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上）论文

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上）论文

　　制度经济学、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融合（上）论文.freel）元等等。这种类型的交换可以看着是A1——B1型交换的特殊形式。当A1等于B1时，变成的。这时信用便成为一种制度成本。这种交换形式打破了劳动价值论所规定的同一种商品不能相交换的原则。这个原则恰恰是马克思分析劳动价值及其形式的依据之一。（《马恩全集》第23卷61、55页）很显然劳动价值论对这种交换无法解释。是不是无法解释就可以把它排除在经济或经济学领域之外呢？不，这是一种不能漠视、不能取消，同时也无法取消的交换形式或制度。只要社会存在、时间和空间存在，作为A1——A1型交换的代表，调节着社会供求在时间和空间上差异的银行就不能取消。到目前为止，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宗教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宣布过取消银行。尽管林彪、四人帮曾经试图取消银行。在德布鲁的《价值理论》（41页）中，A1——A1型交换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把处于不同时间性和空间的同一商品规定为不同的商品。这一规定从数学上讲无疑是严密的。这对于专家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普通人却不易于理解，要他们接受第n小时的一元钱和第（n+\n1）小时的一元钱是不同的观念是困难的。因此，我换一个角度来表达同一个本质相同的问题。从以上6种交换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后面5种交换形式都是第一种交换形式在产权集合的转换中变化出来的。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也是逐步延伸的。在人吃人的第三种交换形式下，交换者A除了无法杀死老天爷外，可以为所欲为。制度、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仅存在于交换者A和他的外界环境之间。制度成本最小，同时生存与发展空间最小。交换者A随时面临着生命风险，更不用说A的所有权得到认可。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人可以以人的集合的形式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物质、信息、和能量。这时生存空间有所扩大，但制度成本有所增加。“虎不食子”说明老虎承认小虎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老虎饿的时候也遵守“不食子”的制度。这时交换者A从其外部环境中获取的财产在A的元素看来是公共、共同或公有财产，但不一定是按计划分配，只有在集合A成为序偶，也就是产生权威之后才有可能按计划分配。这里的按计划分配可以理解为康芒斯所讲的“限额的交易、管理的交易”也可以理解为张五常所说的：以等级界定划分权利，以权利约束分配财产。（《中国的前途》第16-17页）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以人为例，除了直接从外界环境中获取现成的物质、信息和能量之外，还可以追加A1\n使集合A1变得充分大，不至于忽略不计。例如猎人捉到一头野牛，暂时不需要杀死吃掉，他把他对牛的生命所有权暂时有限地让渡给牛。这样他就必须承担牛逃跑的风险，支付在牛头上加一个“宀”的代价。牛头上的“宀”在这里就是制度成本。“牢”这个中国古文字是个典型的制度标志！同样当一个人俘虏另一个人后不把他杀死吃掉，而把他变成奴隶时，他就必须承担奴隶逃跑的风险，支付防止奴隶逃跑的费用，还有维持奴隶生命存在的费用。奴隶主让渡他对奴隶所有权的完整性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制产生的前提。从此制度成本延伸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罗马法原论》周Nan213-216页）当然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已经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制度成本。\n在第四种交换形式中，制度成本进一步增加。交换者A不仅和他的补集（外界环境）之间存在着制度成本，而且和他的补集的子集之间也存在着制度成本。例如，我可以不排队，用钱买时间，生存空间进一步扩大。这些道理我们可以从偷或抢一个苹果与买一个苹果的区别中理解。它们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偷或抢一个苹果的制度成本小于买一个苹果的制度成本。这里没有考虑法律因素。法律之所以惩罚小偷和拦路抢劫者，就在于它保障交换者的所有权，保障第四种交换形式得以实现。法律作为交易成本把前三种交换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在人与物的关系中，不充许它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在第四种交换形式中人们尽量使集合A1缩小，也就是以尽可能少的钱买尽可能多的东西；以尽可能少的东西卖尽可能多的钱。但无论如何不能A1等于空集。当A1等于空集时，第四种交换形式或制度就变成了前三种交换形式或制度。A1不等于空集是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交换双方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用科斯、张五常的话说就是：私有产权是市场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私产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是我第三次重复引用马克思、科斯、张五常的同一句话。为什么一再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伪马克思主义者否认产权问题在经济理论和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资本家尽量压低工人的工资以使A1向空集逼近，为保护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便产生了工人最低工资制度。苏联及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没有得到有效保护的结果。如果工人的生存和发展权所有权得不到资本家的认可，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资本家也就失去了作为资本家的身份。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也就遭到了破坏，结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企业制度本身也就陷入了危机，无产阶级革命也就成了无法避免的事实。没收官僚资本，消灭私有制也就成了资本家无可奈何的结局。国民党时期的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是一个财产权利得不到尊重和充分保护的资本主义《中国的前途》张五常（162\n、104页）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得不到承认的资本主义。这是私产制度、商品市场经济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被迫中断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得不到有效保护是没收私有财产合理性的前提。不过，一个财产（不管是公有还是私有）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的社会是一个贫困的社会。杀富济贫，并不能使贫者变富，杀富的合理性仅仅是相对于横征暴敛而言的。因为杀富本身就是一种侵犯财产权利的行为。既使贫者一旦变富，也就成了被杀的对象。杀富者以济贫为名，获得合法性以后，也就获得者了济贫的代理权，从代理权中获得代理费用是杀富济贫者的真正目的。隋唐时期的单雄信是一个杀富济贫的典型。这一结论直接源于经济学的自私假设，杀富者和屠户杀猪卖肉一样并不是出于善心，而是出于自私自利。工人最低工资制度的产生意味着制度成本进一步增加。当有形的产权所有权及其标的随着制度成本的增加受到充分保护之后，无形的产权标的也要求增加制度成本。如知识产权等。一个知识产权得不到尊重和充分保护的社会是一个知识分子地位低下的社会。以比尔·\n盖茨和陈景润为例，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他绝对不会成为世界首富；如果任何人引用陈氏定理必须支付一千美元，绝对不会有人再为陈景润上下班挤公共汽车鸣不平！在第五种交换形式中又增加了制度成本，不用说生存空间再次扩大，不是吗？我们很难想象明天取消货币后会带来多大的困难！在6种交换形式中，信用作为一种制度成本被锁定后，这种交换形式是典型的时间——空间转化器。这里我们看到，随着产权、所有权从外界环境那里的延伸，生存空产在一次次扩大，制度成本在一步步增加。制度也从第一种形式演变到第6种形式。不过这只是制度变迁的部分路径。我们可以用一个图（略）把制度变迁的大部分路径表示出来。首先，我们沿着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把前三种制度或交换形式分为一类，后三种交换形式或制度分为一类。前一类就是康芒斯所说的：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也可以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表达：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一类也就是康芒斯所说的：买卖的交易。也可以用民间的一句俗话来表达：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两类制度或交换形式的区别是：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游戏规则里，交换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比如，国民党和共产党曾经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一方以消灭另一方为目的。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游戏规则里，要想使“鬼”推磨，必须承认“鬼”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必须付钱给“鬼”，直到“鬼”同意推磨为止。因此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制度成本较低；有钱能使“鬼”\n推磨的制度成本较高。但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交易费用和风险较高。因为交换双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得不到制度的保障。权利的转移以生命为代价。虽然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制度成本较高，但是交换双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制度的保障。权利的转移一般不以生命为代价。相应的交易费用也较低。较低的交易费用是市场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试想商品交换的利润被七扣八扣之后，入不敷出，谁会干呢？其次，这6种交换形式是交换者与其外界环境的6种游戏规则或6种制度。由于规则是相互的、对称的、平等的，因此，交换者可以自由选择每一种游戏规则，并且可以自由转换游戏规则。例如，任何人都可以杀人放火，不承认别人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相应的其他人也会不承认他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这是一个公平的契约制度。如果这个人考虑到可以用“承认别人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n来换取自己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那么他也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实现游戏规则的转换或制度变迁。下面一个例子是同一路径的相反方向的制度变迁。这是我在深圳打工时经常碰到的现象。假定一个工人和一个包工头达成一项交易。工人完成一定的工作量后，每天的工资是40元人民币。到结算工资时，包工头以种种理由克扣工人的工资，按每天20元人民币计算。那么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就会被扣600元。面对这600元的损失，工人该怎么办呢？如果这个工人向政府有关机构打一个电话（用一元钱的交易费用）就可以讨回公道，那么这个工人是会乐于选择这种解决方式的。这样问题就可以在A1——B1型制度内解决。如果这个工人用了将近600元或超过600元人民币寻求政府、工会、法律的保护仍不能讨回公道，那么A1——B1型制度就面临着变迁。为什么在民间有屈死不告状的信条呢？就是因为制度成本太低，交易费用太高的缘故。如果工人打断包工头的一条腿，制度就发生了变迁。首先，这是工人对法律条文的否定，也是法律条文的一种自我否定。因为实施法律条文的交易费用太大，以至法律条文变成一纸空文。其次是工人和包工头的交换由后三种形式转变为前三种形式。他们相互侵犯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包工头从工人克扣的那600元钱将从医疗费中扣除，说不定还要赔上另外一笔医疗费。工人的这种行为虽然不能收回那600元的损失，但却有一种无形的收入。它对包工头阶层产生一种威胁，从而为A1——B1型制度划定一条边界规定一个极限。当包工头阶层产生破坏A1——B1\n型制度的念头，想发不义之财时，就有可能得到缺胳膊少腿的报应。这为包工头阶层的信用奠定了制度基础。这是制度变迁的微观方面。同一变迁方向的宏观方面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收官僚资本、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消灭资产阶级。一条边界的存在要靠边界两边的力量共同维护。任何一边都有破坏边界的可能。边界存在，双方相互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边界遭到破坏，双方互不承认对方的存在和发展权、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