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主流经济学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从非主流经济学看西方经济学的发展

中文摘要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表现出的精美和严谨，虽然增强了经济学表达的准确性，但是由于过于迷信简化模式，过分的数理形式主义，盲目的相信事件之间的因果关心,假设的过于严苛、不现实，并且忽视掉历史、制度、文化等重要因素等诸多问题也为经济学招致了大量的批评。本文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分析了诺斯、缪尔达尔、哈耶克和卡尼曼等具有代表性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未来趋向做了大胆的预测。并以此为基础得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启示。批评者对新古典脱离实际的假设极为不满，尤其是利润最大化和均衡这些经典假设，被认为过于苛刻。他们还认为将复杂的现实经济问题抽象为数学模型，往往难以准确刻画系统整体的动态变化过程。而现实中，整个经济系统是动态的演化系统，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对整个经济事件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物理、数学的学科。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种种不足，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派不断涌现并且壮大。笔者在分析非主流经济学的内容时，首先界定了主流经济学的范围，以及非主流经济学的界定范围。通过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种种缺陷，分析了非主流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基础上\n的不同以及其他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流派所具有的共同之处。界定了非主流经济学的范后，文章总结了40多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具有代表性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以及曾经提出过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观点的经济学家们，分别分析了各自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的非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另外文章中也给出了他们对于经济学以及社会生活、宏观经济的贡献。全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言，主要阐述了文章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时提出了文章的创新点以及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关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含义以及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主要分析了什么是主流经济学，界定了非主流经济学的范围，然后阐述了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典型代表，分别从他们的学术简历、研究背景、提出的非主流经济学观点以及对今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经济生活的贡献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是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讲述了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贡献。第四部分。第四章主要是基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来看现代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了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两种可能性，一是碎片化，另一种是演化经济学的方向。第一章导言—、研究背景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以优化方法和均衡方法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逐渐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过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和宏观经济学的形成之后，这种主流地位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主流的地位并不稳固。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地面临着挑战和危机:新\n制度经济学、奥地利经济学派、瑞典经济学派、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等，从不同的侧面不断地冲击着主流经济学。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展到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有非常巨大的撞击，即使到今时今口，全球经济依旧在恢复中。次贷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冲击了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过度依赖脱离现实经济的完美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这种完美的数学模型的弊端。他们背后的启示和教训恰恰说明:脱离经济生活实质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根本无法揭示人性根本的贪婪。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时隔多年于2009年再一次颁发给新制度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和公共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这似乎想向世人证明非主流经济学在这场次贷危机中又一次站了起来。抛弃主流经济学完美建模、完备假设以及均衡的分析框架，非主流经济学家立足于现实中的“社会人”，强调历史性、制度性和非理性，在研究经济现象时必须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的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或者能单独从经济方面予以完整解释。在如此复杂的学术背景之下，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似乎是迫不及待的。同时，美国金融危机也会是世界经济模式的一个转折,同时也将推动经济学在当代世界的重建和新生。在这个人类新世纪,经济学发展不得不面对的基础性命题之一，是要超越西主流经济学的历史性贫困，建立与当代世界人类社会活动更相匹配、更加科学的价值观和经济发展理论。而本文将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n视角分析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试图从非主流经济学的角度找寻到适合未来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二、研究意义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日益活跃的发展态势，涌现出许多新的流派。文中笔者对近4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进行梳理，发现其间共有十几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得奖，尤其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和公共经济学家。从而更加印证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正在崛起。近十几年，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得到快速的发展,究其原因就在于日益增多的经济学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不满与日俱增。首先，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于一些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种族和性别歧视、贫困等一系列问题，既不能做出深刻的解释，也不能予以解决;特别是在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问题和拉美危机等问题上的失败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动摇:最近,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宣判了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为标志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彻底失败。其次，西方主流经济学狭窄的研究内容，对数学形式主义的顶礼膜拜，不敢突破"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研究框架等因素己经阻碍了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因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寻求替代性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和发展。笔者试图通过本文的分析，带领大家进入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理论中，寻找能够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办法。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三十几年的时间，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不深入，再加\n上中国国情的不同，完全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所出现的经济现象。通过文中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质疑和批判，并且通过对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认清西方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更有利于我们应该站在当代科学高度来重新认识理论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三、主要创新以及不足从本文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看，既要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进行梳理，又要通过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来分析其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最后展望现代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这是一项非常艰深和复杂的工作。本文只能是给出蜻蜓点水的粗浅描述，如果说本文的一点创新主要体现在:总结了40多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非主流经济学观点，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且笔者在非主流经济学演进基础上分析了现代经济学的可能发展趋势。而以往的研究主要青睐于主流经济学以及相应的观点，很少有前人总结非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以及他们的观点。当然，相对非主流经济学这个纷繁复杂的研究领域和庞大的资料阅读，上述的创新远远不能对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且笔者对于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了解也非常粗浅，阅读的文献非常有限,可以说在并没有完全认清非主流经济学各流派的情况下，仓促地提出这些浅见,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第一，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于他们的理论观点进行划分时,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因为阅读量有限,也只是分析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并不能代表整个非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情况;第二，关于演化经济学可能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趋向，最终的结论得出不够严谨和精确，仍然需要完善。这些都会影响到全文的系统性及深度研究。第二章非主流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与主要代表人物\n—以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例一、主流经济学的界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经济学界所广泛认可与接受的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模式，具体来说就是以某些一般性的假设为起点，利用严密的演绎方法进行推理后得出符合直觉的结论。在维基百科中对于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主流经济学是个不确定性的术语，经常被用来指那些在著名大学中讲解的非异端经济学。一般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或者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国内外学者对主流经济学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皮奇仃amespeach,2003）2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给定约束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戴维斯(JohnDavis,2003)3对此也做了总结,他认为存在以下四种看法：一是即使在主流经济学内部有新思想和新方法，但是在本质上，主流经济学仍然等同于新古典经济学；二是新古典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处于主导地位，但主流经济学也包括其他在性质上是非新古典的经济学；三是主流经济学表现出多元主义的环境,新古典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居于稳定的但是少数地位，但也并不存在由一种或几种非新古典的方法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四是一种或者几种非新古典的方法主导着主流经济学，而且新古典至多是处于一种下降的地位。因此，戴维斯(JohnDaviS,2003)指出,将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的仍是本体论预设上的根\n本分歧，主流经济学仍然坚持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的世界观，而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以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的观念作为其分析框架的，这是主流与非主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我们认为，戴维斯的概括是很中肯的，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虽说有所发展，但其精神仍是新古典的。樊纲(2006)认为，主流经济学指的是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并构成政策决策的依据;它可以并不仅由某一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构成，而是也可由几个派别共同构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年代”，其主流自然指的是由托宾、萨缪尔逊、莫迪利安尼、索洛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也称“新古典综合派”)。70年代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主流便由后凯恩斯主流派和货币主义共同构成;到了80年代，以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亦称“新古典派”)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和政策观点占据了理论界争论的重点和研究院的很大一部分论坛，政策制度中夜加进了他们的观点。因此，他认为主流经济学便可以说是由后凯恩斯主流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三家共同构成。张衔、庄志晖2(2007)认为，“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不断的批评”。贾根良、崔学锋(2005)提出，“目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实现了某些突破，但它从根本上仍是新古典精神的，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的分析框架和数学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其突出特征”，“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主流仍然被传统的新古典框架所束缚”。综合上述分析，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他们中的大\n多数认为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依旧笼罩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下。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为了分析上的明确性，也将主流经济学界定在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以及被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接纳承认,能够纳入其理论框架内进行分析的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具有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分析框架的特征。二、非主流经济学的界定(―)文献综述关于非主流经济学的定义，维基百科给出的是“非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主流经济学之外的一些经济思想学派。他们主要是包括制度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生态经济学等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2006年第二版张衔、庄志晖，《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批评：一个理论评述》，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7⑷贾根良、崔学锋，《当前西方经济学界主流与异端的分裂及其发展趋势》，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05(6)。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的著作,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些答案。我国国内研究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学者比较少数，现在来分析一下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学者的研究。贾根良(2010)2认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不仅被作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看作异端，而且这些流派也以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反对者的异端而自居。”并且,他把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包括激进政治学、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国积累学派、法国调节学派\n等，另一类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后凯恩斯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他还提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核心假设和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倡导从现实中的人出发，分别相应地提出了“社会人”、“制度人”等假设，并且大都赞同历史重要和演化(非均衡)的分析框架”。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贾根良对于西方非主流经济学有了明确的归类，并且提出了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戴维斯(2003)在对主流经济学界定的同时，也给出了非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将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区分开来的仍然是本体论预设上的根本分歧，主流经济学仍坚持理性一个人主义一均衡的世界观，而非主流经济学则是以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的观念作为其分析的框架，这是主流与非主流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学的本质特征。”LawSon(2003,2005)魂一直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非主流经济学(包括旧制度主义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区分仅仅是在本体论的基础上。”，但是，对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他却认为，“不同的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并不主要是本体论的不同而是各非主流经济学所关心的事情不同”。对于LawSon来说,非主流经济学主要是对于数学演绎方法的拒绝。在他看来，“数学演绎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数学形式化使这些新内容无法真正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程序中，因为它们无法通过数学演绎的推理形式进行研究。所以,非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根。\n本分歧就是，前者反对把数学演绎方法当做唯一的和普适性的“科学方法”，主张方法的多样性。”自边际革命发生以来，非主流经济学家们就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正如科兰德(Dav记C。lander,2000)所指出的，“经经济学史是方法论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常常被描述为数学方法与非数学的历史和制度方法之间的斗争，这是主流与非主流的一条分界o（二）总结经过对上文中国内外学者关于非主流经济学界定标准的研究总结,并且为了文章中表述的准确性，笔者通过以上学者的分析总结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界定标准：1.相比较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具有历史性社会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而且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即经济活动中的时间是不可逆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在给定的环境下（市场制度），通过相对价格体系内部机制的作用，经济运行会由不均衡达到或返回到均衡,这个过程不受历史和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非主流经济学对这种分析方法都做了批评，认为社会经济活动赖以存在的环境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影响到经济运动的稳定性，从而很难达到稳定的经济均衡。后凯恩斯学派（非瓦尔拉斯主义）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坚持的瓦尔拉斯主义研究传统\n否定了时间和历史，“遍历性公理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科学基础，……历史过程被凝固在一个无所不知的确定性的世界中；时间成了在均衡分析的框架中流动的逻辑时间，既可前进，也可倒转。”1.相比较而言，非主流经济学比较强调有限理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标准的新古典经济“经济理性”作为对经济活动中人的基本假设，分析“经济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实现目标的最大化或均衡状态。非主流经济学普遍反对这种假设，认为它完全不符合实际，致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无用的科学”。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有限理性”，认为正是人们的有限理性，导致投机动机和行为。为防止投机行为而影响经济活动效率，建立稳定的制度结构是必要的和必然的。而信息经济学则认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充分、不对称的，这就产生了逻辑与经验的矛盾。这种矛盾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社会发展最核心的内容。演化经济学反对“经济人”假设的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非理性行为在人的行为中不仅存在，而且占据重要地位。人的行为有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性行为，有时则是在无意识、潜意识状态下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由于社会的复杂性、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人们的行为更多地表现为遵从习惯、服从规则，而并不是连续的理性计算。二是人的偏好不是固定的，在一个进化的社会文化中，人可以通过学习而形成、塑造和改变其行为和偏好。2.相比较而言，非主流经济学强调生产结构和社会制度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力图解释经济活动的效率问题并提出市场均衡的解决方案。但这种方案并没有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一生\n产结构，而是从市场流通领域来寻找突破口。尽管有价格、供求、均衡等精致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但在遇到由社会基本性质和矛盾产生的问题（如“滞胀”）时,则束手无策。作为后凯恩斯学派的英国新剑桥学派，从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中的分配制度入手，重点分析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通过对投资率的控制达到对利润率和收入分配的控制，而收入分配结构又是导致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的根本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后凯恩斯学派强调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推动力量是生产而不是交换，研究生产必须从社会制度结构入手，社会制度是导致社会经济活动中一系列矛盾的根本原因。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现象进行分析时，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批判主流经济学派提出的人力资本差异决定工资水平差异,从而收入差异和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无关的错误观点。这一学派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而形成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资产阶级政府对有产者和低收入者的税收政策等，是使资本主义国家部分人口贫困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是根本因素。这些因素也是导致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本原因，尽管激进政治经济学家的剥削论不是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在分析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导致社会经济矛盾时，制度学派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对抗而不是和谐的制度，强调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主导作用，但制度也对社会进步形成一定的阻碍。如制度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整个社会可以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由“金钱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制度体系，它代表着既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保守的，阻碍性的；一个是\n由“工业部门”及其维护者构成的技术体系，它代表着普通大众的利益，是面向未来的和进步的。社会就是在这两个体系长期持续的冲突中进化的。对于把社会经济结构划分为技术一制度两个体系,并依此分析社会经济矛盾的方法，通常被称为“凡勃伦二分法”。后来的制度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一方法或传统的影响下，强调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分析，从而推动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进步，扩大了经济学分析的视野。综上所述，非主流经济学指相对于主流经济学而言，不赞成主流经济学中脱离现实经济的完美假设以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研究中更加强调现实经济活动的制度、历史、整体性的重要性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三、非主流经济学中各学派的代表人物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为例根据上文中对于非主流经济学范围的界定，我们分析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自1969年至2010年的41年中，主要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有：西蒙•库兹涅茨、哈耶克、纲纳•缪尔达尔、赫伯特•西蒙、舒尔茨、史密斯、布坎南、福格尔、诺斯、科斯、阿玛蒂亚・森、丹尼尔・卡尼曼、弗农・史密斯、奥利佛•威廉姆森、埃莉诺•奥利特罗姆等十几位经济学家。另外，对于1979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和威廉•阿瑟•史密斯，有的学者把这两位发展经济学家归为主流经济学的范围，然而两位在研究经济增长时，却提出了一些非主流经济学方面的观点工。而在接下来的介绍中，我们通过对其中代表人物的研究来了解非主流经济学。\n（一）瑞典学派:纲纳・缪尔达尔在学术生涯最开始，缪尔达尔关注的是纯经济理论方面的问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慢慢的他开始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分析社会问题，需要寻找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发展一种更有远见的经济学。所以在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然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而舒尔茨早在1968年久曾发表过著名的《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他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制度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人们作出制度变迁的选择和组织制度的创新不过是为了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缪尔达尔是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以及对经济的、社会以及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进行过精辟分析,从而在1974年和哈耶克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缪尔达尔一直注重于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并且他的经济学理论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在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内不平等的现象不断加剧,这促使着缪尔达尔开始关注发达国家的平等问题。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尤其是在参与研究美国黑人社会后，缪尔达尔开始变得更有政治意识,并且激进起来。他在一段时间内撇开课堂上的理论，不断深入到现实问题中去，成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并且逐步向制度经济学家迈进。五十年代后期，缪尔达尔开始关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并且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政策作了全面的研究，并且最终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不朽的著作《亚洲的戏剧:\n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68)。书中缪尔达尔通过对南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风俗的研究，对南亚的贫困原因进行分析，并且将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运用于经济发展的研究，并用它解释了南亚国家持续贫困的原因。缪尔达尔从结构上、制度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主张。这不仅仅被认为是对制度主义的重要贡献，还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早期重要理论。缪尔达尔从纯经济理论开始学术生涯，早年期间，他极力反对他所认为的制度化经济，还公开指责它是反理论的和鼓励松散思想的。然而在他以后的研究中，他开始质疑主流经济学家们声称在自己的学术著作里自称自己是价值一自由中立者。在最初创作《美国困境》时,他不断接触到多个学科领域，这也让他确信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分开的纯经济理论的研究是错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者提到的《亚洲戏剧》一书中的研究方法是《美国困境》中采用的方法的延伸，这样的评论无疑是正确的。自此以后，缪尔达尔转型为制度经济学家并且以此为骄傲。著作方面：(1)《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这项研究的灵感来源于卡内基公司的高级职员。通过具体商讨，他们决定派出缺少足够客观的美国学者，理事们经过严肃考虑决定了缪尔达尔来进行此项研发表的《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n素》，虽然对主流经济学有所质疑，但是当时的缪尔达尔仍然处在他的“纯经济理论”研究。而当时的学术环境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居于正统地位,一直积极倡导“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并且认为政府职能充当“守夜人”原则，同时坚信着“沙伊定律”。然而，由于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很大冲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界一直处于百花争鸣时期，这种不稳定的学术环境对于缪尔达尔的经济思想演进有着很大的影响，他从对正统经济学的质疑慢慢过渡到反对正统经济学，最终跳出正统经济学的圈子，认为，“经济社会问题从来就不是“纯经济理论”可以解决的。在研究《美国困境》的主题时，他开始相信完全依靠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理论不能清晰地指出美国黑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必须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加入价值判断，缪尔达尔坚持认为“价值观的建设应由正在研究之下的文化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尺度来衡量”。缪尔达尔舍弃理性的、精确地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研究工具和理论,结合美国南方黑人的历史和社会条件、文化、宗教等各种制度方面的问题，深刻分析美国黑人的经济社会状况。(1)对国际经济的研究1947年缪尔达尔接受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工作,欧洲经济委员会被授权“在一定程度上发起和分担推动欧洲经济改造的有关行动，提髙欧洲经济活动水平，保持和加强欧洲国家之间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整个欧洲经济的研究中，缪尔达尔\n把重点放在不发达的南欧，认为“对不断增加的国际间和地区间的不平等现象，不能满意地用传统经济理论得到解释”，“不受拘束的市场力量自身是形成扩大的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当贫穷的一方在毫无保护的情况下与富裕的一方相竞争，最初的不平等将会扩大，从而使穷的更穷，富的更富”。这些观点在当时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盛行的西方是受到很多人质疑的，雷蒙德•米克赛尔，对它持全然否定态度，他总结说,该作者“可能过于强调了国际经济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而忽视了有效地经济分析。”由此看出，缪尔达尔正在逐渐舍弃以往用纯经济理论即可详细描述经济现象的观点，开始将经济学与社会学、政治学逐渐结合起来，使用制度这一分析方法来研究各种经济现象。(1)《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在结束欧洲经济委员会任职十年之际,他开始为一项新的可持续研究项目向美国各基金会募集资金。在对东南亚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将重点放在了印度这个国家，这是因为印度更加复杂的宗教、社会、文化。当时背景之下，西方主流缪尔达尔对这个项目目标作了如下表述:“为在国内外影响下发展的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情况做一个合理的评估……研究重点将地区总体的经济问题……并将在社会和政治背景下审视其经济潜力。因此研究必然会包括对该地区内新国家主义的分析，因为社会、文化、宗教以及种族冲突对其有重要影响。经济学家很容易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经济准则是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对全球的经济分析都有效的。然而这三卷书的核心观点形成后，缪尔达尔已经明显上升为对\n直接将西方观念和理论套用于对东南亚地区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析的持续抨击。“在当时的观念模式下，如果认为符合发达国家的那套观点对解决不发达国家问题不合适就是离经叛道，尽管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框架与那些典型西方国家有着本质的不同”。缪尔达尔开始以一种制度性方法研究东南亚现实。缪尔达尔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尽可能的符合实际。他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解决办法只有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制度。他揭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富收入不均和经济停滞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的制度根源,认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有关南亚国家，他认为制度和态度的稀缺呈因果循环关系，阻碍了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的作。这种情况使社会科学家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问题时，必须采取一种制度分析的方法来重点关注制度和态度。（二）奥地利学派:哈耶克20世纪20-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是否可行”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哈耶克扮演着领袖角色，他影响了辩工威廉•巴伯，《纲纳•缪尔达尔》，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1974年9月10H,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哈耶克是20世纪经济学的一个中心人物和奥地利系统的最主要代表，不仅在经济学领域，而且在政治哲学、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的一位多产学者。他的学术研究生涯跨越了60多个念头，毕生发表了130篇文章和25\n本专著，涵盖的范围从纯粹的经济学到理论心理学,从政治哲学到法律人类学，从科学哲学到思想史。他的主要经济理论政策：第一，哈耶克的市场机制理论。主要分成三个部分:一是信息分散理论。哈耶克认为信息分散论是市场机制理论的重要基础，能够解释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和市场交易相联系的分散信息是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同时，他认为资源配置是最基本的经济问题，资源配置决策也就是经济计划。在他看来,只有个人分散制定计划属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是竞争理论。20世纪40年代，哈耶克批评了完全竞争理论所依据的充分信息、完全理性等前提条件的误导性，并且以个人的有限理性为出发点，强调了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竞争的含义。哈耶克认为，完全竞争只是竞争的一种结果,是一个无时间的静态观念。在他看来，正是竞争的存在，人们才能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中进行选择，竞争的不完全是由商品和服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三是消费者主权理论，它是哈耶克整个理论体系的起点。哈耶克认为，在现代社会，每个消费者在市场都可以自由的选择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的需求可以指挥生产者的生产对象、数量和价格等。第二，哈耶克的货币与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受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很大，他的货币理论主要表现在“货币中性论”和“货币非国家化”两方面。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成果在于汾西路不平衡现象，包括货币在经济循环期间造成的生产结构不平衡和资本品生产与消费品生产之间的不平衡。第三，哈耶克的经济演进思想。该思想以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为基础，他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生物系统的自然选择之间存在相似性，可以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做出\n解释。哈耶克强调人类自发扩展秩序的形成是社会向前演化的关键，认为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他把思想观念视为决定制度系统形成机制与演进方向的主要因素。论的性质，同样论战也影响了他后来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看法”。在当时的背景下，伴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动，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自由放任的批评者纷纷指出自由市场是失败的，一个能够合理控制生产和分配的政府能以更有效和公平的方式配置资源。而自由放任的支持者支持市场可以比有限理性的政府更好地资源配置时，辩论一触即发。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仅跳出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既定假设和框架，在完全不同的路径上解读了有关市场机制以及相应的政府干预问题，而且还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批判了新古典理论体系中基础概念的缺陷和内在的矛盾。(1)市场机制理论哈耶克认为信息分散论是市场机制理论的重要基础，能够解释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在他看来，只有个人分散地制定计划属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样的结论主要源于他独特的方法论:第一，人类社会中的知识并非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设的尽善尽美，而是存在很多不确定和未知；第二,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也都是带有主观性质。并且人的认知能力是很有限的，而不是“经济人"假设中的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知识都是具有分散和片面等特点。每个经济主体都能掌握到关于价\n格、资源、生产机会、买卖机会的不同情况，市场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协调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动，把所有零散的信息集中起来。资源配置的决策必须依赖于有关的信息和知识，而有效配置资源的信息只能通过个人的交换获取，即通过市场行为经交换和传递。因此，让个人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去分散行动、相互竞争,才是满足人们目的的最优方式。然而，在标准的新古典分析中，所有参与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主要的目标是设计获取信息或提供激励以防止无效率的社会后果的机制。然而哈耶克却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存市场秩序与政府干预一一哈耶克的解读及其对新古典的批判冯杨，周呈奇，《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国内学者有时不区分哈耶克理论中的知识与信息两个概念，而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知识不同于信息。理由是对哈耶克而言,知识是分散的；某些知识，特别是在特定的本地市场通过日常接触产生的知识,还是会默会的。默会的知识不能直接传递。将“信息”视为某种装在小袋里可以通过适当的机制明示的理论误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没有任何机制可以获取默会的知识。而且，默会的知识是重要的：它影响并通知企业家的决策，最终反映在竞争性价格体系里出现的价格上。在市场社会主义者所建议的企业家决策被取消或被管理方法所取代的经济制度中，这种知识就会消失。这种经济制度中仍然存在“价格”，但它们所含的“信息”却要少些。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的知识都是分散地、零碎的，往往难以传递，从而拒绝了新古典的假设提前。(2)自发社会秩序\n哈耶克曾公开宣称:“经济学家们通常把竞争中所产生的一种秩序称作为均衡。而均衡时一个有些误人子弟的概念。因，为，这样一种均衡假定，所有事实已经确知，因而竞争也就停止了。而我宁肯用’秩序’而不是’均衡’……”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指那些实践、规则、制度等，并非人类有意识、自觉地创造出来，而是无数按自己的计划追求各自目标的人们无意识行为的结果。在哈耶克看来，"自发秩序(spontaneousorder)"所遵循的规则系统,是“进化”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社会秩序的形成是通过各种行为主体遵守这些规则完成的，因为这些规则可以传递其他人行为的信息，而这种规则的指导下，各行为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动关心，进而产生社会秩序。这种形成过程乃是一种“竞争”和“试错”的过程，因此任何社会中盛行的传统和规则系统，都是这一“进化”结果。哈耶克的自由演进思想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是一致的，他认为“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与生物系统的自然选择之间存在相似性，可以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对经济社会现象作出解释。社会秩序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这种内生于社会制度系统而自然形成的社会扩展秩序是人类社会制度向前演进的关键”。而这些思想完全不同于以牛顿的机械力学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简单的认为经济现象非历史、和非社会化，把经济社会演化过程处理为由原子化个体事件所构成的一种封闭体系，不去探究社会经济现象的深层因果机制。(三)有限理性学说:赫伯特•西蒙西蒙认为，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人”被设想为完全理性，\n“经济人”掌握完全的信息并具备全面的知识，并且能够作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然而，实践证明这种假设是不现实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他哈耶克认为，“所谓秩序，我们将一以贯之地意指这样一种事态，期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得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做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做出颇有希望被证明正确的预期。”这里，秩序实际上被定义为一种状态,源于个人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所以行为改变主要是因为理解的变化。“这段演讲于1968年3月29日在举行芝加哥的“费拉德菲亚(Philadelphia)”协会的一次会议上，哈耶克所做的“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eompetitionasaoiseoveryProcedure)的讲演。1978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研究成果设计科学理论、应用数学、统计学、运筹学、经济学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说”，这里的有限理性是指受到较多限制的理性，如以下三种限制：第一，实际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因为人的知识的不完备和行为的局限，他还用经验证据来说明这一点。他还认为，人的理性受限不仅因为内在的知识和行为的局限，还来自于环境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人们的预期和外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的全局理性替换为另一种理性行为，这种理性在所存在的环境中与实际拥有的对信息的掌握和计算能力相容，即与人类的理性限度相容。西蒙认为在实际的人类社会中，人们应当抱着一种有限理性的态度来观察世界。(四)制度经济学:道格拉斯•诺斯\n诺斯的贡献“主要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即用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新的对象。也就是说,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在其早期对远洋运输和美国国际收支所做的研究中，他与福格尔所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并驾齐驱,将新古典生产理论与经济史中所发现的数据结合起来。这种新的方法对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诺斯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利用产权理论来解释美国历史中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诺斯的早期著作，诸如《美国从1790年至1860年的经济增长》、《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等等，对此作了充分的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诺斯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权理论，分析西方世界最近两个世纪中工业化的更为一般的理论。其目的是探讨西方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诺斯这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西方世界的兴起》、《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绩效》等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诺斯开始总结他30多年研究经济史的经验，从中提炼出一些对经济学尤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在这一方面他的著作主要有《制度、制度绩效与经济增长》。活中，人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决策结果，即使知道也是零碎和模糊的。第二，人们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在未来才发生，因此在预期决策的结果时带有很大的想象成分。要想完全通过预期和想象来代替实际生活中的真正决策结果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按照理性的要求,各行为主体能在所有各选方案中选出最优方案,但实际上，人们在决策时不可能考虑和比较所有方案来选出其中\n的最优，人们通常只能想到有限的几个方案。道格拉斯・诺斯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国民经济研究局理事、东部经济协会会长和西部经济协会会长等社会职务。诺斯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他把经济理论、计量方法、犯事实研究法、反正选择以及各种传统方法结合起来，对经济史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是“新思想的启迪着和提出者”。他明确提出了新问题，并向经济学们指明怎么样才能更有效地解决原有经济问题。他“始终如一地站在近些年来席卷经济史学界的新浪潮的最前沿,而这股浪潮试图将新古典经济学应用于悬而未决的经济史问题”（马克•布拉格语）。,概括起来说,诺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理论在内的制度的作用。第三，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对经济研究中，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的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思想时的学术背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各国奉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的干预，导致经济上少有的高速增长。然而，根据诺斯的观点，增长也是不稳地的根源,特别是这种增长导致一系列经济社\n会问题的出现。当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经济学普遍陷入“滞涨”时候，凯恩斯主义对此无能为力，因而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应运兴起，如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等。而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在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非主流经济学派的政策药房相继失灵后出现的，它反映了西方世界的制度矛盾和普遍的变革心理。这是制度变迁理论在西方兴起的根本原因和背景。2.非主流经济学观点诺斯在探寻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过程中，最初依然是采用新古典框架的解释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了新古典理论的理性假设和自动平衡的标准在解释重大的历史变迁时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促使他将制度变迁看作是一个进化的、优次的、及其具有路径依赖的复杂过程。诺斯认为，经济增长的历史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是与科学发展的历史融为一体、相伴而行的”，“而是与作为组织人类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权利体系的历史分不开的，即与制度是分不开的”。另夕卜,他把意识形态纳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范畴，从而将研究进一步拓展到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非正式规则上。诺斯指出，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是因为如果仅限于个人主义、有理想目的的新古典范式,关于制度变迁的动态理论就无法解释许多历史上的客观经济变化。(1)认为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经济增长。\n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1600—1850年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原因是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由此诺斯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对制度创新或变迁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工。(1)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斯与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在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重新的考察的基础上，批驳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的传统观点。认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使其结果,真正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因此,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和托马斯从制度角度论证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所在，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2)路径依赖与经济发展。诺斯关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质的论述时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路径依赖决定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和强度。诺斯指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n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诺斯对美国和欧洲经济史，特别是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家和意识形态对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影响，以此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模型和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从而构造了一个以制度、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为主轴，以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理论为主要分析框架的新制度经济史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这个理论体系是和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完全不同的分析模式。（五）行为经济学:卡尼曼“卡尼曼等人的研究表明了为何人们从理论上被假设是理性的而实际上却经常是非理性的。认知心理学认为，人在处理外部信息时，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这与主流经济学假设人都是理性的不同。正是既考虑到理性的一面，又考虑到非理性的一面，才到质量经济研究上的突破。卡尼曼的另一个主要丹尼尔•卡尼曼，美国普林斯顿心理学和公共事务教授，现代行为经济学大师，以为把心理学研究融入经济学中，开创了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把心理学分析方法与经济学研究融合在一起，而为创立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研究成果是，他发现了人类决策的不确定性，即发现人类决策常常与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假设所做出的预测大相径庭。他与己故的阿莫斯•特维特尔斯基合作，提出来一种能够更好地说明人类行为的期望理论。研究领域是享乐心理学，可以理解为快乐与痛苦、幸福与悲惨\n的感觉的研究。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们对所损失的东西的价值估计高处得到相同东西的价值的两倍。也就是说，同样是20元钱,“拿进来”和“给出去”在心理上的影响强调是不同的，损失20元所感受到得痛苦要大于盈利20元所感受到得快乐。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证券市场里总是充斥着抱怨的声音。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行为经济学观点开始于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印年代的西方世界由于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而进入了“凯恩斯时代”，然而，好景不长，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涨”局面，面临着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的局面。而恰恰由于现有经济理论对于这种“滞涨”局面不能合理解释，才有可能为新经济理论的出现提供足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非主流经济各流派再次得到关注，并且日益活跃。在各种经济学流派林立的西方经济学世界里，才会为行为经济学的立足提供依靠。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心理学与经济学融合的行为经济学，给传统主流经济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主流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它是我们认识人们理性选择行为的一种方法。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经济建设和传统经济学的不一致上。行为经济学尝试对非理性行为进行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否定了主流经济学派的“经济人”概念。“经济人”不存在，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前提。新古典经济“经济人”所具备完全的知识，完全了解可用的手段和将要实现的目标，并且可以对现在和未来做出使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合理选择。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系列假设,\n卡尼曼认为，“由于人的脑力和精力的有限性，不存在一个人可以具备全部的知识”，“人的本性不仅仅像“理性经济人”完全利己,还有利他的一面，这将导致他的行为不是完全理性的”。卡尼曼在西蒙“有限理性”的基础上，不断修正“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他看到经济理性这一假设前提的缺陷，发现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他们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个体选择模型”。在此处把行为经济学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地方列举出来。(1)经济个体的非理性假设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质变突破首先体现在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定义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对经济个体的分析应建立在“机械”的经济理性(核心理性以及两个激励性假设)之上,而卡尼曼则认为对经济个体的抽象应建立在更为现实的基础之上，比如有限思考、心里会计、启发式代表性程序、框架效应、损失规避等。这种经济个体的界定变化必然导致整个理论的逻辑体系随之发生变化，使得行为经济学既可以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通过边际分析法等逻辑推演手段分析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广泛借助实验手段和微观计量方法，来寻求和利用其他的非线性和动态的前沿分析方法或经验实证方式。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竞技状态类似于经典物理学所描述的真空状态，它是人们为了便于分析而给出的一种假象状态，但这过于僵化和脱离现实，从而使得理论的适应性受到制约。卡尼曼则认\n为经济个体在决策时的偏好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于行为人的决策过程之中，这暗示由经济个体内生偏好所决定的外在选择、判断等行为必然具有异质性。上述这些命题都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所做的僵化假定，而一旦这些假定得到放松，则意味着经济学对人的刻画摆脱了一个外在强加的“刚性”标准，并通过强调人类行为动机(受偏好影响)的内生性，而决定了外在行为的异质性，于是导致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从同质经济理性的人向异质经济行为人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理论发生了质的突破，而前者也将成为后者的一种极端情形或特例。异质经济行为人的假定更符合经济生活中的一般情形，它为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2)对均衡产生过程的强调:认知与学习理论的引入当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同质经济理性人的假定意味着经济个体自然会"本能地"选择无套利的均衡行为，任何市场都会自动达到无套利的均衡状态，而对个体选择行为的分析也是在均衡状态下展开的。然而，这种分析范式阉割掉了无套利均衡的具体产生过程，因此会导致对现实经济现象只能做某一侧面的考察和理解，因为大量现实经济现象并不是所谓的均衡行为，而只是处于向均衡的演进过程之中故而经济学家需要能够理解均衡产生过程的相应理论，而这在传统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框架下是无法孕育出来的。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由于把人们的行\n为特征理解为内生而非外在给定，因此其意义是深远的，即新古典经济学强加在经济个体身上的经济理性假定此时将不再是每个主体必然具有的共同特征，因而每个主体的偏好、推理和计算能力等将可以不再相同，人们的行为模式与经济理性人之间将可以存在各种差异。此外，异质经济行为人假定暗示了经济个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具有不断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并且通过认知和学习，可以使自己的选择行为逐渐趋于均衡。虽然人们可能会达到均衡行为,但却不像经济理性人那样先天具有寻找无套利均衡点的敏锐嗅觉一均衡是人们通过认知和学习不断摸索出来的结果，是在不断的学习中逐步累积和提高自身的经验知识以及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认知程度而渐次摸索出来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下的经济理性假定不是人们先天具有的品质,但却可在后天逐渐内生习得，这个习得的过程,就是行为经济学超出新古典济学所关注的内容所在，亦即行为经济学中所谓的认知与学习理论。借助这些理论，人们通过对决策个体的学习方式进行假定,来试图刻画个体摸索无套利均衡的决策变化轨迹，从而得以把许多经济现象理解为均衡的产生过程而非其最终结果并加以分析。行为经济学研究的假设前提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差异，对于传统主流经济学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也正是这种接受与不接受的对抗，才使得在现有非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行为经济学不断地趋于完整和规范。（六）实验经济学：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是20世纪晚近代出现的另一经济学流派。它跳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立场，以存疑追问的态度和实验求证的方法，对\n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定及一些主要结论进行批判性验证。它对经济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以“直面现象”的实验验证技术替代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也在于重新审视先前一切经济理论的解构批评倾向。早在20世纪60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传统主流经济学认为只有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的条件下市场才是有效率的。史密斯的实验却表明，一个市场是否有效率至关重要地取决于监管市场的机制，而不是是否存在大量的买方和卖方。实验经济学以大量试验数据为依据，对主流经济学一些重要理论假定和原理王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之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和法律教授。他的获奖理由是: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进行了否证,或者使之更精练化。史密斯通过“买卖双方叫价市场”的实验证明，在英国式拍卖叫价、荷兰式拍卖叫价、一级密封拍卖叫价、二级密封拍卖叫价四种价格机制中，只有英式拍卖成交价格在均衡价格附近密集分布，而其他价格机制下的市场均衡无法实现。史密斯等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多种形式的反复实验揭示了经济学理性人假定的严重缺陷：（1）经济行为人的实际效用或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极致理性是无法达到的；（2）非理性的情感、意志、价值偏好对理性算计过程会产生明显扭曲；（3）理性算计并不能使行为人完全摆脱对习惯、传统的“路径依赖”。实验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标新立异，用实验方法对新古典经济学理\n论体系重新加以清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假设、逻辑命题等理论猜想,都被置于精心构建的实验场景中接受审视与测试。由史密斯创建的实验经济学不但从研究方法上完全拜托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公理化传统，独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依托实验支撑的理论“蹊径”，而且在许多重大理论立场上显示了与主流经济学的歧异和对立。（七）新制度经济学:威廉姆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始终独辟蹊径，坚持科斯的原意，把当事人行为建立在有限理性基础上，使得关于制度选择的理论模型有了更坚实的现实基础，创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不可能在交易前设计出一套完备的合同，事后的利益纠纷在所难免，因此，适当的事后治理机制的选择就非常重要，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必须与相应的交易成本相匹配。威廉姆森在科斯等人的基础上深刻意识到，给定环境的不确定性、当事人的有限理性假定和异质性假定,那么在交易前根本无法确定交易对象以及未来契约执行的每一项细节，这就导致合同的不完备性,如果合同是不完备的，那么单纯的依靠契约设计室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在不完备契约下，必须存在各种当事人的策略行为和利益纠纷，就会导致交易成本的上升，而这种上升并没有在事前预见到。真正导致了契约的不完备性的因素是什么？威廉姆森同样是强调环境不确定性和当事人的有限理性约束导致这一不完备性。威廉姆森在2009年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此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周业安，《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天则所演讲稿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实际上，在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还有为数\n不少的非主流经济学家，诸如西蒙•库兹涅茨上、舒尔茨、刘易斯等，他们在进行经济研究时均提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并且把制度作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因素。还有信息经济学家阿克洛夫、詹姆斯•莫里斯，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认为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此外，也有一些未曾获奖的经济学家可以列入非主流经济学奖之列，诸如奥地利学派的拉赫曼、老制度主义的凡勃伦、演化经济学派的霍奇逊等等，他们都在研究方法或者研究对象上和主流经济学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是本文仅限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所以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197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其发表演讲的题目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研究结果和意见》。在演讲中他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民所需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筑在先进基础之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他认为这个定义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持续扩大商品的供应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这种丰裕情况应该是由于各种先进的现代化技术实现的；然而先进技术只是潜在和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若保证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第三章非主流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简史早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就出现主张国家干预与\n主张自由放任两大思潮之间的分歧与论战。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依然是紧紧围绕着这个主线而展开的，并且西方经济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20世纪初期的西方经济学以穆勒、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12是主张自有放任的经济学说，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危机，也不会存在失业。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长期萧条现象,虽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了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不可能被西方社会中想维持现状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的。然而同时，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当时还只适用于对微观竞争机制的分析，与实际宏观经济的运动基本上是相脱离的；特别是，本质上作为一种均衡理论，它能够被用于解释暂时的、失衡的波动，却无法解释1929年开始的长期萧条现象。面对长期的萧条,面对近40%的社会生产力损失，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束手无策。1936年，」.M.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与货币一般理论》一书，他一反新古典理论竞争均衡和稳定、边际生产力论、货币中型论的传统,提出了总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均衡、不确定性、灵活性偏好陷阱等新的理论概念，着重于分析经济的总量，用以说明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的现象;并以此为理论基础、一反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医治危机、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这被视为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被后人称为“凯恩斯革命””。由于理论的危机以及现实的迫切需要，凯恩斯的理论不久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不\n久形成，新古典主义理论则只被“保留”在微观经济学中。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组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显得颇为奏效，在英国，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此书将新出现的各种经济理论熔为一炉，并用局部均衡分析的方法使各种理论命题具体化为“商人也能读懂”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以后40多年在西方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经典著作”，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正式形成。“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和美国的巳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1933年）同时提出了垄断竞争市场的分析，使马歇尔以来的局部均衡理论得以完善。1934年，希克斯和艾伦用无差异曲线等分析方法，并且在更为具体的形式上“重新发掘”了瓦尔拉斯开创的一般均衡理论。他们的这篇文章（《价值理论的重新考察》）加上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逊的《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后新古典理论发展的新方向，也就是将新古典理论进一步置于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体系之上。凯恩斯主义也就长期在西方居于统治地位，并被称为经济学的“凯恩斯时代”。在本世纪70年代以前，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一直是西方国家经济思想的核心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但是，从70年代以来，凯恩斯的学说暴露了不少它固有的缺陷和不足，利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无法再解释西方国家经济中出现的滞涨，于是又发生了西方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凯恩斯主义遭到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的抨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自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观点。\n在这种流派林立中，当代西方经济学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著变化的倾向，即是当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古典和趋势ZJ主要表现为：第一，货币主义理论日益为主流派经济学家所接受，并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作为货币数量论者，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具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征。货币主义理论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被广泛接受，标志着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理论“卷土重来”。第二，“理性预期学派”或噺古典学派”的兴起。如果说“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还包含着一些非新古典因素，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则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主义。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他们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主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我们可以说，新古典主义理论正在西方逐步地全面恢复其“正统地位”。然而，整个20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不断变迁、全球经济活动日益活跃以及多种新经济元素对各种经济体系的快速渗透改变着经济学的研究环境。这种外部世界的动态变化，促使着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不断地进行实验和验证，进而实现自我突破性的发展。贯穿整个20世纪,我们发现新古典主义几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在主流经济学的缝隙中，依旧生存着很多非主流的经济学派,他'80年代以来,仅经济理论界，相继出现了货币学派、供给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或称合理预期学派)等。流派林立，众说纷纭，一些原来显见的理论界限也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明晰,不同的\n理论流派在许多方面相互渗透，经济学术的派别标志有时也显得非常模糊。西方宏观经济理论的古典和，主要是指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的古典主义(Ne。—ctassicaltconomics)逐步抬头的趋势。也正是在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主体的宏观经济学中，出现了古典和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理论上，它们将数量方程Mv二PY“从左往右读”，认为货币(M)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Y)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他们的理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劳动供给量的变化，来说明就业水平的变动，从而将一切失业都归结为“自愿失业”或“摩擦性失业”一R.巴罗,1984年，《宏观经济学》另夕卜,使用“理性预期”的理论假设,把一切“不确定”的宏观经济波动,通过“概率”、“随机误差”等概念，都归结为个人或个别企业的合乎理性的确定的行为。们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有着和主流经济学截然相反甚至对立的理论。并且随着近些年的发展,非主流经济学慢慢地被许多学者所认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潜移默化影响着主流经济学。二、非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贡献（一）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1.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缺陷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人类个体的经济行为时，通常假定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在通常意义上说,理性行为是指满足偏好最大化的行为。“理性意味着:每个人、每个企业都会在给定的约束条\n件下争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对于消费者而言,理性行为就是用自己有限的收入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欲望。对于企业而言，理性行为就是在给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选择最佳的投入产出组合以取得最大的利润或经济效益”。因此，“理性”假设意味着行为人的唯一行为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最优。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保证行为人进行最优选择或实施理性最优行为，它的理性假定也包含了有关行为人理性能力以及选择条件的严格假定。在传统上主流经济学家们采用完全理性假设，假定行为人具有完备的认知能力、完全信息，以及能够了解所有的方案和选择方案后的结果。“每一项新古典理论都是作为有目的的理性论据而被提出的,明确的假设包括:规定目标函数形式的假设、规定约束条件性质的假设、当然还有最大化的动机假设。每一种新古典理论都声称，每位决策者都在做出可用理性论据表示的理性抉择。”2•有限理性学说的盛行西蒙最早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他认为(1961)“人在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他指出(1987),“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一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做出的决策”。威廉姆森认为，“只要不确定性或者复杂性的存在达到了必要的程度，有限理性就会产'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2)。在他看来，理性有限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因\n此就需要正视为此所付出的各种成本，包括计划成本、适应成本、以及对交易实施监督所付出的成本。哈耶克、阿玛蒂亚•森等人2对有限理性的理解主要强调历史、习俗、习惯、价值观念和惯例对理性的限制。哈耶克指出，“人在自发秩序面前只拥有有限理性，可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但不能设计自发秩序，有限理性导致的无知使人类明白遵循抽象规则的重要性”。哈耶克认为，“规则源于传统，个人理性与人类漫长的实践相比，前者有限,后者无限并逐步形成了当今的各种规则系统，个人遵循抽象规则进行决策也符合理性标准”。阿玛蒂亚森3也类似地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是出于自利才行动，公正、正义等伦理价值观同样影响人类的行为决策”。在方法论上，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首先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中静止的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代之以演化的有限理性的现实当事人假定，通过假定的改变，当事人不再仅仅自利,而是会考虑利他，也可能冲动，采取非理性行为。在这些基本假定的指导下，行为经济学从选择及相应的决策行为出发来分析这种能够单一针对某种具体的行动，比如消费，也可同时分析某几个行为，比如生产和消费。另夕卜，行为经济学不再需要假定要素产品同质,也不再需要假定市场充分流动或充分套利，有限理性的当事人本就不同，面临复杂环境不可能实现完美套利，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线性效用函数关系。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路径依赖，可能出现随即选择，是非均衡的。虽然有限理性的学说有待完善,但从主流经济学所面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以及不确定性问题的突现看，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n行为经济学等确实充实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并且为现代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做了突出贡献。（二）从个人主义到整体主义新古典经济学是被牢固地建立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研究纲领基础上的，这种个体及其思维、策略和行动是理论的本原或者初始概念。它将给定的理性个体行为人作为一切分析的出发点,“在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中，只容许个人是决策者4”。根据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是生产和配置生活手段的整个体系，而是1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一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这就是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不涉及非个人主义决策者的解释。一诸如社会制度、气象、甚至历史命运。”一劳伦斯"•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进行选择的个体唯一地成为了经济理论的基石”，经济学是个人选择的科学。所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意味着只有个体行为人才是社会的本质，才能作为首要的本体论层次。由此得出，制度、宏观现象、社会结构等都是个人行为的派生实体或者附带现象。“……新古典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首先是关于个人的经济学，没什么人认为单个个人的理论本身是值得怀疑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在理论分析上决定采用从个体到制度、宏观现象以及社会结构的推理路线。“理性预期革命”之后的所谓“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就力图从整齐划一的行为者的跨期选择来说明\n宏观总量现象（比如说Gop、消费、投资、就业等），从微观稳定性中获得宏观规则性。相应的宏观经济学增长模型和“实际”商业周期模型都体现了这种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种宏观经济学假定了经济中只存在一个行为人，或者存在很多同一的行为人,从而排除了个体行为人之间的异质性，这样整个经济就被简化到单个行为人“。与主流经济学抽象同质的原子个人主义不同的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家强调具体异质的整体主义整体分析，强调个人只是整体中的一员，是社会演进的产物，他的行为由此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他们关注的重点是个体行为发生时对于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整体的对个体行为的制约“。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非主流经济学认为研究经济现象时必须要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相互依存的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任何问题是“纯粹的”经济问题5,或者能单独从经济方面予以完整解释。自20世纪3o年代以来，整体主义方法论逐渐受到重视。瑞典学派首先采用总量分析方法，为建立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打下了基础。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制度是发展着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而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的各因素之在此基础上，为了贯彻方法论个人主义，主流经济学还采用了两个典型的理性个人假定：(1)个体行为是给定的，个体所拥有的偏好等特征独立于其他个体的联系，也独立于其所处的情境，理性个人可以被视为在给定或固定效用函数下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2)个体行为人虽然有形态上的不同，但却是同一的或者同质\n的，戴维斯就认为，“当前主流经济学对个人的处理已经消灭了将个人彼此区分开的专有的个性化基础,其实是消灭了个人”，这一假定在土流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方案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土流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基于原子本体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意味着原子式个人的概念能够作为主流内部各种方法的基础"。缪尔达尔在研究《美国困境》的主题时,他开始相信完全依靠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理论不能清晰地指出美国黑人所处的经济环境，必须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加入价值判断。他在对亚洲贫困问题的经典研究正是在突破了从纯粹经济角度进行才得以成功的。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某一社会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因素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变化中进行”1。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大于社会个体的总和，解释经济现象需要从社会的整体即社会制度、组织、群体等非个体的关系、事实等出发去说明经济社会现象。现象不能分解为局部的事件，动态相互作用使处于较高级构形中的部分表现出不同于它们在各自孤立时的行为等问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对于解决某些具有复杂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经济系统时显得力不从心。基于有机整体论,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反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形式化建模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它们认为数学形式化建模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使有限的。社会经济世界是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认知、思想、知识、制度和新奇的持续突现等这些质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最为关键性的变量，社会结\n构与经济行为者之间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使社会经济世界本身是开放的和变动不居的，这使数学演绎主义方法能够发挥作用所要求的封闭条件下严格的事件规则性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的、制度的、历史的和解释学方法应当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三）从均衡分析到演化分析均衡结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硬核之一，自瓦尔拉斯开始己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体系，仍然是当今许多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众所周知，均衡分析是借助于牛顿的经典力学的概念,原意是指经济中的各种力量的平衡所形成的经济事务的相对静止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系统总是趋向于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而均衡之外的经济运行则被视为偶尔的和暂时的现象，被排斥与分析之外。“经济学家探讨个人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个，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又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方法论谬误开始明显,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各个部分是不可迭加的。经济主体无法将单个现象从其所处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因此局部均衡分析和局部最优化行为难以解决问题。另外，经济系统是时间和空间的高度统一，时空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变化是常态，相对静杨立雄,《瑞典学派的经济分析方法》，载于《系统辩证学学报》,1999（7）。止只是一种短暂的极端现象，所以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难以\n把握动态系统的本质。并且由于时间与空间的攻读统一，不同事件或者不同的行为者一旦在时间轨迹上出现交错或滞后，会大大影响整个动态过程，导致均衡不能实现。最后，由于经济系统中的各个行为主体在认知能力、信息掌握能力和行为能力上的异质性,而基于“无差别”行为者分析的主流经济学，显然会出现严重偏差。由于现实世界本质是非线性的，所以造就了现实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复杂的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如果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完全真正意义上的理解现实的经济活动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试图打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产业竞争、市场过程、制度变迁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经济演化理论在非主流宏观经济领域异军突起。经济演化理论起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该理论借用进化论的概念,提出了自然选择的经济思想，并强调以生物进化论原理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演化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人具有有限理性,信息是连续分散的，它把经济的演化过程看成是一个自行选择的学习过程,注重对惯例搜寻和选择环境的考察，侧重分析结果不确定性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演化是非线性的、远离均衡状态，拥有多种选择的方向；惯性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尼尔森和温特合作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一书中，“运用了其再产业经济学方面的丰富的理论和经验知识对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经验和实际的局限性方面提出了挑战，具体体现在他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定的反对，他拒绝经济行为人在最优化意义上的理性假定，用演化的不停止变迁代替最优化和均衡等新古典的\n一些核心假定，并关注学习的复杂过程和知识的代际转换：同时尼尔森和温特还发展了一个可选择的用于分析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的理论框架，用一个演化模型代替最优化模式”。总之，基于演化经济理论建立起来的模型抛弃了利润最大化假设，充分考虑了微观个体的差异性、技术创新中技术的多样性和创新过程的路径依赖性，从而更好地把握了经济系统的运行机理和演化过程,更加符合现实经济。三、非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内容上的贡献（一）制度由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的转变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1中，我们可以了解，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被归结为两个要素的投入:一是资本,二是劳动力。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就要加大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或者提高资本和劳动力的质量，从而提高这两个要素的效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学家都是用这个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的。而对于技术、制度等其他变量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甚至是忽略不计。然而，当经济学家用这种视角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产生了当时主导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著名命题：“贫困的恶性循环”2。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影响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但是效果并不理想3。所以，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资本投入十分重要,但它毕竟只是个次要问题。因为，经济发展如果依赖的是一个有效的制度，资本就容易获得;反之，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不仅不\n能形成资本，而且已经得到的资本也不会用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被白白地浪费掉。把制度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新制度经济学对主流经济理论的一场革命。新制度经济学家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就是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制度至关重要。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威廉姆森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因素，不同制度下的绩效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技术本质，而且还在于管理方式结构，后者带来不同的经济类型中信息传递、激励和分权控制的区别”。诺斯在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重新的考察的基础上，批驳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的传统观点。认为产业革命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使其结果，真正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因此，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基本公式:Gy二aGl+(l—a)Gk,其中G丫表示收入增长率,G1表示劳动力增长率,Gk表示资本增长率。所谓“贫困的恶性循环,，是指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取决于投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困，居民没有储蓄能力，不能形成一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足够的资本。简言之，投资不足导致经济发展迟缓,而经济发展迟缓又引起储蓄不足。出现的不良后果,具体表现为：一是大量外债，清偿困难。例如,80年代的墨西哥，由于无力支付到期的195亿美元，引发了世界性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二是发达国家政府、世界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援助提供资本帮组,但是效果不同。以斯里兰卡和韩国为例，在接受外援之前，韩国的人均GDP不到斯里兰卡人均GoP的82%,\n但在接受外国援助后，到了1983年，韩国的人均G。尸已超过斯里兰卡600%以上。经济理论的三大传统柱石是天赋要素、技术和偏好。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长的关键。缪尔达尔在研究美国黑人经济和南亚印度经济时，他开始相信完全依靠主流经济学的纯经济理论不能清晰地指出美国黑人和印度所处的经济环境，必须在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加入价值判断，缪尔达尔坚持认为“价值观的建设应由正在研究之下的文化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的尺度来衡量”1。他认为，“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与社会发展不相称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解决办法只有改革束缚经济发展的制度。他揭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贫富收入不均和经济停滞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的制度根源，认为只有进行农村土地制度创新，才能从恶性循环转向良性循环”2。越来越多的新兴工业国家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人们意识到,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没有涉及经济发展问题中重要的、真正具有本质的方面，特别是没有涉及实现自由、经济繁荣和安全的制度发展。而当人们在分析东亚国家与非洲经济的增长经历何以如此大相径庭时，制度的关键作用使确凿无疑的。尤其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以来，对制度的研究确实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回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1974年的哈耶克和缪尔达尔、1986年的布坎南.1991年的科斯.1993年的诺斯，一直到2010年的威廉姆森,我们看到了制度经济学己经得到了广泛认同。这正是因为制度带给整个经济的突破，才会有制度经济学今天的地位。（二）从“庸俗”企业理论到现代企业理论\n1.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的本质与边界新古典企业理论“是在假设企业和市场都事先给定的条件下,如何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经济理论，因此，本质上是一种“庸俗的”生产理论。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是以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的身份存在的，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企业拥有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完全信息，可以根据市场传递的价格信号及时调整生产要素的技术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新古典经济学的领域内，企业4纯粹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转换器。严格意义上，由于新古典经济学视企业为“自然存在之物”，因而它仅仅解释了企业本质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企业是什么，而没有回答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的问题。4根据马歇尔“四位一体”的要素理论,企业可以描述为利用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生产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函数。由于存在充分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也完全取决于要素市场的价格水平。因而，给定技术水平，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被简化为根据要素边际产品价值（vMP）等于要素价格的原则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更多地从技术和要素不可分性的角度阐述企业规模（边界）的决定。由于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生产技术转换器，因而企业的规模也唯一取决于生产的技术水平,企业的最有规模将由长期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决定。企业存在适度规模是因为长期内存在规模经济作用原理。当企业规模较小时，由于专业化分工、技术不可分性等因素导致的规模报\n酬递增会诱致企业规模的扩大。但是，当企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由于信息费用、管理层级增加等因素会导致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可见，服从于对“利润最大化”目标额追求的企业，为了最小化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应该选择适度的生产规模。2.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的本质和边界一科斯的观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由于将企业设定为一个反映投入产出关系的生产函数，而生产的技术水平又是外生给定的，并且舍弃了对企业存在和企业内部组织问题的研究，所以，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准确说是厂商理论）被冠以“黑箱论”的称谓。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本质》一文,沿用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替代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新古典范式中那些“脱离实际”的假设条件的修正，将对企业问题的分析牢固简历在个体主体方法论的基础上，打开了现代企业理论的“黑匣子”。科斯从经济协调和资源配置角度分析企业的本质，认为企业与市场一样，是作为经济协调工具和资源配置方式而存在的。企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存在的原因在于市场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是存在交易费用的，其中最明显的交易费用就是发现相关价格的耗费1。在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由一个权威（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较少交易费用2,是在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存在较高交易费用时对价格机制的替代。科斯具体分析了随着所配置资源数量的增加，企业组织成本\n上升，导致企业工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下息。但科斯认为即使存在买卖信息的专业人士，经济主体可以免费获得与其经济行为相关的所有价格信也只能减少这类成本，而不可能消除。除此之外，交易费用还包括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科斯从三个方面分析了企业相对于市场（价格机制）具有成本优势：一是因为企业的存在减少签约的数量。因为企业的存在,某一生产要素可以充当中心签约人，由这个中心签约人米与共他安系金钊一尔判夫约，从而将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多边签约关系转变为要素所有者与中心签约人之间的双边签约关系，减少了签约数量。二是企业可以以低于它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三是企业契约关系的特性在于，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签约获得一定的报酬并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企业家在限定的范围内，利用权力在不确定性环境中将生产要素配置到“最优”的用途。不能无限扩张的原因：一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函数存在的收益递减规律会导致在企业内部追加单位交易的成本上升;二是当组织的交易增加时，或许企业家不能成功地将生产要素运用在它们价值最大的地方，即不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利用；三是一种或多种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可能会上升，因为小企业拥有大企业不具备的“其他优势”，从而导致需要对大企业的企业家提供更多的报酬，以弥补其丧失经营小企业机会的非货币性收益。基于上述分析，科斯认为企业只会扩张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等于在另一个企业组织中的组织成本。（三）从理性“经济人”到“社会人”\n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哪里，“经济人”不仅是解释人类经济行为的一把钥匙,也是庞大经济学体系的重心和支点。“经济人”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其基本含义是每一个经济行为者都是理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凭借“经济人”假设,主流经济学不仅可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可以解释人们的政治行为和道德行为；不仅可以解释人们的家庭行为和犯罪行为；不仅可以解释技术创新与变革，而且可以解释制度创新与改革等等。然而这种确定性的、简化的人性假说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是站不住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不仅赞同制度、习惯、规则和惯例对经济行为者的影响，而且认为个人的偏好是可以改变的，经济行为者受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从属的社会关系的影响是基础性的。由于主流经济学“经济人”超理性以及于任何组织和团体之外的绝对独立引起了非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质疑和严厉批评，并由此出现了不同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对“经济人”在不同角度的重新定义。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们并不具备完备公理性，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人们对各种风险结果选择遵循的是特殊的心理过程和规律，而不是预期效用理论假设的各种偏好公理。这意味着，人类认知不仅是主观的、不完全的、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其获取、加工、处理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们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和偏好的内生性，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这种对人的基本假定构成了其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硬核。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从单纯的资\n源配置问题转向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出了“个人选择的社会性”，这一概念与“经济人”的“个人性”截然对立。“个人选择的社会性”主张用“社会文化人”取代“经济人”，并进一步指出了社会因素、历史和政治因素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强调采取制度、结构分析方法来说明社会的变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认为，“人的理性是要建立在本身的认知过程上的，人的学习决策对人的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人在其一生中的经验产品，而且还包括那些沉淀于文化中的经验积累，不断累计起来的经验知识又被植入个人的学习中，成为路径依赖”。换句话说，历史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等知识都会向个人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对损益的判断、左右他们的决策，使他们看问题有失客观公正，从而行为变得非理性。1998年诺贝尔获得主阿玛蒂亚•森认为，“现代经济学把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的看法狭隘化了，从而铸就了当代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造成的”，他指出了经济学与伦理学同源的思想，认为要把经济学放归回“关注真实的人”。从伦理经济学的角度，森认为在强调人的自利和追求最大化目标的行为模式下，还应该同时强调人类行为动机具有多样性，应加入伦理道德的内容,使理性模型更加逼近真实的经济实际。在现代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经济活动中，伦理道德的作用己经引起了人们日益广泛的关注和思考。例如在日本,人们的责任感、忠诚和友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n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这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事实上，人与物得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有鉴于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应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以此来丰富对人的实际行为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解释特定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同时，经济分析中的人也就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这样才能突破经济学的功力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问题。（四）从完全信息到不对称信息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在既定约束条件下按照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即使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市场中每个变量的概率分布对经济主体来说都是己知的。即消费者在每个时点上都了解市场各种商品的全部可能价格以及他自己的偏好、存货，并且能够在个人的环境状态（偏好和资本）和市场价格基础上计算出超额需求。同样，厂商知道生产要素、价格与投入产出之间各种形式的可能组合配置。这样，他们在任何时点都能了解市场各种商品的供求状态，于是，市场出现均衡价格。显然，一般均衡体系是以环境状态中存在完全信息，以及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需求为条件建立起来的。完全信息需求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和理想的信息需求，这\n种信息需求的本质上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即便从信息需求角度看,一般均衡体系也是一个极为典型的理想化均衡模型。在哈耶克看来，“信息分散论是市场机制理论的重要基础，能够解释市场机制的优越性"。他认为，只有个人分散制定计划属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这主要源于他本人独特的方法论:第一，人类社会中的知识并非总尽善尽美；第二，任何经济活动的成本都带有主观性质。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市场经济中，知识具有分散、片面等特点。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市场才得以发挥功能。“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对周围环境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从来就没有一个集中的或者整体的形式，而只是一些零散的、不全面的信息一这些信息还经常相互抵触一分别掌握在单独的个人手中。”上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主要的目标是设计获取信息或提供激励以防止无效率的社会后果的机制。然而哈耶克却从有限理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市场存在的知识都是分散的、零碎的，往往难以传递，从而拒绝了新古典的假设前提。信息经济学认为，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影响社会的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并且提出了种种解决的办法。但是，可以看出，信息经济学是基于对现有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对于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还处于尝试性的研究之中。詹姆斯•莫里斯和乔治•阿克洛夫,打破自由市场在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假设，因为不对称信息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信息经济学的价值不在于揭示了信息不对称，而在于说明了信息和资本、土地一样，是一种需要进行经济核算的生产要素。在\n商品经济中，信息主要反映在价格上，价格信息是经济信息的中心,其他信息都是为价格信息服务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用价格信号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实际上是人们围绕价格进行资源博弈的过程，对任何一种资源的优先占有都可以在博弈中获得相关的利益，信息也是这样。在现实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如此普遍，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影响了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造成占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在交易中获取太多的剩余，出现因信息力量对比过于悬殊导致利益分配结构严重失衡的情况。因此,纠正以上问题，减少信息暴利及维护资源分配的效率及相对公平应该成为信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从以往单纯的研究劳动、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到把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通过新制度经济学的发扬光大，全世界的经济体都从制度经济学那里得到了帮助。正如诺斯所言，“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中，凭借着完全理性、均衡分析来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进行研究，然而完备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经济的复杂状况。尤其近几十年的经济波动频繁,完美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不能解释现实经济的突发状况。但是，发展中的非主流经济学通过非理性决策、演化的、非均衡理论对现实经济进行了真实的剖析。行为经济学强调个体行为的非理性决策，是向传统主流经济基础之一的经验规则有效性提出了非常严肃的质疑。在今后的个体化经济中，行为决策将不可避免地取代理性决策。演化经济学把经济\n看成一个演化的复杂系统，该系统呈开放状体，系统演化的结果难以预测。它借鉴了生物学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利用它们解决经济系统存在的重要难题，这样的交叉研究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组织行为、经济系统等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人”到“社会人"，非主流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重要研究对象一经济行为人进行了充实，从单纯的、理性的、利己的“经济人”到复杂的、不完全理性的、利他的“社会人”的转变，可以更好的理解现实经济活动。通过本章内容的分析，我们能够了解到非主流经济学对于整个现代经济学的贡献颇多，不仅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贡献,还有研究对象上的贡献。现代经济学在多流派林立下，实现了流派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促进了整个现代经济学的快速发展。第四章从非主流经济学的变迁看现代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固有缺陷使其难以通过局部的修补加以解决，经济社会的复杂性和主流经济学简单的假定之间的矛盾势必引起主流经济学这种简单的还原论和决定论的理论体系淘汰。通过笔者在上文中的分析，了解到非主流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批判者似乎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了解经济、社会现象。由此，通过非主流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分析,可以看出：现代经济学未来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性，即研究内容的碎片化和演化经济学的趋向性。—、趋势一:碎片化,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了解到西方非主流经济学不同流派分别挑战了主流经济学的不同领域。比如，主流经济假定个人偏好是外生给定不变的（理性、自私、贪婪的），现实中却经常发现广告的\n劝说艺术、消费者的忠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他主义、金融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等等，由此发展出了经济心理学的新领域。与此对应的则是女性主义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的兴起和独特贡献;主流经济学假定技术是给定的,但是建立在生产函数基础上的增长理论无法解释硅谷奇迹和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快速成长，这就为新熊彼特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主流经济学假定资源是给定的，资源创造并不是其关注对象,但资源经济学和系统动力学却把资源的创造作为其出发点；主流经济学认为制度、组织等并不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制度经济学在这些领域作出了激动人心的成绩；主流经济学不考虑历史事件和不确定问题,或者把它简化为逻辑事件和风险时间，奥地利学派和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在非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进攻下，主流经济学在各个领域均告以失败。从整个经济学科来看,主流经济学被击溃的七零八落，而非主流经济学也不存在统一的研究纲领和方法。从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即有以全球为考察对象的生态经济学、以个人为考察对象的人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等,也有以技术为考察对象的新熊彼特经济学，以制度和体制为考察对象的制度经济学等等。所以，未来的经济学很有可能像现在的社会学那样，按照特点研究对象来界定特点的学科，采取特定的研究方法,不同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纲领和方法。二、趋势二:演化经济学\n演化的思想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但发展的道路却是曲折的。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演化的思想就有萌芽,并且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建立之初一直到20世纪初期，使用生物学思想的演化就非常流行。然而到了20世纪20年达以后，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思想被法西斯的种族主义所利用，使之声名狼藉。经济学领域的演化思想也因此受到牵连，进入了沉寂时期。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正式兴起。奥地利、制度主义和熊彼特的演化思想得到复兴并进一步地发展，形成了演化经济学三大经典学派。此外，随着数学方法和物理学方法对经济学影响的日益深入，还形成了以数理方法为手段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流派，即演化博弈学派和复杂性经济学派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自此以后，演化经济学得到了大大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界产生量重大的影响，在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中也得到广泛的应用。通过上文中分析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和修正，我们也许可以看出未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态势：第一，逐步放弃以往完全依赖的数学模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化、物理化，缺乏对现实世界的分析和研究，越来越在现实面前无力。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迅速扩展到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有非常巨大的撞击，即使到今时今日，全球经济依旧在恢复中。次贷危机的爆发又一次冲击了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过度依赖脱离现实经济的完美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们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这种完美的数学模型的弊端。华尔街金融精英们滥用数学模型以及数学推理、过度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炼金术，破产，他们背后的启示和教训恰恰说明：脱离经济生活实质的、\n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根本无法揭示人性根本的贪婪。而这些恰恰和演化经济学的特征一强调惯例、新奇创新和对创新的模仿在经济演化中的作用相吻合，不再单纯的依靠数学建模来研究经济现象,而是把创新作为在经济研究中的核心内容。这是完全符合演化经济学思想的。第二，抛弃完全理性假说，走向非完全理性假说。在主流经济学中，完全理性假定和最优行为模式表现为主体能够对外来的一切变化作出最优的反映。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仅不具备完全理性,也不能完美预测到事情发生的结果。由于人的精力有限性以及生命的有限性，他并不会具备完备的知识，并且还要受到现实社会中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最终会导致偏离最初的美好假定。非主流经济学家们一直对完全理性学说进行抨击，最著名的是西蒙的“有限理性”和以卡尼曼为代表的行为经济学关于非理性心理活动因素对人的决策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理论。也就是强调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对经济人和经济现象产生影响。第三,反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认为均衡完全不能用来描述真正的经济现象和经济变迁。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变迁时历时演化、不断变化，既没有均衡状态，也不存在从一个均衡点到另一个均衡点的移动这种虚构出来的“动态”。因此，各非主流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经济是演化的，即持有经济演化观，主张采用演化而非均衡的分析框架。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再一次印证了演化经济学的又一特征一用动态的、演化的方法看待经济发展过程、看待经济变迁和技术变迁。第四，历史的重要性。强调历史重要，就是突岀了时间对社会\n经济系统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突出了经济过程具有的路径依赖、不确定性和时间不可逆等重要个特征。时间不可逆与“滞后”概念关系密切相关，它意味着经济系统的这样一种重要特征:系统如果发生了变化，即使导致这种变化的力量己经消失,系统也不会回到最初状态。然而演化经济学也同样强调时间、历史等在经济演化中的地位，认为经济演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以上这些非主流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思想再次证实演化经济学己经重新回来并且对经济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不同演化经济学流派之间交互式的综合也许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有可能导致重大的理论创新，创造出一种新型、统一的经济学研究纲领，成为未来经济学新的主导范式。三、趋势三：多元化，多元化与碎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虽然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纲领和研究方法，但不同学派在研究范围上互有交叉。这些学派可以针对同一经济问题提出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和政策分析,其有效性由市场加以检验。比如,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存在着以希克斯、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和以琼•罗宾逊、戴维斯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多元主义是众多非主流经济学家最初和最激烈的呼吁，也是为非主流经济学提供合法地位的主要依据。经济世界是比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更为复杂的研究对象，再加上认知局限和分析工具的医乏，每一种理论都可能只是据实陈述和有效解释了经济世界\n中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每种理论也可能只是从某种带有偏见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因此，任何一种理论或学派都不能声称对任何的经济问题拥有最终的和唯一正确的解答。多元化是经济理论进步的动力。如果多元化和多元主义消失,那么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就是片面的,创新和进步也可能会减缓。经济学多元主义既非空穴来风,也非来自于一些学者对于主流经济学现状的不满。当代经济学方法论新进展和经济研究函须的现实主义精神催生了经济学多元主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逻辑实证主义的缺陷和证伪主义运用范围的有限性使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方法论危机，而与此同时，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引起了学者们得广泛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对发展、公正、安全和环境等问题的高度关注进一步推动了人们以现实主义精神反思主流经济学的“我向思考'，，于是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思想，如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经济学等，再次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经济学多元主义已经获得了纯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