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让传统金融业瑟瑟发抖的外行

一个让传统金融业瑟瑟发抖的外行

马云，一个让传统金融业瑟瑟发抖的外行 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引发的巨大争议是近年来少有的。赞美如我者有之，抨击者也不少。‎ 金融圈一些专家抨击马云是外行，根本不懂金融，说马云“有点飘了”。‎ 马云懂不懂我还真不敢评价，但蚂蚁金服将创造有史以来最大的IPO却是事实。即使不懂，做到这个程度，说明“懂”又能如何？金融专家们倒是很懂，对中国金融又做了多大的贡献呢？说人家飘，你要是能创造个你们村你们县的最大IPO，恐怕都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蚂蚁金服数据确实亮眼。数据显示，蚂蚁集团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181.91亿元，同比增长42.56%，主要来自数字金融科技平台收入的增长；实现毛利润695.49亿元，同比增长74.28%；整体毛利率从去年同期的48.13%增长至58.84%。但蚂蚁更看重的不是数据，而是自己的定位。‎ 蚂蚁自己把自己定位为：“蚂蚁集团不是一家金融机构，也不仅是一家移动支付公司，而是一家决心用今天最好的技术和资源，去助力银行和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每一位消费者、每一家小微企业的科技公司。”‎ 7‎ 这和马云在这次引起轩然大波的演讲中提出的而是他提出的关于重构未来金融体系的理念是一致的。马云说，“世界期待一个真正为未来而思考的全新的金融体系。如果二战后，当时的人们能够有这样的远见和担当为未来、为年轻人建立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今天的我们同样有责任思考未来的金融体系。未来的金融体系，要从帮助20%的人，到帮助80%的小企业和年轻人；要从过去的人找钱、企业找钱，做到钱找人、钱找企业，钱找好企业。评价这个体系的唯一标准是普惠，绿色，可持续，背后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起决定性作用。”‎ 关于帮助80%的人这样的愿景，马云其实在2013年外滩金融峰会的演讲中就提出了，当时他说：“中国的金融行业特别是银行业服务了20%的客户，我看到的是那些80%没有被服务的、该被服务好的潜在的企业，如何把他们服务好，中国巨大的潜力就会起来。”‎ ‎“80%没有被银行服务”：数据显示，马云所言“80%没有被银行服务”指的就是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在主流的金融体系下面临的资源错配和难以获得主流金融资源的尴尬。‎ 众所周知，改革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60%以上是大量的中小企业贡献的，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整个金融体系对资金的供应却呈现相反的扭曲状态：对经济增长贡献不到40%的国有大企业，获得的贷款资源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70%以上，而对国民财富贡献高达62%的大量中小企业，只能从主流金融机构拿到不到30%的贷款。”‎ 造成这种扭曲状况的原因，则是因为麦金农所言的“金融抑制”和金融垄断所致。‎ 7‎ ‎“金融抑制”一般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地决定利率和汇率并强制信贷配给，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制约的恶性循环状态。金融抑制必然产生金融垄断。‎ 马云要改变金融体系只为20%的人服务的状况，居然被炮轰，我觉得真的匪夷所思。当然，中国的银行业也确实不争气。拿着垄断的牌照，赚着全世界其他国家银行业想都不敢想的高额利差，利润占到了全球银行业利润的一半以上，却硬是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在金融垄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尽管中国一直在强调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但由于大银行的垄断和金融抑制，中国的银行机构不仅数量少，而且进入门槛高，民间金融无法给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造成了人为的短缺，导致80%的企业无法从主流的金融体系获得信贷资金，这是马云看到的实实在在的机会。‎ 这样的状况，难道不应该改变？我们应该谴责的是，为什么占有垄断资源的中国的传统金融业无法为我们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而不应该去指责一个试图想改变这个状况的人“不懂”，“飘了”。‎ 马云在2013年那篇演讲中讲到“未来的金融有两大机会，一个是金融互联网，金融行业走向互联网;第二个是互联网金融，纯粹的外行领导，其实很多行业的创新都是外行进来才引发的。”‎ 很显然，这是马云对中国金融业下的一封非常霸气的战书。马云说：“有时候我们认为，我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不懂，而世界往往是被那些不懂的人搞翻天的。”‎ 7‎ 关于互联网金融，确实可惜了，基本被一群骗子糟践了名声，错失了大好发展时机，今天是一地鸡毛。但马云的蚂蚁却不断壮大，践行着他当时的判断。‎ 蚂蚁要创造全球资本市场历史上最大的IPO的记录，足以说明，这只蚂蚁足以撼倒传统的金融业的恐龙。‎ 马云是个搅局者，从7年前提出，到今天蚂蚁让传统金融业瑟瑟发抖。只用了7年时间，7年前，他的余额宝只有250多万用户，似乎不会撼动传统金融的地位，但今天，这只蚂蚁已经让恐龙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传统金融业的日子，的确屈指可数了。不管如何抨击马云不懂，趋势是无法改变的。马云飘不飘，传统金融机构的日子都难以岁月静好了。‎ 著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经济史理论》中指出，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 的确如此，对于致力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没有金融的创新，如果不改变中国金融业垄断和制度残缺造成的外强中干的局面，没有强大的金融的支持，中国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创新型国家。‎ 马云说：“中国不缺银行，但是缺乏一个对10年以后经济成长承担责任的金融机构。”这可以被评为中国金融业最具煽动性和革命性的的醒世名言。‎ 7‎ 马云讲话，争议之外更应有深思 ‎“金融非官方非专业人士”马云在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引起了较大的争议，特别是这一讲话发生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而许多人认为蚂蚁金服的成功和其享受较少的监管有关。但是，如果将视角从马云、蚂蚁金服等争议话题上移开，正如马云在讲话中多次提及责任、担当、思考，马云的讲话确实提出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是发展的重要性问题。马云发言一开始就提出，“现在的趋势越来越像是全世界变成了只讲风险控制，不讲发展，很少去想年轻人的机会、发展中国家机会在哪里，这其实是导致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个论述其实很深刻。为什么2016年美国选出“非主流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许多国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国家经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民众对政府不满。2017年，19‎ 7‎ 大报告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判断，即“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近几年的经济形势和社会舆论来看，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固然重要，但解决“发展”问题也同样重要：随着近些年经济增速下滑，社会舆论中的不满、焦虑、戾气等也有增多的趋势。关于这一点，曾经因“996福报”言论引发舆论批驳浪潮的马云想必有切身体会。‎ 二是如何促进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理论上没有疑义：发展应该主要靠社会、靠创新、靠年轻人、靠市场配置资源。但在实践中，按照马云的说法，“这个不许那个不许”的政府文件越来越多，创新和发展的空间可能越来越少。其实，政府文件也多次提及这个问题，18届三中全会、19大报告都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在中国这么一个有大政府传统的国家，分清“市场决定性配置资源”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践起来并不容易。‎ 三是政府的角色问题。政府能在发展中缺席么？显然也不能，政府应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发展中的贫富差距问题。2020年胡润百富榜显示，马云及其家族以4000亿元第四次成为中国首富，而同时，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从海内外实践来看，市场不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政府通过遗产税、累进税制等工具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遗憾的是，在中国遗产税尚未普遍征收，而以增值税、消费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反而使得中国税制更具累退性质，加剧了贫富差距问题。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许多政府官员对创新、监管进行了分析，但却很少有官员谈及贫富差距和如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7‎ 四是金融风险的问题。马云演讲很大篇幅是关于金融体系和金融风险，其讲话之所以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部分内容。但相比于上面三个问题，金融风险反而可能是马云讲话中“最不重要”的一个问题。马云所言“巴塞尔协议象老年人俱乐部”“中国金融基本上没有风险”自然有偏颇之处，但金融监管、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也确实需要仔细考量。第一，金融监管的成本。为什么需要防控金融风险，因为金融风险会溢出、扩散、放大，进而带来负外部性。那么，以巴塞尔协会为代表的金融监管是否有成本呢？显然也有，金融监管将导致金融体系信用创造能力下降、流动性水平降低，进而推升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有研究显示，巴塞尔协议III可能推升各国经济信贷成本约60-80BP。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关系需要权衡，监管收益与监管成本的关系也需要权衡。第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从历史来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变是动态、因市场行为、市场结构而变的，相比之下，金融监管、监管指标则是静态、滞后的，静态的监管指标在多大程度上能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其重点是当时的金融监管层没有意识到金融体系中存在一个巨大、复杂的影子银行，而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影子银行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流动性危机。‎ 整体来看，马云的讲话有争议之处，但也提出了许多值得社会、政府深思的问题。有些问题短期内可能没有答案，但长期来看，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助于经济和社会更加良性健康发展。‎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