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农学界三大主力

中国三农学界三大主力

中国三农学界的三大主力——《漫谈中国“三农”学界》之二陈文胜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摘要：“三农”问题研究，中部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的三农学术研究就应运而生迅速“中部崛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中主力”。北京既是国家政策的“集散地”，又是各大学府和思想库的集中地。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人员，都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是无可争议的“三农”学界“北京主力”。县乡干部处于三农矛盾的最前沿，对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化反应最为敏捷。实践的需要迫使在现实的矛盾中去发现事物的规律性，寻求解决方法，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县乡主力”。关键词：“华中主力”；“北京主力”；“县乡主力”\n作者：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在职研究生，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南，衡阳，421200，best-9966@163.com自从三农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以后，研究三农的文章汗牛充栋，研究三农的人员数以万计。笔者并非专业的三农学者专家，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对中国三农学界进行一个方面的基本概括，但由于笔者身在偏僻的乡镇工作，掌握的资料信息不很对称，仅仅只是简述武汉、北京、县乡的三大研究主力，权且作为对三农学界一个不自量力的尝试。一是以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为基地的“华中主力”。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研究中国革命就不可能不研究农民革命，研究农民革命就不可能不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中心的中部地区农民。同时，中部的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三农问题”；要想实现“中部崛起”，难点在“三农”，而希望也在“三农”。作为没有区位优势和先发优势的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具有决定作用；而且对于全国“三农问题”的解决，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因此，对于“三农”问题研究，中部省份有着更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三农学术研究在中国三农学界就应运而生，迅速“中部崛起”，形成了“实证研究”这样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并以华中师大和华中科大为基地组合成为了一个在全国享有盛名的学术梯队，笔者称之为“华中主力”。以实地调查为研究起点，并用第一手资料为素材来表述农村现实的乡村实证研究，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果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并引起了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为我国最负盛名的“三农”\n问题研究基地。对于该中心而言，更令人称颂的是，拥有一个数代人共同努力的学术梯队。不仅拥有一大批知名的三农学者如张厚安、徐勇、项继权、吴理财、邓大才、王习明、仝志辉（从思想倾向上可以归入“华中”）等，就是国家社科院的于建嵘和华中科大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贺雪峰、吴毅、董磊明等，均来自这里。作为国家人文社科领域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可以说是该中心现在“三农实证研究”的旗手。他是在辛秋水和张厚安之后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继张厚安提出“乡政村治”和“理论务农”的田野研究后，他重新提出了“村治”概念，并带领这一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他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是：城乡统筹、农民进城、资本下乡、民主合作。他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代表着他在“农村村民自治”等领域取得的成果。“中正平和”是他学术观点的总的特征，因而，他的学术理论基本上是政策性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有人对笔者说，现在湖北省乡镇改革的“乡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了他的理论影响。在中国三农学界享有盛名的于建嵘，尽管现就职于国家社科院，但无论他作为徐勇教授的嫡传弟子，还是在研究方法上与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实证研究一脉相承，都无疑应归属于“华中主力”\n。他以自己的《岳村政治》，从政治危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以大胆揭露农村基层治理的危机而引起朝野注意。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无法否认他脚踏土地、心系黎民的情怀。作为湖湘子弟，他继承了湖湘文化崇尚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传统；关注的课题，都是与社会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紧密相连，又是很多人顾虑重重的领域。如信访问题,一经他的介入，马上便形成了惊世骇俗的挑战。免除农业税和一系列“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的农村政策，有人认为都有着他的影子。如果说影响中国，于建嵘确实做到了；他给沉寂于书斋、从理论到理论的学者树立了典范。华中科大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虽新创不久，却迅速引起了三农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代表人物之一的贺雪峰认为:检验学术水平的标准，不是西方期刊是否发表，而是对中国农村本身的解释是否到位，理解是否合理，而是能否正确理解中国当今农村的处境及其原因，未来农村发展的方向及可以作出的选择。很多人认为，贺雪峰没有某些学者的那种煽情,不象某些学者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西方那些正在竞选的政客!因为他没有把自己作为正确的化身，也没有刻意去当农民利益的代表，做一些廉价的谴责，他关心的是人们认为需要的东西如何能够从中国现实土壤里生长出来。毕竟假定农民需要什么是容易的，困难在于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正是因为他与费孝通先生一样从不说“你该怎么做”，这让他与费孝通先生一样极易被基层接受。他的《新乡土中国》，带着浓厚的中国国情意识，以社会改造为导向，又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基层的三农实践者，均予以高度评价。作为徐勇领军的“华中主力”\n，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实证研究方法，应该说是对费孝通的“实地调查”理论的发展，这无疑对“华中主力”的理论研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江村经济》确实是公认的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对费孝通的一些观点，学界也存在着争议。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架构“长老统治”津津乐道，事实上，写作此书的时候，随着传统道德价值的崩溃、政权的不断下移和城市文明的崛起，大部分乡村的现实经验已和书中的描述已经相去甚远。所以，尽管田野调查确实要胜过呆在书斋里的学者，但是否能够触及乡村的脉搏，很值得怀疑。有学者指出实证研究的缺陷是：“一是伪实证，即研究者以习得的成套理论和强烈的价值偏好为眼镜，在实证调查中不恰当地裁剪和取舍事实，不仅使实证材料成了先入为主的理论之奴婢，还使调查对象以片面的面相呈现给读者；二是实证主义，即研究者对描述的对象缺乏一种整体的视野和超拔于具体事实的理论关怀，不能以理性的思维对材料进行学术整理和表述”。个案研究的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现实的误判。作为长期从事实证研究的贺雪峰，也敏锐地看到其中的问题：“即许多研究看起来是实证的，但其实不是。研究中主题先行仍然严重。结论不是通过调查研究得来的，而是事先就差不多有的”\n。特别是一些学者,先形成观点,再补充证据,而非先寻找证据,再得出结果。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的三农问题研究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总体结论的基础，且容易造成误判。正因为如此，华中师范大学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正不断在全国各地建立研究基地，希望以此来克服个案研究的不足。二是以“府院”为基地的“北京主力”。由于北京占有得天独厚的政治资源区位优势，既是国家政策的“集散地”，又是各大学府和思想库的集中地。因而，北京的学者专家不仅政治灵敏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的学者，而且资源占有度也要明显多于其他地方的学者。在三农问题持续升温的情况下，很多学者纷纷投入三农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机构还是研究人员，都在全国占有绝对多数，是无可争议的“三农”学界“北京主力”。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北京的学者专家很多，研究机构也很多，难以一一概述，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府院体系”和民间机构。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一是中央的各政策研究部门，其中的知名专家有杜润生、陈锡文、韩咯赵树凯、王梦奎等，就是在人民大学的温铁军也来自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二是中国社科院和在京的各大高等学府的研究机构、以及民间研究机构（知名的如天则研究所、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等等）。其中影响大的学者有陆学艺、秦晖、潘维、姚洋、党国英、周其仁、张晓山、林毅夫、厉以宁、左大培、茅于轼、胡星斗、仲大军、何慧丽等等。作为三农问题研究的“北京主力”，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分为“经济解读”和“政治解读”两大主流。\n“经济解读”派，从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开始，主要以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经济的研究为主流。而其中又有两大体系，一是主张学习欧美为主，一是主张学习苏联为主。但是，欧美和苏联的人均土地均远远高于中国，因此，有人认为，他们关于农业大规模经营的理论研究，特别是要以私有化为条件来实现的农业大规模经营，在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还不能转移更多的农民的国情下，只能是“盆景三农”理论，在普遍意义上来说，不具有“中国的国情意识”。其中厉以宁的《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引发了三农学界的一场论战。该文认为，中国农村有8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最大的金矿，若要开发，只要土地入股，就可以启动农村市场，整个中国的市场也就启动了，也就可以用“公司加农户”的形式和股份制的办法让农民富裕起来。厉以宁先生因此被称为“厉股田”。周其仁是土地私有化的代表，他在《农地制度以俄为师》中认为：中国的土地集体制是从苏联学来的，土地流转制度也将以俄罗斯为师，把农地流转的主体从“集体”改为“农户”。也就是全面将土地私有化，以完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资源利用。反对土地私有化的以温铁军为代表，他认为，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化农民就会增加投入，这是痴人说梦。他在理解温家宝总理的治理思想时说，温家宝总理强调的农村生产力，应该是特指2.3亿小农户，其中40%\n是纯农户，37%是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也就是说，我国77%的农户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这就是无法与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因而要高度重视我们的“国情”：人地矛盾！这就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基础和前提。如果实行私有化，私有化的一系列后果就只能假定不会发生。要效仿俄罗斯进行私有化，应该把我们的农村问题与俄罗斯的农村问题进行比较：俄罗斯地广人稀，适合大规模的农业，这就是俄罗斯当年并没有真正包产到户的原因。为了人口的增加，并且有效的利用辽阔的土地，俄罗斯的私有化有他的一定合理性。而对于我们而言，数亿的人口集中在农村，对于他们最主要的是生存的压力，因而土地在中国是农民最后的社会保障。因此，如果将土地私有化，土地的兼并将不可遏止地爆发，按照土地上资本集中的原理，开始又重新形成地主阶层以及雇工阶层，如果地主阶层为了节约劳动成本而大规模的机械化，将导致几亿人口没有土地没有工作。各朝代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的口号“均田地”此音未了，却有人重提土地私有化，以8亿农民而不足俄罗斯的1/4的土地去效法俄罗斯；失去土地的人，如果城市无法接纳，是否能够沉默的生活下去，还是揭竿而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农村的问题，并不是土地所有权问题，而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而导致的社会发展断裂问题。因此，要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并不是产权的问题；需要的不是私有化，而是平等与保障。“政治解读”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制订开始，主要从政治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的构建为主流。其中也有两大体系，一是主张用“民主”“人权”\n来解放农民，取消乡村政权，用“官退民进”来重建无政府的乡村社会，如希望建立农会，成为了一些专家学者的“政治理想”，人们习惯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一是主张用行政权力来组织农民（如合作组织），提高农村社会的合作能力，如主张把乡镇政府变回为县派出的“政社合一”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主张在乡镇和村委会实行党政合一的“一肩挑”，希望借“合作社”来还“生产队”和“生产大队”的魂，时称“新左派”。在“政治解读”上，争论的热点莫过于是否撤消乡镇的了。随着“多予、少醛放活”方针的贯彻落实，农民负担大幅下降，但农民增收的前景却依然暗淡。由于远非学者的智力所及，于是三农问题讨论的热点由“减负增收”转向了“乡镇改革”。如胡星斗的《为什么我主张撤消乡镇政府》一文就引起了学界甚至政界的大讨论。赞成者认为，可以减少权力的中间环节，有利于民主建设；在乡镇实行农民自治，可以让农村的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权力的直接来源；在中国古代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的农村是由家族、乡绅治理的。市场经济要求“官退民进”，撤消乡镇政府，将有利于活跃农村经济，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而完全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然而，多数人持不同意见，认为这是违背《宪法》精神，是惟恐天下不乱！所谓“中国古代就有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县以下的农村是由家族、乡绅治理”，以及“在改革开放前，人民公社也只有一二十个办事人员”\n等等，这是复古和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中国目前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发展体系，不是简单的象牙塔，金字塔倒过来岂能站稳？基础不牢，地动山药改革创新才是根本出路，要寻求合理的制度设计，而不是简单的"釜底抽薪"。中国农村人口有8亿之多，假如无政府主义在这一层面蔓延，才是动摇执政基础的最大危险！对于乡镇如何定位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赵树凯通过对10省（区）20个乡镇的实地调查，凭着当任过县委副书记的基层工作经验，完成了《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困局中的乡镇财政》，《乡镇政府的机构与变局》，《乡镇政府的改革迷途》，《虚弱的乡镇权力》等一系列关于真实世界的乡镇问题报告。他的调查认为，乡镇政府的权力体系是残缺而虚弱的，内部单位的人事管理缺乏自主,垂直单位的存在则基本上掏空了乡镇政府职能的实质内容；债务的形成是上级政府问责体制造成的；目前的乡镇改革从表面上看乡镇机构是减少了，但精简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财政开支也并未减少。因此，他认为目前的乡镇机构改革未能正视三大矛盾：乡镇机构撤并与县市政府职能转变迟缓的矛盾，乡镇财政吃紧与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矛盾，乡镇干部减员无序与人力资源结构失衡的矛盾，造成了“机构减少，开支反增”的怪现象。笔者不由得进一步联想：会不会一方面因减少行政成本需要尽可能减员增效；而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社会不断的现代化，农民将需要内容更多范围更广的公共服务又不断地要求增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