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心得）之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试论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教学指向

语文（心得）之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试论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教学指向

语文论文之要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试论高中语文新教材的教学指向 ‎ ‎　　新版高中语文教材在其指导思想、体系结构、选文等方面突出了语文教学的基本出发点——素质，特别是文学素质。这一改版，为我们教师指明了教学方向——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也为培养这种素质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　　一、编排体系有利于学生阅读品味 ‎　　过去高中语文教材在编排上，长期沿用按照比较复杂的记叙、比较复杂的说明和比较复杂的议论分为三个阶段的方式，与初中的编排顺序完全相同，形成教学内容低层次的重复；在训练重点的设置上，由于未能跃出文体的限制，各种文体读写的方方面面仍要涉及，教师在教学中只能逐篇面面俱到地讲授。这种编排体例与长期以来片面理解“语言是工具”的观点大有关系，在此观点指导下，一些文质兼美的文章即使选用，也只是作为“知识、工具、材料”的载体，硬归入记叙文或议论文的行列，而不是从塑造人格精神的角度出发进行语文教育。旧教材在处理写作与阅读的关系上也明显地打上了“语言是工具”的烙印，将写作知识的介绍和练习置于阅读单元之后，使阅读成为写作的附庸、工具，从而使学生阅读和教师指导阅读受到极大的牵制。‎ ‎　　新教材摈弃了教学内容的简单循环，在初中已经学习了相当数量记叙、说明和议论文章的基础上，高一教材现代文阅读不分文体组织单元，抽取各种实用文的共同规律作为训练点，形成由理清思路、概括重点、揣摩语言、筛选信息、把握文意和质疑问难六个训练点组成的现代文阅读训练序列。这样的安排避免了教学内容重复和繁杂，使能力训练重点突出，真正完成初中学习内容的巩固、延伸和深化。高二年级在高一现代文阅读能力已有系统训练和接触较多文言文，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初具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能力的培养。而高三对文化内涵丰富的文章做研讨，是文章阅读的高级阶段；对文学作品做评析，是文学作品欣赏的高级阶段。这样，由培养对文章的理解、分析能力，到培养对作品的初步欣赏能力，再到培养对文化内涵较丰富文章的研讨能力和对文学作品的评析能力，各年级重点明确、集中、突出。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训练分别编写，突出重点，遵循其各自规律，解放了阅读教学。‎ ‎　　另外，新教材除课内的《必修书》外，还有供学生课外阅读用的《语文读本》全套共六册，与《必修书》配套使用，《语文读本》分阅读和写作两部分，侧重阅读。阅读包括一般文章、文学作品、文言文等，以“时文”‎ 为主。这些自读课文有的属延伸性的，和教科书的内容相关；有的是鉴赏性的，主要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以丰富学生的文化底蕴，增进他们的文学素养；还有一类是知识性的，包括有关语言运用知识、文体知识和文学史知识，也有听说读写方法和思维方法方面的文章。‎ ‎　　我们知道，任何能力都是学习主体“读”后“悟”出来的，而绝非是“听”或“讲”出来的。缺少阅读，对语文学习是釜底抽薪；缺少阅读，对学生文学素养的养成是致命一击。由于众所周知的功利的目的，学生的课余时间被大量的数理化、英作业所占据，语文教师也开始实行以“练”代“读”、代“悟”的策略，一本教科书课文数量有限，有趣味、有启迪的文章更有限，本来就不足以据此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近几年来，愈演愈烈的高考竞争，几乎将这有限的阅读空间也要剥夺了，即使没被完全剥夺，教科书的讲读也大多是以“讲”代“读”，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批评的那样：“学生在课堂上阅读得很少，而关于阅读的谈话却很多。”没有一定的阅读量，语感就差，又何谈文学的感受力呢？新教材《语文读本》的编写为学生进行大量的、直接的、较为独立的阅读提供了条件和保证，有利于使学生由“习题人”回归为“读书人”。‎ ‎　　二、选文突出了文学性 ‎　　新大纲明确提出要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新教材也相应加大了文学教育的分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占60％以上。旧教材的选文思路带有极强的功利化倾向。对政治思想考虑得太多，对文学、美感考虑的太少；对社会需要考虑得太多，对人个体的心灵需要考虑得太少；甚至对个别大师考虑得太多，而对一大批个性鲜明、堪称一流的中外作家作品考虑得太少。以致一些权力人物的文章和一些政治性很强的文章在教材中占了相当比重，仅高中教材就占了10篇，文字并非上乘，却因政治性强而被选中。马克思曾批评席勒作品存在着视文学为真理的传声筒倾向，我们自然也不能将那些纯粹的“传声筒”选为课文，它们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相距甚远，作为主导的教师缺少情感符号的反馈自然无法导引。这样选文显然远离了教学规律。在这种政治标准的衡量下，语文教材怎能不越来越面目陈旧、索然无味呢？于是学生只知道鲁迅、郭沫若、茅盾，只知道巴尔扎克、马克吐温、契诃夫，而不知道钱钟书、徐志摩、汪曾祺，不知道泰戈尔、卡夫卡、海明威。又怎能仰仗这教材去享受人类精神的千姿百态，体会心灵的丰富和个性的舒张呢？‎ ‎　　新教材选文删除了部分陈旧的文章，打破政治的局限，为学生阅读注入了新鲜血液。增加了一批富于时代气息、体现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作为课文，令人耳目一新；沈从文、徐志摩、艾青、余光中、牛汉、高晓声等人的风格各异的作品选进了教材；外国文学作品，也突破了过去选文只注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注意多方位地介绍外国文学中具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对古代作品的选编，也比较注重其本身所包含的感情因素、审美情趣，选进了一大批的“至性”“至理”‎ 的作品。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无论千古名著还是当代新作，从优美的语言到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精巧的情节到深邃的内涵，无一不使人感受到美的情趣。拥有这样的教材，学生能领略到沈从文《边城》的细致美好，徐志摩《再别康桥》的浪漫典雅，余光中《沙田山居》的博学诗意，以及《冬天之美》的恬静、《变形记》的奇谲、《归去来兮辞》的率性、《祭十二郎文》的至情，自然能具有越来越广阔而自由的精神空间。巴金说过：“文学的目的就是使人变得更加美好，文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一种想象力，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给人以精神的底子。”新教材的选文目的正在于此，有了这种“想象力”、“浪漫主义精神”，何患不具备文学的素质呢？‎ ‎　　三、选文突出了民族文化 ‎　　有人问丘吉尔：“你认为印度和莎士比亚哪一个更重要？”当时，印度是英国在海外的最大的殖民地，丘吉尔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宁愿丢掉十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是的，任何一个民族或者说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民族，都不会忘记自己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精神导师，都会如饥似渴地从他们那里不断汲取精神养料以滋补民族的灵魂。‎ ‎　　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选文大大增加了文言作品的数量，几乎占了50％，从先秦史传、先秦诸子、汉魏晋文到唐文、宋文、明清文，丰富而有系统，便于学生学习和感受。编排也改变了旧教材按体裁划分单元的方式，而以时代先后为序，既可使学生对历代主要作家和作品一目了然，从而增强学习兴趣，又可避开体裁知识的干扰而倾其全力于诵读。选文大多在600字以下，易于成诵，同时，还简化了课后“思考和练习”‎ ‎，将理解课文内容跟熟读背诵结合在一起。意图很清楚：将学生从繁复的语法知识中解放出来，专心于诵读体会、积累吸收。‎ ‎　　新大纲明确提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新教材对文言作品的处理方式正体现了这种新的语文价值观。其实，我国最传统的语文教学是非常重视经典的阅读和文化的传承的，只是由于“语文工具论”的影响、功利主义的驱使以及政治的“洗礼”等因素，我们走了弯路。早在50多年前，叶圣陶就充分肯定了经典训练的教育价值：“一些古书，培育着咱们的祖先，咱们跟祖先是一脉相承的，自当尝尝他们的营养，才不至于无本。若讲实用，似乎是没有，有实用的东西都收纳在各种学科里；可是有无用之用，这可以打个比方。有些人不怕旅行辛苦，道路几千，跑到峨嵋金顶看日出，或者跑到甘肃敦煌，看石窟寺历代的造像跟壁画。在专讲实用的人看来，他们干的完全没有实用，只有那股傻劲倒可以佩服。可是他们从金顶下来，打敦煌回转，胸襟扩大了，眼光深远了，虽然还是各做他们的事儿，却有了一种新的精神。这就是所谓无用之用。读古书的得其道，也会有类似的无用之用。”‎ ‎　　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超脱，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杜甫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博大，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的无私，无不代表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无不说明了这一点——关注人、相信人、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新教材大幅度加强文言作品的比重，使我们的学生能尽可能多地从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使他们的精神状态——理想、信念、情感、意志等发生深刻的变化，使他们的心灵变得丰富、澄澈、美好，使他们具有最富文化底蕴的文学素质，使他们不仅从“习题人”回归为“读书人”，更由“读书人”进而为“文化人”，这无疑是尊重人、完善人、促进人的终身发展的最好体现。‎ ‎　　四、教参突出了开放性 ‎　　学生文学素质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长期以来政治色彩浓烈的简单刻板的阐释有关。‎ ‎　　一本《教学参考》几十年一成不变，沿用的文学史观和对作家的评价早已过时，始终以革命和反革命、先进和落后的二元对立观点来解释教材中已少得可怜的文学作品。而在统一“应试”的环境下，《教参》在“以本为本，以纲为纲”的名义下，几乎成了语文教育内容的代名词，这些内容又被肢解成所谓的重点、难点、疑点、热点与冷点以一鳞半爪的形式在形形色色的习题与考卷中露脸。内容是“专家们”既定的，老师们只是在既定方向上做被动的实践者，作简单的标准化的传递，只能带着“框框”再去“框”学生。学生呢，要拿高分，自然只能按老师的答案去解读，更不能越雷池一步。《教参》的观点还以“预习提示”‎ 的形式强加给学生，告诉你文章的主题思想、写作特色、修辞手法，你阅读时无需感受，只要接受和求证。教师没有了个体的文学体验，就不可能有讲授的激情；学生没有了独特的审美感受，就不可能有文学的趣味，又何来文学的悟性，何来文学的素质呢？‎ ‎　　试想，当一部博大精深的《红楼梦》被粗暴地定位为表现了封建社会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的“政治小说”，学生们怎能触摸那些性格各异的血肉丰满的人物的心灵深处，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当孔乙己、祥林嫂、阿Q、葛郎台、玛蒂尔德无一例外地被归为反封建、批小资的典型，学生还能够体察到作者在小人物身上寄予的同情与怜悯，感染到那种悲悯与宽容的情怀吗？‎ ‎　　空洞说教的《教参》，肢解了充满作者脉律、呼吸和汩汩血流的美文华章，本为人的发展而设的语文课，转而成了束缚人、折磨人、摧残人的桎梏。‎ ‎　　与新教材相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吸取了过去教学参考书编写中的经验教训，以教学大纲为指导，以教材为依据，重在说明教材的编写意图。在课文的点评和鉴赏指导中，注意吸收语文教学和语言学、文学研究中已有定评的新成果。从当前大多数高中语文教师的实际出发，既注意帮助教师解决备课中的实际困难，又注意给教师留有余地，尽量不提供结论性的东西，以利于发挥教师钻研教材的积极性和在教学实践中的创造性。这样的教参解放了教师，也解放了学生，给了我们多元解读、个性解读的空间。本来嘛，一千个读者就应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才是阅读欣赏的规律。遵循这一规律，才能使学生形成独特、灵动的感悟、理解，逐渐沉淀为文学悟性、文学素质。‎ ‎　　总之，新教材的教学指向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语文教师要做的就是，改变观念，开阔自己的文学文化视野，带着自己的体温，带着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精神，将学生引领进自由美好的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