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论文-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历史学论文-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历史学论文-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一、前　言中国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可由多种角度来考察。但它是以儒教为主体，宜无疑义。所以说中国文化的教养，就是儒教的教养，亦可被接受。只是周边地区在接受中国文化时，衡诸本身之需要，而各有所偏好摄取，甚至呈现独特的发展，都是正常的现象。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各地区影响中国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因素可有多方面，但是透过其教育事业的推展，使中国文化要素落实，则为重要手段之一。东亚在传统时代的教育事业，可分为两方面，一是世俗教育，一是寺院教育。前者主要在于学校教育以及私学教育（含家庭教育）等；后者主要在于佛寺的教学活动（含内外典教学），道观虽也有从事教学活动，但其事不如佛寺兴盛，在日、韩、越地区之宗教教学活动，显然以佛寺为主。拙稿以「士人」作为检讨对象，若涉及宗教的教学活动，则以从事外典教学为主，其内典教学不在讨论范围。所谓士人，一般是指读书人而言，不拟广义解释为今日所谓的知识人。此处所指的「东亚古代」，泛指十世纪以前的东亚。至于「教养」，通常是由教育入手而获得的修养；但此处亦不拟对教育作广义解，而只由知识教育事业进行探讨。就国家的政策而言，知识教育是以学校教育最具代表性，所以此处先由学校教育的检讨入手。二、学校教育由学校教育的发展方针，可以窥知国家的文化政策，虽然论其实际，学校教育未必掮负教育工作的最大责任。在文化的受容与变容的课题上，学校教材的考察是最好的指标。兹将隋唐中国与新罗、日本的京师学校教材列表如下：[1] 国别学馆别员额教材典据 隋　朝国子学经生140不明，当与唐制类似。隋书卷28太 学经生360同       上同   上四门学经生360同　　上同　上  唐　朝 国子学 经生300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每经60人，余经（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周易）亦兼习之。孝经、论语皆须兼通。唐六典卷21太学经生500同　　上同　上\n四门学经生500同　　上同　上 新　罗 国　学 经生400（？）或以礼记、周易、论语、孝经，或以春秋左氏传、毛诗、论语、孝经，或以尚书、论语、孝经、文选，教授之。三国史记卷38 日　本 大学寮 经生400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皆须兼通。养老学令（大宝学令注云文选、尔雅亦读） 以上各国京师学校的教材，是反映七、八世纪的现况。[2]由上面的比较中，可知当时东亚的官学生不论选读那一种经典，其《孝经》、《论语》都是必读的教材。诸经典，在唐朝细分为九经，日本采用七经，新罗仍用五经，个别之间，略有增删，但基本上不脱儒家的五经形式。其删减的缘故，是因为《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与《周礼》、《仪礼》，在唐朝选读者较少，日、罗两国乃衡量其国情，酌予减少科目。新罗在三礼方面减去《周礼》、《仪礼》，《春秋》三传方面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日本不减三礼，但《春秋》三传方面亦减去《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日、韩两国为何会有如此改变？此事当与中国实际施行情况有关。唐玄宗开元八(720)年国子司业李元瓘上书，曰：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通典》卷15〈选举典〉）这是开元盛世时候的情况，所谓「四经殆绝」的现象，在中国当不始于开元之际，恐怕自隋及唐初以来就已经存在。日、韩遣唐使节团（含学生、学僧）到玄宗时期已有多次来唐，当熟知唐朝实施情况。所以日、韩两国在制定其学制时，乃针对当前中国的情形，衡量本国需要，而删除上述诸经作为教材。惟唐朝在玄宗开元以后，经过学者们不断呼吁上述四经不可偏废，结果似有所改善。所以日本在八世纪末以后，也将公、谷两传列为小经，成为大学寮教材，至此与唐制完全相同。但日本将公、谷两传列入教材，似有阶段性的变迁。〈养老学令〉《集解》引「穴云」：公羊传、谷梁传不载令，与唐已殊也。但于今读，此时临时行事耳。\n据此，可知日本养老令（按，养老令公布于757年）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至「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二传成为学校教材。但〈养老学令〉《集解》引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云：「应以春秋公羊、谷梁二传，各为一经，教授学生事。」右得式部省解偁：「案学令云：『教授正业：左传，服虔、杜预注』者。上件二传，弃而不取，是以古来学者，未习其业。而以去宝龟七(776)年，遣唐使明经请益直讲博士正六位上伊与部连家守读习还来，仍以延历三(784)年申官，始令家守讲授三传。虽未有下符，难辄为例。自此厥后，二三学生，有受其业，即以彼传冀预出身。今省欲试，恐违令条，将从抑止，还惜业绝。窃检唐令，诗、书、易、三礼、三传各为一经，广立学官，望请上件二传，各准小经，永听讲授，以弘学业。仍请官裁者，大纳言从三位神王宣。」奉敕依请。所以，至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颁下时，乃正式以二传「各准小经，永听讲授」。既曰：「永听讲授」，就不是临时行事，自此以后，公、谷二传比照小经，在大学寮正式讲授，日本的经学教材已与唐制完全相同，成为九经，此即大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中经：《毛诗》、《周礼》、《仪礼》，小经：《周易》、《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根据前引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还有数事须要说明者：一、养老令所以未列公、谷两传为教材，根据式部省解文可知系由于「古来学者，未习其业。」此事当受前述中国同时期的影响。二、「穴云」注解养老令时，已「临时行事」，使二传成为学校教材。此事是因为遣唐使伊与部连家守返国后，奏请讲授的缘故，时间在延历三(784)年。也就是说，延历三(784)年以后，大学寮开始讲授三传，但非为定制，而是「临时行事」。三、《令集解》注释家「穴云」出现于何时？历来学说纷纭，或谓延历期(782-805年)，或谓延历．弘仁年间(782-823年)，或谓弘仁．天长(810-833年)，或谓延历十七（798）年以前。[3]但由上面之记载看来，可知当设定在延历三(784)年以后，十七（798）年以前，盖「穴云」看来不知有延历十七（798）年三月十六日官符新规定的缘故。[4]至于新罗情况如何，由于史载不明，无法知其详。但整个说来，新罗在统一半岛以后，即682年所建立的国学规模及其教材范围，一开始似稍小于日本的大宝（701年）、养老令（757年）所见的大学寮规模。虽是如此，两者对唐制的吸收与发展，则相当雷同。例如两者的学校制度大致相当，其中央官学除以经学教育为主而外，都格外重视算学教育，显然两者是针对当前国计民生之需要而设计的，具有现实的实用目的，有如今日东方吸收西方文明时格外重视实用性的做法一样。至于两国学制，有无相互影响，不甚明了。以创置时间而言，统一新罗学制之完成较早于日本大宝、养老学制，因此，日本在建置大宝、养老学制时，仍不排除参考新罗学制之可能性。[5]\n《文选》一科，新罗国学与日本大学寮（养老〈选叙令〉）规定为必读。唐朝官学虽无规定《文选》作为教材，惟《文选》在民间甚为流传，这当是罗、日两国取作教材之依据所在。新罗如后述的强首「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三国史记》卷46本传）此处的「师」，可能为私塾之师，但也有可能是国学之师。就日本而言，如藤原常嗣「少游大学，涉猎史汉，谙诵文选，又好属文，兼能隶书。」（《续日本后纪》卷9承和七年，840年，四月戊辰条）藤原诸成「谙诵文选上帙，学中号为三杰。」（《文德实录》卷8齐衡三年，851年，四月庚寅条）由此看来，唐、罗、日之官学出身的士人，都以《孝经》、《论语》与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所以他们的学养基本上是相通的。在唐朝，贡举科目中尚有五经举，例如张嘉贞在弱冠时即以五经举，到玄宗开元年间仕至宰相。（《旧唐书》卷99张嘉贞传）在教学上，当时日本大学寮与佛门寺院的教学，起初还用汉音教学，新罗的国学或许亦如此。就实例而言，如日本大宝三(706)年七月，藤原武智麻吕出任大学头，其《（藤原）家传》下（僧延庆撰，收入《宁乐遗文》下卷）曰：公（藤原武智麻吕）屡入学官，聚集儒生，吟咏诗书，披玩礼易，揄扬学校，训导子衿，文学之徒，各勤其业。这是日本大学寮初期实施儒教教育的实况。空海游大学时，从直讲味酒净成读《毛诗》、《左传》、《尚书》，问学《春秋左氏传》于冈田博士，终致博览经史。藤原三守入大学，受习五经。善友颖主入学读经，颇通义理。滋善宗人从大学博士御船宿祢氏主受三礼。山口西成入学于大学，以春秋名家，兼善《毛诗》、《周易》等。这是八、九世纪之际，日本大学寮传授经学的概况。[6]新罗方面，由于典籍亡佚，所知不多，只能由《三国史记》窥知一、二，其卷14〈金仁问传〉，记载仁问在幼小时「就学」，「多读儒家之书，兼涉老庄浮屠之说。」此处的就学，当指入学于国学。仁问是武烈王的第二子，其后，即唐永徽二(651)年，受王命入大唐宿卫，时年二十三。仁问的学养，兼具儒、释、道三教，可想见他入唐宿卫，在与唐人沟通时，宜无困难。另外，官学教材中，虽无明定史书，但唐朝贵族学校的崇文、弘文两馆学生之教材，除读经外，尚须读史，史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永徽令指《后汉书》）、《三国志》（《大唐六典》卷2、4），所谓「三史」即指前三者。[7]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云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史通》〈内篇．叙事〉）足见史书，尤其三史在当时仍是学者必备的知识。自太宗贞观以来，贡举进士科考试常有要求兼通一史的规定，甚至制科中也有试史的\n规定或题目，如诸科举人、贤良方正、博学科等，到穆宗长庆二(822)年，进而将「三史」、「一史」科规定为贡举常举科目。[8]东亚诸在此种背景下，于经学教材之外，亦逐渐将史书列入必要的教养。例如日本吉备真备留唐归国（日本天平七年，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后，出任大学寮之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等六道学问。（《本朝文粹》卷2〈意见封事〉条所收三善清行「意见十二个条」）到757年进而设置「传生」，以习读「三史」。（《续日本纪》卷20天平宝字符年十一月九日敕）九世纪初(808年)以后，进而在大学寮成立属于史学的纪传科，与儒学、文章、明法、算学并立为五科。[9]因此，日本古代士人通史汉或经史之例亦复不少。如下表：[10] 姓名记事典据纪　深江 「少游大学，略涉史书。」《续日本后纪》卷9承和七年，840年，六月戊辰菅原渍公「年少略涉经史。」《续日本后纪》卷1承和九年，842年，十月丁丑。朝野鹿取「少游大学，颇涉史汉。」 《续日本后纪》卷13承和十年，843年，六月戊辰。和气真纲「少游大学，颇读史传。」 《续日本后纪》卷16承和十三年，846年，九月乙丑。田清田「少入学，略涉经史。」《文德实录》卷7齐衡二年，855年，六月戊辰。山田春城「年十五入学，依未成人，于堂后听讲晋书。」《文德实录》卷10，天安二年，858年，六月己酉。正躬王「幼而聪颖，入学齿冑，涉读史汉，善属文。」《三代实录》卷7贞观五年，863年，五月朔日。利基王「少年入学，颇涉史汉。」 《三代实录》卷12，贞观八年，866年，正月二十四日。\n春澄善绳在承和十(843)年迁文章博士，「于大学讲范晔后汉书，解释流通，无所淹碍。」《三代实录》卷17，贞观十二年，870年，二月十九日。 朝鲜半岛方面，从《周书》〈异域．高丽传〉可知高句丽有书籍曰：「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从《旧唐书》〈东夷．高句丽传〉可知高句丽有书籍曰「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11]、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此处虽无说明其藏书处，但可想见当是官学，也就是太学所藏。其从事经史教育亦可想见。百济方面，在四世纪后半，官学教育似已展开，至五、六世纪之际，从《日本书纪》所见，百济不断派遣五经博士赴倭国教学看来，其国内的官学教育事业当是兴盛的。《旧唐书》〈东夷．百济传〉说：「其书籍有五经、子、史」，则百济官学之经史教育当与高句丽类似。新罗虽不明，但相信与上述丽、济两国差不多。三、私学教育私学教育可分为两类，一是家塾教育，一是私家讲学。就儒教传入日本之方式而言，最早是以私学形态传授。有名的百济博士王仁携《论语》、《千字文》抵倭国而传授皇子的故事，其确实时间，学界近来的看法倾向于五世纪初。[12]往后百济陆续派遣五经博士到倭国，不外是传授儒教经典于皇族及氏族子弟。此外，僧侣亦可传授外典，如中臣鎌足与中大兄皇子（即后来的天智天皇）俱曾受业于南渊请安（曾为留隋学问僧）私塾，学习「周孔之教」（《日本书纪》卷24皇极三年正月）；群公子亦曾集于僧旻之「堂」，听讲《周易》。（〈家传〉（藤原鎌足传））。凡此都是在学制尚未建立之前的私学教育情形。日本古代学制建立后，诸有力氏族仍有其族塾，例如八世纪末，和气清麻吕之子广世建立了弘文院。但九世纪之际，在大学寮别曹所出现的藤原氏劝学院、橘氏学官院、在原氏奖学院等，是作为各该氏族子弟的住宿及补习之用，与所谓族塾不尽相同。虽是如此，其用以劝勉本族子弟戮力于学业，则无二致。[13]此外，僧空海在十五岁上京，于外戚阿刀大足处学习《孝经》、《论语》；僧最澄幼小时，在近江之国滋贺的「村邑小学」学习。这些都是僧侣原来学习儒教的典型例子。吉备真备留唐返国后，曾建置「二教院」，显然是从事儒、佛一体的教学；空海则创立「综艺种智院」，以比拟「大唐城坊坊开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衿」（〈综艺种智院并序〉）的做法，而设置属于的闾塾性质的私学，其为从事外典的儒教教学，宜无争议。[14]\n朝鲜半岛方面，三国时代的私学发展情形，较不清楚。从《旧唐书》等中国史书，可知高句丽至迟在五世纪之际，有所谓「扃堂」教育。扃堂设于各地方的街衢，也就是交通方便之处，对未婚男子实施「诵经习射」的文武合一教育。其诵经的文科教材，根据前述《旧唐书》〈东夷．高句丽传〉，说：「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看来虽是官学教材，相信也是民间士林流传的教材。无论如何，高句丽时代，借着村落共同体生活，实施似乎具有强制性的地方教育，以强化中央集权。其儒教教材，对于国家实施忠诚教育，当可产生正面的作用。百济的教育事业发展情形，虽不清楚，但从四世纪后半以来，其教育事业当是兴盛的。《周书》卷49〈百济传〉说：「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可见至迟到六世纪后半，百济之秀异者（此处当指贵族阶层子弟），其汉文教养颇为精湛。[15]新罗方面，在还没建置官学以前的民间教育亦不明，或许百济、新罗的村落，都存在着类似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但新罗在六、七世纪之际，盛行「花郎」教育。花郎本是由贵族子弟组成的青年男子集团，这一点与高句丽的扃堂教育是由乡村平民男子组成，是有差别的。花郎（前身曰源花，后来有国仙、仙郎之称）集团的起源，可追溯至三韩时期村落共同体所见的青年男子集会，均属于文武合一的教养。平时是一个教育团体，战时可成为战斗团体。八世纪的金大问《花郎世记》说：「贤佐忠臣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三国史记》卷4引）崔致远〈鸾郎碑序〉亦云：「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同前引书）这些描述，都是在说明花郎道是实施儒、释、道三教的教育。八世纪中叶，新罗实施官学教育以后，花郎教育始逐渐衰微。在庆州郊外所发现的有名的「壬申誓石」（壬申年可能是732年），是两位青年（可能是花郎）宣誓在一定时间内要读完「诗、尚书、礼、传」之经典，按照前面所说的读经过程，当然必须先读完《孝经》、《论语》，这样的通经水平相当高，也可说相当不容易。此誓石令人注目，其故亦在此。[16]在私家讲学方面，例如有名的强首（？-692年），长大后，有一天，其父想知其志向，问他说：「尔学佛乎？学儒乎？」他回答说：「愚闻之，佛世外教也，愚人间人，安用学佛为？愿学为儒者之道。」他父亲说：「从尔所好。」「遂就师读孝经、曲礼、尔雅、文选。」入仕后，专掌文翰，而「能以书翰致意于中国及丽、济二邦。」（《三国史记》卷46本传）强首此处之从「师」学习儒教，宜指从私学师儒学习儒学。典型的私学，可举薛聪（654-？）为例，聪之父即名僧元晓，所以聪起初是皈依佛门，其后返俗，然后以「方言读九经，训导后生。」（同前引书）薛聪之例，是新罗初次见到以当地语言来研读经书，并从事教学的例子。[17]四、留唐教育\n　　唐朝建立后，由于国势昌隆，京师长安乃成为当时学术中心。四邻诸国派遣子弟前来留学者，不绝于途，长安一时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旧唐书．儒学传序》说太宗贞观之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入于国学之内。鼓箧而升讲筳者，八千余人，济济洋洋焉，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上举诸国之中，不含日本，究竟当时日本有无派遣学生来留学？按理自隋朝以后，日本已有遣隋使节团到中国，由此至唐朝所派遣的使节团都有留学生与留学僧随行，以留学生而言，每次使节团的随行人数，大约在十数人到二、三十人之间。因此，常理而言，贞观年间，在唐留学的盛况中，日本学生不应该缺席。宋．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云：「学旧六馆，有国子馆、太学馆、四门馆、书馆、律馆、算馆，国子监都领之。……太学诸生三千员，新罗、日本诸国，皆遣子入朝受业。」此处所说的国子监六学旧制，是指玄宗天宝九（750）载尚未建立广文馆以前之制，所以广义而言，可涵盖自贞观以来至玄宗开元年间的情况，这个时候是有日本派遣留学生在国子监就学。有名的吉备真备、大和长冈、阿倍仲麻吕都是在玄宗开元初年随着遣唐使入唐留学。吉备真备留唐十九年(716-735)，学得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等十三道学问。返国后，在大学寮出任大学助（相当于唐朝之国子司业），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大和长冈在唐是学习刑名之学，显然留学于国子监之律学馆，返国后，曾与真备共同删定律令多条。阿倍仲麻吕在唐学成后，仕于唐，改姓名为朝衡，仕至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此外，如膳大丘在752年随着遣唐使入唐，在国子监学习儒学，返国后，出任大学助教、博士，对于振兴奈良朝的儒学，颇有贡献。[18]新罗方面，大致说来，每年都派遣留唐学生，每次少者数人，多者可到一、二百人，所以同时间在唐朝的新罗留学生，可累积到一、二百人。在当时各国的留学生中，可说以新罗留学生人数最为庞大，留唐时间也最久（当时唐朝对留学生的留学时限规定为十年）。[19]玄宗开元年间的国子监内，四门馆北廊中甚至有「新罗马道」（崔致远〈遣宿卫学生首领等入朝状〉，收入《东文选》卷47）。中唐以后，新罗人在唐参加贡举及第者甚多。有名的崔致远，在晚唐之际入唐留学，时年十二岁，其后亦在唐登第（宾贡科及第），并仕于唐。[20]结　论传统东亚地区的士人，其学习过程是透过字书而认识汉字，乃至汉音，然后习读童蒙教材（如《千字文》、《蒙求》等），再由《孝经》、《论语》入手，开始接触儒家经典以及史书等。这种情形，其实也是中国自汉朝以来一般士人的学习过程。随着东亚地区的政治、文化交流，使这个地区的教育事业，由私学到官学，逐渐呈现共相。这个共相，简单说，就是儒教主义教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有形的校园设计，属于「庙学」制；一是采用儒家的经典与史书作为\n基本教材，除《孝经》、《论语》而外，就是五经（可析为七经到九经）与三史等。作为士人，就通经而言，并不是每一位都必须通五经，而是以通二经作为基本条件[21]，当然通越多越好。其治史者，以三史为多，兼及其它中国正史，帝王学则包括实录。[22]一般说来，士人基本教养为通经，但亦常兼治史，而曰通经史。个人言行，乃至国家行事，以经为据，间参史证，诚如唐武宗会昌五(845)年九月太常博士顾德章不赞成东都建宗庙一事时，说：「近者敕旨，凡以议事，皆须一一据经。若无经文，任以史证。如或经史皆不据者，不得率意而言。」[23]再者，薛放对唐穆宗有关学习经史以及《论语》、《孝经》的一段答话，可作为上述论证的简洁说明。穆宗谓侍臣曰：「朕欲习学经史，何先？」薛放对曰：「经者，先圣之至言，仲尼之所发明，皆天人之极致，诚万代不刊之典也。史记前代成败得失之，亦足鉴其兴亡，然得失相参，是非无准的，固不可为经典比也。」帝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对曰：「《论语》者六经之菁华，《孝经》者人伦之本，穷理执要，真可谓圣人至言。是以汉朝《论语》首列学官，光武令虎贲之士皆习《孝经》，玄宗亲为《孝经》注解，皆使当时大理，四海乂宁。盖人知孝慈，气感和乐之所致也。」上曰：「圣人以孝为至德要道，其信然乎！」（《旧唐书》卷155薛戎传附其弟薛放传）无论如何，在东亚古代的世界里，士人的教养是有其共通的一面，所以彼此交流频繁。除了可以到中国留学，甚至做官而外，中国的士人也可以到日、韩国家任职乃至于归化。而日、韩彼此之间，也可做学术文化交流。于是传统东亚地区，以中国文化为媒介，自成一个历史世界，这就是所谓的「东亚世界」，有别于同时代的其它历史世界。今日东亚地区的人在一起，尤其是知识分子，即使语言不通，也可透过笔谈作交流（例如九世纪中叶，伟大旅行家僧圆仁初入中国时，就是用笔谈与当地人沟通）。彼此相处，即使初次见面，亦显得格外亲切。这个原因，有一部分我想是来自传统文化具有共相的缘故，使大家在意识形态上，比非东方人容易沟通。[1]有关唐朝与日本古代学制及其教材规定，详细分析参看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增订一版。初版发行于1977年），页95-105。隋唐王朝与新罗学制及其教材规定，参看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页176-184、310-328。\n[2]表中的新罗，指统一半岛后的新罗王朝。在此前的三国时代，如高句丽、百济，早在四世纪后半叶就已建置官学（高句丽曰太学，百济不明，可能亦曰太学），从事儒教教育，新罗开发较晚，此时之儒教教育尚无所闻，其具体发展，恐须等待统一半岛以后。关于韩国古代的儒学教育，详细参看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下篇第一章。[3]各家说法，详细参看井上光贞〈日本律令成立注释书〉（收入井上光贞等校注《律令》，「解说」部分，东京，岩波书店，1976年），页783-786。此处赞同黛弘道氏说。[4]最近的看法，仍主张设定在延历期，此时所出现的「穴云」，属于「原穴记」，由穴太氏家族执笔。穴太内人是弘仁年间的明法博士，因此《令集解》所见的「穴云」，可能有多人执笔。此说颇足参考。参看中嵨宏子〈令集解「穴记」成立年代〉（《神道宗教》153，1993-12），页46-69。此文对各家说亦作了检讨。[5]有关新罗与日本古代学制的关系，详细参看前引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页50-53、118-128；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页313。[6]详细出处，参看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83年复刊，1947年初版），页65、66。[7]关于「三史」问题，学界有许多讨论，参看拙作：〈唐代「三史」的演变〉（《大陆杂志》54-1，1977-1）、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史学史研究》（京）2001-1，亦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1年第4期，拙稿引文出处据后者）。[8]参看前引雷闻〈唐代的「三史」与三史科〉，页57-61。[9]详细参看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初版，1986增订一版），第三章，尤其页152、164、166以下诸处。[10]本表参看前引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页81、94、106以下而作。另外，在大学寮讲授史汉之教官，以及讲毕有所谓「竟宴」（即酒宴）之具体事例（除史汉外，尚包括《后汉书》、《晋书》、《文选》等），可参看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研究》（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页200-201。[11]孙盛所撰《晋春秋》为原书名，其后因避东晋孝武帝讳而改名为《晋阳秋》（如前引《周书》所载）。\n[12]参看李丙焘《韩国古代史研究》（汉城，博英社，1976），页577。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页274。[13]关于日本大学寮别曹性质问题，拙著《日本古代学制与唐制的比较研究》，页196-205有详细讨论，读者可照。[14]有关空海、最澄、吉备真备等人从事私学活动情形，详细参看前引桃裕行《上代学制研究》，第六章〈上代于私学〉。久大幸男《日本古代学校研究》（东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年），第十一章〈古代民众学校二态样〉。[15]有关百济的学术文化活动，参看申滢植《百济史》（汉城，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1992年），第六章。[16]有关三国时代的儒教活动，包含高句丽的扃堂教育活动，可参看李基白《新罗时代　国家佛教　儒教》（汉城，韩国研究院，1978年），页124-139。有关新罗花郎及其教育的研究，参看三品彰英《新罗花郎研究》（收入《三品彰英论文集第六卷》，东京，平凡社，1974。初版发行于1943年）。李基东《新罗骨品制社会　花郎徒》（汉城，一潮阁，1984年），尤其是第三篇。申滢植《新罗史》（汉城，梨花女子大学校出版部，1985年），第五章。[17]有关强首与薛聪的教学活动及其思想，参看前引李基白《新罗时代　国家佛教　儒教》，页140-152．[18]以上参看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史》（东京，富山房，1955年初版，1972年三版），页137-168。森克己《遣唐使》（东京，至文堂，1966年发行，1972年重版），113-139。[19]参看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收入严氏着《唐史研究丛稿》，九龙，新亚研究所，民58年），页425-481。[20]有关新罗留唐教育，参看申滢植《韩国古代史　新研究》（汉城，一潮阁，1984年），第五章第二节。同氏《统一新罗史研究》（汉城，三知院出版，1990年），第三章第三节。关于崔致远研究，其古典的代表作为今西龙〈新罗崔致远传〉（收入同氏《新罗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0年，原载《历史地理》2-6,1918-12）,页369-387。有关新罗及其后之士人在唐朝及其后各朝登「宾贡科」及第情形，参看拙作〈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0），页68-109。[21]所谓通二经，并不是从五经中任意选通二经，而是有一定的规定，这是由唐制而来。《新唐书．选举志》云：「凡礼记、春秋左氏传为大经，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尚书、春秋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二经者，大经、小经各一，若中经\n二。」（日本大宝、养老学令之规定，除无列公、谷二传以外，其分经类别与通经办法，皆与唐同。）[22]参看拙作〈隋唐的帝王学〉(收入《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9-6)，页.613-649。[23]顾德章主张「立庙东都，正经史无据，果从臆说，无乃前后相违也。」（《旧唐书》卷26〈礼仪志〉）即反对东都立宗庙。武宗无采纳德章之议，仍欲于东都修崇宗庙，但未及实行而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