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新趋势与历史学的新使命

现代化的新趋势与历史学的新使命

　　现代化的新趋势与历史学的新使命　　摘要：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对传统的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历史学及其人才培养为应对这一挑战，面临着强化人文素质、培养深邃的历史意识和从全球史观高度，塑造具有世界视野、开放精神，能整体性理解人类文化遗产和发展现状的“通识型”专门人才的使命。　　关键词：历史学；人文精神；全球史观　　Abstract：Informationrevolutionandefreshundertakingstofulfill，includingintensifyingthequalityofhumanity，developingaprofoundhistoricalaind，elyunderstandheritagesofhumancultureandstatusquoofdevelopment.　　Keyanity；globalvieatization)。由于这一技术创新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工业化时代人类争取和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动力、内涵，以及人类相互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开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n　　首先，由于计算机等技术创新成就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知识和信息开始取代资本和能源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源泉。特别是90年代以来数字化信息革命的发生，知识、信息已成为生产力内在的资源要素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中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创造的产值在发达国家逐年上升，产业结构中非物质化生产趋势不断加强。据经合组织在一项研究报告中的估计，发达国家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所创造的产值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并且，随着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全面开通，技术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本世纪初的5%—20%而上升到90%。信息产业，作为现代社会的先驱产业，正以前所未闻、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活力，日益取代传统产业，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n　　其次，在产业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人类的生存活动方式开始发生重要转变。包括人们的物质消费、经济往来、精神交流、文化观念和接受教育的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人们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的支出在个人消费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大，借助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交流已打破传统的时空限制，在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居民之间建立起沟通、理解的桥梁；同时，在一国内部也使工业化以来的商品交换模式、文化传递模式和医疗卫生保健条件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新出现的网上购物、电子家庭，将使大型超级市场和公司陈旧过时；远程教育，虚拟大学、电子图书馆将动摇大学校园的传统地位；信息技术对生物遗传密码的破译和利用，将使人体器官的复制和生命周期的延长成为现实，并使传统的医疗保健技术和观念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第三，随着网络数字技术全球性扩散所带来的生产力要素在国际空间的快速流动，人类相互依存、整体关联的程度空前加深，全球范围各种文明要素的互动、影响开始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由于“有史以来地球上第一次有了瞬间即可分享的信息”[1]，过去那种基本由民族国家控制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地域性格局，开始愈来愈大地受到全球信息和资源超越国界流动的冲击、影响。在不自觉地追求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中，整个世界经济由于广泛的国际分工和时空距离的缩小，逐渐联结成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而不同国度、不同地区的文化，也由于全球性交流空间的开拓，逐步发展为一种相互理解、多样共存的文化。在政治领域，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关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开始发挥着愈来愈大的协调和联络作用。人类的共同利益、发展的人类性开始凸现，并成为现代化新的重要价值取向。　　上述这些变化，概括地反映了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其中信息化及其所推动的全球化，是人类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新变化。它表明：人类目前\n正在完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信息化和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2]在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愈来愈大地表现为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才之间的竞争。只有那些对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作出积极回应的民族，才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时代变迁已把知识创新和决定知识创新的人才培养问题提到历史的前台。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着更新观念、变革体制的挑战和选择!　　　　二、大学教育理念的新变化　　　　知识经济的到来，给高等教育提出新的变革要求。世纪之交，大学传统的教育理念和功能，由于信息革命的冲击和全球化趋势，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过去所流行的适用于工业化时期专业分工相对狭窄的人才培养模式，已不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过去那种以培养株守一隅的狭隘专家为目标的教育模式，正在被培养拥有专业技能，同时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健全完善的人格并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通才”所取代。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初已提出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的教育目标，强调“没有综合化，就不会产生强大的文化和伟大的人物”。1985年，他们开始实施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的“四合一”\n人才培养计划，不拘一格地提高人才的总体素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都把实现文理融合的“通识教育”作为培养能适应时代发展，具有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通才”的有效途径。“通才取胜”，在发达国家不仅是一种理念，而且已经付诸实践，并为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经历所证实。美国学者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学界的精英》一书中，对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作了深入的分析，结论表明：完善的智力和人格结构是这些人共有的心理特征。这些人通常包括渊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极强的综合思维能力和精湛的实验技巧等[3]。　　其次，传统的、单纯以传授知识为主要职能的大学教育，开始向“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目标过渡。创新人才的培养是迎接新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重要条件。“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4]。创新精神的形成和创新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现行大学从根本上改变人才培养的传统理念，实现从单纯的应试教育向以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创新教育实践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不仅来自高科技发展和知识经济到来对创新人才需求的挑战，而且在于传统教育模式的弊端“压制了创造性才能的发挥”[5]。其中，积久成习的“应试教育”所带来的整个教育内容\n大幅度地向知识技能和应试能力倾斜的趋势，对学生创造潜能的开发，创新人格的形成，具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研究表明，当知识的传授片面地以应对考试为主要目的时，知识的增加和积累就有可能抑制甚至泯灭人的创造精神；人的创造激情和欲望就会因为知识传递中的单调、重复效应，趋于萎缩和退化。面对知识经济到来的大潮，滞留在工业经济时代的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显然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世纪之交各国掀起的高等教育改革中，都不约而同地把培养创新人才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都相继制定了旨在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的目标计划的改革方案，以政策和法制手段推动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的培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1972年发表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提出教育“要解放人类意识的一切创造潜能”的任务以来，1996年又发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再度重申：“教育的任务是毫无例外地使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成果。”[6]这些都是对知识经济和新技术革命的积极回应，表达了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培养人才的创新能力的时代要求。\n　　第三，适应工业化时代要求的整齐划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始向尊重个性差异的个性化教育转变。每一个人的独特性及其与他人的合作、互补，是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源泉。独特性不仅通过个体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而且主要通过个体的内在精神，即主体性和创造性表现出来。研究表明，越是具有主体性、创造性的独特性，个体的发展程度就越高，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就越大。所以个性化教育，就是在尊重个体、个性差异的前提下，通过“因材施教”，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意志，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潜能，使创新成为自我实现、服务社会和提升生命质量的最佳形式。日本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审议报告指出：“创造性与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充分发挥个性，才能培养创造性能力。”[7]英国、德国、美国在世纪之交的教育改革，都开始把发展“适宜的个性特征”、“个人责任感”、“独立追求学问”等，视为人才培养个性化的主要目标加以推崇。\n　　第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自工业革命以来，20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突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使科学教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这种现象不免使个体心性完善、满足人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人文教育受到削弱。同时，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文教育本身也出现了知识化倾向，只重视人文知识的传授、研究，而忽视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和高扬。但是，科学本身并不能保证其研究和利用方向的正确，其片面性的发展更无助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的解决。当科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被机械地按专业化分工传授给学生，并作为主要教育内容加以强调时，就会使受教育者因为人文精神的匮乏，生存意义的缺失，走向片面发展。　　世纪之交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这些新变化、新趋势表明，从根本上改变工业化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人才培养模式已成为高等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其中深藏在科学教育繁荣背后的人文教育危机，是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所暴露出的最大弊端。它制约着创新性人才结构的形成，也限制着富有生命意识的个体潜能的发挥。对可持续发展这一命题而言，用新的理性人文教育重塑人才培养模式，是步入新世纪的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在建构新的理性人文教育模式中，作为人文学科主干之一的历史学担负着新的特殊使命。　　　　三、历史学的新使命　　　　历史学是总结和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也是具有强烈人文教育功能的人文学科。作为“知古鉴今”的学问，历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n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由于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9]，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历史学，即历史科学。历史科学作为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被纳入高等教育，对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的传承与传播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人们自觉地、有效地遵照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社会实践，批判性地吸收、改造历史文化遗产，科学地认识、预见人类未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产生了显著的实践效果。　　但是，与百余年来科学主义至上时代的其他学科一样，由于专业分工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被大大地“窄化”了。首先，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论断的曲解，丰富多彩的历史画面被按既定的理论切割、组装成教条式的僵化模式，限制了人们对历史规律性、真实性和人在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的认识。其次，历史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泛政治化”倾向，窄化了历史本身的丰富内容，使之成为适应现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工具，弱化了史学本身以丰富的文化积累和历史经验弥补人类对现实认识不足的重要“启智”功能。第三，历史学“惩恶扬善”\n的伦理功能，以及由特定历史人物的个性和历史场景所展示的激发人们内在精神的美感，即“历史美”受到严重忽视，历史变成远离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的空洞说教，成为一连串模式的复演、重建，从而丧失最重要的人文底蕴和理解世界的功能。第四，专业内部过细的分工和条块分割，使历史研究的内容日益“碎化”。由于缺乏“通识”，缺乏对域外历史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认识，大大限制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视野，也使一般的历史教育因过分强调对民族特性的把握，丧失通览全球、融会贯通精神气质的培养。这些与全球整体联系不断加深的趋势和高科技发展对学科更新和人才培养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面对时代发展要求，历史学正处于学科重建的转折时期。当前如何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创造性地发挥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历史学的重要使命。　　首先，应服从深化人文教育、加强素质教育的需要。历史学要拓宽教学、研究的内容，把历史上反映人与外部世界关系，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在精神世界对生命现象体验、感悟和超越的内容纳入历史范畴，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相互作用的角度，理解人类文化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形成、发展的规律及其对人类历史演变的作用和影响。通过说明人的文化创造活动和理想追求对历史规律形成的作用，恢复历史学长期被淡化的人文品格，并以此重塑“以人为本”\n的教育观，突出文化素质在培养高素质一流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吸收年鉴学派整体史观的合理成份，运用“长时段”理论，大尺度地评介历史变迁，引导学生穿越时间隧道，在神游万里、驰骋古今的长周期内把握历史规律，培养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发展观念，在动态中把握和认识历史发展趋势，理解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长时段”地看待历史，要求我们站到人类文明演进的更高境界，从文明进步的角度把握历史。包括从公元前8000年农业的起源，公元前900年至前3世纪为标志的古典文化繁荣的“轴心时代”，都应和近代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联系起来，视为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了解这些历史联系，可以培养一种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历史感”和历史思维，使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形成较为深邃的远见，并潜移默化为人的内在素质。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指出：“如果没有历史学——也就是说，如果仅仅简单地从现在的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而不是从人类全部时代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生存状况去对人类进行思考，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10]342这是对上述见解最具说服力的诠解。　　第三，适应学科综合化以及对“通识”\n人才培养的需求，历史教学、历史研究中的中外关系史、世界史正在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当代世界的全球化，从历史角度看，实际是历史上人类从分散到整体，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性不断加深的趋势的新发展；当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国在东亚的特定地位，同历史上中外关系的发展都有着直接、间接的历史联系。这些都需要突破传统的民族中心观的界限，用地区的、全球的观点加以解释。就世界史而论，新的研究已经表明：“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就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11]这种把全球文明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和撰写全球史的实践，是对传统的、以地域或国别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旧理念的挑战和重要突破，反映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观和整体思维的新发展。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的主要趋势》一书中，曾以荷兰历史学家的名言“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的过去的文明；我们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史”[10]1来突出全书所反映的这一时代主题，并强调指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10]242，全球历史观是当代历史学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全球史(global\nhistory)已成为最引人注目的史学新潮流，跨越地理空间，观察相距万里的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探寻今日的全球性交往日益频繁的经历，已成为最吸引历史学家、特别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正是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第19次大会上，已将“全球史”研究确定为大会主题之一。它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全球历史联系的密切关注，展示了这一研究未来的发展前景。　　这些最新的理论思维成果，必将对历史学人才培养新功能的发挥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并且首先使全球观念和全球意识，伴随着世界历史中人类相互依存性的揭示，获得深入理解，成为反映人类类本质、类意识觉醒的共同精神财富。21世纪的人才观是培养通时达变、具有创新精神、全球观念和合作意识的一代新人。人类能否应对诸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资源匮乏、南北差距和地区性冲突升级等一系列世界性难题，首先取决于上述综合性人才结构的形成，世界史研究中的新思维和时空观将为新的人才素质的形成作出重要贡献。其次，贯穿于全球史研究中的系统方法，将为培养新人才结构的系统思维能力提供新的认识和实践机会。系统方法在世界史研究中的应用，“首先要求把人类社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系统进行认识和分析”[2]176，“强调从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以及个别人物的活动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中认识世界历史；并强调对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综合研究”\n[12]181。这种密切关注历史发展诸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方法，沿用了当代系统科学的概念、范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就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具体问题所阐发的系统思想，对探索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提供了新的认识工具，标志着人类思维方式新的变革。成功地运用这一方法，必然会使研究主体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发生新的变化，从而最终达到强化思维能力的目的。第三，全球史所要建构的世界历史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承认不同文明及其载体的存在价值和平等地位，批判和反对各种不同形式的“中心论”、“中心观”，主张“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13]。这种旨在摆脱狭隘的“我族中心观”的平等观和开放理念，有助于新的人才结构形成开放的思维方式，能从整体、互动的多因素角度认识和理解事物发展变化深层动因，养成合作、共存、宽容、互利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成为21世纪所需要的具有世界视野、开放精神、能理解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的高素质新型人才。\n　　总之，历史学的新使命，是由历史学本身兼具科学与人文的属性所决定的。恢复历史学的人文品位，开掘历史学新的认知功能，是历史学能否适应新世纪人才培养模式要求的关键。历史学科将在何种程度上承担上述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其科学和人文双重属性的合理认识。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