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史学的发展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从日本史学的发展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日本对华态度演变——以史学发展为核心12历史普本高明1240210016摘要：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紧邻以及东亚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亚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近代以来日本在文化逐步实现对华认识客体化的同时，其对华认识也在不断发生麓变化。在日本史学界产生的种种思潮最终在日本的对华认识中也得以体现。而在得到官方支持的“皇国史观”最终成为了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观念的同时，日本也走向了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关键词：日本史学观念社会功能中图分类号：K03日本作为东亚中华文文化圈的重要成员自古以来一直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在白川江一战使得日本认识到唐帝国的强大之后，日本举国上下开展了学习唐朝的运动，与此同时日本虽然看似臣服于唐王朝的文化，但是其政治上任然是独立于唐王朝的存在，而非传统认识上的“藩属”关系。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曾经这样定位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同制作豆腐，已经有了成为豆腐的物质，但没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国文化就如同盐卤可使其凝固而形成豆腐。如果再举一例的话，就同儿童一样，可以掌握知识的能力天生已经具备，但到能将知识变为其所有还是要在年长者的教导下才能实现。”•《，湖南也断言在中国文化最初影响日本的时期，日本民族还尚未形成真正的国家形态，这一点不光日本如此，在东亚其他国家的历史中也能得以体现。诚如内藤氏所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催化剂，有了豆浆却没有盐卤，豆浆无论历时多久都难以形成豆腐，日本文化真正形成，在于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不到三百年的统治，但是在这不短不长的三百年里，却产生了绚丽多彩的各种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的苗头也在日后不断开花结果，从对华认识乃至于日本对华决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不得不提的是日本“国学”的产生与发展。日本的“国学”的产生，明确的来讲与中国文化的刺激是分不开的的，湖南的学说在“国学"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江户幕府开国后，日本上下开始了对于战国以来相袭而成的文化的大改造。在“下克上”的战国时代，秩序荡然无存，而江户幕府的文化上的秩序重建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提倡朱子学，相对于强调“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存天理，灭人欲“的朱\n子学，对于统治秩序的重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朱子学在江户时代一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存在。但是就在德川家康实行一系列政策改造日本的同时，日本社会的内部却也在发生质的变化。日本史上最为著名之变乱“应仁之乱"发生后，日本的文化岀现了下移的趋势，文化原本把持于公卿贵族之手，但是历经变乱之后，公卿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其学问传之于普通民众，因而在当战国乱世结束后的承平治世，平民化的文化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文化的繁荣，尤为重要的是日本的学术界出现了复古的倾向，在“岛原之乱”后，德川幕府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宣布实施锁国后，事实上的封闭使得日本人的日本人“文化的兴趣面向了内部，以致日本文化出现了内在的发酵”，同时也造成了“排外意识的抬头”2這句話的兩層含義一是说明异于外来文化日本文化正在被创造出来，而这种新生的文化被赋予了对抗异域文化的功能和力量。不得不提的是，就是在江户幕府开国后不久，中国国内发生了一件深刻影响了东亚地区形势的大事一1644年满清入关取代明朝，这件事件在当时日本人的心目中被称为“华夷变态”，此前以往，日本人对于中国最大的心理劣势就在于“华夷之辩”,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作为华夏正统而日本作为东海岛夷的事实是日本在对华交往中最大的心理劣势。而在明清易代之际，作为华夏正统的汉族王朝一明，被北方入侵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清所取代，在日本人的眼里，一直以来作为东亚文明中心的汉族王朝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覆灭了，这是否意味着长久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儒家学说在中原汉族实践的失败呢？还是说是孔孟之道的失败呢？这一事件在日本乃至东亚地区产生了两大影响：首先是中国正统地位的丧失，长久以来，接受儒家文化的东亚国家都以中原王朝正统，而这一观念正是基于僥家文化的“华夷”观念，而“华夷变态”的发生时的原来的“华夷之辨”失去了现实的基础，中国的正统地位自此丧失，而这一影响在今天也得以体现，故而东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对于中国至今怀有偏见。再次就是刺激了日本民族文化的自觉，儒学在中国并未能使中国摆脱被外族统治而亡国的命运，那么，儒家思想和中华文化还值得日本学习么？这一事件刺激日本人去发掘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促进了日本国学的产生。国学起源于17世纪日本学者对于日本日本古典、古语的研究。户田茂睡、下河边长流、契冲等\n提倡歌道之复古，展开了对《万叶集》的注释和研究，特别是契冲开创了考证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其后的荷田春满对歌学揉入“道学”的因素，后被贺茂真渊所继承和发展。国学家在所谓的“古道“与“儒佛“的对立图式下开展“自他”的叙述，将儒佛加以排斥。而在“国学”的最终形成阶段，本居宣长不仅在语言、文字、国体等方面全面批判儒佛，还将“记纪神话”当做现实，从宇宙论的角度确定古道对于儒佛形而上学的优越性，试图以神学世界观全面颠覆儒家合理主义的价值体系。而平田笃胤则继承了本居宣长的古道观，强化了其神道主义与国粹主义的性格。而对于国学者来说，“发现中国”是“发现日本”不可或缺的条件，两者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有强有力的完成中国认识的“他者化"，彻底清除一切外来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污染”才能主张日本及日本文化的主体性。因此，国学不仅是一种中国的“他者化”甚至“矮小化”的作业，更是一种自我“特征化”乃至“神圣化"的作业。它意味着国学者的中国认识被自觉地赋予了为彰显大和文化而与中国文化对抗的意识形态性和暴力性。这就是近世国学者的中国认识的思维构造。而在国学影响下的日本人也开始重新认识本国的历史，从政府到民间都兴起了大规模的历史编纂事业，至于17世纪中叶，作为德川幕府“御三卿”的水户藩藩主褸川光国为了提倡儒教的“大义名分”思想，创建史局，广招贤才编纂了纪传体史书《大日本史》。这种修史的风潮是当时国学兴起的直接契机，因为编纂这样的一部通史就必须对日本的古典与古语进行研究，一次精通古语的下河边长流与契冲也被邀请进了水户藩的修史团队，而最终契冲也得已完成了他的鸿篇巨制——四十卷本的《万叶代匠记》。而日本国学家对于日本古史的研究也推崇南北朝北畠亲房所著《神皇正统记》，在此书中作者秉承朱子学的理论方法，记述从神武天皇到后村上天皇之间皇位传承的历史，从而论述南朝的正统性，在此书中，作者对于摄关政治、院政和幕府武家政治都采取了批评的态度，强调天皇的正统性。这两部著作在国体观与历史观方面对日本国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后来号召“王政复古”的幕末维新时，期产生了表现的最为显著。由于天皇传承的“万世一系”，所以天皇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国学家提倡“复古”,这种复古是全方位的复古，最初是文学上对《万叶集》的推崇，再后来发展到政治、文化的全面复古。因而要\n是按照国学家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那么在当时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就是不合法的，也正是因为幕府统治，所以当时的日本陷入了丧权辱国的冏境之中。国学家在政治上的理想社会便是退回到天皇统治的时期，全面否定后来的武家政治、院关政治的合法性。而这一思想在幕末时期也得到了狂热而全面的实施。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当时京都城内的足利尊氏的木像被人斩首并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原因就是足利尊氏最初拥戴并协助了后醍醐天皇打败了北条氏掌控的镣仓幕府，而最后足利尊氏倒向北朝并推翻了在吉野山建立南朝朝廷的后醍醐天皇，因而在当时被国学激励的民族主义者眼里遭到痛恨，并遭到了如此的待遇。同样，在明治前后发生的一系列被称为“天诛”的刺杀事件也无不与此有关。在此不得不提日本儒学方面。众所周知，儒学也是提倡复古，但是与儒学家复古强调回归孔孟之道相比，國學家的理論依據是以皇国史观为原点的复古神道，即源于“记纪”的“建国神话国学的思考路径虽然受到古学派的影响，但是其最终目标却与其大相径庭。国学［与追求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儒家研究相对，要努力从日本自身古代社会中挖掘出更高的理想社会，这即是支撑国学运动的强烈的理念。”3国学家提出：日本乃神国，因而是世界万国中最伟大的国家。因而日本国学家提出要驱逐其他文化的影响，还原到远古最纯洁的日本文化的时期。同样，对于所谓“万世一系”的解释，国学家认为日本国国统能“万世一系”，是由于日本国体之优越，天皇乃神之子孙，故而能“万世一系”，本居宣长言：皇大御国，是言之都可畏的诸神之祖先——天照大神所出生之国。日本胜于万国之根由，首先就显著体现于此。天下万国没有不受天照大御神恩泽者。”4一切都出之神的“御心”，都由神作为所决定，而日本唯独是神皇、神道、神国、相一致的国家，又是唯一“古道正传”的国家。顾日本对万国，天皇对圣人、神道对儒佛就有先验的、绝对的优越性。因而日本国国体高于其他国家，天皇制乃最高之国体，正如《大日本史》卷首所言r大日本乃神国也r皇国史观正是发源于这样的国学传统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這樣的一种史观，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促进了日本民族意识的觉醒，对日本民族及文化的最终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近代初期，这样的一种\n思潮，对于日本来说是进步的。但是当时间流转,基于《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这样参杂着大量神话的著作而形成的“皇国史观"最终将日本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并且流毒至今。1内藤湖南何为FI本文化(一)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2012(6):72野崎守英国学◎思想H本思想史講朋(4).雄山閣,1976:2043開阈白年紀念文化事業會明治文化史(5)・洋洋社,1954:4804木居宣长肓昆靈增補木居宣長全集(一).吉川弘文館,192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