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

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功绩——纪念《汉语拼音方案》公布50周年冯志伟（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北京100010）摘要：我国汉语拼音运动的历史相当久远。回顾并分析汉语拼音运动各阶段的利弊得失，有助于促进汉语拼音的现代化，续写汉语拼音运动史的新篇章。关键词：拉丁化；汉语拼音；汉语拼音方案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从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现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和施行已经整整50周年，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作为语言文字战线上的普通一兵，我欣然命笔，写成此文，作为纪念。一、我国古代及外族人发起的汉语拼音运动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唐代僧人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语音节的声母的36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例如，用“帮旁并明”来表示唇音，用“端透定泥”来表示舌尖音，用“非敷奉微”来表示唇齿音，因此，这些用汉字表示的声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后来，学者们又编制了韵书，仍然使用汉字来表示汉语音节的韵母，例如，用“东冬钟江”来表示“东韵”的韵母，大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韵母“ong”，这些用汉字表示的韵母也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母，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n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找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1625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人称“利&S226;金方案”。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①清朝学者杨选杞看了《西儒耳目资》之后，很受启发，他叙述道：“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②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1934）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5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10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1867年，英国大使馆中文秘书威妥玛(ThomasF.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起初只是作为英国大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使用得越来越广，成为了音译中国地名、人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字母。不但外国人使用“威妥玛式”，中国对外出版物上的汉语译音也大多数采用“威妥玛式”，直到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通过了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字拼写法的国际标准时，“威妥玛式”才停止使用。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二、中国近代的汉语拼音运动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一）早期的切音字运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康有为提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的看法，主张“以字母取音，以简易之新文”来书写“中国名物”。③\n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谭嗣同在他《仁学》中也提倡拼音文字，他提出“尽改象形为谐声”（也就是拼音）的主张。③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②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人民何致鱼肉？”①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①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在《一目了然初阶》的封面上，写着一副对联：“一目了然,男可晓,女可晓,智否贤愚均可晓。十年辛苦,朝于斯,夕于斯,阴晴寒暑悉于斯。”这副对联描述了拼音文字的用处以及制定拼音文字的艰辛。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④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通过切音字“可无师自识汉文”。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是清政府通缉的政治犯。他在日本期间，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化装成“台湾和尚”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⑤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方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③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n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1）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2）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3）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二）注音字母运动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订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3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订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订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5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字。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40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１］９（三）国语罗马字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第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n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主要成员是刘复、赵元任、林语堂等，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9月，大学院院长蔡元培正式公布《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用于给汉字注音和统一国语。布告中说，“罗马字母，世界通用，辨认拼切，已成为国民常识之一”，因此，“定此《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与《注音字母》两相对照，以为国音推行之助。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依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须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⑥。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出版了一些读物，如《国语留声片读本》等。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国音常用字汇》，用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两式对照。1928年国语罗马字正式公布之后，就开始做推广的工作。当时正值土耳其政府颁布《新文字法》，大力推广拉丁化的文字改革运动，这对于国语罗马字的推广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可惜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推行国语罗马字并不热心，加之国语罗马字的拼写规则烦琐，不容易掌握，难于在民众中普遍推广，国语罗马字始终没有走出知识阶层的圈子，它的影响远不如注音字母。1934年以后，国语罗马字的推行就进入低潮了。台湾一直在使用国语罗马字。1984年，台湾发表国语罗马字修订草案，征求意见之后，于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称为《国语注音符号第二式》，改用与《汉语拼音方案》相同的符号标调法来表示声调。（四）拉丁新文字运动在国语罗马字运动稍后，我国还开展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n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创制的，其目的是在苏联远东的10万华工中扫除文盲，今后在条件成熟时，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汉字，以解决中国大多数人的识字问题。当时的苏联政府把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华工中扫除文盲也列为苏联本国的工作任务。于是，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人与苏联汉学家龙果夫、郭质生合作，研究并创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于1929年由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一书，引起很大反响。1931年5月，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科学会议主席团对中国拉丁化字母的方案进行了审订，并批准了这个方案。1931年9月26日，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了书面方案——《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主要内容是：（1）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则（13条）；（2）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包括:字母、拼写规则、写法规则）。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国语罗马字的基础上制定的，在标调方式上与国语罗马字不同，国语罗马字对于所有的音节都要标声调，而拉丁化新文字规定：原则上不标声调，只是在极有必要或极易混同的情况下才标声调。例如，“买”和“卖”容易混同，“买”写为maai,“卖”写为mai。于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正式开始。这个运动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拉丁化新文字的创制者和国语罗马字的创制者之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前者叫做“北拉派”，后者叫做“国罗派”。后来他们都发现，两派在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枝节问题上有分歧。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说：“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中国人自己创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在谈到现在的拼音方案的时候，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功劳”。［１］１０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过后，首先在华工中推行，出版书籍47种，刊印10多万册，许多华工学会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读书写信。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出版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籍。接着，在北方和南方的一些大城市都先后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团体，甚至在海外华人中也成立了这样的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据统计，从1934年到1955年的21年间，拉丁化新文字团体总共有300多个。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还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热情赞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共同发表文章——《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其中说：“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我们觉得这种新文字值得向全国介绍。我们深望大家一齐来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为推进大众文化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工具”。①这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一份革命宣言。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亲自写信给蔡元培说：“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②\n毛泽东对于当时新文字运动给以了极大的赞赏。毛泽东对于新文字运动是积极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1941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WenzBao》（当时《新文字报》的拼写形式)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的题字：“切实推行，愈广愈好”，朱德也题了字：“大家把实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国去”。在抗日战争的最紧迫年代里，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形成一个与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前所未有的群众性文化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不但没有被战争的炮火摧毁，反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全国各地到处开花结果。新文字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效果很好。据吴玉章说，“延安县市冬学中，不到三个月，就扫除了1500余文盲，他们学会新文字，能写信、读书、看报，收到了很大的成绩”。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直延续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时为止。历时近30年。它对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对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⑦三、《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推广和应用（一）《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马上着手研制拼音方案。1949年10月，成立了民间团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协会设立“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讨论拼音方案采用什么字母的问题。在1951年毛泽东就指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⑦但是，究竟采用什么形式的拼音方案，他本人也是经过了反复斟酌的。毛泽东到苏联访问时，他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应当怎么办，斯大林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可以有自己的字母。⑦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指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制订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同时，上海的新文字研究会停止推广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待新方案的产生。1955年10月15日，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在北京举行。叶籁士在发言中说：“从1952年到1954年这个期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主要进行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的研究工作，经过了三年的摸索，曾经拟定几种草案，都放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初稿》（汉字笔画式）里头”。⑦这次会议上印发给代表们6种拼音方案的草案，有4种是汉字笔画式的，一种是拉丁字母式的，一种是斯拉夫字母式的。会议之后，当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向毛泽东报告：民族形式方案搞了3年，难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设计，不如采用拉丁字母。毛泽东同意采用拉丁字母，并在中央开会通过。在中国制订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已经不再搞拉丁化，改为搞斯拉夫化，把所有的拉丁化民族文字一律改成了斯拉夫字母。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把蒙古字母改成了斯拉夫字母。20世纪50年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有人主张采用斯拉夫字母，跟苏联在文字上结盟。苏联派到中国的语言学家谢尔久琴柯也提出使用斯拉夫字母的建议。据说，苏联的一位副总理来中国访问时，曾经向陈毅副总理说，希望中苏两国都采用相同的字母。陈毅副总理回答说，中国文化必须跟东亚和东南亚联系，东亚和东南亚都习惯用拉丁字母。这样，中国才没有采用斯拉夫字母。如果我国当时采用了斯拉夫字母，我们今天使用计算机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中国政府当时在字母选择上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n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了赞成拉丁字母的讲话。他说：“吴玉章同志的发言讲的很好。关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二十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说，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拉丁字母出在罗马那个地方，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所采用。我们用一下，是否就大有卖国的嫌疑呢？我看不见得。凡是外国好的东西，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学，就是要统统拿过来，并且加以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我们中国历史上，汉朝就是这么做的，唐朝也是这么做的。汉朝和唐朝，都是我国历史上很有名很强盛的朝代。他们不怕吸收外国的东西，有好的东西就欢迎。只要态度和方法正确，学习外国的好东西，对自己是大有好处的。”［２］毛泽东的这番话，生动而深刻，使得在几年中反复争论的字母形式问题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周恩来总理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代表中共中央表明：“拼音方案采用拉丁字母”。此期间，群众中也创制了不少的文字方案，寄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统计资料，从1950年到1955年8月31日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为止，寄来的方案有655个；从1955年8月31日到1958年2月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000多个；从1958年2月到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寄来的方案有1667个。群众设计的各种各样的文字方案总共有3300多个。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积极性，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充分说明了语言规划的社会性。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设立了“拼音方案委员会”，由吴玉章、胡愈之为正、副主任，委员有：韦悫、丁西林、林汉达、罗常培、陆志韦、黎锦熙、王力、倪海曙、叶籁士、周有光，共12人。拼音方案委员会成立后，马上开始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这个拼音方案是在吴玉章的主持下制订的。1956年2月12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共有31个字母，其中有5个新字母（无点的i；长脚的n；带尾的z,c,s），以便实现“一字一音”，不用变读和双字母。草案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引起热烈的讨论，甚至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955年10月，国务院成立“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工作，于1957年10月提出《修正草案》，11月1日由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作为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通过，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n《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拼音方案。这个方案吸取了以往各种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特别是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拼音方案的优点，它是我国300多年拼音字母运动的结晶，是6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拼音方案经验的总结，比任何历史上一个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方案都更加完善和成熟。《汉语拼音方案》有如下特点：（1）只用国际通用的26个字母，不增加新字母；（2）尽量不用附加符号（只用了两个附加符号）；（3）尽量不用变读；（4）采用y,w和隔音符号“’”来隔音；（5）采用四个双字母zh,ch,sh,ng；（6）采用四个声调符号来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7）采用拉丁字母通用的字母表顺序，并确定了汉语拼音字母的名称。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在过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种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采用拉丁字母来说，它的历史渊源远则可以一直追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则可以说是总结了六十年来我国人民创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经验。这个方案，比起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目前还在沿用的各种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来，确实更加完善。”［１］１０（二）《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自制订以来，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应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用于给汉字注音。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的语文课本采用汉语拼音给汉字注音，接着，中学教科书、字典、词典以及通俗读物、扫盲课本也采用汉语拼音注音。《人民日报》等用汉语拼音字母给难字注音。1958年10月，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种商标图样和商品包装上加注汉语拼音字母。邮电局名、铁路站名、气象站名、城市街道名也都使用汉语拼音标注。1982年6月19日，国家标准局发布了国家标准《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写法》，规定国内出版的中文书刊在封面或首页、封底、版权页上加注汉语拼音书名、刊名。（2）用于教学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陆续出版了利用汉语拼音编写的普通话教材、读物、字表、字典、词典，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和普及。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汉语拼音方案》已经成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进行全面训练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由于国际交流的发展，许多外国人的中国话讲得很流利，但是，他们并不能熟练地使用汉字，他们的拼音使用得非常熟练，他们乐于使用拼音来帮助他们学好中国话。（3）用于用于字典、词典的注音、排序，书刊的索引。75卷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采用汉语拼音排序，正文的每一个条目都注上了汉语拼音。（4）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我国已经有壮族、苗族、侗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黎族、纳西族、土族等少数民族采用与汉语拼音字母相一致的字母形式。（5）用于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汉字的领域。《汉语拼音方案》为盲文的点字和聋哑人的手语的制订提供了依据。汉语拼音还可用于手旗通讯、灯光通信中，用同汉语拼音字母对应的手旗讯号或灯光符号来传递信息。在电子计算机输入汉字方面，拼音输入法是一种最为普及的输入方法。在移动通信方面，拼音输入法可用来发送手机短信，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大约有7亿人使用拼音在手机上发送短信。成千上万的人在使用拼音，拼音成为了信息时代的有用工具。\n197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TC46）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标准号：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汉语拼音目前还是拼写汉字的辅助工具，不是拼音文字。汉语拼音的应用范围将会越来越广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中国文字体制的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与汉字平起平坐，或者将来汉语拼音文字能否取代汉字，或者将来汉语拼音能否被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法式所取代，这都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才能看出其端倪，不是目前能够仓促决定的。正如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１］１２汉字的前途究竟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四、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为了适应社会各个领域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际需要，我国从70年代开始，就着手研究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早在清末的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开始考虑到拼音正词法问题。卢戆章在他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已经用短横连接音节的方法实行了初步的分词连写。蔡锡勇的《传音快字》一书中，提出了“连书”的概念。沈学的《盛世元音》一书中，还把“连书”与词类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主张按词类“缮写连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书》等书中，都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以词为单位的书写方法。但是，学者们对于以词为书写单位，还停留在初步的感性认识阶段，还没有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分词连写规则，更谈不上建立正词法的理论。在民国初年的注音字母运动中，由于这个运动的倡导者只是仅仅用注音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因而，对于分词连写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注音字母运动对于拼音正词法是没有什么贡献的。1917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促进了人们对拼音化问题关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特刊《汉字改革号》，发表了钱玄同的《汉字革命》、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的研究》、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等论文，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8年9月26日，由政府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方案，作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这个方案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用字母来表示声调，考虑的比较周密，已经接近拼音文字。但是，没有得到很好地推广。\n在国语罗马字运动中，黎锦熙明确地提出了“词类连书”的问题，并且拟订了“复音词类构成表”，提出了正词法的初步规则。1928年黎锦熙的《国语模范课本》和1929年赵元任的《最后五分钟》等，通过拼音读物，对国语罗马字作了较为系统的试验。肖迪忱于1934年，孙先六于1936年曾经拟订了国语罗马字的分词连写条例，但都不够完整，不够系统，不够成熟。20世纪30年代初期兴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一开始就以集体名义制定了《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于1931年9月在苏联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通过。1941年吴玉章发表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规则》一文，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规则作了系统的总结。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正词法问题受到了普遍的重视，许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林汉达发表过不少关于分词连写的文章，出版过第一本拼音文字的词表《国语拼音词汇》，倪海曙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的写法》一文，提出了词的拼写法规则68条，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正词法作了详尽而系统的总结。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后，学者们对于汉语拼音正词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彭楚南提出应该区分“理论词”和“形式词”。所谓“理论词”，就是在语法学上定义的词，所谓“形式词”，就是拼音文字连写在一起的单位。在汉语拼音正词法中，拼写的对象应该是“形式词”，而不应该是“理论词”。陆志韦出版了《汉语的构词法》一书，为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提供了相当详尽的资料。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一书，对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理论和方法作了全面的论述。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之后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汉语拼音词汇》以及大量的拼音读物，也都采用了分词连写的办法，这些都为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制定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1982年正式成立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汉语拼音正词法应该以现代汉语语法中定义的词作为正词法的拼写单位，同时，也要照顾到阅读和理解的方便，并且要照顾到某些国际上拼写的习惯。该委员会同时也开始研制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参考过去个人研制的和集体草拟的正词法规则，《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出版的各种拼音读物，各种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并以词为拼写单位的词书，各种信息处理用的汉语拼音分词连写的实践经验，广泛听取了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并请教育界、出版界、信息处理界和语文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讨论，又与有关单位协作，进行了10万多词的拼写试验。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198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发表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1988年7月1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公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试用稿）>的联合通知》。1996年1月22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把它当作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规定了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规则。内容包括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标调法、移行规则等。为了适应特殊需要，同时提出一些可供技术处理的变通方式。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原则是：\n（1）以词为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2）基本采取按语法词类分节叙述；（3）规则条目尽可能详简适中，便于掌握应用。词是语言中具有意义的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单位，汉语拼音正词法确定以词为拼写单位，这对于汉语拼音的应用，特别是在语言信息处理中的应用，是至关重要的。汉语拼音正词法成为了后来语言信息处理中制定现代汉语分词规范的重要依据。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和现代汉语书面文本分词的问题，冯志伟曾经和参与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老前辈周有光先生交换过意见。这里，把他和周有光先生交换意见的情况向读者做一介绍。1999年9月，冯志伟应邀到德国特里尔（Trier）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使用汉语拼音帮助外国学生学习繁难的汉字，收到了“以简驭繁”的效果，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从教学实践中，他较为真切地体会到使用汉语拼音有助于提高中华文化的“软实力”。2000年初，他参加了一个关于多语种互联网的国际会议。在与各国代表的交流中，他深深感到：中文要在国际互联网占有相称的地位，前提条件是利用拼音来统一目前在汉字文本中多种内码并存的混乱状况，争取将来使用定型化的汉语拼音来作为汉字的内码。利用拼音必须分词连写，因此，有必要首先在汉字书面文本中推行分词连写，使计算机知道在汉字书面文本中，单词的界线在哪里，否则一系列重要的技术问题都难于解决。于是，冯志伟写信向周先生请教。周先生立即给他回信。在回信中，周先生亲切地称呼冯志伟为“同志”，他说：我称呼您“同志”，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这封信阐述了周先生关于中文分词书写的思想，非常重要。这里照录如下。志伟同志：我称呼您“同志”，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您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留空格，我万分赞成。我多次说过：汉字文本虽然不分词，可是阅读的时候，必须在心中默默分词，这叫做“分词连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读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阅读的时候，如果心中的分词错了，自己就看不懂文章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语言是用词作为表达意思的单位的。大约10年前，陈力为先生也曾经提倡中文分词，词之间空格，可是响应的人非常少。汉语分词，实际包含两个问题：(1)汉字文本，(2)拼音文本。拼音的分词，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拼音标题上，原来已经实行，写成“XINWENLIANBO”。但是，近来在反对拼音，更反对分词的潮流中，又恢复了按照字(音节)分写的方式。可笑的是，中央电视台的旧标题没有改，而新标题改成“XINWENLIANBO”。在几秒钟之内，你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拼写方式在同一个电视台出现。在50年代，我和倪海曙、郑之东等同志，尝试汉语文本分词书写，词之间空格，曾经排印过两个小册子，作为试验。大家看了说：不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1)汉语文本里有许多单音节词，空格使人以为是排版稀疏。(2)汉语书面语往往是文言和白话夹杂，一会儿写单音节的文言词，一会儿又写双音节的白话词，发生混乱。\n我得到的理解是：分词要从拼音做起，还要提倡书面语口语化。如果在小学的拼音教学中，拼音一概分词书写，形成习惯，就能够事半功倍。听说现在小学正在减少拼音的学习时间，反对拼音分词书写，理由是拼音不是文字。我在10多年前，请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资助方世增同志进行“分词注音”的软件研究，获得成功。只要有汉字软盘文本，就可以利用这个软件在电脑上自动打印出汉字和拼音对照的文本，一行汉字，一行拼音，分词书写，同时标记声调，错误率在5%左右。1万汉字的文本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够完成注音和打印。很可惜，这个软件没有得到利用，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出拼音读物。我想，提倡中文分词，最好首先提倡拼音分词书写。有一个小故事：北京王府井的中国工商银行大门外，10年前有拼音名称：“ZHONGGUOGONGSHANGYINHANG”。我劝他们改成分词书写，他们说没有这笔经费。敬祝研祺！周有光　　2000-02-18周先生在这封信中全面地说明了他对于中文分词书写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特别是他提出“分词要从拼音做起”的主张，是他长期调查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为了普及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知识，2005年，冯志伟和新加坡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教授合作写了一本书，叫做《汉语教学与汉语拼音正词法》，由新加坡时代出版社出版。时年100岁的周先生非常支持这本书的出版，特别为他们写了如下的题词：“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先进别于落后。”这个题词不仅反映了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对于推广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关切，还表示了他对于语言、文字和教育的深刻思想，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信息网络时代，网络上中文书面文本的自动搜索、自动摘要和自动分析显得越来越迫切，而这些工作都需要在词的基础上进行，这样一来，汉字文本的分词连写就显得特别重要，为了照顾群众的汉字连书的习惯，就是目前暂时不在网络上推行汉字书面文本的分词连写，起码也应当要求计算机在后台把汉字书面文本中的单词明确地切分出来，使单词与单词之间出现空格，尽管在用户看到的汉字文本中不出现空格，与他们的习惯不相抵触，但在后台的文本中必须出现空格或者空格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汉字书面文本的自动分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汉语拼音正词法是汉字书面文本自动分词的重要依据，因此，我们应当像周有光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分词要从拼音做起”，充分重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完善和推广。五、关于“拼音化”政策的调整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势，我国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重要的调整。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指出：关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n应该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指定公布的法定标准。它的制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布之后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应用。《汉语拼音方案》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是一个科学实用的方案，我们应当努力推行，而不应当另起炉灶；要想用其它方案来取代，事实上难于办到。继续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客观需要。今后要继续加强拼音教学，逐步扩大《汉语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并研究、解决使用中的实际问题，如汉语拼音的同音字和同音词的区分，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标准，汉语拼音技术应用中的标调法等。”［３］刘导生的这段报告，反映了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基本政策，这个政策一直保持到现在。十分明显，这个政策不同于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政府对于拼音的政策。1951年，毛泽东曾经指示：“文字要在一定的条件下加以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直到1984年2月1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给国务院的《关于文字改革工作座谈会情况的报告》里还说：“会议认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要坚持文字必须稳步进行改革的方针，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这并不影响汉字的继续存在和使用。”拼音化方向一直是我国语言文字政策的一个内容。刘导生的报告完全没有提毛泽东指示的“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毛泽东提出的“拼音化方向”的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做文字，而只是被看做是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汉字是正宗的、法定的文字，而拼音不是法定的文字。因此，自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以来，拼音与汉字就不再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拼音的地位是从属于汉字的，它不再是准备将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个调子明显地比毛泽东的调子低了许多。1986年5月31日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中更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仍然是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其作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有效工具，进一步推行并扩大其使用范围，但它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可以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关于汉语拼音化问题，许多同志认为这是将来的事情，现在不忙于作出结论。”［４］这个纪要明确地说明了拼音的地位和作用。因此，用不用拼音完全取决具体情况的需要，绝对不是强制的，而汉字是法定文字，汉字的使用才是强制的。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期间，由于“拼音化方向”在政策上的变化，代表们对于“拼音化方向”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陈章太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中特别对于“拼音化方向”作了如下的说明：“\n关于拼音化方向问题，代表们在讨论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也反映了社会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比较多的同志赞成工作报告不提这个问题，认为这符合中央倡导的实事求是、注重务实的精神，容易收到实效，有利于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另外一些同志则认为报告中的有关表述，虽然是现实的，可行的，但总觉得对拼音化方向不加以正面表述，是一种后退，调子低了，可能对今后工作开展不利。我们对这两种意见进行了认真的严肃的考虑、研究，仍然认为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是符合实际的，是积极而又稳妥的，是前进而不是后退的。实际上，我们在会前关于这个问题倾听过社会上的意见和专家的意见，也倾听过许多负责同志的意见。我们相信现在这样的表述，将会得到国内外更加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将能团结更多的人来做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并且，更好地完成过去还没有完成的文字改革任务，从而更有效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这里我们向同志们作个说明，刘导生同志的工作报告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提法，国家语委是事先请示过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的。大会期间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我们也报告了党中央和国务院。昨天下午，国家语委接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个问题的批示，同意刘导生同志工作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希望同志们能很好理解。当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认识，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但希望这种讨论不要影响集中力量做好我们当前要做的主要工作。”这样，就把当时我国政府的政策变化的背景说得更清楚了。政府对“拼音化”的现行政策如上所述，但是政府表示还可以讨论，所以，在我国的学者中，还有一些公开主张“双文制”(digraphia)的人，例如，周有光就主张实行“two-scriptsystem”（文字双轨制），冯志伟提出首先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文字双轨制”。政府对于这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并不干涉他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国家一级学会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受到教育部和国家语委的大力支持，该学会的宗旨之一就是倡导和研究“拼音化”问题（周有光是该学会顾问，冯志伟是该会副会长）。我国政府这样宽松的政策，为“双文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语文》1997年总260期的第一篇文章，以显著位置发表了冯志伟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对于语言信息处理的作用》一文，从新的视角来讨论“拼音化方向”的问题。文章说：“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讨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问题，美国已经着手建立多媒体的信息高速网等四通八达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我国‘金桥’工程以信息中速国道（传输速率为114千比特-2兆比特）为起步，将来也将发展成为‘信息高速公路’（传输速率在1000兆比特以上）。作为信息主要负荷者的语言文字，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据报道，日本由于其文字系统复杂，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中出现困难。如果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在计算机系统上以拼音文字作为信息的载体，将会大大地提高系统的通信效率，更有利于国际交流。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拉丁化运动的先驱者曾试图在全国推行拉丁化新文字，实践证明，汉字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拉丁化新文字难以在全民中推行，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将会永远地存在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在信息化的时代，不要求在全民中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而只是在计算机上实行‘文字的双轨制’（two-scriptsystem），既可使用汉字，又可使用拼音文字，把拼音文字只局限于在计算机的通信中使用，由于我们在计算机上使用的文字与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一致，必将显著地提高我国信息通信网络系统的效能，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大有好处的。这样一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先驱者们的理想，虽然不可能在全民中实现，但却可能在计算机通信网络中部分地实现。当然，在计算机上实行‘文字的双轨制’，只是我们的一种设想，对于它的可行性和利弊得失，还需要反复权衡，通盘考虑。显而易见，如果要在计算机通信中实现‘文字双轨制’，就要为拼音文字制定各种规范和标准，在这项工作中，规范和标准的研究和制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５］冯志伟根据信息时代的新要求首先提出在计算机通信中实行“\n文字双轨制”，从新的角度倡导“拼音化”，而且权威杂志《中国语文》以头版头篇给予发表，在学术界讨论信息时代的“拼音化”问题，这样，对于“拼音化”这个十分重大的政策性问题，便有可能从信息时代的新角度促进政府予以重新的考虑。在冯志伟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汉字在计算机上的输入/输出问题已经解决，信息处理用的汉字交换码GB2312-80已经实施多年，效果卓著，但是，由于历史和技术上的种种原因，汉字的内码还没有统一，当时在计算机上使用的汉字内码有多种：用于简体汉字的GB码、用于简体汉字的HZ码、用于繁体汉字的Big-5码、Unicode-UTF-7码、Unicode-UTF8码。这么多的内码各不相同，当使用不同内码进行汉字通信时，往往出现“乱码”。在使用计算机通信时，对方给你传过来的是汉字，可是，由于内码不一样，你读到的却是一堆不知所云的“乱码”。冯志伟认为，汉语拼音与计算机使用的ASCII码是完全兼容的，因此，也是国际通用的。他建议，如果使用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来统一内码，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乱码”的怪现象，大大提高汉字在计算机上的使用效率。在使用这种定型化的、与汉字一一对应的拼音在计算机上通信时，人们完全不用记忆汉字的定型化拼音形式，由于转换工作是由计算机自动完成的，在人与计算机交互的界面上，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只是汉字，用户不需要记住相应的代码，只要认识汉字就足够了。汉字和代码的转换完全通过软件自动地进行，在文本传输时，汉字都被转换成拼音，这样，一方面大大地提高了传输的效率，另一方面又保持了人机界面上仍然是汉字，人与人交流仍然使用汉字，既保护了汉字原来的使用价值，又解决了在计算机和网络上传输中文信息的问题。当然，使用定型化的拼音来统一汉字的内码是一个浩大的语言工程，还需要做很多艰巨的研究工作，而且还需要政府部门的支持和提倡，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各种内码在计算机中已经使用多年，用户已经习以为常，习惯的力量是难以抗拒的，冯志伟深深地预感到，他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只是一个善良的愿望而已，看来是很难实现的。他认为，在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方面，当前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先把其他急需的工作做好，暂时不讨论这样困难而复杂的问题。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和施行50周年的日子，我写本文来回顾一下汉语拼音运动走过的历史道路，评说这个运动的利弊得失，分析这个运动的酸甜苦辣，以此作为对《汉语拼音方案》50周年的纪念。注释①转引自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②转引自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③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④参见卢戆章《一目了然初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⑤参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⑥参见黎锦熙著《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书店，1990年12月版。⑦参见郑林曦《论语说文》，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n参考文献［１］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节录）［Ｃ］//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和应用——《汉语拼音方案》公布25周年纪念文集．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２］叶籁士．关于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N]．PinyinBao，1981年第2号．［３］刘导生．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国家语委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Ｇ］//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语文出版社，2005：336．［４］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纪要［Ｇ］//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编．新时期语言文字法规政策文件汇编．语文出版社，2005：278．［５］冯志伟．语言文字规范化对于语言信息处理的作用［Ｊ］．中国语文，1997（5）：322-325．                                                                      责任编辑：李开拓作者简介:冯志伟（1939—），男，云南昆明人，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国家模式识别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语料库语言学杂志》（英文版）编委。主要研究领域是应用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               注：本文发表于《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26—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