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2月22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文汇报联合主办、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协办的“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第一期开讲。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作了《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的演讲，来自机关、企业、高校等各行业的近400名听众分享了思想大餐，其中，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三所高校的哲学学院师生组成了专业观察团，专业提问使整个活动既有现实追问又有学术深度。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其主旨可概括为两句话：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　　为什么说每个人心中都有哲学？它的含义包括在什么是哲学当中。哲学，西方人叫做philosophy，即爱-智慧。智慧与一般所谓知识或学问不同，如《基督山恩仇记》中法利亚长老所说，“博学不等于智慧”。中国的哲学家也很早把握了这种差别。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和思被区别开来。学就是知识或学问，思就是智慧或思想。这两者相当不同，但可以彼此补益。　　因此，我们把哲学叫做“智慧之学”或“思想之事”。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一提起哲学，人们就觉得很悬很高深莫测，离我们很远。的确，哲学家大多擅长于沉思，并且到极深奥怪癖的地方去沉思。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喜欢站在雪地\n里整夜沉思；近代的笛卡尔则喜欢呆在叫“火炉”的暖房里沉思。他们的沉思与时代有关系吗？　　有关系，而且可以说有深刻的关系。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是有时代内容的。笛卡儿非常著名的命题，叫“我思故我在”。听起来很玄，但却反映最深刻的时代精神。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原则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教会权威的认可。笛卡儿提出了全新的原则，他说一切都可以怀疑，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也可以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也可以怀疑。但我越是怀疑，有一件事情就越是确定，即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思想意味着我存在，因此，“我思故我在”乃是哲学上的第一原理。这一原理说出了新时代的新精神：理性的思想是第一位的，从今往后所有事物都必须在理性的思想面前证明自己的权利。　　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笛卡尔是真正的英雄，他开出了一个新的时代，他被称为近代哲学之父。我们在这里看到，哲学有真正的时代内容，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哲学并非少部分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在那里玄想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你可能没知识但绝对有哲学　　那么，哲学和我们每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说的是，哲学为每个人本己皆备。一个人没学过物理学，他不懂物理学；没学过经济学，他不懂经济学；但一个人没学过哲学，你能说他不懂哲学，说他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吗？这绝不可能。当然，学哲学会使得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加系统、更有条理。\n　　举一个例子来说。前几年，电视里评选中国最适合人居的城市，成都当选。记者带秒表到街上看成都人每分钟走几步路，并与上海人、香港人、纽约人比较。结果发现成都人走得非常慢。记者追问一位老太太，你们成都人好像走路很悠闲很慢，你对这事怎么看？老太太说，“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记者目瞪口呆，我坐在电视机前也目瞪口呆，心想：这老太太可是位哲学家！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呢。　　第二个例子是禅宗的六祖慧能。《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要传衣钵给下一代，让弟子们写首短偈表达智慧。大师兄神秀写道：“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僧感叹高明至极，便罢手不作了。小和尚慧能在伙房里干粗话，听到之后便说，这东西我也会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弘忍一看，比神秀高出几个境界，便将衣钵传给慧能。后来慧能在南方传教，讲经辩经声望极高，但他周围的人发现，大师竟然不认识字。于是去询问大师，慧能的回答是，“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这两个例子是比较极端的，但说明哲学与一般的知识、学问不同，是每个人本己都有的。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与事物打交道的基本方式，是生活的基本态度，是思维的基本取向。因此，哲学离我们并非无限遥远，并不是仅仅在象牙塔里，因为每个人在其可能性上都是有智慧和能思的。　　轴心时代确立起三大哲学根基　　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意味着什么？听起来有点悬。实际上是说这样一件事：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哲学为不同的文化奠基。所谓轴心时代：距今约2500\n年，这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按照雅斯贝尔斯的概括，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三大文明体——中国、西方、印度，在那个时代确立了它们基本的哲学，并为后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具有根本定向作用的哲学根基。　　　古希腊的纯粹理性　　这三种哲学的基本定向在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思维的基本趋向上却是相当不同。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方式说，古代希腊、西方的原理是纯粹的理性，中国的原理是实用的理性，印度的原理则是想象力。　　希腊人的哲学定向是怎样的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把这个瓶盖叫做圆的，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不怎么圆；拿一个圆规来画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好像还不够圆。我们用最好的圆规最仔细地画出一个圆，希腊人会问，它圆吗？它还是不够圆。那么，真正的圆在哪里呢？在理念世界中。现象世界中的圆只能是“圆的理念”的仿品。这意味着：第一，形而上的世界和形而下的世界、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不仅被分割开来而且被对立起来；第二，真理和现实性仅仅在超感性世界亦即在理念世界中；第三，如果我们说感性世界中的事物是“真的”或“现实的”，那么这仅仅意味着它们“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理念。这就是西方哲学的最基本的形态，纯粹的理性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形态。　　古代中国的实用理性　　古代中国则相当不同，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的哲学原理是理性，但它不是纯粹的理性，而是实用的理性。一个西方人会说真正的圆在理念世界中。中国人会说，这个瓶盖不怎么圆，但真正的圆还是在这个瓶盖当中。中国人完全知道形而上的\n东西，“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但对于中国哲学极端重要的是：道器不分，体用不二。庄子说，道在瓦砾，在屎溺。禅宗说，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甚至说，吃饭睡觉，无非妙道。这意味着，大道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中国哲学决不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它能够“极高明而道中庸”。　　这两个哲学会有什么不同的后果？举例来说，西方人严格遵守规范，因为规范在理念世界、超感性世界中，它是神圣的，叫规范神圣。中国人与之不同，他固然也是讲规范的，规范叫“经”；但要合于大道，不仅要“经”，而且要“权”，权是什么意思？权衡变通。规范是要讲的，但也要权衡和变通，这就是实用的理性：有经有权，合于大道。　　古印度“无节制的想象力”\n　　印度同样很特别，按黑格尔的说法，其哲学原理是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中国人会去落实一顿没有着落的晚饭，而晚饭没有着落的印度人可能会在门口晒太阳，沉思生死问题。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印度被西方殖民地的时间非常长，但它在工业化内在方面的改变实在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原理既不是纯粹的理性，也不是实用的理性，这一点使之在完成所谓现代化或工业化的进程时，面临的障碍有时是非常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因为无节制的想象力很难与精确性和效率、周密的规划和对事情进程的控制相匹配。印度不擅长记载历史，最早的记载十人就有十种版本，把神话、想象力全放进去了。比较可靠的历史，最早得依循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印度要成为大国发展军力，各个时期从各国去买，发现太过混乱，决心自己来造。例如一款主战坦克，图纸修改了两百多遍，一边造一边修改，用了55年时间，终于下线了，但突然发现印度80%的公路和桥梁，无法让这个坦克通过。近年来，印度在电信服务业和软件业方面发展迅速，大概这个领域需要想象力；而在宗教方面和艺术灿烂缤纷方面，它有很高的造诣，在某种思辨性上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古典哲学家们。　　由此可见，不同的哲学表征着不同的文化，它们在根本性上表征着文化之间的原则差别。就此而言，哲学意味着人民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　　黑格尔曾说过，了不起的拿破仑犯过一个严重的错误，他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法国和西班牙在宗教上有差别，但比起中西方的差别无疑要小得多。拿破仑的做法之所以必定失败，是因为他无视二者在生活的基本类型、民族精神的基本样式上是有区别的。　　因此，把握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明，对于理解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对于筹划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积极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如何积极开启我们这个时代所急需的思想？首先要了解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我认为，这一障碍就叫做“外部反思”。在哲学上，外部反思是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本身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通俗而言，外部反思就是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它属于主观思想。　　今天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n　　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他们大多从苏联留学归来，一口流利的俄语，马恩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斯大林的指示也烂熟于心，其中最突出的是王明。他们知道一般原则：暴力革命以及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只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结果中心城市一次一次武装起义，但一次一次失败。在这里根本没有中国社会的独特内容，只有主观的外部反思。唯当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中国建设时期也曾一度有把苏联的经验无条件运用到中国的倾向。不过我想强调的是，外部反思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依然盛行，甚至比那时有过之无不及。只是先前的教条大多来自于苏联，而今天的教条来自西方。只要一谈论我们的发展，我们的道路时，往往会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而完全遗忘中国社会本身的实体性内容。我认为，这是当今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大家可能会说，外部反思也是一种思。对的，但这叫思想的异化。一般原则是思想的成果，但这种成果又反过来阻碍思想。外部反思可以是有知识有学问的，但却是无头脑和无思想的。所以黑格尔把只知道外部反思的人叫做门外汉，叫做现代诡辩，只是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虚弱本质。　　开启思想的方法论和钥匙在哪里？　　因此，要积极地开启思想，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掌握批判的方法，这也是近代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今天尤其重要。“批判”之最基本、最原初的含义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康德是批判哲学的开创者，他写过三部最主要的著作叫做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问题，简要地说来，就是人类知识的前提或条件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n被叫做“批判哲学”。由于黑格尔在哲学上的巨大贡献，批判方法在思辨哲学中被大大地扩展和深化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过：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我想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批判方法的要点，对今天中国的知识界是切中要害的。外部反思的要害在于：它是完全非批判的，它从来不去追问一件事情或一个原理的前提是什么，它的界限在哪里。黑格尔之后，批判方法被继承下来，并依然以某种方式作为哲学思想的主轴。　　　　对所谓“形式的公平”的批判　　让我们举两个例子，以说明“批判”如何来澄清前提、划定界限，并具有怎样的意义。伦理学中有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即无条件的公平。它可以这样来描述：如果要公平地分一个蛋糕，那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而且是形式的公平。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今天的两百人中挑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他会怎样切呢？他一定是尽可能平均地切；因为只有这样，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时才能得到最大的一份，即二百分之一。没有可能更大，但有可能更小——只要他切得不平均。现在让我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批判，我们会发现，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是需要前提的，这样的前提叫做“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只要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因此，在中国就难以设想这种公平能理所当然地建立起来。因为在中国，利己主义的人，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但原子个人却还未曾真正产生出来——西方的原子式个人是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而确立的，而不存在原子个人却是理解中国社会的真正钥匙。\n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但凡这样的前提不具备时，此种公平的界限就显示出来。让我们设想一下，在家里分蛋糕会依照什么“形式的公平”来分吗？不会的。也许胃口大的就吃多一点，胃口小的就吃少一点，甚至这种不平均却被看成是公平，而且是真正的公平。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不是一般意义下的利己主义个人，尤其不是原子个人，而是为特定的血缘纽带、伦理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由此可见，我们一开始认为所谓形式的公平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我们通过批判的步骤却发现：实际上这种公平既需要一定的前提，又具有一定的界限。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个例子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教科书式的表达来讲经济学的故事。开端处往往是一个猎人和一个渔夫。这意味着两个人生产不同的产品，而且是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终于有一天，猎人想吃鱼，而渔夫想吃野兔子，于是他们开始交换。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不是任意交换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来交换的。这个比例关系说明什么？经济学家研究后发现，在一只野兔子和三条鱼之间包含着某种可以通约的东西——等量的抽象劳动。经济学家把这样的发现概括为一个规律，即等价交换。　　这件事看来同样是自然而然、理所当然的。但马克思的批判说：经济学家先生们，你们搞错了，那两个人不是猎人和渔夫，而是两个现代资本家。马克思说得很正确，因为等价交换只是当人类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高度、发展到商品生产，才成为可能。猎人和渔夫，亦即在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中的人怎样打交道呢？他们也许相互馈赠食物，也许用丛林法则解决食物短缺问题，但他们绝不等价交换。\n因此，马克思的批判首先是澄清前提，即辨明现代经济生活的前提不是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而是商品生产及其特定阶段的结果。　　马克思的批判不仅澄清前提，而且为现代经济生活划定了历史的界限。简单地说来，这个界限意味着：现代经济生活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前提和限度的历史现象。因此，正像它曾经的历史生成一样，它也将在历史中归于灭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在于：通过澄清前提，划定界限的工作，把现代经济生活作为真正的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　　当前思想界面临的课题是什么？　　由此可见，批判的方法对于开启思想来说多么重要。它最坚决地拒绝外部反思，它要求使我们的思想深入到事物的实体性内容本身中去。正像一切历史的事物有其前提与界限一样，所有的观点、学说等等也是在一定的历史前提与界限中生成并作为其理论表现的。因此，由批判方法来开启我们的思想，一方面要求我们深入于社会的现实中去，另一方面要求使我们学来的知识成为批判的。当前中国面临着许多非常重大的课题，这些课题的解答确实需要我们虚心而持久的对外学习。中国自近代以来，为了现代化，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可以说一直是殚精竭力地对外学习，向一切可能的先进学习，我想这一点始终是重要的。但是这样一些知识的占有，在今天必须要成为批判的和能思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重大任务。因为我们今天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仅仅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就既不能真正理解当今中国的发展道路，也无法真正筹划中国的未来。\n　　总而言之，回到开首，哲学是思想的事情，而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听众提问　　　　尼采的“土地”提示西方回到生活世界　　中医药从业人员:我喜欢西方哲学，尤其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看的是徐梵澄老先生的译本。我想问尼采所说的“战士们对土地守忠诚”中土地是什么含义？　　吴晓明：对尼采的解释经历了较长的时间。最初在哲学界他不被理解，主要为文学界所关注。后来海德格尔对尼采做了非常重要的解释，不仅写了论文《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而且专门写了两卷本的《尼采》。按照海德格尔的阐释，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意味着一般的无神论，而是指西方形而上学所建立起来的超感性世界腐烂了、坍塌了，不再具有约束力了，它标志着西方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如果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对“土地”的领会就非常重要。西方形而上学把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分割开来并对立起来，结果是一双脚被拖离出土地，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进入到“无家可归”的状态。在尼采这里，既然超感性世界已经失效了，人们拯救自身的方式就必须通过对土地的领会来重建。　　所以海德格尔开始使用“大地”这个术语来解释真理的原初发生，特别用以阐明艺术作品。然而，实际上没有办法用传统哲学范畴论的方式来规定“土地”或“大地”。以前哲学上的基本路向是范畴论性质的，而海德格尔试图对整个形而上学进行批判，不仅要求破除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离和对立，而且要求破除范畴论性质的哲学定向。所以他的“大地”\n既不是概念，也不是范畴，而是一种生存论性质的提示性表述，这在尼采关于“土地”的说法当中已经表现出来，后来又被海德格尔引申发挥，作为他阐述非形而上学思想的基本立场。海德格尔的说法大略为：大地是诸存在者存在的集中之处。　　精神力量如何控制物质力量是对哲学的挑战　　上海经贸大学学生：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时候，心灵世界的宁静和哲学面临哪些挑战？　　吴晓明：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发展最近三十多年来确实可谓惊心动魄，英国首相到华访问时说，其发展成就甚至远超英国工业革命时的力度，对此我们的社会科学似乎还没有能够在理论上做出根本性的解释。我认为，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已经非常临近现代性的边缘，其自然的限度和社会生活的限度已经非常明确地显示在我们面前，以至于中国道路实际上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GDP总量很可能居于世界第一。但从哲学上来考虑，我们不仅需要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及其积累方式，还要考虑另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如何使如此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可控和可支配的？否则的话，物质力量如果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脱缰方式爆发出来，那一定是崩溃性的和可怕的。不仅如此，中国的精神领域跟西方相当不同，西方有救赎宗教。所以托克维尔考察完美国后，说美国的法律赋于每一个人以自由，但其宗教却使得他们不能为所欲为。我们必须思索的是：在一个没有救赎宗教的国家，面对如此庞大的物质力量，精神领域面临怎样的建设任务，这是需要认真对待、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的。\n　　对“民主”一词需要“澄清前提划定界限”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吴老师刚刚提到“澄清前提划定界限”，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如何澄清前提呢？　　吴晓明：我们可以一般地来讨论这个问题。任何一个特定领域都会碰到自身特有的问题，任何一种理论对特定的问题都有其特定的应答；这些问题和应答产生出来，我们需要把握的是它们的前提条件和运用限度。　　比如说中国人由衷地喜欢“民主”这个词，这无疑是重要的且有深刻的道理。但我们同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前提条件，它在西方是如何可能的，在非西方国家又如何成为可能。其实我们在非基督教国家几乎看不到一个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成功的范例。黑格尔说得很清楚，现代世界是基督教的世俗化。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当中也讲得很明确，民主制之所以是基督教的，是因为基督教世界完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并形成了与这样的个人相适应的市民社会等等。但是，民主对中国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的前提条件是怎样的？这只有通过深入于社会现实的思想才能去把握。伴随着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教化，西方人成为原子式的个人。但是，我认为中国社会却根本不是原子式个人的集合。在我们讨论此类问题的时候，必须始终使这样的前提同我们照面。如果只是照搬习得的原理，那一定是外部反思，结果一定和当年拿破仑想把法国制度强加给西班牙是一样的。　　重要的是掌握哲学的方法来回应时代之急　　站着的市民：哲学有无数的流派，在目前的时代，哪些哲学可能更能呼应我们这个时代之急？\n　　吴晓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想以及思想方法，体现在不同的哲学流派中。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样的思想观点学说态度出现。现在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说在一种定型的范围当中发现并且找到某种现成的精神样式，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也很难说我们现在能够立即找到一种答案，将时代的任务完全指派给某一种哲学。但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需要通过哲学的方法使思想能够被积极地开启出来。　　就我而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学说所提供的方法。马克思方法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并且能够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去。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而马克思的方法所要求的正是通过批判的思想深入到社会现实当中。对于今天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来说，没有比深入地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更加重要的任务了。　　我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强大推动力，使得我们能够去实现深入阐述和揭示中国社会现实的这一任务。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其他的、事实上是不同层面的哲学方法。我相信，哲学方法上的对话和综合对于思想来说是重要的，这会对中国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