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与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

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与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

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与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刘祖云林景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宄院暨港澳珠三角研宄中心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宄院港澳社会研宄中心中山大学城市住房研宄中心社会运动的性质可分为秩序性和非秩序性，社会运动的起因可分为结构性因素和非结构性因素，社会运动的主体可分为单一性来源和多样性来源，社会运动诉求的实现方式可分为制度改变型和政策改变型。香港社会运动可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与港英政府1980年前后实施不同的管治模式相适应，香港社会运动在回归之前经历了非秩序性阶段和一定程度秩序性阶段；以2012年社会运动开始出现“泛政治化”为标志，香港社会运动在冋归之后经历了此前的常态社会运动阶段和此后的非常态社会运动阶段。全面准确地贯彻实行“一国两制”，是香港社会运动回归常态的基本前提，也是香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并有序推进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关键词：社会运动;理论解读;香港社会运动;历史演变;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生导师。“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中国首届大学生，先后获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学士、南开大学社会学硕士和武汉大学哲学傅士学位。1991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开始在高校担任系主任或院长。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牵头创建社会学本科点、点和点。曾任教育部社会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1997—2005年）、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1998年）、湖北省高层次人冰工程专家（200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2001—2005年）。2005年通过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到中山大学工作，2007年任职二级教授。现为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宄院港澳社会研究屮心主任、屮山大学城市住房研究屮心主任、国家规划教材《发展社会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特约外审专家。刘祖云教授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而进入高校并留校工作的，因此，“跟踪解读中国社会发展”是其毕牛.使命。在锁定社会学特定视角、习得社会学专业素养、积蓄社会学逻辑力量和\n丰富想象的基础上，他跟踪解读了当代中W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治理。他出版了《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宄》《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香港社会的弱势群体及其社会支持》《珠三角地区社会事业发展与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宄》《屮国城市住房分层研宄报告》《港澳社会:发展视角的解读》等10余部学术专著；出版了《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企业社会学新论》《社会转型解读》等多部教材;在《中W社会科学》《社会学研宄》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等10多项重要奖项。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港澳与内地社会整合与包容发展研宄”ATheoreticalInterpretationofSocialMovementandtheHistoricalEvolutionofSocialMovementinHongKongLiuZuyunLinJingAbstract：Socialmovement’snaturescanbemadeadistinctionbetweenorderlyactionsanddisorderlyactions.Socialmovement'scausescanbemadeadistinctionbetweenstructural-agentandnonstructural-agent.Andthemembersofsocialmovementcanbemadeadistinctionbetweensingle-category-typeandmulti-category-type;whilethegoalsofsocialmovementcanbemadeadistinctionbetweentransformationofsocialpoliciesandtransformationofsocialregimes.Subsequently,weclaimthatthehistoryofsocialmovementinHongKongcanbedividedintotwoperiodsandfourstages.Beforethereunificationof1997，thehistorythatmatcheswiththeperiodoftheBritishHongKonggovernmenthadtwostages.Theformercouldberegardedasclosedmanagementstagewithdisorderlyconflicts，andthelatterberegardedassemi-closedgovernancestagewithorderlyconflicts.Afterthereunification,markedby‘July1st,demonstration'in2012，thehistorycanbedividedintothenormalsocialmovementstageandabnormalsocialmovementstage.Finallyweconcludethatonlyimplementingthepolicyof‘onecountrywithtwosystems’whichconsideredastheprerequisiteofHongKong’sreunificationseriously,canHongKongkeepits\neconomyboomingandadvanceitsdemocracy.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解读香港社会运动的现实状况，预测香港社会运动的演变趋势。U1这些研究对我们了解香港社会运动的现状与趋势无疑具有帮助。我们认为，要解读香港社会运动的现状，必须了解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而要了解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乂必须了解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论。因此，下面依次探讨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二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一、社会运动的理论解读社会运动，既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也是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严格来说，是一种政治社会现象。学术界关于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成果丰厚，下面依据已有研究成果从其性质、原因、主体及目的四个不同角度解读社会运动。(一)秩序性还是非秩序性:社会运动的性质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作为近代兴起的学术概念，最初是指自发产生、打破常规惯例和挑战现有秩序的集体政治行动。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并不是所有社会运动都构成对既定秩序的挑战，只有那些持反制度倾向(anti-institutionalorientation)的社会运动才属于非秩序性行动,而在制度空间n发生的社会运动属于秩序性行动，m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积怨的排泄机制和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古典社会学侧重社会运动的非秩序性，认为社会运动与社会稳定相互对立、此消彼长。马克思提出，工人阶级通过社会运动消灭不平等劳动关系，因而社会运动是历史进步的基础动力(primeagent);位1韦伯和涂尔干则认为，社会运动是普遍发生于转型期的大众紊乱，是文化规范式微和社会整合解体的产物。U1帕森斯阐发了一套搁置冲突、强调和谐的社会系统理论，m核心观点是社会运动对社会系统造成了冲击，唯有国家在文化层面建立价值共识，才能消除动乱进而重建秩序。当代社会学重视社会运动的秩序性，近半个世纪以来兴起的劳工福利抗争、教育改革、黑人民权运动以及环境保护运动渐成学术与政治的常态论题。学者们认识到，社会运动是一类观念、价值和利益的表达机制，并不一定会瓦解社会秩序。尤其在财富分配悬殊和社会阶层㈣化的发达国家，民间组织利用制度庇护发起权利运动，既是对资木剥削和权贵压迫表达不满，乂能促使政府关注弱势群体的境况。总的来说，社会运动是指有特定诉求的集体政治行动，其屮既包括反对并改变某项既定社会政策的秩序性行动，也包括反对并改变既定社会制度的非秩序性行动。在缺乏沟通渠道或机制的封闭型社会制度环境中，社会运动以非秩序性行动为主，而在那些具有容谏纳谏的渠道或机制的开放型社会制度环境中，社会\n运动则以秩序性行动为主。m对于具备成熟执政能力的开放型政府，社会运动一般充当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安全阀”和“警示器”：一方面，人们参与社会运动可以为社会舒压，避免产生极端行为;另一方面，社会运动可以推动分配正义和社会福利，是改革的契机和先声。（二）结构性因素还是非结构性因素:社会运动的原因非秩序性社会运动起源于社会整合不足与利益分化等结构性因素，典型观点是解组论和分层论。解组论代表涂尔干认为，当社会的约束力和凝聚力下降吋，人们缺乏规范与道德的指引，容易引起发泄式运动。m科恩豪瑟佐证，人们在制度继替之际难以进行心理调适，倾向表现出焦虑情绪和发出攻击性行为。m分层论代表之一马克思认为社会冲突根源于不同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冲突，uni而分层论的另一代表韦伯认为社会运动是人们对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垄断之反抗。xui派金综合两人观点，认为社会运动肇起于分配问题，即现有分配制度强行将某些群体剔除在外，这些群体就会联合起来对抗这种制度。立钉由于结构性因素根深蒂固，非秩序性社会运动的后果往往具有破坏性。秩序性社会运动一般与非结构性因素关联，常见于种族歧视、贫富分化、税金变更等社会问题引发社会运动。随着政治现代化的推进，社会运动俨然成为一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现象。人们借助制度内的社会运动，以低成木方式表达诉求进而推进社会改革。加之开放的制度环境又会进一步激发人们继承、学习和传播以往的运动经验，使得社会运动成为一种功能独特的自下而上的增量改革。换言之,非结构性因素引导的社会运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活动，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并具有建设性。也有人认为社会运动常常是结构性与非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引起的，不能化约而论。如史梅瑟提出结构性助长、结构性紧张、概约化信仰、爆发性诱因、合作化团体和社会化控制等因素，认为这些因素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累积程度不同，造成了社会运动的不同形态。mi还有学者补充国家内外部条件，如时事政治的牵动、政治盟友的出现和统治阶级的分裂等因素，认为这些均有可能引发社会运动o[14]尽管社会运动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通常情况下，秩序性社会运动以非结构性因素为主，非秩序性社会运动以结构性因素为主。[15]（三）单一性来源还是多样性来源:社会运动的主体非秩序性社会运动的主体往往来源单一，同一事件的参与者通常是特定利益的受损者，如失地农民或产业工人、边缘团体或在野党派、底层劳工、社会草根、弱势群体以及新兴都市精英等。II虹当社会制度固化了某些群体的利益受损境况,这些群体就会团结起来破坏这种制度。然而，在秩序性社会运动中，同一事件的参与者来源多样，群体特征并不显著。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平权运动中，[17]参与者遍布中间阶级,因为在战后富裕生活条件下，许多市民一方面有充沛的闲暇时间进行公共参与，另一方面没有就业压力而能持续投入到理想主义的实践之中去。而在文化运动中，高学历群体\n与文化创新者均是主体，亦即只要是及时汲取最新文化思潮的人，都能以他们的文化理念指导行动。在互联网运动屮，参与主体为各色网民。在网络虚拟的空间中，彼此共享相近信念的人较易通过网际互动发展出一套亚文化生产机制，这些新兴文化要素跨越了种族、文化和阶层的社会藩篱。由此可见，不同目的和功能的社会运动背后是或单一或多样的诉求群体。生活在相近制度环境的人，更易养成相近的价值观念和问题意识，进而产生一致的集体认同和行动目标。不同参与者的不同诉求及其对制度的反应，将直接导致社会运动的秩序性还是非秩序性乃至其结果的建设性还是破坏性。（四）制度改变还是政策改变:社会运动诉求的实现方式非秩序性社会运动的直接对象是社会制度本身，其预期后果通常是政权的更替、社会制度的重组、新国家的建立及新政党的产生等。但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社会运动采取的手段十分不同。在开放型制度环境中，社会运动以温和的方式即可达成iq的;在封闭型制度环境屮，社会运动容易流变为激烈的暴力革命。如果民众意见长期被排除在外，民众就被打造成“彻底的反对派”。［18］秩序性社会运动的目的在于公共政策的改变。只要参与者对制度持有信心，他们就会挺身而出追求在制度框架内的改革成果。政治学家奥尔森就认为，秩序性建设型社会运动通常定位于公共物品，因为这种社会运动是针对资源再分配的行动。公共建设是其起点，政策影响则是其目标。尤其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社会运动普遍提出就业、消费、居住、教育、交通、环境污染以及政治和宗教信仰等现实诉求，是社会向W家传达改革呼声的普遍途径。无论是秩序性还是非秩序性社会运动都存在一定生命周期，只发挥过渡性功能。社会运动成功之时，亦是其终结之时。但社会运动能否以落实改革的方式结束，取决于制度环境和民众对制度的要求。实证研宂表明，开放的制度环境配合制度内的改革最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二、香港社会运动的历史演变社会运动是香港历史的重要组成。无论是在冋归前的港英政府管治吋期，还是在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时期，社会运动始终伴随着香港的发展进程。Uil但回归前后两个时期的社会运动因其社会治理模式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一）回归以前的香港社会运动冋归前，香港属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实行的是殖民管治体制。香港没冇政党组织,没有代议机关，更没有民主选举，其制度环境属封闭式。［20］为反抗这种制度，回归前的香港社会运动在多数情况下表现为非秩序性。但随着香港主权问题提上日程，港英政府于1980年开始实行所谓“政改”，使香港从封闭管治进入半封闭管治。与其管治体制的松动相适应，香港社会运动从非秩序性转变为一定程度\n的秩序性，即出现非秩序性与秩序性兼具，这是因为封闭性管治体制有所松动但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1.封闭管治时期的社会运动（1980年以前）。在1980年以前的封闭管治时期，香港政治制度具有以下基本特征:Ml其一、港英政府权力来源不是市民而是英国女王，只对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负责;其二、港英政府属于英国的外派机构，实行总督专权制，而港督一人集政府首脑、行政局主席和立法局主席三大权力于一身，港督的任免取决于英国政府;其三、政府中没有民意代表，官员的任免取决于港督，而且政策的实施不必也无需体恤民意。在这种封闭性和压制性的殖民统治下，香港市民通过常态政治参与向政府传达社情民意的渠道几乎不复存在，社会运动因而具有对抗性甚至暴力型。人民唯有借助暴力手段，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利。为了反抗殖民统治,不仅社会运动频繁，而且常常发生流血抗争，政府和民众均因此付出丫沉重代价。魁仅从1956年至1979年的媒体资料来看，针对港英政府的大型社会运动就高达20起，其诉求伍括反对殖民统治与捍卫中华文化两个方面。一方面，香港快速兴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对工人的高度盘剥，而港英政府在劳工福利方面却未加以约束和规制。香港市民为争取棊本劳动权益，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罢工游行、长吋间的示威静坐以及围堵包抄政府机构等方式抵制港英政府和资本家的独断专行。这类社会运动矛头直指封闭的殖民管治制度，其中包括反天星小轮加价运动、造花厂劳资冲突、左派罢工潮、团结工人运动和抗议教师削薪罢工等，而上述居中的三次运动被港英政府定性为“六七暴动”。另一方面，针对港英政府的文化专制与语言殖民，香港民间社会精英联合教师学生组织发起数轮屮华文化和语言保育运动，反对教育系统“重英轻中”，力争中文语言文字教育合法化，保全科学、教育、文化系统的中国元素。表11956—1979年香港大型社会运动一览2.半封闭管治时期的社会运动（1980—1997年）。1980年以后，随着中国确认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港英政府开始推行所谓的“政改”，意图在香港回归前培植亲英势力并打造英治“制度遗产”。“政改”以两个方案的颁布为标志。1980年港英政府颁布《香港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开始探索在香港地方架构中引入民主选举，紧接着1981年港英政府继续颁布《香港地方行政白皮书》，进一步讨论将民主选举引入政治制度。虽然这些所谓“政改”方案初步建成三级代议体系和选举议员制度，但港英政府的权力来源和忠于对象依旧是英国女王和英国政府，港督仍然把持香港三大部门权力。“政改”没有从根木上颠覆政府权责关系，拉虹只是使得封闭管治出现一定松动。在推行“政改”后的半封闭管治时期，香港社会运动表现为两方面特征。一方面,\n有组织的民间团体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群体，这些民间团体在H后不同程度发展成为政治党派。另一方面，社会运动的诉求出现多元化，由原来纯粹的反体制诉求转化为民生改善诉求和制度改革诉求并存。从1980年至1997年的媒体资料看，在此间爆发的22次大型社会运动中，有17次社会运动由民主党派和民间团体领导。从1984—1997年常规公众游行与集会数据来看（参见图1），总人数出现大幅上升趋势，即从1991年开始年均参与规模维持在1000人次以上。这印证了社会学家泰勒的判断，即政治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使得自发性基层组织成为社会运动的“蓄水池”。由表2可见，这一时期香港社会运动的诉求，既包括房屋、交通、教育和环境等民生方面的诉求，也包括争取选举权等政治方面的诉求。这些诉求一方面表明了社会运动对港英政府的施政开始有所影响，亦即山现社会倒逼政府改革的情况，另一方面表明随着冋归日程的临近和政治制度的松动，市民越来越公开表示对旧体制的不满和对新体制的憧憬。图11984—1997年香港公众集会与游行情况注:数据源自香港警察署。由表3可知，对于社会运动，香港法例起初是直接禁止，然后是实施“牌照申请”制度，再后是实施“通知”制度。港英政府对社会运动的态度从绝对否定转为相对宽容。但每一次转变都是政府对社会事件的被动回应，因而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综合上述数据，我们认为，1980年开始的香港“政改”其实是相对性或选择性的政治民主和管治宽松。表21975—1986年和1987—1995年香港社会运动的诉求（二）回归以来的香港社会运动回归以来，在“一国两制”的大政方针下，香港建立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自治制度。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香港社会运动在香港回归初期总体上处于正常状态，并一度出现社会运动频率和人数下降的趋势。然而，随着香港回归后民主化进程的幵启并逐步推进，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差异被凸显甚至被利用。2012年后，香港的社会运动开始非常态化。所谓常态，就是有何种诉求就表达何种诉求，并以实现其特定诉求为目的。所谓非常态，就是社会运动的泛政治化，一方面在凸显并放大某一政治诉求的同吋，将其他不同诉求，特别是一些经济或民生方面的诉求都导引至其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在凸显并放大香港与内地政治制度差异的同时，将不同诉求都导引或\n归因为或导引至香港与内地的政治制度差异。1.社会运动常态期（1997—2011年）。回归以来，香港政治民主化进程开启并稳步推进，一方面香港立法会议员来自香港本地永久居民，同时经由香港市民选举产生;另一方面，香港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逐步改善，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从间接选举过度到直接选举。与此同时，香港市民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总体上趋于满意（参见图3），社会运动不仅处于正常状态，其人数出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参见图4）。表3回归以前香港法例对社会运动的管治图22004—2016年香港市民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注:数据源自香港大学民意调奔中心。图32003—2016年“七一游行”情况注:数据源自香港大学民意调查屮心。2008年以后，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香港出现一连串的社会经济问题，如失业率攀升、贫富分化加剧以及生活成本高涨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的波折亦对社会运动产生了辐射作用。从图2可见，自2008年开始，市民对社会发展的评价有所下降，其原因括两个方面:一是香港经济发展因国际经济环境的波动和香港产业结构的限制开始下行，引发民众对吋任政府的失望和对社会经济前景的踟蹰;二是在香港政改制度尚未完全确定之际，制度转型和民主发展的前景不很明朗，使社会发展的评价回落。即便如此，香港的社会运动仍处于常态。据2005-2011年的历史档案记载的38次大型社会运动，无论是次数较多的民生诉求，还是次数较少的政治诉求，均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图42012年以来香港公众集会与游行年均人数注:数据源自香港警察署。2.社会运动非常态期（2012年至今）。\n随着部分市民对社会不满程度的上升（参见图2），社会运动进入非常态期。据香港警察署统计，2012年以来公众集会和游行年均人数在6000次以上，苏中公众集会在5000次左右，公众游行在1000次左右（参见图4）。从2012年至今的媒体记载，在56次大型社会运动中，政治诉求型社会运动高达51次，其中直接针对香港特区政府的则高达20次。这种非常态化是对“一国两制”这一包容性制度安排的背离，甚至会对香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造成负面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对一些具体问题存在不同意见甚至重大分歧并不奇怪，但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旋涡，人为制造对立、对抗，那就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26］香港社会运动的非常态趋势，使香港特区政府的依法行政面临重大压力，也使香港自身发展失去很多机遇并付出较大代价。由于“一国两制”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片面强调政治制度差异而罔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无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和核心利益。尤其是摒弃常规意见表达渠道而借助非常规的“街头政治”将民众诉求表达引向违法或暴力，不仅对香港民主政治建设于事无补，而且会对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伤害。笔者认为，近年来香港社会运动中出现的违法或暴力现象，既挑战了香港法治传统，也辱没了现代法治精神，为香港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投下阴影。笔者还认为，全面准确地贯彻实行“一国两制”，是香港社会运动回归常态的基本前提，也是香港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并有序推进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l]KhunEngKuah-PcarccandGillesGuiheux，SocialMovementsinChinaandHongKong，Netherlands:AmsterdamUniversityPress，2009，pp.9-24、45-64.[2][7]DougMeAdamandKarinaKloos，TheOriginsofOurFracturedSociety••RacialPoliticsandSocialMovementsinPost—WarAmerican，NewYork::0xfordUniversityPress,2014,pp.297-299、300.[3][4][8][10][ll]KenMorrison，Marx，Durkheim，Weber:FormationsofModernSocialThought，NewYork:Sage，2014，pp.8-11、22-26、160-161、138-139、301-303.[5][美]帕森斯：《社会的演化》，章英华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1年，第253-262页。[6]MarioDiani，“TheConceptofSocialMovement”，SociologicalReview,vol.40,no.1,1992.\nJohnWaltonandDonaldCarns（eds，），CitiesinChange，NewYork:Sage,1959，pp.605-627.[12]FrankParkin，MarxismandClassTheory:ABourgeoisCritique，London:Tavistock，1979，pp.112-113.[13]NeilSmelser，SocialChangeintheIndustrialRevolutiotranApplicationoftheorytotheLancashireCottonIndustry:1770-1840，Chicago:ChicagoUniversityPress,1959，pp.402-409.[14]SidneyTarrow，PowerinMovement:SocialMovements，CollectiveActionandPolitic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259-260.[15]JamesJapser，“RecruitingIntimates，RecruitingStrangers:BuildingtheContemporaryAnimalRightsMovement”，NewYork:Rowman&LittlefieldPublishers,1999，pp.65-66.[16]\lanuclCastells，NetworksofOutrageandllope:SocialMovementsintheInternetAge，London:PolityPress，2015，pp.314-316.[17][美]道格•麦亚当：《自由之夏》，黃克先译，台北:群学出版社，2011年,第61-66页。[18]JillQuadagno,“SocialMovementsandStateTransformation:LaborUnionsandRacialConflictintheWaronPoverty”，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vol.57，no.5，1992.[19]Sui_kaiLau，“SocialConflicts:1987-1995”，Siu-kaiLau（eds，），SocialDevelopmentandPoliticalChangeinHongKong，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2，pp.115-170.[20]王英津：《香港民主化进程的冋顾、现状与走向》，中国：人民人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专题报告，2014年，NPE201409。[21]李彭广：《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22]赵永佳、吕大乐：《“左派”运动在香港》，赵永佳等编：《胸怀祖国：香港“爱国左派”运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23]王庚武：《香港史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9年，第134-137页。[24]SidneyTarrow，“StatesandOpportunities:ThePoliticalStructuringofSocialMovements”，DougMeAdam，JohnD.MeCarthyandMayerN.Zald（eds，），ThePoliticsofSocialProtest:ComparativePerspectiveson\npp.41-61.[12]刘兆佳：《激进暴乱必引反制》，中国评论通讯社：.crntt.doc/1041/1/8/2/104118299.?coluid=93&kindid=7492&docid=104118299,2016年2月11曰。［26］习近平：《在庆祝香港［El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新华网:news,xinhuanet.gangao/2017-07/01/c_l121247124.htm,2017年7月1日。注释(1)(1)《剑桥社会学辞典》(TheCambridgeDictionaryofSociology)认为，社会运动被定性为非秩序性行动，最早可追溯自圣丙门关于法国大革命问题的开创性思辨。而这一传统延续到19世纪中叶，才由经济学家斯泰因(LorenzVonStein)打破。斯泰因创造了“socialmovement”一词，将其由革命语境带进社会科学领域。同一时期，德国社会学家宋巴特(WernerSombart)在社会政策学会发表第一份长篇调查报告，为早期社会运动研宄奠定了实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