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心得）之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历史（心得）之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历史论文之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 浅析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鲁迅先生对这次革命的积极意义，对英勇奋斗、慷慨悲歌的革命者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颂。他深刻揭示了革命的种种弊端，以警示后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就不能公正地评论辛亥革命，也就不能很好地评价鲁迅先生了。 （一）　　鲁迅先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辛亥革命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比较真实地把革命前的社会现实展现出来，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翻开小说集《呐喊》、《彷徨》，就能看到清末社会黑暗、闭塞，人民生活困苦、绝望等悲惨的景象。《孔乙己》、《祝福》中的“鲁镇”，《阿Ｑ正传》中的“未庄”，便是清末社会的缩影。农民、妇女、下层知识分子在这里受尽压迫，物质资料极其匮乏——阿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靠做短工为生，晚上仅栖身于土谷祠；孔乙己则在乞讨和偷摸中苟延残生。精神上备受摧残——祥林嫂一生受尽凌辱，直至死前还受地狱恐怖的折磨，恐惧由于自己曾经再嫁，“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男人还要争”；阿Ｑ则一味用“精神胜利法”来麻痹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和心灵。而骑在阿Ｑ头上的赵太爷，将孔乙己打折了腿的丁举人，用冷酷的封建礼教把祥林嫂驱向绝境的鲁四老爷，却是那样的道貌岸然，颐指气使，“‎ 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①　　鲁迅用自己无数的伟篇，告诉后人一个真理：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貌似沉寂的中国大地，地火正在运行、奔疾。深受重压的人民，定会奋起搏击。当革命风暴骤起的时刻，连那本不觉悟的阿Ｑ，也迫于“生计问题”，决定“铤而走险”，去投奔“革命党”。当武昌起义、绍兴光复的消息传来，一向“受着轻蔑，排斥，迫害，几乎“无地可容”的范爱农，脸上露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也高兴地上城来找鲁迅，“去看看光复的绍兴”。②　这表明当时的中国，亟待一场疾风暴雨般的民主革命的洗礼；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和欢迎革命的到来。 （二） 鲁迅先生高度肯定了辛亥革命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认为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动摇了封建伦理道德，初步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阿Ｑ正传》以传神之笔，生动而洗练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后的一个场景：当武昌起义和杭州、绍兴相继光复后，城里的白举人在“黑魆魆”的深夜，乘着一只大乌蓬船，来到未庄赵秀才府上的河埠头，秘密地转移财物细软；为了开凿逃退之穴，白举人甚至不顾森严的封建等级，与地位远逊于己，“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的赵秀才排了“转折亲”。白举人的乌蓬船“将大不安载给了未庄”，未庄的绅士们都惊恐起来。当一向被豪绅视为贱民的阿Ｑ在街上昂首阔步，“得得，锵锵”地唱着戏词的时候，赵太爷竟失去了往日盛气凌人的风度，“怯怯地迎着”，低声的叫他“老Ｑ”‎ ‎。这同当年阿Ｑ因自称姓赵，而被赵太爷痛打的情况，恰成鲜明对照。至于等而下之的赵白眼，现在更是“惴惴”地喊一声“Ｑ哥”，低声下气地“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而阿Ｑ的一句随口应答，就使大家“怃然”，没话可说。“赵太爷父子回家，晚上商量到点灯。赵白眼回家，便从腰间扯下搭连来，交给他女人藏在箱底里。”　寥寥几笔就将革命风暴降临之际，封建阶级的穷形尽相描画得活灵活现，充分表明了“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③ 反动绅士们的恐惧不安，终于使农民阶级从本能上觉察到革命对自己有利，“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阿Ｑ们“未免也有些神往了”，“革命也好罢”。阿Ｑ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大可恶！大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一向伸不直脊梁的阿Ｑ竟然在赵太爷面前“昂了头直唱过去”，高喊着“造反了！造反了！”的口号，并算计着如何分地主们的财产。　　这充分地显示了在辛亥革命后，以阿Ｑ为代表的农民开始蔑视权贵，否认封建等级，并开始冲击封建专制。瞬间，封建伦理道德尤如大厦倾覆，也说明了鲁迅先生热情歌颂革命，赞扬革命。 （三） 　　鲁迅先生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但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并深刻抨击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的叛卖行径。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之，捉赌私罚者有之。”　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④‎ 的疾呼。同年七月，获悉范爱农落水身死的消息，鲁迅先生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了《哀范君三章》，谴责了“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的黑暗现实，尖锐地指出了革命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变幻，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这是对袁世凯之流篡夺革命果实一针见血的概括，其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也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阿Ｑ正传》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⑤　这真实地说明了革命的不彻底性。《阿Ｑ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⑥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⑦‎ ‎　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⑧ 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任务而奋斗、拼搏。      （四） 鲁迅先生分析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首先，革命党人严重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了农民群众。1919年5月发表的《药》，便是批评革命党人脱离民众的重要作品。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在清朝的狱中、屠刀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然而，故乡的人们对他的牺牲反映却十分冷淡。在古口亭口，人们伸长脖子，争先恐后“鉴赏”杀人的胜举。刑场上，农民华老栓捧着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去购买烈士的鲜血，作为给儿子治病的“良药”。小茶馆里，百无聊赖的茶客也把革命者的牺牲作为谈笑资料，在夏瑜悲凉寂寞的牺牲之中，革命党人脱离群众孤军奋斗的苦境被揭示得何等深刻。它告诉人们：如果革命没有深入群众，新思想没有逐步取代传统观念，革命者的活动就不可能为人们所理解、支持，甚至人们把革命先驱者的鲜血，可悲地当做治病的“良药”。《阿Ｑ正传》从另一方面揭示了革命党与农民群众之间可悲的隔膜，显示出革命党在广大农村中宣传、组织、发动工作是何等地薄弱。地处革命中心之一的浙东——未庄，民主革命的宣传基本没有波及到这里。在白举人向未庄疏散细软之前，未庄人对革命一无所知，革命党人进城，全村人心才摇动起来，但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却毫无知晓。二百多年来“反清复明”‎ 的意识潜流，使他们认为革命只不过是明王朝的复兴，于是革命党人便描绘成“个个穿白盔白甲，身着崇正皇帝的素”的模样。他们不知何谓“自由党”，而依其谐音称之为“柿油党”，“自由党”的证章也被视为“抵得上一个翰林”。阿Ｑ由于曾在城里“观赏”过杀革命党人，算是未庄人中对革命党多少“知道”一点的人。“但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　这些可笑的看法，显示了辛亥革命离群众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革命党人严重脱离民众，在农村中即使出现了自发的革命力量，也得不到支持和指导。阿Ｑ嗅到了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息，开始萌发“造反”念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投革命党。可是“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城里的一个早已‘嚓’的杀掉了，现在只剩了一个假洋鬼子。”　对于阿Ｑ来说，要投革命党，“除却赶紧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没有别的道路了。”　而当阿Ｑ被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赶走，“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中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是革命的忠实同盟军，农民的支持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脱离农民这支革命力量，就势必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革命党人正是犯了这一致命错误，终于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势力所击败。　　其次，革命党人在革命中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软弱性。他们甚至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封建官僚和军阀的“咸与维新”‎ 上。这说明他们是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不成熟的阶级，也与封建阶级的狡诈多变，富于政治斗争的经验有关。　　鲁迅先生在《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说“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他们爬上来罢。于是他们爬上来了……。”　王金发率革命军开进绍兴，捉住了杀害秋瑾的章介眉。“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⑨　历史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武昌起义才成功，“开诚布公，咸与维新”，“旧染污俗，咸与维新”的呼吁就充斥南京临时政府与各地军政府的公报、电文中，连革命党重要领袖黄兴也力主与袁世凯妥协，曾致函督剿革命的袁世凯，表示只要袁倒戈，那么“南北各省当局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而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是袁世凯将革命淹于血泊之中。　   鲁迅先生还在《两地书·三五》中沉痛地指出：“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⑩　由于革命党人没有痛打“落水狗”，没有“宜将乘勇追穷寇”，致使“落水狗”、“穷寇”得以喘息，卷土重来镇压革命，“数日之间，超过革命党人不啻数十倍。”　“当时和袁世凯的妥协，种下病根，其实却还是党人实力没有充实之固。所以鉴于前车，则此后的第一要图，还在充足实力，此外各种言动，只能稍作辅佐而已。”⑾‎ ‎　这一精辟分析正是从辛亥革命失败中引出的教训。　“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化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⑿　这又是革命志士鲜血凝成的一个教训。再次，独树一帜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⒀　革命党人正是如此，为了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他们投身革命。但一旦社会地位发生转化，相当一部分人便停下前进步伐，另一些人则立即蜕化成新官僚政客。　　鲁迅先生通过作品对王金发进行解剖，概括了革命党人“成功后”，这种迅速蜕化的情绪。王金发，秋瑾的战友，“绿林大学”出身的下层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不久，他领导了杭州起义，并带兵进驻绍兴，解散封建势力所把持的军政府，逮捕密告秋瑾的章介眉，推行一些革命措施。“倒是还算顾全大局，听舆论的”　⒁　颇有一点新气象。但是他马上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人所包围。”　大做起都督来，在他身边的“绅士以至于庶民，又用了祖传的捧法群起而捧之了。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连自己也忘乎所以，结果是渐渐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　⒂　“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⒃　当一些进步师生办报纸批评王金发时，他竟扣压学校经费，并以手枪相威胁，进而捣毁报馆，镇压学生。‎ ‎       　　鲁迅先生从以上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锢弊的针砭，其准确性和深刻性令人叹服。　　总之，鲁迅先生眼中的辛亥革命，是清末社会矛盾激化下的必然产物。它沉重地打击封建势力，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挽救民族存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理想蓝图，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革命者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彻底扫荡旧的势力，积极发动、组织农民群众，对农民的革命要求给以指导，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鲁迅先生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诸问题，能作出如此丰富、真实而正确的理论概括，与同期或稍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与看法，达到了惊人的一致，这不能不令人钦佩。但鲁迅先生毕竟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诸如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干涉、土地问题等，也是影响革命成功的因素，可鲁迅先生几乎未有涉及，或是粗浅的，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可见，鲁迅先生比较正确地看待了辛亥革命。反过来，辛亥革命也是鲁迅先生经历的第一次大事变，是他攀登的第一个人生阶梯，也是他灿烂的文学生涯的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鲁迅先生等这一代杰出的人物。因此，鲁迅先生是包辛亥革命在内的新旧民主革命孕育成长起来的时代巨子。正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革命成功的先驱。”“中国经历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⒄‎ 这就是辛亥革命伟大真谛的所在，激励后来革命者的斗志，成为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动力之一。 注释：①《坟·灯下漫笔》《鲁迅杂文全集》Ｐ69②⑤⒃《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选集·小说散文卷》Ｐ476－478③《论权威》，《马恩选集》第２卷，Ｐ554④《军界痛言》，转见《社会科学报刊》，1981年第2期彭安定文。⑥《花边文学·迎神和咬人》《鲁迅杂文全集》Ｐ689⑦《华盖集·突然想到》《鲁迅杂文全集》Ｐ137⑧《华盖集续篇·马上日记之二》《鲁迅杂文全集》Ｐ237⑨⑿《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杂文全集》Ｐ85－86⑩《两地书·三五》《鲁迅全集》笫十一卷《两地书·书信》Ｐ102⑾《两地书·一二》《鲁迅全集》笫十一卷《两地书·书信》Ｐ46－47⒀《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杂文全集》Ｐ411⒁⒂《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杂文全集》Ｐ175⒄《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鲁迅杂文全集》Ｐ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