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心得）之历史教学要鼓励学生“较真”

历史（心得）之历史教学要鼓励学生“较真”

历史论文之历史教学要鼓励学生“较真” ‎ ‎　　历史教学要鼓励学生“较真”‎ ‎　　──从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所想到的 ‎　　湖北省咸宁市赤壁市蒲圻高中　田孝忠 ‎　　在讲到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时，大多数同学往往会有这样一种观点：司马光是个守旧派，他反对变法，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罪人。也有同学提出疑问，为什么小学课本里的司马光那么聪明伶俐，等到老了就顽固守旧了呢？‎ ‎　　学生有这样的观点主要来源于人教版选修１里面的这样一句话：“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任宰相，最终废除新法。”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以上那些想法。‎ ‎　　那么，历史上的司马光是不是真的反对变法，是个顽固守旧的人呢？我们组织学生课下搜集司马光的相关历史资料，对这一问题做了相关探讨。‎ ‎　　一、司马光其人 ‎　　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字君实，宝元元年（1038）进士，授武成军签书判官，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被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后历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龙图阁直学士、权御史中丞、翰林兼侍读学士等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和出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15年。哲宗即位，复出为相，主持朝政，罢黜变法派，废除新法。去世后，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平生著述甚丰，主要有《资治通鉴》《稽古录》和后人编成的《温国文正公集》等。‎ ‎　　从他的简介来看，司马光从政时间很长，可谓三朝元老，且位居高位，在位时正是北宋中期，统治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那么，位居高位且从政经验丰富的司马光是否发觉了当时的危机呢？《司马光·传家集》中记载到“自景祐以来，国家怠于久安乐，因循而务省事，执事之臣颇行姑息之政”“方今天下之势危于累卵”。治平二年（1065年）六月，司马光在给宋英宗的一份奏章中指出：“方今公私困竭，士卒骄惰，将帅乏人，而戎狄犯边，事之可忧，孰大于此？”宋神宗即位后，他给这位新皇帝的上书中写道：“今灾异屡降，饥馑荐臻，官多而用寡，兵众而不精，冗费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边鄙无备，百姓流亡，盗贼将起，朝廷夙夜所忧，宜以此数为先，而以余事为后。”‎ ‎　　由这些文献记载来看，司马光对于当时北宋面临的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司马光认为“国家承百主之弊”，统治者应该“欲振举纪纲，一新治道，必当革去久弊”。以此来判断，司马光应当是认为当时变法革新已是大势所趋。‎ ‎　　既然司马光认为要变法，他又为何要与同样要求变法的王安石走向历史上的结局的呢？这要从司马光的变法思想上来探讨。‎ ‎　　二、司马光的政治思想 ‎　　第一，从司马光的施政思想上来看，司马光继承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怀民以仁”，为了防止激化社会矛盾和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把是否顺乎民心作为制定政策和施政的出发点。反对对农民的过度苛扰和盘剥，反对官府与民争利，主张藏富于民，要求把对劳动群众的剥削限制在他们能够忍受的限度之内，关心他们的疾苦。司马光多次上书，向皇帝反映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呼吁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 ‎　　第二，从司马光的理财思想上来看，司马光信奉“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理论，认为国富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上，所以他把理财的目标定位为首先要“富民”。他曾说“古之王者，藏之于民。降而不能，乃藏于仓廪府库。故上不足则取之于下，下不足则资之于上。此上下所以相保也”，所以他特别反对以牺牲百姓利益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的做法。这一点上就与王安石的以增加财政税收来富国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 ‎　　要“理财”必先“生财”。对于宋王朝来说，当时有两种“生财”之道：一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涵养和培植社会财富；二是通过增加税收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 ‎　　司马光的生财之道偏向第一种。他强调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工、商各业的积极生产，主张通过发展各业来增加社会财富，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早在仁宗末年，他就提出当务之急在于“‎ 务农通商，以蕃息财务”。他还重视在“养”的前提下去“取”，“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提出“养其本原而徐取之”，以此鼓励各业发展。他认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彼有余而我取之，虽多不病矣”，如此“生财”则财用不匮。在司马光看来，“如果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国家何愁不获乎？”反之，如果只顾眼前利益，竭泽而渔，就会“拾麻麦而丧丘山”，因小失大。‎ ‎　　司马光认为造成北宋入不敷出的罪魁祸首是开支过大，用财无度，主要反映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此五者”，所以他主张压缩不必要的开支，“多求不如省费”、“减损浮冗而省用之”。面对当时从帝王到大臣的奢侈之风，他强调要从统治阶级自身做起，压缩宫内开支，减少赏赐等。司马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个人生活非常朴素。这与王安石的“开支”的思想又有所不同，而且王安石的这种思想在后来还被宋徽宗等作为挥霍的借口。‎ ‎　　同时，司马光还主张从财政管理方面彻底整顿现有的机构。鉴于当时负责财政的“三司使”，无权过问由太府寺主管的供应宫廷生活的内藏库和奉宸库，皇帝和后宫可以自由支配、挥霍财政收入，而兵、工各部官员也可以随意开支。这种财政开支失控的局面，导致“互相侵夺，又人人得取用之”。所以司马光提出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要求“财有专主”，即对全国的财政收支进行统一核算，曾建议设立“总计使”‎ 来协助宰相工作，“置总计使之官，使宰相领之”，而“凡天下之金帛钱谷，隶于三司及不隶三司，如内藏库、奉宸库之类，总计使皆统之”。这种财政统一管理的思想有助于解决当时财政多头管理、支出混乱的问题。在统一管理的思想下，司马光又提出分级管理，事分巨细，“小事则官长专达，大事则谋于总计使而行之”，改变了过去“三司鞭一胥吏，开封府补一厢镇之类，往往皆须奏闻”的做法。对于每个分管部门，要求他们年终统一呈报收入和支出的情况，如果支出多于收入，就要“察其所以然之理”。司马光的这个观点对于财政权的独立是非常有启发的。‎ ‎　　第三，从司马光的变法思想来看，他与王安石倡导效法尧舜先王不同，主张回到太祖、太宗时期比较稳妥的统治方针上去。‎ ‎　　司马光坚持法变而道不变，他认为“道”与“法”是有一定差别的，“法久必弊，为民厌倦”，制度、法度执行的时间长了，就会产生弊端，需要进行革正。“圣人守道不守法，故能变通。”这里“守道”指的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所以司马光是赞成变法的。‎ ‎　　司马光曾提过“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主张，而这句话产生的具体情境在《宋史·司马光传》中记载：“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 由此，可以看到，司马光所说的“祖宗之法”是指的先贤圣王的宝贵的治国经验，而非没有任何区分的“祖宗之法”。这其实是司马光变法思想中的“继承”的一面，继承圣王的治国经验，同时，这里的“祖宗之法”还指的是宋太祖、宋太宗的治国经验。他认为宋初以来的政策是肯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冗杂，因此要重新进行梳理整顿，但根本上不用改变，主要是局部性的问题进行适当调整。‎ ‎　　所以，综合以上历史材料，司马光并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物。相反，他是支持变法的，只是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有所不同。但是，宋神宗死后，司马光不分青红皂白，全部废除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难免让人对他的度量产生不虞之感。‎ ‎　　通过对司马光变法思想的探讨，不仅让学生扩展了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明白，不能简单地给历史人物，包括现实中的人贴标签。应当全面、系统地看待某个人、某件事，不要简单地相信教材或资料，只有带着敢于“较真”，敢于质疑的精神才能看到更多不一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