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派介绍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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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派介绍大全》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边际效用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弗莱堡学派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供给学派古典经济学派官房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功利主义货币学派哈佛学派海派经济学经济历史学派剑桥学派激进经济学派经济浪漫主义学派经济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洛桑学派伦敦学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李嘉图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瑞典学派数理经济学派新制度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剑桥学派新自由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新历史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制度学派重农学派重商主义\n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自由主义成本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产生背景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队伍中迅速传播，而为资本家辩护的种种经济学说，诸如成本论、效用论、节欲论等等都纷纷破产。奥地利学派以主观唯心精神来“改造”传统经济学以便对付马克思主义的意图，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　　主要代表作：　　　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维塞尔的《自然价值》（1889），柏姆－巴维克《资本与资本利息》中的第一卷《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1884）、第二卷《资本实证论》（1889）。此外，柏姆－巴维克的《马克思体系的终结》（1896）也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内容　　奥地利经济学派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否定抽象演绎的方法，以及否定理论经济学和一般规律的错误态度，也反对英国古典学派及其庸俗追随者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特别是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它认为社会是个人的集合，个人的经济活动是国民经济的缩影。通过对个人经济活动的演绎、推理就足以说明错综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　　奥地利经济学派把社会现实关系中的“经济人”，抽象还原为追求消费欲望之满足的孤立个人；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改变为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研究消费者对消费品的主观评价，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主观主义的个人消费心理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主观价值论，即边际效用价值论。与萨伊等人的“效用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一件东西要有价值，除有效用之外，还必须“稀少”，即数量有限。以致它的得、失成为物主快乐或痛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例如一杯水对井边的人而言，倒掉也毫不在乎，这时，这杯水只有效用而无价值；但对沙漠旅行者而言，水壶中剩下的最后一杯水，有了它如获甘泉玉器，没有它则不胜口渴的痛苦，于是这杯水就产生了价值。奥地利学派承认这是主观价值，并认为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就应该只指这种主观价值，市场价格无非是根据这种主观价值所作的估价而形成的。\n　　奥地利经济学派有各不相同的分配理论，门格尔认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是它们各自提供的效用的报酬；维塞尔则把它们当作补全财贷价值中各个组成要素的价值“归属”问题；柏姆·巴维克则以现在财货的边际效用估价高于未来财货的“时差利息论”解释之。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分配论，是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针锋相对的。它的主要论点有：价值是主观的，是物对人的欲望满足的重要性；价值的成因是效用加稀少性；价值量的大小也只取决于边际效用的大小，与社会必要劳动无关；价值产生于消费领域，不是生产资料将其价值转移予其产品，相反是产品价值赋予其生产资料以价值；资本和土地的收入，或是各自提供效用的报酬，或是产生于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的不同估价，与剥削劳动毫不相干。总之，奥地利学派全部抹煞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新奥地利经济学派　　二十世纪30年代以后，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一些奥地利经济学家继承了奥地利学派的传统理论并作了一些补充。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推祟自由主义，崇拜市场自发势力而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通常称之为新奥地利经济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塞斯、哈耶克、梅耶、斯特里格、哈伯勒、摩尔根斯坦等。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活动中心最初设在维也纳大学，故此得名。新奥地利学派的主要观点　　新奥地利学派继承了旧奥地利学派的传统，致力于经济行为、资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其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行为理论。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古典的价值理论过于狭窄，因为它们只注意对利润的分析。因此，主张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理论改造成行为选择理论，使经济学变成一门行为科学。那么经济学就要研究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它的陈述和命题是演绎形式的，不依赖于实践的和历史的理论。在经济当事人的经济行为中，对策是一般的行为方式，赢者获得利润，输者陷于贫困。一个人在博弈中得到的好处等于他人的损失。这一理论对于解释寡头垄断者的行为有一定的帮助。(2)效用理论。　　在行为理论的指导下，新奥地利学派试图修补奥地利学派的基数效用论。承认效用是不能衡量的，然后利用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来解释效用。他们认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的满足，其目的的实现是通过交换来进行的。交换就是以比较不满足的状态去换取较满足的状态，为了得到前者就必须放弃后者，如果交换的结果是前者大于后者，那么经济当事人便在交换中获得好处。当经济当事人停止这种交换时，经济当事人的效用满足便达到了最优。(3)货币经济周期理论。\n　　新奥地利学派认为经济周期是货币因素引起的。在货币经济中，由于银行系统可以自行创造出流通手段，从而可能引起货币的紧缩和膨胀。另外，在生产部门，资本化的生产方法是普遍的形式，即大部分原始的生产资料(劳动和土地)不是用来直接生产消费品，而是用来生产未来消费品。采用这种生产方法的目的是为了用同量的原始生产资料获得更多的消费品。如果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需求总量相对于消费品的需求总量增加时，就会发生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向资本化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的过渡；如果前者相对于后者减少，就会发生向资本化程度较低的生产方法的过渡。由于货币经济中，以货币表示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相对需求总量受到信用扩张和收缩的影响而时常变动，这样就会导致经济体系的不平衡，甚至引起经济危机。　　可见，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货币的扩张和收缩。据此，新奥地利学派主张，保持货币中性，就是使货币对价格形成和资本化程度不发生影响。(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奥地利学派竭力维护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该学派认为，当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所造成的。根据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国家利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会导致经济周期。同时，由于政府的货币垄断权的存在，私人部门自由活动的条件受到限制，从而妨碍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使得市场信号不能传到消费者那里，形成失业。既然通货膨胀和失业都是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权来干预经济的结果，所以医治滞涨的手段就是要放弃国家的货币发行权，恢复自由银行制度。(5)反对社会主义。　　新奥地利学派否定社会主义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并认为计划经济是对人性的奴役。在他们看来，合理的资源配置必须建立在合理的经济行为之上，而合理的经济行为又以合理的价格和成本的计算为依据。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要素由国家所控制，没有要素市场，也就没有价格。没有价格的机制不可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另外，由于社会主义的企业没有利润的动机，有的只是官僚控制，结果必然是资源的浪费。因此，社会主义被合理经济制度所抛弃。　　奥地利经济学派是近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边际效用学派中最主要的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其创始人门格尔和继承者维塞尔、柏姆·巴维克都是奥地利人，都是维也纳大学教授，都用边际效用的个人消费心理来建立其理论体系，所以也被称为维也纳学派或心理学派。边际效用学派　　边际效用学派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边际效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边际效用学派是在19世纪70年代初，作为传统经济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它的奠基者是三位几乎同时各自独立提出主观价值论的经济学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n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尽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亦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1884年，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称为“边际效用”。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边际效用学派的发展　　边际效用学派在十九世纪80～90年代得到很大发展。一方面，边际效用价值论本身愈益完备和系统化；另一方面，边际效用原理又被扩大和引伸到分配领域，实现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普遍化。　　就研究方法而论，逐渐形成两大支流，一支着重以心理分析方法建立理论体系，另一支则强调运用数学方法进行表述和论证。前者以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的继承人维塞尔和柏姆·巴维克，以及美国的克拉克为代表，后者以瑞士洛桑学派奠基人瓦尔拉斯，及其直接继承者帕累托为代表。　　边际效用学派在方法论上以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相标榜，主张抽象演绎法。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归结为人的无限欲望和数量有限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　　他们把社会看作个人的机械总和，认为孤独的个体经济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的缩影。他们又认为个人的欲望决定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而个人行为的最高原则是追求最大限度效用，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欲望满足。　　这样，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体为追求个人欲望满足，而适当地处理同周围有限资源的关系时的主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心理活动所支配的行为，就成为该学派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学论证的依据和典型模式。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主张　　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基础是边际效用价值论。依照这个理论，商品价值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表示人对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的感觉和评价；价值来源于效用，又以物品稀缺性为条件；价值尺度是边际效用；不能直接满足人的欲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由其参与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决定；物品市场价格是买卖双方对物品效用主观评价、彼此均衡的结果，如果其他商品价格不变，则某一商品的价格只由该商品供求双方的主观评价来调节，并由能使供求达于均衡的边际评价来决定；如果考察所有商品在相互影响和制约条件下的价格决定，则各商品的价格之比应等于他们的边际效用之比。　　边际效用价值论起初被用来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n，以后被用来对抗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根本谬误在于，企图切断商品价值同劳动的联系，把价值归结为一种没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主观的永恒范畴，为进一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　　边际效用学派的几种主要的分配理论，虽然都以主观价值论为基础，但其分析的前提条件和具体论证又各不相同。边际效用学派的影响　　边际效用学派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边际效用论和边际生产力论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的理论支柱之一，又是现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凯恩斯完全接受了包括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在内的边际原理和方法，将它推广应用于分析宏观经济范畴，从而使边际原理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工具之一。　　由杰文斯和洛桑学派倡导的数学分析方法，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计量学中被大大地发展了。近些年来，边际效用学派的理论原理、分析方法和以自由竞争为中心内容的政策主张，在所谓现代新古典学派，包括后凯恩斯主义两大支派之一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派的代表著作中都受到重视和宣扬，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论和分配论的重要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方法也受到后凯恩斯主义另一支派，即英国新剑桥学派的猛烈抨击。双方围绕“资本问题”展开的论战，是后凯恩斯学派中“两个剑桥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美国的一些所谓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对“边际生产力论”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成本学派成本学派概述　　成本学派又称最小费用区位论，是最早的区位论流派。　　最早的成本学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龙赫德，其主要贡献是提出“区位三角形”的概念。　　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是把最低费用区位理论发展成为系统学说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决定工业区位的因子有三个，即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和聚集，合理的工业区位应位于三个指向总费用最小的地方。　　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Weber)之后，许多学者对其理论给予具体的应用，较著名的有德国学者高兹（E.A.Kautz）的海港区位论和埃德加·M.胡佛（EdgarM.Hoover）的转运点区位论。埃德加·M.胡佛（EdgarM.Hoover）认为，运输成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线路运营费用，二是装卸费用。前者是距离的函数，随距离的增长而增加；后者则相对固定，并被分摊到运输费用。若原料和市场之间无直达运输，必须通过转运，则转运点成为合理区位。成本学派理论　　1958年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ModiglianandMille，1958）提出了“MM”理论，认为在完善的市场中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Hamada（1969）和Stigliz（1969）分别运用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一般均衡理论对ＭＭ定理做出了严格的再证明。Modiglian和Miller（1963）发现，企业的市场价值与期望税后报酬成比例的假设并不成立，于是他们提出加入了公司所得税的修正“MM”理论。\n　　修正后的MM理论对税的考虑过于简化，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导致了税差学派的形成。Farrar和Selwyn（1967）根据美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三个因素组合的四种情形，分析了税收制度的影响。Stapleton（1972）认为，正是由于税收差异，才最有可能使得资本成本成为财务政策的函数。Miller（1977）系统地阐述了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资本结构模型，DeAngelo和Masulis（1980）重新对Miller模型给出了证明。　　成本学派主要从利用财务杠杆所导致的破产成本出发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该学派按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划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Baxter（1976）指出，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大破产的可能性，而破产成本的存在又会减少企业的总价值。而“经验派”的Warner（1977）通过经验研究指出，铁路企业破产过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产成本发生；破产的预期成本对确定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Altman（1984）致力于破产成本的估计与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产成本的计量。　　权衡理论综合了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债务的纳税优势和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权衡理论的思想；Scott（1976）更简洁地证明了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惟一最优的资本结构”。　　Jensen和Meckling（1976）将资本结构问题转换为所有权结构问题，引入了包括监督成本、约束成本和剩余损失在内的代理成本概念，指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应该是在给定的内部资本水平下，能够使代理成本最小的债务权益比率，从而发展了代理成本理论。　　财务契约理论的主要代表Smith和Warner（1977）认为，通过财务契约来控制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冲突，能够提高企业的总价值。Townsend（1978）运用“成本状态验证法”(CSV)推出了一个综合的契约理论，Diamond（1984）认为债务是企业家与放款人之间的最优契约，Gale和Hellwing（1985）论证了一个最优的激励相容的债务契约就是标准的债务契约。　　信号显示(signaling)模型探讨在不对称信息下企业如何通过适当的方法向市场传递有关企业价值的信号，以此来影响投资者的决策。Ross（1977）提出了“激励—信号显示”模型。Leland和Pyle（1977）指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进行投资的意愿本身就可以作为表示一个投资项目质量的信号。　　啄食顺序(peckingorder)是指企业在利用不同筹资渠道时的倾向性优先顺序。Myers(1984)引入了不对称信息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解释了企业“偏好内部筹资，如果需要外部筹资则偏好债务筹资”的问题。Myers＆Majluf（1984）运用一个模型说明关于企业价值的不对称信息比关于风险的不对称信息更重要地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根据企业生产的最低成本，确立企业的最优区位。\n　　成本学派理论的特点：　　第一，企业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最小费用，即最小费用点就是最佳区位点；　　第二，假设在某特定地点需求给定，且它对企业区位选择无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的作用。成本学派的分支　　1、破产成本学派　　破产成本学派主要从利用财务杠杆所导致的破产成本出发研究资本结构问题，该学派按研究内容的着重点划分为“学院派”和“经验派”。Baxter（1976）指出，财务杠杆的提高会加大破产的可能性，而破产成本的存在又会减少企业的总价值。而“经验派”的Warner（1977）通过经验研究指出，铁路企业破产过程中有1%左右的直接破产成本发生；破产的预期成本对确定资本结构具有重要意义。Altman（1984）致力于破产成本的估计与衡量，分析了非直接破产成本的计量。　　权衡理论综合了税差学派和破产成本学派的观点，认为企业最优资本结构就是在债务的纳税优势和破产成本现值之间的权衡。Robichek和Myers（1966）清楚地表述了权衡理论的思想；Scott（1976）更简洁地证明了在两个充分必要条件下，企业存在“一个惟一最优的资本结构”。　　2、交易成本学派　　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下，价格机能可使资源达到最适配置。新古典经济学则将厂商视为一生产函数。交易成本理论属於新制度经济学，其基本观念来自Coase(1937)所写的"TheNatureoftheFirm"，他不同於过去经济学家以生产函数来解释厂商(firm)的行为，而是认为厂商与市场是两种相对的治理方式，采取不同治理方式的原因取决於哪一种方式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Coase认交易成本理论之回顾与前瞻为在一个专业分工与交换的经济体制下，价格运作会产生事前成本(如搜寻资讯，契约协商和签订之成本)和事后成本(监督契约执行之成本)，这些统称为交易成本。　　Williamson(1975，1985)以Coase的观点为基础，并综合组织理论，策略理论，商业史等，将交易成本发扬光大，成为管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他扩大Coase的最初架构，提出交易成本包括管理关系的直接成本和作次级治理决策的可能机会成本。其分析逻辑为市场与厂商是完成交易的机制，选择哪一种治理模式视交易特性和模式效率而定。当适应，绩效评估和防卫成本不存在或很低，则经济行为人将偏好市场治理。若这些成本高於市场生产成本利益，厂商将偏好内部组织。厂商存在的理由为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是由交易特性(不确定性，资产专属性，交易频率)与行为假设(有限理性，投机主义，风险中立)所造成。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TheGermanHistoricalSchool）\n德国历史学派的概述　　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在德国出现的庸俗经济学流派。它强调经济发展的历史性和国民经济的有机体现，代表德国产业资本的利益，对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为F·李斯特。此后W.罗雪尔将以F.K.von萨维尼（1779～1861）为代表的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应用到经济学方面，奠定了这一学派的基础。继之有B·希尔德布兰德（1812～1878）和K.G.A.克尼斯（1821～1898），形成了旧历史学派。1870年后，由于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在旧历史学派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G.von施穆勒为首的新历史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L.布伦塔诺（1844～1931）和A.瓦格纳（1835～1917）。20世纪初期从内部批判历史学派，并促进历史学派的解体的主要人物有M·韦贝尔（1864～1920）和W·桑巴特。　　19世纪前半叶，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A.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代表了英国产业资本的利益，而德国还处在封建割据的农业国阶段，为了发展德国本国的工业，对来自英国的工业品，必须采取保护贸易政策，并在意识形态上对抗英国的斯密理论。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一书中指责英国古典经济学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是“世界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他的国民经济学则强调经济生活中的国民性和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他反对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的方法，而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在经济理论方面，李斯特提出发展国民生产力的理论，批判斯密的单纯“交换价值”的理论。在经济政策上则主张采取国民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李斯特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传统和基本特征。旧历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罗雪尔　　　旧历史学派的创始人。他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被称为“历史学派的宣言”。他提出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不是单纯的“货殖术”。他不主张树立什么经济理想，而主张研究国民经济的性质和需求、满足国民经济任务的法律措施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效果。他称这种方法是国民经济的历史的解剖学和生理学。他认为人类的经济动机，既有利己心，也有公德心。他尊重国民经济的自然法则，这和后来的克尼斯以及施穆勒等人有不同之处，但他本人对自然法则究竟是什么，也并不明确。他的主要著作《国民经济学体系》（5卷，1854～1894），成为德国大学的教科书和文官考试的参考书，广为普及，为德国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反对工人运动进行辩护。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的教授形态”。希尔德布兰德　　　1832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哲学、历史和语言学。1836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历史学讲师，1839年任教授，1841年转到马尔堡大学任国家学教授。\n1844～1845年任该校校长。1846年因在伦敦参加了德国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活动，被免去职务。在三月革命期中一度任议会议员，以后亡命瑞士在苏黎世等地大学任教。1862年和J.康拉德教授（1839～1915）一起创办《国民经济学与统计学年鉴》。他本是历史学家和统计学家，和罗雪尔一样也是从历史国家学的基础，进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但他未能完成他自己的在经济学方面独自的体系和方法。他平生关心国家的行政和政治，曾从事铁路建设事业，成立“储蓄银行”以及“寡妇年金金库”，设立统计局等。1848年他出版了《现在和将来的国民经济学》（第一卷），从对过去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的分析，开始研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学”，表明了他既不同于古典学派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立场。该书序言说要将经济学改造成为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使经济学对国民经济生活的认识，要采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他的1863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的当前任务》，叙述了他的方法。但是，他的历史语言学派和罗雪尔的历史法学派都是19世纪中叶反启蒙思想，反理性主义的反动思潮，它们强调民族固有的所谓“民族精神”。　　希尔德布兰德介绍过恩格斯和P.-J.蒲鲁东的学说，他认为妨害普鲁士德意志的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和发展的原因，以及福利的最大障碍，显然是由于“贫困”。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在于认识“国民生活的经济方面”来解决“贫困”问题。他提出经济发展阶段的过程是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他企图借“信用”来消除资本主义的统治和贫困，他把信用经济阶段理想化，看成为道德的平等的世界。他认为贫困者可以借助“信用”的力量而获得资本，从而解决贫困这个社会问题。克尼斯　　　克尼斯生于德意志黑森的马尔堡，曾学习神学和国家学。1846年任马尔堡大学讲师。1855年任弗赖堡大学国家学教授。1861～1865年在巴登国会任大学选举的议员。1865～1896年任海德堡大学教授，直至去世。他的主要著作有《历史方法观的政治经济学》（1853）。他批判斯密的理论是一种“世界主义”、“永恒主义”、“理论的绝对主义”，忽视了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差异。他称自己的经济学是“相对性原理”，也就是研究国民经济生活发展，是经济学的特殊课题。他不同意李斯特、罗雪尔和希尔德布兰德的历史发展阶段理论和假设，而强调必须通过类比，去探索国民经济现象的规律性。他反对用单一的公式来规定经济生活发展的因果关系，认为各国国民经济不存在共同的发展规律，而各自有它的特殊的具体的发展进程。他认为，这种经济学只与人类的或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某个时代有着有机的联系。它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特定的国家或民族等条件的制约下产生，同时又随它们的变化而变化。经济学要从历史的生活中探求其理论基础，它的结论只有用历史的方法来引导解决，经济学的一般规律，不外是历史表现的说明和真理进化的表现。经济学理论的“绝对主义”只能适用于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因为它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不能将某一时代的经济理论看作是完整无缺的，是最后的东西。\n　　他强调研究经济现象、经济生活必须与其他各种文化现象结合，而不能采取孤立的抽象法。他特别强调历史的统计的考察，主张归纳法才是经济学的方法。他认为经济学既不是精神科学，也不是自然科学，而是以第三种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克尼斯是路德派的新教徒，他的历史方法以精神因素为动力，有浓厚的宗教信仰。他是新历史学派伦理主义的先驱，其货币理论属于金属主义。　新历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资本壮大，日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没落，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缓和阶级矛盾，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1847～1930）等。瓦格纳　　　生于德国的埃朗根。1853～1857年在格丁根及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和国家学。1858年任维也纳商学院教授，1863年转任汉堡大学教授，1868年转弗赖堡大学、1870年转柏林大学任教授，讲授财政学、经济学和统计学。初期受英国古典学派影响，主张自由主义，以后参加了社会政策学会，支持O.von俾斯麦（1815～1898）的政策，并组织基督教社会党，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又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倡J.K.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1805～1875）和F.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他的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财政学体系中。在1872年出版的《租税纲领》中，他宣称其租税纲领是他整个社会改良纲领的最本质的实践纲领。他的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读本》（1876），《财政学》（1877～1901），《政治经济学原理》（1892～1894），《社会政策思潮与讲坛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1912）等。　　瓦格纳将国民经济划分为三类组织：①营利性经济组织;②慈善性经济组织;③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其中强制的共同经济组织位于个别经济组织之上，它必须保障历史所赋予国家的历史任务得以完成。他认为国家经费是生产性的，它将转移到国民每年生产的总值中。他提出累进税制，主张“国家经费膨胀的法则”。他强调国家救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支柱。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排除工人阶级的参加，主张“先上层，后下层”，认为工人阶级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受益者。他认为社会政策只不过是消除分配中的弊害。他不承认自己仅仅是“讲坛社会主义者”，而自认为是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的门徒，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布伦塔诺　　　一般称他为新历史学派左派或自由派。他曾就学于都柏林、慕尼黑、格丁根、海德堡和柏林大学。1871～1872年发表了《现代工会》。1872年参加筹备社会政策学会的成立，1872年任布雷斯劳大学副教授，1882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1889年转至莱比锡大学，1891年又转到慕尼黑大学任\n教授，讲授经济学、经济史及财政学，直至退休。他的主要著作还有《历史中的经济人》（1923）、《英国经济发展史》（3卷，1927～1929）、《劳动时间、工资与生产的关系》（1876）等。　　布伦塔诺的根本立场是主张工人阶级的团结自由。他承认劳动力在现代科学中是商品，有它的时代的特殊意义，工会的首要任务在于使工人从不幸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保障最低生活费用的工资水平。他反对“工资基金说”，认为工资的源泉不在于企业家的流动资本，而完全在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他认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绝不影响工效，反而可以促进企业家采用机器，工资最高的工人反而会成为最廉价的工人。他反对政府的强制保险，主张工人自己管理失业保险。在农业和商业政策方面，他主张自由主义，土地可以自由处理。他和瓦格纳不同，他主张由下而上地推动社会改良。　　布伦塔诺认为工会的要求构成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他不反对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社会获得了进步，市民获得了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的人身自由，有了人格的尊严和保障。他虽然也承认劳动力作为商品的不利之处，不出卖则不能生存，但是他主张工会的任务在于使“劳动力”这种商品获得有利的出售条件。他没有提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主张工会是革命的团体，不提倡消灭阶级的剥削和差别，始终停留在“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始终没有摆脱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影响和从个人主义利己心出发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立场。施穆勒　　　新历史学派的典型代表，他和瓦格纳、布伦塔诺不同，要求中间阶层，即处于大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中小企业、中小商人、自耕农保持独立自主的稳定地位。施穆勒的“中派”或“保守派”的立场以及他的妥协折衷主义的性格，极为鲜明，最后终于投降到俾斯麦的反动统治的一边。他要维护的“中间阶层”，以后发展为由近代大工业的发达所产生的新型的熟练工人、经营辅助人员、经理及工头、职员、白领阶层、公务人员等，他认为要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稳定，必须维护这个中间阶层。他所主张的社会改良，主体力量是有机体的国家、道德的国家、“社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国王、有能力的公正的官吏，还有所谓“贫者之君王”。施穆勒始终一贯地“站在中间”，“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的社会改良的方法论。他和瓦格纳不同，瓦格纳站在封建容克与俾斯麦一边，与新兴产业资本家斗争，而施穆勒则与资本家妥协，忠于普鲁士王朝，对封建容克持批判态度。德国历史学派的解体及其影响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n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贝尔所提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认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弗莱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概述　　“二战”之后，世界经济有两个“奇迹”，就是日本和联邦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重新成为经济强国。这是耐人寻味的。这主要归功于：德国经济快速复苏的内在原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供应者——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又名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联邦德国弗莱堡大学为中心形成的主张“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流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　　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基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　　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n　　此学派反对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国家采取措施，实行自由竞争和价格自动恢复均衡的机制，政府的职能限于为企业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保障生产效率、自由和人类文明生活的理想体制。因其反对国家干预或过多干预经济，一般被视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右派”。　　代表人物主要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伯姆、汉斯·格罗斯曼、卢茨、艾哈德、罗布凯等。弗莱堡学派的定义特点　　联邦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以下特点：　　1、既反对经济上的放任自由，又主张国家要尽量少地干预而只给予必要的干预；　　2、既保障私人企业和私人财产的自由，又对资本的某些权利予以限制，让公众得到好处；　　3、实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亚当·斯密主张放任自流，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显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与两者即相似又有区别。这主要根源于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戈罗斯凯特勒给弗莱堡学派的理论以下的定义：　　“弗莱堡学派或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弗莱堡学派另一名称，‘奥尔多’是德文‘秩序’的音译）是一个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集团，重要的是这个集团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中心，研究应该如何安排一个运行的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问题。这个集团的特征是新自由主义的态度，并致力于形成一种构成一个整体而又由某些原则所指导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和法学意义上的奥尔多型思想引起的结果，是根据经济运行的要求为经济设计法律框架。”（戈罗斯凯特勒：《论经济秩序的设计：弗莱堡学派的贡献》）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弗莱堡学派的三个基本特征：　　1、这个学派的成员是以瓦尔特·欧肯和弗兰茨·伯姆为首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2、这个学派的研究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制度问题，即他们所说的秩序问题。而这个秩序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涉及经济学和法学两个不同的领域。　　3、这个学派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并根据这个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是用来维护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秩序。简而言之，就是依靠法治与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并保障完全竞争。弗莱堡学派的产生与发展历程\n　　弗莱堡学派是一个严格的学术集团，其成员都是其领袖欧肯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同事和学生，有密切的私人关系。他们都以欧肯的学说为基础，围绕着经济秩序这个中心，用欧肯开创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其成果互为补充，并为欧肯的学说提供例证。法学家伯姆是弗莱堡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从事反论断的研究，通过法律内的各种观念的推导和阐发，最终也得出了秩序的观念。　　广义上，还有一些独立从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与弗莱堡大学没有学术联系，也不曾参加弗莱堡学派的学术活动。但是，他们得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弗莱堡学派相似，所以被认为是广义上的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在这些人中，最主要的一位是艾哈德。他领导了德国“二战”后的经济体制该改革和经济重建，是弗莱堡学派的理论的最主要的实践者。　　“一战”后，德国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早年追随历史学派的欧肯看到了历史学派不仅无力解决这场通货膨胀，而他们错误的理论使得通货膨胀更厉害。于是，他用边际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在1923年出版了《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一书。这标志着欧肯与历史学派决裂和弗莱堡学派开始形成。因为在此书中，他用“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代替历史学派的方法，他重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社会秩序观，他从货币制度开始研究秩序观念，他的货币政策主张是维护货币制度的经济秩序。　　从1924～1929年，德国的经济与政治相对稳定。欧肯于此时研究的战争赔款的问题，并与反自由主义的思潮展开论战，捍卫自由主义。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基调——维护自由主义。与此同时，伯姆等从法律的角度从事论断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反垄断的经济法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成为弗莱堡学派经济秩序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弗莱堡学派的酝酿完成。欧肯在运用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场危机的过程中，形成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念：秩序。　　1934年，欧肯出版了《资本理论研究》。在该书中欧肯形成了他的“经济秩序的纯粹形态”学说和一理论分析为中心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同时初步阐述了经济秩序和经济过程的关系。这为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也在同一时期，伯姆等法学家纷纷加入弗莱堡大学，欧肯也培养出一批接受他思想的学生。于是，弗莱堡学派形成的条件也成熟了。　　从1931年1月希特勒当选为德国总理，到1945年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纳粹统治结束这段时期，正式弗莱堡学派的形成时期。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纳粹的统治在使德国在政治上失去自由，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弗莱堡学派的形成，实际上是德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利用学术研究来反抗纳粹统治。这也正是弗莱堡学派的可贵之处。　　1933年前后，伯姆和格劳斯曼·道艾尔来到弗莱堡大学任教。他们和欧肯一样认识到经济秩序的重要。于是，三人开始合作编辑“经济秩序”\n丛书。这标志着弗莱堡学派的正式形成，他们三人被认为是弗莱堡学派的创始人。他们和欧肯的学生们从各个不同的经济领域或经济法领域以理性主义的方法展开研究。他们反对历史必然的宿命观，主张以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去积极干预社会经济过程，以建立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经济秩序。　　而欧肯本人在此时则忙与《国民经济学基础》的写作，研究经济学方法问题。他坚信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正确的，运用边际主义理论来分析经济现实是正确的方法。弗莱堡学派的政策目标是实现边际主义所描述的完全竞争。而普遍实现完全竞争的必要性，又是边际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论证的。此书的意义在于：　　第一，将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显著特征提炼抽象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中。即从简单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经济秩序的形式，在根据这些形式提炼出边际主义的理论，在把这些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历史现实中去，就可以认识经济现实。这样，他就与历史学派的方法论——对现象的描述与罗列，完全决裂，创立起把理论与历史结合起来的方法。这种方法成为弗莱堡学派的基本研究方法。　　第二，确立了边际主义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澄清了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对边际主义经济理论的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当时，在纳粹的统治下，经济被集中管理，经济过程由国家决定，使人们感到只有从政治的角度才能理解经济现实，边际主义被认为是“苍白的抽象演绎”。为此，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放弃了理论研究，纷纷转向历史学派。现实需要证明经济理论对认识经济现实的作用。　　第三，全面论述了弗莱堡学派的中心观点——形态学体系，并通过这一概念把经济秩序与边际主义经济理论联系起来。这就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理论基础。　　第四，由形态学体系引出对交换经济和集中管理经济的分析。这就成为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秩序”和和战后的“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的基础。　　《国民经济学基础》在4年中出了4版，受到德国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这本书奠定了弗莱堡学派的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其出版标志着弗莱堡学派已经完全形成，它是弗莱堡学派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里程碑。　　在整个纳粹统治时期，弗莱堡学派以合法的方式，打着为纳粹政策出谋划策的旗号，暗中筹划反纳粹的的经济政策。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这些暗中制定的经济纲领对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弗莱堡学派同纳粹的斗争，标志着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上的成熟。在纪念发法西斯胜利的同时，我们不应该漏掉了这些不曾上战场、不曾放过一枪一炮的学术工作者们。　　战后，弗莱堡学派的成员以经济政策学说为中心来发展自己的思想，为战后的德国复兴尽心尽力。1948年，弗莱堡学派出版了宣传自己理论与政策主张的机关刊物《奥尔多》年鉴。1948年以前，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要求实行竞争的市场经济；1952年后则是经济垄断问题。他们的中心是要建立靠国家来保障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确立“竞争秩序”\n。欧肯认为，只有价格机制才能把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如果国家的权力加强，将会破坏个人自由，无以实现公正；但市场也自己的弊端，如果没有国家的监管，最终只会出现垄断，同样破坏自由、竞争。弗莱堡学派的成员就是围绕这思想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与宣传，有力地支持了艾哈德的新自自由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德国向社会市场经济转轨。联邦德国在弗莱堡学派的理论支持下，凭借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美国的物资援助，迅速复兴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弗莱堡学派也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1950年3月，欧肯在伦敦因感染流行性感冒逝世。同年8月，弗莱堡学派的最具活动能力的成员——米克施也离世，剩下的人也廉颇老矣。弗莱堡学派开始走向衰落。1952年，欧肯夫人与欧肯的学生恩塞尔根据欧肯的遗稿编辑出版了《经济政策原理》。这本书系统阐述弗莱堡学派的经济政策的思想，即构成经济秩序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任务。这是弗莱堡学派的经典之作。弗莱堡学派的货币金融学说　　一、弗莱堡学派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弗莱堡学派认为，历史上存在过的各国社会经济形式可以抽象地归结为两类：　　一类是自由市场经济，即彻底自由放任和完全价格调节的经济模式；　　另一类是集中管理经济，即在政府统一计划和有力控制下的经济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模式。弗莱堡学派认为应该在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和严格的政府管制之间寻找一条理想和完善的中间道路，这种理想的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就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是以自由经济为基础，吸收集中管理的理想成份所构成的。在微观上，应广泛发挥市场机制的效能，在宏观上，则要保护和维持社会经济秩序，以防止社会动荡和混乱。因此，“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指在国家保护和维持的社会经济秩序下，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全部有效机能，保证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与个人自由达到完全协调一致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　　1．保护自由竞争，发展私有制；　　2．发挥企业家作用，实行经济人道主义；　　3．政府适当干预，维持经济秩序；　　4．借助国家力量，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化”。　　三．社会市场经济秩序下的融资活动　　弗莱堡学派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筹资主体是企业和政府，筹集资金的方式一般有三种：　　第一，通过自由市场筹集资金；　　第二，通过提高物价的办法筹集资金；\n　　第三，政府通过增发货币和增加税收的办法筹集资金。　　弗莱堡学派认为，上述三种方法相比，后面两种都是不可取的，理想的办法应该是通过自由资本市场筹资。在自由资本市场上筹资主要采用银行信贷融资和发行有价证券融资两种方式，从企业家的角度看，银行信贷是较为有利的融资方式。他们认为，证券融资主要有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二种形式，相比之下，他们认为发行人民股票是最优的筹资形式。　　四．货币供应的原则　　1．货币供应的总原则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的总原则应该是保证币值稳定。他们认为，稳定货币主要是指稳定币值，因为只有稳定币值才能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经济，因此稳定币值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条件。保证币值稳定实际也就是保证货币供应量与实际需要量相一致。　　2.货币供应的具体原则　　第一，货币供应与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　　第二，保持商品追逐货币的局面。　　五．货币供应的层次与控制指标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对货币供应进行有效的控制，应该科学地对货币供应区分层次。他们把货币供应分为以下几个层次：　　M1=现金+国内银行机构的活期存款；　　M2=M1+四年以下国内银行机构的定期存款；　　M3=M2+提前三个月通知可提取的国内储蓄银行的存款。　　他们把M1和M2称狭义货币，把M3称作广义货币，认为M1和M2这两个层次的货币在短期内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常处于强烈的波动之中，而这种波动是中央银行难以控制的，因此，M1和M2不宜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指标。相比之下，由于广义货币M3在短期内比M1、M2更具有稳定性，覆盖面也广，又与整体经济活动联系密切，因此，中央银行可以采用M3作为货币供应的控制指标。　　六．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决定因素　　弗莱堡学派认为，社会市场经济是在不断发展的，货币供应不可能一成不变，要使货币供应的变化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必须确定恰当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主要考虑以下两个因素：\n　　1.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弗莱堡学派认为，货币供应应该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相适应；货币供应的增长率也应当按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为主要依据来确定，而不是按已实现的或当年可能的经济增长率来确定。潜在社会生产能力是指应该生产出多少，是人们在规范经济学范畴下所作的最优选择，所以，当年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必须与该年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相同步，才能保证该年度的货币增长和经济增长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同时，由于资源的稳定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它受各方面的干扰较小，因此，根据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能够保持货币稳定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2.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紧缩）率是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主要限定因素　　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率或通货紧缩率因素是中央银行为了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所必需的。他们认为，由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外向性，德国马克又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储备货币，所以国际经济形势和汇率的波动会对国内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力；与此同时，国内经济也可能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出现波动，所以精确地、机械地按潜在生产能力增长来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就难以抵御和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央银行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特定时期和特殊情况下，可以在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时加上一个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但是中央银行所加入的通货膨胀（紧缩）率必须限定在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也即具有可承受性。这种可承受的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率的特点，一是水平低，一般在5%以下；二是时间短，一般在2—3年之内。这种人为加入的通货膨胀或紧缩因素在中期内就能被经济吸收和消化掉，不致于引起长期物价上涨。为了克服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往往在经济衰退时期略高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而在经济高涨时期又略低于潜在社会生产能力的增长率，其目的旨在同时兼顾保证币值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七．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区间论　　所谓“区间论”，是指把货币供应增长率从一个具体数值变为一个特定范围。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受技术上所能达到的精确度所限，货币供应增长率本身就不是一个精确的值。为了对来自各方面的干扰提供一个“缓冲”的余地，也为了减轻确定货币供应量中的技术性困难，划定1－3％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是必要的和合适的。从1979年开始，中央银行以这个理论为指导，采用了货币增长率的区间指标。　　八．货币政策的目标和中介指标　　1.货币政策目标　　中央银行作为保卫货币的职能机关，必须把稳定货币作为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n　　从根本上说，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货币稳定。因为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的竞争、企业家的正常活动和经济人道主义的实施，都是以货币的稳定为基本条件的。如果货币不稳，例如出现通货膨胀，就会使币值下跌，造成物价普遍上涨，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因干扰了市场信号，妨碍自由价格的形成和有效竞争；因扰乱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破坏了企业家经营活动的良好环境；因降低了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引起劳资双方的各种摩擦，动摇了原有的社会伙伴关系；因减少了人们的实际收益，使人们对货币的价值失去信心，造成储蓄下降，危及资金的积累。这一切都是从根本上危害了社会市场经济，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弗莱堡学派认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可有多个目标，例如发展经济、维持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也可以有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只能以稳定货币为主。只有稳定货币，才能稳定经济，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保持正常的秩序；才能保障其他经济政策的贯彻执行，为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其他目标鼎力相助。因此保卫货币，稳定币值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和首要目标。当中央银行的这一政策目标与其他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或稳定货币与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中央银行必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定不移地把稳定货币放在首位，这样做事实上是对其他政策目标的最大支持，也是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可见，弗莱堡学派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主张与货币供应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　　2.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　　弗莱堡学派认为，要实现稳定货币这个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还需要正确确定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来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们不同意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其理由是，利率或汇率是经济体系中的内生变量，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因素，有经济的也有非经济的因素，它们之中有许多因素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如果把利率或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中央银行的政策效果会很不理想。　　他们认为，稳定货币的核心是稳定币值，而币值的稳定与否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应该是货币供应量。只有控制货币供应量才能比较直接而有效地达到稳定货币的目的。他们主张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供应量的操作指标。他们认为中央银行货币量既能反映总体经济中货币供应的状况，又处于中央银行的控制之下，所以把中央银行货币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是合适的。一般来说，中央银行货币量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基数，其变动量是以增长率来表示的，因此，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盯住的是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具体地说就是以非银行部门持有的现金加上按不变准备金率计算的银行部门最低法定准备金总额表示的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　　九．货币目标公布制　　所谓“货币目标公布制”，是指中央银行在每年第四季度向公众公布下一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作为下一年度中央银行货币供应的准绳。自1974年起，前西德中央银行一直实行这种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n　　弗莱堡学派对实行这种制度的必要性和优点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们认为，实行货币目标公布制，尤其是严格地按公布的控制指标供应货币，是稳定货币，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货币目标公布制的好处在于：　　第一，可以表明中央银行防止通货膨胀的坚定决心；　　第二，提前公布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控制指标，可以消除雇主和工会对通货膨胀的不当预期，有效地防止工资——物价追逐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同时还能减少劳资双方因对物价上涨不同预期引起的摩擦和争执，有利于巩固社会伙伴关系。如果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目标公布制中，能够加强与雇主、工会的沟通，还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和合作；　　第三，有利于协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　　第四，为各经济单位安排下一年度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数据；　　第五，把中央银行的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十．金融体制与金融控制的关系　　弗莱堡学派把一个国家金融业的结构和制度称之为金融体制，具体包括两大体系：　　一是由不同功能的各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体系；　　二是由各种金融法令和规章制度组成的法规体系。　　金融控制是中央银行依照各种法规，按货币政策的要求运用多种方法，对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进行引导、调节、限制和管理的总称。他们认为，金融体制和金融控制之间有密切的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　　1.金融体制是金融控制的基础；　　2.金融控制是维护金融体制的保证。　　十一．金融体制的构成　　德国的金融体制主要由金融体系和法规体系构成。　　1．金融体系　　德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由独立的中央银行、全能的银行系统和银行监督局构成。　　2．金融法规体系\n　　前西德确立了庞大健全的金融法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信用业法》和《德意志联邦银行法》，此外，还有众多的专门法规。除金融法规以外，对于银行业务活动还要求遵守其他的相关法律，如《商业交易法》、《股份公司法》等等。　　十二．金融控制的重点和手段　　1．金融控制的重点　　弗莱堡学派认为，金融控制的主要和首要任务是贯彻货币政策，实现公布的货币供应目标，稳定和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货币环境。因此，金融控制的重点应该放在货币供应上，包括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额。由于以中央银行货币量表示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的变化牵制着信贷总额，所以，金融控制的关键在于货币供应增长率。　　怎样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实现货币长期稳定的目标呢？弗莱堡学派者认为，除了按照潜在社会生产能力增长率和可承受的通货膨胀（紧缩）率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以外，还应该将货币供应增长率按时间长度制订出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中期目标是指五年内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短期目标是指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为了既能适应经济需要，又能保证货币稳定，他们提出控制中期目标更为重要。而短期目标根据每年不同情况，制定的年度货币供应增长率区间，可以允许有一定幅度的小波动，个别年份可以略高一些，个别年份可以略低一些，不必强求均等，但是五年内决不能突破既定的中期目标。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被认为是德国中央银行稳定货币供应的一条经验。　　2．金融控制的手段　　根据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金融企业的银行，其经营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进行的，中央银行无权直接干预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经营决策，而只能在法律的保护下，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达到预定的目标。　　他们认为，由于货币数量和信贷总额形成的渠道不同，运动轨迹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层次上，因此金融控制也应该分层次进行，通过间接控制信贷总额实现既定的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这种间接控制的手段主要是：　　第一，利率手段。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以下三种利率：　　(1)再贴现率，即中央银行给予金融机构再贴现的利率。　　(2)短期放款利率，即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发放的指定证券为担保的短期贷款利率，称作“伦巴德业务”。　　(3)证券回购协议利率，即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与各金融机构签订证券回购协议时的利率。　　这三种利率都是中央银行可以自行决定的，变动它们就可以间接影响社会的信贷总额，进而控制货币量。\n　　第二，流动性政策手段。其中最主要的有：　　（1）通过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制约银行信贷扩张的能力。　　（2）通过改变再贴现的最高限额，限制银行贴现贷款的业务。　　（3）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影响银行的资产流动性比率，调节信贷规模，进而控制货币数量。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概述　　　法国资本主义建立时期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产生于17世纪下半期，完成于19世纪30年代初，其主要代表有P.布阿吉尔贝尔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F.魁奈、A.R.J.杜尔哥以及西斯蒙第。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完成。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进步的学派。它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创立和发展起过重大的作用。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特点　　英国和法国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早的国家。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于这两个国家。但在17和18世纪，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不同，加之其他一些差别，使两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①法国从重商主义向古典政治经济学过渡是在激烈的反封建政治斗争中进行的。17世纪下半期，由于封建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以及重商主义政策，使法国的经济财政濒临破产的局面。由于当时法国面临的首要经济问题是挽救国民经济的危机，因此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国民经济的活动规律以及克服国民经济危机的方针政策，他们研究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而魁奈的《经济表》可以说是宏观经济的最早的一个模式。②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英国。在17～18世纪，封建经济仍然居支配地位，小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地位。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由于土地分配有利于农民，所以独立自耕农和手工业者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全国居民中小生产者占绝大多数。这种状况使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为止都带有极为明显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③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所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工业、对外贸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商品价值、工资、利润、利息等的研究不够，甚至没有涉及。他们所着重研究的是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把农业生产摆在首要地位。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及其理论内容　　尽管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基本问题不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得充分，但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样，也代表了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力图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反对封建特权，反对商业资本的各种垄断，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要求，主张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在具体理论研究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有超过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面。例如，魁奈对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分析，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等。布阿吉尔贝尔　\n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他揭露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抨击法国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与政策，对法国农民的困苦处境表示深切的同情。　　布阿吉尔贝尔是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货币不是财富，只是为便利流通的交换手段。货币可以不用金银来充当。在商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也可以用纸币来代替。真正的财富是土地的产物。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农业是社会各部门的基础。　　布阿吉尔贝尔是劳动价值论的最初奠基人之一。马克思认为：“他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页）。布阿吉尔贝尔继W.配第之后，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实际上把商品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　　布阿吉尔贝尔是自由竞争的早期的热烈拥护者。他认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破坏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其结果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　　布阿吉尔贝尔承认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必要性，然而他又认为货币破坏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行。他的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幻想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观点。魁奈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1756年和1757年，他在《百科全书》上发表了《租地农场主论》和《谷物论》两篇文章，阐述法国农业衰落，农产品价格低和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1758年，他仿照人体血液循环的情况说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发表了著名的《经济表》。他的经济理论受到社会的注意，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其中著名的有V.R.米拉波侯爵（1715～1789）、P.S.杜邦·德·奈穆尔（1739～1817）、P.P.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1720～1793）等人。他们自称为“经济学家”，形成为一个学派。他们不但是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共同认识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定期集会，讨论他们即将发表的论文，创办刊物，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他们对重农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重农学派创立了自然秩序的理论。自然秩序是重农学派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础。重农主义一词的原文是由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词构成。杜邦·德·奈穆尔在给他们的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它为“自然秩序的科学”\n。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思想是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影响之下形成的。重农学派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最合理和自然的，它是超越社会现象而永恒存在的。人类社会如果顺着自然秩序行事，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如违反自然秩序，社会便处于疾病状态，社会便要蒙受其害。实际上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不过是理想化了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秩序。他们认为，人身自由和财产私有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基本的自然权利。为了实现这种自然权利，政府对于人民经济生活不要加以干预，而要实行自由放任。这充分表现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的阶级性质。重农学派承认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促进了经济科学的发展。但他们的自然秩序带有封建外观。他们把自然秩序看作是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安排的秩序，认为只有强而有力的开明君主才可以充当社会良医。当社会处于健康状态时，“开明君主”把自然秩序的概念灌输给人们；当社会处于病态时，他进行医治，使社会回到自然秩序上来。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才是社会财富。魁奈区别了财富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他认为，工业并没有使财富增加，只是把各种生产资料耗费和劳动耗费相加，使之成为一种新的使用价值，使财富扩大，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财富，只有农业才创造出新的财富。在农业中，生产出来的产品，除了补偿种子以及劳动者和农业资本家的生活资料的耗费之外，还有余额。重农学派称这种余额为“纯产品”。他们认为，在农业生产中，“自然”参加了工作，其他经济部门中“自然”不参加工作。在农业中，“自然”虽然参加工作而不要求任何补偿，所以“纯产品”是“自然赐予”人类的。重农学派的纯产品学说，把经济分析从流通领域移到生产领域，直接从生产领域分析“纯产品”的生产，从而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魁奈把“纯产品”归结为农业劳动生产者所创造，只有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他的纯产品学说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萌芽。但魁奈只从使用价值角度把握农业中产生了“纯产品”，只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态即地租，还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态。重农学派以纯产品学说为基础，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即从生产阶级那里取得“纯产品”的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虽然重农学派对社会阶级结构分析有严重错误，但他们是最早把社会分为阶级，并试图以此分析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家。　　魁奈最主要的贡献是在《经济表》中分析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指出：在魁奈《经济表》中，“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同前，第24卷，第398页），从而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作了最初的科学说明。杜尔哥　　　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在杜尔哥的著作中得到最高的发展。杜尔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了更为切合实际的分析。他把魁奈所称的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的内部又再划分为资本家和工人。杜尔哥认为，资本家是通过垫支资本，使用别人的劳动而取得利润。他还正确认识到雇佣工人是在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时候产生的。工人因失去生产资料，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谋生，工资只限于维持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杜尔哥虽然仍认为“纯产品”是“自然的赐予”，但他强调这是土地对于农业劳动者的赐予，认为只有农业劳动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超过他的劳动工资。他更明确地说明了“纯产品”\n是由农业雇佣劳动者所创造而为土地所有者所占有，从而比魁奈更为正确地理解到剩余价值的问题。西斯蒙第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矛盾，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只研究财富，而无视人的享受，认为政治经济学应把人们的物质福利作为研究对象。他反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宣扬的经济自由主义。他认为，自由竞争导致私人利益增加而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使资本家加强对工人的掠夺。　　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批判。他揭露资本家的利润是对工人的掠夺。这种掠夺使社会阶级两极分化，形成了无产阶级。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用机器，导致工资下降，加深了无产阶级的贫困。但西斯蒙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而只从分配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　　西斯蒙第的主要功绩在于论证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由收入不足导致的消费不足，从而使产品不能得到实现，发生经济危机。但他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于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认为经济危机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结果。　　作为当时法国小生产者的代表，西斯蒙第幻想采用宗法和行会原则组织社会，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他赞颂宗法式农民，美化手工业者社会。他试图通过国家干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西斯蒙第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经济思想体系既是反动的又是空想的。供给学派供给学派，也称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供给学派理论概述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供给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供给学派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凯恩斯主义人为地扩大需求，最后导致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n　　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　　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外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在学派形成过程中，有些倡导者如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论点和政策上同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见差异很大。因为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的观点比较温和，持折衷论，西方经济学界称他们为温和派，称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为激进派。但后者则自称是供给学派正统派，西方各界通常也把后者作为供给学派的代表。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供给学派并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供给学派认为，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当时西方各国政府实行一系列错误政策造成的。萨伊定律完全正确，凯恩斯定律却是错误的。　　吉尔德坚持说，就全部经济看，购买力永远等于生产力；经济具有足够的能力购买它的全部产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发生产品过剩。拉弗极力强调萨伊定律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供给学派认为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n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　　供给学派指出，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经济主体经营活动的刺激因素，其中财政政策最为重要。在分析经济政策对行为的影响时，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只注意政策对经济主体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是强调政策对生产活动的作用。　　供给学派着重分析税制对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效果。他们指出，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在累进税制条件下，边际税率又是关键因素。因为经济主体是否多做工作，或增加储蓄和投资，要看按边际税率纳税后增加的净报酬是否合算。他们认为税率影响经济主体行为是通过相对价格变化实现的，税率提高，纳税后净报酬减少。就劳动力看，这意味着休闲对做工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会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工，劳动力供给就会减少。就资本看，这意味着消费对储蓄和投资的价格下降，人们就乐意把收入用作消费而不用作储蓄和投资，资本供给就会减少。此外，经济主体为了逃避高税率，还把经济活动从市场转入地下。这些都会使生产要素供给减少，利用效率降低，使生产下降。　　供给学派进而分析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因为税收是税率与税收基础的乘积，税率变动既然影响生产，就必然影响税收。拉弗首次把税率与税收的关系制成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这就是以拉弗命名的拉弗曲线。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疏。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作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　　供给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不论是公共支出还是转移支付，都或多或少起着阻碍生产的作用。公共支出中有些是浪费资源，有些虽然对经济有益，但效率很低。因此，他们主张大量削减社会支出，停办不必需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津贴和补助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n　　供给学派虽然同意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在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和措施上，同货币学派大相径庭。供给学派认为，控制货币数量增长的目的不应只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而是为了稳定货币价值。货币价值保持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心理就会消失。在安排货币收入时，人们就乐意保存货币，不去囤积物资，选择生产性投资，不做投机性投资。同时，货币价值稳定又是保证财政政策，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如何保持货币价值稳定，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持必须恢复金本位制。对供给学派的评论　　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各方关注。凯恩斯主义者萨缪尔森认为，它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货币学派虽然对一些论点表示赞同，但认为它并没有提出有效解决美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结构。进步学者的评论更加尖锐。　　评论者都不同意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关于美国税制已经进入禁区的论断，认为缺乏历史和现实的验证。对于供给学派所说减税不会导致出现财政赤字，即使发生赤字对经济也无任何妨碍，赤字会自行消失的观点，更认为是纯属无稽之谈。评论者一致指出，降低边际税率是为富人谋利。因为全面降低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获得减税的好处要比低收入阶层多，削减社会支出则使低收入阶层直接受到损失。　　凯恩斯主义者阿罗、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预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们的任意设计。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预和调节，对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制订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法律条例，虽然增加了企业负担，但保护了社会利益。　　一些进步学者批评供给学派过分强调资本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投资既促进经济增长，又造成生产过剩危机。他们还反对供给学派把投资不足作为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的原因，指出70年代美国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　　评论者认为，恢复金本位制将大大缩减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指出货币历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证物价稳定。1981年美国国会成立的专门研究恢复金本位问题的“黄金委员会”，经过半年多的争辩，最后否定了供给学派的主张。供给学派虽然遭到西方经济学界的评论，但也给予西方经济思想以有力冲击，对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政策也有很大的影响。供给学派的影响　　　　供给学派对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大。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象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又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所以几年来除了几位倡导者仍在宣扬供给学派获得巨大胜利外，信仰和赞赏的已日趋减少。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n　　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一般指英国古典经济学，其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是亚当·斯密，他所著的《国富论》把资本主义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书中批判了重商主义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唯一源泉的片面观点，斯密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　　同时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认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　　古典经济学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将其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　　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经济思想主流学派，由亚当·斯密在1776年开创。主要追随者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一般说来，该学派相信经济规律(特别如个人利益、竞争)决定着价格和要素报酬，并且相信价格体系是最好的资源配置办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17世纪下半叶产生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英国的配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法国的魁奈等。它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了初步科学分析，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间利益对立。但把资本主义看作永恒的生产方式，没有认识其历史的局限性。古典经济学简介　　古典经济学是指大约从1750--1875年这一段政治经济学创立时期内的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其起源以大卫·休谟（DavidHume）的有关著作出版（1752年）为标志，以亚当·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为奠基。　　亚当·斯密的继承者之一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他以一部被后人称为《人口论》的著作而闻名。而在亚当·斯密之后，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和作出主要贡献的是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他在继承斯密理论的同时，也批判了斯密的一些观点，从而形成了一种似乎不同于斯密的体系，甚至有人将此称为“李嘉图革命”。李嘉图的成功曾吸引了一批跟随者，其中有著名的詹姆斯·穆勒（JamesMill）。　　古典经济学着重经济总量研究，这涉及到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问题等方面。这与1870年以后盛行的研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是有所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关心的是国家经济问题，虽然那时候的学者也非常强调个人利益必须尊重，但他们更强调的是如何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保持协调。斯密在讲到这一点时，总是谆谆地开导人们，国家大事相比个人更重要。\n　　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即资本积累进一步推动了生产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反过来通过提高总产出使得社会可生产更多的资本积累，让资本流向最有效率的生产领域，就会形成这种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古典经济学似乎是想告诉人们，顺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保持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会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但他们又看到劳动分工是受条件约束的，资本的积累会使现有的劳动分工以更大的规模出现，并表现出工资的随之上涨，而劳动分工的发展却不易实现，这将使资本积累受到劳动分工发展跟不上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分析产生了自身的矛盾。李嘉图特别强调过这种矛盾，不过他的解释也不能消除这种核心思想中的矛盾。　　关于废除《谷物法》的争论是古典经济学争取自由贸易主张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家由此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其中著名的有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该理论指出，一个国家能够从进口甚至那些它以具有竞争优势的商品中获益，只要它在生产其他商品上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按照这一理论，一个国家应该将其生产能力更多地集中在比较起来优势更大的产业上。休谟研究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成果为这方面理论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认为，国际收支逆差将通过黄金的流出来减少货币供给，从而也降低物价水平，使得出口具有竞争力而进口的吸引力减少，这一均衡机制将持续地发生作用，直到黄金外流暂停，收支进入平衡为止。而李嘉图等人的看法是，当黄金外流时，作为货币供应的一部分纸币发行必须收缩，因为黄金外流是物价水平太高的一种征兆。这些思想至今不无启发意义。　　后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卡尔·马克思曾这样概括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理论的批判关系，古典经济学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46—1714）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　　英国　　1．威廉．配第（1623—1687年）。他出生在英国一个手工业作坊主家庭，是个才华横溢的人，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后来成为医生、国会议员兼大资本家，但他关心并研究经济理论，主要经济著作有：《赋税论》、《政治算术》、《货币略论》等，并使之成为“英国经济学之父”\n。他的成就主要在于开创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经济学方法。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好比人体，工农业好比国家的血液，商业犹如血管，经济运动与人体生理活动一样有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并把数字、重量、尺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学研究之中，从而发现了经济运行的一些本质规律，他把这门学术叫“政治算术”。他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　　2．亚当．斯密（1723—1790年）。许多人知道亚当．斯密是从“看不见的手”这句话开始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萨缪尔逊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年看作是现在所学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独立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全面地考虑，很难说清楚哪一部文献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独立宣言》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呼吁，呼唤社会致力于生活、自由和快乐的追求，而《国富论》则解释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从配第到斯密刚好一百年时间，其间英国经济学一直在不断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是洛克、诺思、马西、休谟、斯图亚特等。斯密正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在斯密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着眼于经济政策，不大注意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急于对市场进行干预。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分享斯密的一段精辟话语：“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象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　　当然，斯密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此，这只是他找到了开启经济学大门的钥匙。他的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书名可见，它主要研究的是财富的来源和如何增加财富，找出促进和阻碍财富增长的原因，他既否定了重商主义的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也抛弃了重农主义的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偏见，指出任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国富论》共五篇，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篇“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的顺序”，详细论述了分工、货币、价值、工资、利润、地租等范畴。第二篇“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论述了资本积累如何增进国民财富。第三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考察了从罗马帝国到18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史。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考察了各种经济学说和政策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考察了国家财政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影响，相当于财政学。　　3、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李嘉图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由于和非犹太教女子结婚，他父亲和他断绝关系。当时他仅有800英镑，12年后，他赚得了亿万家财。这时候，他偶然阅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并对经济学着了迷。1817年，他出版了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这是他全部理论的总结，在很多方面发展了斯密的理论，也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最后完成。\n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理论，并主要在劳动价值论和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完善上取得了成功。奇妙之处在于，他的理论同时得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经济学者的共同赞赏。尤其是马克思曾给予他高度评价说：李嘉图的研究方法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历史价值。到此，古典经济学开始盛极而衰了。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穆勒的语言表述为：“令人高兴的是，关于价值规律，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现在和将来的著作家加以说明的了。”这句话表明了古典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到了尽头。从此，经济学的研究踏上了新的途径。　　法国　　1、布阿吉尔贝尓（1646——1714）。法国不同于英国，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可是，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时代正是柯尔培尔推行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遭到破坏的时期。他在担任地方法官的过程中，通过对大量农村诉讼案件的审理，深深地了解到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弊端，于是针对这些实际问题撰写了许多文章，其主要经济著作有《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等。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一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一般劳动时间，这是十分难得的。二是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提倡自由竞争。三是特别强调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性。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写到：“只有衣食等物品才应当称为财富”，“一切财富来源于土地的耕种”，“耕种者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四是提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反对积累金银财富。他提出的这些原理为法国古典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2、魁奈（1694——1774年）。非常巧合的是，与英国的配第一样，魁奈也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医生，因治愈了王子的疾病有功被封为贵族，他六十多岁才开始研究经济问题，主要是针对农业面临的困难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然而，很快就在他周围聚集了许多人，并形成了一个学派——重农学派，他们的理论体系强烈的影响了法国的经济政策。　　魁奈经济学说中是“纯产品”理论、社会阶级结构理论、资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　　（1）“纯产品”理论。“纯产品”指农业生产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消耗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和工人、农业资本家食用的消费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实质上，这里的“纯产品”就是后来马克思提出的剩余价值。同时，魁奈以为，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交换的原则是等价交换。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农业部门才是生产部门，工业部门仅仅把农产品作为原料进行加工，即改变物质财富的外部形态，商业只能使财富在地点上发生转移。　　（2）社会阶级结构理论。他根据社会成员对生产“纯产品”的不同作用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n　　（3）资本理论。他把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看作是唯一的生产资本，并以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标准把农业资本分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两部分，实际上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4）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这一理论集中反映在《经济表》中，是对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规律的探索，因此，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3、西斯蒙第（1773——1842年）。他原籍意大利，生于瑞士日内瓦，后移居法国，他的经济学说主要是分析和揭露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第一个论证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因此，成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官房学派官房学派（cameralismschool）官房学派简介　　官房学派（cameralism，17世纪），又称作重商主义的官房学派，又译作“官房学”、“官房主义”、“计臣学”，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形式，强调促进国家福利状况，认为增加国家的货币财富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是指16-18世纪德意志、奥地利的一些财政及行政改革学家和学者，由于彼此观点接近而形成的一个特殊集团。　　官房，在欧洲的中世纪原指国家的会计室，中世纪以后指国库或泛指国王的财产。官房学是有关政治、经济知识的总称，包括财政学、国民经济学、私经济经营学和产业行政学等科学。当时德国各大学设官房学一科，主要是培养财务行政官吏和君主的财政顾问，故名官房学派。德国官房学派以1727年在哈雷大学和奥德大学设立官房学讲座为界限，分为旧官房学派和新官房学派。16～17世纪的德国处于封建国家向近代的统一国家过渡的阶段，由于各大小诸侯国和自由城市的各自割据，进行土地兼并与争夺城市的战争，德国经济遭到破坏，皇帝在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受到极大的限制。为了加强国家对财政经济活动的管理和控制，扩大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官房学派以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阐明财政与国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与英法重商主义思想有所不同，其基本思想是用政治权利谋求国家的经济统一，增加财政收入和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官房学派代表人物　　旧官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G·奥布里特、L·Von·薛肯道尔夫、J·J·贝切尔等人。　　新官房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翟肯多福(VertludwigvonSeckendorf,1626-1692)，尤斯蒂(JohannHeinrichGotelobVonJusti,1720-1771)和宋能非尔斯。　　官房学派的行政组织思想　　官房学派的行政组织思想包括：　　（1）建立统一的、完整有效的行政组织制度与方法；　　（2）主张选用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　　（3）主张国家行政组织机构应将管辖的事务分为若干部门来管理；\n　　（4）加强国家及政府的权利。官房学派的税收思想　　官房学派的税收思想是16～18世纪流行于德国的重商主义的税收思想体系。　　旧官房学派的理论　　这个学派的特点是以研究充实国库，特别是如何使王室财政充裕为主，具有国王私人财政学的性质。薛肯道尔夫把国家财政视为君主和私人经济的一部分，认为应该把官产收入及特权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基础，在官产收入和特权收入不足以弥补财政支出时，才能征税。在税收根据理论方面，他持“利益说”的观点。认为税收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代价，人民应该自觉承担纳税义务。　　新官房学派的财政理论　　此理论虽然仍以充实国库的研究为主，但同时也重视对如何增加国家财富的研究。新官房学派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新官房学派代表人物尤斯梯和宋能非尔斯的著作中。公共选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PublicChoice）公共选择学派概述　　公共选择学派是以经济学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问题的一个重要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公共选择学派由经济学家创立。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阿罗(KennethJ．Arrow,1921)1951年发表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内容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和政治学重迭。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行政学愿将公共选择学派囊括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塔罗克(GordonTullock，1922)和布坎南(JamesBuchanan，1919－)于1965年成立了公共选择学会(PublicChoiceSociety)，他们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是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习惯上由政治理论家研究的问题。现在的公共选择年会大约有16个国家的300名学者参加。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作品除阿诺外有：布坎南与塔洛克合著《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1962)；科斯(RonaldHarryCourse,1910-)《社会成本问题》(1960)；荡斯(AnthonyDowns,1930-)《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布坎南(WilliamNiskanen,1933-)《官僚政府与代议政府》(1971)；奥圣（MancurOlson,1932-1998）《集体行动的逻辑：公共商品与团体理论》(1965)。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可以根据公共服务的类型选择适当的社会组织进行生产，即将公共服务类型与社会组织类型进行理性组合。因为，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证明在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半独立性的政府公司以及政府机构等各种类型的组织，都可以提供公共服务，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服务来说，某一类组织会比其它组织干的更好。过去的错误是在对政府组织过分的依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它在效率和服务质量方面比其它组织更胜一筹。\n　　公共选择学派主张，以市场机制来选择。即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之间，当然也在公共机构之间开展竞争，就像顾客通过对私益物品的选择来决定企业的命运一样，也可以通过公民对服务机构的选择决定对单个公共机构的存亡。　　为扩大公众自由选择的范围和便利性，他们还主张允许不同组织之间在职能和管辖区域的重叠交叉，这是一种权威分剖（Fragmentationofauthority）的分权化，和公共服务组织的小规模化。因为规模小数量才能多，数量多了，选择才会更为便利。规模多小为宜，他们提出四条考虑原则：便于控制；利于提高效率；政治代表性和体现地方自治。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　　布坎南（JamesM.Buchanan）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的<俱乐部经济理论>(1967)就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公共决策中的以足投票理论。　　布坎南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1986年因把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填补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1969年与塔洛克在弗吉尼亚工艺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同时使公共选择理论传播的欧洲和日本。　　布坎南对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学著作推崇备至，曾于1955-----1956年和1959——1960年两度赴意大利进修。　　布坎南在多种场合分析了公共选择学科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并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与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这三个要素被称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方法或公共选择思路。　　方法论个人主义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　　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象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第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责任。\n　　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　　公共选择学派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割裂的研究方法，认为人类社会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活动的是同一个人，没有理由认为一个人在经济市场是自利的，而在政治市场是利他的，政治市场和经济市场的“善恶二元论”是无法成立的。　　他们主张：尽管经济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消费者和厂商，而政治市场中的主体标签是政治家、政客、选民和利益集团，但他们的行为目标并无差别，区别仅在于，在经济市场交易的私人物品，而在政治市场交易的是公共物品；前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为效用和利润的最大化，后者的最大化目标表现为公共物品利益和政治支持的最大化。　　在公共选择理论家眼中，政府不过是个无意识、无偏好的“稻草人”，公共行为和公共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此外，由于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和官员之间的双边垄断，他们在预算规模上的目标一致性，必然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由于民主制度下，没有一种选择机制可以称得上是最优选择机制（直接民主面临高成本，而间接民主面临机会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为此提供了两种改革思路：一是市场化改革，二是宪法制度改革。　　作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分支，公共选择学派一直是市场失灵的坚定辩护者。他们所提供的救治政治市场失灵的两条思路，也只不过是将经济市场的运行规则引入政治市场。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好化改革，是指通过将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后者的效率，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界定公共物品的产权；　　2.在公共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引入竞争机制，重构官员的激励机制，按照市场规则来组织公共物品的生产和供给；　　3.重新设计公共物品的偏好显示机制，使投票人尽可能真实的显示其偏好。　　所谓宪法改革，是指通过重新确立一套经济和政治活动的宪法规则来对政府权力施加宪法约束，通过改革决策规则来改善政治。布坎南认为，规则和政策的关系如同博弈规则和博弈策略的关系，前者的改变可能增加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而后者的改变只会改变利益在参与者中的分配格局。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特征归纳如下：\n　　1.公共选择学派继承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基本假定，并将这一坚定泛化到政治领域；　　2.在公共选择学派看来，政治市场博弈行为的结构也不必然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理由；　　3.基于对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引入竞争直接否定了主流经济学认可的“公有经济的合理存在空间是非竞争的公共品领域”这一论断。　　显然，公共选择学派尽管没有直接的主张公有经济的低效率，但从其反对政府干预的立场来看，公共选择学派是排斥公有经济的。公共选择学派的宪法学说　　公共选择学派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宪法问题，从交易政治学的观点出发，政治交易先于市场交易，市场交易要依赖政治交易的结果——所形成的市场交易规则。最根本的规则是宪法，所以公共选择学派注重宪法的作用。公共选择理论的宪法学说有两个基本特点：规则决定论和契约论。规则决定论的基本主张是决策规则决定决策效果，决策规则重于决策效果。通过对各种集体决策的规则的研究，布坎南得出的结论是不同决策规则将导致不同的结果。经一致同意得出的决定最为公平，不会对任何个人的权益造成危害。简单多数（过半数）规则下的政策总会压制处于少数的那些人的要求。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在于经济学家的建议，而在于对政策制定的规则约束与规则约束下的政治过程。一项政策的好坏不取决于政策建议和决策行动，而取决于决策的规则和规则下的决策过程。　　根据规则决定论，公平和效率的评价标准也在规则，在集体决定时，只要规则是公平的，结果就是公平的；只要规则是有效率的，结果就是有效率的。只要某项活动是按事先商定的规则进行，规则又得到一致的自愿同意，不管结果如何，都应视为公平的。规则公平来自其制定的过程，只要制定规则的过程经过了一致同意，规则就是公平的。公共选择理论对一致同意的理解是宽泛的：没有人表示反对，可以认为某规则仍是一致同意的。如果人们在经过修改的决策规则上达成一致，就有可能接受差强人意的决策结果。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对决策规则本身所体现的利益十分在意或有明确了解时，达成修改规则的"一致同意"又会十分困难。　　一致同意也是鉴别规则是否有效率的标准，只要没有面对全体一致要求改变规则，规则就是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的规则决定论的方法论是重过程，不重效果，布坎南称之为"主观主义方法论"。一项集体决策是否有效率，应根据过程，而不是结果。效率的评价标准是当事人的主观判断，而不是外在标准。只有个人知道自己的利益为何，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越俎代疱。对个人而言，只要是按个人意愿行事，就是增进了个人效用。对整体而言，只要其中所有的个人都没有受到强制，都可按自己的意愿行动，这个整体就有效率。评价集体行动时不需客观标准，只需参加者对其中的活动的一致同意。\n　　规则对公平的决定作用在于非规则的影响因素少，布坎南认为决定分配结果的因素有选择、努力、运气、出身等，只要选择是自由的，个人就应自负其责，因而无所谓公平问题。运气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会破坏公平原则。努力与分配的关系是"按劳付酬"，个人凭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收益是正义的。只有出身会造成不平等，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在作出选择之前，在运气光临经济赌博以前，在开始努力以前，人们首先是带着天赋进入比赛的。"但可通过帮助，拉平出身所造成的（起点上的）差别，减轻不公平。纠正出身造成的不公平要依靠规则，保证有天赋差别的个人之间在机会上的均等。这种以公平为目的规则也应建立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一个规则被认为是公平的，不是它本身的状况所决定，而是当事人都认可。所以，对于一项规则而言，当事人的同意在其是否公平之前，而不是因为其公平，人们才认可它。　　规则对决策的决定作用来自其本身的约束功能，决策规则约束个人在集体中的行为，个人是在给定的规则程序下，根据自己对约束条件的理解，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程度的满足的行动方案。在经济中，制度可以限制人的行为在自愿交易的范围，使交易的结果趋向高效率。"一个人的效用既受他接受和供给的商品和服务的影响，也受制度背景的影响。这种背景的改变，或者是活动规则的改变，会影响一个人的效用，正像他所获得的商品数量的改变会影响他的效用一样。"　　集体决策的规则是个体系，这个体系是相对固定的和持久的，地位相当于宪法。宪法是在集体决策之前制定的，决策规则先于决策，宪法存在于立法和决策之前。宪法先于政府，立宪阶段达成的宪法契约是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宪法的基础是全体人的一致同意。制宪与修宪都是集体行动，布坎南认为有三种集体行动：执行现行法律的行动、在现行法律范围内的集体活动、改变法律本身和现行成套法律规定的活动。前两种相对应于他所提到的"保护性国家"和"生产性国家"，第三种包括立法和立宪以及修宪活动。宪法的基础是契约，即建立在一致同意之上的自愿协定。这与市场交换的原则——互相同意一样，宪法契约与市场原则不矛盾，宪法体现为建立在一致同意基础上的互利契约。宪法的目的是促进社会财富的增加，减少社会财富被剥夺。集体行动是个人为走出无政府状态，避免囚犯困境的共同努力，每个个人的自由不应因集体行动而受损，这要求集体行动以一致同意为根据，唯有一致同意能够说明修改规则的必要性。　　对宪法的一致同意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可能失去：　　第一，政府可能破坏宪法，为自己谋利。官僚或政治家个人有以职谋私，欺骗宪法的动机。政府本身并不存在天然的、避免自己成为掠夺工具的约束。从制度上看，对政府的行为存在着程序上的和范围上的约束：决策规则和立法程序有事先的规定；对政府行为有具体规定，在财政收支、货币发行、经济管制等方面政府的权限也有严格限定，并由相应的权威机构监督。但是这两种约束均可能失效，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可以利用程序，得出\n违背全体利益的立法，宪法反而被当作利益集团的工具，"立法至高无上，宪法则从属于"。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最高法院无力对抗国会，监督机构做不到中立，政府行为的自由度可能很大。对集体决策的内在约束和外在约束都有可能失效。　　第二，修宪的原因还可以是时间上的，立宪需一致同意，但后代并没有参加立宪过程，不一定同意先辈制定的规则，所以有理由要求修宪。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宪法不是一次形成的，因此随着环境的变化，宪法也要发展。一部宪法也不能适用于所有的事件，当人们在决策时对一些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时，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修改决策规则。从更一般的道理上讲，人们也会自己关于个人权利的理念出发，对照现实的权利状况，假如与他们的预期相差很多，他们也会要求对宪法契约进行重新谈判。政府政策失败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决策规则。尽管现存的宪法不是凝固不变的，但重要的是，它为进行预测提供了一个基础，使得人们能够对末完全显露的事件作出预期。当然，修改宪法的要求一定会产生，特别是从那些没有参与制定原先的宪法契约的未来一代人中产生。　　在布坎南看来，宪法改革不可避免，立宪改革的原则是契约论，建立或修改规则的标准是一致同意，政府必须保护每一个人不受掠夺，这是一致同意规则的要求。修改规则的前提是当事各方的一致同意，至少应使用最优多数规则，以增加决策时所需的赞成票比例，尽量不用过半数规则，"制度改革的最后检验在于受影响各方之间的同意。"这样才能达到非零和的结果，实现帕累托最优。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是对政府的财政权力、货币权力、管制权力的宪法约束，只分析规则的好坏，不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目的是保证通过规则总能自动制定出好的政策。　　对于公共选择的的宪法学说，布坎南认为是"另一种"政治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不同，后者的对象是制度、规则，目的是为增强效率而设计和改革制度。"我们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它旨在估价强制的结构，即‘规则'，其最终目的是重新设计和改革，以确保在利用潜在互利关系上增强效率。"为此布坎南区分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和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政治家、官僚和投票人的行为，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对公共选择行动者的约束，是一种宪法理论。"宪法经济分析则试图对约束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的选择与活动的不同法律——制度——宪法规则的运转性质作出解释，这些规则界定了某种结构，在这一结构内，经济行为者和政治行为者作出普通的选择。"　　后来他又把对宪法的研究称为"宪法经济学"，宪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经济现象，而是象集体决策的规则这样的政治问题，"宪法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高的'研究层次；它必须包容后者的成果及许多较不复杂的分支学科的成果。"宪法经济学目的也与经济学不同，"宪法经济学对那些维持宪法规定的人提出可能的规范建议，而正统经济学则对于实务的政治家提出建议，具体地说，宪法经济学考察对于约束的选择，而不是在约束内的选择，至今为止，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几乎是唯一地放在第二个问题上。"　　公共选择学派中K·\n阿罗（Arrow）的社会选择理论被看作是一种宪政理论，因为他所关心的仍是政治制度的设计。他注重的是集体决策的规则的后果，他提出的不可能性定理表明，有关集体决策的各种基本规则之间存在冲突。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籍印度经济学家A·森（AmartyaSen）则指出，如果坚持个人效用之间不可比，就有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如果个人效用是可比的，就涉及社会公正问题，对社会就可以评价。社会默认个人的行动与社会认同个人的选择不同，后者对个人的承认更强，会导致个人的自由与帕雷托最优冲突。公共选择被被当作新宪政理论中的一种，因为它关心政治制度的设计，"新宪政论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一系列关于制定有助于建立理想政治秩序的制度设计原则。"　　新宪政论把宪法看作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提出"宪政社会科学"概念，认为关于宪法的研究不仅仅是法学的任务，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已加入。新宪政论"对目前社会科学中朝着制度主义的转向作出了贡献，并对最近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复兴起了很大作用。它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研究政治和经济现象的一个纲领。"用这一论断为公共选择的宪法学说定性是恰当的。　　布坎南的制度理论继承了源自亚当·斯密，经哈耶克发展的自然秩序说，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个人经济活动。但他又不同意哈耶克完全否认制度设计对市场秩序形成的作用，"我批评哈耶克把必然发生与自发产生的秩序的原理扩展到制度与法律。"哈耶克认为经济制度的形成经过了社会的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的过程，是自发产生的"正如亚当·弗格森所指出的：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那么自由人的自发联合所制造的事物，往往比他们个人的头脑所能全部理解的更加伟大。"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大加鞭笞，认为那是一种源自唯理主义，任意夸大个人能力的"建构理性主义"，但哈耶克又坚持对国家干预主义制度必须进行改革。　　公共选择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观是一致的，诺斯也主张"贸易收益只能通过委托人间或委托人与代理人间订立合同实现，而合同订立构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的制度框架。因此，没有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有组织的贸易就无法出现。"比如宪法可以看作是能够使人从交易中得益的一套规则。新制度经济学也认为政治规则先于经济规则，"广义地说，政治规则导致经济规则，但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利益结构也影响政治结构，但产权和合同是由政治决策界定和实施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概述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提倡追求“最大幸福”（MaximumHappiness）。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Stuart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Bentham)等。功利主义的发展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的出现。西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中国古代的墨子及其追随者的伦理学中都存在着如何促使最大快乐的思维，他们是古人中的功利主义先驱。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RichardCumberland)、法兰西斯·哈奇森与休姆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laude-AdrienHelvetius)、义大法学家贝卡里亚\n(CesareBeccaria)以及休姆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原则。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原则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奇威克(HenrySidgwick)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摩尔(G.E.Moore)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Edelston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PatrickNowell-Smith)、厄姆森(J.O.Urmson)、美国哈佛大学的约翰·罗尔斯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J.J.C.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功利主义的主要概念　　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不同于一般的伦理学说，功利主义不考虑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与手段，仅考虑一个行为的结果对最大快乐值的影响。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为恶。边沁和米尔都认为：人类的行为完全以快乐和痛苦为动机。米尔认为：人类行为的唯一目的是求得幸福，所以对幸福的促进就成为判断人的一切行为的标准。功利主义的派别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境功利主义（act-Utilitarianism）普遍功利主义（general-Utilitarianism）规则功利主义（rule-Utilitarianism）　　有人认为，普遍功利主义和规则功利主义本质上都属于情境功利主义的一种。功利主义的应用　　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它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同时也使其他人因惧怕受到惩罚而不敢犯罪。在政治哲学上，功利主义者赞成将民主作为使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取得一致的一种方法。他们认为每个人的最大自由和其他人的同等自由是一致的。不过也有人因为强调政府利益的一面，而走向保守主义、甚至独裁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人因相信人性本善，认为最大的幸福是来自社会的根本变革，从而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如威廉·戈德温。在经济学上，所谓边际效用分析学派如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则是从边沁那里吸取了许多思想，所谓“福利经济学”是以“比较爱好”代替“比较效用”\n，也表现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在经济政策上，早期的功利主义者倾向自由贸易，反对政府干涉。后期的功利主义者由于对私人企业的社会效率失去信心，又希望政府出面干涉来纠正私人企业的弊病。在当代的讨论中，人们对伦理学语言的分析，以及对边沁的“快乐计算”均已失去兴趣；功利主义出现了种种修正的和复杂的形式。边沁的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是指以超阶级的功利作为人们行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J.边沁创立，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　　出发点和前提。边沁之前，A.斯密在启蒙学派的“自然秩序”和“理性观念”的基础上，把人性归结为个人利己主义，认为个人追求一己利益，便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利益。边沁在《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1789）一书中进一步阐明功利原理，并把它应用于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之中，并以此作为判断一切行为和立法措施的准则。　　边沁的功利原理有两个出发点和前提：①功利原理或最大幸福原理;②自利选择原理。关于功利原理，边沁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增进幸福抑或减少幸福的倾向。不仅私人行为受这一原理支配，政府的一切措施也要据此行事。按照边沁的看法，社会是由各个人构成的团体，其中每个人可以看作是组成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全体的幸福是由组成此社会的个人的幸福的总和。社会的幸福是以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如果增加社会的利益即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倾向比减少的倾向大，这就适合于功利原理。边沁把功利原理应用于经济学，各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恰当与否以功利原理作为权衡标准。　　所谓自利选择原理，按边沁的说法是：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每个人自己知道最清楚，所以什么是幸福也是各个人所知道的。各个人在原则上是他自身幸福的最好判断者。同时，各个人追求一己的最大幸福，是具有理性的一切人的目的。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自利的选择占着支配地位。当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时候，凡是对自己的最大幸福能有最高的贡献，不管对自己以外的全体幸福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他都会全力追求，这是人性的一种必然倾向。　　自由放任主义　　边沁以所谓功利原理和自利选择原理为依据，在经济方面鼓吹自由放任主义。他认为，在经济活动中应以个人的活动自由为原则，国家应为之事，只限于保护个人活动的自由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安全，除此之外，不应作任何干涉。按照边沁的解释，在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生产上将会得到最大量，分配上将越趋于平等，从而使幸福也达到最大量。如果安全与平等不能两立，就必须放弃平等，而维护私有财产的安全。　　边沁功利主义的影响　　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深深影响当时和以后英国及欧洲大陆上许多经济学家如J.B.萨伊、D.李嘉图、J.密尔、J.S.密尔、A.L.C.德斯蒂·德·特拉西（1754～1836）、W.S.杰文斯、A.C.庇古等。　　J.S.密尔从小受到边沁功利主义的熏陶，始终坚信“幸福”\n是人类一切行为的规则和标准，并且是人生的目的。但在他生活的年代，阶级矛盾比边沁时代尖锐化了，他同情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因而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认为人生的目的应脱出图谋一己幸福的范围，而去关心他人的幸福和人类状况的改善，也就是从“自利”转变为“自己牺牲”。他晚年写的《功利主义》（1861）认为人类有为别人的福利而牺牲自己的最大福利的能力，如果是不能增加幸福总量、或没有增加幸福总量的倾向的牺牲，不过是白费。他强调功利主义在行为上的标准的幸福，并非行为者一己的幸福，而是与此有关系的一切人的幸福。当你待人就象你期待他人待你一样和爱你的邻人就象爱你自己一样，那么，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就达到理想完成的地步。他幻想通过某些改良主义措施，来调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出现的边际效用学派仍以边沁功利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英国边际效用学派代表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来购买快乐，而使幸福增至最高度;要求对快乐和痛苦进行计算，因而把经济学叫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　　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功利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仍然发生影响。由英国庇古奠定的福利经济学，就认为一个人的福利是他所感到的满足的总和，社会福利则是各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各个人总是力图使自己的满足成为最大量。古典自由主义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alLiberalism）古典自由主义概述　　古典自由主义可以有两种涵义：早期的自由主义，从启蒙时代开始直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止的自由主义。在20世纪复苏的相同政治哲学，追溯上述的早期自由主义，亦即自由意志主义。（本条目所述及的即是第一种早期的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源于经济学上的投入产出原则，认为一国的真正财富不是金银总量的增加，而是其国民创造的商品服务的数量。是一种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世纪和18世纪，也因此，它通常被视为由于工业革命和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产生的一种意识形态。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负责，和自由市场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后来才陆续被其他政治意识形态所采纳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当时绝大多数较早期的政治学说，例如君权神授说、世袭制度和国教制度，犟调个人的自由、理性、正义和宽容。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　　古典自由主义政府的干预经常是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因此主张将政府排除出经济领域，让经济生活自行其事，让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数的个体理性的计算来引导经济生活的调整，即“谁会应当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尽量的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n古典自由主义发展概况　　古典自由主义哲学特别重视个人的主权，个人财产的所有权被视为个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强调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义并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这是因为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权的法律，比民主里的多数决原则还要重要。举例而言，詹姆斯?麦迪逊主张共和立宪制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他担心纯粹民主制可能会造成“公共的情绪和利益被多数派掌控，而却没有半点避免少数派被牺牲的机制存在”。在经济上，古典自由主义坚持一个“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才能有效满足人类的需求、并且将资源分配至最合适的地方。他们对于自由市场的支持是因为“假定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私利的、并且会有计划的追求他们各自目标的。”他们不相信个人权利是有政府所“创造”的（在道德层次上），而相信道德权利是独立于政府之外存在的。托玛斯·杰弗逊称呼这些是“无法被分割的权利”，并且也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所相信的理念：亦即权利并非来自法律、相反的法律的唯一目的便是用以保护个人的权利，他宣称“正当的自由，指的是个人有绝对权利依照他们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动，唯一的限制便是不违反其它人的相同权利。我不会加上‘以法律为限’，因为法律经常只是专制者的工具，这在法律侵犯个人权利时尤其明显。”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个人的权利是消极本质—亦即权利是以不受其它人（以及政府）侵犯的个人自由为基准。相反的，社会自由主义（又常称为“现代自由主义”）则主张权利是由其它人提供的某些利益或服务所构成的。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彻底反对福利国家等政策的。古典自由主义强调“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却不主张在物质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社会自由主义所追求的那些“积极权利”反而会侵蚀原本消极的个人权利。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支持以宪法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免受多数统治的干扰，并认为人民投票仅仅是为了选出官员，而不是为了创造法律。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指出古典自由主义有着两种不同的流派：“英国的流派”以及“法国的流派”。哈耶克认为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等人代表了经验主义流派的思想，注重普通法，并且遵循长期自然发展下来的传统和思想。而法国的流派如卢梭、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主义则相信理性主义、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毫无限制的，并且有时会对传统和宗教表现出敌意。哈耶克承认国籍的分类是和流派的分类不同的，有些哲学家并不一定符合国籍的分类：哈耶克认为法国的孟德斯鸠属于“英国的流派”，而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温、约瑟夫·普利斯特里、和托马斯·潘恩则属于“法国的流派”。哈耶克也否认“laissezfaire”这一词是源于法国的传统，并将其归功于英国的休谟、斯密、和伯克。古典自由主义的起源　　古典自由主义是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哲学，最早的根源可以溯及古希腊。在16世纪初启蒙时代由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学派提出早期的论述。而在苏格兰哲学家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1776）中，他反对了主张由国家干预经济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只富裕了那些拥有特权的菁英份子，而没有顾及广大平民。芬兰议员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chydenius）也是另一个提出早期古典自由主义论述的重要人物。古典自由主义试着限制政治权力的界限，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古典自由主义一词也常被使用于描述早期的自由主义，以免与新自由主义（社会自由主义）混淆。\n　　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出版的国富论成了自由主义的理论根基，亚当·斯密提出了关于自由主义和经济的解释，在法律和哲学上的理解则经由约翰·洛克、托玛斯·杰弗逊、詹姆斯·麦迪逊等人。而在伊曼努尔·康德的著作，《永久和平》（perpetualpeace）中，他假设了一种国际性的自由体制，以维持世界的和平。　　“自由主义”一词在此时开始出现分歧（大约在18和19世纪）。原先的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包括自由市场），和有一定权力限制的代议制政府。到了18世纪这层原先代表的意义仅在少数国家仍然完整存在，大多数国家里自由主义一词都已经偏离了最初的轨道（例如社会福利、关税、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和规定、薪水和物价的控制）。在许多国家自由主义一词大多用以形容处在古典自由主义至美国自由主义之间的立场，只有少数几个主要政党仍然支持古典自由主义，大多数的自由主义政党都接受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概念。古典自由主义与现代自由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大幅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但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浮上台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过于拥挤等。物质和科学上的进步增长了人类的寿命，减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长。而这造成了劳工过多的问题，减低了平均的工资。米尔顿·佛利民指出这个时代造成的现象不是贫穷人口增加，而是“贫穷现象更显而易见”了。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如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威廉·冯·洪堡则认为这些问题将会由工业社会自身进行修正，而无须政府的干预。　　在19世纪，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延伸了选举权，而这些新获得选举权的公民往往倾向支持政府干预的政策，由识字率的提高和知识传播的发达产生了在社会上各种形式的行动主义。19世纪产生的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成了第一个从古典自由主义里分裂出来的重要流派，社会自由主义主张立法禁止童工和规定劳工的最低工资，而这些都是主张自由放任经济的自由主义者所视为妨碍自由的政策，更认为这些政策会影响经济的发展。　　到了19世纪末，这些从自由主义产生的分裂已经逐渐扩大，他们认为为了要达成自由的目标，个人必须得到为达成目标的条件，包括教育和免于受剥削的保护。在1911年由霍布豪斯（leonardtrelawnyhobhouse）所著的自由主义一书里，他总结了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的概念，也就是主张政府介入经济，并应确保每个人在贸易时的平等权利。由于霍布豪斯的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差异实在太大，哈耶克甚至指出那应该被称为“社会主义”比较正确（霍布豪斯的确曾自称他的理论为“自由社会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相信自由的哲学应该在每个领域都同等扩大（而不是在某些领域受到局限），他们非常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如枪枝管理法、平等权利法（affirmativeaction,鼓励录用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政策）、高税收、社会福利和支持公立学校，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认为侵犯了个人自由的政策。　　在美国“自由主义”\n一词早已改变了原意，哈耶克认为涵义的改变是从罗斯福任内开始的，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在当时被贴上社会主义和左翼的卷标，由于担心这些标签的负面影响，罗斯福于是改自称为自由主义者。自从那时开始，“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改变了涵义，与原本18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完全不同了。自由主义对抗极权主义　　自由主义一向定义自身为自由的一方，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专制和极权主义。极权主义这一名称是由意大利哲学家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会系统。斯大林和德国纳粹也同样适用此名称，在战后此名称成了对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政权普遍的形容词。极权主义政权主张并且实行对整个社会的中央集权控制，以达成理想中繁荣和稳定的目标，极权主义通常宣称其国家和人民正受到其它威胁，以替独裁政权辩护。对极权主义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极权主义政权也常被描绘成试图摧毁自由民主。　　在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的政府连结了国家与大企业间的关系，并且宣传自身国家民族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优秀，而侵略他国将能使他们获得应得的“阳光之土地”。在这些极权主义国家里，宣传机器通常宣称民主是软弱而无法达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领导人才能带来他们必要的纪律。　　极权主义的崛起成了自由主义的反照面，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分析极权主义及其追随者的信仰和理论，他们最后推论出，极权主义能崛起的原因在于人们身处太过恶劣的环境，因此转向支持极权主义以寻求解决办法。由于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开始认为国家应该有保护经济情况的职责，如同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狼群的自由就意味着羊群的死亡”，也因此越来越多自由主义者开始主张政府应该扮演稳定经济发展的角色。　　其它支持自由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则主张极权主义的崛起正是因为越来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主张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崛起是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了太多干预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丧失而导致的。哈耶克也对英国和美国因为受到凯恩斯学派影响而建立的经济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认为那将会导致相同的极权主义政府产生—而那正是凯恩斯学派所极力避免的。哈耶克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如法西斯、纳粹、和共产主义都是同样的极权主义流派；因为这些政权都试着抹灭经济的自由。对哈耶克而言他认为抹灭经济的自由即代表抹灭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纳粹和共产主义间的差别仅仅是名称上的不同罢了。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尔顿·佛利民主张，经济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认为，只要政府试着以政策来控制个人的自由（如杜威、凯恩斯和罗斯福主张的政策），相同的极权主义后果也可能发生在英国（或任何其它地方）。古典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　　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拥护者，如米尔顿·佛利民、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对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反驳，即代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持续发展—也就是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佛利民说：　　“\n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尤其是在1930年后的美国，自由主义一词改变了涵义，变成了另一种涵义非常不同的东西，尤其是在经济政策上完全不同。这一名词变成用以形容那种依靠国家机器管理、而不是个人自发行动去达成目标的政治，口号变成了社会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19世纪的自由主义将自由的扩大看作是促进社会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方法，而20世纪的自由主义则将社会福利和平等两者看作是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打着福利和平等的旗号下，20世纪的自由主义竟然开始支持国家的干预和专制作风—而那都是原先古典自由主义所奋力对抗的。如果将时间倒转回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期，那些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恐怕都会被打成现代的反动派了！”　　也因此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才是真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人。举例而言，哈耶克主张他并不是所谓的保守主义，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义者，而那些新自由主义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绝放弃这种称呼。　　约瑟夫·熊彼特则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不是一场预谋，那么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们或许会觉得他们盗用了这一称呼是相当明智的举动”，意味着现代自由主义者们“偷走了”这一词、并且还将这一词冠上与之原义完全相反的解释。　　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　　不过，有些人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仍称之为“右翼经济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保守主义”或直接称之“右翼”，并认为他们自行增添其它称呼的做法是无视于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面的部分，而且他们只专注于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说。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哈耶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看法相当奇怪：“他忽略了其它更早的杰出思想家例如洛克和密尔”。古典自由主义与自由意志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者通常认为“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两词是可以互换的。例如美国的卡托研究所（catoinstitute）认为古典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三者都是源于同一意识形态组群。卡托研究所更喜欢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其自认为他们才是正当的自由主义继承者。自由意志主义确实与古典自由主义有非常多相似处，包括哲学、政治、经济方面，同样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自由市场、和个人的自由。古典自由主义一直主张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必须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自由意志主义政党则进一步主张对政府权力更多的限制。　　比萨大学政治学系的教授raimondocubeddu就说：“我们很难分辨‘自由意志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到底有何差别。这两种称呼在用以形容那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小政府主义’流派时几乎是可以替换的：也就是用以称呼那些认同洛克和罗伯特·诺齐克，认为国家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的学派。”　　自由意志主义认为他们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不过，一些人仍然认为两者存在着分离、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美国大法官塞缪尔·佛里曼·米勒（samuelfreemanmiller）便认为：“\n自由意志主义只是表面上类似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者拒绝了自由主义所必要的制度。正确的说，自由意志主义假冒了一种观点，而那种观点正是自由主义依据历史角度所反对的—那就是认为个人的政治权利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义者，自由意志主义者构想出一种架构在个人契约连结上的政治权力。而自由主义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张政治权力乃是公众的权力，应该公平的为公众的利益所服务。”　　强调两者间存在差异的人则主张，自由意志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间有着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义里为了检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与自由意志主义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经济管制有着冲突。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是二十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主义（Monetarism），其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历史简介　　货币学派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布伦纳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扩大有效需求的管理政策，虽然在刺激生产发展、延缓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同时却引起了持续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相标榜，向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提出挑战。他在1956年发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文，对传统的货币数量说作了新的论述，为货币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后，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在理论细节方面不断进行琢磨补充，并且利用美国有关国民收入和货币金融的统计资料，进行了大量经济计量学方面的工作，为他的主要理论观点提供了论据。　　自6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通货膨胀日益剧烈，特别是1973～1974年在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剧烈的物价上涨与高额的失业同时并存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更难提出对付这一进退维谷处境的对策。于是货币主义开始流行起来，并对美英等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和安德森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货币需求函数　　弗里德曼在《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文中认为，货币数量说这个词语只是表示一项研究方法，而不是一个具有确定意义的理论的名称。它是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而不是产出量或货币收入或价格水平的理论。在这篇论文中，弗里德曼在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基础上作了一些发展补充，建立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n　　货币需求函数是一个稳定的函数，意指人们平均经常自愿在身边贮存的货币数量，与决定它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种稳定的，并且可以借助统计方法加以估算的函数关系。　　弗里德曼在1963年出版的《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中估算出两个经验数据。其一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15，即利率增(减)1%，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增加)0.15%，于是认为利率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另一个数据是货币的收入弹性为1.8，即人们的收入增(减)1%，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减)1.8%，这就意味着从长期趋势来看，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长而有递减的趋势。　　货币主义认为引起名义国民收入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货币当局决定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假如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的反方向变化那么，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物价和产量会发生什么影响，将是不确定的、无法预测的。　　弗里德曼突出强调货币需求函数是稳定的函数，正在于尽可能缩小货币流通速度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产量和物价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在货币供应量与名义国民收入之间建立起一种确定的可以作出理论预测的因果关系。在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主要影响产量，部分影响物价，但在长期内，产出量完全是由非货币因素(如劳动和资本的数量，资塬和技术状况等)决定的，货币供应只决定物价水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弗里德曼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实行一种“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把货币存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由政府公开宣布一个在长期内固定不变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是在保证物价水平稳定不变的条件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在长期内会有的平均增长率相一致。　　二十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合理预期派认为，预期在决定物价和产量的进程中居于最重要地位，因为企业和居民户将及早懂得判断经济事变，从而他们会完全预料到政府的行为，并在事前采取行动来抵消政府的政策措施。所以，任何具有稳定作用的经济政策的前途都是黯淡的。甚至在短期内，也只有未被预料到的政策行动才会对真实产量有影响。这样，合理预期就与极端货币主义观点联在一起了。哈佛学派哈佛学派(HarvardSchool)哈佛学派概述　　西方产业经济学主要有三个学派：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　　哈佛学派(HarvardSchool)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产业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哈佛大学的梅森(E.Mason)教授和其弟子贝恩(J.Bain)是哈佛学派的代表人物。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期间，哈佛大学的梅森，发展了传统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n经济成果（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模式）的模式，使之成为产业经济学内容的框架。他认为，产业经济学或称产业组织理论，既要靠实践经验的研究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又须要有一个理论上的分析框架，即结构—行为—成果这个框架。他特别强调市场结构和其他客观的市场条件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认识市场上的企业行为的关键。因此，他着重研究市场结构，以此作为产业经济分析的统一基础。　　1959年，贝恩所著的第一部系统阐述产业组织理论的教科书《产业组织》出版，标志着哈佛学派正式形成。　　哈佛学派的后来学者中最著名的是贝恩，他继续强调市场结构的重要性。特别是他研究了市场经济中新企业进入一个产业时遇到的障碍，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个“进入障碍”和市场集中性、产品差别性三者，是市场结构的关键要素。　　哈佛学派的特点是重视产业经济的实践经验，着重研究市场结构；此外，还强调垄断力量与一定的市场结构相联结的重要性，把它作为产业经济分析中的普遍性问题。哈佛学派的其方法论　　哈佛学派以实证的截面分析方法推导出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后者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简称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范式，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哈佛学派建立的SCP分析范式，为早期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提供了一套基本的分析框架，使该理论得以沿着一条大体规范的途径发展。然而贝恩最终并没有就SCP范式作出进一步的更为一般化的完整说明，谢勒(Scherer,1970)通过完善SCP范式中各环节的反馈效应，才使得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得到了系统完整的阐述。正如马丁教授(Martin,1993)所指出的,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范式并不是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它需要同时考虑其它因素对结构、行为和绩效的影响。贝恩的研究成功地开创了持续20年的以跨部门研究为主的经验型产业组织分析时代。\n　　虽然结构-行为-绩效统治了主流产业组织学界近半个世纪，但其本身也有着许多难以克服的缺陷。SCP范式以静态的实证分析方法为主要手段，以给定的产业结构为前提，将现实企业之间既存的各种差异看成是决定产业竞争状态的外生变量，对特定企业和产业的实际行为进行静态截面观察，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与企业的市场绩效相联系。首先，SCP范式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不具有严格的理论演绎逻辑的必然性，它是基于大量观察的经验性描述；其次，SCP范式过于强调市场结构对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并且不能对策略性行为的逻辑作出清楚的解释，因素选择并没有穷举，新的重要因素未被纳入到框架之中，如信息、交易费用等；再次，SCP范式存在着来自数据采集和模型设计方面的天生缺陷；最后，该范式顶多只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既有行业结构下的行为和绩效间的特定联系，而并不能说明该结构的形成原因及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海派经济学海派经济学概述　　海派经济学：强调综合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派　　海派经济学创始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程恩富解释“海派经济学的含义”　　一般人的确容易误解，以为海派经济学是研究上海的或者上海所有的学者都共同赞成的经济学。其实，海派经济学是以地域来称呼的一个学派，学术史上这样称的很多，主要是为了简便。但学派是开放的，其人员并不以地域为限。若从主义角度描述，其名称是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界内的一个经济学派。　　海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综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综合借鉴运用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又超越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　　海派经济学的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比如关于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提出二者是“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再如，“四主型”市场经济改革观，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改革观,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观,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改革观,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改革观。　　其他的原创性观点还有“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市场型公有高绩效论”、“一府两系三层分类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系论”、“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当代全球基本经济矛盾论”等。　　海派经济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也就是系统的经济学方法、基本假设、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张。这样，也就受到广泛的关注。　　创立海派经济学的历程可以分为4个阶段和时期：　　一是酝酿阶段。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随着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教授的学术创新体系逐渐成熟，他开始同复旦大学张薰华、洪远朋以及同济大学顾钰民等老中青教　　二是海派经济论坛是1995年11月正式成立并召开首次研讨会。刚开始的几年，主要在上海开展海派经济论坛学术工作。　　三是2001年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走出上海，与全国一些高校和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等联合举办论坛。200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2003年在黑龙江大学，2004年在武汉大学和内蒙古财经学院、2005年在郑州大学，成功地召开论坛。2003年，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成立并开展学术活动。10多年来，已召开20多次研讨会，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n　　四是2004年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归属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走向世界，广泛与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学会、日本经济理论学会、韩国社会经济学学会、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联盟等交流，并筹备主办2006年春季在上海财大召开的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会和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刊。　　这里所说的海派有以下3层含义：　　第一，程恩富提出：“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的学术风格，是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风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就是“海纳派”。　　第二，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力求在科学的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合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经济学新范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一种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　　第三，海派经济学的发源地和目前主要代表人物在上海，从这个意义上说，海派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上海学派。但不等于上海学者都赞成这一学派的观点。经济历史学派　　经济历史学派（Historicalschool）是以德国为主的经济学学派，虽然该学派主张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因为他们认为文化的特性是无法全球化的、而且也会随著时间地点而改变。这种概念抛弃了将经济学理论视为是普世定理的概念。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要经历严格的分析研究、而非哲学的逻辑推理。经济历史学派的特色是重视实际现实，而非自我设计的数学模型。经济历史学派在工业化时期也极为关注社会改革和大众生活的改进。　　经济历史学派可以分为以下三个世代：最年长一代的由威廉·罗塞尔（WilhelmRoscher）、卡尔·克尼斯（Karlknies）、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领导年轻的一代由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vonSchmoller）、布连塔诺（LujoBrentano）等人领导最年轻的一代，则由马克斯·韦伯和维尔纳·松巴特（WernerSombart）领导　　19世纪末期，经济历史学派与新兴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研究方式和理论上争论不休。当时德国历史学派控制了大部分的德国学术界，许多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了普鲁士教育部长弗里德里希·阿尔陶夫（FriedrichAlthoff）的顾问。普鲁士是当时德国的学术中心，同时也支配了德语国家的学术界。随著一些在德国留学的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还远至美国，直到1900年为止。\n　　或许是因为在英语国家知名度不高，经济历史学派在现代英美的经济学界不太受重视，历史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也是受到批评最多的学派之一。不过，无论是在理论贡献和实际运作上，经济历史学派都成了后来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其经济模型支配了几乎整个欧洲。　　虽然不如德国的知名，英语国家的经济历史学派的确存在，这个学派受到了弗兰西斯·培根、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的大量影响。这个学派后来猛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上的演绎方式，尤其大卫·李嘉图更成为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这个学派强调将历史的经验与当今的情况混合。阿诺尔德·汤因比便是这些学者之一。剑桥学派　　剑桥学派（Cambridgeschool）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由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创建的一个学派。由于马歇尔和他的忠实门生庇古、罗伯逊等长期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所以被称为剑桥学派。又由于其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庸俗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十九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庸俗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剑桥学派简介　　这个学派所传播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在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该书继承十九世纪初以来的英国庸俗经济学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庸俗经济学体系。该书一出版，就被吹捧为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与斯密的《国富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相提并论。马歇尔的学说，通过其忠实门生，特别是庇古，在教学和著作中加以阐发和传播，形成学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有支配地位。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　　剑桥学派的理论在方法论上的特点是：用“只有渐进没有突变”的所谓连续原理分析经济现象，认为在经济现象之间，经济概念之间都存在连续关系，没有严格的区分；用力学中的均衡概念和数学中的“增量”概念，来分析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及其价格的决定。在分析的同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使用所谓局部均衡法；在静态均衡分析的框框内引进时间因素，以区别在长短不同的时期内，供求状况的不同变化所达成的不同均衡状态；用主观心理动机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认为人类的经济生活都是由追求“满足”和避免“牺牲”这两类动机支配的，这两种动机决定着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　　剑桥学派的核心内容是均衡价格论。他们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决定的，不同需求量和相应需求的价格所构成的需求曲线，与用边际生产费用递增规律决定的，不同供给量和相应的供给价格所构成的供给曲线，说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的决定。他们用均衡价格衡量商品的价值，从而以均衡价格论代替价值论。　　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还建立了自己的分配论，他们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供求状况所决定的均衡价格。对劳动、资本、土地的需求取决于各自的边际生产力。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劳动的“负效用”；资本的供给取决于资本家对未来享受的“期待”\n。工资是劳动供求均衡时劳动的价格；利息是资本供求均衡时资本的价格；利润是资本家组织和管理企业以及冒风险的报酬；地租是农产品价格超过其生产费用的剩余，它取决于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另外，剑桥学派竭力颂扬自由竞争，主张自由放任，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力量的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至于实际存在的失业，则认为主要是工资率缺乏伸缩性的结果。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他还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两个概念，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在货币理论方面，剑桥学派以提出货币数量说的剑桥方程式著称。1917年庇古首先把马歇尔在这方面的论点公式化，以后罗伯逊在1922年出版的《货币》一书中，凯恩斯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对剑桥方程式和马歇尔的货币理论又有进一步的阐发。　　此外，剑桥大学的罗宾逊于1933年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改变“均衡价格论”的完全竞争的假定，从不完全竞争出发，分析企业均衡产量和价格的决定，但在分析方法上，仍然没有超脱马歇尔-庇古理论的框框。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日趋衰落。二十年代英国经济长期萧条，失业问题空前严重。特别是1929年爆发空前深刻的世界经济危机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于严重困境，这使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濒于破产。面临这一形势，原属剑桥学派的凯恩斯于1936年以叛离传统理论的姿态，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抨击他称之为“古典学派”的马歇尔、庇古的观点，建立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寻求新的出路和理论根据。剑桥学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经过修修补补，迄今仍是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激进经济学派激进经济学派概述　　激进经济学是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主要在美国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的理论，也称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派。该学派提出一些大体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为依据，或与之相接近的论点，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形成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以及欧内斯特、阿明、詹姆士·克罗迪、比尔·沃伦等。他们一方面批评“正统经济学派”的一些经济观点和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对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军国主义化，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对妇女的性别歧视以及环境问题等都是美国大公司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他们主张以公有制替代私有制，但反对暴力革命；在经济决策上反对集中，在资源配置上既反对市场经济，又反对行政命令手段。\n　　激进经济学派的理论核心是“经济剩余”说，其方法论主要是从非经济角度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本质和动力。激进经济学派制度分析　　事实上，观点属于这个流派并具有相当影响的，还有一些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巴兰、斯威齐等，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老左派”，而把60年代后期出现的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称为“新左派”，这是当前西方“左派经济学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他们正式打出“激进”旗号，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当时，在美国各大城市爆发的黑人抗暴斗争，美国人民反对侵越战争的浪潮和美国大学中兴起的进步运动，促使美国部分人民的思想趋向革命化。于是，在美国西部以加利福尼亚大学为基地，不少具有激进思想的大学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等组织起来，成立了这个组织，其宗旨是“研究发展和应用激进政治经济学，作为美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　　最初，他们与黑人斗争和学生运动相结合，采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在大学校园或市区广场上宣讲自己的激进观点或散发传单和小册子。不久，他们的作品流传到全国，联盟有些成员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师，编写了教材和论著出版。联盟迄今还定期出版《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季刊和不定期的附刊。到70年代，联盟有成员2000多人。　　联盟成员在政治上批判资本主义，一般都推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和社会经济制度不是以人类本性或技术特点为基础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后者在不断演变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根本的变化；任何具体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又以“社会-经济阶级”的特殊结构为其特征。　　而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社会中这种“社会-经济阶级”结构都是极不平等的；为了走向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必须对这种环境进行根本改造。因此，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在政治上将尽力支持被支配阶级所发动的改革运动。　　激进派认为对于人的经济行为，不能通过概括普遍性的人的倾向，并在形式上用最优化模式来进行分析，而必须研究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在经济活动中，个人、家庭和企业都不是最主要的决策单位，决定经济成果的关键是形成相互冲突关系的人群或阶级所产生的集体力量；不能从基础结构以及各种经济运动趋于均衡的假设出发，制订反映一个社会的经济过程发展的模式，相反，应该在“社会-经济阶级”的相互冲突中考察基础结构的不断变化，并用动态的不均衡模式来探索经济过程发展中的辩证的和矛盾的特点。[编辑]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　　激进派的共同立场和基本观点实际上反映了激进经济学家对主流派经济学的不满，有人把激进经济学家评论主流派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概括为五点：\n　　1、对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并用边际生产率、供需模式等方法来分析这个问题，回避了在各阶级间分配收入的基本问题；　　2、用消费者爱好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而消费者爱好又被看作已知的或特定的；　　3、不注意人们的生活质量问题，只重视在数量上分析每个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爱好对消费品和闲暇的选择所得到的满足，并不考虑劳动群众的劳动条件如何，生活环境是否恶化，以及集体福利的供应是否充分；　　4、重视在经济制度下的边际变动，不注意较大的数量上的变化，更不研究整个经济制度的历史性变动问题；　　5、忽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回避经济中权力分配问题，主流派经济学摒弃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用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并自诩采用与政治脱离的较具有“科学性”的“经济学”名称。但激进经济学家坚持把这门经济学科称作“政治经济学”。　　激进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着重研究社会上收入、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在微观和宏观背景下阶级冲突的机制，当代阶级社会走向危机的趋向，以及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过渡问题。　　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成员对具体的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而有所变动。至今，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说还没有定型，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自联盟成立后的十多年来，激进经济学者已发表了不少论著，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在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对美国当前的一些经济问题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个人看法。　　例如爱德华兹的《谁在福利国家获得好处？》一文，对美国各级政府的福利开支作了详细的调查，指出政府的福利项目并不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福利补助并投有改变全国人民收入不均的状况，福利开支有一部分来自贫苦阶层所缴纳的税金，总之，福利制度只是使贫穷者避免陷入过度贫穷状态，也就是不使贫穷者起来反抗；　　谢尔曼、韦斯科普夫、沙依等提出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如何发生的三种论点，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劳动后备军消失论和现代工人阶级消费不足论，他们引用利润率的升降、投资额的增减等大量统计数字来考察导致资本主义周期各阶段交替的机制，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工作；　　海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种质变，因为它意味着资本的跨国化、资本积累的跨国化，因而导致国际工人阶\n级的贫困化；还有一些激进经济学者进一步发挥海默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发展还意味着垄断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不同过程的一体化，从而国际分工也趋于两极分化。　　总的看来，美国许多主流派经济学家轻视激进派学说，认为它仅是政治态度的表达，而不是认真追求真理。但也有一些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激进派提出的一些论点可以作为传统经济学的补充。经济浪漫主义学派经济浪漫主义学派概述　　经济浪漫主义学派把小生产理想化并企图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西斯蒙第。经济浪漫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期的法国和瑞士。　　经济浪漫主义学派代表了小生产者的思想感情和经济要求。它从小生产者的破产和工人的贫困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及其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无政府状态，财产分配的极度不平衡，继而否定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资本主义是合理的自然制度”的理论。但是，由于它是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衡量资本主义制度的，所以并不了解这些矛盾的性质，也不知道这些矛盾产生的真正根源。经济浪漫主义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唯一的途径是使现代社会重新回到理想化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认为中世纪宗法式的农业和行会手工业是最美好的生产方式。呼吁国家采取措施，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实现宗法式的合作关系，以求得财富分配的平等和实现普遍的社会福利。经济浪漫主义尽管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矛盾，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由于它不懂得资本主义正是从小生产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看不到资本主义大机器是代替中世纪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最终只能流于反动的空想。　　这一学派的思想后来受到列宁的批判，而马克思还是认为西斯蒙弟的思想与李嘉图相比略有不同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liberalism)经济自由主义概述　　经济自由主义：提倡市场机制，反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最初作为一种口号由法国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达让逊提出，后来魁奈等人确认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支配着社会的发展。亚当·斯密宣扬“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经济自由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发挥。“自由经济”思想是斯密整个经济学说的中心，李嘉图也阐明过同样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长期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主张。　　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支持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权利的意识形态。经济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经济自由主义者并非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并非一概反对政府的作用，然而在绝大多数的案例中，他们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政府的干预过度了。\n　　经济自由主义包括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70年代，在凯恩斯主义面对“滞涨”局面而束手无策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世界又纷纷兴起了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它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特别是市场经济中一切活动的前提；交换和市场的自发运行有充分的效率；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外贸政策。新自由主义是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多干预。　　新自由主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之处在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实行完全自由放任，新自由主义则一般都主张在国家干预下强调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　　市场要求清除那些给追求个人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所有者带来不便的种种行政的或政治的障碍，而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已经变成一种理性的行为模式。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倡经济自由主义的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鼓吹让民族国家服从于经济主宰者对经济自由的要求，禁止对市场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的任何管制，反对出现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主张公共服务普遍私有化，减少公共和社会开支，而这些正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　　而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9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界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它有很深的社会背景：权力资本化从商业资本、生产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新的强势集团基本形成，它要求相应的思想理论，并且形成经济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垄断和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学的垄断；渐进改革逐步放弃了对于弱势群体的补偿，剥夺性质日益明显，这就背弃了渐进改革的最基本精神，每一次“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改革，都产生一小撮暴富者，淘汰出一大批劳动者……　　经济理论通过自己的存在首先是思想形态的存在与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分离开来，这种思想形态最经常地以纯粹抽象的和理论的形式出现，它们特别倾向于把逻辑事物同事物的逻辑混淆起来。经济理论倾向于赋予现实以极端合乎逻辑的神话。经济学家的理论分析，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起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是经济自由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然而实际情况却是这样：不仅是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中贫困人口所占比例日益增大，收入差距超常增长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或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Keynesianeconomics)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n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其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以与注重研究个人行为的微观经济学相区别。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法则相对，后者认为价格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成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经济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以後，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历史背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对当时感受到占支配地位的假设和理论越来越受到冲击的思想家，作家和艺术家之一。当物理学开始质疑绝对时间的必要性，作家们开始质疑叙事结构，作曲家开始质疑调性的和谐是否必须的时候，凯恩斯开始质疑当时经济学上的两大支柱：首先是货币是否必须要有一个牢固的基础，一般用的是金本位，其次就是萨伊法则所认定的，如果需求减少，则供给或者价格也会相应减少，从而重新达到平衡。　　凯恩斯自己与伦敦的布卢姆茨伯里区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陶醉于改变人们思想的氛围。正是这一经历和凡尔赛条约的签订使他最终决定与传统理论决裂。1920年他写出了《和平的经济後果》这篇文章，文中他不光阐述了他认为的凡尔赛条约的整体经济後果，而且确立了他作为一个有可以影响国家决策的实际从政经验的经济学家的地位。　　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权力和整体经济趋势的效果的文章，发展了货币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固定的参照物的理论，他越来越相信经济系统不会自动地沿着一个曲线即经济学叫所谓的最优生产水平前进。可是他既没有找到证据，也没有找到一个形式来表达这些思想。　　30年代晚期，全球化的经济系统开始冲击英国——当时居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为了利用竞争优势，英国按照自由贸易政策，从其它地方进口食品和其他低价值商品，并用节约出来的劳动制造高价值的商品用于出口。这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使英国达到了帝国的颠峰，并控制了包括印度、埃及和广阔的殖民地以及其经济和军事上不同英国的盟国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和超通货膨胀的来临以及後来被称为大萧条的全球生产衰退的到来，对金本位，经济自动调整的特性以及以生产带动经济的模式的批评开始浮出水面。数十个不同的学派争奇斗艳。凯恩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着一个简单的观点：大萧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三十年代的时候在生产和投资领域有一股投机的风潮——当时的工厂和运输网络远远超出了当时个人的支付能力。对“需求不足”的重视和他创造的允许政府能够调控经济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的形式使当时的众多年轻经济学家接受他的理论和方法。\n　　也有众多的经济学家反对他的理论，认为导致萧条的根源不是需求的缺乏，而是对商业的信心；所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削减政府开支，从而恢复对重返金本位的信心。凯恩斯的理论　　凯恩斯认为生产和就业的水平决定于总需求的水平。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系统里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总量。在微观经济理论中，价格、工资和利息率的自动调整会自动地使总需求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指出当时生产和就业情况迅速恶化的现实，指出理论说得再好，事实上这个自动调节机制没有起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否存在。根据古典主义经济理论——《通论》以前实践中常用的说法——需求不足只是衰退和经济混乱的症状而不是原因，因而在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中是不会出现的。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经济体系中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是两点：一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决定商品的价格，价格的不断变动反过来导致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二是这个系统创造的新的财富可能会被保存起来用于将来消费或者用于投资将来的生产，同样有一个供求机制决定着这个选择。存款的利息率遵循同价格一样的机制，即它是货币的价格。　　即使是在“大萧条”最严重的年份，这一理论仍然把经济的崩溃解释为缺乏有力的刺激生产的机制。所以合适的办法是将劳动的价格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水平，导致价格下降，从而购买力（就业）就会回升。没有作为工资付出的资金将会转化为投资，也许是在其它的产业。关闭工厂和解雇工人也是必须采取的办法。其它关键的政策措施就是平衡国家预算，或者通过增加税率，或者通过削减财政支出。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　　凯恩斯主义的推演逻辑是从充分就业开始的：　　（1）以往假设的充分就业均衡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其前提是错误的，因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函数的分析结果显示，通常情况下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　　（2）之所以存在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其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就业量就取决于总需求；　　（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对资本未来收益之预期”；　　（4）政府不加干预就等于听任有效需求不足继续存在，听任失业与危机继续存在；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而非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弥补私人市场之有效需求不足。\n　　凯恩斯之所以从宏观的视角对大量的宏观概念进行归纳与整合之后，使经济学的发展开始跳出价格分析的限制，从而翻开了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崭新一页，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论对腐朽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缺陷给予解释和弥补。洛桑学派　　洛桑学派（Lausanneschool）是近代西方经济边际效用论的一个流派。19世纪70年代出现于瑞士洛桑大学，其代表人物为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和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学派主要特点为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理论体系　　一般均衡论体系是由瓦尔拉斯建立的，他在洛桑大学教授职位的继承人帕累托并未对该体系作出重大的修改，而仅仅提出一些与该体系有关的新概念。一般均衡论企图论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情况。该社会具有n种资源或生产要素并且生产m种商品。在分析的开始，该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即持有一定数量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也就是说，这种分析是以既定的收入分配方式为前提的。在这样一个以利己动机从事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消费者力图在收入的限制下取得最大的效用，企业家力图从经营中得到最大的利润，资源（劳动、资本、土地、矿山等等）所有者力图用他们的资源换取到最多的报酬。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瓦尔拉斯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在包括产品和资源的各种市场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市场价格和交易数量能使每个消费者、企业家和资源所有者都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些价格和数量即为均衡价格和数量。另一问题是：如果这些均衡数量果然存在，这种均衡是否稳定。如果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意味着该社会可以和谐而稳定地存在下去。瓦尔拉斯的四个联立方程组为了回答以上的问题，瓦尔拉斯使用了四个联立方程组。第一组方程表示每一种资源所有者所提供的资源数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即为这些价格的函数。由于假设存在着n种资源，所以第一组的方程数为n个。第二组方程表示对每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一切资源和商品的价格，即为这些价格的函数。由于商品的种类被假设为m个，所以第二组具有m个方程。第三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劳务的供给量等于生产全部商品所需要的消耗量。这一组的方程数为n个。第四组方程表示每一种商品价格等于它的成本。这一组的方程数为m个。把以上四组方程联合在一起,瓦尔拉斯得到2m+2n个方程,其中所包含的未知数为m+n个价格和m+n个数量,其总数也是2m+2n个。　　在m个商品价格中,瓦尔拉斯把其中任何一个当作为“计值标准”，从而它的数值为1。因此，未知数的数目变为2m+2n-1个。另一方面，根据“瓦尔拉斯定律”，即一切市场以货币表示的全部购买数量恒等于出售数量，所以在2m+2n个方程中，只有2m+2n-1个才是独立的方程。因此，瓦尔拉斯宣称：他的方程总数正好等于未知数的总数，从而，他的四个联立方程体系是有解的。　　瓦尔拉斯不但认为他的方程具有均衡解，而且方程所决定的均衡也是稳定的均衡。这就是说，一旦经济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的力量会自动地使经济制度“摸索前进”到一个新的均衡状态。为了说明如何“摸索前进”\n到新的均衡状态，他使用了“拍卖者”的方法。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好象存在着一个拍卖者，首先由该拍卖者喊出某一系列的价格，然后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根据喊出的价格而作出各自的反应。如果反应的结果能使各个市场的供给等于需求，那末，此时的状态便是新的均衡状态。否则，拍卖者将根据参与经济活动的人的反应而对上次喊出的价格进行调整以便喊出经过调整后的价格。如果调整后的价格还不能使各个市场上的供求相等，那末，拍卖者还必须按照上述的方式对价格继续进行调整，一直到各个市场上的供求相等时为止。在整个调整的过程中，参与经济活动的人被假设为仅仅把他的反应通知拍卖者而并不把他的反应付诸实施，一直到拍卖者最终调整到导致供求相等的价格时，这些人才按照均衡价格进行各自的经济活动。一般均衡论的补充研究　　无论是在经济理论上还是在数学方法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之处。例如，方程的数目和未知数的数目的相等并不能保证联立方程有解。在瓦尔拉斯和帕累托之后，西方经济学者从1930年开始对洛桑学派所建立的一般均衡论作了一些补充并加以进一步的研究，他们是沃尔德（1902～1950）、希克斯（1904～　）、阿罗（1921～　）、德布鲁（1921～　）等人。他们的研究主要在于论证三个问题：　　①洛桑学派的方程体系是否具有均衡解，即是否存在着至少一个非负数的价格向量能满足该方程体系；　　②该方程体系所寻求的均衡是否为稳定的均衡，即如果均衡遭到破坏，市场的自发的力量能否使经济制度回复到均衡状态；　　③这种均衡是否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即无法在不减少任何一个人的利益的前提下来改善其他人的利益。　　对于上述三个问题，研究结果虽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然而，肯定的答案却是建立在一系列严峻的假设条件之上。例如，假设存在着完全竞争，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不同条件下的期货市场，缺乏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效果或负效果等等。由于这些假设条件违背事实，一般均衡论的结论不可能符合现实情况。　　目前，由洛桑学派所创建的一般均衡论仍在发展之中。西方学者认为,一般均衡论的传统问题已经解决,他们的任务在于放弃一般均衡论的某些假设条件，研究由此而造成的后果，或者扩大它的范围使它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和现实相联系。例如，放弃完全竞争的假设，把不肯定性引入理论体系之内或者把考察的领域扩展到规模收益递增或递减的情况。　　总的来说，一般均衡论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纯粹抽象的社会。只有当把这一研究成果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时，它才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工具。否则，一般均衡论仅仅论述在一个设想的社会中所可能发生的一些经济现象。伦敦学派伦敦学派（TheLondonSchool）\n伦敦学派形成　　伦敦学派（TheLondonSchool）是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流派。它形成于本世纪20、30年代，其主要的特点是坚持和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因其代表人均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TheLondonSchoolofEconomics）工作过而得其名；又因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该学派的核心人物，而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学派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英国是世界上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最早和最为典型的国家。15世纪末，英国的农村已发生了强制夺取农民土地的圈地运动，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发展，在17世纪中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和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英国的资产阶级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限制措施和政策，实现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这种新兴统治阶级的要求，反映在经济思想和理论上，就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开始脱离重商主义的轨道，他的后继者依据其思想，把论证经济自由、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尽致地从理论上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阐述了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要点，提出了具体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长的时间在英国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的故乡。推崇市场机制，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突出私人企业，成为当时英国经济学界的重要传统。如19世纪后期以剑桥大学经济学系为主体的剑桥学派、20世纪初期以伦敦经济学院为核心的伦敦学派，均是沿袭这一传统建立起的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学派。　　伦敦学派的创立者是埃德温·坎南。坎南是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于1897年起就在伦敦经济学院（当时称为伦敦大学经济学院）任教，培养了以利奥尼尔·罗宾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伦敦学派的骨干。由于当时只有剑桥学派活跃在英国的经济理论讲坛上，伦敦学派还未崭露头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纪10－20年代为伦敦学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称为"伦敦学派的准备时期"。进入30年代以后，罗宾斯等人的学术思想日趋成熟，日臻完善，影响也逐渐增大，且秉承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伦敦学派逐渐形成。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大危机，不仅动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宣告了传统自由放任思潮的破产，证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的内在稳定性，也对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改弦易辄，在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的同时，提出了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活动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长期奉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聚集在凯恩斯理论的大旗下，保守的剑桥学派也就因此而逐渐消失。但伦敦学派却依然坚持自由放任的思想，并与凯恩斯展开了论战，伦敦学派也就因继承和坚持了英国自由放任的传统而日渐闻名。\n　　1931年哈耶克受罗宾斯之邀，由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讲学，并立即投入到伦敦学派与凯恩斯的辩论之中。坚持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哈耶克的“参战”，不仅增加了伦敦学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伦敦学派的声望。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在这一期间，伦敦学派还与奥斯卡·兰格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进行了论战（论战的集中点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经济计算的可能性，伦敦学派则持否定态度）。这段时间是伦敦学派的发展时期，也是它的鼎盛阶段。　　1950年哈耶克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工作，伦敦学派的主要成员，如罗宾斯、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AbbaP.Lerner）等人也开始放弃经济自由主义，承认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伦敦学派走向衰落和消亡。值得注意的是，伦敦学派由于存在的时间不长，许多理论观点与传统的自由主义相近，并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如奥地利学派），因而在西方的当代经济思想史（或当代经济史）中，并没有处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四个中心－维也纳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工作过，且四个中心均宣称哈耶克为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伦敦学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归属，西方和我国的经济学家都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对伦敦学派有过这样的界定：指曾在伦敦经济学派执教的哈耶克、罗宾斯等人为首的一批保守经济学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罗宾斯后来改变他自己的观点）。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胡代光、厉以宁也曾指出：“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察，哈耶克无疑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但从哈耶克的学术倾向来看，对他最适当的评价是：他是理论上自成体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同罗宾斯的观点最为接近，把哈耶克和罗宾斯合称为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为恰当。”因此，把伦敦学派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学派进行研究，把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核心人物进行介绍，是科学的和合适的。　　从前面的介绍中可以了解到，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坎南温·坎南、利奥尼尔·罗宾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约翰·希克斯、阿巴·勒纳以及西奥多·格雷高里、尼古拉斯·卡尼多等人。其中，除了奠基人坎南以外，保持伦敦学派的传统、自始至终坚持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仅为哈耶克一人。对伦敦学派的评议　　从西方经济学史的角度看，伦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并无多大的的影响，它的理论和经济政策也似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权威性书籍和辞典中，都很难找到"伦敦学派"这个词组。伦敦学派可说得上是生不逢时。它所形成的本世纪30年代正是市场机制的问题集中暴露、传统的自由放任理论难以自圆其说的时代。这一时代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天然合理的神话，严酷的现实迫使众多的西方经济学家改换门庭，寻求新的理论。在这种形势下，连秉承马歇尔衣钵的剑桥学派，都开始放弃一贯坚持的自由放任理论，重新聚集在凯恩斯的大旗下。但伦敦学派此时却逆当时的潮流而动，企图依然高举自由放任的大旗，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中心，其后果必然是先天不足，难成正果。最为明显的事例就是其领袖人物之一的罗宾斯，在坚持了大半辈子的自由经济思想后，不得不在晚年公开地宣布:"问题出在人的智力，我已经成为理论结构的奴隶，……\n这种理论结构完全不适合已经发展了的形势。罗宾斯对凯恩斯理论的承认，应该说已宣布了伦敦学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伦敦学派的领袖人物坎南、罗宾斯个人，仍不愧是西方经济学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正像前面所介绍的，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上都曾作过较大的贡献，都被后人冠之伟大的经济学家。伦敦学派短暂的历史再一次说明了，随着生产了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于应该放映和描述这种变化的经济学，必须跟上历史的发展，想以不变应万变，不去认识或拒绝认识历史的变化，必然落伍，出现生不逢时的遗憾。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概述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ExpectationSchool），即主张理性预期假说的学派，其在经济学流派中被认为是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第二代，即，以动态分析及理性预期假说为主要特征而与第一代分流，被称为新古典派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　　理性预期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是从货币主义学派中分化出来的。　　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他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总是以自己尽可能收集到的信息作为依据。这一假定被一些青年学者接受并传播其理论。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曾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但从未被作为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前提，所以对一般经济思想并未产生广泛影响。直至70年代，经济学家卢卡斯发表了《预期与货币中性》一文，首先将穆斯的理性期假说同货币主义模型结合起来分析。之后，卢卡斯又和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家萨金特(Sargent)、华莱士(Wallace)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说作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且用于理性预期整个理论体系的分析，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最终形成。　　理性预期是相对”适应性预期”而言的，所谓适应性预期就是运用某经济变量的过去记录去预测未来，反复检验和修订，采取错了再试的方式，使预期逐渐符合客观的过程。而理性预期与这种适应性预期根本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充分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做出的预期。这种预期之所以称为”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参照过去历史提供的所有知识，对这种知识加以最有效利用，并经过周密的思考之后，才做出的一种预期。正因为如此，这种预期能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期相一致。主要代表人物小罗伯特·卢卡斯(RobertE.LucasJr.)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托马斯·萨金特(ThomasJ.Sargent)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与主要分析方法\n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根据过去价格变化的资料，在进入市场之前就对价格做出预期，这样，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市场会发生一些偶然情况，成为干扰因素，但可以事先计算它的概率分布，因此可以选出最小风险的方案，以预防不利后果的侵害。例如在确定房租，债券利息，议定工资，规定供给价格时，都可把未来价格波动估计进去，订的高一些，以防止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实际收入。因此合理预期起了加速通货膨胀的作用。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信息的反应不如公众那样灵活及时，所以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像个人决策那样灵活，因此政府的任何一项稳定经济的措施，都会被公众的合理与其所抵消，成为无效措施，迫使政府放弃实行。因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任何措施都是无效的。要保时经济稳定，就应该听任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所以，一般认为理性预期学派是比货币学派更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　　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波动理论》一文中，发展了适应性预期理论，首次提出”理性预期”理论。他假定：经济信息是稀缺的，经济体系不会浪费，而是充分利用了信息；预期形成方式主要依赖于描述经济的有关体系构成；公众的预期对经济体系运行不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上述假定前提下，穆斯提出其理论要点：　　其一，理性预期是使厂商利润最大化的预期，是人们有效地利用代价昂贵的信息后形成的，因而它是理性的，其结果与客观的理论预测一致；　　其二，理论预期是观察到的过去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它可以指导人们的经济行为。由于它与理性预期结果一致，因而理性预期可以构成经济行为的基础。　　其三，理性预期模型中存在随机误差项，表明厂商和经济学家都不能无所不知地掌握一切信息，因而会对其产出行为发生影响；　　其四，最主要之点在于，理性预期模型说明，规则的经济政策不会对实际经济行动产生影响。只有当经济体系受到预料之外的冲击时，才会使实际产量偏离其正常轨道。显然，这一结论部分地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穆斯的理性预期模型是理性预期理论的雏型，还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70年代后，卢卡斯等人循着这一思路，提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理性预期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首先从分析方法入手，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用自己的心里预期方法取代或补充了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方法。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得分析前提是不现实的，分析方法是有缺陷的：第一，充分就业的假定前提并不存在。70年代后，全世界都产生了资源短缺和能源紧张的问题。资源的有限性和供给不是已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在这种情形下，资源闲置已不复存在，从而供给已经出现结构性变化，即能源，原材料等方面的供给已无弹性，生产已达到潜在的水平，就业已达到自然就业水平，故总供给已达到最大限度。第二，量分析方法过于一般化，没有考虑微观因素，凯恩斯主义的总量分析侧重于政府干预对国民经济总体的影响，没有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因而，依据这种分析方法制定的经济政策也就不一定正确，并不能发生应有的效力。为此，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要用微观分析补充一般宏观分析的不足，并建立一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分析方法。\n第三，用总量分析方法所建立的宏观经济模型没有考虑”个人决策”的作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个人决策的作用是与人们对经济形势的预期有关。因此，个人决策对经济活动的变化有决定的影响作用；而个人决策依赖于人们的理性预期，所以，公众的理性预期是影响客观经济变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理性预期就是要利用这种公众的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来考虑产量，就业量与价格总水平的决定及变动。　　理性预期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的心理预期方法，具体反映在理性预期理论的分析前提中，即理性预期的三个基本”假说”：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假说和货币中性假说。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　　二战以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历了50—6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展。但进入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陷入“滞胀”局面：一方面，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涨幅较大。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实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不攻自破，在实践中处于两难境地。根据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互不相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萎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需求过度才导致通货膨胀。若要刺激经济增长，就要扩大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增加社会总需求，这无疑会加剧通货膨胀。若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缩减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控制社会总需求，而这又会加深经济危机。，当被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为圭桌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无能为力时，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危机。在这种背景下，旨在以理性预期方法说明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无效性的理性预期学派应运兴起，盛极一时。　　在西方经济学中，预斯是指经济活动者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对与经济决策有关的不确定因素进行预测。如商品生产在进行生产决策时，要对未来的商品生产价格和市场需求进行预测，然后才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在西方经济学中，对预期的关注由来已久，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一文中以就业水平的分析，对货币需求、投资水平与经济周期的考察都是基于预期范畴进行的。但他实际上并未明确回答预期如何形成及预期如何影响国民经济运行等问题。凯恩斯关于预期的论述是零散的，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从根本上讲，凯恩斯的预期观是“非理性”的预期观。此后经济学家约翰·穆斯(Jhon·MMth)、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等分别对预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最终形成了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在许多宏观经济学派中，理性预期学派以其鲜明的有别于凯恩斯正统经济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而引人注目。下面我们来考察预期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发展变化过程。　　1．静态预期。\n　　静态预期是在蛛网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蛛网理论是本世纪30年代问世的一种关于动态均衡分析方法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其内容是考察价格波动对下一周期产量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均衡的变化。静态预期借用蛛网模建立了静态预期模型。静态预期的数学模型如下：　　2．外推型预期。　　静态预期虽然简洁明了．但却失之于过分简单。市场价格不会始终不变，商品生产者在遭受多次挫折之后会总结经验教训，修正以前对市场价格的预期。因而，1941年经济学家梅茨勒(L．Metzler)引入了外推型预期，发展了静态预期。他认为．对未来的预期不仅应以经济变量的过去水平为基础，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变量未来的变化趋势。　　3．适应性预期。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卡根(Cagen)提出了适应性预期理论。　　4．理性预期。　　前述三种预期各有特点，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三种预期没有建立在对经济行为理论深入考虑的基础之上。即使是较先进的适应性预期也只是依据对被预期的变量的过去数值来进行预测，不能充分利用与预期变量相关的其他变量提供的有用信息。1961年，约翰·穆斯在借鉴以往预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理性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避免损失和谋取最大利益，会设法利用一切可以取得的信息，对所关心的经济变量在未来的变动状况作出尽可能准确的估计。穆斯在《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先后给出三个假定：　　(1)由于信息是稀缺的；经济系统一般不会浪费信息；　　(2)预期的形成方式主要取决于描述经济的有关体系结构；　　(3)公众的预期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不产生重大影响(除非它以内部信息为基础)。　　穆斯认为，有理性的人在形成经济变量的预期时，会充分利用同决定该变量有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因此经济学家在构建经济模型时应假定预期的形成应以决定预期的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　　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的经济学含义是：　　(1)理性预期是经济主体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自然结果，是最准确的预期。　　(2)经济当事人的主观概率分布等于经济系统的客观概率分布。理性预期并不保证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也不要求每个人的预期都正确无误，但理性预期的误差平均为零。\n　　预期学派经济政策理论的价值取向　　理性预期学派主要侧重于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批判与否定，没有提出具体、系统的经济政策主张，但透过字里行间，人们不难窥知理性预期学派经济政策理论的价值取向。　　1．理性预期学派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然水平政策目标．反对人为地刺激产量和就业水平的增加。理性预期理论包含了“无为而治”的政策思想。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其运行遵循一定的自然规律。自由市场制度能使总产量和总就业水平长期保持在自然水平之上。因而反对政府通过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来提高产量和增加就业。这与旨在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和货币发行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2．崇尚自由经营，反对政府过多于预经济。理性预期学派属于当前西方保守主义的新型自由经营论思潮。他们认为，市场机制，自由竞争能够保证资本主义长期协调，稳定地发展，并能充分有效地利用和配置各种资源，克服经济危机，建立自然秩序。　　3．宏观经济政策无效论。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经济当事人都遵循最大化原则，工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理性的经济人都能收集到尽可能充分的信息，并据此作出理性预期，这种预期结果非常准确，可以与职业经济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解出来的结果相媲美。这样，人们能够迅速认识政策制定者意图，并对政府的政策和价格变动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结果抵销了政策的预期效果，导致政府政策无法发挥预期效应。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Ricardiansocialists　　英国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以D.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是英国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武器，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们“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8页）。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人物和著作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和著作很多，其中主要有：一位匿名作者，其著作是《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P·雷文斯通（?～1830），主要著作是《对某些关于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流行见解的几点怀疑》（1821）和《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T·霍吉斯金（1787～1869），其主要著作是《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雇佣工人的联合》（1825）和《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1827）；W·汤普森（1785左右～1833），其主要著作是《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在最新提出的财富自愿平等制度中的应用》（1824）；J·\n格雷（1798～1850），其主要著作是《人类幸福论》（1825）、《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1831）和《论货币的性质和用途》（1848）；J·F·布雷（1809～1895），其主要著作是《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中，不少人如汤普森、格雷、布雷等同时又是欧文主义者。R.欧文在以经济学的论战姿态出现时，也是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内容（一）价值论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关心的是一切非劳动收入的性质和源泉。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他们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利润、利息、地租是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价值没有归还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被不劳动者所取得。因此，一切非劳动收入都是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据此攻击一切剥削收入，劳动价值理论在他们手中从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价值规律作出了特殊的理解。李嘉图体系中存在着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矛盾。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个矛盾的实质是，同劳动相交换的资本代表较少量的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代表较大量的劳动，二者的交换是以少量劳动换取多量劳动，是不等价交换，破坏了价值规律。有的还认为，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不仅是不等价的，而且是以无换有，因为不仅工资是劳动创造的，而且全部资本都是劳动创造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认为，解决价值规律同劳动和资本的交换的矛盾的办法是，消除劳动和资本的不等价交换，把劳动创造的价值全部归劳动者所有。他们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把价值规律不是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符合“正义”和“人的本性”要求的规律，不是理解为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而是理解为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他们和李嘉图一样不了解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以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而不是劳动力，因而也无法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在他们看来，只有在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后，价值规律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形式上说，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是不科学的。但是，他们提出的“工人有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的口号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就是要求消灭资本主义剥削。从这一点来说，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是正确的。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研究了剩余价值问题。他们对李嘉图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应用的结果，“产生了李嘉图望尘莫及的对于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的认识”（同前，第21卷，第208页）。匿名作者所著《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小册子关于剩余价值的论述具有代表性。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在于他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他已经意识到，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在剩余劳动时间内，工人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作者说，劳动者为了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必须做一定数量的劳动。除此之外，他还必须在这一定数量劳动之上进行剩余劳动。他在这里明确地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价值归结为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n　　小册子作者还研究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是由什么决定的。他说，工人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例如在一星期内，究竟用多大的部分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的等价物，用多大部分为资本家生产“利息”即剩余价值，这完全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工人为自己和家属生产生活资料等价物所需的时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　　小册子作者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功绩还在于他对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的区分作了尝试。古典经济学家只在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上看到剩余价值的存在，都不了解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小册子作者前进了一步，他把企业主利润、地租和借贷利息都看作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把“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他说：“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马克思说：“小册子的作者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同前，第26卷Ⅲ，第279页）。然而，小册子作者用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名称“利息”来指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这表明他还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严重限制。　　小册子作者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绝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时间的形式。与此不同，雷文斯通考察的是剩余价值的相对形式，即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雷文斯通已经懂得，剩余价值是可以随技术进步而提高的。他说，在维持10个人生活需要9个人的劳动的地方，总产品中只有1/10可以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在1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5个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4/5的产品用作“地租”即剩余价值。雷文斯通的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雷文斯通在这里把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看作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产品。　　雷文斯通在分析剩余价值时，分不清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和这一发展的内容本身。雷文斯通说：穷人的贫困创造了富人的财富，“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那么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作为禁欲主义者，雷文斯通认为在资本主义对抗形式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也将随这种对抗形式一起消灭。（二）分配问题　\n　　李嘉图把分配问题看作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的是利润和地租之间的对立。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认为分配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中心问题，然而他们强调的则是利润和地租的同一剥削性质，是工资同一切剥削收入之间的对立。汤普森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指出利润只能来源于劳动。他说，资本家和工人的要求是对立的，资本家的收入越多，留给工人的就越少。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越高，工资就越低。这种分配是一种不自然的、不公正的分配，它造成了资本主义惊人的矛盾即富裕和贫困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灾难。　　霍吉斯金也研究了工资同利润、地租的对立。他认为，工资是由工人的最低生活资料决定的，没有这种最低生活资料，工人就不能生存。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给他们留下最低生活资料，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从他们身上榨取到剩余劳动。工人为了取得面包，必须付出几倍于面包价值的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构成了利润、利息、地租等一切非劳动收入。格雷认为，在“商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只能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1／5，而4／5被土地所有者、债主、商人等以地租、利息、利润形式所占有。后者给前者留下那点收入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活下来继续当奴隶。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广泛的批判。霍吉斯金在批判“资本生产力论”时说，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就流动资本而言，工人进行劳动时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并不是资本家积存起来的储备。欧洲的全体资本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保存起足够全体工人消费一段时间哪怕是一个星期的生活资料。面包、牛奶等消费品往往是在消费前几小时才生产出来。各种不同的工人彼此都在为对方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霍吉斯金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流动资本，不外就是并存的劳动。就固定资本而言，工具和机器等如不加以使用，连生产费用都难补偿。如果搁置不用，原有价值都会损失。固定资本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这不是过去的劳动在起作用，而是现在的劳动在起作用。只有活劳动才起决定作用。霍吉斯金的批判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虽然指出了“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但没有弄清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什么资本会取得具有生产力的假象。他受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把资本当作是消费品、工具和机器。因此他提出：“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布雷也有类似的提法。马克思在分析这一错误提法时说：“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同前，第46卷上，第262页）。　　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各有己见，其中格雷和布雷都提出了组织交换的方案。格雷认为，交换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交换把许许多多的生产者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他埋怨，在流通领域中，商品转化为货币比货币转化为商品困难，也就是卖比买难。格雷说，救治方法在于使卖也象买一样容易。基于这一错误认识，他企图用劳动货币方案来解决卖比买难的问题:成立国家银行，发行劳动货币。中央银行通过各地支行确定各种商品在生产中所需的劳动时间。生产者把商品送入银行，银行发给证明所需劳动时间的劳动货币。劳动货币的票面额有一个工作小时、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作周等，劳动货币既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证明，又是向银行领取包括同量劳动时间的其他商品的凭据。格雷的方案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幻想。他不是把生产而是把交换看作是社会的基础，不是把组织生产而是把组织流通提到首要地位。他想使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但不当作商品来交换，把商品直接就是货币、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的错误命题奉为教条。这种教条不会因为某个银行按它经营就会变为现实，相反，“破产会来扮演实际批评家的角色”\n（同前，第13卷，第76页）。布雷也幻想通过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的固有矛盾，他的方案是组织工人股份公司，同行业或生产同类产品的工人按地区等原则参加股份公司，股份公司之间通过公开交换市场和银行互相交换各自生产的商品。某甲的一个劳动时间交换到某乙的一个劳动时间，这就是布雷的基本命题。公司每星期发放一次工资，工资同工人在一星期中新创造的劳动产品等价。布雷称这种分配制度是“按劳取酬”。他说：等量劳动得到等量报酬，这是组织股份公司的主要原则之一。但是，他所说的等量劳动只是指劳动日长度相同的劳动，不管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和熟练程度，也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只要一天劳动8小时，劳动报酬就都一样。这种“按劳取酬”实际上是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马克思说，在布雷的“新社会”中，人们会“把懒惰当作最大的幸福，将劳动看成必须全力摆脱的沉重负担”，从而“展开偷懒的竞争”（同前，第4卷，第115～116页）。布雷方案和格雷方案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不了解商品生产的性质和它特有的交换形式，都想在保存商品生产的前提下组织交换来消除商品生产固有的各种矛盾。不同之处是，格雷把组织交换看作是社会改造的最终目的，而布雷则把它看作是实现欧文主义的合作制度的过渡办法；格雷企图保存私有制，而布雷则坚决反对私有制；格雷的交换银行主要依靠小商品生产者，而布雷的股份公司则主要是依靠工人。李嘉图学派李嘉图学派概述　　李嘉图学派的建立始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出版，从而以李嘉图为中心集结了一批坚持李嘉图经济学说的人，终于1820年代李嘉图学派和当时其他的经济学派论战失败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及其教训　　在西方经济学中，作为经济学一般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经历过一个长期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它同早期的效用价值论几乎同时出现于西方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又同效用价值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一直到l8世纪下半期，随着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劳动价值论终于在同效用价值论的长期较量中胜出，占据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基地，在对抗封建贵族势力的思想和政策斗争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在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著作中已经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随后19世纪初期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中达到了它的极致，以至于可以说“李嘉图征服了英国(凯恩斯语)，这种理论在英国拥有一批追随者，他们甚至形成了一个学派即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但是没过多久。这个盛极一时的学说就在围绕李嘉图价值论的一场论战中破产了，信奉这种理论的李嘉图学派也随之解体。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学说为什么会衰落呢?它是怎样衰落的?什么理论取而代之?从这段历史中是否可以得到一些教训?这就是本文拟扼要讨论的一些问题。　　劳动价值论及其同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　　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都以“原始的实物交换”为分析的起点和前提，就是说，他们分析的交换是指没有货币、更没有资本，而且土地等其他各种资源都不索取报酬的纯粹实物交换，分析的结论都是说交换的依据或交换价值的源泉是体现在被交换物品中的劳动。　　亚当·斯密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他在《国富论》(1776年)中指出：“\n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问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么，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价值论，实际上他也认为价值理论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原始阶段，一个是现代阶段，不过他认为现代条件下的价值规律虽然与原始阶段有所不同，但这种区别是次要的，原始条件下得出的价值论还是主要的。李嘉图价值论的逻辑层次和基本论点如下：亚当·斯密的“价值反论”表明，敢用虽是交换价值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源泉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早期阶段，商品的交换价值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劳动量；斯密所谓交换来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提法不妥当；劳动报酬不同不会影响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物上的劳动，等等。　　可是，这种原始的实物交换的分析前提显然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市场条件，从中引出的劳动价值论必然也就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交换法则相抵触，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条件下，平均利润率规律的存在，使商品交换比例或商品价值，通常不是决定于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资本量，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成为一种趋势和通则。　　富于历史感的亚当·斯密看到了这种矛盾，可是这个矛盾的存在对他来说似乎没有构成什么认识上的障碍。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如实地描述现象，修改原先的理论，从劳动价值论走向收入价值论。他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像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劳动者??必须把他所生产或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总之，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李嘉围以收入分配变动是现有价值的分配而不影响价值的决定为由，批判并摒弃了斯密的收入价值论；李嘉图也承认稀缺性是商品价值的一个决定因翥，但他坚持认为绝大多数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李嘉图也看到了这种价值规定同现实之间存在某种抵触，他对这种矛盾和抵触的认识和表述比亚当·斯密还要明确，他指出，由于各部门使用机器及其他固定资本耐久资本比例不等，以及在这些不同部门中工资涨落的影响不等，而使劳动价值原理有了很太的变更，他说：“\n我们可以看出，在机器或耐久资本还没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会，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间的相对价值只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跌。但在采用了这些昂贵而耐用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极不相等了。彼此之间的相等价值虽然仍旧会由于生产所需的劳动量的增减而有涨有落，但同时也会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涨落而发生另一种虽然是次要的变动。由于售价五千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可能等于售价一万镑的其他商品生产所用的资本量，所以两者的制造利润也会相等。但如果商品的价格不随利润率的涨落而变动，其利润就会不相等了。李嘉图认为需要对劳动价值原理作出一定的修正，但他坚持认为，工资和利润的涨落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的还是由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相对价值。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引起了反对论者的攻击，他们所攻击的正是这种理论同现实的两太矛盾，一个是它无法解释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因为总不能说劳动的价值决定于劳动吧?再说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结果是利润，这岂不是说劳动与资本交换是不等价的吗?另一个是它无法解释产品价格从而资本利润不同劳动而同资本成比例，而利润率的平均化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却是自由竞争市场条件下的普遍规律。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个反对论者的主要分析进程。　　反对论者对李嘉图学说的责难　　在反对李嘉图价值论的声浪中，1821年出现的一本名为《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匿名著作(以下简称《争论》)发生过直接影响，其中的许多论点为日后反对论者所采纳。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萨谬尔·贝利，他在1825年出版的《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中，对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利润论提出了系统全面的批判。这本书狠狠地击中了李嘉图学说体系的矛盾和弱点，促进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反对论者攻击的首要问题是商品价值的性质。《争论》的匿名作者指责李嘉图不该把价值由某种相对的东西变成了绝对的东西，贝利更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贝利强调说：“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的相互间的比例外，不表示任何肯定的或内在的东西。”他还认为，由于人们在交换中总要依照一定的比例，又总是习惯于用货币来表现这个比例，所以才形成了价值概念。在他看来，“决定价值也就是表现价值”。总之，价值就是交换比例，就是价格，是纯粹相对的东西。他指责李嘉图不该在交换价值背后去探索什么绝对的、独立存在的、内在的东西——价值。应当说，这个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千差万别的商品能彼此交换，说明其中必定含有某种客观存在的共同物。至于这个共同物是什么，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否认这种共同物的存在是站不住脚的。李嘉图的价值观点有绝对化的缺点，他不理解价值只是在他设定的一定条件下(即原始的实物交换)形成的某种生产关系，因而是历史的暂时的而不是永恒的。但是在设定条件下这种关系确实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的东西。贝利的错误在于连这种概念上的绝对性都不承认。　　其次，关于“劳动的价值”决定及利润的来源问题。《争论》的匿名作者指出，依据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将无法解释劳动的价值，也无法解释土地的价值，因为土地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贝利发挥了这一点，他不无道理地指出，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显然是荒谬的。也击中了李嘉图学说的一个弱点，李嘉图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贝利当然不是要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他只是想以他的概念来重新解释“劳动的价值”\n。在贝利看来，商品的价值是交换比倒，劳动的价值(工资)也是一种交换比例，即劳动所得货币与其所交换的其他商品的比例，他以此反对李嘉图把工资归结为工人的生括费用的观点。由于贝利把工资说成是一种数量上的比例，而这个比例又要随着货币与生活资料双方的价格而波动，所以在他看来工资既不是确定的量，也不是具有特定内含的社会经济概念，从而也就说不上在劳动和资本的交换中存在不等价交换了。按照这种理解，利润也只是一种比例，是生产成本以上的超过额同总资本的比例，利润量则同总资本而不是劳动成比倒。这些观点同李嘉图将利润归结为商品价值减去工资后的余额的观点是直接对立的。同样，既然工资和利润都是一种比倒，它们又各有来源和各自的变动法则，没有统一的基础，那么，它们就是互不相干的，说不上相互对立。这是其价值相对论的引申。　　马尔萨斯也利用了李嘉图价值论的矛盾来反对李嘉图，但与贝利的手法有所不同。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劳动与资本的交换是不平等的，也不可能平等，否则就没有利润存在的余地了，而利润是资本家提供商品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怎样说明利润的存在与价值规律的统一。如果工资真像李嘉图所说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即劳动的全部成果，那就不能在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利润了。包含在李嘉图体系中的这个矛盾和困难，李嘉图本人并没有觉察到，马尔萨斯却看到了，并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认为工资确如李嘉图所说是劳动的价值；利润也不可缺少；惟一需要否定的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原理。他强调说，正因为工资和利润都不可缺少，所以商品的价值就应由工资和利润量来决定。这个量构成了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又是从同劳动的交换中得来的，因而他宣称，他的价值论就是生产费用论，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劳动论或购买劳动论。显然他是从劳动资本交换的不平等出发，否定劳动价值论，这实际上是用价值的增值去说明价值本身的决定。　　再次，关于一般商品价值决定和利润来源问题。前已指出，李嘉图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又看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两者难于统一。托伦斯比李嘉图更明确地表述和强调了价值与生产价格相背离的现象：“只要两笔资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是相等，不管它们所推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虽然花费在它们的产品上的劳动量完全相同。”李嘉图宣称这些现象不过是例外；托伦斯则指出，这表明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只适用于社会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出现以后，价值便决定于生产费用即资本的支出。由此出发，托伦斯还把利润归结为价值即生产费用以上的超过额，即归结为流通领域的产物。　　马尔萨斯在利用李嘉图的发现来反对李嘉图的价值原理方面显得更加巧妙和尖刻。他指出：“李嘉图明确地承认了资本回收快幔以及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比倒不同的影响。但在他那书的最后一版中(第三版)，他却大大低估了这种影响。”马尔萨斯还指出：“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规则有相当多的倒外；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他所谓的倒外情况，即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同，耐久程度不同，使用的流动资本周转时间不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倒外情况如此之多，以致规则可以看作倒外，而倒外可以看作规则。”这个批判显然是切中要害的。马尔萨斯自己的价值论是生产费用论，其中包括工资加利润。贝利从价值与价格背离的现象出发，也得出结论说，价值决定于托伦斯所说的生产费用即资本量。　　李嘉图追随者的诡辩\n　　面对论敌的攻击，李嘉图的忠实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力图加以反驳，然而他们的反驳仅仅是字面上的，而且充满了诡辩,结果直接导致了李嘉图学说的庸俗化和学派的解体。麦克库洛赫是最早站出来反驳论敌的人，但李嘉图对他的辩护性论点不以为然。1821年穆勒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纲要》，是李嘉图学派解体的重要标志。李嘉图对穆勒的解释仍不满意，并力求探索出解决矛盾的新途径，但终于没有成功。在李嘉图去世后，麦克库洛赫于182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则彻底败坏了李嘉图学说体系的基础，宣告了李嘉图学派的终结。李嘉图学说究竟是怎样被他的追随者庸俗化的呢?　　首先，关于商品价值的决定法则。穆勒和麦克库洛赫都宣称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然而他们对这种劳动的解释却远离李嘉图的原意。穆勒认为价值通常决定于供给与需求，但最终决定于生产费用。生产费用由什么构成?劳动和资本。穆勒说，所谓劳动是指直接的劳动，所谓资本是指蓄积的劳动，即蓄积在原料、工具、厂房等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在他看来直接劳动和蓄积劳动都是劳动，都能刨造价值，因此价值是由这两者舍起来决定的。这实际上是承认决定价值不仅是劳动，而且还有资本，不过他把资本称作另一种劳动罢了。　　麦克库洛赫在论述价值论时首先区分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认为实际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而相对价值则取决于“商品换得的劳动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他又说，通常情况下即供求相等时，交换来的劳动等于耗费的劳动，但是，“事实上”前者总要比后者多，这个差额构成利润，而且非得有利渭不可，否则生产的动力就消失了。这种解释同李嘉图反驳的交换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并无二致。　　其次，关于价值规律同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矛盾。穆勒认为这里不存在矛盾，因为劳动与瓷本的交换不过是普通的商品交换。穆勒的论证如下：价值由直接劳动(劳动)和蓄积劳动(资本)共同刨造，因此工人和资本家是商品的共同所有者，各自也只应占有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家支付工资，就是用货币交换工人将要在生产中创造的并应归工人所有的那一部分价值。正因为资本家预付了工资，所以后来生产的全部成果应归资本家。可见，劳动与资本交换是等价的。这种观点根本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原理，也不承认劳动与资本交换的结果是不等价的交换，穆勒的说法完全取消了劳动与资本交换中以少量劳动与多量劳动交换的事实，取消了事实上存在的矛盾。　　照这样说来，工资该如何决定呢?按照穆勒的理论，本应这样回答：劳动的价值(工资)决定于劳动。他承认这样说是荒谬的。于是他另寻出路，用人口与资本的比例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来说明，这表明他抛弃了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工资的思路。后来的反对论者贝利也是用比例关系来说明工资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贝利认为工资是工人所得与生活资料之比，而穆勒认为是人口与资本之比，他们实际上都不认为工资是由劳动决定的。关于利润，穆勒认为利润也可叫作工资，不过不是直接劳动的而是间接劳动即蓄积劳动的工资，是资本的贡献，这显然是他的价值论的运用。总之，穆勒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曲解李嘉图价值论的定义，否认劳动与资本交换的不平等性。\n　　与穆勒不同，麦克库洛赫承认这种不平等，但他认为这同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理由是：价值就是由交换来的劳动决定的，而交换来的劳动通常就是要比耗费的劳动多，所以，资本在同劳动的交换中得到更多的劳动量(利润)并没有破坏价值规律。这种解释完全曲解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命题，默认了利润来自交换和购买的让渡利润的观点，否认了利润的剥削性质。　　再次，关于价值规律同等量劳动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仍然试图予以解释，结果弄得更是一团糟。为什／厶有些商品(例如窖藏葡萄酒)的劳动时间没有增加而价值增加了呢?穆勒说这是因为酒在窖藏期间，人手的劳动虽然停止了，但当初生产新酒时耗费的蓄积在其中的劳动还在继续劳动，所以陈酒比新酒贵。他似乎也感到这种说明难以理解，于是进一步解释说，一部机器的价值不是一下子消耗完的，而是逐渐消耗，这就说明当初生产机器时所耗费并蓄积在其中的劳动还在劳动。这其实是价值的转移，不是价值的创造，根本不能说明已经离开劳动过程的商品，在生产或流通期间停留更长的时间之后价格便会提高的原因。穆勒的解释表明他完全抛弃了李嘉图的价值论。　　麦克库洛赫的解释比穆勒走得更远。陈酒之所以比新酒贵，麦克库洛赫认为是由于酒在窖藏期间，机器设备以及自然力对酒发生了一种我们所期望的作用，而。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种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就是劳动，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这就是麦克库洛赫的劳动价值论!劳动概念在他手里完全被糟踏了。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至此被彻底地败坏了。劳动在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的手里完全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成了资本或自然力的代名词，用这样的劳动概念解释价值，其实就是用劳动与资本一起解释价值，而用劳动和资本一起解释价值也就是用生产成本解释价值。　　必然结局和后果　　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和李嘉图学派解体的主要后果和必然结局是生产成本价值论的兴起。这种理论在萨伊(J．B．Say，1767—1832)的生产三要素论中已见端倪，中阅经过马尔萨斯(T．R．Malthus，1766～1834)等人的加工有了一定进展，到了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手上更趋完备。按照这种理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成本，即各项生产支出的总和，其中包括生产资本支出、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和企业家收人等。这种理论还指出，商品价值会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变动，它的水平和状况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这还不是李嘉图学擐解体的全部后果，在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完全转向生产成本论的同时，还开始了从客观价值论向主观价值论的转变。前者出现在李嘉图追随者手上，后者则是李嘉图学说的修正论者或反对论者所为。不过后者还是很初步的，只是到了l9世纪7O年代初期发生了所谓“边际革命”，主观价值论才正式登上理论舞台。这里主要说明一下向生产成本论的转变过程。　　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生产三要素价值论和以敢用为基础的价值论。他认为：“\n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人们所给予物品的价值,是由物品的用途而产生的??当人们承认某东西有价值时，所根据的总是它的有用性。”他还说：。它们的价值基于它们所能创造的产品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本身则起源于那个产品的效用，或它所可能提供的满足。”　　萨伊正确地把土地、劳动和资本看作生产的三个要素。他指出：“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困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其中以能耕种的土地为最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除这些外，没有其他因素能生产价值或能扩大人类的财富。”　　根据这种理解，萨伊肯定了土地和资本同劳动一样，都有生产性。萨伊这种说法的历史贡献在于在经济学史上率先肯定了资本的生产作用，将以往人们(如威廉·配第)的认识即劳动和土地两要素论推进了一大步，这是对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新概括。　　萨伊的价值论有三个层次：一般意义的价值，是指获得商品就必须支付的代价，即生产努力或三要素的努力；市场价值，是指供给和需求所影响和决定的价值，那要受许多因素制约；价值，以物品的效用为基础，而效用则来自生产费用，此效用具有主观的意义。萨伊的价值论是生产要素论、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效用论的结合，这也是同斯密的生产要素论部分的吻合，而同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则分道扬镳了。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生产成本价值论所作的完整表述，是这种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经济学标准价值论的最重要标志。约翰·穆勒是19世纪下半期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1848年初版，作者生前又重版六次)莫定了他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的历史地位。　　穆勒的价值理论是在论述交换理论时才提出来的，此前他已经论述了生产理论和分配理论。他认为价值问题是交换领域的问题，同生产无关：生产的条件和法则不以是否存在交换为转移；价值只与分配问题相关，而且也只是就分配的动力是竞争而不是习惯而言，才与价值有关。然而对于交换社会来说，“价值问题却是根本问题。在这样构成的社会内，几乎一切有关经济利害关系的思考都包含某种价值理论??幸运的是，在价值法则中已没有什幺要留给现在的著作家或任何未来的著述家去澄清；有关这个问题的理论是完满的，需要克服的惟一困难是如何说明这一理论”。　　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第六章对他的价值原理作了系统的总结，这个总结可以教看作是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在其追随者著作中演变的最终形态，它意味着劳动价值论的终结和生产成本论的确定，从此以后，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不再有劳动价值论了，取而代之的是被视为其变形的生产成本论。　　鉴于穆勒的对价值论的表述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特将这段文字中的基本点引述如下：“\n1，价值是一个相对的术语。一件物品的价值，是指它能换取的某一其他物品或一般物品的数量??2，一件物品的暂时价值或市场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然而，需求随价值而变化，价值低廉时对物品的需求，一般大于价值高时的需求；价值总是自行调整到是需求与供给相等的程度。3，各种物品除它们的暂时价值外，还有永久价值，也可以称为自然价值，市场价值在经历各种变动以后，总是趋于恢复到自然价值；各种摆动相互抵消，其结果，平均地说，各种商品围绕它们的自然价值进行交换。4，某些物品以稀缺价值作为它们的自然价值；但是，大多数物品是以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比率或它们的所谓费用价值，自然地互相交换??7，凡供给可以依靠劳动和资本无限增加的商品，都是按生产成本最大的那部分必要供给并把它们运至市场所必需的费用，与其他物品交换的。自然价值就是费用价值，因而，一件物品的费用价值，是指其成本最大的部分的费用价值。8，生产费用由若干要素构成，其中有一些是经久不变的、普遍的，另外一些是偶然的。生产费用的普遍要素是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偶然的要素是赋税和由某些生产要素的稀缺价值引起的额外费用。9，地租不是产生它的生产费用中的一个要素，除非它来自或代表稀缺价值，而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实际存在的，不如说是想象出来的。但是，如果在农业上能够提供地租的土地被用于某一别的目的，则其本来可以提供的地租便是它所产商品的生产费用的一个要素。1O，如果撇开一些偶然的要素，则容许无限增加的各种物品，都按照为生产它们而必需支付的比较工资额和支付那些工资的资本家所应获得的比较利润额，自然地，持久地相互交换??13，如果两种物品是由等量劳动制造的，而对这样的劳动以同一比率付酬，又如劳动者的工资的垫付期间也相同，用途的性质也无须利润率长期存在差别；则不论工资和利润的高低，也不论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平均地说，这两种物品就可以相互交换。14，如果两种物品之一，平均地说，其所具有的价值大于另一物品，则其原因当为：其生产或者需要较大的劳动量，或者需要长期以较高的比率付酬的某种劳动；或者维持这种劳动的资本或资本的一部分的垫付期间较长；最后，或者其生产伴有必需长期以较高利润率加以偿付的某种情况。15，在这些要素中，最重要的是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其他要素的作用较小，虽然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无关紧要的。16，利润愈低，生产费用中一些次要的要素愈不重要，而各种商品与同它们的生产所必需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成比例的价值背离也愈小。17，但是，利润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用许多机器或耐用机器制造的各种物品的费用价值，而提高手工制作的这种物品的费用价值；利润的每一提高则都导致相反的结果。”　　两点教训　　第一，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原始未开化社会”，即原始社会末期最初出现的交换。这个条件说明他们的价值论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超出上述范围这个价值论就不能适用了，必须对它作出改变。亚当·斯密实际上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并且也作出了改变，这个企图是可贵的，但是他所作的改变的方向不对头，他以承认各种生产要素都会参与生产成果的分配这个事实来修改价值原理，从而走上了收入决定价值论。李嘉图正确指出分配的变化是既定价值量分配的变化，不是对价值量的事先的决定。但他并投有由此导向正确的认识，而是走向反面即倾向于否认其价值论有一定的适用范围，误以为他的价值论适用于一切时代。他即使勉强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会有某些改变，但最终还是回到他最初的原理上去，结果导致了原本有一定真理性的价值原理的破产。亚当·斯密承认需要改变而未能作出正确的改变，固然不能说是成功，但李嘉图不承认需要改变而且也没有作出适当改变，其结果更为悲惨。\n　　第二，面对论敌的攻击，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企图用改变字眼和偷换概念的办法为李嘉图解围，结果却同反对论者走到一起去了，实际上承认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是劳动，而且还有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花费或成本，这等于放弃了他们挖空心思想要维护的劳动价值论。在这场争论中，论敌显然是占着上风，因为他们的论据是有道理的。这就留下另一教训，当某种理论同实践发生矛盾时，惟一正确的做法就是依据实践去修正有局限性或缺陷的理论，而不能用这种理论去限制和圈定实践，否则只能导致理论的破产，尽管人们主观上想要维护某种理论。总之，一成不变地坚持既定理论是行不通的，实践毕竟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惟一标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MarxistPoliticalEconomy）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的观点，是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中经年累月，用鞋子在座位底下磨出一道槽才研究出来的。他没有提出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具体办法，虽然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偏差，甚至导致苏联的解体，但目前仍不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什么错误，任何市场经济仍然要不断地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作斗争，而解决的方法仍然是要不断地加强政府调控，即对经济进行计划。　　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马克思发现了经济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是一切商品都具有的共同属性之一。任何物品要想成为商品都必须具有可供人类使用的价值；反之，毫无使用价值的物品是不会成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物品的自然属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并且具有质的不可比较性。比如我们不能说橡胶和香蕉哪一个使用价值更多。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价值一起，构成了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　　生产商品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二重属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的两个方面，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正是由于抽象劳动这种同质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才形成了商品的价值，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n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的对称。是在一定的劳动目的，操作方法，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结果下进行的劳动。抽象劳动　　具体劳动的对称。撇开劳动具体形式的一般无差别的人类生理学上的劳动耗费。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指劳动本身所对应的客体，比如耕作的土地，纺织的棉花等。包括两大类。一是自然界的物质，即未经人类加工过的自然物。一是人类劳动加工过的，用做原材料的产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念　　庸俗政治经济学：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理论，代表人物萨伊（法国）、马尔萨斯（英国）。该学派宣扬阶级调和，掩盖利润的真正来源，否认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经济体制）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揭示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该社会的——生产力、上层建筑（注意：不联系经济基础）　　劳动对象：是人们把自己的劳动加在其上的一切物质资料。分为两类：一是没有经过人们加工的自然界物质，如矿藏；另一类是经过人们加工的原材料，如棉花、钢铁等。　　劳动价值论：（1）、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2）、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3）、形成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但具体劳动不是价值的源泉；（4）、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即死劳动，只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　　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指人们谋取物质资料的方式。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n　　生产力：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反映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生产关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他们的相互关系；3、产品分配形式。　　客观经济条件：指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的生产效率，常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　　经济制度：在一个社会中经法律确认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构成该社会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又被称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或基本经济制度，它规定着这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性质。　　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所采取的具体经济运行组织形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它决定着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基础上应该怎样从事经济活动和在怎样的相互关系下从事经济活动。　　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经济基础：同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不包括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情况下又可以称为生产关系。相对于生产力而言称生产关系，相对于上层建筑而言称经济基础。　　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其中政治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核心。　　社会形态：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观念形态的统一体。　　商品：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以W表示。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它体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商品拜物教：在私有制社会中，商品生产者把商品神秘化，把商品当做神一样来进行崇拜。　　使用价值：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效用，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n　　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价值是商品经济的特有范畴。　　商品经济：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社会生产的经济形式，包括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到共产主义阶段，其会消亡。　　简单商品经济：又称为小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即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　　产品经济：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形式。整个社会是一个生产单位和分配单位，生产不再借助交换来进行。　　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生产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要。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　　货币流通速度：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周转次数。如：1元货币1月内平均执行4次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就起了4元货币的作用。货币流通速度越快。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越少，反之则越多。　　价值实体：商品中凝结的人类抽象劳动。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对于任何劳动支出来说都是同质的，它们不存在差别。　　价值形成过程：抽象劳动同劳动对象相结合而凝结成价值的过程。既是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又是物化劳动即生产资料的旧价值的转移过程。　　市场机制：市场的各种要素，包括价格、竞争、供求等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各自发挥功能，由共同发挥作用的有机联系。　　价值形式：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一种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该商品自身来表现，而是在同另一种商品交换时，在所交换的商品上表现出来。随着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的发展而发展，在历史上曾依次出现过四种形式：（1）简单价值形式；（2）扩大价值形式；（3）（一般价值形式）；（4）货币价值形式。　　价值增殖过程：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指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的形成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的形成过程就是价值的增殖过程。　　交换价值：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是交换价值背后的本质内容。　　资本积聚：是资本积累的结果。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增加，更侧重于生产资料的扩大。\n　　相对过剩人口：指劳动力的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这部分劳动力的使用不能给资本带来平均的剩余价值。　　价值规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它的基本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按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　　超额剩余价值：也称“额外剩余价值”。因个别商品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获得的剩余价值。最先采用先进技术的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高于生产同种商品的其他企业，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商品按照社会价值出售，资本家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但当企业普遍都采用先进技术时，超额剩余价值也随之消失。另一些使用最新生产技术和方法的资本家，又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实质上就是相对剩余价值。　　帝国主义：也称“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第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垄断统治。　　纯粹流通费用：由商品的价值运动所引起的费用，即纯粹由商品买卖引起的费用，包括广告、通信、店员工资和商业机构的日常开支等。这种非生产性费用不增加商品的价值。在商品流通中的必要的运输、保管和包装支出，不属于纯粹流通费用的范畴，它们能增加商品的价值。如果纯粹流通费用的增长超过正常需要，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生产性流通费用：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运动所引起的费用，如商品的分类、包装、保管、运输等费用，作为生产过程在流通中的继续而支付的费用。　　跨国公司：又称“多国公司”。以本国总公司为基点，通过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从事跨越国界的生产、销售或其他经营的企业。　　股份合作制：劳动者的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一般具有以下特点：企业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所有者；资金用股份制形式筹集，企业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企业由职工民主管理，厂长、经理由民主选举产生。　　一般等价物：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充当其它一切商品的统一价值表现材料的商品，它的出现，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上，一般等价物曾由一些特殊的商品承担，随着社会的进步，黄金和白银成了最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职能的货币。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货币：在长期的商品交换中，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以G表示。　　价格：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n　　价格标准：货币的单位及其等份。　　通货膨胀：流通中的货币量（纸币）超过了商品流通所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经济现象。通货膨胀的程度用通货膨胀率来表示。在一定时期内通货膨胀可以增加一部分需求，从而刺激生产，出现经济的虚假繁荣，但通过增发货币所增加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没有相应的商品保证，不能根本解决生产和需要的矛盾。高通货膨胀率不仅会打乱经济秩序，而且会危害社会安定。　　通货紧缩：流通中的货币量（纸币）少于商品流通所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物价下跌、纸币增值的经济现象。主要表现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宏观经济形势下。　　货币的支付手段：是随着商业信用的发展而产生的，卖者先向买者提供商品，卖者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再向卖者支付所购商品的货款。这一职能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经济中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物化劳动：指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消耗，生产资料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在其中有人类劳动的凝结，这种劳动同物（产品）结合在一起，故称为物化劳动。　　活劳动：指劳动过程中劳动力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剩余价值率：指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它表示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　　年剩余价值率：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同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年剩余价值率表示预付可变资本的增殖程度。用公式表示为M’=M/v=m’n（n为资本的年周转次数）。　　固定资本磨损：固定资本的磨损分为有形磨损和无形磨损。有形磨损也称物质磨损，是指固定资本的物质要素由于使用及自然力作用而形成的磨损。有形磨损与价值规律无关，而与自然规律有关。无形磨损也称精神磨损，是指固定资本在其有效使用期内，由于技术进步而引起的价值上的损失，包括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明高性能新设备而使原固定资本贬值。固定资本的精神磨损与价值规律有关。　　利润率：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即P’==m/c+v。利润率表示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利润率在数值上绝对小于剩余价值率。　　资本：能够在运动中增殖的价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增殖表现为获取剩余价值。它是通过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运动中使其自身的价值不断增殖，构成了资本最一般的属性和特征。\n　　价格标准：为了计量和比较各种商品的价格，货币必须以固定的计量单位作为标准。由国家规定的用以衡量货币本身的计量单位及其等分，称为价格标准。　　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以货币来表现的工资叫做名义工资，以这些货币所能实际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来计算的工资，叫做实际工资。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并不是两种不同的工资，而是同一工资的两个侧面。　　不变资本：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资本。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将其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不改变原有的价值量，故购买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资本家用于购买劳动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不仅能够创造出补偿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能创造出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　　劳动强度：劳动的繁重和紧张程度。劳动强度不同，单位时间内的劳动消耗也就有差别，劳动强度高，单位时间内劳动消耗多，反之，则少。　　资本积累：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或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资本积聚：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而增大其总额的一种形式，是资本积累的直接后果。　　资本集中：由若干分散的小资本合并成为少数大资本。资本集中是扩大单个资本总额的一种形式，资本集中不会增大社会的资本总额。资本集中在现实上往往采取股份制的形式。　　资本技术构成：资本在物质形态方面的构成，即构成资本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劳动力的数量之间的比率。这种比率是由生产技术水平决定的。　　资本价值构成：资本在价值形态方面的构成，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公式为C：V。　　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公式为C：V。　　相对工资：工人新创造的价值（v+m）中，工人所占份额和资本家所占份额相比较的工资。　　产业资本：指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即投在工业、农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方面的资本。　　流通资本：是指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n　　资本周转时间：资本的循环如果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时，就是资本周转。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就是周转时间，它包括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生产价格：商品的生产成本加上平均利润而形成的价格，是价值的转化形式，生产价格形成后，市场价格将围绕生产价格而上下波动，这只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动，而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因为社会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等于商品价值总额。服务贸易：又称劳务贸易，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服务贸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服务贸易是指一国以提供直接服务活动形式满足另一国某种需要以取得报酬的活动。广义的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活劳动，也包括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在没有直接接触下交易的无形活动。服务贸易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广义的。　　超额利润：个别生产价格和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由于个别资本家率先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从而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利润。超额利润也是由工人创造的，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商品所有权规律：各个商品生产者对自己的商品具有所有权，并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占有别人的商品。　　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通过劳动力的买卖，占有了工人生产的全部产品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商品生产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实质：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社会关系，随着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和重复得以维修、更新和发展。社会生产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　　有机构成提高的原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　　有机构成提高的前提：单个资本的增大。　　有机构成提高的的表现：C大V小（相对来说）。　　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利润率下降，但利润额增大。\n　　劳动耗费：生产商品中的实际耗费，包括物化劳动耗费和活劳动耗费两部分，相当于商品的价值C+（V+M）　　资本耗费：生产商品所耗费的资本量，即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相当于生产成本，是生产费用。劳动耗费和资本耗费是两个不同的涵义，两者在量上也不相等，劳动耗费大于资本耗费，大于部分就是剩余价值。　　所用资本：即预付资本，资本家为榨取剩余价值而预先垫支的货币资本，在量上包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全部资本。　　所费资本：生产商品中耗费的资本量，包括耗费的不变资本和耗费的可变资本之和，在量上相当于生产成本。　　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这里的过剩不是绝对过剩，只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而言的，是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借贷资本：从职能资本运动过程中暂时游离出来，为了取得利息而暂时贷给职能资本家使用的货币资本。　　职能资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实际发挥了职能作用的资本。在内容上职能资本主要包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商业资本实现剩余价值。职能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在数量上相当于平均利润。通常情况下，只有职能资本才能获得平均利润，而非职能资本（如借贷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利息）则小于平均利润。　　级差地租：因租种不同等级的土地或对土地投资的收益差异所形成的地租。来源于农业工人创造的超额利润。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是土地的丰度（肥沃度）或地理位置不同，以及对同一块土地连续投资的收益差别。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的经营垄断。级差地租的形式可分为级差地租第一形态和级差地租第二形态。　　绝对地租：租种任何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它产生的条件是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产生的原因是土地私有权垄断。其来源是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的差额，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土地价格：土地出售时的价格，实质是资本化的地租。土地没有价值，因为它不是劳动产品，但掌握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定期取得土地收入，如同把资金存入银行取得利息一样，所以土地可以买卖并有了价格。土地价格与地租成正比，与银行存款利息率成反比，即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　　租金：农业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向土地的所有者缴纳的全部货币额。租金中除地租外，还包括土地上的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利息，并可能包括农业资本家的一部分平均利润和农业工人的一部分工资。\n　　股票：股份公司发给股东证明其所入股份并有权取得股息和红利的书面凭证。是可以作为买卖对象或抵押品的有价证券。股票持有人是公司的股东，股票收益既包括股东的股息、红利收入，还包括因股票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收益。　　股票价格：通称股票行市。指在股票市场上买卖股票的价格。买卖股票实际上就是购买一种能取得股息或红利收入的权利，股票价格是就股息收入的资本化。股票价格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预期股息的高低；二是银行的存款利息率水平。用公式表示为：股票价格==股票面额*预期收益率/存款利息率==股息/存款利息率。　　矿山地租：工业资本家为了取得开采矿藏的权利，向拥有矿藏的土地所有者交纳的地租。　　建筑地段地租：资本家为获取已经建有（或者可以建造）仓库、工厂、商店或其他建筑物的地段的使用权，而向土地所有者交付的地租。　　个别资本：各自独立发挥资本职能的资本。　　社会总资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所有个别资本的总和。　　垄断利润：垄断资本家凭借其垄断地位而获得的大大超过平均利润的高额利润。　　金融资本：垄断的银行资本和垄断的工业资本融和而形成的一种新型资本形式。金融寡头：掌握庞大的金融资本，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政权的少数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　　银行信用：银行资本家向职能资本家提供贷款而形成的借贷关系。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国家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实质是垄断资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该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当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参与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就成为经济上的总的垄断资本家，或称为“理想的总资本家”。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表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实质，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出发点和根本动机。具体内容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社会劳动者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市场机制：市场调节的过程和原理。由于市场调节是在供求关系的变动、市场信号的变化及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市场机制的内容分解为价格（包括利率、工资）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其中价格机制是核心。\n　　价格体系的比价关系：国民经济不同部门所生产的不同种商品的价格之间的对比关系。　　价格体系的差价关系：同一种商品因购买与销售的地区、环节、时间不同和商品质量不同而形成的价格差额关系。　　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经济增长通常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前提和最为基本的一个方面的内容。　　经济发展：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　　卡特尔：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垄断商品销售市场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订立的协定。内容包括：划分销售市场、确定商品产量或规定商品售价。参加者不得违反协定，但它们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仍保持独立性。参加者之间为争取有利的销售市场和扩大产销限额进行着剧烈的竞争，常使协定瓦解。　　辛迪加：垄断组织的主要形式之一，是资本主义企业间关于共同销售商品和采购原料的协定。旨在通过高价出售商品，低价购买原料，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参加者在生产和法律上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已丧失商业上的独立性。销售商品和购买原料都由总办事处统一处理。其内部各企业间存在着争夺销售份额的竞争。　　托拉斯：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或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范围，加强竞争力量，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参加的企业在生产上、商业上和法律上都丧失独立性。托拉斯的董事会统一进行经营和管理，领导权掌握在最大的资本家手中，原企业主成为股东，按其股份取得利润。参加的资本家为分配利润和争夺领导权而进行剧烈的竞争。　　康采恩：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形式之一，由不同经济部门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包括工业企业、贸易公司、银行、运输公司和保险公司等。旨在垄断销售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参加康采恩的企业形式上保持独立，实际上受其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集团（一般是大银行资本家）通过参与制加以控制。它明显地表现出帝国主义时期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的特点。　　劳动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平均每个劳动力）占用资金较少、技术装备程度较低、容纳劳动力较多的部门，如纺织部门、手工业、餐饮业等。\n　　资金密集型产业：单位劳动占用资金量较多的产业部门，如冶金、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部门。　　技术密集型产业：占用劳动力较少，但从业人员具有较高的科技专业知识、集中了高科技成果的产业部门，如计算机、航天、核能工业、网络信息等行业。这类产业往往劳动生产率很高，产品技术性能复杂，能够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代表着一个国家和产业的最高水平。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是我国加速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生产要素质量、结构、使用效率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依靠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的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数量的增长速度为核心。　　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粗放型和集约型的增长的区分依据是从经营的角度划分的。如果从生产规模扩大的实现方式看，可以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参与制：金融寡头通过控制一定数量的股票从而曾层层控制许多企业的经济上的统治地位。　　财政政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综合运用各种财政调节手段，对一定的经济总量进行调控，使之增加或减少的政策。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变动税收状况和财政支出状况来影响国民经济的总量状况，因而，财政政策可分为财政收入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税收和国债，后者主要是政府支出和购买以及转移支付等。　　货币政策：又称金融政策。国家为组织、管理货币资金的融通、调节货币供求关系而采取的各种金融性政策。主要工具包括利率调节、再贴现率调整、准备率调整、公开市场业务以及必要的信贷额度调整。　　贴现：银行的一种放款形式。以未到期票据向银行通融资金，银行扣取自贴现日至到期日的利息后，以票面余额支付现金给原持票人。票据贴现的过程相当于一种短期贷款。　　再贴现：商业银行将贴现业务所得票据转向中央银行再行贴现。　　银行利润率：是银行利润和银行自有资本的比率。它相当于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　　借贷利息：借贷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获得的、由职能资本家转让的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特殊转化形式，体现着借贷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n　　法定存款准备金：各商业银行根据法定比率把吸收的存款转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准备金的部分。　　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和其他有价证券。　　期货交易：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的标准化和约（合同）的转让，其交易的对象并不是商品实体，而是商品的标准化和约（合同）。　　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所生产的或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通常用GNP表示。　　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境内的本国居民与外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所生产的或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通常用GDP表示。它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关系可表示为：GNP（国民生产总值）==GDP+国外净要素收入。　　即GNP（国民生产总值）==GDP+（本国居民来自国外的财产和劳务收入-外国居民在本国境内的财产和劳务收入）。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的虚拟资本的经济活动。虚拟资本一般指以有价证券形式（如债券、股票）存在的未来预期收益的资本化。虚拟资本自身没有价值，是实体资本的"纸制复制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虚拟资本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资本的虚拟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如各种金融衍生产品等。虚拟经济是以一定形式对实体经济的反映，它的发展总体上对实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如果发展过度也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虚拟资本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促使社会闲散资金转化为生产经营资金；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虚拟资本的消极作用主要是使国民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增大。总体来说，虚拟资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只要控制其消极影响，稳步发展，就能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基本经济制度：1997年党的15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来，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转，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16大在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时候，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一个“统一”，一定能够进一步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卖方市场：指因产品短缺而造成的求大于供的市场形势。在这种条件下，卖方在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买者之间的竞争。\n　　买方市场：指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在这种条件下，买方在交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市场竞争主要表现为卖方之间的竞争，在此市场条件下，价格通常趋于下降。买方市场是市场经济中的一般市场状况。　　二元经济结构：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即在农业发展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超前进行了工业化，优先建立了现代工业部门。我国目前即处于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转移，二元经济特征非常明显，迟迟不能转化为一元经济。　　生产社会化：由分散的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变为集中的、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的过程。主要表现在生产资料在使用上的社会化、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以及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生产社会化是现代化大生产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将越来越高。　　经济效益：在经济活动中，产出与投入、效用与费用之间的比较。经济效益的计算公式为：经济效益量==产出量-投入量　　经济效益率：经济效益量/投入量　　借贷资本输出：输出国的政府或企业和银行，把货币资本贷给输入国的政府、银行或企业，这是一种间接投资。　　生产资本输出：输出国的政府或银行或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办企业。这是一种直接投资。　　地区经济集团化：由地域上邻近的一些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和生产国际化的客观要求，为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通过签定协议而组成的经济或贸易集团。　　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于1995年，其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并列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国际性经济组织。WTO的宗旨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消除国际贸易壁垒等。中国于2001年被该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　　事实上的不平等：每个劳动者的体力、智力不同，提供的劳动多少便不同，社会默认这种不同的天赋，这种显现的差别也就体现在按劳分配中。按劳分配这种权利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权利，我们所最终最求的目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种事实上的平等。但按劳分配从另一方面说又是平等的。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不劳动者不得参与分配，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平等的体现。　　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就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n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现代产权制度：现代产权制度是权责利高度统一的制度，其基本特征是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产权主体归属明确和产权收益归属明确是现代产权制度的基础；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是现代产权制度基本要求；流转顺畅、财产权利和利益对称是现代产权制度健全的重要标志。　　中国宏观调控方式的变化：中国宏观调控方式在四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由国家直接调控企业和直接配置资源转向主要调控市场；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方面，由供给调节为主转向需求调节为主；由直接调控市场需求规模转向通过经济杠杆来调控市场需求规模；由过去主要靠国家计划调控逐步形成了国家计划、金融政策、财务政策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能综合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正确运用经济杠杆的新机制。　　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时机，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用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崛起，基点主要放在自己的力量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广阔的国内市场、充足的劳动资源和雄厚的资金储备，以及改革带来的机制创新；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的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往来；中国的崛起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奋斗；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也不会牺牲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大了也永远不会称霸。　　扩展的财富：1995年，世界银行首次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组要素。瑞典学派瑞典学派概述　　瑞典学派（TheSwedishSchool）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又称北欧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它以斯德哥尔摩大学为主要阵地，故又称为斯哥尔摩学派。起源于19～20世纪之交，形成于20世纪20～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一整套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小国开放型混合经济理论。它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而且对当代世界有重要影响。当然，它的主要影响是在北欧，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响则基本上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策性的。瑞典学派代表人物和理论渊源　　瑞典学派的理论前驱是K.维克塞尔（1851～1926）、G.卡塞尔（1866～1945）、D.达维逊（1854～1942）,主要代表人物有G.缪达尔（1898～1987）、E.R.林达尔（1891～1960）、E.伦德堡（1907～）、D.哈马舍尔德（1905～1961）、B.奥林（1899～1979）、I.斯塔尔和A.林德贝克（1930～　）等。\n　　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是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将资本边际利润率和利息率的差异及其相对变动视为宏观经济变动的基本决定因素。根据这一理论，维克塞尔提出控制利息率以维持经济稳定的经济政策主张。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和宏观货币政策主张，不仅是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而且开了现代西方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先河，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之一。瑞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瑞典是北欧一个只有850多万人口，45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小国，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的对外高度开放型的国家。瑞典学派就是植根于这样的国度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环境之中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它萌芽于20世纪初。当时正值资本主义已逐渐由自由阶段过渡到垄断统治阶段，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已日趋尖锐，以致爆发世界大战和严重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1920年，便在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随即又进入长期的慢性萧条。到1927年左右，经过短暂复苏后，1929年更爆发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史上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失业总数超过3,000万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即使在所谓经济高涨时期，失业人数也大量存在。与此同时，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小撮金融寡头利用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日益加强了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借以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在此情况下，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宣扬的自动充分就业均衡论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在现实面前已渐趋破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便不得不在理论上另辟蹊径，以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瑞典学派就是为适应这种新的形势需要而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　　瑞典学派的先驱者维克塞尔在他1898年出版的《利息与价格》（后修订为《国民经济学讲义》第二卷出版）一书中提出的所谓积累过程原理，乃为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维克塞尔在该书中首先批评了旧的货币数量论，认为它是一些同实践很少有关系，有些方面简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理论，因而是错误的。在他看来，在一个银行信用已充分发展的社会经济中，一般价格水平取决于银行提供的贷款条件或贷款利率。但这还不是决定价格水平的充分条件，因为价格上涨既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价格下跌也可以与低利率或高利率并存。他认为，确定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利息率，即市场利息率同自然利息率（NaturalRateInInterest）之间的差异。维克塞尔就企图从区分这两种利息率的差异出发来说明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这就是所谓积累过程原理，即宏观动态的均衡分析。　　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在此以前的传统庸俗经济学是进行静态的均衡分析，而且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截然分开。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则把经济的均衡分析开始动态化，并以利息率为纽带，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起来，建立起统一的货币经济理论，用以说明经济周期的波动。他的这种宏观动态均衡分析方法，便成为后来瑞典学派普遍沿用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同时由于他的积累过程理论是通过货币利息率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而不是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周期产生影响，因此，他在政策建议方面，也是企图借助于调整利息率，而不是借助于控制货币数量来克服经济周期的波动。这点显然对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维克塞尔的经济理论，不仅为瑞典学派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先驱。\n　　瑞典学派的理论渊源除维克塞尔的理论外，还有卡塞尔、达维逊的理论。后二人从不同方面对维克塞尔的理论进行批评和补充而形成了瑞典学派的又一重要思想来源。当然，这两人的影响同维克塞尔比起来还是属于次要的。　　如果说维克塞尔、卡塞尔、达维逊等是瑞典学派的奠基者，那么，瑞典学派的形成则应归功于30年代的谬尔达尔、林达尔、伦德贝格和奥林等人，而主要是谬尔达尔。标志着这一学派形成的主要著作有：　　①谬尔达尔在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此书在传统的静态均衡价格理论基础上，加进了预期（expectation）因素，强调企业家对未来的主观预期及不确定和风险等因素在价格形成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②谬尔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均衡论》。此书把一些经济变量区分为事前估计（ex-ante）与事后估计（ex-post）两种，进行动态分析。　　③林达尔在1929年出版的《货币政策的目的和方法》。此书企图建立动态分析的期间分析，以代替静态均衡分析。　　④林达尔在1939年出版的《货币和资本理论的研究》。作者试图对预期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一个一般动态理论体系。　　⑤伦德贝格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作者采用过程分析或序列分析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增长。　　⑥瑞典政府失业调查委员会于1933-1935年发表的《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参加该委员会最后撰写的瑞典学派经济学家有谬尔达尔、奥林、哈马舍尔德、阿克曼等。他们采用瑞典学派的分析方法和观点，得出了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消除失业的结论。　　60年代以后，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德伯克。他所著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1971年）、《瑞典经济政策》（1974年）两书，在全面评述激进派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的同时，系统地总结了瑞典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既保持了瑞典学派原来的传统，又加强了瑞典学派理论中的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瑞典学派的特点　　前面说明，瑞典学派是在本世纪20-30年代垄断资本主义统治已建立起来、资本主义矛盾已十分尖锐并爆发空前严重经济危机的形势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它与新古典学派比较起来具有如下特点：　　（1）首创了“一分法”的经济分析方法。新古典学派信从萨伊定律和旧货币数量论，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视为互不相干的两回事，瑞典学派则最先把二者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n　　（2）倡导动态经济学，企图用以修补静态经济理论的缺陷，而他们的所谓动态经济学，则是与他们的货币经济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称为货币均衡论。　　（3）为了完成动态经济的分析，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方面，编造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术语和经济范畴。倡导把一些经济变量如资本价值、所得、投资、储蓄、成本等区分为事前、事后两种数值。主张用所谓期间分析或称过程分析、序列分析来阐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变化过程。　　（4）把预期纳入经济分析之中，强调预期在经济运行中“决定性”作用。　　（5）着重纯理论的研究，并从经济理论引伸出政策建议，主张国家干预经济。这个学派的主要成员大都直接参与瑞典政府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执行工作。因此，瑞典学派的理论对瑞典经济政策有重要知道作用；而在其纯理论的研究方面，如其对凯恩斯学派的宏观经济理论和国家干预思想的影响就比较明显。　　（6）注重国际经济理论和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瑞典是一个高度开放型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很深的国家。瑞典学派经济学家们从国情出发，自然对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研究比较注重，并取得了相当成果。其中有些理论在西方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如：国际贸易理论等。瑞典学派方法论、经济周期论和政策主张　　在20世纪20～30年代，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以维克塞尔的理论为出发点，在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周期理论和政策主张三方面使瑞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缪达尔在《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1927）、《货币均衡论》（1931），林达尔在《货币政策的目的与方法》（1929）、《货币与资本理论的研究》（1939）等著作中，提出了预期和计划、时点分析和期间分析、事前分析和事后分析、均衡分析和不均衡分析等一系列方法论概念，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宏观动态均衡方法论。　　伦德堡在《经济扩展理论研究》（1937）一书中，运用动态分析法，对经济周期作了缜密的研究。他采用序列分析法，分阶段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并且研究了总投资、利息率、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经济合理化等因素对经济周期变动的影响，奠定了瑞典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　　1927年，由缪达尔、奥林、哈马舍尔德等经济学家组成的失业委员会在《失业委员会最后报告书》中，得出通过政府干预经济以消除失业和经济萧条的政策结论，并且提出以宏观货币政策为主，以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工资政策为辅的经济政策建议。1939年，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理论的研究》一书中，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概念，主张提高财政政策在经济稳定政策中的地位，并且主张变年度平衡财政预算为补偿性财政预算，亦即周期性平衡财政预算。\n瑞典学派的小国开放型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学派涌现出以林德贝克为代表的第三代经济学家。林德贝克的《新左派政治经济学──一个局外人的看法》（1971）、《瑞典的经济政策》（1974）是战后瑞典学派最重要的著作。林德贝克是战后瑞典学派经济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根据瑞典是小国、开放型经济和深厚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特点，进一步发展了瑞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使其带有三点鲜明的特征，即小国开放型、社会民主主义色彩和混合经济。林德贝克的小国开放型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是：　　小国开放型经济理论：包括小国开放型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和失业理论。林德贝克认为，瑞典作为一个小国开放型混合经济国家，其经济周期有两个突出的特征：　　①瑞典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动荡对瑞典经济周期变动有决定性的影响。瑞典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与出口增加息息相关，其下降阶段与出口减少密切相连。　　②瑞典经济周期波动比较平缓，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二是瑞典推行经济稳定政策。经济中的自动稳定器主要是指出口部门的多样性，进出口的平衡趋势和消费需求的稳定性。经济稳定政策中稳定效应最大的是高税率政策、公共支出政策和劳工市场政策。林德贝克将通货膨胀的产生归结为因充分就业而带来的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高工资增长率、高额累进税率和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措施的不力和滞后。瑞典学派通货膨胀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色是重视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建立了通货膨胀理论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这一模型将本国经济分为开放部门和非开放部门，通过世界性通货膨胀对这两类部门的影响来说明通货膨胀现象，认为一国通货膨胀率等于世界通货膨胀率加上开放经济部门和非开放经济部门劳动率的差额。此外，这一模型还研究了世界通货膨胀影响的传递机制。林德贝克小国开放型失业理论将失业的产生归结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不平衡，归结为劳动力的国际流动造成的劳动力供给的过剩，归结为高工资率引起的产品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　　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林德贝克将经济制度分为五种，即无政府主义经济制度、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中央集权经济制度。他认为当代世界上实际存在的经济制度有三种,即以瑞典为代表的西方混合经济制度,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以苏联为代表的中央集权经济制度。这一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三种经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全面论述了分权和集权、市场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刺激和行政命令、竞争和垄断的关系,宣扬瑞典式混合经济,亦即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n　　社会民主主义混合经济实践：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混合经济制度既不属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制度,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实际上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经济政策有两种趋势：一是自由化趋势，即一般经济政策逐渐取代直接的经济管制，二是社会化趋势，表现为服务部门和国民收入的逐步国有化。瑞典混合经济政策所标榜的政策目标有：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适度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均等化、国际收支平衡、出口生产部门优先发展、人口地域分布合理化、保护环境。林德贝克认为战后瑞典混合经济制度在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和收入分配均等化四个目标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通货膨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最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均等化同其他经济目标之间的尖锐矛盾。西方经济学家将这一尖锐矛盾称为福利国家的危机。对瑞典学派的评议　　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维克塞尔的经济学产生算起，至今约有100年，即使从标志着它形成的谬尔达尔1927年出版的《价格形成问题与变动因素》一书算起，也有近70年的历史。这个学派与其他一些当代资产阶级学派比较起来，不仅时间较长，而且在理论的许多方面也具有领先的或特殊的地位。这主要是指它表现在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等方面的特点。（1）对宏观动态经济理论的评价　　瑞典学派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是有维克塞尔提出的积累过程原理奠定了基础，而后又由林达尔、谬尔达尔等人予以修补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经济学中，它不仅率先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而对宏观经济进行了分析，而且它所提出的某些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至今也还颇具特色的。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理论，实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动态分析的货币均衡理论。它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而建立起来的。应当肯定，他对旧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虽不完善甚至还有缺点，但基本上是正确的。例如，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交换的媒介，而且具有储藏手段的职能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特别是他批评旧货币数量论没有把货币数量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而把货币视为覆盖于实物经济上的一块“面纱”，是十分中肯的。这种“面纱”论，实际是否定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二分法”，从而相应地提出了崭新的把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分法”。很明显，维克塞尔的这个新的“一分法”，对后来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学派的货币经济理论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以致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也认为，维克塞尔这个“一分法”“无论对前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还是对后期的凯恩斯的经济思想都产生了影响。”维克塞尔还创造性地把利息率区分为自然利息率和货币利息率，并把二者的差异视作价格和经济积累性变动的原因，从而把货币的变动与经济的变动结合起来，创立了货币经济论。他的这个货币经济论既是后来凯恩斯货币经济论之启蒙，同时又与凯恩斯的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的货币经济论相区别。此外，他的自然利息率的概念，不仅影响了后来货币学派的自然失业率概念的产生，而且对凯恩斯在他《货币论》中所提出的自然利息率概念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是凯恩斯自己也承认的。凯恩斯说：我的“所谓自然利率，乃是使一时期中储蓄量……与投资量保持相等之利率。当时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利率；又相信这个概念，一方面是维克塞尔之‘自然利率’概念之演变，另一方面把他的概念明朗化。”尽管凯恩斯在后来对自然利率的概念已不那么看重为“唯一的利率”，而且又用所谓“中立利率”的概念来代替，但这已足够证明，维克塞尔的自然利率的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多么大的影响。\n　　当然，应当看到，维克塞尔的积累过程原理本身并不完善，甚至还存在矛盾和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他的积累原理是以充分就业假定为前提的，因此，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差别只引起价格积累的变动，而不致引起总的产量就业水平的波动。这一缺陷后来林达尔也提出了批评，并予以修正，即把原来的充分就业假定改变为非充分就业假定。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就不仅表现为价格的积累变动，同时也表现为产量就业量的积累变动，从而是货币与经济相结合的宏观动态经济理论在完善的道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在20-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们在对维克塞尔积累过程原理提出批评和修正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宏观动态经济分析的方法，创造了时点、时期分析，事前、事后分析，序列分析和过程分析等等的新概念。这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都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并把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结合了起来，从而是宏观动态经济理论更臻于完善。（2）对国际经济理论的评议　　瑞典学派从瑞典作为北欧一个经济发达的开放型国家的国情出发，十分重视对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其中在西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和奥林的以要素禀赋论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以及谬尔达尔、奥林的国际金融资本理论等等。　　①卡塞尔购买力平价论　　卡塞尔在1922年出版的《1914年以后的货币和外汇》一书中，以较成熟的形式提出了汇率如何决定的购买力平价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货币之所以嫩能够够能够互相兑换，是因为它们各自在国内具有购买力，因而两国货币的汇率应该等于这两国货币的国内购买力大小之比。由于一国货币购买力的大小与该国通货膨胀率和物价的变动有关，二者呈负相关关系，因此，汇率将随通货膨胀率与物价的变动而变动。所以，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论，实际是关于如何决定浮动汇率的理论，而非固定汇率的决定理论。　　购买力平价论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它是换算各国有关经济指标的一个较好的工具，即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来换算各国有关同一经济指标（如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等等），可以避免按现行国际市场的实际汇率来换算对实际经济水平的歪曲。因为一国经济水平的高低，归根结底是以该国所拥有的实物产量的多少来决定的。当以货币购买力平价为基础所换算出来的某一经济总量指标，自然就能较好地反映一国所拥有的经济实物量的多少。而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由于要受一国货币在国际市场撒谎能够供求关系和外贸商品、劳务的价格波动与偏离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与以购买力平价来决定的汇率往往有忽高忽低的差异，以致会扭曲各国的实际经济水平。所以在比较各国经济水平时，用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来换算比用实际汇率来换算更为科学、可靠。　　其次，它可以作为国家衡量和调节一国货币的现行实际汇率的重要尺度和依据。因为购买力平价的汇率既然反映了两国货币的购买力水平，实际便确定了两国货币的均衡汇率，现行的市场实际汇率乃是以此均衡汇率为中心而上下波动的，因此，以购买力平价汇率为尺度去与现行实际汇率进行比较，便可发现后者偏离正常均衡汇率的程度，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n　　但是，购买力平价论却存在局限性，主要是它在现实操作上较为困难，实用性有限。购买力平价的汇率，可以有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两种形式。就绝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两国货币在同一时期各自在国内购买力水平之比来决定的，因而要受两国物价水平的影响，然而这所谓物价水平，究竟是以什么物价为依据，是以批发价为依据呢，还是以零售价为依据？等等，就是难以确定的问题；就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言，由于它是以某一基期的汇率为依据而计算出来的报告期的汇率，应选择哪一个时点为基期来计算基期汇率就难以确定。如果基期选择不当，则会对当前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均衡汇率的确定发生系统的偏差。　　②奥林要素禀赋论　　要素禀赋论是奥林沿袭赫克歇尔思想而于1933年出版的《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中提出来的，用以说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流向的一种国际贸易纯理论。因此，又称为赫克歇尔——奥林模型，或H—O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两国之所以产生贸易关系，是由于各自拥有的各种要素比例不同，以及产品生产所使用的要素结构的差异所引起的。这就是说，一国拥有某种相对较丰富的要素去生产该种要素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自然就比较便宜。于是该国生产这种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产品出口，国际贸易就会发生，贸易的流向就是由生产某种产品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出口到生产该种产品具有相对劣势的国家。例如，美、日、德拥有的劳动资源相对丰富，就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于是资本密集型的产品由美、日、德发达国家流向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则由印度、埃及发展中国家流向美、日、德发达国家，国际贸易就是这样发生和进行的。　　奥林的这种要素禀赋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在承袭李嘉图以来比较成本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修补而建立起来的。它在要素成本差异的分析上，以及把约翰·穆勒供求价格论扩大到国内外一切生产要素和商品价格决定的范围，都表明在国际贸易理论史上是一个新的发展。同时，这种贸易理论还认为，各国要素禀赋的差异，从而各国要素价格的差异，通过彼此的产品贸易，便有缩小和均等化的趋势。应该说，这种看法是有一定辨证意义的。此外，奥林的要素禀赋在开创现代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之先河的历史意义方面，也应予以足够的估计。　　然而奥林的这种国际贸易理论，是以一系列国内、国外完全自由竞争市场的假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因而是适应国际自由贸易要求的一种国际贸易理论。但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国际自由贸易并不存在，特别是在战后，包括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还有加强之势。因此，它的适用性就要大打折扣。而且它对要素禀赋差异的分析，只看到各国所拥有的要素量的差异，而忽视了要素质的差异，也是片面的。例如对劳动要素，只看到各国拥有的劳动相对数量的差别，没有看到各国劳动资源在素质上的差异。所谓里昂惕夫之迷，实际就是由于这种片面性的，脱离实际的假定前提而产生的。以致后来的经济学家企图用所谓人力技能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予以弥补。这些后来者的“弥补”\n工夫也并不高明，甚至更进一步滑进了庸俗的泥坑。因为人力资本理论把劳动者的技能视为固定资本，那岂不等于说劳动者也成了拥有资本的资本家！很明显，这是一种混淆劳资界限的庸俗观点。　　奥林要素禀赋论最根本的缺陷，还在于它是在以供求价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说，它比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倒退了一步。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在比较成本学说上，他也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即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于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以致两国生产同一种产品所付出的以劳动量来计算的成本有差异，于是，两国便各自生产比较成本较低的产品出口。而要素禀赋论由于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便把劳动、资本、土地同样地视为构成产品成本的基础，认为各个要素的成本大小应以其稀缺程度而定，即由庸俗的供求关系决定。实际也是用庸俗的生产要素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承认资本、土地也创造价值，从而掩盖了利润、地租的剥削实质。　　③维克塞尔的国际金融政策　　维克塞尔在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内容进行分析之后又提出了解决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种种方法，诸如将外国的超额债权作短期或长期的延长、输出黄金、提高银行利息率等等。但所有这些办法都有一定局限性，甚至还产生消极的副作用，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张。他主张国际货币制度应在各国实行自己的纸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但纸币不能在国际间流通，黄金又不宜用作货币在国际间流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两国间出现收支不平衡时又用什么来支付呢？　　维克塞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决两国收支不平衡问题，可以通过两国中央银行协调利率政策来加以解决。既可以由出现顺差的一方降低利率来解决，也可以有出现逆差的一方提高利率来解决，或者双方同时变动利率，双管齐下，直到实现收支平衡为止。　　维克塞尔的这种各国协调利率的国际金融政策是以各国利益一致为基础而采取联合行动为前提的。但若这个前提不存在，这种政策就会落空，而且单靠变动利率来平衡国际收支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这种政策的可靠性是大可怀疑的。　　④奥林国际资本流动理论　　奥林在创造地提出他的要素禀赋论的同时，还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国际金融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他的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特点是以国际货币体系的转移为条件，把国际资本的转移与国际购买力的转移和市场的变化结合起来，从而突破了古典学派认为贷款国必须降价提供自己的产品以诱使借款国购买更多的本国产品，以便形成与资本输出相适应的出超格局的传统观点。\n　　奥林认为，随着国际资本由B国向A国转移，国际购买力便由B国向A国转移，因而国际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向，也由B国向A国转移，使A国产生贸易入超，B国产生贸易出超。同时，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向A国转移，A国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便呈上升趋势，因而资本输出国B，根本没有必要降价出口商品，以扩大国外市场，就像古典学派所认为的那样。　　在对资本输出国A的购买力增长的分析上，奥林还区分了由资本输入国直接引起的“原始”购买力增长，或称第一级信用效果，以及由资本输入间接引起的购买力增长，他称为第二级、第三级信用效果。　　总之，奥林在30年代初对国际资本流动分析中的一些观点是有新意的，有的至今也还有一定参考价值，尽管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在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研究上又有不少进展，但奥林的研究成果，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3）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的评议　　瑞典学派在提出自己系统的经济理论体系的同时，还提出了包括政治与经济在内所谓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理论。这个瑞典模式要求在政治上实行阶级调和，在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在分配上实行收入均等化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伦德贝格指出，所谓瑞典模式，一方面是指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谈判”来确定合理工资，避免政府干预；另一方面又要运用政府政策来实现所谓高度就业，均等收入分配，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①社会民主主义秩序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模式在政治上的显著特征是工人和雇主（资本家）都处于平等地位，各自都有自己的阶级组织：总工会和雇主协会，国家是超阶级的，因而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有关工资和其他劳资纠纷问题，由雇主协会与工会双方自由谈判，协商解决；协议不成，则由超阶级国家政府出面谈判。这样，全社会依靠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协调、相互制衡，就可以维护阶级合作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正常秩序。　　其实，在雇佣劳动制度下，雇主与工人之间在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是始终存在的。经济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政治上的平等。即使代表两大阶级的组织雇主协会与工会在某些问题上相互谈判协商一致，实现了所谓的平等，实际也只是维持了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平等”，而不是真正雇主与工人都同样成了企业和社会主人的平等。至于说瑞典的国家是“超阶级”的国家，并不符合实际。列宁指出，自有阶级以来，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斗争工具。在瑞典明显地存在资产阶级统治情况下的国家，就必然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利益为己任的国家，绝不是什么超阶级的，否则，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就早已不复存在。所以，瑞典学派所标榜的超阶级的、平等的社会民主秩序，不过是掩盖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实质之遁词而已。　　当然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在瑞典，由于工人的工会组织历史悠久，力量强大，特别是由于拥有于工会联系密切、并因而以工会作为自己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以来长期执政的特殊条件下，在劳资谈判中，在政府推行的政策上，工人阶级的利益得到较多照顾，使工人享受较多的“民主”，这是瑞典的特色。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瑞典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阶级受统治和剥削的地位。\n　　②混合经济论　　混合经济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经济基础和重要内容。瑞典学派从它的先驱者维克塞尔开始，就对此十分赞赏并予以理论说明，而以林德伯克的研究最为充分和深入。林德伯克把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划分为三种模式进行分析比较之后认为，最理想的经济模式乃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制度，即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他认为，这种混合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在私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的部分国有化。因为在他看来，私有制是刺激企业主动性、创造性和克服官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而所谓部分国有化，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某些生产公共产品和公共劳务的基础设施，如铁路、邮电等实行国有化，二是收入和消费国有化，即通过累进税制将一部分国民收入纳入国家预算，作为社会保险和供应集体消费的基金。如本书第七章第一节所指出的，瑞典的经济就是这样的混合经济。以1981年的GDP的构成为例，私人经济成份与公共经济成份的比例为64.62∶35.37。　　瑞典学派认为，瑞典的这种混合经济制度，即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其实，一种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其占主体和统治地位的经济性质来决定的，既然混合经济制度中的主要经济成份和基础部分是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则无疑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即使其中国有的或公共的经济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也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性质，因国有经济性质的本身是由国家的性质来决定的。如果国家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的，即政权还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那么生产资料转归国家或公共占有，同仍旧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时比归个别资本家占有对资本家更为有利。因为由国家占有的主要是那些投资大、周期长、效益低甚至亏损的铁路、邮电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部门。这些部门由国家占有和经营，实质上是由国家用财政补贴通过经营的企业想资本家提供廉价的服务，让他们更好地去赚取丰厚的利润。明确地说，就是国家通过财政手段把从人民大众手中收取的税款转让给私人资本家。所以，瑞典混合经济中有较大比重的国有经济的事实，丝毫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否定其资本主义性质，更不能说它是社会主义成份。而宁可说，由于资产阶级国有化企业的实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因此，瑞典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特点，就在于它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特别发达。　　③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瑞典模式的特点，使得瑞典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典范。瑞典学派正是企图以实行这种“从摇篮到坟墓”的周密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收入均等化的理想，使资本主义和平转变为“自有社会民主主义”。　　首先应当肯定，瑞典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一定意义上对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是有利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广大职工生、老、病、死和失业等等的后顾之忧，从而有利于安居乐业，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同时，它的某些具体措施如医疗保险和养老设施与服务等等。\n　　但是，必须明确，瑞典的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绝不是由于瑞典资产阶级的心地特别善良，而是由于瑞典有社会民主主义很深的传统，工会组织的力量比较强大；同时也与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有关。社会民主党是以工会为自己的强大后盾和社会基础的，当然要较多地反映工人群众的利益，但他们又迷信经济斗争与和平过渡，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很自然地就乐意推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他们看来，实行这种社会福利制度，似乎就可以使资本主义逐渐和平地转变为社会主义。　　同时还应看到，社会民主党的这种和平转变的政策纲领，与瑞典学派在思想上有着密切的联系。瑞典学派宣扬瑞典模式或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用意，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点就是与社会民主党人合拍的。林德泊克说：“看来没有许多证据可以说明内战不如各国间的战争那样残酷。我深为同意那些对内战的好处抱怀疑态度的人的看法，他们还能指出这样一种风险，即通过暴力的角逐来选择政治领袖也许不是很好的。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而产生的领袖，难道不是常常可能既专政又残暴吗？事实上，革命只不过意味着换一批压迫者。这种可能性几乎不缺少历史的例证。”林德伯格在这里说的“抱怀疑态度的人”，就包括社会民主党人在内。在瑞典正是由于处于执政地位的社会民主党与经济理论界的瑞典学派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共性，而且都认为实行收入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制度是避免这一问题的法宝（尽管二者的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彼此在政策实践与思想舆论上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便有力地推动了瑞典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表现。在长期推行瑞典模式的情况下，一旦要加以改革，也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保守党政府1994年再次下台的真正原因。数理经济学派数理经济学派概述　　数理经济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主张用数学符号和方法来表述边际效用经济学的数理边际效用学派。数理经济学派的英国主要代表是威廉·斯坦莱·杰文斯（1835～1882），数理经济学派主要派别是以瓦尔拉、帕累托为代表的洛桑学派。　　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流派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瓦尔拉，意大利的帕累托以及英国的杰文斯。主张用数学符号和数学方法来研究、论证和表述经济现象及其相互依存关系，认为数理方法是研究经济学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　　法国的瓦尔拉在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书中，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考察了市场上所有商品的供给、需求和价格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达到均衡状态的价格决定过程，创建了一般均衡论的理论体系。帕累托1906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在序数效用论的基础上，借助序数效用指数和“无差异曲线”等概念，论证了一般均衡理论。杰文斯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利用导数表述边际效用概念，借助数学推理论证了两种商品之间交换的均衡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一般认为，数理经济学派对经济现象的质的分析是薄弱的。关于三位学者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n杰文斯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　　杰文斯特别注意统计和经济学关系,精心编制了《数理经济学书目》，从此结束了数理经济学研究的零星分散状态。　　主观心理分析方法　　杰文斯的主观心理分析方法集中体现在他学说中心的第一个部分即主观效用价值论和交换价值论中。　　杰文斯从人的欲望及其满足出发，把政治经济学完全纳入主观心理的范畴。在杰文斯看来，经济学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财富、价值、效用、资本、劳动等），都是一些属于苦乐感觉范畴之内的数量概念，因此可用数学方法来表述。杰文斯强调，经济学必须是一门数学的科学，除了运用逻辑方法之外，还必须运用数学方法。杰文斯直接借用边沁的苦乐主义心理学，认为人对苦乐的估计受下列因素的影响，苦乐的“强度”、“持续时间”、“确定性”以及远近的程度等，并强调随着持续时间的增加，感觉强度是递减的。　　杰文斯依据苦乐心理及其变动“法则”的分析，进而提出了他的效用理论，用个人的心理感觉解释商品及其效用，解释价值的本质和起源。　　杰文斯提出了一个原则：“两个商品的交换比率，是交换后各个商品量的最后效用程度的比率的倒数。”他称这一命题是“全部交换理论与主要经济学问题的拱心石”。　　最后效用程度和交换比例的数理经济分析方法　　杰文斯的“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使用微积分的语言来阐述边际效用概念和效用递减主要原理。　　杰文斯以效用理论为基础，从消费开始，通过交换一直分析到生产，并建立了相应的理论。　　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杰文斯提出了一个以主观主义心理学为出发点、以效用为基础、以数学为分析工具的理论体系。杰文斯用以论证他的观点的数学方法，不过是用抽象的函数关系代替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分析，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种数学游戏。瓦尔拉的纯粹数理经济分析方法　　瓦尔拉把经济学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一）纯粹经济学；　　（二）实用经济学；　　（三）社会经济学\n　　瓦尔拉说，这三个部分分别研究由于物品的“稀少性”引起的三种不同后果，价值和交换是纯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财产的占有和分配是社会经济学的内容，财富的生产及再生产则是实用经济学的对象。　　瓦尔拉的纯粹经济学包括两个基本理论，一个是稀缺价值论，一个是一般均衡论，其一般均衡论是建立在稀缺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因此，他的纯粹经济学分析方法也集中表现为两个主要部分：　　（一）主观边际效用分析方法；　　（二）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主观边际效用分析方法　　瓦尔拉断言价值决定于物品的“稀少性”。所谓“稀少性”表示的是“一个单位商品的消费所满足的最后欲望的强度”。　　他一方面反对劳动价值论，另一方面他又批评单纯效用理论。从强调稀缺这一点出发，瓦尔拉特别注意到当价格为零时单个人所需求的商品量的大小。他把这个量叫做这个商品的“泛效用”，并假定它通常是有限的。　　瓦尔拉认为商品满足欲望的强度是商品供给量的函数，欲望满足的强度必随商品供给量的增加而递减，“稀少性”就表示这一定数量商品的最后一个单位满足欲望的强度。瓦尔拉同杰文斯一样，也是以价格代表交换价值而把交换价值当做价值的。　　基数效用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　　瓦尔拉的所谓“一般均衡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认为一切商品的价格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　　任何一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不仅是这一商品价格本身的函数，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商品价格的函数。只有当一切商品的价格恰好使得它们的供给和需求相等时，竞争市场就达到了均衡状态，市场的一般均衡才算形成，这是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瓦尔拉称它为价值。这种均衡被叫做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的数理经济学分析方法　　瓦尔拉认为，纯粹经济学分析方法整个都是数学的。帕累托对数理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　　帕累托有两方面的独创性贡献：　　第一，他用序数效用概念取代了效用可测量的假定；\n　　第二，他引进了无差异曲线分析的技术，并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基础上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neo-institutionalschool）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一。新制度学派的形成　　新制度学派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美国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在瑞典是缪达尔。　　这个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新制度学派，因为它一方面继承了制度学派的传统，以制度分析、结构分析为标榜，并主张在资本主义现存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又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新的政治经济条件，比过去的制度学派更加注意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的缺陷，并提出更为具体的政策建议。它在政策目标和价值准则问题上所涉及的范围也要广泛得多。　　新制度学派是在凯恩斯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正统派，但却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多种社会经济问题的原因，并且提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提出论点的。这是新制度学派不同于过去的制度学派的新特点。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新制度学派同过去的制度学派一样，内部没有统一的观点，也没有本派的公认领袖人物或最有权威性的著作，该学派的每一个成员的学说几乎都是自成体系的。　　新经济学派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理论惯于使用的数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这种数量分析只注意经济中的量的变动，而忽视了质的问题，忽视了社会因素、历史因素、政治因素、心理文化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此，强调采取制度分析、结构分析方法，其中包括权力分析、利益集团分析、规范分析等。例如，加尔布雷思在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时，就认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模式，而是由为数不多的大公司组成的“计划体系”和由众多的小企业与个体生产者组成的“市场体系”两大部分构成的“二元体系”。　　新制度学派主张必须有一个“信念的解放”，即从正统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制造的“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错误思想下解放出来，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即以个人的“独立性”和以“公共目标”为衡量尺度的经济学的新观念。　　新制度学派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是改变权力分配的不平等，即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经济中的地位，使得大公司不能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剥削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的分析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提出，收入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的结果，所以要实现收入均等化，必须从权力均等化开始。\n　　所谓权力均等化是指使小企业在出售或买进产品时对价格有同等的控制权，使它们的贸易条件相同。从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说，应当针对大企业和小企业的不同情况而实行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政府应当对大企业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它们利用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而对于小企业，则不应当采取价格管制的做法，而应当鼓励小企业联合起来，维护自己的产品价格的稳定性。一旦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差异缩小了，经济中的收入不均等的状况也就会减少。　　新制度学派在批判资本主义现行经济制度的缺陷并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的同时，把实行改革的政治责任放在科学教育界和立法机构的肩上。在它看来，科学教育界可以在人才的培养目标方面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发挥作用，而立法机构可以通过一系列有助于限制大公司和保护小企业的法律，使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改革付诸实施。　　新制度学派有些观点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例如，它注意了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正统派所不注意或有意回避的妇女问题、家务劳动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小企业和个体生产者的困境问题等，它较多地揭露了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相勾结的一些情况，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的错误和在政治上有利于大资产阶级的实质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概述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ClassicalEconomics）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n　　“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　　“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革命”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 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　　新古典派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　　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新兴古典经济学\n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第四次“整合”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　　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　　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现在有很多教科书仍把这部分理论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1．萨伊（1767—1832年），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说，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李嘉图继承了前者，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而萨伊则继承了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提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n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　　2．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这里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　　关于人口理论。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了“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关于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我前面已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　　3．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人，他是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　　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下面两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4．庞巴维克（1851—\n1914年），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　　关于边际效用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第二，人们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第三，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认为人们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根据上述三个条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　　关于时差利息论。他这里的利息包括了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一理论就是现在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　　5．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人。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　　关于均衡价格论。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他还分别用曲线图予以说明。　　关于分配理论。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新古典综合学派新古典综合学派概述　　二战后，在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宏观经济学。一系列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宏观经济学”。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n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消除危机。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新古典综合学派主要代表人物　　主要代表人物有：萨缪尔森，莫迪里安尼，托宾和索洛，这几个人都先后获得过诺贝尔奖。而且他们都是属于涉猎广泛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的研究领域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等等。而且他是把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引入经济学分析的重要成员。也是最早进行动态分析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他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也是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叹为观止的。据说，对于马克思的价值论理解最深刻的就是萨缪尔森，他完成了所谓的价值转型问题。只不过他是认为价格转化为价值。他的弟子当中最出名的三个人应该就是斯蒂格里茨，默顿和迪克西特三人了。　　莫迪里安尼（意大利后裔）不仅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而且也是MM定理的创始人之一。MM定理至今为止仍然是新古典金融学的三大支柱之一。莫迪里安尼认为，公司的经营目标不应该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公司价值最大化。而托宾的两基金分离原理也是CAPM理论的雏形，而且托宾也拓展了货币需求理论。　　索洛是AK增长理论的开创者。后来人又在AK理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内生增长理论，以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原因。可以说，索洛是经济增长理论的开创者。而且索洛也可以说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物之一。他主张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经济学进行拓展。索洛他似乎对于经验比逻辑更信服。他认为不能过多的依靠逻辑推导，而应该通过经验归纳。他不太信服理性预期，也不相信NAIRU。效率工资理论是他最先提出来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特点　　第一，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的理论作了自己的解释，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他们与英国新剑桥学派对凯恩斯的解释不同，他们认为，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立足点是三大心理规律（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预期利润率递减和灵活偏好）和工资刚性，而不是新剑桥学派强调的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他们吸收了菲利浦斯提出的工资（从而物价）与失业率成反比的所谓“菲利浦斯曲线”所表明的观　点，将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对立起来，并用凯恩斯创立的”总收入一总支出模型”来阐述所谓的”需求决定论”；在阐述需求决定论的过程中，他们充分利用了希克斯创立的”IS-LM模型”，从而更明确地阐述了凯恩斯关于货币并非实际经济上覆盖的一层”面纱”，而是对总需求有重大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经济状态的思想。\n　　第二，新古典综合派吸收了哈罗德和多马的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在宏观经济学中增加了动态的和长期的研究。后来，经济增长理论成为宏观经济学一个重要的分支，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直到现在仍然是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动态的和长期的宏观经济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是经济周期问题。在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中，萨缪尔森的”乘数一加速数模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第三，从60年代末开始，国际经济学的一些内容，如国际收支与汇率的分析，国际间价格与汇率的比较关系等也一度被收入宏观经济学。到7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学则逐渐独立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留给宏观经济学一个”开放的模型”来解释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运行，较著名的有“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　　第四，新古典综合派还对总需求进行了专门研究，包括对消费函数和投资函数的研究。消费函数的研究增加了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投资需求理论则重点对预期收入的分析和投资成本的分析作了更深人的研究。　　第五，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也是新古典综合派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继承了凯恩斯的理财思想，强调赤字财政对消除失业的积极作用，并将政府借新债还老债看作一种基本无害的游戏。在货币政策方面，他们强调利息率对投资的调节作用，强调货币供给量对利息率的控制作用，并形成了一整套宏观经济政策，用以调节总需求。这就是所谓需求决定论指导下的宏观经济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一、两个方面的创新　　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　　一是主张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周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20世纪50年代，汉森提出了以“反经济周期”为目的的“补偿性财政政策”(compensatoryfiscalpolicy)和“补偿性货币政策”。“补偿性财政政策”不追求每一财政年度的收支平衡，只求在经济周期的整个期间实现收支平衡。在经济萧条时，主张采用膨胀性财政政策，同时中央银行放宽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可以变萧条为繁荣；在达到充分就业、出现通货膨胀时，实施相反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以求得萧条与繁荣时期的相互补偿，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　　二是主张在经济上升期实行赤字预算、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海勒提出了“增长性赤字财政政策”\n。他将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潜在的增长率作为测算财政赤字的基准，认为只要连续两年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推算出来的潜在的生产总值时，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可以将赤字财政作为常规手段，连年不断的实行，从而挖掘生产潜力，减少产量缺口。汉森和新古典综合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都非常赞成这个办法，并称之为“新经济学”。二、两个基本主张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综合派有两个基本主张：　　一是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　　萨缪尔森指出“由于现代政府的巨大规模，没有财政政策就等于宣布死亡”。汉森认为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性，他说，“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过热”，但“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够的”。所以，他主张以财政政策为主刺激经济的增长。新古典综合派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托宾也指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同，可相互补充，应配合使用，但运用扩大预算支出和赤字理财的财政政策比起实施操纵利息率的货币政策更能迅速直接地刺激经济扩张。新古典综合派的　　第二个主张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机抉择”。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特点，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项政策时，或者对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政府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决定。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NeoCambridgeSchool，NewCambridgeschool)　　新剑桥学派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在理解和继承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该派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观点，试图在否定新古典综合派的基础上，重新恢复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根据，探讨和制定新的社会政策，以改变资本主义现存在分配制度来调节失业与通货膨胀的矛盾。新剑桥学派概述　　新剑桥学派是当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在与凯恩斯主义的另一个重要分支——以美国萨缪尔森等人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就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等进行论战过程中形成的。该学派自命为凯恩斯学派的嫡传，而把新古典综合学派称为“杂种的”或“冒牌的”凯恩斯主义。因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都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而得名，同时，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旧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相背离，所以，又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或后凯恩斯学派或新凯恩斯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N·卡尔多、对新剑桥学派的产生有重大影响的还有P·斯拉法以及伦敦大学的罗伊·哈罗德、波兰学者卡莱茨基等，以上几个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者，是新剑桥学派的先驱、是新剑桥学派产生的理论基础。1958年，罗宾逊的代表作《资本积累论》发表，同年卡尔多在《经济研究评论》上发表一篇名为《几种不同的分配理论》的论文，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结合起来，着重考察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主要是工资）和财产收入（主要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相对份额的变化。他们在分析这种份额变化的规律以及对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后认为，国民收入分配失调是社会症结所在，强调应由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收入的分配进行调节，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n。他们两人根据共同的理论特点，并提出自己的模型。由此，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产生。1962年，罗宾逊又出版了《论经济增长的理论》论文集，再一次宣扬如何利用凯恩斯理论来解决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所谓迫切问题。使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与政策的观点更加旗帜鲜明。　　在凯恩斯主义形成之前，新古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长期任教，因此新古典学派又称"剑桥学派"。第二次大战后，在与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之中，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内蒂等学者提出了与新古典综合派相对立的主张，由于他们的理论观点完全背离了以马歇尔为首的老一代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因而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帕西内蒂等。他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实际领袖。琼·罗宾逊和斯拉法　　作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成员琼·罗宾逊和斯拉法，在20世纪的20年代曾是马歇尔理论的积极支持者，但同时又发展了马歇尔学说。例如，他们创立了垄断竞争理论。在凯恩斯《通论》发表后，琼·罗宾逊转而追随凯恩斯，成为凯恩斯经济学的积极鼓吹者。她所著的《就业理论引论》、《资本积累论》、《经济增长的理论》、《经济学异端》等著作，被认为是根据凯恩斯经济学并在理论上有所发展的作品。1973年她与约翰·伊特韦尔合写的《现代经济学导论》一书，则被认为是按照新剑桥学派观点系统阐述经济问题的一本入门书。目前，琼·罗宾逊是新剑桥学派中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在她的晚年研究生涯中，曾经想把马克思、凯恩斯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并没有实现这一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卡尔多　　卡尔多（1908年--），1930年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留校任教；1947年担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研究及计划小组组长；1949年起任剑桥大学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稳定与增长论文集》、《经济政策论文集》等。他与琼·罗宾逊在分析方法上虽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之间仍有基本的相似性。例如，他们都以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收入分配失调作为考察的重点，都把收入分配理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斯拉法　　斯拉法（1898年--），早在1936年以前，就是以马歇尔为首的剑桥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曾写过一些论文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修正。他长期从事《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的编辑和考订工作。1960年，他的名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出版。这本书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对李嘉图--马克思价值论的"重大发展"，并对新剑桥学派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琼·罗宾逊认为，新剑桥学派的经济理论正是以斯拉法的学说作为进一步探讨价值和收入问题的依据。她把斯拉法的这本著作的出版称作经济理论上的"革命"。\n帕西内蒂　　帕西内蒂的贡献被认为是在卡尔多理论的基础上，对收入分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丰富了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　　追溯新剑桥学派的理论渊源，自然要提到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的理论。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卡莱斯基在1935年就以波兰文发表了几乎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相同的理论。他把社会分为两大阶级，国民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的分析引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分析，把不完全竞争、垄断价格的作用结合到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强调投资对国民收入变动和分配所起的决定作用。这些对新剑桥学派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作用。罗宾逊对卡莱斯基非常推崇，她说："卡莱斯基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比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更为真正的'通论'"。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新剑桥学派的思想基础。例如，新剑桥学派师承凯恩斯的投资--储蓄分析；坚持有效需求原理；强调投资支出对经济活动水平的决定作用。正因为如此，他们自命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嫡传。他们将凯恩斯《通论》第24章中关于社会哲学的思想更加系统化和深入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不均等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坐收利息的食利者阶层，只要消灭了这个食利者阶层，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改观，走向"文明生活新阶段"。　　对新剑桥学派有影响的，还有长期在剑桥大学工作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斯拉法。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一书，为新剑桥学派提供了微观经济理论基础，新剑桥学派对斯拉法的这本著作极为推崇，宣称要通过斯拉法的理论体系回到李嘉图古典经济学的传统，"重建政治经济学"。所以，这个学派有时又有"新李嘉图主义"之称。新剑桥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①对传统的新古典派理论的全面否定。　　从方法论说，他们主张摒弃新古典派的均衡概念（不论是马歇尔的还是瓦尔拉斯的），树立“历史时间”概念。罗宾逊认为“凯恩斯革命”的实质在于从“均衡概念”向“历史概念”的转变，《通论》的基本观点是打破均衡论的束缚，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过去是不能逆转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罗宾逊认为人们一旦承认一种经济是时间中的存在，历史是从一去不返的过去向着未卜的将来前进的，那末，以钟摆在空间来回摆动的机械比喻的“均衡”就站不住脚，整个新古典派的传统经济理论就需要重新考虑。与之相联系，这个学派强调“不确定性”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货币的存在就是和这个“不确定性”有密切联系；对生产、就业、收入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投资之所以易于发生波动，正是由于这个“不确定性”。他们批判新古典综合派在一些教科书里把传统的均衡概念恢复起来,移植到凯恩斯理论中去,忽视“不确定性”\n的重要作用，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其次，他们坚持凯恩斯对新古典派理论作过的一些批判，如摒弃萨伊定律和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总是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假定；摒弃储蓄支配投资的传统观点,坚持投资支配储蓄的凯恩斯观点等。再次,他们彻底否定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的新古典派分配理论，认为这个传统理论是为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均的现状辩护的，在逻辑上是一种循环推理。他们也用斯拉法的生产价格论否定新古典派的主观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　　②从不均衡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动态分析。　　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历史时间中增长的经济，但它的增长过程是很不稳定的，因而处于不均衡状态是常规。为了说明这种不均衡，他们在分析步骤上首先确定为保证经济按稳定的比率不断增长所需的条件。他们在哈罗德“有保证的增长率”（即可以保证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的增长率）公式Gω=S/V（Gω是有保证的增长率,S是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V是资本－产出比率）的基础上，把社会储蓄倾向（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S，分解为利润收入的储蓄倾向Sp和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Sω；这样，他们的增长率方程可用下式表示：　　　　　　　　（１）　　（1）式中Y为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量,P为利润量，K为资本量，即利润率；为资本－产出比率,即哈罗德公式中的V。　　若假定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Sω=0，则上式成为：　　　　　　　　　　　（2）　　这就是说，保证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的条件，是要使经济增长率满足等式（1）的要求；在Sω=0的情况下,要使增长率等于（利润率与利润收入的储蓄比率的乘积）。然后，他们论证这个条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决定这个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的一些因素本身如S、Sp、Sω是随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资本－产出比率V也会随着技术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一些短期内起作用的力量,如投资的短期波动,会使实际增长率和作为稳定增长条件的有保证增长率发生差离，从而使经济的实际增长脱离并围绕长期的增长线而形成周期性的短期波动。再次，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和由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确定的“潜在的增长率”不相一致，也会造成不均衡，或者增长受到人力资源的限制，或者人力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形成不同程度的失业。总之,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是一种宏观的动态的不均衡分析，它同新古典派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对立的。　　③\n把经济增长理论和收入分配理论溶为一体。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投资支出不仅是生产和就业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分配的主要决定因素。他们把国民收入分为利润（或财产收入）和工资（或劳动收入）两大部分，就社会阶级来说，即划分为工人与资本家两大阶级的收入；并认为这两个阶级两种收入有着不同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同时，他们还把国民生产分为消费品和投资品两大部门。为了说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资怎样决定国民收入在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分配，可以卡尔多下列的收入分配方程为例：　　　　　　（1）　　式中P、Y、Sp、Sω的含义同前列增长率公式；I为投资，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是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即投资率。　　设工人消费其全部工资收入，资本家将其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即Sω=0,Sp=1，则上式变为：　　　　　　　（2）　　这就是说，在上述假定下，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公式符号取决于投资率公式符号。投资率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大。设资本家将利润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一部分用于储蓄，即Sp<1,同时工人仍将其全部工资收入用于消费，则等式（1）变为：　　　　　　（3）　　这表明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除了取决于投资率的高低外，还取决于利润收入的储蓄倾向（成反比）或消费倾向（成正比），即利润收入中的储蓄比率愈低或消费比率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愈大。总之，按照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观点，资本家的利润大小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取决于他们的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大小。　　④以具有垄断因素的不完全竞争作为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首先，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声称他们以斯拉法在《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中所论述的生产价格论作为自己的价值论。按照斯拉法的理论，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指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技术条件和分配关系，而且商品的相对价格与利润率是同时决定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的新古典学派的主观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在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具有垄断因素。他们不认为个别企业仅仅是市场价格的承受者，影响不了同行业的产品价格，特别是大公司对本行业产品的价格是可以左右的。其次，在他们看来，在短期内企业产品的单位可变成本（或称直接成本）在相当一定的幅度内不随生产的增加而上升，而是不变的；只有产量超过一定幅度后，可变成本才随之递增，因此，企业的成本曲线不如传统的新古典理论所述的那样是U型的。再次，他们认为工业品价格形成的模式，一般是在可变成本之上加一定比率的毛利，称为成本加成法。加成比率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产品的“垄断程度”，这是从卡莱茨基那里吸取的观点。这样，在垄断程度一定的情况下，工业制品的价格水平的变动主要取决于可变成本的变动,特别是货币工资率的变动,这也是凯恩斯一贯主张的观点。\n　　关于与物价相联系的货币工资率，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依据凯恩斯的看法，认为是由劳资双方的工资谈判决定的。关于货币工资所能购得的消费品，则受企业资本家的投资决策左右，因为投资率提高了，势必造成以较多的资源用于投资品生产，消费品生产的比率相对减少，货币工资的实际价值随之下降。　　根据上面一些论点，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就把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衔接起来。在他们看来，既然价格变动主要取决于可变成本特别是货币工资率的变动，而货币工资率又决定于劳资双方的谈判力量对比，这样，当投资连续增长，投资品与消费品生产的比例变化，造成利润上升、实际工资下降时，就会促使工人提出提高货币工资的要求，导致物价-工资、工资-物价的螺旋式上升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大量失业也将难于制止物价的持续上涨，这也就是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对战后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的解释。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　　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依据他们的理论,承认收入分配不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弊端，争取一个趋向于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是他们主张的一个政策目标。但是他们的收入均等化政策决不意味着取消利润，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任何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率都需要一定的投资，而在私有制社会里，利润是保持不断投资的动力。所以,他们所要争取的收入均等化,不过是一种保持企业资本家利润而使收入分配有所改善的改良主义政策。其次，他们认为真正的凯恩斯政策应该既要维持高度的就业水平和增长率，更要考虑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内容。因此，他们提出要实行凯恩斯提出过的对投资进行社会管制的政策。对于如何制止战后通货膨胀，他们反对以管制工资为主要内容的收入政策，而主张实行某种含有调整收入分配意义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主张，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显然都是难以实现的。两个剑桥方法论之争中的新剑桥学派的特点　　新剑桥学派在理解凯恩斯理论的问题上与新古典综合派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在方法论的论战中，该学派表现出理论分析的特点。　　（1）以"历史观"代替"均衡观"。　　新古典综合派从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寻觅补救凯恩斯经济学之术，它把后者的宏观经济理论与前者的微观经济理论加以综合，在方法论上基本上接受了马歇尔的均衡观念，并糅合瓦尔拉的一般均衡观念。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虽也谈到"不确定性和"预期"，却是轻描淡写。他特别强调的是均衡及其稳定性，确认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制度"，"是一种逐步接近均衡的价格和生产的制度。"他的微观经济分析，基本上就是马歇尔供求均衡价格及其引申而来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他的宏观经济分析，则强调储蓄曲线与投资曲线相交的均衡点。所以，"均衡观"可以说是新古典综合派的基本分析方法。　　新剑桥学派严厉地指责新古典派背弃了凯恩斯的"历史观"，该学派的旗手琼·\n罗宾逊指出："在理论方面，《通论》的主要论点是打破均衡的束缚，并考虑现实生活的特性--昨天和明天的区别"。就这个世界和现在说来，过去是不能召回的，未来是不能确知的。"这后两句话，是新剑桥学派分析方法的基点，所谓"过去是不能召回的"，即现实生活发生的各种事件均有着历史与制度的根源。所谓"未来是不能确知的"，即要考虑因信息缺乏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因为未来实质上是不能确定的，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　　（2）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为理由，反对"综合"宏观与微观经济学。　　新剑桥学派的观点是：新古典综合派采取的是返回凯恩斯以前经济学的均衡论传统去，用微观的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分析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空白"，于是就拼凑起一个杂种的宏观--微观理论。在这里，似乎不仅总需求和总供给是从一个均衡状态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均衡状态的，而且每一个个别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也总是处于均衡状态的。所以，这种分析的实质是，"综合"已经回到凯恩斯以前的市场均衡论的传统上去。这完全破坏了凯恩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新剑桥学派的分析方法是：凯恩斯经济学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理论，所缺乏的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凯恩斯本人也不曾对这两个理论进行探讨，因此，要使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那就应当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价值理论方面，关键在于价值本身是否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价格主要应该由生产条件来决定，而不能把价值视为"主观的。新剑桥学派税收思想　　新剑桥学派的税收理论主要反映了在其代表人物与萨缪尔森等人的新古典综合派的论战中。这两个学派都把税收看成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工具。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　　后凯恩斯主流学派主要把税收视为调节需求水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新剑桥学派除了承认这一点外，强调充分发挥税收在缩小贫富不均方面的作用。在税收政策上，新剑桥学派认为在税制的设计方面，应根据不同的行业和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体现公平原则。在所得税制度上，采取累进税率，使高收入者多纳税，低收入者少纳税。在消费税上，对奢侈品征税，对生活必需品则给予减负税；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除了给寡妇、孤儿留下适当的终身财产所有权外，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者收入的增长，并把政府通过没收性的遗产税所取得的财产及其收入用于公共目标。事实上，新剑桥学派也同时意识到，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时，往往为一些政治因素所左右，从而削弱了税收在缩小贫富分配不均方面的功用。在适用税收杠杆来调节有效需求，不仅要注重对需求总量的调节和宏观分析，而且还要做好微观分析，即分析减税的好处由谁获得和增税的负担由谁承受的问题。那么，政府减税的好处由谁获得则有三种可能　　（1）收入越低的人减免越多。　　（2）不分收入大小一律按同一比例减税。　　（3）减税的好处主要由最富有的少数财团或个人获得。他们认为，最理想的是第一种情况，后两种情况都不符合公平原则。新自由主义\n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其主要观点有：　　——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等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若要让社会裹足不前，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给所有的人都强加一个标准”。二是私有化。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人们“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从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了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　　——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几乎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地认为，“当集体化的范围扩大了之后，‘经济’变得更糟而不是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因此，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者们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集权主义思想的悲剧在于：它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以毁灭理性而告终，因为它误解了理性成长所依据的那个过程”，因此，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　　——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和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经济全球化并不排除政治和文化的多元化，更不等于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一般地鼓吹经济全球化，而是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和背景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早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新自由主义创立时期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由这个时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造成的。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和同年哈布斯堡家族结束对奥匈帝国的百年统治，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另一方面，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和计划经济的建立，出现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前一方面既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后一方面则是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种压抑与刺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出现了早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一场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为首的新自由主义者为一方，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另一方的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整个论战虽无果而终，但却成为新自由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里程碑。新自由主义受冷落与自我雕琢时期\n　　20世纪30年代爆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30年代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弊端，它不仅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萨伊定律（“供给会自动地创造自己的需求”）的一次全面否定，而且实际上宣告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在所谓人们愿意在手头持有更多货币的灵活偏好、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等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下，曾长期驱动经济增长的私人与企业的消费和投资热情全面衰退，有效需求不足迅速普遍化，并成为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因而迫切需要国家出面来干预经济生活。于是，一种反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要求的着重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新政”则以政策实践的形式表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有效性，并使凯恩斯主义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之久。这40年既是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取得成功的“凯恩斯时代”，同时又是新自由主义受到冷落、新自由主义者着手对其理论进行精雕细琢，并使之系统化的经院修炼时期。有关新自由主义的很多重要著述就是在这个时期成文的。新自由主义勃兴时期　　以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线，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的困境。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政策束手无策。“滞胀”是国家垄断资本充分发展导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结果。具体说，是由技术进步使生产率提高、且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利润）最大化过程中导致失业增加，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政府膨胀、政府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等多种原因所致。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义适应这一需要，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占据了美英等国主流经济学地位。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高度，是“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政治化和向全球蔓延时期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高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使价格合理’）、消除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则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给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三重特性。新自由主义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包括众多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狭义新自由主义主要是指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广义新自由主义，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外，还包括以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n　　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他是一位著名的出生于奥地利的经济学家、思想家。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观点是其他所有新自由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来源。他长期活跃于反凯恩斯主义、反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中心：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英国的大学经济学院。他既是主张经济自由的伦敦学派的主要代表，又是芝加哥学派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奥地利学派的骨干。哈耶克不仅明确主张自由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而且坚持认为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他认为，“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认为垄断、计划化、国家干预始终与无效率相联系。他认为，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还给私人银行，而不能让政府垄断。现代货币学派　　现代货币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也称新保守主义学派)。这一学派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以制止通货膨胀和反对国家干预为主要政策主张，强调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学派认为，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对产出量具有更大效应，货币供应的增加是通货膨胀的根源。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和其他商品、其他金融资产是一样的资产。人们保留商品、债券、股票没有区别，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替代。因而，货币政策影响货币总需求。货币需求函数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可以通过数字统计测量出来。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和领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M·弗里德曼，他是当代最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代货币主义创始人。他曾在美国财政部等机构任职，担任过尼克松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从传统自由主义出发，强调与“人们之间关系有关的意义的自由”。他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之所以不稳，是货币受到扰乱，所以货币最重要，货币是支配资本主义产量、就业和物价变量的唯一重要因素。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是可以稳定的。他极力主张货币政策只要求货币数量稳定的、有节制的增加，即支持长期的货币规则或目标。除此之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私人经济，应让市场机制完全地充分地发挥作用。弗里德曼在市场经济理论、现代货币数量论、消费函数理论和经济方法论等方面，也均有建树，并因消费理论、货币历史和理论以及稳定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于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是理性的，总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事关自己的选择和利益，个人会调用自己的智力和资源，对它进行尽可能准确的推测。人们会充分利用一切可用的、可得的信息，按照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对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做出预期。由于理性预期的作用，市场机制能确保充分就业均衡，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么归于无效，要么加剧经济波动，因此是不必要的。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经济学会现会长卢卡斯。他以经济人理性和人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设为前提和立论基础，用货币周期模型论证和说明了经济波动的原因，并得出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无效因而无需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他强调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从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引发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n。他首创新增长理论，把经济运行的源泉和动力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内生积累与增长，这种积累和增长不仅能使人力资本本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可以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他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能会强化国家间人力资本禀赋差异，从而加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要深刻理解这一点，必须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的联系：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需要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后，已经渡过了一般垄断阶段和国家垄断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　　任何历史进程的新阶段除了有其本身特定的指标之外，还必然有某些重大事件作为其标志。没有标志性事件就不会有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也不例外。标志着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转变的重大事件，先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这些标志性重大事件有：　　（1）以“滞胀”为特点的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至，“滞胀”成为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大转弯的第一个历史拐点。“滞胀”既是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又是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的历史序幕。　　(2）新自由主义的勃兴适应了当代国际垄断资本发展的需要，1990年“华盛顿共识”出笼后，新自由主义更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及其制度安排的理论依据。　　（3）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全球市场同时又成为全球工厂，从而为资本主义进入国际垄断阶段奠定了最深厚的物质基础。　　(4）长期以来缺乏可贸易性的“服务”实现了贸易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实现了全产业控制，从而把资本主义在产业层面上推向了国际垄断阶段。　　（5）因特网作为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的技术和经济密网，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技术。　　（6）“9·11事件”为全面建立国际垄断资本全球体系提供了历史借口，使美国掀起了一场实现“政治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乌托邦浪潮。　　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末，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自由主义推动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作为完成形态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理论体系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方方面面都有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这就是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彼此促进，不可分割。自1990年“华盛顿共识”\n出笼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向全球蔓延，为国际垄断资本开辟了全球空间。　　（1）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即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阶段的过渡，同时又摧毁了原苏东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垄断资本难以进入或无法控制的领域已经所剩无几。　　（2）经济市场化波及全球，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的运作有了越来越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蔓延，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致力于追求市场机制的完善，而非市场经济国家则纷纷谋求建立市场经济制度。90年代以来，原苏联东欧国家几乎是齐步走式地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从拉美、亚洲到非洲，各类经济模式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基础作用。各国的“经济市场化”进程，等于是在规范“行车规则”，为国际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控制全球经济扫清制度上的障碍，使垄断资本在国外的“自由空间”急剧扩大。　　（3）在经济自由化进程中，金融自由化尤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大，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杠杆。由于体制和国情的差异，各国金融自由化涉及的方面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总的来看，主要包括：实现完全的利率自由化；金融机构业务的多元化；改变境内外金融市场的分离状态，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实行外汇交易自由化，等等。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国际化紧密相联，相互推进。在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命脉的情况下，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有了一个控制全球经济的最重要的杠杆，从而通过金融“扼制”，把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更加牢固地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　　（4）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一体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统一全球的制度安排。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华盛顿共识”的炮制及其出笼，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企图一统全球意志的体现。“华盛顿共识”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全球化，而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一体化”，也即美国化。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始，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的蔓延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扩张的理论表现。其结果，绝不可能使世界经济变成一个自由竞争的体系。恰恰相反，它将仍然处在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　　第三，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经济全球化三者紧密交织。新自由主义是垄断资本国际扩张的理论。新自由主义、垄断资本国际扩张同经济全球化又紧密交织在一起。与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相比，经济全球化具有更广的涵盖范围。但是在当代，由于世界经济体系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所以垄断资本与经济全球化又几乎完全重叠。可以说，垄断资本借助经济全球化全速进行国际扩张，而如果没有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也就谈不上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后，不能不看到新自由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巨大影响力，甚至是支配力。\n　　从本质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迄今为止，它又一直处在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我们不拒绝参与经济全球化，但对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和垄断资本的国际扩张则须保持高度警惕。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ism,new—Keynesian)　　新凯恩斯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凯恩斯主义基础上吸取非凯恩斯主义某些观点与方法形成的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形成的历史背景　　为答复本世纪70年代所谓“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80年代便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7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学者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理论上是不恰当的，他们断言，宏观经济学必须建立在厂商微观经济的基础上；他们主张，应当用建立在市场始终出清和经济行为者始终实现最优化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宏观经济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早在70年代后期，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Phelps）、约翰·泰勒（JohnTaylor）就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建立基础。费希尔发表了《长期合同、理性预期和最佳货币供应规则》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费尔普斯和泰勒发表了《在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力量》一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77年2月号）。他们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设。80年代，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致力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提供严密的微观经济基础。因为工资和价格粘性往往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题，所以他们努力的目的在于更多表明这些粘性如何由工资和价格确定的微观经济学而引起的。即是，他们试图建立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微观经济基础。这样，80年代以来，就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Economics），以与其对立的研究方法，即新古典宏观经济学（New—ClassicalMacroeconomics）相并立。　　事实上，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亦称为新凯恩斯主义，它以“new”表明“新”的意义，因此，是对旧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neoclassicalsynthesis），现在，标名“新凯恩斯主义的”，英文原文为“new—Keynesian”，此词是迈克尔·帕金（MichaelParkin）所创造的，他于1984年出版的《宏观经济学》一书，始创“新凯恩斯理论”（new—Keynesiantheory）这个术语，而未用“新凯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在一篇学术论文中最先使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这一称号的，是劳伦斯·鲍尔（LawrenceBall）、格雷戈里·曼奎（N.GregoryMankiw）和戴维·罗默（DavidRomer）。他们于1988年发表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载《布鲁金斯经济论文集》1988年第一期）。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主要的还有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Blanchard）、乔治·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珍妮特·耶伦（JanetYellen）、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本·伯南克（BenBernank）等。\n　　在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看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真正未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数学上的构思。对比而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决未想成为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要成为解决起初世界问题的实际政策模式。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是凌乱的，他们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复兴。正如阿兰·布林德（AlanBlinder）说道：“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注：以上论述，参见：曼奎和罗默主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一卷，1991年英文版）第1页。戈登著：《什么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经济学文献杂志》1990年9月号第1115页。布林德：《凯恩斯主义复兴》《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18页、51页。）新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命题　　曼奎和罗默明确表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意味着对如下两个问题作出解答：　　（1）这个理论违背古典派的两分法吗？它断定名义变量（如货币供应）的波动影响实际变量（如产出量和就业）的波动吗？即是，货币非中性论吗？　　（2）这个理论假定经济中的实际市场不完善性是理解经济波动的关键吗？如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和相对价格粘性这些思考是理论的核心吗？对于以上两个问题，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作出肯定回答的。因为价格是粘性的，所以古典派的两分法便破产了。因为不完全竞争和相对价格的粘性是理解价格为何呈粘性的主要原因，所以实际的不完善性是具有决定性的。　　在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只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才对以上两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强调技术上的扰动和完善的市场，所以它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否定回答。许多较早期宏观经济理论抛弃了古典派的两分法，但是它们通常并不强调实际的不完善性是真相叙述的主要部分，例如，70年代大多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非均衡的凯恩斯主义模型）都把工资和价格粘性塞进另外的瓦尔拉斯式经济或硬充作瓦尔拉斯体系。因此，名义的和实际的不完善性的相互作用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显著特点。　　更多的传统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主义模型都未把价格粘性的解释作为关键性的。他们这两派学者都把经验证据视为比理论上纯正更加重要。例如，货币主义者莱德勒（D.E.W.Laidler）争辩道：“更好和更多的明确微观基础并保证关于任何宏观政策实验后果的更准确的经验论断”（注：莱德勒：《当前宏观经济学问题》，1992年，转引自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1994年英文版，第290页。）。在80年代期间，新凯恩斯主义发展具有明显的非经验风格。那些更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为寻求加强凯恩斯主义模型，主要是通过发展和改进凯恩斯理论的微观基础来探究。　　新古典主义模型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之间的关键性差别在于对待价格确定行为上。与价格接受者（他是新古典模型的主角）形成对照，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定制定价格的是垄断企业，而非假定是完全竞争企业。虽然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之前，1933年，罗宾逊夫人、张伯伦已分别独立地发展了垄断竞争理论，可是只是最近，主流凯恩斯主义理论家们才开始了使不完全竞争体现成非市场出清模式的工作。\n　　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模型都假定有理性地形成预期。这显然是70年代的新古典派革命对宏观经济学家具有深刻影响的一个研究领域。但是，某些著名凯恩斯主义者和正统货币主义者却保持对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的批评，并怀疑理性预期假设的经验证实。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保持关于政策问题的各种各样观点，例如，财政金融政策实施中相机抉择而非规则性方面的重要性争论。新凯恩斯主义者把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震动都认为是经济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但特别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们有分歧（当要对市场经济有能力吸收这些供求震动以致维持充分就业作出评价时）。新凯恩斯主义者还与凯恩斯有同样看法，即非自愿失业既是可能的，又是可信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表现为不完全竞争，不完善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的信息，而且经济主体经常关心着公平。因此，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实际的”宏观领域具有协调失效和宏观经济的外部影响的特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不完全性及其宏观经济效应并未达成完全一致见解。但是，他们的许多解释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正如莱斯利（D.Leslie）评论说：“新凯恩斯主义把满桶砂粒投入运转圆滑的新古典派范式中。”（注：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291—292页。）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　　在强调粘性价格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货币不再是中性的，政策效力至少在原则上是重新确认的。既然较大的价格灵活性使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中的经济波动问题恶化，新凯恩斯主义者也就论证了即使价格是灵活的，矫正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潜在作用也存在。　　在市场经济中，内生力量可能经常地增强外生冲击的干扰影响。因为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经济波动是不规则的、无法预言的，所以新凯恩斯主义者不是政府试图微调宏观经济的支持者。关于对总量波动，政府可以采取相机抉择行动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然而，大多数新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特别是就极度经济衰退来说，确实需要政府行动。由于经济将来可能面临诸种问题的不确定性，少数新凯恩斯主义者便赞成均衡理论家们和大多数货币主义者所提倡的固定规则方法。　　从新凯恩斯主义分析中得出的教训是，面临导致持久性的巨大冲击时，政策干预是必要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调整过程运转得较缓慢。斯蒂格利茨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相信，面临迅速变动的经济时，设计恰如其分的规则性政策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与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主义者提倡的“微调”（Fine—tuning）经济政策相对照，新凯恩斯主义者却拥护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销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问题。\n　　就一直对实际工资粘性展开各种解释的那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说来，已得出一些政策结论，特别是降低持续高度失业的政策。林德贝克、斯诺沃认为，为了要降低内部人的权力和使局外人对雇主更具吸引力，制度改革是必要的。从理论上说，降低权力的政策包括：　　（1）工作保障法规的软化以便减低雇佣和解雇劳工的流转成本；　　（2）工资关系的改良以便减少罢工的可能性。　　有助于给局外人以公民权的政策将包括：　　（1）再培训局外人以便增进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边际产量；　　（2）改善劳工流动性的政策，例如住房市场；　　（3）使工资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利润分享安排；　　（4）失业补偿制度的再设计以便鼓励寻找工作。　　有些新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欧洲支派）赞成某种形式的收入政策，以缓和不对等的工资议价制度的不利影响，例如，拉亚德（R.Layard）等在1991年出版的《失业、宏观经济运行和劳动市场》一书中争辩说：“如果失业超过长期‘无加速度通货膨胀的失业率’（NAIRU，或自然失业率）并存在滞后现象，那么暂时收入政策就是有助于失业更快地回到NAIRU的一种极好方法”。但是，这样的政策仍引起激烈争论，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如曼奎等并不认为收入政策起着有效作用。而且，有一位经济学者金蒂斯（H.Gintis）明确指出，尽管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放弃达到充分就业的义务是较小让步，可是，这种让步（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却是重要退却。（注：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5—328页，以及《挑战》1992年9—10月号，第50—51页。）对新凯恩斯主义的简要评析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E.W.Laidler）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n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布兰查德]（O.Blanchard）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A.S.Caplin）、斯普尔伯（D.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认为，“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金（R.G.King）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总而言之，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注：以上评析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8—330页。）\n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失业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　　自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　　至于自然失业率，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凯恩斯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　　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新历史学派新历史学派(newhistoricalschool)，又被称为“历史的伦理学派”新历史学派及其代表人物　　新历史学派(newhistoricalschool)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历史学派演变而来的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派。其主要观点和旧历史学派基本一致，不过在运用历史归纳法上更趋于极端，同时更加强调论理道德和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更加热衷于鼓吹阶级调和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其主要代表有：洛伦茨·冯·施泰因、阿尔伯特·伊伯哈德·费里德里希·谢夫莱、阿道夫·瓦格纳等。他们建立了社会政策的税收理论体系，因此，被当时西方财政学者称为德国财政学界的三巨星。\n　　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产业资本壮大,日渐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内在矛盾开始显露。1873年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中产阶级的没落，工人阶级失业和贫困，社会问题严重。德国社会民主党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工人运动。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缓和阶级矛盾，新历史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旧历史学派的遗产，一方面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良主义。他们认为只要求工人克制和节约，不能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意识形态上批判"世界主义"、"经济人"的利己心的理论前提，以及古典学派的"唯物主义"。在施穆勒等人的发起下，1872年成立了"社会政策学会"，参加这个学会的经济学家一般都属于新历史学派，也被称做"讲坛社会主义者"。其中著名的除施穆勒、瓦格纳和布伦塔诺之外，还有A.黑尔德（1844～1880）、G.F.克纳普(1842～1926)和K.比歇尔(1847～1930)等。解体及其影响　　随着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取消反社会党人法，新历史学派存在的基础开始动摇，进入了衰退解体的过程。1883年奥地利经济学家C.门格尔发表《关于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批判历史学派不能区别理论科学、历史科学和政策实践的关系，将经济现象的历史记述和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相混淆,在方法论上缺乏理论分析和抽象,陷入了世俗的经验主义，因此缺乏"精密的方法"，放弃对"精密法则"的研究。门格尔强调理论经济学正像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化学一样，主张理论是经济学的中心，而历史只不过是它的辅助。施穆勒立即在《施穆勒年鉴》上发表了反批判文章《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1883)，接着门格尔又针对施穆勒的文章，发表了《德国国民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谬误》(1884)，施穆勒不予回答。他们二人之间的争论虽然就此结束，但在双方门下弟子之间却持续了20多年，学说史上称之为"方法论论争"。从此以后，历史学派逐渐衰落解体，而完成这解体过程的还有待于历史学派内部韦贝尔的批判，即所谓"价值判断论争"。　　韦贝尔1904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批判施穆勒将伦理道德和经济借科学的名义混合在一起，用道德和法律来挽救经济生活中由于利己心所带来的弊端，这是在科学中渗进了"价值判断"。他主张在社会科学中应该将经验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加以区分，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任务在于寻求客观真理。至于希图发现理想和规范，为实践寻求对策，这属于主观的"价值判断"问题，这里有无数的不同的价值观在斗争，只有让人们自由去选择和评价处于"诸神斗争"中的各种价值。这即是韦贝尔所提出的"价值的自由性"。他还提出"理念型"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基本概念，认为用这个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保持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的自由性"。施穆勒在1911年《国家科学辞典》第八卷中,进行了反驳,施穆勒认为各种对立的价值判断是阶级利害对立的表现，而历史的最终目的在于协调、统一在"共同福利"这一理想上，按照这个理想可以对各种价值判断作出共同评价。韦贝尔把这种主张讥笑为"伦理的进化论"，平庸之至。桑巴特、布伦塔诺等都支持韦贝尔的主张，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书中，则运用他自己的发生论的、体系论的方法研究经济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出现了空前的通货膨胀，历史学派缺乏理论,束手无策,许多经济学家都纷纷脱离历史学派，历史学派终于解体。德国的社会政策学会也在1935年被纳粹党所镇压而解散。新经济地理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概述\n　　以克鲁格曼、藤田等学者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题之上：　　其一是收益递增。由于生产规模的夸大带来产出的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　　其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创立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被克鲁格曼引入到区域经济的分析当中，例如，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处于农业地区，两者的角色将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被“锁定”，从而形成中心区与外围区的关系。　　其三是运输成本。假设以保罗·萨缪尔森引入的“冰山”理论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业的存在。由这三个基石，设计出区域经济的“中心一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新制度经济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简介　　当今，西方经济学舞台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新制度学派。一是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Neo-institutionaleconomicschool)，另一个是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chool)。　　(一)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20世纪50年代，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登上了学术舞台。他承袭了凡伯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发展了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派在研究对象上与旧制度经济学派没有多大差别，没有摆脱旧制度经济学的心理因素、法律因素对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像旧制度学派那样研究由人们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所决定的制度演进过程，而是更多地分析单一制度本身的功能。\n　　在研究方法上，新制度经济学派比旧制度经济学派更彻底地主张制度演进、整体方法，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演绎法，认为把个人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出发点是不科学的，认为这种方法以其均衡的、静止的分析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外表，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经济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冲突。新制度学派的学者主张从根本上更新现代经济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他们认为，由于技术不断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结构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动态的因果过程，所以经济学必须研究变化、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要采用演进的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演进方法是与整体方法相联系的，强调在经济研究中，应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演进过程的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和企业。这里所说的整体，不只是经济概念，往往不能用数字来表述。他们反对正统经济学所采取的数量分析方法，而应该采取制度因素的分析方法。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这种分析方法被概括为制度分析法或结构分析法。　　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整体研究是与价值研究方法相联系的，这实际属于规范的研究方法。　　(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以科斯理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由威廉姆森最先提出来的。它既有别于旧的制度经济学，又有别于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科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诺斯及张五常等人。这一学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把自身的理论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新制度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科斯，1994)。新制度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人的行为假设。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则主张经济学应该研究现实中的人，应该从现实的组织体制出发，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新制度经济学派从两个方面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1)人的行为是有限理性的。(2)人都具有为自己谋最大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关于研究领域的拓展。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企业组织、社会文化等，并引入了交易费用、产权等理论。他们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认为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这种从零交易费用假定到正交易费用假定的修正，使经济学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这种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制度问题，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除此之外，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时候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要素：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模型和均衡分析方法。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作了修正：即主体的环境约束问题、主体所拥有的信息问题和主体与客体问相互作用的方式问题。在此基础上再引入新的变量，如信息、交易成本、产权约束和政府行为干预等，从而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方法论基础。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在这里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渊源　　(一)旧制度经济学派\n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制度主义广泛传播时期，这是通常所说的旧制度学派。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间观点不太一致，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支：(1)社会心理学派(凡伯伦为代表)，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对这种所谓“制度”的影响；(2)社会法律学派(康芒斯为代表)，强调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体行动方面起的作用，认为法律制度是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3)经验统计学派(米契尔为代表)，认为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要以经验统计资料为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是次要的，应当先对事实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得到结论。仅就理论思想对以后经济理论的发展来说，凡伯伦是这三人中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思想成为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的主要来源。　　旧制度学派各个分支虽然研究的出发点、内容并不相同，但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他们在研究对象上都强调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汲取了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采取历史主义和制度分析的方法，一方面强调从制度的整体方面研究问题，另一方面强调从制度的演进方面研究问题，提出要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从结构上改革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制度趋势”的研究既是制度学派的一个共同点，又是形成制度学派的理论基础。　　(二)新旧过渡时期的制度学派　　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初期是制度学派从旧到新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继续沿着凡伯伦所开辟的道路研究制度问题，从而发展了凡伯伦的理论，着重从社会和企业结构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强调技术进步对于制度和企业权力结构的重大意义，分析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资本主义权力机构的影响，以及工业化后的社会发展趋势等等。这都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制度学派的发展过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　　(一)对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者”的面目出现，试图在否定和批判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构造出一种新的理论体系。他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主张表明这是一个积极的政府干预学派。　　从研究对象上看，这一学派主要研究“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把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看成是“制度”的表现，否认生产关系是决定性的，否定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表明它们是完全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主张用风俗习惯说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形成，用心理现象解释经济范畴的产生和发展。但这一研究对象扩大了传统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主张不孤立的研究经济问题，这一点是有可取之处的。\n　　从研究方法上看，这一学派反对个人主义、静止的研究方法，强调整体的、演进的方法，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制度。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将分析建立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理论基础之上，主张现实地描述过程，没有对过程的实质进行分析；主张发展的研究经济问题，但只承认天性、习惯、风俗的演进，否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革命飞跃；它标榜“质”的分析方法，反对数量分析方法，这会使得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充分的论证。　　(二)对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评价　　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引入到经济分析之中，并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制度问题，但是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照搬式的应用，而是一种修正的、发展的运用。他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设，代之以“现实人”的假设。这种行为假设的修正具有重要的意义，即对实际人的行为分析能更好地解释和描述人的本性和人的经济活动，使经济学更具有了“解释力”。　　这一学派的产权理论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的组织制度的产权变化，把公有产权制度排除在研究领域范围之外。其理论研究是具体的，缺乏普遍的意义。其次，他们虽然认识到产权、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与市场交易的联系，但他们没有用整套的市场经济范畴来反映其中之间的联系。虽然这一学派的理论只针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然而，他们对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交易成本和企业产权问题的地研究，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产权安排、制度对“价格矫正”和“技术创新”等的重要作用。　　(三)两种新制度经济学派之比较　　制度经济学派的发展已约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同制度学派之间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理论观点上的原则性冲突。这一点不但在新制度主义学派同旧制度主义学派之间存在着，尤其在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尤其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内部尤为明显。　　1、经济学方法论。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承袭了凡伯伦、康芒斯的传统，普遍反对形式主义，不用数字模型和先进的计量学。他们对研究对象分析结论往往是与总结性的概念和对周围制度背景的理解有关。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不反对形式主义。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主张研究对象应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下，反对用个体来部分地解释社会整体的本质和动力，认为个体主义研究方法范围狭小，实际上应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法学等。而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其研究对象的出发点是从个体出发，认为所有经济现象在本质上应根据个体的性质、禀赋、目标和信仰来解释。　　2、经济学基本假设。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基本假设修正为“有限理性”。而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提出用“社会一文化人”来代替“经济人”，同时也不赞同用“有限理性”对“完全理性”的修正。他们认为，这二者都没有认识到人的心智结构是多层次的。他们也不排除理性，但认为理性是适应性意义上的，是逐渐调整过程。\n　　综上所述，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放弃了形式化方法一用数字或逻辑代替自然语言的表述，拘泥于描述调查、政策分析和规范性的研究方式，使其理论发展受到制约。由于制度的研究中又包含了许多不可度量的因素，所以单纯用形式主义分析方法来处理纷繁复杂的经济体系时也会受到许多的限制。除此之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单纯的个体，而是社会性的个体，而其中文化、制度对个体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都是不完整的。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New—KeynesianSchool）新凯恩斯学派概述　　新凯恩斯学派（New—KeynesianSchool）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新古典综合派衰败以后学派林立，经济学家们寻求共识又无法达成一致的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昆、萨墨斯、布兰查德、罗泰姆?伯格、阿克洛夫、斯蒂格利茨、本·伯南克等人。　　新凯恩斯学派产生的客观条件是，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解释现实问题时效微力乏。原凯恩斯的不足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理论上的进展，给新凯恩斯主义者以有益的启迪。新凯恩斯主义是原凯恩斯主义受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打击后，汲取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的学派的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而形成，并在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是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与原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继承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在三个命题上保持一致：①劳动市场上经常存在超额劳动供给；②经济中存在着显著的周期性波动；③经济政策在绝大多数年份是重要的。但是新凯恩斯主义并不是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因袭，而是认真对待各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刻地反省，同时吸收并融合各学派的精华和有用的概念、论点，批判地继承发展了凯恩斯主义。　　在具体的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上，新旧凯恩斯主义存在重要差别，主要体现在非市场假设上。新凯恩斯主义以工资和价格粘性取代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刚性假设，并添加了原凯恩斯主义模型所忽略的两个假设：①经济当事人最大化原则（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②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阐明了，在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经济会处在非均衡状态，即使有理性预期的存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将起到积极作用，能够影响就业和产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原凯恩斯主义学派相比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第一，强调工资和价格的粘性而非完全刚性，并试图对这种粘性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合理的解释，在此基础上说明非自愿失业、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以及政府经济政策的作用。\n　　第二，强调并从微观角度入手阐明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他们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出发，研究了经济中存在的实际刚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信息的不完全性和昂贵性、调整的成本因素等，从而说明了企业的最优定价行为及其宏观经济含义。证明在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并不能引导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主体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境界，恰恰相反，“看不见的手”导致了“协调失败”（CoordinationFailures），出现了长期的市场非均衡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　　第三，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们以需求冲击为假定，着重论证了企业为什么总是拒绝及时随总需求的变动而调整价格和工资，这种微观行为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又如何导致总产出和就业的变动。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来解决这种市场机制的失效问题，由于货币的非中性，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是有效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特征是：　　①否认新古典学派的二分法，　　即分析价值和分配问题的价值论和分析货币和价格问题的货币论，认为货币等名义变量的变动会导致产量和就业量等实际变量的波动，因而二分法是失败的。　　②认为经济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实际不完全性是重要的。　　他们认为工资和价格有粘性，其原因在于市场不完全竞争，经济只能获得有限信息和相对价格弹性，所以市场是非出清的，有明显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特征。因而可以认为凡是否认古典二分法，持有市场是不完全竞争和非瓦尔拉斯均衡的观点，都属于新凯恩斯学派。新凯恩斯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　　新凯恩斯学派的主要经济理论有：　　①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名义价格粘性论；而是实际价格粘性论。这为价格理论提供了微观经济学基础。　　②劳动市场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论克服了凯恩斯主义致命的缺陷，维护了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非出清的信条。不仅在微观经济学基础上阐明了劳动市场失灵、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等问题，还丰富和发展了微观经济学的劳动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性假设是工资粘性，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两类：一是名义工资粘性论；而是实际工资粘性论。　　③信贷配给论。\n　　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从信贷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出发，论述了利率和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会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信贷市场会失灵，政府干预有积极作用。从而拓展了信贷市场理论的研究领域，丰富发展了金融理论。新凯恩斯主义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价格粘性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名义价格粘性论；而是实际价格粘性论。　　1.名义价格粘性论　　(1)菜单成本论　　有关菜单成本论的文献很多，其中代表性理论为：菜单成本和经济周期论；近似理性经济周期模型；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等。　　(2)交错调整价格论　　交错调整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通常采用交错而不是同步方式调整价格。　　2.实际价格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实际价格粘性论，除了上面提到的“实际刚性和货币非中性论”外，还有：厂商信誉论、需求非对称性论、投入产出表理论、寡头市场和价格粘性论。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　　新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论克服了凯恩斯主义指明的权限，维护了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非出清的信条。新凯恩斯主义劳动市场论的关键性假设是工资粘性，归纳起来不外乎是两类：一是名义工资粘性论；而是实际工资粘性论。　　1.名义工资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名义工资粘性的代表性理论有：交错调整工资论和长期劳动合同论等。　　2.实际工资粘性论　　新凯恩斯主义关于实际工资粘性的理论比较多，其典型理论有：隐含合同论、效率工资论和局内—局外人理论。　　隐含合同论包括公开信息隐含合同论和非对称信息隐含合同论。效率工资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方面：效率工资和劳动市场；效率工资的微观基础；效率工资和失业。失业滞后论也包括三方面：纯局内人的工资调整；有局外人压力的工资调整；失业的持久性和工资调整。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n　　新凯恩斯主义信贷配给论从信贷市场中信息非对称性出发，论述了利率和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会导致信贷市场出现信贷配给，信贷市场会失灵，政府干预有积极作用。　　1.利率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利率有两种选择，一是正向选择，二是反向选择。　　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是指，利率的增加能提高银行的收益，它是利率对银行收益的直接影响。利率还对厂商有激励作用，能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　　银行利用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作为检测机智，可以辩识出厂商稀罕风险的程度和将贷款给不同厂商的风险性。　　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不等于市场出清时的利率，所以，信贷市场出现配给。信贷市场出现配给，是自由信贷市场中银行依据利率的选择效应，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理性行事的结果，不是国家干预的产物。　　2.贷款抵押的选择效应和信贷配给　　贷款抵押品有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前者是指，当信贷市场存在超额需求时，银行通过提高贷款抵押品水平来增加还贷款的可靠性，减少坏帐的风险，增加银行收入。同时，还抑制了借款者对贷款的需求。后者是指贷款抵押品水平的递增会增加贷款的风险，降低还款的可靠性。银行可以根据这两者确定最佳抵押品水平。　　新凯恩斯主义的信贷配给论指出，由于信贷市场中利率机智和配给机智同时起作用，信贷市场会出现多重均衡态，市场机制失灵，通过政府干预才能纠正市场失灵。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货币金融学说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特点　　新凯恩斯学派在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取向上与其他凯恩斯主义学派并无差异，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力图为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补充微观理论基础。他们除了运用大量模型论证工资、价格具有粘性外，又从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完全两方面论证了市场机制的失灵，阐明了货币的非中性，从而在有微观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思想。他们认为，由于价格和工资的粘性，价格在遭受到总供求的冲击后，从一个非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回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经济均衡的恢复不能等待或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作用下的工资和价格的缓慢调整，因为这将是一个长期的痛苦过程，因此需要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调节总供求，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　　在坚持国家干预的政策取向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经济政策主张上的特点主要表现为：\n　　1、温和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赞成新古典综合派的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但更倾向于一种较为温和的表述方法，即：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加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　　2、适度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在运用大量模型论证工资、价格粘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失灵。为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政府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抑制工资、价格的粘性，以修复失灵的市场机制，从而稳定经济，增进社会福利。因此，强调微观经济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更加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在政策操作上，他们针对新古典综合派倡导的“微调”（fine-tuning）政策，设计出粗调(coarse-tuning)政策，以抵消或避免宏观水平波动的问题。　　3、原则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许多公式化的经济对策，但极少把这些对策具体化，给出具体可操作性的经济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建议的相对原则化有利有弊，好处在于弹性较大，可以灵活运用；但却不便于政策执行者实际运作。在经济政策主张方面，新凯恩斯学派在财政政策上基本遵循原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主张，无根本创新之处。而在价格政策、人力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他们的政策主张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　　在价格政策上，新凯恩斯学派在论证价格粘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价格政策建议：抑制价格粘性，使价格较有弹性，以恢复失灵的市场机制，稳定总产量。由于新凯恩斯主义对价格粘性有多种解释因此提出对策的角度也有差异。　　在人力政策上，新凯恩斯学派比较强调人力政策。工资粘性与货币的非中性　　1、工资粘性　　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工资是由雇佣合同规定的，在协商合同时，劳动者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来决定他要求的工资的高低，如果劳资双方同意某一水平的工资，合同便被签订下来。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必须按照根据他预期的价格水平而计算出来的工资提供劳动，即使在此期间实际的价格水平有所变动，劳资双方也必须遵守合同中规定的工资水平。基于这样的事实，新凯恩斯学派提出了两个工资具有粘性的主要原因，即合同的长期性与合同的交错签订。　　（1）合同的长期性。\n　　合同总是具有期限的，而这种期限通常都不是短暂的，因为过于短暂的合同会增加劳资双方的谈判成本和调整成本。经调查研究发现，在美国占有决定性的重要行业中，劳动合同的期限往往为三年，即货币工资在三年内不能改变，这样，由于合同具有期限，而且期限往往较长，所以工资的调整总是缓慢的，这便使工资具有了粘性。　　（2）合同的交错签订。　　一个社会经济中所有的劳动合同不可能是在同一时间签订的，也不可能同时达到终止期，因此，各种长期合同都是交错签订的，从而工资的调整也是交错进行的。这种合同的交错签订使得工资的调整不可能非常及时，这也是工资具有粘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3）在对合同的长期性和交错签订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们还深入到劳动市场领域，从另外的视角研究了工资粘性的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个观点是效率工资论和集体谈判理论。　　效率工资论认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依赖于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企业支付的工资越高，工人的生产效率越高，从而企业获得的利润越多。因此，企业为了保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愿意向工人支付高于均衡水平的工资，而不愿轻易降低工资，从而使工资具有了粘性。　　工会和集体谈判理论认为，现实社会中工会在劳动市场上具有垄断力量，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工资主要不是由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决定的，而是由工会领导人与雇主之间的集体谈判决定的，最终的谈判结果往往是一种妥协的协议，通常情况下是把工资提高到均衡工资水平之上，雇主根据这种工资水平决定雇用多少工人。一般地，由工会参与确定的工资并不随着经济状态的变化而立即变化，这样就会使工资具有粘性。　　2、工资粘性下的货币非中性　　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当工资具有粘性时，货币是非中性的。　　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使物价总水平上升时，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可以相对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当工人实际工资降低时，降低了产品成本中的工资成本，单位工资的产出就会增加，企业利润也相应增加。企业利润增加后，就会扩大产量以谋取更大的利润，这就会雇用更多的工人，促使就业率上升。　　相反，当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使物价总水平下降时，由于工资具有粘性，使工人的实际工资相对提高。当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时，单位工资产出就会减少，这增加了产品成本中的工资成本，企业利润减少甚至有发生亏损的可能。此时，企业会缩减产量以免发生更大的损失，从而使失业率上升。可见，只要存在工资的粘性，货币量变动后，产量、就业量等实际变量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动，货币就是非中性的。价格粘性与货币的非中性\n　　1、价格粘性　　新凯恩斯学派对价格粘性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说明，这些理论都以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因为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不能单独决定价格。要分析企业如何决定价格，自然就要假设这些企业至少对自身产品的价格有某种垄断或控制能力。　　（1）菜单成本说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N.格里高利?曼昆在1985年5月发表了《小的菜单成本和大的经济周期：垄断的宏观经济模型》一文，在此文中曼昆认为，经济中的垄断企业是价格的决策者，能够选择价格，而菜单成本的存在阻滞了企业调整价格，所以价格具有粘性。因为产品价格的变动如同餐馆的菜单价目表的变动，所以曼昆将这类成本称为菜单成本，并将其定义为是“调整价格的成本”。菜单成本包括实际成本和机会成本两部分，实际成本是指研究和确定新价格的成本、重新编印价目表并将新价目表通知销售点的成本、更换价格标签的成本、为新价格作广告等所花费的成本，这些成本是企业调整价格时实际支出的成本；另一类成本是企业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如价格变动的次数过于频繁，会使顾客感到麻烦和不快，有可能减少对此种商品的需求而造成损失，甚至包括处理顾客怨言的成本，这些虽然不是企业实际支出的成本，但同样阻碍着企业调整价格，也被称为菜单成本。企业只有在调整价格后的利润增量大于菜单成本时，才会调价。否则，企业将保持价格不变。由于有菜单成本的存在，使企业不愿意经常地变动价格，所以价格存在着粘性。　　（2）交错价格调整论。　　鲍尔（LaurenceBall）和塞何替（StephenG.Cechetti）1988年从不完全信息出发，提出了交错价格调整论。该理论认为，与工资交错调整一样，经济中的价格调整也是交错进行的。因为在信息不完全的市场上，若所有企业同时确定和调整价格就失去了增加信息的一个机会；如果某些企业在其他企业确定价格之后再调整自己的价格，它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其他企业稍早一点的价格决定而获得关于需求状况及其变化的更多信息，从而提高它们对当前总需求和局部需求——对某企业特定产品的需求及同行业或同地区中其他企业产品的需求——状况的更多了解，提高需求估计的准确性。在这种信息有所增加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价格，就能够更加准确地使之接近真正的最优价格。因此，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垄断竞争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造成价格的交错调整。企业的这种近似理性的价格决策行为使价格总水平具有了粘性。　　（3）投入产出关联论。\n　　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分工的发展，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日益紧密和复杂，任何一个企业的生产都不可能单独进行。从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看，直接或间接影响单个企业生产的企业很多，成百上千的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为某个企业提供生产要素，某一企业一般仅知道直接供给生产要素的企业的价格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企业要想预测需求变化对各类企业的直接或间接成本的影响，必须计算数以千计的需求价格弹性，这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企业最佳的行事方式是根据有直接要素供给关系的企业所提供的信息调整价格。需求的变化对单个产品的影响在错综复杂的投入产出链之间的传递十分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总需求发生变动，单个企业在没有得到直接供应商价格变动通知之前，宁可保持自己的产品价格不变，以维持已经存在的相对价格比例。当所有企业都采取这种价格行为时，众多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就会出现成本的粘性，进而导致价格的粘性。　　2、价格粘性下的货币非中性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当价格具有粘性时，货币是非中性的。中央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使总需求减少，此时，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价格变动调节需求的作用无从发挥，市场上出现过剩产品，市场不能出清。当市场不能出清时，产品大量积压，最终迫使企业削减产量，以适应需求的变动，产量的削减伴随着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失业增加。相反，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使总需求增加。由于价格具有粘性，市场上出现了产品的供不应求，市场处于非均衡状态，此时，只要市场上还有闲置的资源，企业就会扩大生产，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产量、就业量同时增加。可见，货币量变动后，企业不改变价格而变动产量，导致经济的大幅波动，货币是非中性的，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　　总之，工资粘性和价格粘性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它在为原凯恩斯主义提供微观经济基础的同时，坚持了原凯恩斯主义的中心论点：市场是非出清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从而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说重新争得了一个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新凯恩斯学派的工资与价格粘性理论并不系统和完善。利率的激励效应与选择效应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原则上同意原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作用理论，但又对其进行了修正与发展。他们认为，企业的投资资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信贷和股票。在企业的全部资金中，通常只有较少的一部分是通过发行股票来筹集的，因此，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地表现为对贷款的需求。而信贷市场是个信息不完全的市场，贷方和借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作为借方的企业比作为贷方的银行在还款概率方面有更多的信息。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知道所贷的款项将投资在哪些项目上，投资的风险和期望的收益有多高，拖欠贷款的可能性有多大。然而，银行在这方面的信息却比企业少，银行只能根据项目的平均收益来判断企业的投资收益，对企业投资的风险性知之甚少，更无法从众多申请贷款的企业中分辨出哪些企业有较高的还款概率，哪些企业想拖欠贷款。在这样的市场中，利率机制与信贷配给机制同时发挥作用。　　1、利率的激励效应\n　　所谓利率的激励效应是指利率的高低能改变借款者对待风险的态度。一般而言，当利率水平较高时，借款者愿意投资风险较大收益较高的项目，以获得较多的预期收益；反之，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借款者愿意投资于风险较小的项目，以获得比较稳定的预期收益。利率的这种激励效应使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银行在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时，必然要考虑利率水平的高低对借款者行为的影响。因为如果银行为了获得较高的利息收入而将贷款利率确定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必然会刺激借款者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而高风险高收益项目显然会增加借款者破产的可能性，降低其还款概率，银行贷款的风险将随之加大，收益随之降低。　　2、利率的选择效应　　利率的选择效应具有正反两个方向：　　（1）正向选择效应是指银行收益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利率正向选择效应的特点是：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递减。　　（2）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是指较高的贷款利率会使那些偏好低风险、具有良好资信的借款者退出信贷市场，不再申请贷款，而那些偏好高风险、资信较低的借款者仍愿意以高利率借款，这些借款者要么无力还款，要么就根本没有打算还款，因此，贷款拖欠的概率提高，银行收益下降。利率反向选择效应的特点是：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递增。　　当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超过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时，银行收益随利率的提高而增加；反之，当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超过正向选择效应时，银行的收益将随利率的提高而下降。新凯恩斯学派认为，在不完全的信贷市场上，银行虽然缺乏充分的信息去识别借款者的资信度和投资的风险性，但却可以利用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作为检测机制，由此推断借款者喜好风险的程度和贷款的风险性。假定所有申请贷款的借款者被分为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存在着一个临界利率。当贷款利率低于临界利率时，高风险组借款者和低风险组借款者都申请贷款。若贷款利率提高，低风险组中偏好安全投资的借款者逐渐退出信贷市场。当贷款利率提高到临界利率时，低风险组借款者全部退出信贷市场，只有高风险组借款者还在申请贷款。因此，银行通过改变临界利率的值就可以推测出借款者投资的风险性，银行根据借款者投资的风险性可以预测还款概率。借款者越偏好风险投资，投资项目失败的可能性越大，借款者还款概率就越低，银行贷款的风险就越大，银行收益也越低。反之亦然。银行最优利率的确定与信贷配给　　1、银行最优利率的确定原则　　新凯恩斯学派认为，银行可以根据利率的正反向选择效应确定银行的最优利率。最优利率的确定原则是使此水平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等于反向选择效应，即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相抵消时的利率是银行的最优利率，这时银行收益达到最大化。\n　　当银行贷款利率很低，低到所有从事安全项目投资的借款者都愿意申请贷款时，偏好高风险的借款者和偏好低风险从事安全投资的借款者都申请贷款，低利率鼓励借款者从事低风险项目投资以取得可靠的收入。这时，无论是高风险借款者还是低风险借款者都愿意从事安全性项目投资，各类借款者还款概率都很高，此时，只有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在起作用。随着利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利率的激励效应诱导借款者去从事有较高风险和较高收益项目的投资，偏好低风险的借款者逐渐退出信贷市场，借款者拖欠贷款的概率增大，银行贷款风险随之增大，银行的预期收益随之减少，此时，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都在起作用。当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大于反向选择效应时，银行贷款虽然会因还款概率的下降而受到部分损失，但银行总收益还是呈上升趋势，银行总收益随利率的提高而递增。在利率连续提高的过程中，利率的正向选择效应递减而反向选择效应递增，银行总收益的上升势头会随着反向选择效应越来越大而受到阻遏。当利率提高到某一水平后，偏好低风险的借款者全部退出信贷市场，此时，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超过正向选择效应，企业拖欠贷款的概率显著增大，银行贷款风险剧增，银行收益将随利率的增加而递减。显而易见，正向选择效应和反向选择效应相抵消时的利率是银行的最优利率，此时，银行收益达到最大化。　　2、信贷配给　　根据上述原则确定的银行最优利率通常不等于信贷市场出清时的均衡利率，此时的信贷市场将出现配给效应。　　当信贷市场中对资金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市场出清的利率，即均衡利率会提高，市场利率高于银行最优利率。银行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会理性地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最优利率贷款而不是按照较高的市场利率贷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按市场利率贷款会增加利率的反向选择效应，使借款者的还款概率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加大，导致银行收益下降。而银行如果以最优利率贷款，虽然利息收入低一些，但是借款者还款概率高，贷款风险小，银行收益比较高。因而，银行理性行事的方式是：以低于市场利率的最优利率贷款，同时以配给方式部分满足市场对贷款的需求，利率机制与配给机制同时发挥作用。实行信贷配给时，银行优先给那些资信度高的借款者贷款，鼓励从事低风险投资的借款者多贷款，限制或不给高风险借款者贷款。所以，在信贷市场上有些借款者即使愿意支付高于银行规定的利率也可能得不到贷款。　　因此，不完全信息的信贷市场通常是在利率与配给的双重作用下达到均衡的。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才与银行最优利率相吻合，信贷市场在利率的单独作用下处于唯一的均衡状态。　　可见，信贷市场出现配给，是自由信贷市场中银行依据利率的激励效应和选择效应，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而理性行事的结果，它不是国家干预的产物。利率的提高可能引起银行和借款者采取相反行动：借款者愿意从事高风险项目投资，但刺激银行对贷款的超额需求采取配给，而不是轻易地提高贷款利率。银行通过信贷配给使信贷市场达到均衡，市场中实际利率已不是使市场出清的均衡利率。实际利率通常小于均衡利率，它不能作为反映信贷市场供求状况的指标。也正因为此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心唯一地定位在利率指标上便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信贷配给应该成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另一渠道。经济滞胀理论\n　　面对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日益严重的经济滞胀现象，新凯恩斯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林德贝克、萨默斯、夏皮罗、斯蒂格里茨等，创建了劳动市场理论，在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推导工资粘性的同时，论证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其中的效率工资论、失业滞后论较好地解释了经济滞胀的原因。他们认为，当劳动市场中较高的效率工资发挥作用时，非自愿失业不可避免。而较高的效率工资水平增加了商品的成本，促使物价水平提高，于是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经济滞胀现象出现。失业滞后说则用一个局内人—局外人模型，说明失业率会持续，实际的就业率对均衡就业率有影响。当实际就业率偏离均衡就业率时，市场机制不会驱动就业率再回到均衡就业时的水平。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介指标　　1．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确定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与原凯恩斯主义基本上是一致的。新老凯恩斯主义共同认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主要应该放在稳定物价和实现经济增长上，特别是在市场长期非均衡的情况下，政府有必要运用货币政策，利用货币的非中性来影响实际变量，促进市场均衡和经济增长。　　2．在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选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和原凯恩斯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原凯恩斯主义主张把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定在利率上，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认为，由于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利率和信贷渠道共同起作用，因此，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不能仅仅盯住利率，还应该把信贷配给量的增长率作为中介指标，通过政府的政策操作来稳定信贷配给量的增长率，修正信贷市场的失灵，在公众的理性预期和追求利润或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　　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原凯恩斯主义的传导机制理论在解释货币政策变动对于经济影响的强度、时间和构成方面存在着不足，他们提出了信贷传导机制理论。信贷传导机制理论的建立有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至少在一些公司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公司向银行的贷款与其他形式的公司债务并不是完全替代关系，在公司的贷款供给减少时，它不能完全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来弥补贷款的减少。　　第二，当货币政策改变银行体系的准备金时，必然会影响到银行贷款的供给。　　第三，假定经济体系存在某种形式的不完全价格调整，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影响是非中性，即可以引起实际变量的变化，对实质经济产生有效的影响。　　在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信贷传导机制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有关货币、债券和贷款三种资产组合的模型，并且在债券和贷款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关系。信贷传导机制说认为，由于不对称信息和其他摩擦因素的存在，干扰了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出现了外部筹资的资金成本（如发行债券等）与内部筹资的机会成本之间裂痕加大的情况。这种裂痕被新凯恩斯主义称作“外在融资溢价”，它代表净损失成本。影响外在融资溢价的因素包括贷款人评估，监视和筹集资金的预期成本，以及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借款人对他的未来前景比贷款人拥有更多的信息等。\n　　按照信贷传导机制说，货币政策不仅影响到一般利率水平，而且还影响到外在融资溢价的大小。外在融资溢价的变化比单独利率变化能够更好地解释货币政策效应的强度、时间和构成。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有两个渠道可以解释货币政策行为与外在融资溢价之间的联系：　　1．资产负债渠道　　当借款人所面临的外在融资溢价取决于借款人金融地位时，货币政策就可以通过资产负债渠道进行传导。由于借款人的金融地位影响到他的外在融资溢价，因此也影响到他面临的借贷条件，进而影响到他的投资和生产。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不仅影响到市场利率，而且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借款人金融地位时，就出现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渠道。　　2．银行借贷渠道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认为，货币政策除了对借款人资产负债的影响外，还会通过商业银行贷款的供给来影响外在融资溢价。由于在大多数国家，银行贷款是借款人的主要资金来源，如果出于某种原因导致银行贷款的供给减少，就会使许多依赖于银行贷款的借款人，特别是中小企业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去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因此，银行贷款的减少将增加外在融资溢价和减少实质经济活动。当中央银行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后，例如，采用公开市场业务减少商业银行的头寸，使商业银行可供贷款的资金数量下降，就会限制银行贷款的供给，通过银行借贷渠道使企业减少投资，收缩生产，减少雇员，产生经济紧缩的效应。　　他们通过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80年代后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和银行贷款占主要外部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银行贷款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非常明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评价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E.W.Laidler）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n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布兰查德（O.Blanchard）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A.S.Caplin）、斯普尔伯（D.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认为，“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金（R.G.King）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总而言之，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芝加哥经济学派芝加哥经济学派(ChicagoSchoolofEconomics)芝加哥学派的概述\n　　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M·弗里德曼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result-oriented）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近年来，“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economicimperialism）”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芝加哥学派的经济观点　　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主要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个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例如，西蒙斯在30年代关于改革美国货币金融体制的主张，其中包括商业银行必须对其吸收的存款保持100％的现金准备这一建议;哈耶克始终主张金本位制是现实可行的理想的货币制度，反对任何人为地扩大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措施；以及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等。尽管这些主张所处的历史条件各不相同，理论根据差别很大，其共同的实质是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如根据实际经济情况随时和及时调整贴现率，改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以及中央银行买卖政府债券的公开市场活动等）。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例如奈特和西蒙斯都十分强调私人企业的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应起的作用。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资源的最优配置，即取得最大经济效率，而且能够保存个人自由，防止政策决策人专断的干涉。他不仅把经济计划与个人的自由选择完全对立起来，甚至声称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也因为各人特有的价值判断，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在政策主张方面表现了很大差别。在30年代，西蒙斯不仅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也强烈反对垄断，包括所谓工会的“垄断”，而在战后，弗里德曼则着重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又如，在30年代初，为了对付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瓦伊纳、奈特和西蒙斯等都曾经主张借助赤字财政举办公共工程，但在理论上依然认为，尽可能减少政府开支，保持预算平衡是健全财政的基本原则。战后，为了对付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造成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不仅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也对资本主义国家长期采用的传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持否定态度。　　③\n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特点　　　芝加哥学派所据以得出其政策主张的理论观点，一般具有如下一些特点或者暗含着如下一些假定或前提：①强调经济学应是一门实证科学，所以芝加哥学派的许多成员被称为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者。②理论分析着眼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均衡，忽视经济政策的短期效果。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一般认为，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下，资本主义有充分就业的必然趋势。③在理论分析中往往忽视自由竞争条件下的社会福利与私人利益、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会出现的差别，或者认为这种差别与经济效率或经济自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这使他们不重视国家在调节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作用。　　芝加哥学派成员一般都特别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有效性和实际应用中的有用性，所谓“芝加哥传统”的这一特点，比较突出地表现在施蒂格勒的科学工作中。施蒂格勒毕生从事价格理论和动态的市场结构的研究，他吸取和运用自A.斯密到A.马歇尔的传统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纯粹竞争或纯粹垄断前提下，分别考察消费者为获得最大效用和生产者为赚得最大利润的最优化行为在生产和分配方面的规律性），结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统计资料的调查分析，来考察现实的非纯粹竞争市场的经济问题（被称为应用微观经济学），从而在肯定传统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又对传统理论作出必不可少的有效的补充和发展。施蒂格勒通过引进“不完全信息”这个因素，对资本主义市场中的一些现象，如价格刚性、排队与资源未能充分利用，同种商品除运输费用外在不同地区有不同销售价格，以及一个产业部门为什么同时并存着规模大小差别很大的许多企业等等，作出了通过严密逻辑推理，并可用经验材料加以检验的理论解释，并为70年代以来有关失业和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微观的理论基础。施蒂格勒认为，“不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市场”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能够通过国家干预所能解决的。　　施蒂格勒通过对美国政府管制市场运行的立法（如最低工资立法、租金管制、证券管理法等）的研究，得出结论：这类立法事实上并未达到原来旨在达到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效果，制定实施这类立法乃是适应特殊利益集团（公司、工会和专业人员）的要求的政治上的产物，因而施蒂格勒被认为是“管制经济学”的开创者。制度学派　　制度学派（institutionalschool）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诞生在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派别，重要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制度学派的出现　　制度学派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该学派以研究“制度”和分析“制度因素”\n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标榜，并以此得名。虽然制度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米切尔曾把其理论的起源追溯到19世纪前期英国经济学家琼斯的著作，但实际上琼斯的经济理论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说制度学派是德国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这主要是从方法论方面而言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在方法论上，与当时流行的英国和奥地利经济学家所采取的抽象演绎方法不同。他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是抽象的“经济人”的组合，也不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动看成是“自然的”规律起作用的后果。他们采取的是历史归纳方法和历史比较方法，强调每一个民族或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或发展起来的，从而所阐明的规律性并无普遍的意义。　　制度学派是当时资本主义处于较高发展水平的美国环境中的产物。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尤其是大垄断组织同中小企业之间的矛盾，在美国要比在德国表现得更加突出。大垄断企业在社会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弊病，在美国的暴露也更加明显。因此，制度学派从一开始起就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局限性，强调有必要调整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关系，对之进行改良，并预言美国资本主义的唯一出路在于社会改良。　　制度学派在美国，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别。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凡勃伦和康蒙斯，都被看成是“离经叛道者”，他们在理论中批评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处于正统地位的马歇尔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凡勃伦甚至还提出了改革美国资本主义的设想，即由技术人员来执掌工业大权，以替代金融家的位置。　　制度学派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它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被用来概括若干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主张方面有所相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凡勃伦、康蒙斯和米切尔之间，也没有统一的经济观点。他们三人的重要著作都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很难说究竟哪一本著作概括了制度学派的主要经济观点，而成为本学派的“经典作品”。这种情况是不同于以前的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当时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或后来的凯恩斯学派的。制度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因素、法律因素、历史因素、社会和伦理因素等)是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因素，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较大的缺陷，使社会无法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方面协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现行制度的批评者，也是正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评者。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传统经济学所使用的抽象演绎法，不同意十九世纪70年代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重视的数量分析方法。他们总是强调所谓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即认为只有把对制度的分析或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分析放在主要位置上，才能阐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弊端，也才能弄清楚资本主义社会演进的趋向。　　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基本上不同意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经济学家们根据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制定的政策，即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生活的政策。他们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克服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缺陷和弊端。\n　　制度学派虽然强调制度分析、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但它所说的制度、结构的含义极为广泛，其中既包括所有制、分配关系，又包括国家、法律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把所有这些制度、结构并列在一起，用以解释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这样，它实际上抹煞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且曲解了社会经济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制度学派的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美国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凡勃伦已经去世，但另一些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继续宣传凡勃伦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这一时期制度学派理论的代表人物有米恩斯、伯利、艾尔斯等人。　　伯利和米恩斯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出版于1932年。它从企业权力结构和掌握权力的人的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强调法律制度和法律形式对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方式变化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济中将会出现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的趋势。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而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米恩斯和伯利认为，要设法控制公司的活动，使公司的活动置于社会利益之下。这个结论是与凡勃伦的思想基本一致的。　　艾尔斯所著的《经济进步理论：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基础的研究》，着重从技术进步和社会评价标准的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工业化以后的社会演进趋势。他认为，技术进步的本质不在于个人技艺的提高或个人精神的某种表现，而在于工具的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制度方面的变化。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理人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集团的出现，所有者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自己的财产而取得惯例的收入等等，都是技术进步、工具变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在这些进步和变革的过程中，社会评价标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有技术专长的人自然要受到社会尊重，传统的特权和地位自然要被人们认为是有害于人类福利的。　　艾尔斯的这些看法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有一定作用。西方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往往把艾尔斯看成是以凡勃伦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展起来的新制度学派之间的过渡人物。重农学派重农学派的简介　　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重农学派以自然秩序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n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尔奈除了经济自由放任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他的代表作《经济表》，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重农学派与社会制度　　重农主义体系实际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重农学派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宫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二世，西班牙的查理三世，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一世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发生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伏尔泰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波旁王朝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封建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重农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一、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n　　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经济范畴问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人身自由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柯尔贝尔同时代的法国商人勒让德而由古尔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二、纯产品学说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n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学派的剩余价值学说。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租地农场主，作为产业资本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三、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在分析社会财富、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社会总产品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重农学派的崩溃　　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重商主义重商主义(Mercantilism)重商主义概述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出现在西欧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时期（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反映这个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最初的理论考察，是15—18世纪初受到普遍推崇的一种经济哲学。重商主义又分为早期的重商主义和晚期的重商主义两种。历史上对国际贸易的研究和理论在最早的时候几乎都是出自重商学派的著作。　　早期重商主义以“货币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英国的威廉·斯塔福。　　晚期重商主义以“贸易差额论”为中心，代表人物英国的托马斯·孟(ThomasMun)。重商主义产生的时期及背景　　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15\n世纪末，西欧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瓦解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地理大发现扩大了世界市场，给商业、航海业、工业以极大刺激；商业资本发挥着突出的作用，促进各国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加强的同时，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　　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有其深刻的根源，即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重商主义的产生和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旧式贵族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变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重商主义抛弃了西欧封建社会经院哲学的教义和伦理规范，开始用世俗的眼光，依据商业资本家的经验去观察和说明社会经济现象。它以商业资本的运动作为考察对象，从流通领域研究了货币——商品——货币的运动。重商主义的发展阶段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1、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在对外贸易上强调少买，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运动，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因而又被称为货币差额论（重金主义）。　　2、晚期重商主义盛行17世纪上半期，强调多卖，主张允许货币输出国外，认为只要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得的货币总额，就可以获更多的货币。晚期重商主义为保证对外贸易中的出超，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由于晚期重商主义力图控制或调节商品的运动并发展工场手工业，又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重商主义的观点和思想　　1、认为贵金属（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的财富必不可少的是贵金属，如金银等。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金银。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对外贸易是货币财富的真正的来源。因此，要使国家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因为贸易出超才会导致贵金属的净流入。一国拥有的贵金属越多，就会越富有、越强大。因此，政府应该竭力鼓励出口，不主张甚至限制商品（尤其是奢侈品）进口。　　2、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即出口必须超过进口。由于不可能所有贸易参加国同时出超，而且任一时点上的金银总量是固定的，所以一国的获利总是基于其他国家的损失，即国际贸易是一种“零和游戏”\n。因此，伊丽莎白一世不仅采取许多有利于贸易发展的措施，同时提高商人的政治地位。早期重商主义主张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晚期重商主义与早期不同的是，认为国家应该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获得的总额，其目的仍是要保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因此，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对外贸易必须做到输出大于输入，以保持出超。　重商主义的局限性　　1、重商主义的政策结论仅在某些情况下站得住脚，并非在一般意义上能站得住脚；　　2、重商主义把国际贸易看作一种零和游戏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3、重商主义把货币与真实财富等同起来也是错误的。正是基于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重商主义才轻率地把高水平的货币积累与供给等同于经济繁荣，并把贸易顺差与金银等贵金属的流入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定义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简称“庸俗政治经济学”或“庸俗经济学”。它是只描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表面现象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马尔萨斯。这种经济学流派有很多，其实质是将古典经济学理论庸俗化，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在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阶级更加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为适应这种需要，便产生了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经济学者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许多科学成分，致力于抹煞阶级利益的对立，用各种各样的辩护理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经济学逐渐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庸俗政治经济学抛弃“注释”和“通俗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式，寻求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新方法。代表为英国西尼尔的理论。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后，一方面，出现了以法国巴师夏和美国凯里为代表的企图证明资产阶级社会各个阶级利益一致的调和论；另一方面，出现了以英国约翰·穆勒为代表的折衷主义经济理论。在德国，则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　　1844年恩格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分别于1859年和1867年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第一卷，而后者的副标题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宣布“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这样，一方面“庸俗化”了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了“边际革命”，进而“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边际化”，更重视对经济现象的实证分析，不再侧重对国家政策的分析；另一方面，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将经济学更加“政治化”、“革命化”\n，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中，得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19世纪30年代以后，庸俗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放弃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描述从经济表面现象所见到的似是而非的外在联系，赋以学究气味，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的生产方式，从而把它宣布为永恒的真理。　　从一方面来说，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叛和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代表社会进步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反对工人阶级，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前者透过表面现象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后者以现象掩盖本质，美化剥削。　　西尼尔的“节欲论”（效用是能直接或间接产生快乐或避免痛苦的能力，价值由三因素构成，供给受三种手段制约，“劳动”是工人放弃自己的安乐和休息所作的牺牲，资本是资本家的牺牲。工资是劳动的报酬，利润是节制的报酬。最后一小时论，评论，辩护性）。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折衷主义，反对经济规律永恒不变的观点，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习惯，评价，把分配规律与生产规律割裂起来，把商品分为三类），巴师夏的经济学说主要是经济和谐论（社会就是交换，价值就是交换着的两种服务的关系，价值即服务的尺度就是服务提供者所作的努力和服务接受者所节省的努力，劳动就是努力紧张，社会上的一切收入都只是历史的别名。否认工资和利润的对立，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说成是相互交换的两种服务的关系，是和谐的。）　　历史学派是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流派，但同英法庸俗政治经济学比较起来具有自己的特点：第一，英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自由放任的立场上，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则极力宣扬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第二，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除了为资产阶级辩护外，还力图把封建制度及其残余理想化。第三，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带有极为明显的沙文主义色彩。德国历史学派借口各个民族经济都有自己的特点，否认科学政治经济学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普遍的意义。　　历史学派的内容包括先驱者李斯特及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认为不存在政治经济学，而只存在国民经济学，力图证明政治经济学应当探讨的是本民族经济发展的条件，而不是普遍的理论概括。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为了培育德国的生产力，应当忍受暂时的牺牲，“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提出了生产发展阶段学说（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德国处于第四阶段，应保护关税，过度到第五阶段，同英国争霸，向世界扩张。后来历史学派采纳了李斯特的一系列“理论”，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各个民族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的科学；第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缺点是所谓“世界主义”；第三，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时，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公式。方法论，主张摒弃抽象演绎法，提出历史研究。罗雪尔：“我们的课题可以说是社会经济或国民经济的解剖学和生理学”\n，评价（马克思：教授式的折衷主义空谈）。希尔德布兰德把经济发展划分为三阶段（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评价（不是根据生产方式的变化而是根据交换形式来划分社会经济形态）。　　美国的资产阶级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在整个十九世纪时期不断进行斗争，来反对英国所奉行的和来自英国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贸易原则。凯里是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创始人，代表作《社会科学原理》，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费用，而是由再生产费用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的工资不仅绝对的而且相对的增加了。　　部分代表人物及代表作：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　　（1803）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02）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资产阶级经济学资产阶级经济学（bourgeoiseconomics）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定义　　资产阶级经济学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上以不同形式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亦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场手工业时期，作为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内的意识形态而开始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基本阶段：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和上升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体系，反映了当时产业资本的要求。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配第开始，经由斯密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经由魁奈创立的重农学派，到西斯蒙第结束。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最初理论研究的是15～17世纪的重商主义者。他们只着眼于流通领域，只考察商业资本运动——流通领域中商品之间和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并且侧重于国家经济管理，因而只能反映当时商业资本的要求。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产业资本逐渐掌握整个社会生产，并使商业资本从属于自己，重商主义逐渐被新兴资产阶级所摒弃。　　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分析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所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标志着这个过渡的开端。尽管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都只是对当时英国和法国的一些具体经济问题作些分析和提出政策建议，形成一些片断的经济理论，但他们都力图透过表面的商品交换关系，去发现反映事物本质的生产领域中的内在联系。他们提出的有关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n　　(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法国的重农学派和英国的斯密进一步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农学派把农业看成是唯一的生产部门，在农业生产的限界内去分析资本，以“纯产品”学说为核心，把理论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已经接触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斯密以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为研究背景，在发展经济科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1776年出版的他的最重要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体现了当时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宣布劳动是价值的来源，企图在劳动价值学说的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而接触到财富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正确地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从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即资本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李嘉图那里达到了顶峰。1817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最能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也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具有科学论点的代表作。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作出了比斯密更为精确的论述，并摒弃了斯密的“三种收入决定论”（见a.斯密）的庸俗观点。他的功绩在于把劳动创造价值看作是分析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出发点，而把所有其余的政治经济学范畴都归结到这一原则之内。他把工资和利润看作是劳动所创造价值的两个部分，这实际上是把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他第一次指出了工资和利润二者在数量变动中的对立以及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表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作为产业革命时期的产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消除了斯密体系中由于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期生产不够发达所引起的矛盾，发展和加深了斯密理论中所包含的科学成份。　　(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评价　　由于资产阶级眼界的局限，上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都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看作是自然、和谐、永恒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理论都包含有庸俗的成份和严重的矛盾。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虽然对劳动价值学说作了最初的探讨，但观点很混乱，往往把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和价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混为一谈。重农学派局限于分析农业生产，没有提出正确的价值概念，无法清楚地阐明社会资本再生产，因而不能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理论。斯密无法解释资本与雇佣劳动相交换所产生的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由劳动价值论转向“三种收入决定论”，即所谓“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李嘉图虽然制定了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所能达到的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不能区分劳动力与劳动、价值与生产价格，他在剩余价值的研究上陷入困境，最终导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衰微。西斯蒙第与上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他从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转而以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然合理性，成为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n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法两国。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尚未形成一支独立的、直接威胁资产阶级生存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古典政治经济学适应于这一历史条件，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联系作些实事求是的探索，具有一定的科学成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最主要贡献就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并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之一。　　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出现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而产生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①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②近代庸俗经济学（亦称传统庸俗经济学）；③当代庸俗经济学。　　　　(一)、资产阶级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　　18世纪末19世纪初，随着英、法两国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这时，揭示出资本剥削实质的剩余价值成了资产阶级十分害怕的爆炸性问题。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担负起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任务，它以揭示剩余价值起源的劳动价值论为主攻方向，开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向庸俗经济学的转化。这种庸俗化的具体手法是，抓住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学说中的庸俗成份和错误观点，阉割它的科学成份，以资产阶级眼光所看到的表面现象为依据，抹煞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的本质联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　　萨伊是庸俗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他创立了所谓“三分法”，把生产、分配和消费看作互相并列的一般形态，抹煞资本主义生产与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价值论和分配论上，他发展了斯密价值论中的庸俗观点，完全阉割了劳动价值论；他由效用价值论出发，转到生产费用论，进而建立“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理论。在销售论上，他提出所谓“供给能够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市场法则，根本否认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存在供求脱节和生产过剩的可能性，这就是至今仍然很有影响的“萨伊定律”。　　马尔萨斯在对斯密学说加以庸俗化的同时，同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他抓住前述李嘉图无法解决的两个理论难题（未能区别劳动和劳动力，未能解释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获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猛烈攻击并力图否定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和关于利润来源的学说，进而攻击李嘉图的整个理论体系。这场论争最终促成了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　　到19世纪30年代，庸俗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如生产三要素说、以效用或生产费用为中心内容的价格论、“三位一体公式”的分配论、萨伊定律等，已经开始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　　　　(二)、近代庸俗经济学\n　　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发展史中，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可算是近代庸俗经济学时期。在这约一个世纪中，庸俗经济学有了进一步重大发展，其中主要以两次庸俗经济理论的大综合、大调和为标志：第一次是19世纪中叶出现的j.密尔的经济学说；第二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占统治地位的a.马歇尔的经济学说。　　j.s.密尔虽然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但他的经济学体系是19世纪中期以前马尔萨斯、萨伊、j.密尔、西尼尔（1790～1864）等人经济学说的混合物，1848年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曾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几十年间成为西方经济学界最流行、最有权威的教科书和理论读物。　　j.s.密尔的经济理论的突出特点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形成毫无生气的折衷主义。他的价值学说是19世纪上半叶一切庸俗价值论观点（相对概念论、劳动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等）的综合，核心是生产费用论。关于利润，他基本上接受了西尼尔的节欲论，并进而把总利润分解为利息（“节欲”的报酬）、保险费（“投资风险的报酬”）、管理工资（资本家领导生产“所付出的劳动和技能的代价”）。关于工资，他承袭了工资基金说。但是，j.密尔承认并强调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的付出成反比例的，这是他与庸俗经济学的一般辩护士有所不同的地方。j.密尔不仇恨社会主义，但他抱有改良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和风行结束了j.密尔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边际效用学派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政治经济学根本变革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企图以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改造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立新的理论体系，以反对马克思主义。边际效用学说的核心理论是直接对抗劳动价值学说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同时包括时差利息论、一般均衡论等庸俗理论。边际效用学说强调主观心理分析，倚重数学分析方法，具有超阶级、超社会形态的、“纯科学”的外貌，迎合了众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辩护心理，对日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890年，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问世。它集19世纪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用折衷主义的手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边际生产力论等融合在一起，建立了一个以完全竞争为前提、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庞杂的庸俗经济学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马歇尔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抱着“自然不会飞跃”的渐进观。他运用连续原理和局部均衡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变化，用主观心理动机去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他把商品的价值归结为商品的均衡价格，因而均衡价格论就是他的价值论；他以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分配论，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说（即除劳动、土地和资本外，还应包括资本家的“管理才能”），认为国民收入是各生产要素共同协作创造的，而各要素在其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则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他主张自由放任原则，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充分就业的自动均衡趋势。马歇尔把他的这一经济理论体系区别于他所说的“古典经济学”（包括上述除边际效用学派之外的、从斯密到j.s.密尔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因而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　　新古典经济学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经济学界广为传播，占据统治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1933年，美国的e.h.张伯伦（1899～1967）和英国的j.罗宾逊分别提出了基本原理相同的垄断竞争价格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对马歇尔的以“完全竞争”为假定提前的均衡价格理论进行修订和补充，从而使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达到它的“完成”形态。　　此外，在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的百余年间，西方经济学界还先后出现了和以上流派不同的历史学派（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德国，70年代以后演变为新历史学派）、制度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瑞典学派（19世纪末创立于瑞典）。其中，瑞典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瑞典学派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益严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背景下形成的，它对由马歇尔集大成的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最初的挑战。它的主要创始人k.维克塞尔（1851～1926），把货币分析引入经济分析，强调投资与储蓄的均衡，提出自己的利息理论，他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率先反对萨伊定律、破除自动均衡教条、主张国家干预的第一个人，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界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先驱。　　(三)、当代庸俗经济学　　当代庸俗经济学始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时期。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从世界范围内撼动了资本主义体系，垄断资本按照它的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更多地采取国家垄断资本形态。对这一新时期的新特点，传统的鼓吹自由放任、笃信充分就业均衡的庸俗经济理论再也不能自圆其说地作出解释了，资本主义需要新的辩护学说和政策依据。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大规模失业的有效需求原理，认为投资和储蓄不可能自动形成均衡，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对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发起“攻击”，形成凯恩斯主义。该书的问世，成为近代庸俗经济学和当代庸俗经济学的分水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迅速传播，并使它成为多数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长达30多年之久。但这并未结束战前西方经济学各家并存的局面，只是使其他经济学流派长期处于相形见绌的地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新问题，其中特别是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见停滞膨胀）的同时加剧，使得习惯于解释和对付二者交替现象的凯恩斯主义陷于困境。为了解释新现象，寻求新对策，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各显“神通”，甚至互相攻击，形成流派纷纭的局面。\n　　凯恩斯经济学的不同解释者之间形成了以p.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与以罗宾逊为主要代表的新剑桥学派两大分支，它们就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分配理论乃至通货膨胀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激烈论战，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至今仍相持不下。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派别如f.von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联邦德国新自由主义、美国的现代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等，从不同的角度主张限制甚至完全取消国家干预，它们的理论分别在英国、联邦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得到重视和采纳。20世纪初出现于美国的制度学派进一步演化为新制度学派，它以较“左”的姿态出现，强调应从制度结构的具体形态（而不是本质）上剖析资本主义的病症和提出处方。此外还有对北欧的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具有重大影响的瑞典学派，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衣钵而又突出“创新”作用的熊彼特学说，受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及熊彼特、凯恩斯影响而形成的罗斯托（1916～）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以及其他一些自成一家之言者，它们都从不同角度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仍有发展前途，或者可以自动演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类似社会主义的美好社会，企图混淆视听，曲解或诋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当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尽管分属不同流派，但出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有效运行这一共同目的，也相互交叉地研究同一课题。为了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凯恩斯主义者和非凯恩斯主义者都提出了多种不同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适应于资本主义国家全球战略的需要，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热衷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状况及其原因，提出加速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各种主张，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理论。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本的政治统治，几乎所有著名的西方经济学者都涉及福利经济问题，并提出各自的福利经济学。此外，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消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对策的研究形成通货膨胀论，对现行的政府干预与私人经济并存，垄断与竞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研究形成所谓“混合经济”理论，等等。一般来说，对于每一个研究课题，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都依据各自不同的观点、方法，得出不同的政策结论，但这并不排斥他们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存在互相影响、看法一致的可能性。资产阶级经济学综述　　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把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并列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或基本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分析，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论证资本主义经济运转的自动均衡与和谐完美。它是3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分析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过一再补充和扩展，已经逐渐形成规范化的分析体系。宏观经济分析，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倡导和组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谋求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它是在凯恩斯主义兴起以后才得到充分发展的，但直至今日，争论甚多，尚未形成完整的分析体系。大半个世纪以来，随着数学和统计学的发展，在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者把经济理论、数学和统计学结合起来，以经济现象的可计量的变化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和发展了经济计量学（包括投入产出分析法、经济预测方法等）。为了追求所谓理论分析的“科学性”、“精确性”，许多西方经济学者（新制度学派为少数例外）都通过经济计量方法将自己的经济理论数量化、模式化，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本身的肤浅性、片面性，往往使他们的模型和计算结果缺乏应有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近代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质上是为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就其整个理论体系而言是庸俗的，但其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某些具体的理论、方法和政策问题的研究（例如，关于企业经济管理的研究、关于宏观经济控制的研究、关于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关于发展经济现代化所可能引起的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等等），仍有一定的借鉴、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