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农学思想及启示

《吕氏春秋》的农学思想及启示

《吕氏春秋》的农学思想及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和分析了《吕氏春秋》中关于农业“三才”理论、发展重农思想、农业技术思想等三方面的农学思想，并古为今用，做了一些思考和研究，以求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学思想；启示　　[作者简介]吴天钧，男，河南潢川人，历史学硕士，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系讲师。　　　　《吕氏春秋》是一部用综合研究方法总结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专著。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列为“杂家”。该书内容极为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历史、哲学、农学、音乐以及养生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卷末四篇农学论文，可以说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农史文献，学者齐思和曾高度评价说：“《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自具统系，盖先秦农家言之精华也”[1](Ｐ287)，足见其非常珍贵。不过，学术界对其甚少论述。本文拟对此略作分析，以求古为今用，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所借鉴和参考。　　　　一、农业“三才”理论\n　　　　作为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农史文献，《吕氏春秋》卷末四篇农学论文，也是我国古代农学理论化的典型代表。其主要表现在对农业生产本质和规律的整体认识上，即农业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与作物构成的有机系统，通常称之为农业“三才”理论。　　《审时》篇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2](Ｐ936)这就明白地揭示了农业生产涉及的三大因素及其功能，实际上是现代所谓农业生态系统在古代的最早表述，深刻地揭示了农业生产与其自然环境的联系。这里所说的“稼”是指生物有机体，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对象；“天”与“地”主要指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天”有光、热、水气、四时变化，是供给作物能量和导致作物生死荣枯的天然因素，“地”有水、土、植被，是作物生长的载体，可以通过人类劳动，为作物生长提供较好的土壤条件。在农业“三才”理论中，人的因素是最主要的，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自然规律，尽可能改变不利的条件，才能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取得人类所需的农产品。\n　　农业“三才”理论对农业生产与环境因素的整体揭示，有利于管理者把农业生产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充分考虑所涉及的多种因素；对农业生产要素各自功能的揭示，则有利于管理者对不同要素采取相应的管理办法。这在《上农》等篇论文中均有反映。　　进行农业生产，首先涉及人的因素，需要人力的投入。《上农》诸篇中有许多对人的管理的禁令和措施，如通过政策制约，使民重农力田；通过技术督导，使民精于农道；通过农知传授，使民不违农时。在以往的“三才”思想中，为“天―地―人”的模式，而《吕氏春秋》的“三才”理论则反将“人”置于首位，变成“人―天―地”的模式，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反映出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自信。从而也利于在农作管理中注意充分投入劳力，发挥人力及其生产技能。其次就是对土地的整治与耕作。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作物生产过程，其状况优劣与作物产量和品质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加大人力投入，改良土壤条件，通过“耕方”、“耕道”提高土壤肥力。吕书“三才”论将“地”的因素紧随“人”之后，表明人的劳动对象主要在于土壤，从而也为农业管理指明了方向。至于天时，为自然运行规律所支配，无疑是人类难以控制和干预的自然因素，但却是农作物不可或缺的获取外界能量的能源，农业生产不能不受其制约和影响。故而《审时》篇强调：“凡农之道，厚之为宝。”[3](卷26，Ｐ17)可见天时只能遵从，不可违背，在管理上必须尊重客观规律。　　　　二、发展重农思想　　\n　　重农思想是吕书关于农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吕书关于农业教育的其他方面都是基于重农思想教育基础之上的。与《商君书》等农学书籍一样，该书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民食充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基础，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上农》篇中的“上农”就是“尚农”、重农之意，该篇开宗明义地指出，“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并从经济作用、政治作用、教育作用三方面阐明了重农思想。　　农业具有安国兴邦的经济作用。经济是基础，经济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前提和条件，对此吕书表述地十分清楚和明白。其中指出，“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徙，轻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2](Ｐ916)显然，百姓重视农业就家产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固守家乡而别无二虑。反之，百姓如果舍弃农业就会不听政令，不听政令就既不能依靠他们防守，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放弃农业百姓的家产就会减少，家产简单就会随意迁徙，随意迁徙在国家遭受困难时就会远走高飞，国家也就难于治理。\n　　农业具有强化法制的政治作用。吕书还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农业对于法制的重要作用。“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2](Ｐ915－916)这里就将农业与国家法制联系起来，教育统治者要重视农业，原因在于百姓从事农业，作风就会持重，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就能使国家的法制确立。而一旦百姓放弃农业，就会喜好玩弄智谋，喜好玩弄智谋行为就会诡诈多端，结果就会在法令上投机取巧，就会失去是非观念，以对为错，以错为对。　　农业具有稳定统治的教育作用。吕书特别强调，“民农非徙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2](Ｐ915)就是说，百姓从事农业，不仅仅是为了地里的出产，更重要的是陶冶他们的心志。农业能使百姓的思想淳朴，淳朴就容易统治，就会使边境安全，就会使君位尊崇。　　　　三、农业技术思想　　　　《任地》、《辨土》、《审时》三篇主要是论述农业生产的耕作原则、方法以及及时耕作的理论。这些整地、播种、田间管理等耕作技术和理论，奠定了我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技术的基础。\n　　进行农作一定要因地制宜。吕书十分重视对土壤耕作的教育。《任地》篇主要讲述如何使用土地。《任地》篇中谈到，“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3](卷26，Ｐ11)就是说，整理土地时，硬地要使它柔和，柔地要使它刚硬；闲地要频种，频种之地要休耕；薄地要使它肥沃，过肥之地要使它贫瘠；坚实之地要使它疏松，疏松之地要使它坚实；等等。又说，耕种的深度要以见到湿土为准，这样的耕地就不会生杂草，也不会生害虫，就能取得好收成。　　进行农作一定要遵守农时。《辨土》篇主要讲述应视不同的时令、土地情况而采取不同的耕作方法。在将一年划分为十二纪并在每纪指明物候、政令和农业生产主要活动的基础上，吕书特别注重教育人们要笃守农时，从正反两个方面指出了遵守农时的好处和延误农时的坏处。“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却之。民既却，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禾不为��，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3](卷26，Ｐ13－14)《审时》篇则专论农作要适应天时，对当时禾、黍、稻、麻、菽、麦等作物的得时与失时的情况做了非常具体的描述，更加细致而直观地教育人们恪守农时，不违天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