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九月份党课讲稿6篇汇总

2020年九月份党课讲稿6篇汇总

2020年九月份党课讲稿6篇汇总目录1、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党课讲稿：公安四史2、2020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专题党课讲稿3、2020年9月专题党课讲稿：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4、2020年九月份党课讲稿：作风5、党课讲稿：做人、做事、做官6、党课讲稿：关于党员的形象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党课讲稿：公安四史今天的全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政治轮训专题党课，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也是落实全市公安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实际举措，积极引导全市公安机关广大干警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指示精神和中央在全国 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决策部署上来，以强烈的政治担当，高质量完成教育整顿试点任务，确保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公安答卷。8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伍授旗并致训词，明确提出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殷切期望和要求，这是公安史上具有标志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这是新时代全面加强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动员令、冲锋号。习近平总书记在授旗致词中要求，要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严格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要求，严明警纪、纯洁队伍，聚集实战、强化训练，着力锤炼铁一般的理想信念、铁一般的责任担当、铁一般的过硬本领、铁一般的纪律作风，充分展现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必须深刻领会训词，时刻牢记训词，主动对标训词，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公安工作的职责定位和使命，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整风的精神，扎实开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进一步筑牢忠诚警魂、强化党的领导、优化政治生态、严明纪律作风，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昨天下午，市委XXX书记围绕“坚定‘四个自信’践行初心使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主题，带头给全市政法干警上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这里我先简要传达一下XXX书记的党课精神。XXX书记通过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 分析了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为人民谋幸福，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与市场经济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形成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无缝对接，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和效率的最大化，释放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XXX书记介绍了这些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轨迹，分析了为什么无论是老牌的、发达的、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地走下坡路，指出从经济层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不可调和；从社会层面看，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层出不穷、难以根除；从政治层面看，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在逐渐陷入困境。XXX书记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的繁荣向上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走下坡路的现实，对我们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如何正确认识共产主义实现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进行了深刻阐释。XXX书记结合推动教育整顿，从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忠诚警魂、坚守为民宗旨展现新时代XXX市政法铁军的硬核担当三个方面，就坚定不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队伍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要持续深入学习，抓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强调，“党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都以思想教育打头，着力解决学习不深入、思想不统一、行动跟不上的问题，既绵绵用力又集中发 力，推动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同新时代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丰富实践联系起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苦功夫，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深化认识中提高认识，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下面，我结合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等“四史”，全面追溯公安历史，就进一步明确使命担当，更好地推进教育整顿，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一、在党的辉煌历史中回顾公安史，公安机关在烽火中诞生，红色基因是公安机关的鲜明底色1921年，在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从此中国革命有了赢得胜利的“先锋队”，中国人民有了值得信赖的“主心骨”，中华民族有了走向复兴之路的“领路人”。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我们党诞生之初所面临的政治环境异常复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用大量特务、警察对共产党人进行暗杀和镇压，个别党员成了叛徒，党中央在白色恐怖下迁到上海，就是在这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人民公安应运而生。（一）人民公安的前身—中央特科。为了确保党中央的安全，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特委直接领导下，于1927年12月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公安的前身中央特科，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机关设立的最早的保卫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的安全；搜集情报、掌握敌情；惩办特务、叛徒、内奸；建立秘密交通联络和秘密电台。中央特科建立的时间不长，但为保卫党、保卫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二）脱胎于人民军队—闽西保卫处。1931年11月，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我党从红军中选拔骨干精英，成立了人民革命政权的第一个公安机关—闽西保卫处，由苏区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王稼祥兼任处长。随后，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相继建立了政治保卫机关。政治保卫机构直属中央管辖，与红军指挥系统为平行机构，集侦查、检察、审判权力于一身，由此开启了政法事业的先声。（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公安机关—“边警”和中央社会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得以开辟，并建立了抗日民主 政权，公安机关也随之建立。为了维护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市的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1938年5月成立了延安市警察队，全称是“陕甘宁边区人民警察”，简称“边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支比较正规的人民警察队伍。这一时期，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相继建立了除奸保卫机构，如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晋绥公安局、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安总局等。1939年2月中央成立社会部，下设侦查、治安、情报、干部保卫和中央警卫团等机构，负责军队和新开辟根据地的锄奸保卫工作，对保卫抗日政权、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四）解放战争时期—地区性人民公安机关。解放战争时期，公安工作的重点逐步从农村转入城市，各级公安机关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先后在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地建立地区性人民公安机关。我们XXX市公安局就是在这个时期成立的，XXX市解放后，1948年12月10日，XXX市公安局正式挂牌，迅速投入到剿匪、镇反、反特等工作，为促进地方政权稳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作出了突出贡献。回望这段历史，伴随着党在烽火中诞生，人民公安一路走来，名称在变、职能在变，但对党忠诚、政治过硬的红色基因不曾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革命本色不曾变。我们要牢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毫不动摇坚持政治建警，将忠诚熔铸于血液、铭刻于灵魂，毫不动摇地听党话、跟党走，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二、在筚路蓝缕的新中国历史中回顾公安史，公安机关在新中国建设发展中成长，党的领导是公安机关的本质属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科学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需要利用政权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人民警察的职能就是巩固国防和保卫人民的利益。建国初期，各级公安机构普遍建立，政治上强调党和中央的领导，权限上辐射全国，结构形态的构建上尊重中国实际，既有别于西欧也不同于苏联，摆脱了神秘主义与孤立主义的窠臼，呈现出赖民众之力、重基层建设的中国特色和独创性。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大中城市肃特、广大农民剿匪、惩盗、禁娼、禁毒及全国镇反运动，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保驾护航。这一时期的公安工作在伟大斗争中积淀了一系列经验做法，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是明确了公安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建国伊始，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毛泽东明确指出要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主要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在1957年的一次讲话中又指出，“公安机关是无产阶级手里的一把刀子，掌握得好，就能打击敌人，保卫人民”。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再次重申，“专政的主要武器就是军队和警察”。除毛泽东外，党和国家的其他一些重要领导也对公安工作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些重要认识。周恩来提出了著名的“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思想，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也形象地指出，“政权的拳头有二：一为军队，二为公安部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公安工作性质及重要性的论述，从根本上确立了人民公安工作的性质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构成了公安工作的基石，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二是坚持了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毛泽东一贯反对将公安（保卫）工作神秘化、孤立化的倾向，反对借口公安（保卫）工作的特殊性而向党保守秘密的做法，反对公安（保卫）部门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制。1950年，毛泽东在审阅一份公安部起草文稿时，发现文件中有几处“述及党的领导”的文字被删去，他阅后立即批示，“凡将党的领导作用删去而改为笼统字眼或改为单纯行政领导的地方，原稿是对的，删改是不对的，均应恢复原稿。保卫工作必须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并在实际上受党委直接领导，否则 是危险的”。在这份批示中，毛泽东还专门在“实际上”三个字下加了着重号。1951年9月，在关于镇反运动的批示中，毛泽东又强调，“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1964年，毛泽东又重申，“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罗瑞卿在主持公安部工作期间，坚持公安工作要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强调“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是我们公安工作必须遵守的不可动摇的一条最高原则”。正是在这一根本原则的指导下，公安工作才逐步形成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运行体制。三是坚定了以民为本的公安工作群众路线。除了党委领导，群众路线是公安工作的另一条生命线，始终坚持“人民警察首先是人民”的观点，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公安工作不光是民警的单打独斗，激励、调动人民的治安积极性，组织、支持、指导人民群众参与解决治安问题是公安部门的基础性任务。正如1951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批示的“全国各地已经实行的有效的工作路线，是党的群众路线。凡是按照这个路线去做的，都是完全正确的；凡是没有遵照这个路线去做的，就是错误的”。之后，全国先后建立健全了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治安保卫委员会，成为公安机关走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公安工作最华丽的乐章是在警民鱼水关系主旋律的基础上奏出的。 四是形成了高度重视队伍建设的优良传统。在公安机关成立之初，中央和各级党委就高度重视公安队伍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以政治建警为特色，以高素质公安队建为目标。1951年，罗瑞卿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安部机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必须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必须加强政治工作，确保在思想上、政治上过硬，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1956年1月，又在第一次全国公安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政治工作是完成公安工作任务的保证》的讲话，强调“政治工作是我们的生命线。一个军队政治工作做不好，是不能打胜仗的，公安机关也一样”。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公安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把思想政治建设和业务训练有机结合起来，是这一阶段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鲜明特征之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1950年中央将原华北公安干部学校改为公安部直接领导的中央干部学校，后扩建为中央人民公安学院，这就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前身。1954年，公安部将东北公安干部学校更名为中央人民警察干部学校，这就是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前身。全国现有的34所地方公安院校也大都在这一时期成立。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够看到，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公安工作的“红色生命线”。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刀把子”和“枪杆子”一样，必须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旁落。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决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贯彻党对公安工作的全方位领导。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忠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 心和使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三、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中回顾公安史，公安机关在大潮涌动中壮大，对党忠诚是公安机关的不变灵魂在革命和建设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党都会提出中心工作任务，但对党忠诚始终是公安队伍的根本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随着党和国家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也在发生变化。邓小平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这一时期的公安工作重心迅速由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为捍卫党的领导、保卫国家政权、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1983年至2002年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的三次大规模严打专项斗争。（一）1983年—1987年全国严打斗争。1983年的严打，是有深刻的历史缘由的，但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年的两件惊天大案。第一件是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杀人案，XX名年轻人血洗红旗沟农场，一夜之间杀死XX人，自相残杀死X人，自杀X人。第二件是东北“二王事件”。1983年2月12日，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两个混入XXX医院，入室盗窃小卖部，被发现后杀人逃跑，流窜至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一路抢劫杀人， 引起人们极大恐慌。1983年7月19日，邓小平指出，“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增加的情况很不得人心，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7月29日，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研究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严打斗争的具体部署。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要求各地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自1983年8月至1987年1月，全国政法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三次严打战役。通过这次严打斗争，全国刑事案件发案数明显下降，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二）1996年—1997年全国严打斗争。此次严打的背景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快速发展，新的犯罪高峰期随之而来，重大刑事案件呈现较大增长，侵财类犯罪尤为突出。1996年4月9日，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指示精神，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一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4月至8月，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09万余起，其中重特大案件39万余起。11月，公安部又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严打整治冬季行动”。由于一年之内开展两次全国性严打整治统一行动，对刑事犯罪始终保持强有力的高压态势，使刑事案件出现了多年少有的平稳态势，社会治安形势出现明显好转。 （三）2001年—2002年全国“两年为期”严打整治斗争。此次严打的背景，除了当时青少年犯罪问题较为突出外，还有一个问题比较明显，那就是黑恶势力逐渐规模化。2001年4月2日，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分析了社会治安形势，要求全党和全国上下共同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严打整治斗争，下大力气解决当前社会治安中的突出问题，到2002年底，实现两年内社会治安明显进步的目标。4月4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治爆缉枪和打击经济犯罪”三条战线上开展一场有力度、有声势的严打整治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回望这段历史，这些严打整治专项斗争是公安机关贯彻中央“稳定压倒一切”、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实际行动，不仅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平稳，而且带动和促进了公安机关打击、防范和控制犯罪工作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时至今日，坚持依法严打方针，仍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刑事司法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忠诚使命、锐意进取，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持续安全稳定“两大奇迹”付出了艰辛努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和平时期，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一支队伍”，这是对人民公安践行初心使命、忠诚担当精神的最高褒奖。2019年5月7日，全国公安工作会议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深刻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公安工作的经验，其中最首要的两条就 是：必须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广大民警头脑、指导公安工作实践，确保公安工作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必须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公安工作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这些斗争实践和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规律的认识，是新形势下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行动纲领。我们要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公安铁军。四、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回顾公安史，公安机关在维护制度安全中淬炼，敢于斗争是公安机关的政治担当从时间跨度上看，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都寓于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并成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前三者，社会主义发展史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大，内容也更为复杂，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四个篇章：一是500年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对未来理想社会进行描绘的思想学说而存在，这种思想学说始于英国人莫尔1516年所著的《乌托邦》。在这500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发展到科学，大致用了300多年的时间，到了19世纪40年代，社会主义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天才贡献下，从空想变成了科学。19世纪末俄国十月革命，列宁接过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马克思列宁主义阶段。中国共产党人 正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把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化的方案引进中国的。二是170年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学说，更是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而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尽管在这之前，也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英德先后爆发了三大工人运动，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阶级基础，但是它们还算不上社会主义运动，因为当时的工人阶级还处于自在阶级（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斗争的矛头并没有指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后，随着它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灌输，工人阶级才从自在阶级变为自为阶级（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社会主义也才成为一种现实性的政治运动和制度实践。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1847年第一个国际性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及其党纲《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1848年革命。三是100年社会主义制度史。无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学说还是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最终结果都指向建立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现实制度形态存在的社会主义，始于十月革命的胜利及之后逐渐形成的“苏联模式”。尽管在这之前的巴黎公社也尝试实行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但是它仅存72天，而 且仅限于一个城市政权之内，因此还不能称得上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为奋斗目标，结合时代发展与具体国情，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改革与完善，构成了一部历时百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史。四是40年社会主义革新史。由思想到运动再到制度，构成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基本逻辑。但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建成后，都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必须根据时代发展与实践经验不断进行改革完善，否则即使是进步的制度也有可能走向其反面，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针对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形态—“苏联模式”，率先发起改革的是南斯拉夫铁托。在南苏两国两党关系走向对抗后，他结合南斯拉夫的具体国情，创立了以工人自制为核心内容的自治社会主义制度。其后便是赫鲁晓夫改革，他在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同时，推行干部任期制和轮换制，并在赋予地方和企业自主权方面做了一些修修补补。但是，这两次改革最终都没有能够走得通。尤其是后者不仅未能真正突破斯大林模式，反而在其后继者勃列日涅夫时期走向固化。20世纪80年代，“苏联模式”积重难返，最终在戈尔巴乔夫“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改革中走向失败，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就是说，如何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下坚持、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没有解决好，二战后在苏联帮助下建立的一大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好。这个历史任务也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真正的世 界性社会主义革新也正是从1978年由中国率先起步的。在40年的革新史中，为了摆脱困境，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选择了改革开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在这两大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建和包括领导人任期制责任制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不仅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完成了融入全球化、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体系也得到了部分重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富起来的伟大目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而且始终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在，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涵盖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不同层次，具有多方面显著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这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颜色革命”。“颜色革命”，起初是指在前苏联范围内，旨在推翻苏联解体后建立的由前苏联权力人物领导的政权，建立摆脱传统俄罗斯影响、基于西方价值观、更加亲西方政权的“革命”，后来扩展到更大范围，泛指美欧国家支持旨在推翻某国传统政权，以西方价值观为旗帜建立亲美欧政权的“政权更迭”， 如中东和北非地区的政治动荡，即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等。在当代世界政治中，“颜色革命”因其性质恶劣和危害极大而变得臭名昭著，引起许多国家的高度警惕与防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我们，“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现在他们的主要措施就是颜色革命”，“西方敌对势力大肆鼓吹所谓‘司法独立’‘警察国家化’，实质上就是想把公安队伍从党的旗帜下拉出去。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头脑一定要十分清醒”。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反渗透反颠覆反分裂斗争，抵御了境内外敌对势力策动实施“颜色革命”的政治图谋，确保了国家政治安全。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要坚持首先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公安机关，引导全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始终在思想上政治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着眼点和着力点，坚决捍卫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五、在深化认识中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持续锻造过硬公安铁军历史的意义，常常在回望与对照中更为深刻地显现。今天我们结合“四史”回顾“公安史”，就是为了不忘记走过的路、不忘记为什么出发。全市各级公安机关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省市、部厅关 于教育整顿的部署要求，聚焦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试点办公室副主任XXX对我们提出的“走在全国前列、走在政法队伍前列”的目标，自觉将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主动经受重大政治考验，全面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强警，努力锻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XXX市公安铁军，为全国政法机关开展教育整顿打造“先行区”、培育“试验田”。一要坚持政治建警，筑牢理想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也是公安队伍的政治灵魂。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改初衷，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要进一步站稳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用足用好淮海战役精神、王杰精神、抗疫精神、抗洪精神等红色资源，精心组织“重走总书记视察XXX市之路”活动，配套完善“中国人民警察节”等荣誉制度，引导全警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要以学习教育为先导，充分运用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专题辅导报告、政治轮训等形式载体，健全完善市局党委政治巡察制度，持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净化灵魂、指导实践，做到知之深、信之笃、行之实，确保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二要强化实践锻炼，磨砺责任担当。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也是人民警察职业精神的基本内核。履行好新时代使命任 务，需要人人担当作为、人人挑起重担。全市公安机关和全体公安民警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担当、勇于作为，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不折不扣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持续推进“三降一升”、“三项改革”、“梳网清格”、“汉风行动”等重点工作，切实做到矛盾面前不躲避、挑战面前不畏惧、困难面前不退缩，始终确保关键时刻、危急关头能够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经得住考验。要注重强化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的实践培养，综合采取多种措施，持续选派优秀干部到重要岗位、吃劲岗位上交流锻炼，到任务繁重、情况复杂的单位接受考验，到重大专案、重大安保一线经历风雨，让他们在实践磨砺中长才干、作贡献。三要提升能力素质，练就过硬本领。公安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专业性都很强的工作，加之新形势新任务对公安工作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建设，做到既有敢担当的“硬肩膀”，也有能成事的“真本领”。当今时代是一个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如果不加强学习，不提高自身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方法，就很难适应形势发展变化，很难做好公安工作。此次教育整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升能力素质，我们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练什么，深入推进全警实战大练兵，大力开展系统化教学、精准化培训、专业化训练，因地制宜建设基层所队“训练角”，努力使全警知识结构、专业素养与所承担的职责任务相匹配，更好地适应市域社会治理创新和公安工作现代化要求。 四要全面从严治警，锤炼纪律作风。公安队伍是党绝对领导下的纪律部队，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是刚性要求。各板块、各部门要把全面从严要求贯穿教育整顿和队伍建设始终，坚持挺纪在前、抓早抓小，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疾，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不断把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向纵深推进。要坚持上医医未病、防患于未然，健全完善纪律作风督查巡查、执法监督制约、队伍风险研判、常态轮岗交流等正风肃纪长效机制，探索形成符合XXX市公安实际、真正解决问题的制度体系，切实规范权力运行、堵塞管理漏洞，实现长效长治。要突出精细管理，注重日常行为养成，持续抓好日常作息、饮酒报备等最基本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不断规范警容风纪、行为举止、工作秩序，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开门”搞试点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要不回避、不推诿，虚心接受、即知即改，以一点一滴的作风改变体现教育整顿成效。同志们，公安机关是国家重要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力军”，肩负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捍卫者的重大政治责任，地位重要、作用特殊、使命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扎实工作，切实把教育整顿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推动XXX市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努力以忠诚干净担当的新形象、维护安全稳定的新成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2020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五周年专题党课讲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促成了伟大的民族觉醒，终结了列强百年侵华历史，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日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唤起的伟大民族觉醒、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实现强国强军梦想的不竭精神动力。202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一个伟大历史事件，总是给人以深邃而久远的启悟。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大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觉醒。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深刻指出的：“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今天这个特珠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回眸下历史、分析下原因、展望下明天。 一、回眸历史——中华民族“难”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经过14年艰难曲折历程，可分为局部抗战和全国抗战两个时期、三个阶段。（一）局部抗战时期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局部抗战兴起阶段（1931.9.18.－1932.12）。“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上升，抗日救亡、团结御侮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中国局部抗战开始。可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迅速沦陷，日军进而又进犯上海。全国爆发了第一次抗日救亡高潮。第二阶段：局部抗战发展阶段（1933.1－1937.7）。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又把矛头指向华北。1933年1月日军进攻山海关，随后侵占热河并进一步推进到长城及其以南地区。中国共产党及时向国民党提出：在立即停止进攻、保证民众以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条件下，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通过和平解决的方式，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建议，支持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奠定了基础。 （二）全国抗战时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战略防御阶段（1937.7－1938.10）。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国抗战自此开始！“七七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全民族抗战高潮。这一阶段，国民党军先后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作战的胜利，形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挺进抗日前线，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的胜利，形成了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1938.10－1943.7）。1938年下旬广州、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是中国抗战中的过渡阶段，也是最为困难的阶段，也是我们由劣势向优势、被动向主动转变持久积蓄力量、准备反攻的阶段。在日本侵华政策逐渐改变为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的情况下，国民党总体上在抗日战争中趋向消极，并掀起三次反共高潮。第三阶段：战略反攻阶段（1943.7－1945.9）。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以及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1943年7月，以华北敌后的卫南、林南战役和山东军区的攻势作战为标志，八路军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敌后军民连续对日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收复大片国土。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对日实施反攻作战，收复了滇西、缅北。1944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中国抗日战场处于极其重要的战略枢纽点，中国军民的局部反攻作战有力地支援了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对日作战。1945年9月2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二、分析原因——中国人民“行”回顾75年前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由于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觉醒，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爱国精神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顶点，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升华，民族复兴在抗战时期获得新的希望。一言以蔽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一）民族意识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觉醒。抗日战争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新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近代以降，国门洞开，民族灾难，接踵而来。而日本觊觎中国之野心尤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就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 目标。中日甲午一战，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李大钊即说，中日关系“镌骨铭心纪其深仇大辱者”，曰“甲午”。他预言“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即是世界大战的导火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敏锐地意识到，中日“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日本的强权真是“迫上了我们的眉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峻；1935年的华北事变，战争氛围愈益浓烈。一位青年学生在信中写道，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上掠过，炮声震得教室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地响着打靶。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能念书吗？”青年学生的悲愤提问，正是抗日救亡情绪的真实显露。与此同时，《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唱遍全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更是喊出了中国人民的满腔悲愤，日益迫近的战争使得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迅速觉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一响，俨然表明事态之严重“已达到不起来坚决抗战就不能保存平津、华北的地步”。中国共产党于卢沟桥事变后第二天即发表通电呼吁，中华民族危机到了最为严峻的时刻，“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现时应“发扬抗战的民气”，立即动员“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谱写了一首首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在这场全民族抗战中，不仅涌现出了诸如杨靖宇、 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英烈和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也有像舍家纾难，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战前线，被人们誉为“当代佘太君”的英雄母亲邓玉芬的大义之举，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血与火的战争尽管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但中国共产党高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着全中国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战争。“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争取民族独立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华民族的一致行动。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意识的高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正规战与游击战，前方与后方，海外与海内，互相配合相互支援，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空前增强。虽然是弱国的地位，虽然是强敌的入侵，但中国不会灭亡，我们不会灭亡。巴金说，这是“因为我们还活在我们民族的生命里”。民族危机越是加深，民族意识越是强烈。即便日军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的中国人“民族意识高昂”。特别是革命根据地的民众“均具有敌对意识”，大部分人在其潜意识内坚信，即使日军“在开战初期占优势，但在长期战争下，不可能获胜”。抗日战争推动了民族意识的新觉醒，中华民族的觉醒又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强大力量。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汇聚成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的磅礴力量，最终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 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由此开启了近代中国历史最为辉煌的新篇章。（二）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没有国家的前途命运就绝不会有个人的前途命运，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的结合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才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四分五裂，组织上一盘散沙，是近代中国相当长时间内的一种现实状态。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此感叹说：一盘散沙的民族如何才能崛起！然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改往日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共同灾难。面对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疯狂杀戮，中国人民不能不奋起抵抗。中国是弱国，日本是强国，弱国与强国的对决，决定了各党派、各阶级、各团体必须团结合作共同抗日。“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决战，只有团结合作，才是抗战的出路。这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还在全面抗战之前，毛泽东就告诉斯诺，作为中国的两个主要政治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如果没有团结起来，其结果“对抗日运动不利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更是多方呼吁团结合作，以团结促抗战，强调没有团结就不能实现全面抗战，团结是实现全面抗战的基本条件，也是全面抗战最本质的内容之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也说：“亡国的危险临在每个中国人的头上。即使过去 有着怎样的深仇积怨，便算是杀父仇罢，在这大难当前的日子，也不应再记往日的仇恨，而唯有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当前最大的敌人，在‘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的原则下和衷共济，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奋斗，才是出路。”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团结抗战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发起摩擦，中国共产党再次强调，中国的抗战要“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面抗战的基础，也是“一切任务中的最重要的任务”。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才能发挥全面抗战应有的作用。民族危亡严峻异常，团结合作急需加强。紧急时刻，国民党顺应了时代的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及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与中国共产党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起来一致抗战，并发出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号召，组织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一系列大的会战。这些会战对坚定全国军民抗战信心、吸引友邦和华侨支援抗战、赢得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内迁时间，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具有重要意义。抗战时期，不仅各党派摒弃过去的成见团结起来，“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家巴金深有感触地说，“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持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没有国家的前途命运就绝不会有个人的前途命运，将个人 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才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能够获胜，是由于“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与倡行之下，团结合作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并最终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正是这次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三）爱国精神在抗战时期达到了新的顶点。遍及世界的华侨华人，与祖国的抗战遥相呼应，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爱国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达到了新的顶点。爱国主义精神，凝结于五千年中国历史的河床之上，蕴藏于创造历史的人民之中，并在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构筑起了无坚不摧的精神家园。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最深厚的民族情感，总是与一定时期内国家的历史任务要求、国家和民族生存相关联。抗战骤起民族蒙难，爱国主义再次成为中国人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中国人民满怀爱国热情，争先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主义篇章，并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的激荡之下达到了新的顶点。“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抗战时期，各民族、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以及华人华侨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开展救亡斗争。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东至台湾，南达海南岛，西到新疆、 西藏，北至内蒙古的广大国土上，各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民族的方式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马本斋领导的冀中回民支队，从建立到1944年，共作战870余次，打遍冀中平原，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创造了辉煌战绩，成为回民坚持抗战的一面旗帜。生产战线的工人群众，一方面冒着枪林弹雨加紧工业生产，另一方面组织各种团体积极支援前线作战。不少有工人组织的地方及工厂，普遍建立了游击小组，他们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袭击敌人的辎重和运输。农民是抗战的主力，全民抗战首先是农民抗战。广大农民群众以粮食支援抗战的同时，在敌后战场上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知识分子一方面积极宣传抗日，另一方面直接加入了八路军队伍。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就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团”，该团领导成员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北平大中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血浓于水一家亲”。抗战时期，台港澳同胞与海外侨胞也以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参加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洪流中。据统计，全国抗战爆发后，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到大陆参加抗战。他们在大陆组建了“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青年党”等许多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台籍著名抗日将领李友邦，将旅居闽浙一带的台湾同胞组织起来，在浙江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成为台湾同胞直接参加祖国抗战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日军战火迫近香港后，许多香港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到前线 参战，还有不少人带领全家一起回乡加入抗战热潮。香港女教师李淑桓先后把6个儿女送回东江参加抗日武装。不久，自己也返回东江参加抗战。为了支援祖国抗战，“香港学赈会”发动青年学生募捐筹款，积极支援内地同胞和抗日部队。同时，“香港学赈会”还先后组织3批回乡工作团，奔赴内地直接投入到抗日战场的烽火，冲锋在枪林弹雨之中。1942年成立的港九大队，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法，在香港组织了上百场战斗，给黑暗中苦苦挣扎的香港人民以极大的希望和鼓舞。海外侨胞也以高昂的爱国热情，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积极支援祖国抗战。更有大批海外侨胞直接归国参加抗战。据统计，抗战时期仅归国参战的粤籍华侨就达4万多人。血浓于水、爱国一家。遍及世界的华侨华人，与祖国的抗战遥相呼应，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伟大的爱国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达到了新的顶点。（四）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新的升华。中国抗战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须与世界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错误做法，而是要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精神品质与文化气质的独特呈现。中华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孕育形成了不少优秀的民族精神。抗日战争作为一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无疑又在塑造着新的民族精神，并使其得到新的升华。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升华，首先体现在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立天下正位，行天下大道”，反对卑躬屈膝、苟且偷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也是民族自卫战争中必须坚持的立场。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指出，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坚决反对那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些“投机的败类”，要同全国一切党派和同胞一道，保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抗战到底、血战到底。同时也要坚决斥责那些认为日寇能够觉悟和让步的空谈，利用“一切努力去反对投降和分裂”。汪精卫集团走上叛国道路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界开展讨汪和反投降斗争，有力地遏制了民族投降主义逆流的蔓延，维护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推动了抗日战争向前发展。尤其是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更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抗击了几乎一半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八路军、新四军虽与近百万日伪大军血战，“但没有一个当汉奸的指挥员，没有一个投敌的中委，没有一连一排叛变为伪军的军队，没有一个日谍汉奸能在共产党统治区域逍遥法外”。条件虽然艰苦，战争虽然残酷，然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自尊与自信，始终是广大爱国群众的精神力量，这是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支撑。抗战需要发扬民主精神，抗战也需要开放精神。在这场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民主精神得到进一步彰显，开放意识进一步增强。抗日战争是全民战争，这就决定了必须要广泛发动民众，没有广泛的民众动员，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发动全国的力量抗 战，民主是必要条件。要支持抗战到最后的胜利，“只有一条大路，就是民主”。只有把一切民众都组织起来，“依着民主统一的路径，来给垂危的中华民国，争取光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大力呼吁民主，另一方面在敌后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权、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呼吁和具体实践，民主意识在全国范围内高涨起来。民主精神固不可缺，开放精神也需加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必须与世界人民团结合作。中国抗战离不开世界，中国的革命道路也必须与世界革命道路联系起来。这就要求我们摒弃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错误做法，而是要将“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结合起来。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也就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正是这样的开放心态，我们不仅获得了世界援助，更获得了世界人民同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从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五）民族复兴在抗战时期获得了新的希望。新时代的大潮中击水行舟，唯有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才能奋楫扬帆、勇立潮头，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抗战时期实际也是对中国各种政治势力和领导能力的大检阅时期。怎样领导抗战，民族如何复兴，不仅关乎抗战的命运，也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进而言之， 谁能领导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的新中国，谁就是人民的救星，谁就是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战时国民党的腐败专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了不满。美国记者斯诺就说，“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参观延安后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八路军是中国和亚洲的希望”。于是，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络绎不绝奔赴延安。“割掉我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我还有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据任弼时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总共达4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有志青年突破日、伪、蒋的重重封锁，脚踏崎岖小路，风餐露宿，从四面八方通往陕北延安的真实写照，更是进步青年在艰辛革命征程中砥砺奋进的壮阔场景。大批青年奔赴延安，是因为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而“奔向共产党干革命”。正是这种希望，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的希望，也是民族复兴的希望。抗战时期，毛泽东植根于现实土壤和革命土壤撰写的《矛盾论》与《实践论》等著述，创造性地阐释了理论与实践、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马克 思主义经典原则，为引领中国如何立足于抗战与革命的实际确立了一个哲学逻辑，提供了一个理论形态，开辟了一条思想路线，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南。在建国构想方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了在政治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经济上建立国营经济，允许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得到发展；在思想文化方面，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的描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许多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立场的人，对国民党的失望越来越大，对中国共产党则寄予信任和希望。历史的天平终于转到了中国共产党这边，民族复兴的希望也越来越多地倾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三、展望明天——中国共产党“能”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不仅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9年，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战决胜之年。不管历史如何变幻，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征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从国际共运史的发展来看，无产阶级政党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体共生的、是辩证统一的、是协调发展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协同性。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目标和使命决定的，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逻辑和内在要求。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不仅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与伟大“发现”，对无产阶级政党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总结与归纳，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任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责任、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担任人类解放的重要使命、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解放和人类发展的主体承担者。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就是担当社会解放的责任、担当社会发展的责任，“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也认识到，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就无法彰显。党坚强有力，党的领导坚强有力，国家就繁 荣稳定，人民就幸福安康，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就会竞相绽放。因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明显标志。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在全盘分析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关逻辑系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历史的抉择，亦是时代的呼唤，更是人民的愿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保持活力，永葆青春激情，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才能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环节；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展现出来，将其他显著优势激活，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发展。（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 与剥削，中华民族进入最危险的时候，迫切需要一个新的领导力量来领导中国进行变革。当此之际，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给中国人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希望，给历经沧桑、饱受苦难的中国大地带来了希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呈现出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完全不同的特征，革命面貌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纲领彻底而实际，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激情空前活跃，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动力汹涌澎湃，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目标明确而清晰。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尽管遭受了挫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最终取得巨大成就。而在挫折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为改革开放的开创提供了借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创造性，充分展现积极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革命，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扩大的深刻 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流红线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才会有不断取得胜利。（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征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艰巨工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征路任重而道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比如在经济建设方面，我国经济从中高速增长逐渐转变至高质量发展，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全社会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明显增强。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疑是其中的关键元素，是根本保证。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在路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还须面对很多难题，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攻坚期、克难期，有许多难啃的硬骨头要啃，有许多难拔的钉子要拔，有许多难涉的险滩要过。面对这些难题，要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征路行稳致远，必须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要极力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意识，提高改革中国共产党的行动能力，围绕破解经济社会发展突出问题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如此，方能切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新台阶，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期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国共产党99年的奋斗史其实就是一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战胜艰难险阻的砥砺奋进史。99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奋进道路上，不乏重大风险挑战，不乏艰难险阻；纵观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可以发现99年来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困难不计其数，面对的风险难以计算，面对的挑战不胜枚举，但中国共产党毫不畏惧、丝毫不退缩，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涉险滩、闯难关、破坚冰。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性问题相互 交织，新旧矛盾相互叠加，意识形态问题日益突出，世界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重大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突发性艰难险阻愈益增加。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要大力发挥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和号召力，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来处理问题，运用宽广的马克思主义视野和长远眼光来应对风险挑战和艰难险阻，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得到充分展现。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因外敌入侵而割地、赔款和出让国家主权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爱国主义精神得到空前弘扬；光复了自“甲午战争”以来的失土，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长达百年之久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75年来，爱国主义始终是激励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并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继续书写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接近自己的梦想。然而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成功，都需要精神力量的强力支撑和持续推动。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需要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代。我们仍将处于初级阶段的历史方位，需要 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世情，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需要继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的大潮中击水行舟，唯有进一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才能攻坚克难、勇毅前行，才能奋楫扬帆、勇立潮头，进而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夙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020年9月专题党课讲稿：如何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总书记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习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总书记 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从理论上思考，习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 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 些挑战是多方面的。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 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 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 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 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 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2020年九月份党课讲稿：作风什么是“作风”？我认为，“作”就是作为、行为；“风”就是经常性、一贯性、普遍性。作风，就是指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带有经常性、一贯性、普遍性的东西。一个干部工作出现失误，你要看是偶尔失误，还是经常失误。偶尔失误不能说是工作作风问题，因为它不具有经常性；一个问题首次出现，也不能说是作风问题，因为不具有一贯性；一个干部出问题，不能说是整个单位作风有问题，因为不具有普遍性。作风的本质是思想，思想的表象是作风。观作风就是观思想，转作风就是转观念。如何观作风、转作风？本质上就是如何从作风看待干部问题。简而言之，四句话：听其言，观其行，察其变，考其绩。一要听其言。看干部，首先要听其言，言由心生。语言不仅反映干部的表达 能力，而且反映干部的知识素养、理论功底、工作思路和精神境界；语言不仅能反映干部的工作业绩，还能看出干部的发展潜能。长期不学习的干部，张嘴就听得出来。俗话说“只要一开口，便知有没有”，对工作没有研究和思考的干部，谈工作不可能娓娓道来；没有工作理念和思路的干部，只能报一点手头上的流水帐；学习不上心的人，说出来的话都是陈词滥调；说都说不出来的人，很难指望他能做得出来。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很多情况下这种潜能释放不出来的原因，是被自己的认识水平所制约，被自己的思想、思路所束缚。所以，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作风决定作为。语言的表达力，反映了你的思想力和工作力，反映了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所以在考察干部中，专门在最后安排一个考察组与被考察人集体面谈环节。如何提高干部的表达力、思想力，关键是提高学习力。干部的能力不是先天的，是通过后天学习得来的。如何学？学什么？一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也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总遵循和方法论。二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三要学习先进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包括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等。四要学习基层的首创精神，很多创新做法都是发端于基层、首创于群众。五要向实践学习。实践出真知，最大的实践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全部来自实践锻炼。智慧和才干不 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实践甚至苦难。所以多干活不吃亏，吃亏是福。在加强学习的同时，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注意加强对工作的总结、对经验的积累、对失误的修正、对教训的吸取，长期坚持，必有成效。二要观其行。观其行，就是观作风。根据作风建设的规律和特点，要做到“五看”：一是不仅要看干部怎么说，更要看干部怎么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知道，语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干部的能力素质，但语言是有欺骗性和迷惑性的。说得好，不等于做得好；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的干部，才是可堪重用的干部。有的人善于夸夸其谈，成天摇头晃脑点评别人，自己却一事无成，要警惕这种现象。二是不仅要看干部的一贯表现，还要看干部的现实表现。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反之，过去落后不等于现在落后，现在落后不等于永远落后。世界在变，干部也在变。我们考察评价干部，既要前后分析看干部发展变化，还要横向比较看干部之间差异优劣，但主要是看现实表现和当前工作。最近，市委根据换届后干部出缺情况，调整了一批县区和市直部门的正职。干部工作是动态的，原因是干部是动态的。有的过去干得 好，在新的岗位上同样干得好，说明这种干部有潜质，还可以给他压担子；有的过去干得好，到了新岗位不适应，工作打不开局面，我和组织部长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立即调整！三是不仅看干部在日常工作上的表现，还要看在关键时刻、大是大非上的表现。有的干部平常表现倒也过得去，但到了关键时刻特别是涉及切身利益时就斤斤计较、固执己见、经不起组织考验；有的干部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不差，但在大是大非面前政治观点和政治倾向有问题，缺乏政治定力；还有的干部工作也算努力，但每到干部选拔时想法太多，甚至躲在背后搞小动作等，这些都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的。四是不仅要看干部执行组织决定和上级指示的态度，还要看对待下级、对待群众的态度。看干部有三个维度：一是俯视，就是站在领导岗位上看干部，看到的是干部对待上级的态度，无疑这是干部最阳光的一面；二是平视，就是同级之间相互看，大家长期相处、知根知底，对其思想境界、为人处事、工作能力的判断，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但相互之间也会有所保留，有些干部欺骗性、隐蔽性很强，生活中不乏一致公认的好干部，突然间出了问题。三是仰视，就是从下往上看干部，也就是群众看干部，往往和领导看干部的结论不一样，这时做领导的就要多打几个问号：是大胆改革、坚持原则、顶真碰硬得罪人了？还是侵害群众利益、无视群众呼声？对前者，我们要坚决保护，为负责的人负责，为担当的人担 当；对后者，我们要及时教育和纠正。所以在干部推荐和考核中，专门设计了A、B、C三种票，根据就在这里。在这里我还想说，赢得群众的支持，不是放弃原则，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真正要赢得群众拥护的，必须敢于坚持原则，敢于和不正之风做坚决斗争，敢于化解工作矛盾和破解工作难题。这种坚持原则、敢抓敢管、顶真碰硬的干部，在X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的：“现在，一些干部中好人主义盛行，不敢批评、不愿批评，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怕得罪人，怕丢选票，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信奉多栽花、少栽刺的庸俗哲学，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绕道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推诿扯皮、敷衍塞责，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为人圆滑世故，处事精明透顶，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瘦，遇事明哲保身，有功劳抢得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更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有些还混得左右逢源甚至如鱼得水，付出的比别人少，得到的比别人多。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圆滑官’、‘老好人’、‘推拉门’、‘墙头草’多了，党和人民事业还怎么发展啊？这些问题危害极大，必须下大气力解决。”五是不仅要考察干部在八小时内工作期间的情况，还要了解八小时外社会联系和活动空间的情况。有少数干部八小时之内和八小时之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这种干部在八小时之内的表现是带有欺骗性和隐蔽性的，其本来面目只有在他极小的圈子里，或在面对物 质诱惑时才暴露出来。有的干部在体制内很本分、很老实、也很敬业，干部职工的印象很好，但在体制外表现怎么样？在和老板打交道时素质如何？在铜陵工作期间，我经常向投资商了解干部情况，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最近省委巡视组反馈了对我市两县一区的巡视情况，发现了很多问题，说明在很多干部心目中“四个意识”扎得不够牢。有的干部没有敬畏，不知道害怕，这是糊涂胆大。国英省长有一句口头禅：“没有文化，不知道害怕”。三要察其变。什么叫“察其变”，就是把干部放在不同的岗位要求、不同的环境条件、不同的利益导向下来观察和考验干部。比如面对岗位变动，有的干部很快进入角色，不仅原来的岗位工作出色，而且在新的岗位上很快打开局面，说明这个干部素质很全面，可以多压担子。所以组织上强调干部要多岗位轮岗，一个目的是观察和锻炼干部。多一个岗位历练，就多掌握一门工作规律，多熟悉一个领域的工作，几个岗位一锻炼，干部就全面了，综合素质就强了；另一个目的是考验干部。看有没有这个潜质。如果一个干部只能干好某一项工作，那就说明他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再比如面对表扬和批评，有的干部宠辱不惊，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在成绩面前不沾沾自喜，在挫折面前不灰心丧气，一如既往干好工作，这种干部有定力，可信任；有的干部面对成绩和表扬，骄傲自满，心浮气躁，取得一点成绩就不知道接下去怎么干，似乎在等着组织提拔似的，这 种干部没大出息。还有的干部只能表扬，不能批评，面对批评或者满腹牢骚，或者内心抗拒，这种干部自我评价高于组织评价、高于社会评价、高于群众评价，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对待组织、对待他人，有“骄、娇”二气。《道德经》第三十三篇开篇有一句话：“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看这种人既不“知人”，也不“自知”，既不明、也不智。比如面对权力考验，有的干部在没有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前，尚能做到谦虚谨慎、勤学苦干，一旦手中掌握实际权力，便变质变色，最后被权力这把“双刃剑”所伤。还比如面对领导和群众，有的干部对待领导和对待群众的态度不一样，甚至对待台上领导和台下领导的态度变化还很大，这种干部很势利，往往这种干部很有欺骗性，其欺骗性只有离开领导岗位后才能看得清。比如对待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有的干部两袖清风、公私分明、不谋私利，只谋事业，这种干部经得起考验；有的干部只要别人稍不留意，就钻着空子、变着法子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家要防范这种人；有的干部热心打小报告，甚至在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使班子成员之间的不同意见公开化、扩大化、复杂化，看热闹不嫌事大，妄图从中讨好谋利，这种干部一般不会有好下场。还比如在对待分内和分外工作，有的干部在完成本职工作中，善于协调，注意沟通，主动协作，积极补台，甚至站在全局的高度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表现出了难得的大局观念。也有的干部只能看到自己眼前的一点事情，从不愿为别人多做一点事，生怕好了别人，实际上有得必有失，这种人失的多、得的少。 四要考其绩。实绩是衡量和评价干部最重要的标准，干部所有的能力、素质，最终都会在工作实绩中体现出来。如何看待实绩？一度有人提出：凭实绩用干部。这句话对不对呢？乍听起来是对的，看干部用干部不凭实绩凭什么呢？但深入分析一下，简单凭实绩是不够的、是片面的，这就涉及一个实绩分析问题，也就是要用正确政绩观对干部的工作实绩进行科学分析研判。因为干部的工作实绩和德才素质有关联，但不能简单地划等号。首先，实绩具有过程性。一个领导上任或一个班子换届后，其实绩要到两三年后才能初步显现。无论是工作推进、项目建设，还是班子建设、队伍管理，包括作风建设等，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其次，实绩具有多样性。从大的方面说，实绩表现在发展和党建等各个方面，有些可以量化，有些不能量化；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无形的。一个干部的思想、作风、口碑都是政绩，如焦裕禄、牛玉儒等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的政绩和影响，更多的是精神的、是无形的。再次，实绩具有整体性。在一个领导班子中，很难说工作取得成绩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工作成绩是班子成员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相互补台、甚至相互包容的结果。反之亦然，工作中出现问题也不是一个人的，班子成员都有责任，只是不同岗位责任不同而已。如出现腐败问题，能说是纪委书记一个人的责任吗？不能！首先领导班子要承担主体责任，书记负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纪委书记负专责监督责任，其他成员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各负其责。所以我们提倡：凭实绩看 德才，凭德才用干部。实绩不等于德才，衡量干部的主要标准还是要通过工作实绩看其德才素质。根据实绩分析的观点，我们考核评价干部，必须做到“四看”：一是不仅看干部的工作实绩，更要看取得实绩的工作基础、难易程度及未来影响。看干部，首先要看他所在的部门工作是不是进步了、发展了，简而言之，就是看他干不干事、出不出活。干好事，坏人反对；干坏事，好人反对；不干事，好人坏人都反对。小平同志说：“不干，半点马列主义都没有。”所以，当干部首要任务是干事、干好事、不干坏事。其次，要对业绩进行分析。同样的工作业绩，工作基础不一样，难易程度肯定不一样；同样的工作业绩，是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留有后患的政绩，还是实事求是、留有后劲、科学发展的政绩？也就是说，政绩要经得起历史和群众的检验。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过，关键看你怎么选择：是拼搏进取、酣畅淋漓地干一番事业，还是选择碌碌无为、得过且过地虚度光阴。尽过心、尽过力，死而无憾；不上心、不上进，遗憾终生。当干部的成就感在哪里？是职务的高低，还是收入的多少？我认为，人在社会上，职务和收入不能说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把职务和收入作为唯一的价值追求，那么我们的行为取向就会出现异化。追求职位的会不遗余力地去谋官，追求收入的会不择手段地去捞钱。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有的人即使当上省部级干部仍 然心不满足，最后身陷囹圄；有的人身价过亿，仍然违法乱纪，最后鸡飞蛋打。那么，当干部的价值追求在哪里呢？我认为就是“干事”，干成事，干好事，干对群众有利的事，由此赢得群众的认可和好评。当干部的成就感，就是体验干事的艰辛和成事的喜悦，做经得起历史和群众检验的事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可谓“政声人去后，人品闲谈中”。二是不仅要看干部的投入程度和敬业精神，还要看干部的工作思路、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同样是敬业精神强的干部，还要看他工作思路是否正确，发展后劲是否充足。对思路清晰、具有潜力的干部，应多压担子，多指路子，鞭策多于鼓励；对勤奋敬业、竭心尽力的干部，应多给支持，多予帮助，鼓励多于鞭策。三是不仅要看干部的工作能力、工作政绩，还要看干部的思想品质和道德水准。从实绩看德才，实绩不等于德才。但德和才也不能完全划等号。用干部凭德才，但首先看德，其次看才。为什么要“以德为先”呢？因为“厚德”才能“载物”，德不厚者物不载。现实生活中，有的干部有德有才，有的干部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甚至也有无德无才的干部，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干部都是德才兼备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干部推荐和考核中的票数，要有科学的分析，不能简单地“以票取人”，防止“唯票”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说：“推荐票只是一个方面，只能作为用 人的重要参考，不能作为用人的唯一依据。党管干部嘛！都靠票来定，党管干部怎么落实啊？谁最了解干部的德才和实绩啊？那应该是领导班子、分管领导和组织部门。”“要正确分析和对待票数。正常情况下，选人用人还是要从得票靠前的干部中去选，得不到大多数人拥护的人不能用，至于得票名次倒不一定要太在意。但是，如果得票情况与党组织平常掌握的干部德才和实绩情况相差悬殊，就一定要慎重对待，是投票环节出现了不正常情况，还是组织上平时掌握的情况失真，要深入进行考察、甄别，作出正确判断。”同时还特别指出“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对敢于负责、敢抓敢管、得票可能不高的干部，符合条件的应该由党组织进行综合考虑。”也就是说，德才和业绩好的干部，即使得票相对少一点也可以用；德才和业绩差的人，即使得票很高，组织上不仅不用，还要追查票是怎么得来的。新修订出台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纠正了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唯票、唯分、唯年龄、唯学历的现象，真正落实了党管干部原则。四是不仅要看到在重要岗位、显著位置上展示才干、作出成绩的干部，更要关注那些在生冷部门、艰苦环境中默默奉献、埋头苦干的干部。现实生活中，身处重要岗位做出一定的成绩并不难，因为你的岗位重要、资源丰富、领导支持、社会关注。而身处生冷部门做出一定成绩却不易，甚至要付出比别人高出几倍的努力。因为 你缺乏资源、缺乏关注，支撑你干工作的只有党性和责任。所以，对在生冷部门、艰苦环境中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干部，要做到三句话：格外关注、多加留意、不能亏待。党课讲稿：做人、做事、做官同志们：省委、省政府确立XX为转型升级试点城市，中国XX城作为全市转型升级的先导示范区，就是要奋力实现“两个十年目标”，成为XX省生物技术及新医药的产业中心，基本确立生物技术及新医药产业发展全国领先地位。新的奋斗目标，是我们的共同行动指南，更是我们的共同使命。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年轻人是园区的主体力量，也是园区的希望所在，要早日实现建成“中国第一、世界知名”XX城的奋斗目标，年轻人必须提振精神，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求，弘扬苦干实干的作风，勇做中国XX城建设发展的开创者、推动者，肩负起历史的重任，不负时代的重托。 乔布斯说，“在人生的头30年，你养成习惯；在后30年，习惯塑造你。”年轻人正处于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将受益终身，形不成好的习惯，将遗憾终身。作为一个过来人，今天与药城的年轻人谈心，谈谈怎么做人、做事、做官，既是对自我灵魂的洗涤升华，也希望能对大家有所裨益。做人的学问当前，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思想多元、利益多样的环境下，年轻人确立目标追求，改进工作作风，处理人际关系，都需要保持健康心态，自觉“修剪”欲望，茁壮心灵，提升定力，抵制诱惑。第一，要有人生梦想。梦想是一盏明灯，能刺破重重迷雾，照亮前进的方向；信念是一泓清泉，能滋润苦难艰辛，永葆内心的力量。梦想不足以使一个人到达远方，但到达远方的人一定有梦想。只有我们心怀梦想，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跟踪调查，调查对象是一群智力、学历、环境等条件差不多的年轻人。25年的跟踪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毕业生有非常明确的工作目标，那么无论是他们的薪酬、事业、职位，都要比没有明确目标的人高得多。这就是理想的力量，人生有了理想的指引，就能时刻感受到肩上的责任，就会油然而生使命感，人生就不会无所事事，碌碌无为。 第二，要注重实干。目标的形成和实现，不是地上长起来的，是靠每个人的肩膀托起来的。人生没有终南捷径，如果每个人都想走捷径，都想抄近路，那么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民族就有可能走弯路；如果每个人一步一个脚印地做，那么一个单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民族就可能走捷径。有这样一个故事，说一个女同胞很胖，想要减肥。医生告诉她你减什么肥啊，你去锻炼，她说我懒得走。他说你少吃点，她说我喜欢吃。他说那我建议你每天多吃吃大蒜，她说大蒜是不是能够减少脂肪？他说不是，你吃了大蒜以后呢，人们会远离你，你吃得越多，人们离得你越远，这叫视觉减肥。如果我们不踏踏实实去做事情，那么就像减肥这件小事，也会有人远离你。第三，要讲诚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于一个人在社会上要立足，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讲诚信。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治理国家要靠三样东西：足兵、足食、足信。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李嘉诚传》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讲诚信。李嘉诚当年创建长江塑胶厂，把从意大利偷师学艺回来的塑料花技术应用在生产上，一时间生意火爆。由于产品供不应求，出现了降低产品质量 应付订单的情况。结果许多客户要求退货，银行逼债，客户追款，塑胶厂顿时陷入困境，濒临破产。这天，母亲庄碧琴和李嘉诚促膝谈心：“你认识老家开元寺法号叫元寂的那个住持么？元寂年事已高，希望找个合适的接班人。候选人是他的两个徒弟，一个法号一寂，另一个法号二寂。”李嘉诚静静地听着母亲说，并不插话。庄碧琴接着介绍到，元寂把这两个徒弟都叫到跟前，说：“我现在给你俩每人一袋稻谷，明年秋天以谷为答卷，谁收获的谷子多，谁就是我的接班人。”第二年秋天到了，一寂挑来满满的一担谷子，二寂则两手空空。元寂却当众宣布二寂担当接班人。李嘉诚打断母亲的话：“不是说好谁收获的谷子多，就选谁当接班人么？”庄碧琴笑了笑，说道，一寂听了也不服气：“分明我收获了一担谷子，二寂颗粒无收，怎么能够让他担任住持啊！”元寂微微一笑，高声地对众人说：“我给一寂和二寂的谷子，都是用滚水煮熟的。显然，二寂是诚实的，理应由他来当住持。”于是，众人悦服。庄碧琴忽然话锋一转，“经商如同做人，诚信当头，则无危而不克了。”李嘉诚听罢母亲的话，深有感悟。第四，要胸襟开阔。人从出生开始，就是一个社会人，我们要跟社会上方方面面的各类人员打交道、处关系。在人与人相处过程中，我们的胸襟非常重要。一个人有多宽的胸襟，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现代社会，我们比拼的不是音量高低，也不是气力大小，更不是说话多少，关键看你的胸襟有多大。 佛经里有一个故事：有一个老和尚领着一个小和尚，去看一座高山。老和尚问：“高山怎么样？”小和尚答：“高山，因为高，连着天。”老和尚又领着弟子去看大海，“你看大海怎么样？”小和尚一看大海，也连着天。老和尚就问他的弟子：“大海，不高，怎么会连着天呢？”弟子支支吾吾，说不上来。老和尚写了一句哲语：“海，因为宽大，所以才能连着天。”一个人不在于你有多高，如果我们胸怀足够宽广，就能连着我们的天。第五，要多磨砺。每个人的事业不可能都一帆风顺，会有顺境，也会有逆境。顺境的时候不能得意忘形，逆境的时候不能灰心丧气。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磨难，需要锤炼。能不能承受起这样的锤炼，也决定了你能走多远。从前山脚下有座庙堂，里面有佛像，有石阶。佛像是供人拜的，台阶是供人走的，制作的花岗岩都是出自于同一座大山里。久而久之，石阶对佛像心生怨愤：“我们来自同一座大山，凭什么你经常受人顶礼膜拜，而我经常被人踩踏？”石像沉思，问：“你是挨了几刀变成石阶的？”石阶答道：“四刀”。石像意味深长地对石阶道：“兄弟，我被千刀万剐。”挨了几刀的石头被粗粗打磨就成了石阶，而被千刀万剐的石头却被精雕细刻成佛像。石头的价值取决于被打磨雕琢的精细程度，而人的价值又何尝不是如此。做事的方法 很多年轻人说自己没有赶上战争年代，要不然也能够横刀立马驰骋战场，做将军、做元帅。但现在我们赶上了建功中国XX城建设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的荣幸。既然我们有幸赶上这个时代，有这样崇高的使命，就应该担当。担当的态度，决定事业的成败，决定目标的实现。第一，要尽心。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做个有心人，多想一想，努力想得深一点，争取想得远一点。只有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如果仅仅停留在眼前，只能是事倍功半。因此，年轻人对于自己岗位上的事情，都要好好去思考，多多去思索，成功只眷顾有准备之人。《三国演义》里有个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为什么刘备不顾身份三请诸葛亮？为什么他不去请诸葛黑、诸葛白？因为诸葛亮虽然身在隆中，却对天下大势有深刻的思考。当刘备去请教他时，他对答如流。我们需要干好工作，更要为迎接挑战去精心准备，这就是要尽心。第二，要尽力。文革时有一首歌，叫“能挑起千斤担，不挑九百九。”意思是说，你能承受多少力量，就去承受多少力量。每个人走路时都会有种感觉，可能一步能跨50厘米，如果我们平时为了偷懒，只跨40厘米、30厘米甚至只跨20厘米，那么当让你跨50厘米时，你已经没有这个气力或能耐去跨50厘米，你只能在20厘米、30厘米那个水平上打转。每个人的潜能是巨大的。我一直说，做事做不死人，心累才能累死人。我们认真地做事，肯定能够把事 业做好。第三，要尽职。身居其位，就要尽忠职守，就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事，做好当下的事。有时我们总会犯一个毛病，此山看着那山高，不愿意干好当下的事，总眼红别人。从前有个小和尚，每天早上负责清扫寺庙院子里的落叶。清晨起床扫落叶实在是一件苦差事，尤其在秋冬季节，每一次起风，落叶遍地。有一天，这个小和尚想出了个好办法，于是隔天他起了个大早，使劲地摇树，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今天和明天的落叶一次扫干净了，一整天小和尚都很得意。第二天，小和尚到了院子里一看，愣住了，院子如往日一样，落叶遍地。事实上，无论你今天怎么用力摇树，明天的落叶还是会飘下来。世上很多事是无法提前的，惟有认真地活在当下，才是最真实的人生态度。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功课要交，努力做好今天的事才是最重要的。做官的道理晚清重臣曾国藩对于用人的标准有四句话，到今天不仅仍然适用，也是而今年轻人为官值得借鉴的道理。第一，要有操守。年轻人为官，一定要有一道底线，这条底线永远不能逾越。中国从三国时候开始，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谓有操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清廉，就是守住廉政这条底线，只有你真的 清廉，才能让群众服气，才能让周边的人信服；第二层意思是有节气，就是临事不惧、迎难而上的胸怀和修养。当我们遇到难事、遇到困事、遇到突发事时，如何去面对，就是考验每个年轻干部的时候。《韩非子》当中有个故事，说鲁国宰相公孙仪特别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孙仪却不接受。他学生问他：“您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的鱼，这是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接受。我自己花钱买来的鱼，我能经常吃，能吃一辈子。如果现在吃人家送的鱼，那么我有可能就吃一阵子。”第二，要无官气。没有官气，是我们年轻人为官的一条准则。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一定受到局限，就难以再发展。所谓的官气，就是打官腔、说官话。当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你经受不了这个考验。一个真正坚强的人，不靠你的官腔，不靠你的官气，而是靠自身的底气。所以内心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明代有位儒学大师王阳明，他说要“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核心是什么？你的心是你所有世界的一切，你心理能承受什么，你就能承受什么。他一个文弱书生，能够平定福建匪乱，平定宁王造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充足的底气。我们不能学叶公好龙，叶公喜欢龙，真正的龙来了，反而吓得屁滚尿流，溜之大吉。 第三，要有条理。我们青年人，说话办事都要有条有理，所谓有条理，就是要把复杂的事情能够变得简单。如果老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那么这个单位、这个地区会越来越乱。如果把极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处理，那么这个单位、这个地区会越来越顺，许多问题、矛盾都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要讲条理，就是要分得清主次，分得清轻重，分得清难易，分得清缓急。《庄子》上有个庖丁解牛的故事，一头牛在庖丁手里，可以几分钟内迅速解剖。为什么他能迅速解剖？就是因为有条理，知道要从哪个地方下手，知道矛盾的切入点是什么，知道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知道哪个环节是突破的重点，所以几分钟内就能把一头牛解剖得干净利索。我们的工作也是这样，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而是要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第四，要少大言。所谓的大言，就是指说空话，说大话。要主张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青年人不说大话，不说空话，要说真话，要说实话。说真话，是对每个同志品质的考验。如果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大话连篇，空话连篇，那么这个单位、这个地区肯定做不好事情，成不了大事，个人也是这样。对一件事情评头论足容易，高谈阔论容易，但是真抓实干很难。完成一件事情，需要我们不大言，真抓实干，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毛主席在延安反对机会主义、反对盲动主义，批判王明时就说得很直接，“要明白一个道理，人是要吃饭的，打仗是要死人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每一件事情 要靠我们去做，而不是说大话就能够说到的。我曾经听到一位同事讲，他们现在天天在读成功学，但是仕途还是这样，夜夜在看胡雪岩，但是还是两手空空，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不到成功者的心路历程，没有按照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去艰难地创业，去脚踏实地做事，而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仅仅停留在语言上。只有脚踏实地去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实践，才能真正做出有意义的事。党课讲稿：关于党员的形象党的干部其自身素质、作风和形象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就要把组织事业、把公道正派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时刻牢记“对己清正、对人公正、对内严格、对外平等”的行为准则，时刻注重自身品德、品行、品格，做一名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爱岗敬业、公道正派的党员干部。一、什么是道德 现代汉语里面道德是一个词，指衡量行为正当性的观念标准，是指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但在古代汉语里面，道德是两个词：道和德。要弄明白什么是德，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道。道，是中华民族认识自然所用的一个名词，意思是指万事万物的运行轨道或轨迹，也可以说是事物变化运动的规律和法则。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天上的众多星球相安无事，各守其道，依道而行，这就是天道。如果每个星球都按道行驶，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和谐的星球系统，但如果某个星球不按道行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比如说，6500万年前的一个小星星脱离了自己的轨道，与地球相撞，结果给地球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大型生物因此而毁灭，比如恐龙。所以，不按道行驶结果就是毁灭。天道如此，地道亦然。一年有四季，24节气，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事情，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是有规律的，不按道行，必将五谷不生。这是地道。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偌大的社会系统，如果我们的人都按照自己的规则、法则、规律去做事情，我们的社会系统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系统。如果不按道行事，这个社会将是一个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的客观事实。这就 是人道。中国的古圣先贤，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给我们发现了做人的基本之道——五伦大道：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种关系就不会变。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法则，这就是规律，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存在。古人讲，得道之人谓之德。德就是依规律而行。人出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做儿女，但作为儿女有做儿女最应该做的事情：孝敬父母！这就是做儿女的道。因此，孝是人伦第一道！如果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你就是一个有德的儿女。长大了，我们变换许多位置和角色：当学生、当员工、当领导、当父母、当工人、当农民，等等。每一个职位都有你这个位置上最应当做的事情，即古人讲的“敦伦尽份”，就是找到你的位置，做你这个位置上最该做的事情。只要按道而行，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的人生就必定会越来越精彩。二、什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的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和。这是一个很宽泛、很博大的概念。那么，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概括为“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八德。而这八个字还可以浓缩为两个字：道 德。从根本上讲，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关于“道德”的文化。那么，道德的根本是什么呢？道德的根本就是孝！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可以浓缩为一个字：孝。可以说，孝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中的精髓，是道德的根本。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道德的根本，是教育教化的源头。1997年，在河南嵩山出土了一块石碑：“三教一体碑”。碑文写到：“三教一体，九流一派，百家一理，万法同源”。所以，从本质上讲，儒释道文化讲的是一回事。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以儒释道三种文化的融合为基本内容的文化体系。这就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三、为什么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化早在十年前，中宣部就下文号召弘扬传统文化，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有发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全面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显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是大势所趋。从本质上讲，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人们解决三大难题：人与自然的问题（生存危机），人与社会问题（信任危机），人与自身 问题（心理危机）。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在国内轰轰烈烈，而且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强劲东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潮。因为现在人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而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帮助人类走出目前的困境。古人是高度看重教育的。古人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教育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既然教育如此重要，我们看看教育是什么？教是“孝”和“文”的组合字。教育就是孝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育的产物。人离不开教育，孩子也是如此。那么，何为“孝”？古人云“善事父母者为孝”。孔子有一天和他的学生探讨孝的问题。学生问：什么是孝啊？能把自己的父母养好就是孝吗？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所养，不敬，何以别乎？”（《孝经》句）不恭敬父母，与动物有什么区别？但孝有三个层次：小孝孝其身，中孝孝其心，大孝孝其志。就是说，小孝是让父母吃饱穿暖，中孝是孝亲敬老，让父母心情愉悦，大孝就是造福百姓，精忠报国！“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孝经》句）可见，孝的力量太大了，其作用是无法想象的。四、如何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改变社会的大环境我们都有责任。中华民族十大传统美德，是我们做有道德之人的基本规范。 1.仁爱孝悌。这是中华民族美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德的核心是爱人，即“仁者爱人”；孝悌之德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形成和睦的家庭亲情，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忠恕”之德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即“四海之内皆兄弟”，营造“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社会风尚。爱人、孝悌、忠恕是仁德的基本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2.谦和好礼。“礼”是中华民族的母德之一，她根源于人的恭敬之心，辞让之心，对道德准则的恭敬和对兄弟朋友的辞让之情。“谦受益、满招损”这是中国人自古就懂的道理，谦德亦根源于仁德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就是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以及人际关系中的互相尊重。“和德”体现在待人接物中的“和气”，在人际关系中为“和睦”，在价值取向上为“和谐”，而作为一种德性为“中和”，“礼”、“谦”、“和”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情操。3.诚信知报。“诚”即真实无妄，其基本的涵义是诚于己，即诚于自己的本性。以“诚”为基础，中国人形成了许多相关的道德，如为人诚实，待人诚恳，对事业忠诚。“信”是守信用、讲信义、她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行，行必果”。“报”即知恩图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道德的重要成分，是中国道德质朴性的重要表现。 4.精忠报国。对祖国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最质朴的情感和品性，她作为一种“千万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深厚的感情”是爱亲人爱家的情感升华，由此也形成一种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精忠报国、保家卫国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也是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5.克己奉公。中华民族由于家庭本位的社会结构和礼教文化的传统，培育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克己奉公的美德。因而奉公就必须克己，克尽己私便是公，亦即是天理，“克己”即克制己私超越自我，服从整体。克己奉公的精神本质上是先公后私，个人私利服从社会公利的精神。这种“公”的精神培育是强化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和历史责任感。6.修己慎独。以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建立道德自律，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修己慎独的修养传统培养了中华民族践履道德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造就了许多具有高尚品质和坚定节操的君子人格。7.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是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合理内核，也是中华民族集传统美德和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是中华道德精神的精髓，她升华为“生以载义”，“义以立生”的人生观，升华为中华民族“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崇高道德境界。这 种道德观念是鼓舞志士仁人为民族大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崇高道德人格的光辉写照。8.勤俭廉政。“俭以养德”就是要求“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对为政者说则主要是廉德。无“廉”则不“洁”，无“廉”则不“明”，廉既是对为政者的要求，也是一般人应有的品德。“廉”的本意是在取舍之间，取道义，舍邪心，严格自我约束。有了“廉”才可能做到“正”。“正”是遵循公益和道德。勤俭廉政既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也是中国人共有的美德。9.笃实宽厚。在长期的道德实践中，中华民族形成了许多以“实”为价值标准的规范和美德。如老实、诚实、求实、踏实、实在等等，形成崇尚实干，反对空谈的务实精神和实践精神。在待人接物上，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宽厚的道德人格来打动别人，达到任我沟通的目的。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忠厚长者等道德评价，都是中华民族宽厚品德的体现。10.勇毅力行。这是中华民族在践履道德方面所具有的德性和德行。中国文化认为，人格的完善，社会的进步，重心不在知遇言，而在于行。“勇”有凭力气的血气之勇，有凭意志的意气之勇，理直气壮、恪守坚定的道德信念的“大勇”。“毅”是在艰难困苦中坚持下去的毅力，以及在遵守道德准则方面的毅力。“君子纳于言 而敏于行”，正是这种勇毅力行的美德，使得中华民族在各种险恶的环境中能够化险为夷，自强不息，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