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3篇

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3篇

‎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3篇 ‎　　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一)‎ ‎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现状调查》第一篇，象牙塔里艾滋病疫情现状。其实，感染艾滋病毒的学生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病情被公之于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被赶出课堂、无法就业并遭到旁人的歧视与排挤。然而，卫计委和教育部最近下发的一份通知，更加深了他们的担忧。‎ ‎　　这是一份要求各地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的通知。卫生部门至少每半年向教育部门通报辖区学校学生患病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向学校通报学生艾滋病疫情;学校与疾控机构共同采取防控措施，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报告。‎ ‎　　各主管部门联合防控、控制艾滋病疫情向象牙塔蔓延，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艾滋病感染学生担心的，是学校知情后能否妥善保护自己的隐私。事实上，由于缺乏了解，部分高校的做法明显忽视了患病学生的隐私权，甚至是好心办了坏事。‎ ‎　　如何摆脱疫情通报制度执行中的尴尬?艾滋病感染学生的隐私该不该保护、又该如何保护?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现状调查》，第二期《难以启齿的秘密》。‎ ‎　　心歌:这个疾病，已经把我和别人划分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　　说话的人叫心歌，他刚在大学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两年前，他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那时他高二。‎ ‎　　心歌:我和疾控中心交流过，我是我们这个城市目前发现的年龄最小的确诊感染者。‎ ‎　　懵懂的年纪，谁都向往纯纯的爱情。但心歌的爱情，变成了毒药。在和一个同性网友相识后，心歌这辈子第一次性行为，改变了他的人生。‎ ‎　　心歌: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就这么"中枪"了。‎ ‎　　心歌说，他一直不敢告诉家里人。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的那段时间，像夜里孤身走过长长的隧道:‎ ‎　　心歌:那段时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就每天都在想，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活着是不是还有意义。我要不要去自杀。纠结了一年多吧。‎ ‎　　现在的心歌，已经告别了那段时光。他说，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按时服药，能活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现在，他每天和其他同学一样，准点上课、按时吃饭。只是每天晚上固定的服药时间，总有些难捱。‎ ‎　　心歌:总是要在同学面前服药。因为我不可能说每天那个时候，我去找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去偷偷服药，很不方便。而且我的药也肯定会放在我的寝室里，总是会被我的同学看见的。同学就会问，我的隐私就得不到保护。只能说，美其名曰，我吃的是某种某种的保健品。‎ ‎　　心歌说，作为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不奢望学校给予特殊的关照。只求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 ‎　　心歌:我在学校会担心我的隐私泄露。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可能还会遭受歧视。然后不说出去的话，因为这个病的话，传播途径也就有三种，我也不会传播给身边的人，我觉得不说也没什么影响。‎ ‎　　其实，和心歌有着相同想法的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在少数。‎ ‎　　河北学生安林:其实我还是不太想学校知道的。因为，学校老师如果知道的话，就什么保密性害怕泄露。‎ ‎　　四十岁的刘闻是陕西一所高校的老师，也是艾滋感染者。他说，学生感染者的压力比他大得多:‎ ‎　　刘闻:如果学校知道的话，很可能就要这个学生退学，或者要求学生自动离校。这反而是不太好的结果。开明的学校也有，但我估计不多。‎ ‎　　隐私泄露，像悬在艾滋感染学生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社会的不解与歧视当中，他们只有把隐私藏得不见光，不透风，才能保护好自己。南京某高校大三的小城就是不幸的例子，他感染艾滋的情况不慎被舍友发现，只得在学校安排下搬出宿舍，单独居住。‎ ‎　　小城:他们知道后很害怕我，这半年来基本不和我接触。我的辅导员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不能和他住在一起。‎ ‎　　记者在采访当中对被采访人的姓名作了化名，就是想保护他们的隐私，为了保护艾滋感染者的隐私，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在实际操作中，主动到疾控中心检测艾滋病感染情况的人群允许匿名检测。如果最终确认阳性，需要进行实名登记、留取身份证信息，当然疾控中心也将严格替感染者保密。‎ ‎　　但是，艾滋病感染学生的境遇却不同。卫计委与教育部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之后，感染者的身份信息，将会被直接通报给校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我的隐私是否会因此泄露?"成了感染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担忧。究竟学校该如何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保护好学生的隐私权?如何让通报制度执行的更加人性化?‎ ‎　　既然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涉及隐私，为何又要建立卫生部门和高校通报疫情制度，把知情权交到高校手里呢?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 ‎　　廖文科:一些学校已经有了艾滋病疫情，甚至不止一例，但是学校不知道有疫情，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能够及时把疫情告诉学校领导，学校领导我相信他的重视程度会更高。‎ ‎　　北京交通大学计生办主任康俊在一线从事健康卫生工作，她对此深有体会:‎ ‎　　康俊:我们希望疾控能不能就定期的疫情给专业人士一个通报。这样对高校面临的整个公共卫生的状况，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应该多用力。而且不仅是我们，学校各个部门都会联动一起去重视这个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　　然而，校方能够在多大层面上掌握艾滋感染者隐私，了解了隐私的学校管理者又如何保证不歧视?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孙丽君打了几个问号。‎ ‎　　孙丽君:理想是好的。你现实中你怎么操作?你真的保证别人不说么?你比如说你学校的校医知道，还是班主任知道?班主任能保证不歧视么?‎ ‎　　实际上，在如何对待艾滋病感染学生的问题上，一些高校要么缺乏相应意识，要么就不知如何保护。例如安排患病学生单独住一间宿舍，这在廖文科看来，就并不可取:‎ ‎　　廖文科:从保密这个角度讲，不能单独给他们一个房间，你表面上对他们是照顾了，实际上容易暴露他们艾滋病感染的身份，也容易让他们心理上感觉到我会受到学校的特殊关照甚至是歧视，所以对艾滋病感染者在学校范围内，要尽可能地让少数人去了解他们的得了艾滋病这样一个情况。‎ ‎　　那么，该如何做到疫情通报和保护隐私兼得呢?康俊支招:‎ ‎　　康俊:它可能出于隐私保护的需要，你可以不告诉我们张三、李四谁是高校里面的感染者，因为一旦公布了以后感染者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反歧视压力就会特别大。比如你告诉我，你们学校有几个，这个也行了。‎ ‎　　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是，据康俊介绍，北京市海淀区的几所重点高校都已经有了艾滋感染者，这和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的趋势相吻合。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 ‎　　吴尊友: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总人数当中同性恋占了50%以上，在城市里，高校相对比较集中，它与往年相比，它的相对上升幅度还是挺快的。‎ ‎　　面对近年来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庞大群体，学校、疾控中心、教育主管部门，如何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让每一个艾滋病感染学生活得尽量有尊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他们的秘密。‎ ‎　　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二)‎ ‎　　11月27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卫生部等机构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国艾滋病感染者歧视状况调查报告》的发布以及姚明海报和宣传片的发布。搜狐公益向全球百家媒体做网络直播，以下为发布会实录。‎ ‎　　主持人：早上好，谢谢大家来参加这次新闻发布会，同时积极对话。这个论坛是由卫生部和UNAIDS联合主办，主要是关于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状况调查报告，今天我们还发布了姚明拍摄的一个视频。出席今天发布会的有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 西迪贝，作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第一次到中国来;还有山东省的宇轩，被评为2008年最好的十名艾滋病倡导者志愿者。下面有请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讲话。‎ ‎　　黄洁夫：中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约74万，性传播成主要传播渠道 ‎　　黄洁夫：尊敬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米歇尔•西迪贝博士，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在世界艾滋病日来临之际，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组织了这场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使我们聚集在这儿，号召全社会共同为消除歧视关爱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做出自己的努力，在此我代表中国卫生部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参加仪式的所有嘉宾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　　黄洁夫：女士们、先生们，根据中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09年中国疫情进行的估计，截至2009年底估计我国现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74万，全人群感染率为0.057%，其中艾滋病病人10.5万，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当年因艾滋病死亡2.6万，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经异性性接触传播占44.3%，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占32.2%，同性性传播占14.7%。我国艾滋病疫情上升的速度总体来说有所减缓，但是各地的分布差异较大，性传播逐渐取代了毒品的注射成为主要的传播渠道。‎ ‎　　黄洁夫：艾滋病流行的因素还广泛存在，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的理解和关怀，消除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歧视是艾滋病防控的关键环节，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动员社会参与，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是减少社会歧视的有效手段。我国一直把反歧视宣传教育作为艾滋病防控的重要工作举措，中央和各级政府制订并实施了各项法律法规，消除社会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其家属，他们依法享有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社会福利等权利，强调为感染者和病人保密，同时要求积极开展社会救助工作，帮助感染者和病人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加强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减少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　　黄洁夫：自2003年以来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亲临医院、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社区视察艾滋病防治情况，慰问艾滋病患者和义务工作者，到农村重点地区探望感染者和病人，并与患者亲切交谈为致孤儿童捐款，他们为全社会树立了关爱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典范。反歧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人们科学认识艾滋病，消除恐惧，减少歧视，为艾滋病患者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反歧视的根本办法。‎ ‎　　黄洁夫：中国幅员广阔文化传统差异较大，风俗习惯众多，因此要达到全民认识的普及提高，彻底消除艾滋病的歧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信心有决心，继续推动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加入到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也希望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作为艾滋病防治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能够在反歧视方面发挥积极协调和促进作用，中国政府愿意继续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社会共同合作，在减少艾滋病歧视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为全球有效遏制艾滋病保障人民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　　2020年艾滋病调查报告范文(三)‎ ‎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昨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现状调查》第一篇，象牙塔里艾滋病疫情现状。其实，感染艾滋病毒的学生最怕的就是自己的病情被公之于众，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被赶出课堂、无法就业并遭到旁人的歧视与排挤。然而，卫计委和教育部最近下发的一份通知，更加深了他们的担忧。‎ ‎　　这是一份要求各地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的通知。卫生部门至少每半年向教育部门通报辖区学校学生患病情况;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向学校通报学生艾滋病疫情;学校与疾控机构共同采取防控措施，并及时向教育部门报告。‎ ‎　　各主管部门联合防控、控制艾滋病疫情向象牙塔蔓延，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记者调查中却发现，艾滋病感染学生担心的，是学校知情后能否妥善保护自己的隐私。事实上，由于缺乏了解，部分高校的做法明显忽视了患病学生的隐私权，甚至是好心办了坏事。‎ ‎　　如何摆脱疫情通报制度执行中的尴尬?艾滋病感染学生的隐私该不该保护、又该如何保护?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高校大学生艾滋病现状调查》，第二期《难以启齿的秘密》。‎ ‎　　心歌:这个疾病，已经把我和别人划分成了两个世界的人。‎ ‎　　说话的人叫心歌，他刚在大学度过自己18岁的生日。两年前，他成为艾滋病毒感染者，那时他高二。‎ ‎　　心歌:我和疾控中心交流过，我是我们这个城市目前发现的年龄最小的确诊感染者。‎ ‎　　懵懂的年纪，谁都向往纯纯的爱情。但心歌的爱情，变成了毒药。在和一个同性网友相识后，心歌这辈子第一次性行为，改变了他的人生。‎ ‎　　心歌:那时候因为什么都不知道，结果就这么"中枪"了。‎ ‎　　心歌说，他一直不敢告诉家里人。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的那段时间，像夜里孤身走过长长的隧道:‎ ‎　　心歌:那段时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过来的。就每天都在想，我到底还能活多久。我活着是不是还有意义。我要不要去自杀。纠结了一年多吧。‎ ‎　　现在的心歌，已经告别了那段时光。他说，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进步，艾滋病毒感染者只要按时服药，能活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现在，他每天和其他同学一样，准点上课、按时吃饭。只是每天晚上固定的服药时间，总有些难捱。‎ ‎　　心歌:总是要在同学面前服药。因为我不可能说每天那个时候，我去找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去偷偷服药，很不方便。而且我的药也肯定会放在我的寝室里，总是会被我的同学看见的。同学就会问，我的隐私就得不到保护。只能说，美其名曰，我吃的是某种某种的保健品。‎ ‎　　心歌说，作为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不奢望学校给予特殊的关照。只求自己的隐私不被泄露。‎ ‎　　心歌:我在学校会担心我的隐私泄露。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可能还会遭受歧视。然后不说出去的话，因为这个病的话，传播途径也就有三种，我也不会传播给身边的人，我觉得不说也没什么影响。‎ ‎　　其实，和心歌有着相同想法的高校艾滋病毒感染者并不在少数。‎ ‎　　河北学生安林:其实我还是不太想学校知道的。因为，学校老师如果知道的话，就什么保密性害怕泄露。‎ ‎　　四十岁的刘闻是陕西一所高校的老师，也是艾滋感染者。他说，学生感染者的压力比他大得多:‎ ‎　　刘闻:如果学校知道的话，很可能就要这个学生退学，或者要求学生自动离校。这反而是不太好的结果。开明的学校也有，但我估计不多。‎ ‎　　隐私泄露，像悬在艾滋感染学生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在社会的不解与歧视当中，他们只有把隐私藏得不见光，不透风，才能保护好自己。南京某高校大三的小城就是不幸的例子，他感染艾滋的情况不慎被舍友发现，只得在学校安排下搬出宿舍，单独居住。‎ ‎　　小城:他们知道后很害怕我，这半年来基本不和我接触。我的辅导员说，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不能和他住在一起。‎ ‎　　记者在采访当中对被采访人的姓名作了化名，就是想保护他们的隐私，为了保护艾滋感染者的隐私，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在实际操作中，主动到疾控中心检测艾滋病感染情况的人群允许匿名检测。如果最终确认阳性，需要进行实名登记、留取身份证信息，当然疾控中心也将严格替感染者保密。‎ ‎　　但是，艾滋病感染学生的境遇却不同。卫计委与教育部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之后，感染者的身份信息，将会被直接通报给校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我的隐私是否会因此泄露?"成了感染学生中普遍存在的担忧。究竟学校该如何在获得知情权的同时、保护好学生的隐私权?如何让通报制度执行的更加人性化?‎ ‎　　既然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涉及隐私，为何又要建立卫生部门和高校通报疫情制度，把知情权交到高校手里呢?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 ‎　　廖文科:一些学校已经有了艾滋病疫情，甚至不止一例，但是学校不知道有疫情，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能够及时把疫情告诉学校领导，学校领导我相信他的重视程度会更高。‎ ‎　　北京交通大学计生办主任康俊在一线从事健康卫生工作，她对此深有体会:‎ ‎　　康俊:我们希望疾控能不能就定期的疫情给专业人士一个通报。这样对高校面临的整个公共卫生的状况，我们会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在那个地方应该多用力。而且不仅是我们，学校各个部门都会联动一起去重视这个事情。这一点很重要。‎ ‎　　然而，校方能够在多大层面上掌握艾滋感染者隐私，了解了隐私的学校管理者又如何保证不歧视?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主任孙丽君打了几个问号。‎ ‎　　孙丽君:理想是好的。你现实中你怎么操作?你真的保证别人不说么?你比如说你学校的校医知道，还是班主任知道?班主任能保证不歧视么?‎ ‎　　实际上，在如何对待艾滋病感染学生的问题上，一些高校要么缺乏相应意识，要么就不知如何保护。例如安排患病学生单独住一间宿舍，这在廖文科看来，就并不可取:‎ ‎　　廖文科:从保密这个角度讲，不能单独给他们一个房间，你表面上对他们是照顾了，实际上容易暴露他们艾滋病感染的身份，也容易让他们心理上感觉到我会受到学校的特殊关照甚至是歧视，所以对艾滋病感染者在学校范围内，要尽可能地让少数人去了解他们的得了艾滋病这样一个情况。‎ ‎　　那么，该如何做到疫情通报和保护隐私兼得呢?康俊支招:‎ ‎　　康俊:它可能出于隐私保护的需要，你可以不告诉我们张三、李四谁是高校里面的感染者，因为一旦公布了以后感染者面临的社会压力和反歧视压力就会特别大。比如你告诉我，你们学校有几个，这个也行了。‎ ‎　　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是，据康俊介绍，北京市海淀区的几所重点高校都已经有了艾滋感染者，这和近年来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明显的趋势相吻合。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 ‎　　吴尊友:每年新报告的艾滋病总人数当中同性恋占了50%以上，在城市里，高校相对比较集中，它与往年相比，它的相对上升幅度还是挺快的。‎ ‎　　面对近年来正在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庞大群体，学校、疾控中心、教育主管部门，如何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让每一个艾滋病感染学生活得尽量有尊严?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他们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