合理的乡村组织两个难题，梁先生积极进行乡村教育方面的探索尝试，试图以村学乡学——这一既是乡村组织又是乡村学校的新形式来把农民组织起来并通过教育来提高农民自觉性。这一所谓村学乡学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尝试，可谓乡村建设的一个创举，值得我们借鉴。特色之一:乡村自治。梁先生倡导的村学乡学经费完全来自于地方自筹，村学乡学的办学者甚至来学的人都来自于本地，乡学村学一切设备实行地方公有，对全体乡村民众开放，也就是资源共享。由此可知，乡村学校是服务于全体民众，乡村学校亦即是一个乡村组织。梁先生在村学乡学中始终依靠农村、农民的力量，使农民积极参与其中，而尽量避免使乡村组织成为政府安插的一个机关。这也启示我们新农村建设中一定要注意以农民为本，注意发掘农村自身力量，使农民积极参与其中。只有调动农村自身力量积极参与其中并最终起主导作用，新农村建设才能切实维护好农民自身利益。特色之二：教育对象广泛。《设立村学乡学办法》第九条中讲道：“酌设成人部、妇女部、儿童部等”［3］梁先生试图使乡村教育大众化，而不只是像普通学校一样只面向适龄学生进行教育。这一做法启示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要设法提升农民整体素质，我们不仅要重视适龄学生教育，还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面向大众化的教育宣传模式，使全体农民真正享受到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使其整体素质得到全面提升，以便推动农村工作顺利开展，改善农村整体精神面貌。特色之三：教授内同丰富。梁先生提到：“普通的村立小学只是呆板地教小孩念书；而我们的村学除了教小孩念书之外，还要讲求乡村建设，讲求社会的改良进步。”［1］(p673)11\n这一模式对我们农村教育事业乃至全国教育事业都是有所启发的。我们如今的教育只重视课本知识，而课本知识又大多数只涉及科学文化知识，受教育者今后要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生活只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显然是不够的，与受教育者自身息息相关的人文教育及地方特色教育严重不足，教育上的全国大一统是不利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和充分发挥地方教育资源，不利于地方自身发展的。梁先生也讲到：“村学乡学的工作要因地制宜。”［1］(p674)因而这启示我们，农村教育改革要真正面向农村，调动农村力量，丰富教学内容，努力为农村建设服务。其次，除了提出中国农业所面临的问题，梁先生认为要除去农业发展所面临的一切障碍，必须有一个总脑筋。梁先生在阐述这一总脑筋时讲到“我们将以全国乡村运动联合的中枢组织，为直觉和用思想的机关而以政府为行动机关。”“集中学术人才以学术头脑规划其前途，为政府施政的指针。”［4］(p519)归结起来，也就是说:要以乡村力量为主，以学术人才和政府机关为辅来进行乡村经济建设。可以说，梁先生的这一想法为我们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这一思路启示我们一定要认清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积极发动农村力量，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其中，政府要根据专业学术人员的规划以行政力量进行辅助。农业发展有一个总脑筋，农村经济建设工作才不致于陷入枝枝节节、零零碎碎的局面。梁先生还指出积极促使农业进步时必须把握好三个要点：（一）流通金融。梁先生分析指出，农业金融体系之所以未建立起来主要是由于农业金融在全国金融体系中地位低微，力量薄弱；形式上为农业金融机关，实则未真正投资于农业而从事商业放贷或证券买卖，而且缺乏农业长期及中期金融，农业金融附属于商业金融而无法进行中长期金融。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形成了以中国农业银行与中国农村信用社为主体的农村金融机构，但农业金融问题仍然突出，由于我国工商业发展大大好于农业发展，农业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在利益驱使下，把越来越多的资金贷给农村工商业。因而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并未对农业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对于这一问题，梁先生提出要整顿农村金融体系必须“1,遏止投机之风，而务使资本到生产上去；2,布置内地乡镇金融机构，使资金得往返于农村；3,于短期金融之外设法建立长期和中长期农业金融，完成健全的农业金融系统。”［4］(p526)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以用来解决当今农业金融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二）引入科学技术。科技无论是对于工业发展还是农业发展都有着重要推动作用。自工业革命以11\n来，我国科技水平一直落后与西方国家，至今也正处于赶超阶段。早在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已经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可见科技进步的重要性。我国农业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这一经济形态虽然保障了个人农产品消费，但同时也不利于开展机械化大生产，不利于农业走科技化道路，现在这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进一步发展。因而我们必须处理好我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与推广科技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积极用科技改造和提升农业生产，这样才能促使我国农业早日实现现代化，使我国真正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农业强国。（三）促进合作组织。梁先生指出“要使农民由散而集，非使农业由散而集不可;要使农业由散而集，非使农民由散而集不可”［4］(p532)梁先生认为，农业农民由散而集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大趋势，农业实行合作化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要注意的是合作化不代表可以忽视农民私人利益。搞农村合作化必须公私兼顾，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回想建国初期我国搞的农村公社，其意在把农民组织起来，纳入集体生活中去，其意图是好的，但其过分强调集体利益而忽视了农民私人个体利益，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因而失败也在所难免。“经济生活社会化是必要的，但社会与个人或公与私两面兼顾，不可太偏一面，抹杀一面。”［4］(p534)而如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由合而散，这一制度保证了农民个体利益，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一定时期内确实促进了农业发展。但近几年来，我国农业发展又进入了相对停滞的状态。农业未得到长期稳定发展，个中缘由恐怕与梁先生所提到的未处理好公私两面关系有所关联。因此，今后的农业建设中，我们可以从梁先生的思想中吸取精华，在不至于伤害农民个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努力使我国农业朝着集体化、社会化、合作化的方向努力。借鉴梁先生对于我国农业发展的分析与建议，吸取其精华，相信会对我们当今新农村经济建设工作大有裨益。11\n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5本即可）［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一）［Z］.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2］中共中央.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J],人民网,2005年［3］梁漱溟.设立村学乡学办法[J].村治月刊,北京:北平村治月刊社,1930年第四期［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卷二）［Z］.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陈先荣.人民文摘[J],北京:人民文摘杂志社,2002年第四期11\n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