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2025年集团公司“十四五”信息化工作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1——2025年集团公司“十四五”信息化工作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2021--2025年某集团公司“十四五”信息化工作规划和“十四五”规划：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合编 ‎2021--2025年某集团公司“十四五”信息化工作规划7480字文稿 ‎　“十四五”是公司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的重要窗口期和机遇期，同时也是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的关键时期。从宏观经济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智能制造风起云涌，人们更加重视绿色低碳、安全环保，传统行业面临着产能过剩、智能替代等竞争压力；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加快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大力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从技术发展趋势看，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智能化等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向各领域渗透融合，释放出裂变式的技术创新活力和应用潜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给世界产业竞争格局深刻调整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为集团公司加快由大变强、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从公司自身发展要求看，行业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的主战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是集团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建设世界一流公司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这些大趋势、新形势，既为公司信息化发展指明了方向路径，同时也给信息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信息化工作要紧紧围绕公司“五大”发展战略，用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来补短板、提能力、促创新，对内推动运营模式、管控方式转变，建立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运营新模式和集约化、一体化的经营管控新方式，对外推动商业模式、服务模式创新，打造“互联网+”新业态，推动各领域大数据分析应用，形成数据驱动业务创新的新能力。‎ ‎　“十四 五 ” 信息化工作的总体思路是：‎ ‎　学习贯彻和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以提质增效升级为目标，以“智能制造”“互联网+”为主攻方向，按照“统筹推进、融合发展，集成共享、协同智能”工作方针，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积极推进“两化”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产业竞争新优势，为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新动能。‎ ‎　“十四 五 ” 信息化工作的总体目标是：‎ ‎　到 2025 年，建成集成共享的经营管理平台、协同智能的生产营运平台、互联高效的客户服务平台、敏捷安全的技术支撑平台，构建齐全有效的信息标准化体系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形成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管控机制（简称信息化“421 工程”），公司整体信息化能力和“两化”深度融合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持续保持在国家信息化水平第一方阵前列，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根据上述总体思路和目标，“十四五”将着重围绕四大平台、大数据分析应用开展信息化建设和推广应用工作。‎ ‎　一、建设集成共享的经营管理平台，构建集约化、一体化的经营管控新模式，促进管理创新、管理提升。‎ ‎　1、进一步加大 ERP 等系统建设力度。完成集团公司 ERP 大集中推广和集团直属单位 ERP 建设，实现 ERP 在集团范围内全面覆盖。优化财务合并报表架构，进一步提高财务报表合并效率。建设集团一体化投资优化管控、财务预算管理等系统，提升投资组合管理和分析决 ‎　策能力，实现资金和预算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建成共享服务技术平台，支撑财务、人事、IT 等共享服务运营。‎ ‎　2、进一步加强系统优化和深度集成。从经营管理全局角度出发，全面梳理财务、投资、物资供应等管理领域业务流程，优化专业线条的业务链，完善提升 ERP、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合同管理、审计管理、风险管理、业务公开等系统功能，实现端到端业务贯通以及系统紧密集成和数据共享，整体提高经营管理平台的集成共享水平。‎ ‎　三是加强综合协同应用。建立定制化的个人工作平台，形成统一入口、集中待办和移动化的协同处理机制，实现日常办公的业务协同，提升用户工作体验，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　二、建设协同智能的生产营运平台，提升生产管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促进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　1、推进供应链与物流、安全、环保、质量等系统建设。建设供应链协同平台，开展全产业链优化、专业公司优化和区域优化应用，提升一体化优化水平；建设大物流系统，实现上中下游物流信息共享、业务协同，提高物流运行效率，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安全管理系统功能，强化施工作业过程安全管控，完成 6 家企业推广。完成环保管理、质量管理系统在企业推广，实现企业环保的过程管控、原料及产品质量的可追溯。深化智能化管线系统应用，完善智能巡查、完整性管理等系统功能，进一步提升安全运行、风险防控水平。‎ ‎　2、推进资源企业数据资源应用和智能资源示范区建设。着力打造数据云服务体系,构建大数据分析环境，高效支持生产和科研应用。‎ ‎　完成资源信息化业务协同系统（EPBP）推广建设。开展资源信息化业务软硬件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实现处理、解释、数模建模等主流软硬件共享，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信息化业务综合研究能力。大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软件，形成专业化、系列化软件产品，打造核心业务能力。稳步推进智能资源信息化业务建设，开展资源信息化业务动态监测与分析、设备资产管理等应用，打造 2 家智能资源信息化业务示范区。‎ ‎　3、推进智能工厂建设。完成 MES 系统升级，实现调度指令与物料移动协同联动。完成能源管理、工艺管理、碳资产管理和公用工程管理等系统推广建设，深化流程模拟技术应用，新建 20 套先进控制系统，提升企业生产控制、节能减排水平；开展 3‎ ‎ 家智能工厂建设，打造智能工厂升级版，实现生产管控一体化、供应链协同一体化和设备资产设计运营一体化，提高资产运营效率，提升资源优化、安全环保、降本增效水平，培育 1 家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　4、推进销售企业站级一体化系统和智能物流服务站试点建设。完善提升零售管理、实验室信息管理（LIMS）等系统功能；建立站级标准化体系，整合升级卡系统，实现各类卡统一管理，支撑物流站一体化运营；基于供应链协同和大物流系统，搭建销售物流专业应用，支撑一体化物流计划调度优化，提高物流管控水平；试点建设站级设备物联网，实现标准、高效、一体化与自动化业务运营，打造智能物流服务站试点示范。‎ ‎　5、推进工程单位信息化建设。在专业工程单位开展生产运行管 ‎　理、远程作业支持、项目管理等系统建设，实现现场施工数字化和移动化管理，实现钻井和压裂施工现场动态跟踪、实时监督，提升一体化工程服务能力。在专业工程单位开展集成化协同设计、数字化交付系统、工程设计数据库的完善提升，进一步提升设计效率和设计水平，提高工程软件资源利用率；实现设计系统与 ERP、项目管理等系统集成，为工厂数字化交付奠定基础。‎ ‎　6、推进科研单位信息化建设。建设科技综合管理系统，实现科技项目门径管理、成果管理、专利管理、知识管理等一体化管理，有效支撑总部、企业（含直属研究院）两级科技管理；完善电子实验记录、实验室信息管理、科技情报分析等科研专业系统，建设远程技术诊断与支持系统，为科研院所和生产企业开展协同工作、远程技术诊断提供平台支撑；建设科技协作创新平台，支持科研资源共享和科研方式创新。‎ ‎　三、建设互联高效的客户服务平台，助推“互联网+ + ”商业新业态发展，促进服务创新、价值创造。‎ ‎　1、提升统一电商和客户关系管理平台功能。建立统一的客户标准化数据体系和客户模型，整合各类交易数据、客户及行为数据、运营数据，为开展大数据分析、挖掘客户潜在商业价值、科学制定营销策略提供支撑；实现统一对外服务窗口（95XXX）、服务标准，通过客户识别、语音导航等智能化手段实现客户精准化服务。‎ ‎　2、加大统一电商和客户关系管理平台的推广应用。完成产品销售 CRM 系统推广建设，提升客户体验，增加客户粘性，促进线上用户 ‎　量与交易量双增长；完成中端产品销售、高端产品销售 CRM 系统升级。加强各专业电商推广应用，“专业 e 贸”电商发展客户 300 家，持续创新高端产品销售电商业务模式；高端产品销售电商拓展个性化定制、客户众筹等新业务，带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业务创新；深度挖掘供应链核心资源价值，做大做强采购、销售、金融和综合服务4 大核心业务，进一步拓展平台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 ‎　3、建成统一的支付与金融服务系统。实现 B2B、B2C ‎ 第三方支付功能，借助银行、第三方支付公司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和渠道，为公司各专业电商提供支付服务；拓展供应链金融、企业理财等金融业务，逐步形成互联网金融产业链，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 ‎　四、建设敏捷安全的技术支撑平台，提升 T IT 服务能力和信息安全水平，支撑业务应用、协同创新。‎ ‎　1、建设完善企业私有云。“十四五”基础设施云资源规模达到35 万核、30PB，75%应用系统云上部署；建设开放共享的平台云，提供身份认证、地理信息、移动应用等共享服务，支撑业务部门和企业快速设计开发业务应用。‎ ‎　2、推进数据中心和网络建设。建成总建筑面积 3 万平米的绿色节能云数据中心；扩大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加快融合通讯网络建设，支撑物联网应用；建立网络分级保障体系，实施流量优化，扩容网络带宽，数据承载能力提升一倍。‎ ‎　3、大力推进信息安全建设。完善信息安全管控中心功能，提高风险综合分析能力。完成互联网统一出口建设，实现对所有企业的集 ‎　中管控；加强云平台安全建设，构建安全可靠的云环境；开展泛终端安全建设，实现各类终端安全接入；建立信息安全实验室，形成信息安全内部攻防对抗机制，提高漏洞发现与处置能力。‎ ‎　五、构建大数据应用体系，推动各领域大数据分析应用，实现数据驱动业务创新发展。‎ ‎　1、建设统一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和数据集市。整合归集经营管理、生产营运、客户服务等层面数据以及外部市场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集市，为总部和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应用支撑。‎ ‎　2、推动各业务领域大数据分析应用。在经营管理层面，重点建设资源优化、投资组合优化、风险预测等大数据分析应用，提升经营管理分析和决策能力；在生产营运层面，重点建设油藏动态分析、生产运行优化、供应链与物流优化、设备预测性检修、安全环保等大数据分析应用，提高生产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客户服务层面，重点建设客户行为、交易及营销等大数据分析应用，实现精准营销和个性化服务，提高增收创效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 ‎　3、建立数据资源共享与开发利用管理机制。制定数据资源共享应用管理办法，建立数据资源归集、更新和共享应用机制，提高数据资源准确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建立数据资源开放目录，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形成标准统一、充分共享、安全可控的数据管理体系。‎ ‎　近期要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加快 ERP 大集中建设，今年底完成集团公司 ERP 大集中推广，集团直属单位 ERP 建设取得实质性突破，完成集团公司财务报表优化提升；二是认真组织智能工厂试点提升和第一批推广企业建设工作，发挥好智能制造示范引领作用。同时，结合各专业公司实际，稳步推进智能资源、智能物流服务站试点设计和建设；三是加强智能化物流、安全、环保等系统的深化应用；‎ ‎ 四是加快统一电子商务和客户关系管理平台推广应用，积极推进大物流、支付与金融服务等系统设计研发和试点应用；五是加快互联网统一出口和统一身份管理系统建设，全面部署国产化桌面安全管理系统。‎ 第二部分 ‎　规划实施具体要求 ‎　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已经发布，各级领导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信息化意识，从公司发展全局的高度出发，抓好信息化各项任务的细化分解和组织落实。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化管理体系，健全工作机制，形成推进合力，着力消除“短板”，积极营造“两化”深度融合良好氛围。‎ ‎　（一）完善信息化管理机制，强化“六统一”管理。‎ ‎　一是强化信息化的组织领导。总部和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要定期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和决策信息化规划计划、信息安全等重大事项，统筹协调推进“两化”融合工作；企业年度信息化项目计划必须经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才能上报总部，公司年度信息化项目汇总计划必须经总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才能纳入集团整体投资计划；要坚持信息化“一把手”工程，主要领导要亲自协调体制机制等重大问题，亲自推动重大项目建设与应用。‎ ‎　二是强化规划、顶层设计的统筹管理。公司各级信息化建设都要在“六统一”原则下进行，总部负责在“十四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基础上，‎ ‎　完善细化顶层设计，明确统一的信息化建设部署、实施标准、安全基线、应用规范，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和使用。各专业公司加强“十四五”信息化发展规划、顶层设计的落地和实施，依据总体规划，制定本专业公司的信息化发展专项规划，专项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分册，报总部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后方可实施。企业依据集团公司总体规划和本专业公司专项规划，形成本企业信息化实施方案和路线图，由企业信息化领导小组审批通过后实施。‎ ‎　三是强化项目计划与立项的统筹管理。顶层设计落实的好不好，关键取决于对信息化需求把控、计划统筹、立项匹配是否到位。因此，信息部要会同发展计划部等部门统筹信息化计划管理，统一编制年度信息化项目计划，明确信息化项目分类、投资规模、投资渠道，投资要根据信息化项目的分类列入总部年度信息化建设投资计划或列入各事业部（专业公司）年度投资计划。只有计划统筹管理了，才真正从源头上解决低标准建设、重复建设和“信息孤岛”的问题。在具体的信息化项目建设上，都要执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的要求，对于涉及全产业链应用的电子商务、客户服务、物流服务等，各事业部（专业公司）必须在统一搭建的公共基础平台上进行本专业应用建设。‎ ‎　四是加强运维费用保障，建立费用分摊机制。随着公司信息化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服务器、应用系统等已成为公司生产经营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产力，一旦出现网络中断、系统宕机，势必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和负面社会影响。因此，信息化管理部门要进一 ‎　步完善制度标准，强化运维管理，切实保障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安全平稳运行，总部和企业在编制年度费用预算时要充分考虑信息化运维费用并给予资金保障。同时，要强化信息化成本意识，建立健全费用分摊机制，由信息部会同财务部制定信息化费用分摊管理办法，对于总部统一组织建设的信息系统，按照“谁受益，谁承担”原则，向各单位分摊信息化费用。‎ ‎　（二）完善信息标准化体系，夯实信息化发展基础。‎ ‎　一是落实信息化标准管理职责。按照“归口管理、业务牵头、统一发布、强化应用”的管理原则，信息部要统筹抓好信息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完善、制度建设，统筹负责技术标准建标等工作；各业务部门、事业部要认真抓好相关业务应用标准、数据标准的制定、审核、执行和应用工作。‎ ‎　二是完善信息化标准内容。完善经营管理层面的应用标准，建成以智能工厂、智能资源为核心的生产营运层面应用标准；完善投资、生产设施、安全环保等数据标准；制定云平台、大数据、移动应用、信息安全等技术标准。‎ ‎　三是加强信息化标准应用与考核。进一步完善提升信息标准化管理系统，实现各类信息化标准的全生命周期线上管理；完善信息化标准应用管理流程，定期对项目建设单位和各企业标准应用情况进行检查和通报，加大标准应用的考核力度。‎ ‎　（三）完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切实加强信息安全管理。‎ ‎　一是落实信息安全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建设谁负责、谁 ‎　运维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抓好各级信息安全责任的分解落实，牢固树立公司信息安全“一盘棋”意识，切实抓好信息安全管理工作。信息部要统筹抓好信息安全的规划、制度、标准、检查监督等管理；事业部（专业公司）和企业要各司其责，做到职责落实到人、任务分解到人，特别是落实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信息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　二是强化信息安全“三同步”管理。认真落实国家有关信息安全防护与系统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的要求，做好信息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闭环管理，杜绝系统“带病”上线运行。信息部要统一组织、严格把关，认真抓好信息化项目的安全方案审查、上线检查、等保测评与备案等工作。‎ ‎　三是加强信息安全的检查与考核。信息部要每年组织各单位开展信息安全自查和风险评估工作，建立信息安全通报机制，及时通报国家、集团公司的有关要求和信息安全事件。每年根据安全管理、安全建设、安全检查评估结果、重大安全事件发生与处置等情况，对各单位信息安全工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与企业领导人员绩效考核挂钩。‎ ‎　（四）加强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全员信息化技能。‎ ‎　一是畅通信息化人才成长通道。总部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成长通道和激励措施，设立信息化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和信息化成果评奖序列，加大信息化首席专家、高级专家的选拔，加大信息化创新成果评选表彰与奖励力度。‎ ‎　二是加大信息化人才培养、培训力度。各单位要注重信息化专业人才 ‎　培养，尤其是高端人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造就一批信息化领军人才、技术拔尖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定期开展各类信息化培训，加强对领导人员、管理人员、技术骨干等各层次人员的常态化培训。定期组织信息化技能竞赛、技术交流活动，提高全员信息化技能。‎ ‎　三是加大软件开发支持力度。结合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以智能制造、互联网+、大数据分析等为主攻方向，鼓励 IT 技术人员和业务人员开展专业应用软件开发，加强产学研用结合，打造自主软件产品系列。同时，参照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对成功推广应用的软件研发人员给予奖励。‎ ‎　（五）实施“深化应用，创新创效”行动计划。‎ ‎　为了避免建设和应用“两张皮”现象，进一步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2019 年—2023 年期间将在全集团组织开展以“深化应用，创新创效”为主题的新一轮深化应用活动。‎ ‎　本轮深化应用以促进提质增效升级为目标，以经营管理、生产营运、客户服务三大平台的信息系统应用为重点。一是经营管理平台重点加强系统的规范应用、集成应用、数据共享，进一步提升管理效率和经营决策水平；二是生产营运平台重点推进系统的协同优化应用、智能化应用，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生产管理和智能化运行水平；三是客户服务平台重点推进统一电商、物流、支付与金融、微信营销等系统的综合应用、多元化应用，进一步提高营销能力和客户服务水平，促进互联网+新业态发展。‎ ‎　“深化应用，创新创效”行动计划是关系到公司构建新模式、培育新动能、打造新优势的重要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共同推进。信息部要做好计划实施的统筹协调，建立深化应用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强化过程管理；充分发挥事业部（专业公司）和企业的应用主体作用，共同组织开展宣贯、交流、检查、评比等各项工作，形成齐抓共管、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　信息通信技术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科学技术，在公司转型升级、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推进“两化”深度融合意义重大、潜力无限，做好信息化工作更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让我们在集团公司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凝心聚力，务实创新，再接再厉，勇攀高峰，为打赢转方式调结构、提质增效升级攻坚战提供强力支撑，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2021-2025年“十四五”规划10000字范文：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 ‎　　今年是谋划“十四五”发展思路的关键一年。“十四五”和未来的更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将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挑战因素不断增多，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可能受到从未有过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更依赖创新累积形成的新动能。‎ ‎　　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如何寻找科学合理的出路，保持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繁荣现状？‎ ‎　　一、合理确定未来增长预期 ‎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描述，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30%以上。‎ ‎　　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后果是储蓄率逐渐下降。事实上，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 ‎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 ‎ ‎ ‎　　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逐渐下降，由过去较长时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200万-300万人。‎ ‎ 　　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迫使不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 ‎ 　　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 ‎ 　　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 ‎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净出口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 ‎ 　　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到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 ‎ ‎ ‎　　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 ‎　　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 　　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宏观模型十分简单，GDP=C+I+（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 X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 ‎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 ‎　　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仍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恐难有大的作为。‎ ‎ 　　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进一步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 ‎　　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 ‎ ‎ ‎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6%的区间内。‎ ‎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只能取得6%以下的年均增速。‎ ‎ 　　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对各地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 ‎　　从过去的经验看，过高的预期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 　　二、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 　　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我们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一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 　　1. 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 ‎ 　　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 ‎ ‎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岁、女40岁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 ‎　　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体制内高级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有合理性，但制度设计过于粗暴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　　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 ‎　　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 ‎ ‎ ‎　　应该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 ‎　　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 ‎ 　　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 ‎ 　　以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我国也是一个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强国。‎ ‎ 　　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数量虽然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 ‎ 　　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必须高度依赖进口。‎ ‎ 　　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 ‎ 　　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 ‎ ‎ ‎　　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 ‎ 　　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 ‎ 　　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 ‎ 　　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 ‎ 　　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 ‎ 　　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 ‎ 　　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 ‎ 　　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 ‎ 　　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 ‎ 　　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 ‎　　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 ‎ 　　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 ‎　　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 　　5.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 ‎ 　　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 ‎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 ‎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 ‎ ‎ ‎　　我们不能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但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 ‎　　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 ‎　　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5%，而且还在进一步上升。‎ ‎　　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风险敞口的特点。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 ‎　　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 ‎ 　　二是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电气化和电动化，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能力。这一替代不仅是绿色低碳的，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 ‎ 　　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 ‎ 　　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达到了70%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 ‎ 　　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且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是这类担忧的一种表现。‎ ‎ 　　过去，执政党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 ‎ 　　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 ‎ ‎ ‎　　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　　（二）如何更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 ‎　　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　　1.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 ‎　　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 ‎　　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 ‎　　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一些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　　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 ‎ 　　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 ‎ ‎ ‎　　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 ‎ 　　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的比例，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 　　2.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 ‎ 　　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明显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 ‎ 　　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2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 ‎ 　　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2.7倍左右，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 ‎　　这说明我国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 ‎　　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 ‎ 　　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以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 ‎ 　　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 ‎ ‎ ‎　　这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 ‎　　考虑到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禁止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 ‎　　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在深度城市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 ‎　　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 ‎　　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吸纳转移就业人口落户的正向激励机制。‎ ‎　　在城市房地产调控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　　3.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　　我国未来城市化率将达到80%以上，主要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20个左右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 ‎　　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做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形成了。‎ ‎ ‎ ‎　　以往以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加上点菜单式的碎片化区域政策，经过20年左右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 　　考虑到任何一个板块内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较大差异，延续如此大尺度的区域战略或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指导，实际操作性、指导精准性和市场统一性都面临挑战，最后极有可能沦为不同板块之间争相寻求中央优惠政策的政治借口。‎ ‎　　我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区域差距甚至远远大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就有值得检讨的制度原因。‎ ‎　　事实上，从他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看，真正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允许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并产生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同效应。‎ ‎　　而我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制度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配置。因此，区域战略和政策应该基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聚集机制，做顺势而为的引导而不是逆势而为的干预。‎ ‎　　因此，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将原有的以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架的区域战略和政策，转变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单元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优化战略，通过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网络共建、生态环境协作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 ‎　　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不同规模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实现真正有市场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要素分布和经济分布空间协调基础上实现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收敛，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会有利于内需的稳定扩大。‎ ‎ ‎ ‎　　从大的城市群格局看，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群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　　在这些城市群中，只有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未纳入国家规划视野。‎ ‎　　这个行政区经济总量达到18.7万亿元，占全国的21%，值得在"十四五"时期作为国家战略，像"十三五"时期谋划粤港澳大湾区那样来予以认真研究、全面谋划。‎ ‎　　在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基础条件最好、创新能力最强、集聚效应最显著、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 ‎　　这一地区有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还有大连、沈阳、青岛、济南、滨海新区等知名中心城市和新区，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　　如果在这一地区结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实施深度对外开放，将是缩小国内南北发展差距最值得发力并取得成功的地区，具有缩小区域差距和南北差距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　　4.基于宏观审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优化。‎ ‎ 　　在面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外部需求剧烈萎缩时，为了避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强烈冲击，可考虑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导致的明显波动。‎ ‎ 　　但在考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时，依然需要顾及我国经济的货币累计发行量偏大、债务杠杆率偏高的隐患，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中让财政政策扮演更积极的主导作用。‎ ‎　　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配合，使债务工具的发行利率保持在合理较低水平，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到期债务置换创造条件。‎ ‎ ‎ ‎　　要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放水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的再度攀升。‎ ‎ 　　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 ‎ 　　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优化金融监管举措，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 ‎ 　　特别是提供有利于降低债务杠杆率的股权融资服务，为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市场化募资和投资运营提供更好的发展和激励环境。‎ ‎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支出用于与深度城市化相关的大城市住房保障、城市地铁网络、城市群都市圈快轨、生态环保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 　　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减少在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入和浪费，减少锦上添花类基础设施项目。‎ ‎ 　　5.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 ‎ 　　深度对外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放开，还包括国内有可能导致贸易和投资行为扭曲的制度改进并与国际规则接轨。‎ ‎ 　　这有利于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营造稳定友好、安全可靠的外部营商环境。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扩大出口规模，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职责。‎ ‎　　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努力为企业营造公平稳定友好的贸易环境。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新变化，中国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和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 ‎ ‎ ‎　　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产品关税、扩大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格局。‎ ‎ 　　要认真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点关切，基于国际规则做出相应调整和改革，以提高产业政策实效为出发点，避免对我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指控或不对等开放的指控。‎ ‎ 　　有了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出口企业才能更好地专心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提升，稳定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 　　三、结语 ‎ 　　总的来看，“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可能会难于以往，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从国内条件看，今后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 ‎　　这需要我们不满足于近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形成供需两侧更有利的增长支撑。‎ ‎　　从国际看，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和信息化世界的形成，使得我们即便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也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努力维护友好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自由贸易体系。‎ ‎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 ‎ ‎ ‎　　因此，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 ‎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实现上述目标情景，中国就可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