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分析

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分析

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Inscientificresearch，wehavecomparedthemanagementmodeandtheresearchfieldbetweenthetwoagriculturalschools．ScientificresearchorganizationsystemsareResearchInstitute(University)一ResearchInstitute(sch001)一ResearchDepartment(Department)inthetwoagriculturalschools．Aresearchgroupwasalsosetupoutside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Ithasthesubjectadvantages．Thetwoagriculturalschoolsmasterthetheoryandmethodsofmodembreeding，theabilityofindependentbreeding，focusonrice，wheat，cottoncropastheresearchfocustocultivatealargenumberofvarieties．Thishasnotonlysignifiedtheindependentdevelopmentofmodembreedingtechnologybutalsocateredtotheneedofthesocietybackthen．Therealeanumberofdifferencesbetween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and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Forinstance，theformerisoverseenbyitsdeanwhilelatterissupervisedbyastudycommittee．Furthermore，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hasanoticeableadvantageinagricultureeconomics，while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representsthewayofthefutureintermsofricebreedingandanimalhusbandry&veterinaryresearches．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alsohasoriginalplantingtheories．Thestudysubjectsofthetwoschoolsvarytoo．Forexample，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focusesoninsectdamagesandforestproductswhereas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givesprioritytoplantdiseasesandwaterandsoilconservation．Foragriculturalextension，bothagricultureschoolsestablishedthedepartmentofagriculturalextensionpopularizedadvancedvarietyandtechnique，andsetupaserialofproduction，cooperation，operationcooperationandruralfinancialorganition．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basedonthat，notonlysetagriculturalextensioninstitutiontomanagethepromotioncourse，butalsoengagedinmodificationofruralsocietyandelvationofqualityoffarmers．IntheWujiangagriculturalextensionarea,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treatedpeasant'sunionastheundertakerofruralsocialmodificationcourse，ledpeasantstotakepartactively,promoteddevelopmentofmutualcooperation．The州iangagriculturalextensionarearealizedtheself-sufficiencyonfinanceandmanagement，butalsocreatedthecreditcooperationassociation，whichexploredthenewwayofcontemporaryruralconstruction．Sofar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hasbeenIV\nABSTI己ACTadvancedandbeyondtheextensionarea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Inconclusion，agriculturalextensionisthemostdistinctareabetweenthetwoagricultureschools．Bothschoolswasmostlyinfluencedbythebackgroundofschool，socialdemand，andtheaimofschoolmanagement．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Waspublic，therefore，itwasnotonlysupporttedbynationalgovernmentstrongly,butalsoinfluencedandrestrict'ted．Becausethe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compliedwitllthelawsandregulationstoalargeextent．itWasimpactedbythepolilicalsituationdeeply．Incontrast，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wasprivateandunderthebackgroundofchurch．Comparedwith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hadmoreautonomyandwascharacteristicinthesettingofdepartmentandemploymentofteachingstaff．Inearydays，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cooperated、析tllchurchclosely．Theeagerofagricultureincreasemadetwoagricultureschoolsfocusonthebreedingresearchofthreefieldcrops，andpromotedotherresearchestocombinewi血productionclosely．Theagricultureextentionca／eerbytwoagricultureschoolsreflectedthedifferenceontheaimofsch001．Duringtherepublicperiod，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advancedagricultureschoolsiswhattheCollege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intheprivateadvancedagricultureschools．Bothofthemwereleadersintheirownfieldrespectively．But，theformerwentwithrulesofNationalgovernment，thelatteractonitsowninfluencedbytheChristianchurch．BothagricultureschoolsfosteredalotofelitesforOurCOunt,andassistedinestablishmanyinstitutionsandschools，whichmadedeepinfluenceonscientificresearch．Atpresent，firstly,weshouldabsorbthenotionofthetwoagricultureschools，andpay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offarmersandtheruralsocietyestablishment．Secondly,scientificresearchprojectestablishmentshouldsatisfythedemendofproduction．Thirdly,contemporaryadvancedagricultureschoolsshouldlearnthereasonableexperienceofthetwoschoolstopromotetheirowndevelopment．KEYWORDS：theSchoolofAgricultureofNationalCentralUniversity；theSchoolofAgricultureofUniversityofNanking；Teaching；ScienceResearch；AgricultureExtension；ComparisonStudyV\n绪论一、选题的依据及意义(一)两校农学院是中国农业近代化的先行者和“领头羊”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5000年的文明史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农业文明的历史。但随着近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遗传学、化学及工学在西方的兴起，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系统化的科研、生产方式被西方用于农业，使得农业逐渐由一门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践活动演变为一门融汇多门学科成果的科学，而中国农业在这一时期则由领先变为落后。清末民初，随着国门打开，中国的农业也和中国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主动或被动的开始了其近代化历程。在这一时期作为分别居于国立、私立两类高等农业院校领先地位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中大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金大农学院)，无疑对中国农业的近代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大农学院源自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的农学博物科，由于国(公)立的性质和国民政府重点扶持，得以历经扩充，其师资、设备、均属一流，在高等教育界有特殊地位，其农科教育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而金大农学院有浓厚的教会背景，自创办伊始便借鉴美国高等农业院校先进的办学经验，师资水平国内首屈一指，管理理念先进，学校风气开明，且开中国高等农业院校国际化之先河。两校农学院所推行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方式，被民国时期的高等农业院校作为蓝本，足见其办学的成功。(二)两校农学院的办学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我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农业更是作为立国之本。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更离不开掌握科学知识的人才。农业人才的培养、农业科学研究和农业科技推广离不开高等农业院校。对两所大学的农学院的历史演变、组织机构、办学理念、科研及推广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研究，将对我国当代农业院校及农业的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古人云：“以史为鉴”，探讨近代两校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不仅有助于研究我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乃至农业近代化的发展历程，而且也可以对当今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办学提供宝贵的经验。虽然两校农学院在办学历程中，主要都是借鉴美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但并不是简单机械的效仿，而是结合了自身的定位、当时的国情、政府的引导乃至社会的需要，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为国家的发展培养人才是高等农业院校的重要使命。当今的我国高等农业院校承担着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输送高素质人才的责任，而两校农学院所处的时期，面\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临着农村贫困、农民破产、农业落后的严峻局面，在综合条件远远不如今天的环境下，仍然培养出了大批人才，其中不乏顶级专家，出色地完成了孕育农业近代化的火种的历史责任。我国当今的高等农业院校教学可以从两校农学院的教学经验中得到不少启示。两校农学院同时也是农业科学研究的重镇。在办学期间，对于农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许多堪称当时国内领先的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结合实际，突出重点，在较短的时问内拿出了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成果，较快的将科学技术转化成了现实的生产力。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适合自身的科研管理模式。除此之外，当今大力提倡的产学结合，在当时也已经初露端倪。在当今，高等农业院校仍然是我国农业科研的重要基地，虽然如今高等农业院校可以运用的科研资源要远比当时丰富，但仍然必须突出科研重点，同时也要响应国家的号召，切合生产需要，因此两校农学院的科研实践经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两校农学院虽然借鉴了美国高等农业院校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但是并没有，也无法照搬美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模式。高等农业院校主导农业推广是美国农业推广的核心，而两校农学院则不具备这一条件，但是结合政府的引导以及自身的实践，将自己对于农业推广事业的理念施行于农业推广活动，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当今我国对于农业推广事业非常重视，许多高等农业院校纷纷开设农业推广专业就是直接的证明，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事业的许多经验和理念可以为当今服务。尤其是两校农学院较好地处理了自身在政府所主导的农业推广体系中的位置，当今高等农业院校开展类似的事业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东西。(三)从比较的视角对两校农学院进行研究，具有学术意义目前关于两校农学院的单独研究比较丰富，但双方之间的比较研究较为缺乏。结合双方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立校背景，从比较的视角，对教学、科研、推广进行从宏观到微观的比较研究，在对比中发现两校农学院的异同点，可以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新的观点。二、相关研究动态(一)对两校农学院的研究目前关于中央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中大农学院)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有王业遴、曹寿椿《国立中央大学园艺系简史》(中国农史，1997，4)介绍了该系的课程设置、师资、科研概况。徐春霞的硕士学位论文《国立中央大学的农业教育》(扬州大学，2006)详细叙述了中大农学院教学、科研、推广的各个环节，在教学方面主要分析了办学宗旨、人才培养、师资力量。陈之长《抗战时期中大畜牧兽医系在四川办学情况》2\n绪论(四川草原，1984，2)介绍了该系在四川的办学概况。目前关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以下简称金大农学院)的研究相对较多。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重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引用了大量珍贵的原始外文档案材料，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讨论了教会与金大农林科(农学院前身)为实现教会乡村化而进行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的过程。认为在教会乡村化和乡村基督化的背景下，农业科技成为传播基督教的媒介，基督教充当了传播农业科技的主体，对近代中国农业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鲁彦的硕士学位论文《金大农学院对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影响》(南京农业大学，2005)分析了金大农科借鉴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以及在以上三个领域取得的成果。鲁彦《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及其效益》(莱阳农学院学报，2005，3)认为金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体制由于其先进性，被其他机构及院校所广为借鉴。蒲艳艳的硕士学位论文《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中国农业教育的近代化》(陕西师范大学，2007年)对金大农学院发展历程，以及教育科研及推广情况进行综合分析，认为金大农学院成功的经验在于充足的经费，国际化的视角、较高的师资水平以及开放的学术氛围。其三位一体办学理念为我国公立农业大学所借鉴。胡茂胜、曹幸穗《金陵大学农学院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农业考古，2010，1)认为，金大农学院对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贡献在于，引进了西方高等农业院校的科系制度；合理的设置了课程；编写了优质的教材。(二)对近代教会学校的研究何晓夏、史静寰所著《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认为教会学校的农学教育对中国传统农学有扬有弃，其教学中的特点对中国公立学校也有重要影响。基督教学校对传统中国教育启发与借鉴，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同时加速了封建教育的衰败和解体。吴洪成、寇宏达《论教会大学农业教育形成的原因》(现代商贸工业，2010，7)认为资本主义扩张和传统农业凋敝等内外因，共同推动了金大农学院的活动为代表的西式农业教育在中国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中国国内的政治运动，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对这西式农学教育取代传统中式农业教育，占据主流地位起了催化作用。王玮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1901—1936)》(上海交通大学，2008)认为金陵大学农学院在民国时期，已经成为全国农业教学科研中心。寇宏达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时期教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河北大学，2010)认为，金陵大学在农业方面对中国所作的贡献，堪称中国教会大学之首。金大农学院适应时代特征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需要，对先进的外国教育思潮进行了广泛的引进和中国化\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的实践。充分展示了美式高等农业院校的强大优势。(三)对近代农业教育的研究赵泉民《略论晚清改良派知识分子农业观的近代转型》(许昌师专学报，2000，1)认为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关于农业认识的转变，对农业教育的近代化有推动作用。包平、王利华《略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体系的创立(18971937)》(中国农史，2002，4)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政府时期高等农业教育规模有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办学实效上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这是由于紧迫的社会局面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高等农业院校在引入美国高等农业院校的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后，整体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发挥了综合大学基础教学质量高的优势，并在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方而取得了初步成果，高等农业教育与农业生产严重脱节的局面初步有所改善。张剑《清末民初农业教育体系的初创及其原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1)、曹幸穗《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2)、吴祖鲲、刘小新《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及其特点》(长白学刊，2003，6)等文普遍认为清末民初的农业教育多模仿日本，随后由于政治因素和美国农业教育自身的优势，1922年仿照欧美修订学制，引进欧美教师及学成归国人员，逐步吸收美国的科研一教学一推广三位一体的模式，到1930年代基本实现转变。吴玉伦《近代农业教育在清末的兴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7)一文中认为“遣员放洋，取石他山”是清末新式农业学堂筹措师资力量的主要来源。而“癸卯学制”的颁布，则奠定了新式学堂的组织章程。清末农业学堂在师资及经费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教学质量往往难以保证，但仍为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及新思想的引进起了推动作用。周谷平、赵师红《民国时期的农学研究生教育初探》(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4)介绍了民国时期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政府颁行的相关规章。(四)对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研究尽管专门论述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论著寥寥无几，但有关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发展的研究亦能为本文提供直接或间接的参考与启发。学术界对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既有全国范围的、涉及生产技术变革各个方面的综合性研究，也有针对某一品种的专题性研究。1970年代以后，著名农学家沈宗瀚先生在台湾发表了带有回忆性质的论文集《沈宗瀚晚年文录》，其中有《中国农业科学化之丌始》、《中美农业技术合作》等文章，对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状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价。这些文章或论著既是当时的工作总结，也可以说是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的初步研究。近年来的农业科技史著作，如《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郭文韬、曹隆恭，中国4\n绪论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中国近代昆虫学史》(王思明、周尧，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等书中，开始出现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内容，但大多论述较为简略，且侧重于传统的成就描述。尽管如此，这些文章和论著的出版为中美近代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吴伟荣《论抗战期问后方农业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1，1)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展后方农业的原因和举措，总结了抗战时后方农业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认为当时农作物良种种植面积有较大增加，单产和总产均有所提高，后方农村商品经济更为活跃，战时后方农业生产的发展缓解了财政经济困难，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经济保障，因此，对国民政府所作的努力应给予肯定和积极的评价。但是后方农业的发展是有限的，并且这种发展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利益。章楷《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在南京》(中国农史，1992，4)认为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在近代的高等农业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使得南京成为了当时的农业教育和科研中心。沈志忠《美国作物品种改良技术在近代中国的引进与利用——金大农学院、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中心的研究》(中国农史，2002，4)认为美国作物品种被引入中国的三种途径：即中国留美学生引进，美国来华教授引进，中美两国校级间合作交流引进。沈志忠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4)系统的回顾了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背景，从作物、农机具、土壤肥料、园艺、林业、畜牧兽医等方面论述了交流的过程，并分析了动因和历史评价。曹隆恭《近代小麦良种选育》(中国农史1988，2)分析了近代小麦选育的发展历程、各类良种以及育种科技。庄巧生《国外小麦品种在中国的利用》(ChineseAgriculturalSciencegulletin，1994，1)介绍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国外小麦良种及谱系。夏如兵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南京农业大学，2009，12)详细描绘了近代水稻育种科技的发展脉络和选育的优良品种，并分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动力与条件。魏露苓的博士学位论文《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播与推广(1840—1911)》(暨南大学，2006)详细论述了晚清时期西方农业科技通过使臣的介绍与西方农学著作的翻译传入中国的过程，并深入分析了西方农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实践。品种谱系学为研究近代作物育种史开辟了新的视角。庄巧生主编《中国小麦品种的系谱及其特征》(上海科学出版社，1982)将我国小麦的品种资源按矮杆、大粒、抗病三种特征进行了区分，并探究了这些优良遗传品质的源头。黄滋康著《中国棉花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重点介绍了中棉、美棉品种及其谱系，以及近代以来几次大规模换种的情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一)比较研究法两校农学院在办学历程中展现出了许多共性和差异，可以在办学思想、组织机构、师资力量、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农业推广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章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引入研究中来。由于历史文献中的统计资料缺乏连贯性，这会给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将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定性分析方法，对中央大学农学院与金大农学院的异同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三)资料来源近代资料主要来自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人文学院分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校史馆馆藏的建国前资料，包括档案、专著、学术期刊、学位论文。当代资料主要来自研究金陵大学与中央大学的专著、期刊、学位论文，与两校农学院有关的校史资料等。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本文以中大、金大两校的农学院在教学、科研、推广三个主要方面的办学历程为研究对象，对其共性与特点进行全面地比较分析。具体结构如下：绪论部分依据国内外研究动态，阐述研究方法和界定核心概念，介绍主要研究内容，简要指出创新及不足之处。第一章介绍近代高等农业教育以及两校农学院的兴起背景，分析双方在设立背景上的特点。第二章从教学方面进行比较。在科系设置上，分为四个时期进行比较。在学制与课程设置上，以课程设置为主，分为公共课、必修课、选修课三个部分进行比较。在师资上，对来源及聘任情况进行比较。在学生方面，分为本科、研究生、专修科及职业教育三个方面比较。在第三章中，对科研管理及具体科研领域两个主要方面进行比较。科研管理分为组织体系、立项、实施三个部分。具体科研领域分为作为研究重点的作物育种和其他研究领域两个方面。在第四章中对两校农学院的农业推广事业进行比较。整体上分为学院内设的农业推广组织和具体的推广业务两大部分。在推广业务中，从各自推广区的组织机构、农业科技推广、农村经济合作、农村社会改良事业四个部分对双方进行比较。结语部分包括综合评价、影响、启示三个部分，对两校农学院的历史地位和办学中值得借鉴的经验进行综合概括。6\n绪论五、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一)创新之处目前学界对于两校农学院，尤其是金大农学院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但是专门对于两校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还比较缺乏。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结合双方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的学校背景，从比较的视角，对双方教学、科研、推广等办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进行从宏观到具体的研究，在对比中探求两校农学院的异同点，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新的结论和可供今天借鉴的经验，有助于填补相关研究的不足。(二)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就两校农学院进行较全面细致的比较，需要掌握充分、系统的原始资料。但限于客观条件，某些时期、某些方面的资料还不够充分，加之对于两校农学院各自的研究虽已开展，但比较研究却相对缺乏，故而难免有所疏漏。7\n\n第一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起源背景的比较第一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设立背景的比较近代以前，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知识主要靠经验的代代相传。这是一种保守的教授方法：“各承家技，始终循旧”，限制了农业技术的交流和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儒学、经学占统治地位，“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深入人心，加上科举制度的束缚，使精英们普遍热衷于仕途，鄙视学习技术，出现了“士大夫耻涉农桑”的现象，培养出的“人才”，往往也是一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长期未受到真正的重视。步入近代后，列强入侵使得中国丧失了主权完整，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推动了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社会的剧烈变革和转型，使得传统的农业受到剧烈冲击，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大量农民陷入破产边缘。但是随着国门打开后，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和近代农业思想得以传入，关于农学的研究及教育逐步摆脱了传统的经验农学的束缚，转而接受西方先进的实验农学的理念。在这一时期，国内粮食缺口日益扩大，必须每年大量进口粮食，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也使得精英阶层对于农业的认识，逐渐从保障国计民生上升到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高度，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科技的应用以及农业科研成果的推广，而归根结底则有赖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中国近代的农业教育有两个源流，一是清末兴起的官办农业学堂及综合性学校中设立的农科或博物科；二是教会创办的学校中设立的农科。二者均始于清末，在民国时期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前者的代表即为国立的中大农学院，后者的代表即为私立的金大农学院。在双方近半个世纪的办学历程中，在教学、科研、推广领域所各自展现的一系列的特点，也是与各自的立校背景分不开的。第一节中大农学院的设立背景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维新运动的兴起，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觉醒的洋务运动的先驱者们，从制造“坚船利炮”、“富国强兵”的艰苦探索开始，逐渐认识到仅仅引进现代工业不能使国家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他们开始回过头来关注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农业，把目光转向西方的近代农业科学技术的介绍与引进。他们认识到，人口众多且身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中国，只有促使农业教育兴旺发达，才能为农业发展培养出更多、更新、更高级的科技人才：才能提高农民的素质，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才能使广大农民和农村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发展。\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著名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为中国发展近代农业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由于不讲求农学，致使中国缺乏专门的农业人才，农民的整体素质低下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症结。他对讲农学、育人才的关系也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指出：“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而“兴农学”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亟应创设农务工艺各学堂，采用西法，实力讲求，以开风气”。他明确提出：“兴农学”而“广学校”；“广学校”方可“育人才”；“育人才”才能够“修农政”的兴办农业教育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在这种构成完整运行系统的农业发展机制中，“兴农学”是该系统良性运转的核心和动力。在农业教育对中国的影响上，维新派代表与洋务派的看法不谋而合。康有为发动千余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提出“富国、养民、教民”三项建议。其中养民之法第一条即为“务农”。康、梁认为“吾地大物博，但讲之未至，宜命使者译其书，遍于城镇，设为农会，督以农官。农人力薄，国家助之，比较则去桔而从良，鼓舞则用新而去旧，农业自盛。”∞加上日本明治维新教育发展的成功范例，使得清朝政府开始进行农业教育改革。1902年，张之洞创办了中大农学院的前身，即三江师范学堂的农学博物科，后改为两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这一时期，农学博物科共招生三次，学制采用三年制本科。第一学年上学期设栽培泛论，下学期设栽培各论；第二学年设栽培各论、养蚕学；第三学年上学期设土壤学、肥料学，下学期设病理学、畜产学。物理、化学、博物、农学等日本教习开设的课，实验室内仪器、设备药剂等都从日本购来，有的教材是由日本教习自己编写的讲义，临时印发。”罾三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开设伊始，也正值清末新学制颁行之时。1903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规定：“高等农业学堂招收普通中学毕业生，以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经理公私农务产业，并可充当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预科1年毕业，农学4年毕业，森林、兽医、土木工学3年毕业。章程规定高等农业学堂应修之学科，各省可因地制宜，择其适于本地区情况酌量设置，不必全各。预科的科目有10门，本科农学科21I、1，森林科30门，兽医学科32门，土木土学科21门。规定中等农业学堂以招高小毕业生，授农业所必需之知识艺能，使将来能从事农业为宗旨。预科2年毕业，本科3年毕业，预科的科目共8门，本科分为5科。农业科有普通科目8门，实习科目12门；蚕业普通科7门，实习科8门，林业普通科7门，实习科8门；兽医业普通科7门，实习科12门。水产业又分为四类，即渔涝类，制造类，养殖类，远洋渔业类。四类的普通科目都是12门，实习科目分别为9门、7门、5门和。蒋世弟：《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苏云峰：《三(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大学{f-版社，2002年，第36页。10\n第一章中火、金大两校农学院起源背景的比较8门。三(两)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遂按此规定，逐步充实科系，完善课程。1911年，两江师范学堂因辛亥革命停办。直到1917年春，张謇，黄炎培、沈信卿和郭秉文等决定成立农、工、商专修科。因此，郭秉文邀请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农科学成归来，时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的邹秉文担任农业专修科主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当年9月，农业专修科正式成立并开始招生。建科伊始，规模很小，不分系组，教授只有邹秉文、原颂周2人，分任植物学、作物学方面课程。另有职员2名。第一批招收了29名学生，学制两年，后历经发展，于1920年改订修业年限为4年。此时已有教授16人，共培养农业人才78人。1920年，张謇、郭秉文、蔡元培、江谦、黄炎培等建议教育部，“就南京高师校址建设东南大学，以慰中等学校毕业生有志研求高深学问者之渴望”。∞1921年10月，以南高师为基础，正式成立国立东南大学，郭秉文任校长。原南高师学生依照所学科目种类，照新学制并入东南大学。南高的农业专修科扩充为东南大学的农科，主任仍为邹秉文，开始转向效仿美国高等农业院校，推行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东南大学农科下设农艺、园艺、植物病虫害、畜牧五系、农业化学，后增设生物系共六系。1923年又增设蚕桑系。1924年组建农业推广部。1926年“农科设动物、植物、农艺、园艺、畜牧、蚕桑、病虫害等七个系，农科教职员增为76人。曾随后在经历了短暂的“第四中山大学”(1927)、“江苏大学”(1928年初)时期后，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农科也在稍后正式更名为中央大学农学院。下文除非特指，否则引用的中大农学院数据包括其各个前身。第二节金大农学的设立背景从学科性质上说，农业教育是一种应用科学，必须和生产力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国家统制者应该致力于提高广大农业生产者——农民的知识水平。然而中国传统的农业教育恰恰忽视了这些。与此不同的是，西方自18世纪开始，继工业革命后，又开始了一场“农业革命”。最根本的进步是确立了一套全新的“实验农学”体系。具体方法是“通过对动植物个体乃至作为生物体基本单位的细胞进行解剖分析，利用人为控制的有限环境来进行农业生产过程的模拟实验，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发现和抽象出生物个体的生长规律，以此来指导现实的农业生产。”@由于具有明显的优势，“实验农学”体系逐渐在欧美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扩散到全球。①《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江谦为校长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第27页，转引自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组、学校编辑部编：‘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年。@国立东南大学秘书处编纂组：‘东南大学修正组织大纲》，1921年，转引自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曹幸穗：《启蒙与体制化：晚清近代农学的兴起》，《．古今农业》，2003年第2期。\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实验农学”使传统农业发展为近代农业，进而形成近代农业科技，并随之出现近代农业教育，而首先将此引入中国的是传教士群体。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事实上，这些传教士来华之初并不把农业教育活动作为传教的主要手段，活动地点也是重城市而轻农村。但是在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下，他们的布道方式收效甚微。这使得西方开始改变思路，认识到：“教会把80％的工作计划放在人口仅占20％的城市里，即便是教会的乡村工作者，其所实行的计划，准备的材料及其领袖人物也都显示出城市思维模式。这阻碍了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不起作用”。∞于是，传教士们开始通过在教会大学设立农业相关学科，培养“具备基督教精神内质的农业人才”∞，借以“培养更多的从事农业的中国基督徒教师和助手”固。到1920年代为止，已有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多所教会大学成立了农科。可以说，教会选择培养具备先进农业知识的传教士并不是偶然，而是总结了那些在华多年、深谙中国文化的传教士们的经验之后作出的客观判断。1912年，金陵大学算学教授裴义理(J．Bailie)进谒孙中山先生，请求提倡造林，防止水灾，还募款购买鼓楼金大校址周围的全部山地作为苗圃，派学生监督安徽灾民开山种树。1913年张勋辫子兵在南京抢掠屠杀，加上长江大水，南京灾民很多，裴义理以义农会名义向各方呼吁以工代赈灾，并创办灾民子女学校。当年，孙中山前往金陵大学，并领衔在义农会呼吁书上签名以示支持。1914年，正式成立农科，1915年成立林科，合为农林科，学制四年，自创办伊始便效仿美国高等农业院校教学——科研一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金陵大学农林科是我国近代第一所四年制高等农业院校。金大农林科开办之初，只有十几名学生，专任教师4人，分执农艺学、昆虫学、植物学、森林学的教学。1918年，美国人吴伟士(Dr．C．Woodworth)到校，筹设蚕桑系和蚕桑特科，美国丝商两次捐款27000美元，建蚕桑大楼及购置设备。1921年，当时教育部明确限定大学本科修业年限为4年，金陵大学设立预科，修业1年。同年，教育部批准金陵大学农科单独注册。这是当时政府第一次批准外国人开设的私立高等农业院校注册。1921年2月，金大农林科成立农业经济学系，分农业经济、农场管理与农村社会3个学组。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卜凯(J．L．Buck)教授担任系主任。1922。J．H．Resinerfl'nePlaceofAgrieulaturalEducationinMiddleandLowerSchool，P，2，RGII，B233，F3770·转引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包文先生传》，转引自南京大学出版社：<金陵人学史料集》，1988年，第14页。@CAFRpeort,1918．1919，P．4，转引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12\n第一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起源背景的比较年，金大农林科开设农业专修科，开始为3年制，后改为2年制，章之汶任主任。1923年成立农业图书馆研究部，由万国鼎主持。同年，成立森林学系，分造林、森林经理、森林利用3个学组，在南京有苗圃、林场2000余亩。1924年成立生物学系植物病理学组，由博德(R．H．Porter)主持。同年金大在美国纽约州教育局立案，毕业生可同时被授予纽约州立大学(康奈尔大学)的文凭和学位，并可直接升入该大学或任何美国大学的研究院而不受限制，与欧美大学享受同等待遇。1925年9月，农林科长芮思娄返国，由过探先担任农林科长。自此，学校的历届行政领导始由中国学者担任。1927年农艺学系和园艺学系先后成立，祁家治(R．Ritckey美籍)和胡昌炽分任两系主任。农艺学系初设作物育种与作物改良2个学组。后陆续增加土壤、农具等学组，王缓、汤相雨、靳自重、黄瑞采、马育华等教授先后主持过系务。园艺系设果树园艺、蔬菜园艺、园艺利用、观赏园艺4个学组。到1927年，金大农林科实际上已有9个系组和农业专修科组成。即：农科、林科、蚕桑特科、生物学系植物病理学组、农业经济系、乡村教育系、农业推广部、园艺系、农业专修科、农业图书馆研究部。④1930年，金大农林科正式更名为农学院。第三节两校农学院设立背景的比较回顾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的设立背景，可以发现有着如下的不同：中大农学院源自于官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农学博物科，发展于清末学制改革风潮，并在民国建立后随着政府的扶持与规范而逐步壮大。这使得其自始至终带有浓厚的公立背景。其创始时期，办学目的在于“以学成各得治生之技为主，最有益于邦本”圆，并由于“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所以主要参考日本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方式，初创时期聘任教师也多为日籍。而金大农学院作为教会大学，其创办农科的目的，开始主要是为了进行农业传教，以达到“吸引耕作土地的乡民，并与之建立示范性的、有益的和长期的联系，这对他们能渝快地聆听福音大有助益。”∞当然部分传教士也心怀普世主义观念和悲天悯人的情怀，感念中国民生之困顿，希望通过培养农业人才，来帮助中国发展农业、改良民生。初创时期，金大农学院直接效仿自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康奈尔大学作为一①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一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第3-38页和附录《金大农学院人事记(1914--1952)》。圆李瑞清：《两江师范学堂办证报告书》，《教育杂志》，1914年第3期，第73页。@同上④CAP'Rpeort,1918．191％p．18，转引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所以农科为优势的综合型大学，在金大农学院初创时已经得到了半个世纪的发展，科系设置较为齐全。金大农学院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课程配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按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设置，并将金大农科直接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立案，使金大农科毕业生可直接升入美国农业大学进修学位。∞两校农学院的设立背景以及一系列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使得两校农学院在教学、科研、推广等领域不断前行，共同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乃至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①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36页。\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农业的发展离不人才，这其中既需要大量初、中级农业人才，更需要受过高等农业教育的高级人才。民国时期，我国培养高等农业人才的主要基地是高等农业院校，而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更是其中出类拔萃者。两校农学院科系与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和学生来源及就业方向，乃至研究生的培养等方面，在当时有显著的代表意义和示范意义。第一节两校农学院科系与专业设置的比较科系与专业作为高等农业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学校所培养人才的知识背景，同时也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范围、规模、质量、类型等。一、两校农学院科系设置的变迁回顾两校农学院科系发展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初创期、发展期、完善期及充实期。初创期应以两校农学院各自创始至1920年代初，以东南大学农科成立，金大农林两科分设为结束标志；发展期为整个1920年代①，以中大农学院成立8科，金大农学院正式更名为结束标志；完善期为19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前，以抗战爆发为结束标志：充实期为抗战爆发后到1949年，以新中国建国为结束标志。中大农学院在科系的变动方面是颇为频繁的。1902-1914年的三、两江师范学堂时期及1915-1920年的南高师时期，学院下不分科系；1921—1927年的东南大学时期，设农艺系、园艺系、植物病虫害系、农业化学系、畜牧系、生物系、蚕桑系共7系，并于i924年成立农业推广部。圆1927年江苏省立第一农校并入后，改系为科，只设农林科、畜牧科、农产制造三个科。1927年一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时期，取消了科系这个级别的建制，学院下设五门、五组，门、组低于系。1928年正式成立农学院，1929年改门、组为相当于系的8个科，即农艺垦殖科、病虫害科、农业化学科、畜牧兽医科、园艺科、蚕桑科、森林科、农政科。1932年改科为系，1933年调整为农艺系、森林系、畜牧兽医系、农业化学系、蚕桑系和园艺系。1940年取消蚕桑系，1942年增设农业经济系(前身是农政科)，1947年畜牧兽医系分成畜牧和兽医两个系，1948年增设农业工程系，至此共有农艺、森林、园艺、畜牧、兽医、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农业工程8个系，1部(农业推广部)。固东南大学农科下设的系一级单位在1927年变化比较频繁，考虑到发展期的整体情况，此处的1927年指江苏省立第一农校没有并入之前的情况。。1925．1927年为三校合办高等农业院校部时期。东南大学农科设生物、农艺、病虫害、蚕桑系，省第一农校大学部设森林、园艺、农艺系，省第三农校大学部设畜牧系、兽医系。\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而金大农学院下设的科系一级单位的变动与中大农学院相比较为稳定。1914设农科，1915年设林科，1916年合并成立农林科(相当于院)，1918农林科下成立蚕桑特科(即后来的蚕桑系)。1921年农、林两科分开，并于同年成立农业经济学系，1922年设农业特科(1924年更名为乡村师范科，即后来的乡村教育系)。1924年成立农业推广部，即后来的农业推广系(部)，1927年成立园艺系，到1927年时，系一级的单位已经有7个。1930年金大农学院增设植物学系，并正式成立农学院，将科、系统一改称为系。1937年西迁后下设农业经济系、乡村教育系、农艺系、植物学系①、蚕桑系、园艺系、森林系，农业推广系改为部。1942年成立病虫害系，1949年增设农业工程系，至此共有9系、1部。圆中大农学院曾设立过植棉专科、蚕桑专修科、畜牧兽医专修科、农业专修科、林业专修科。除畜牧兽医专修科外，各专修科存续时间较短，且附设于相应的科系之下。而金大农学院专修科的主要组成部分——农业专修科存续时间为27年，毕业生人数过千，且作为主要的组成部分，附设于乡村教育系之下，还曾设立过一期的园艺专修科，附设于园艺系下。二、两校科系设置的比较现将两校农学院除专修科之外的科系设置情况列表如下，为客观反映，本表所列科系主要为各时期中后期的情况。表2—1两校农学院各期科系设置对比表@Table2-1：ComparisonofBoAAgricultureSchoolsonmeSettingofDepartment单位初创期发展期完善期充实期农艺系、森林农艺科、园艺农艺系、森林系、园艺系、畜科、植物病虫害系、眚牧兽医牧系、兽医系、科、农业化学系、农业化学中大农学院不分科系农业化学系、农科、畜牧科、生系、蚕桑系、园业经济系、农业物科、蚕桑科、艺系、农业推广工程系、农业推农业推广部部广部金大农学院农林科下农艺系、森林农业经济系、乡。该系于1926年成立，原属理科，1930年将生物学系一分为二，动物学系放在理学院，植物学系放在农学院，1939年改名为农林生物系，1942年改为植物学组，隶属森林系，但实际上仍独立，故而本处仍作为独立的系列入。圆以k系科变动资料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有整理。@上表数据取自各期调整后较为稳定时期的数据，两校农学院的农业推广部(系)和乡村教育系不承担全日制本科生的培养。16\n第二章中火、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设蚕桑特系、乡村教育村教育系@、农科①系、蚕桑系、园艺系、植物学系艺系、农业经济@、蚕桑系、园系、农业推广部系、植物学系、艺系、森林系、(系)农业推广部病虫害系、农业(系)工程系、农业推广部中人0879系数量金大7810两校农学院在科系设置上的共同点是：在整个历史时期，科系的设置整体上呈现一种不断发展健全的趋势。在步入充实期后，两校农学院都设立了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农业工程5系及农业推广部。两校农学院的科系设置情况与同一时期的全国其他高等农业院校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犹有过之，比如1935年时的北平大学农学院仅有农艺、林学、农业化学三个系。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相关立法的加强。中大农学院起源于三江师范学堂及两江师范学堂时期成立的农学博物科，即源自于清末设立新式学堂的风潮。这股风潮虽然为当时的教育界掀起了一阵新风，但是由于各项准备不足，属于典型的“先上车后补票”，即先办起新式学校，然后再充实师资，完善各项制度。但当时国内并无相关法律章程可供参考。后来颁布的《癸卯学制》中虽然对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都做了具体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对科系的划分做出严格的规定，至于科系下面的专业更是难以详尽。所以初设三江师范学堂时，仅设农学博物科，相当于学院，不设系。直到1922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壬戌学制》。和《癸丑学制》相比，《壬戌学制》在大学制度方而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明确规定了系的划分∞，此时已是东南大学农科时期了，随后东南大学农科开始分设农艺系、园艺系、畜牧系、植物病虫害系、蚕桑系、农业化学系共六系。1928年短暂的第四中山大学时期，取消了系一级的建制，而以低于系的五门、五组代替。直到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大学组织法》，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规定了农学院学制为四。蚕桑特科初设时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工作。@该系不承担本科生培养工作，但附设有农业专修科。@该系于1926年成立，原属理科，1930年将生物学系一分为二，动物学系放在理学院，植物学系放在农学院，1939年改名为农林生物系，1942年改为植物学组，隶属森林系，但实际上仍独立，故而本处仍作为独立的系列入。@黄友珍：‘中国近代百年教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8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年，下设若干系。①此后中大农学院逐步按照《大学规程》划分科系。而民国前期，政府对包括金陵大学在内的私立高校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金大农学院作为教会学校，其与美国的基督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通过教会的中介，金大农林科与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有更为密切的联系。农林科自创建时起便直接效仿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康奈尔大学作为一所以农科为优势的综合型大学，在金陵大学设立时已经得到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各个系设置较为齐全。金大农科从办学宗旨到专业设置，再到课程配置以至教学、行政管理方面都是按美国高等农业教育模式办理。@又因为1920年代以前，国内并没有明确的科系划分的立法，所以金大农学院得以参考美国康奈尔大学。直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29年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才将金大在内的私立大学纳入统一管理之内，这也导致了后来两校农学院科系设置的不断充实。两校农学院在科系设置上的差异主要直观地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一些科系为一方所独有，比如中大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和农业化学系，以及金大农学院的植物学系。二是中大农学院科系的变动与金大农学院相比较为频繁。科系设置上的有无问题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学科建设导向。比如对于金大农学院未设立畜牧兽医系的原因，据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生，后负责华北地区农业推广工作的崔毓俊回忆，1921年夏华洋义赈会救灾后留下一笔钱，分成四份，一份赠燕京大学农学系，成立畜牧系，其余三份赠金陵大学农林科，以发展农艺、农经、农教三系为重点，不设畜牧系。二是相关研究或学生培养工作已经在其他科系中进行。比如中大农学院设置有农业化学系，主要进行农产制造和土壤肥料研究。金大农学院虽没有正式成立农业化学系，但是在农艺系内下设土壤肥料组，从事相关研究，且该组的课程与同属农艺系的作物改良组的课程有较大差异，以土壤化学相关课程为主。在1951年在该组基础上单独成立了土壤系，因此实际上可以视其为农业化学系的初级阶段。再比如中大农学院未设立植物学系，但相关研究先后在植物病虫害系和农艺系内进行。金大农学院在植物病虫害系下设的细菌学组，也进行了部分兽医学相关的研究。中大农学院科系设置变动较为频繁的原因，主要由于中大农学院的学校性质使得其容易受到政局变动的波及。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派员接收东南大学，学校在不到1年时间里3次更名，并导致校长更迭，教师离职，学生罢课游行的乱象，而农学院这一时期的也经历了从分设六科到取消科系再到改回科的变动，可见政局变动对学校的影响之大。再如1925年，东南大学农科曾对沈宗翰发出聘任邀请，但遭婉拒，原因便是“盖东大斯时已卷入政治漩涡，校长主任不易稳定。如允任，亦将随波逐流，①黄友珍：‘中国近代百年教育》，河南人学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圆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版社，2004年，第36页。18\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不安于位。”而金大农学院则“人事稳定，经费充裕，可专任久任作物育种教职”回。后来沈宗翰自美留学归国后便职教于金大农学院。此外，中大农学院在发展历程中，经历过省立第一农校这种与自身同级别的单位的并入，相关系的合并重组必然产生建制上的变化。金大农学院虽然也经历过1916年前后北京农商部直属林业学校、青岛林业学校并入的情况，上述两校都仅仅并入林科，对于建制影响不大。三、两校农学院的专业设置与科系不同，对两校农学院专业的界定需要加以一定的分析。据笔者查阅民国时期两校农学院及中大、金大两校及其他高校的资料，并未提到专业一词。甚至明确提出组建院和系，也要到1929年后才开始实施。1929年，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分设文、理、农、工、商、医各学院，《大学组织规程》中规定农学院设农学、林学、兽医、畜牧、蚕桑、园艺及其他各系，而对系下并未再进一步做出划分。此外据笔者收集的两校农学院学生的毕业证书，对学生情况的描述也只到系一级。在我国大陆地区，当今的高校招生中所说的专业，是培养学生的院——系——专业三级体系中的第三级，或系——专业及院——专业两级体系中的第二级。而当今台湾地区的高校，在学院下同样并没有专业的概念，而是以某某组作为系下的进一步划分单位，如“生命科学系生物医学组”，但也有不设组的情况，如“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甚至有不设系而直接“院迸院出”的情况，如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部分学院。把目光放回到两校农学院时期，与当今台湾地区的某些高校类似，两校农学院的部分系下确实还存在着一级非行政性的单位——组。据笔者查找到的两校农学院1930年一1932年的资料，两校农学院的本科生，程不同的情况。圆但是由于在两校农学院，出现过在同系不同组的情况下，所上的课组还同时作为研究所下一级的研究单位而存在着，如中大农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下设的畜牧组和兽医组@，金大农学院农艺研究所下设的作物育种组。因此为了避免相互混淆，应根据同系不同组的情况下是否修读的课程不同来区分。比如中大农学院1930年时，植物病虫害科(相当于系)下的植物病理和昆虫两组的的课程表示不同的，④而同时期的金大农学院农艺系下的作物。沈宗翰：‘沈宗翰自述(上)——克难苦学记》，黄山书社，2011年，第98页。。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种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11-37页。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2-1933年)》，第125—126页，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人象出版社，200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概况(1946年)》，转引自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94页。o第二历史档案馆：《围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种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11．37页。19\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育种学与土壤肥料两组也是如此。∞故而至少可以认为，在资料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两校农学院的某些系下的组一定程度上具备相当于今天学生培养中所说的专业的性质。但也应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中大农学院和金大农学院也只有上述两系在授课过程中，按照不同的组设置了不同的课程，而大多数系下在教学中并未分组。据此可以推定，至少在一定时期，两校农学院在教学中对部分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但并不是普遍的状态。两校农学院学生主要采用“系进系出”的培养方式。第二节两校农学院学制及课程设置的比较两校农学院的学制与课程设置呈现出一种逐步完善的状态，也反映了自清末到民国这段时期，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逐步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一、两校农学院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的变迁中大农学院在1921年前，为3年制本科，在1921年东南大学农科成立后才改为4年制本科，同时开始施行学分制。东南大学农科时期应修读最低总学分(一以下简称总学分)与金大农学院基本相同，均为160分。这一时期也正式引入了美国农科大学的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中大农学院采用主辅系制度的时问较晚，在1939年即取消。而金大农学院自1914年农林科起，就执行4年制本科培养模式和学分制。而从日后中大农学院的学制及课程的相应调整来看，也实际上是一种向金大农学院为代表的美式高等农业教育体系靠拢的过程。金大农学院最晚于1925年已经正式施行主辅系制度。@两校农学院课程设置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总学分在1920年代后，相同时期基本一致，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同时，公共课、必修课的比重下降，选修课比重上升。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初的十余年时问，两校农学院的总学分从160学分降为142学分，其后又在1930年代末降到136学分。而在1930年代初期到抗战结束之前的这段时期，中大农学院应修公共课学分从45学分降为30学分，金大农学院应修公共课学分从从5l学分降为4l一42学分。中大农学院必修课学分从7卜76学分降为40学分，金大农学院必修课学分从6卜69学分降为48学分，选修课学分则随之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④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中大的畜牧兽医系由于其医学背景，需要较长的。私立金陵人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2-1933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25，126页。@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6页。o金陵大学秘书处：‘金陵大学校刊》，1935年。@以上数据中大农学院方面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10页，金火农学院30年代初的资料来自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l一1932年)》，\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教学时间，在抗战期间尽管做出调整，但仍有182学分。1939年起，根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的规定，取消了主辅系制度，仅保留主系。教育立法的加强使得两校农学院的学制和课程设置逐渐趋同。本节下文以1930年代初期两校农学院的课程设置情况为例，对双方公共课、必修课、选修课的设置情况进行综合比较，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学生如欲毕业，均需至少修读不含党义、军训、体育在内的128个学分，这也是双方具备可比性的基础。由于两校农学院的总学分基本一致，因而两校农学院各类课程对应的学分可以反映双方的倾向。二、两校农学院公共课程的比较两校的公共课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包括党义、体育以及军事训练，这类课程并非本文所讨论的范围，不过多赘述。本文所分析的公共课主要指那些与学生基本学习和研究能力的养成有着密切的关系，且都对应着一定的学分的课程。以1930年初的公共课设置情况为例，除党义、军训、体育外，中大农学院开设的公共课为69学分，但最少仅需要修读含国文和英文在内的45学分即可。金大两校农学院设置的全院公共课为51个学分，要求全部修读。现将两校农学院的公共课设置情况列表对比如下：表2—2两校农学院年公共课对比表(1930年代初)①中大农学院金大农学院课程名学分课程名学分基本国文4文学概论3语言与文学4(英文)基本英文6作文与阅读4(英文)普通无机化学6经济学原理4普通物理学6农业经济学3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人象出版社，2009年，第107．113页。其余的数据来自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57-62、137-144页，有整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7一10页；金大农学院30年代的资料来自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1．1932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07．113页。2l\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普通物理8定性分析(化气象学38学)动物学4普通地质学3植物学4普通植物学4地质学3农具学l普通作物学4作物学3森林学3普通动物学4普通植物病理学4普通畜牧学4普通园艺2农政学3农业问题1普通园艺学4蚕桑学3普通昆虫学4土壤学369(最少修读45)51(全修)由上表可以发现如下一些特点：从总体上来看，中大农学院对于学生的公共课设置了更多的课程供学生选择。这些多为每个科系的基础课程，除属于语文学类的国文和英文以及农政学外，都属于自然科学类的课程。金大农学院则鲜明的体现了对于英语的重视，设置了两门课共8个学分。同时除自然科学的课程外，还开设了两门课共7个学分的经济学课程，从侧面反映了对于农业经济的重视，也与该院的农业经济系实力较强不无关系。在公共课中，两校农学院都对自然科学类的课程设置了最高的学分。中大农学院\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至少要修读35个学分，而金大农学院也有33个学分，体现了两校农学院对于培养学生掌握农科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视，有利于夯实农科人才的自然科学基础。从自然科学类公共课学分所占公共课总学分的比例来看，中大农学院是77，8％，而金大农学院则约占64．7％，中大农学院的比例更高。两校农学院对于物理学和化学都较为重视。三、两校农学院必修课、选修课的比较两校农学院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多由各个科系开设。农艺、森林、园艺三系在两校农学院都有设立，发展相对比较稳定，没有经历过频繁的撤建，而且都持续承担着本科生的培养任务，故而抽取上述三个科系作为研究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样本。为直观比较两校农学院所设置的专业课，同样以1930年代初两校农学院设置的课程为例，对双方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进行比较。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学生如欲毕业，均需至少修读不含党义、军训、体育在内的128个学分。表2—3两校农学院必修课及选修课对比表(1930年代初)@Table2-3：ComparisonofBothAgficultureSchoolsontheCompulsoryCourseandOptionalCourse(theearlyof1930s)＼＼学院中大农学院金人农学院占毕业＼课程类最低总课程类学分占毕业最低科系＼型学分学分比型总学分比例＼例必修课7256．3％必修课6248．4％农艺需修读选修课118．6％15ll-7％选修课必修课7659．4％必修课5543．0％森林需修读选修课75．5％2217．2％选修课必修课7155．4％必修课64—6650．0％．一51．6％园艺需修读选修课64．6％13—1110．2％一8．6％选修课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9．37页；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1．1932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24-139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这一时期，除党义、军训、体育外，两校农学院均仅需修满128学分即可毕业。两校农学院公共课和必修课的合计就已经接近了最低毕业学分数，因此实际上选修课的作用除了修满最低毕业学分外，主要是扩展知识面和满足学生的兴趣。该时期，中大农学院农艺科设有8门共28-30个学分的选修课；森林科设有10门共21学分的选修课；园艺科设有4门共9个学分的选修课。金大农学院农艺系设有7门18个学分的选修课；森林系设有6门共16个学分的选修课；园艺系设有13门公共33个学分的选修课，双方均可以满足学生的选修需求。事实上，两校农学院的学生想要多修读课程也不是轻易的事情，当时中大农学院规定“前学期个学程均及格，而平均分在75分以上者，本学期经教导主任同意，可酌情增选学分，但不得超过20学分”∞金大农学院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必修课所占的比例较大幅度超过了选修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双方对于学生专业知识学习的重视。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学生自主选课的余地较少。由于高等农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并非一经确定，就无法更改的静态物，相对而言自主选修的余地越大，则整个课程体系的弹性越大，越有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也越有利于培养起自学能力，因此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的课程设置上弹性不强。讨论两校农学院所开设的专业课，则不能不提到各自编写的关于专业课的教材。由于我国近代农业教育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引进——吸收——创新的道路，因而两校农学院创立之初，外国教师和从外国留学回来的教师任教的较多，教师讲述的内容，接触到中国农业生产的不多。外国教材当然有用处，但农业生产的地域性很强，教材中没有本国和本地区的内容，这样的教材不免脱离生产实际，这在教学中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因此编纂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教材是两校农学院天然的责任。中大农学院所编写的教材中，录入《大学丛书》的有：孙醒东编写的《中国食用作物》，邹钟琳编写的《经济昆虫学》、《普通昆虫学》，黄其林编写的《中国园艺害虫》，罗清生编写的《家畜传染病学》，陈焕镛编写的《中国树木学》等。邹秉文、钱崇澍、胡先骗编写的《植物学》，为我国最早的近代植物学教材。固金大农学院在教材编写方面也并不比中大农学院逊色。其中作为大学丛书的教科书有27种，现列举部分如下：郝钦铭编写的《棉作学》、《作物育种学》，王绶编写的《实用生物统计法》、《作物育种学》，卜凯著、张履鸾译《中国农家经济》，章之汶、李醒愚编写的《农业推广》，李扬汉编译《普通植物学》、《普通植物学实验指导》，李风荪编写的《中国经济昆虫学》等。其他教材或参考书有：陈嵘编写的《中国树木分类学》、《造林学概要》、《造林学各论》，乔启明编写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史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8页。。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83负。\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蔚、樊庆笙编写的《长江下游植物志》，林查理、吴湘淦编写的《农业机械学》，章文才：《实用柑桔栽培学》，陈焕庸编写的《植物学》，胡先骗：《应用植物学》。①以中大农学院孙逢吉所编《棉作学》及金大农学院郝钦铭所编同名教材为例。孙逢吉所编《棉作学》包括世界棉业、形态、生理、纤维、分类与品种、遗传性与相关性、育种、气候与土壤等部分。郝钦铭所编的同名教材，其内容除了涵盖了上述各部分外，还包括棉作化学、中国棉作生产、肥料、纤维细胞及品质、栽培、病虫害、杂交与自交、生长期、扎花及打包、推广、棉作试验等组成部分，不仅局限于植株的生理形态分析、育种及栽培技术，也包括产后的加工及储运方法，涵盖的范围更为广泛。再如两书中同样有介绍棉花遗传性的章节，孙逢吉所编《棉作学》主要介绍了遗传性对棉花植株、叶、花、铃以及纤维方面的影响，而金大郝钦铭所编同名教材中，除了介绍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遗传性对于抗病、抗虫、抗倒伏等特质的影响。这些教材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各学科的新成就，是教师们科研成果的结晶。比较切合当时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际情况，这些教材有很大一部分作为高等农业院校的教材和参考书。据1944年统计，中大农学院被教育部列为教科书或重要参考书的有8种，而金大农学院有27种。这为提高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为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和农业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近代农业高等农业教材建设作出了贡献，有的至今还发挥着作用。第三节两校农学院师资力量的比较哈佛大学前校长柯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于他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教师的质量。一个大学要站得住，教师一定要出色。”②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大学的质量。因而两校都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中大前校长罗家伦就曾有过这样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我对于老年的教授十分尊重，对于青年学者十分热望。在中国各方面人才缺少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有新血统来补充。”@两校农学院在民国时期，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职位，聘任相应的教员，一般由院长推荐，校长批准。高校有聘任权、也有解聘权。政府对任职资格做了原则规定，具体到各个学校，选聘资格则由各校自主决定。o同上，第167—168页。②胡弼成：‘体素质观：一流大学教师队伍建设的观念》，江苏高教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罗家伦：《国立中央人学回顾与前瞻》，《文化教育与青年》，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期，第204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一、两校农学院师资来源的比较“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智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④两校农学院选聘教师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两校农学院的助教大都由本校毕业生中选聘。教授群体的来源包括归国留学生和外籍教师。初创时期，由于国内相关人才匮乏，培养又需时日，两校不约而同的走上了引进人才的道路。中央大学在创办伊始，多聘用日本教师，给与优厚薪金，但其学历大多数仅为学士层次。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认为“法美等国，皆以共和民主为政体，中国断不能仿效。”罾另一方面与当时整个教育界乃至政界向日本学习的风潮是分不开的。甲午战争战败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部分开明士大夫认为中日国情相似，“我径取东洋，力省效速”；“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等类似的描述反复出现在其《劝学篇》、《吁请修备储才折》等著作中。而张之洞就是中大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直接创立者，而中大农学院则直接源自该学堂的农学博物科。与中大农学院不同，金大农学院建立时已是民国初年，国内留学生也有了一定的储备，如1916—1917年加入金大农学院的邹秉文、邹树文、谢家声等，这批留学生大都具有硕士以上学历。且金陵大学从创办起便效法欧美，其经费多来自教会援助及中美社会团体捐赠，尤其是农学院，更是以美国康奈尔大学为师，初创时期第二任农林科长芮思娄即为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毕业的农学专家，其大力引进欧美籍教师及留学欧美的学生也就不足为奇了。1920年以后，两校农学院教授群体的主要来源都变为归国留学生。而随着1930年代以后，大批留学国外的高层次农业人才纷纷归国，高学历人才的缺口得到了缓解。归国留学生中，以留美最多，主要以康奈尔大学、衣阿华州立大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为主。这一时期，两校教师的学历构成都有了较大的提高，除引进学成归国人才外，部分原因是两校农学院陆续送一些教师出国留学，更重要的是管理体制的激励作用，即对聘任教师的资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这也客观上激励了教师学历层次的提高。这些学成归国人员，在成为两校的教师前，大都获得了硕士学位，甚至是博士学位，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农业高等教育，也是教授、副教授群体的主要来源。他们当中有很多后来①梅贻琦：《就职演说》，转引自胡瑜苓《世界百篇经典演讲辞》，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圆中华民国教育委员会：《教育评论》，1987年第3期，第66，62页。25\n第二章中大、金人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成为我国农学界的著名的学者和专家，如邹秉文、过探先、章之汶、秉志、陈焕镛、陈桢、金善宝、邹钟琳、曾勉等。表2-4两校农学院主要教师留学背景比较表Table2-4：ComparisonofBothAgricultureSchoolsontheOverseaBackgroundofMajorTeachers—鳇美国日本欧洲位秉志、曾勉、曾省、陈焕镛、陈桢、陈之长、程绍迥、段佑云、魏葛敬中、顾复、何尚中崔引安、戴炳奎、戴芳澜、戴谟、冯泽芳、顾恒中、顾苗寿、吴耕平、李炳芬、李驹、大兆昌、胡先骗、黄国华、金善宝、柯象寅、罗清生、盘民、夏振铎、梁希、刘庆云：、毛农珠祁、钱定华、孙恩磨、孙宗彭、汪德章、王栋、王善张益三、周宗良、秦含章、孙本学荃、王寿昌、王兆麒、王兆泰、王宗佑、谢廷文、熊同拾禄忠、王栋、王太乙院和、许振英、叶元鼎、原颂周、张景欧、张巨伯、赵连芳、周承钥、邹秉文、邹树文、邹钟琳陈鸿逵、陈嵘、戴芳澜、单昌祺、樊庆笙、范谦衷、方金中达、顾德恩、过探先、郝钦铭、黄瑞采、焦启源、李陈锡鑫、单大德毅、李家文、李适生、林查理、马育华、欧阳苹、潘寿父、顾青单昌祺、朱惠芳农鸿声、钱天鹤、裘维蕃、沈宗瀚、史德蔚、孙文郁、孙虹、胡昌炽学祖荫、童润之、万国鼎、王绶、王希贤、魏景超、谢家院声、辛润棠、徐澄、应廉耕、尤子平、俞大绂、张乃凤、张心一、章元玮、章之汶、周明懿、朱德毅、由上表可以发现，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的教授、副教授群体大多具有留美背景。探究原因，除了美国科教发达之外，还必须追述到历史上对中国教育产生很大影响的“庚款兴学”事件。据民国时期教育编译馆编纂出版的《庚款兴学问题》一书中介绍，除俄国在十月革命后主动放弃赔款，德奥两国在一战战败，赔款因此不了了之外，共有美、英、法、日4国曾全部或部分退回庚款。其中，仅有美国退回了扣除军费及战争消耗等所谓“实应赔偿之外”的，自1917年之后支付的全部赔款，共l，919，967．10美元，且对于赔款的使用范围，除了声明应用于“发展中国之教育文化事业”之外，并无任何条件。在实际使用时，则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全权管理。该董事会由15人组成，其中中国人lO人，美国人5人。董事会规定的款项当用之处有三：农村教育之试验、科学教育之改进、最优良理工学校之设立。实际用途主要有三项，即1、清华学校的设立；2、留美学生的经费；3、其他文化教育事业。而具体到款项资助教育事业时，\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农科也得以与工、医等并列为应用科学，列入被重点资助事项。两校农学院许多著名教授如冯泽芳、邹秉文、沈宗翰等在求学时期都是通过此种渠道才得以留美深造的。英国政府于1925年正式通过法案，退回自此之后的庚款，用于发展中国文化教育事业，后经协商，将退回庚款共350，412，271英镑用于投资铁路及其他生产事业，以其息金用于文教事业，并成立15人(中方10人，英方5人)的中英庚款委员会全权监管款项之运行。至于其余两国，法国在1921年时也发出了退回赔款的意向，但要求作为中法实业银行的重建基金，主要用于赔偿之前所欠储户的款项，少部分用于创办慈善事业。日本虽也有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意向，但对赔款的用途设立诸多条件，且不肯放弃对拟退还赔款的支配权，实则为借助退还赔款为名，对中国施以文化侵略。“所谓日本赔款既不退还，是以日本之国库厘金，旌日本之行政权于中国国土之内，实与我国主权妨碍甚大”。∞后经多方协商未果。日本后于1924年通过《对华文化协定》提出了一个以庚子赔款资助320名留目学生的计划，但由于协定内容多有干涉我国教育主权条款，其文化殖民野心昭然若揭，故而在1928年由中方提出废止，并随即禁止国人通过日本退还的赔款留日。回顾两校农学院的教师来源，可以明显的看到西方的影响。毫无疑问，大批外国教师及归国留学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对于两校农学院发展乃至国内农业近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的问题，那就是“水土不服现象”。中外农业发展的情况不同，而外国的农业教育多以本国农业为应用对象，难免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对外国的农业情况比本国的农业情况更为熟悉”国，但这在当时也是必须的选择。二、两校农学院教师聘任情况的比较虽然自清末以来，国内就开始了对高校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建设，但真正形成制度化并广为推行，应从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靠的《大学组织法》开始。两校农学院的教师聘任制度是有所差异的。表2—5两校农学院教师任职资格对比表@Table2—5：ComparisonofBotllAgricultureSchoolsOnMeQuflificafionofTeachingStaff职务大学组织法规定中央大学农学院金大农学院助教学历学位：专科以上学历学位：大学学历。邰爽秋：《庚款兴学问题》，教育编译馆，1935年，第134页。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34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2．1933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6页：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第221页。\n第二章中大、余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工作经验：专科需两工作经验：无年芷其他：具备以上资质其他：无同时需主科成绩75其他：无分以上学历学位：硕士以上学历学位：硕士学历学位：本科以上工作经验：助教5年；高级中学7年以上；工作经验：助教四年具备助教资质且从事工作经验：助教三年以上、高级中学五年相关研究5年以上，讲师以上以上且发表著作成果得到评议会通过或7年以上，成就突出。其他：同等工作经验其他：无丰富，成绩突出学历学位：博士学历学位：博士以上学历学位：硕士以上工作经验：讲师5年工作经验：讲师三年；以上；或具备讲师所具备讲师资质从事三需资质，工作5年以工作经验：讲师五年副教授年以上相关工作，且上，经评议会通过，以上学术贡献突出或工作7年以上，成绩突出。其他：同等工作经验其他：无丰富，成绩突出学历学位：无学历学位：工作经验：副教授三工作经验：副教授5工作经验：副教授五年以上。具备副教授年；或具备副教授所年以上所学资质，从事研究需资质，相关工作5教授四年以上年，经评议会通过；或从事相关工作7年．成绩突出。其他：同等工作经验其他：无丰富，成绩突出\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通过上表对比，可以发现：中大农学院施行“就高”而金大农学院施行“就低”的原则。即与《大学组织法》颁布的标准相比，中大农学院所实行的标准更高，而金大农学院所实行的标准多为“压线”乃至略低于国家标准。除讲师以外，中大农学院对学历及工作经验的要求均比金大农学院要高；而金大农学院通过“同等工作经验丰富，成绩突出”这一宽松条件的设定，使自身在选聘教师上具有了较大的余地。双方选聘教师标准中一宽一严，各有利弊。中大农学院整体上对学历及工作经验的看重，使得其有比较明确的制度得以参照执行，有利于教师队伍整体学术水平及工作能力的提升。但是也曾影响到教师的聘用，甚至导致师资力量流失的现象发生。比如1929年时，中大农学院全院没有一个教授u，原因是当时重新设定了教授标准后，一时竟然无人能够满足教授的条件。再如奚铭已自中大农学院本科毕业后，任职助教达二f年之久，工作卓有成就而未晋升，以致高就他校。又如李曙轩原已在校任教多年，成绩斐然，考取公费留美，获学历学位博士学位归来，因限聘为副教授而人才流失。因此失之过严，则过犹不及，要求欠当，必难以发挥人才的作用，从学历学位实际出发，量才为用，是为所宜。罾而金大农学院的不唯学历的聘任方式，无疑为那些学历不够但能力突出的教师打开了方便之门。民国时期，国内农科研究生教育较小，海外归国留学生在教师中所占比例虽高，但人才缺口仍长期存在。从这点来看，金大的规定有助于充实教师队伍。金大农学院院长章之汶在《30年来之金大农学院》一文中说：金大农学院有教职员160人，教授35人，副教授15人，讲师21人，助教28人，技术及助理60人。而同期的1941年，中大农学院只有教授副教授共32人、讲师4人、助教29人。锄金大农学院的规定便于通过基督教会内部的关系，从美国聘请经验丰富的专家，并通过提供较好的待遇把他们留下，但也难免存在标准过宽，难以操作的问题。此外，据金大农业经济系毕业生，后代表金大农学院负责华北地区推广工作的崔毓俊在《忆往》一文中回忆，金大在1925年前有一项规定，毕业生如想留校任教，必须是基督教徒，这也是特定时期金大农学院教师聘任的特点。第四节两校农学院学生的比较高等农业院校是培养农业人才的基地，而学生是农业教育的对象，也是评价教学水平最客观、最直接的主体。两校农学院的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和职业教育四个层次。①国立中央大学秘书处编纂组：《国立中央大学一览》，1929年，第5页。@王业遴、曹寿椿：《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简史》。《中国农史》，1997年第4期。@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24页。30\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一、两校农学院本科生培养的比较据现有的资料统计，中大农学院从1917—1949年，共毕业本科学生1610人①；而金大农学院在1914—1952年，共毕业本科学生1368人。圆在总量上中大农学院略高，但在抗战爆发之前，两校农学院的本科生培养规模相差不大，1918-1934年，中大农学院毕业本科生325人；@而金大农学院同期毕业本科生328人∞。两校农学院的生源地都比较广泛。中大农学院在抗战爆发之前，学生大多来自东南几个省份的公立中学毕业生，以致于在1928年的学校易名风潮中，师生反对更名为“江苏大学”的原因中，就有一条是“因学生多来自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如改为江苏大学，其余各省学生将难以得到江苏省资助”。抗战爆发后，学校西迁，招生规模扩大，学生来源也随之变得更为复杂，既有大后方各省的高级中学毕业生，也有大批离开沦陷区，希望学成后用知识报效国家的青年。金大农学院的学生来源也比较广泛，例如1925年抽查的十多名学生来自9个不同省份，主要是华南和华中。两校学生所出身的中学有较大的区别。金大虽未曾限定生源的出身，但其对考生的英语水平要求较高。所考的5门课中，不仅英语入学考试要求通过听力、读力、作文、语法等四道大关，就连自然科学一门也采用英文试卷，预科的算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均采用英文课本。@更由于建院时教师多为外籍，教学中直接采用英文原版教材，并用英语教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能在中学阶段受到较好的英文教育的大多为教会中学的毕业生，或出身富庶家庭的学生，这无形中就限定了其生源范围。对于此种情况，葛德基曾评论到“教会大学对英语作为教学用语的强调，使得教会大学无法直接从公立或私立中学招收毕业生，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这客观上导致“非教会中学校的毕业生一般都要吃亏两年，因为他们得先进附属中学或预各班，而且这里的淘汰率相当高”。@对于此种情况，一般的中学毕业生只好选择国立或省立大学从而避免这一不利因素。另外：“对英语和自然科学的强调也加重了教会大学对教会中学的依赖，因为教会中学的课程完全是为适应教会大学招生的要求而设立的”。1925年金陵大学五分之四以上的学生是教会中学的毕业生，各学院莫不如是。”而其后，虽然随着“收回教权运动”兴起，以及国民政府对于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的管理的加强，非教会中学的毕业生考入金大农学院的比例有所提升，但是仍然不能占据多数。这其中除对英语的要求比较严格之外，金大的学费较高也是一个重要的。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27页，南京农业人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0页，有整理。。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12页，@同上，第127页。。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舨社，2004年，第38页。@【美J杰西．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6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原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立高校学费统一，学费与高校教育质量、就业及专业乃至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而私立高校对教育收费有较大的自主权。①当时中大农学院由于其国立性质，除学费较低外(在三、两江师范学堂及南高师时期学费全免)，还能得到足以维持生活的补助，这对大多数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在抗战爆发，学校西迁后，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这一吸引力变得更加明显。笔者在收集资料时，曾采访中大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生，我国著名兽医专家蔡宝祥教授，其回忆道：“中大农学院学生大多家庭条件不好，报考中大除了仰慕名校之外，较低的学费和较好的补助也是重要原因。”当时金大农学院的办学经费，除创办人会运作的基金所提供的经费以及部分社会捐赠外，很大一部分要来自于学费收入，其费用之高，以至于在1922年时，校董会担心“由于学费过高会失去一般的中国教徒”固，从而不得不采用一个折中的办法，即对那些基督徒出身或毕业后准备从事传教工作的学生提供奖学金，这样学费压力实际上落在了那些非基督徒的学生身上，这一政策的明显后果就是“大约有20％一25％的学生来自基督徒家庭；其余的学生来自付得起高学费的家庭。”③表2-6两校农学院本科毕业生就业去向调查表(1918—1935年)@Table2-6：TheSurveyofEmploymentDirectionofGraduatesofBothAgricultureSchools(1918to1935)单位职业中大农学院金大农学院人数比例人数比例％出国深造10231，5％11334．5％农业教育8827．1％11434．7％农业技术5918．3％257．4％农业行政4313．1％175．3％农业商业144．2％195．8％社会工作103．1％103．0％从医41．2％103．2％牧师0％51_6％法界1O．1％①田正平、商丽浩：‘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页．。【美』杰西·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引：，1987年，第157页a@同上固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编：‘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同学录》，1944年；金陵大学秘书处编：《私立金陵大学一览》，1933年，第347页；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等相关资料整理而来。\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l其他职业及未详51．5％144．4％合计326100％328100％两校农学院毕业生去向大致可分为继续接受教育、从政、农业教育、农业技术四个方面，而具体来讲可以划分为师范、从政、从商、求学等10个方向。从总体来看，农业教育、出国深造是两校农学院毕业生共同的就业重点方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农业专业人才的需要。中大农学院毕业生去向较金大农学院更为均衡，而金大农学院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和继续求学者占毕业生总数的近70％。从事农业教育工作的毕业生，除了少部分留校任教外，大部分人的工作岗位是初、中等农业学校或专科学校。而正是不断地有毕业生充实到农业教育岗位，才使得我国的农业本、专科生在校人数从1928年的1085人，发展到1949年的10382人∞，增长了近10倍。如果从出国留学情况来看，中大农学院有31．5％的毕业生选择出国深造，金大农学院则有34．5％，可见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沈宗瀚曾说“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与中英庚款委员会1937年以前所考选的作物育种学出洋学生都是他在金大的学生，且在英美成绩均好”，②另据1948年统计，当年我国留欧美学农科的学生256人，其中金大农学院毕业生120人，几乎占了一半，而农学院留学的毕业生几乎占全校留学生人数的一半③。究其原因，金大农学院毕业生综合基础尤其是英文基础较好，且毕业生可以直接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深造。而中大农学院学生家庭情况总体不如金大农学院，又无直接升学之便利。但是中大学生依靠自身的勤奋与刻苦，不仅亦有周拾禄等出国留学后学成归国的科学家，更因其毕业生遍布初、中等农业学堂，为我国农业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且由于其国立之背景，也较易申请到民国政府的公派留学名额。中大农学院的毕业生有13．1％N入了政界，这一情况远远较金大农学院为多，造成这种现象除了因中大农学院设立有农政科(农业经济系的前身)之外，也符合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学而优则仕”的理念。不过有趣的是，作为教会大学的金大农学院，其毕业生却仅有1．6％从事传教工作，这与其通过创办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具备农业知识的传教士，并借以对中国社会进行基督教化改造理想中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可见其企图未能实现。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的毕业生中有许多人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农学家，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共收近代农学家237位，其中中大农学院毕业生有45位，金大农学院毕业生有53位，在全国各商校中排名第二及第一位，可以说两校农。周邦任等：《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沈宗瀚：(沈宗瀚自述——中年自述》，黄山书社，2011年，第1l页。@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4页。\n中央人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学院的人才培养是极为成功的。二、两校农学院研究生培养的比较两校农学院研究生培养规模与本科生培养规模相比较小，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合计在百人左右。两校农学院的研究生虽然名义上归学校下设的研究院管理，实际上由各个学院的研究所培养，与今天相同，都是为已经取得本科学历及学位的毕业生深造学习而用，入学考试均需考察外语、专业课与基础课。其培养名义上统一归属校一级的研究院管理，但实际上由农科研究所(院级)下的学部(系级)进行培养，如学部下再分组，则具体到组一级。与院、系对应的所、部即承担教学任务，也承担研究任务，这将在第三章集中分析，此处不多赘述。1946年后，更是将学部与系打成一片，不再单独编列。中大前身东南大学于1923年设立研究院，开始计划招收研究生，但是此时的研究院是：“文、理、教育、农、商五科合立一研究院”①，非农科专属，直到1934年，国立中央大学才设农科研究所农艺部。虽然自1937年开始，便计划招收15人之多的研究生，但由于抗战爆发，直到1939年才开始招收第一批10名研究生。与中大农学院不同的是，金大农学院一开始便依托所部培养研究生，1932年，私立金陵大学筹设农科研究所，193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1936年9月，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部首次招收研究生。首届研究生4名，即陈彩章、李搦谦、邵德馨、徐壮怀。1938年陈彩章、李掇谦、徐壮怀毕业，获农学硕士学位，这是中国高校培养的第一批农学硕士。②两校研究生招生之标准，因均基于教育部的统一规定，故而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状态，相同之处在于均要求：(一)必先在本校大学本科毕业，或在其他大学毕业而经本系教授会认可；(二)研究生必须能作通顺流畅之英文，与阅读参考德文或法文专科书籍。@双方不同之处在于：中大农学院要求应试者必须具备相应著作或发表研究论文：金大农学院不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而要求在进入研究院之前，必须具备1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历。关于两校农学院的招生人数，据《南京农业大学史》统计，中大农学院分别于1939及1943—1945年共招收研究生41人；金大农学院于1936年招收研究生4人，1938—1952年招录研究生共有72人，并附有按研究方向区分的研究生名录，因此可以认为此数据是基本可靠的。另外据刘日仁《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中所列的研究方向统计表所提供的资料，在1936-1945年，金大农学院研究生招生人数为50人。由于在其所列④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Hj版社，2004年，第148页。@南大百年实录编写组‘南大百年实录(上)——中央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232页。\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研究方向中，金大农学院招生专业与《纪念册》中的数据相符，而统计的中大农学院的招生专业有缺失，所以推断其统计的金大农学院研究生招生人数是有可参考性的。现将资料较为完整的1940—1945年两校农学院研究生招生情况列表对比如下-表2—7两校研究生招生按研究方向对比表(1940—1945年)①Table2-7：ComparisonofBothPostgraduateRecruitingontheResearchDirection(1940to1945)校别中央大学农科研究所金陵人学农科研究所合计N专业农植昆畜森农植昆蔬果农＼＼艺物虫牧林业艺物虫菜树业＼么兹学病学兽学经学病学工时期＼理医济理程＼学1940132171941l2519423432151943252112194432l3151579．0194513合计614101213106425l74根据上表所示，1940—1945，中大农学院招收研究生有33人，金大农学院招收研究生41人。而招生人数最多的组是农业经济，而第二位的是农艺学方向。除此之外中大农学院的森林学招生人数有10人，畜牧兽医方向有4人，金大农学院没有对应的研究生招生。金大农学院属于园艺学方向的果树学有5人，昆虫学有4人，农业工程方向有1人，中大农学院也没有相对应的招生。此外，农艺学方向的招生人数在两校农学院均居较为靠前。关于两校农学院研究生的毕业人数。据《南京农业大学史》不完全统计，中大农学院在1939—1948年曾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毕业生共41人。据《金陵大学六十周年纪念册》统计数据所示，金大农学院在t936-1952年，共毕业研究生56人，其中授予学位者52人，肄业研究生16人。而《南京农业大学史》统计的数据与之相符合，只是未从毕业生总数中扣除未授予学位的4人。因此上述数据是基本可信的。。刘日仁：《中国农科研究生教育(1935—1990)))，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174页：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68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火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两校农学院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差不大，均施行导师制，由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研究生导师，均要求“研究生必须在研究院从事两学期以上之研究；研究生对于所研究之题目，必须作一优良之论文，表明其有独立研究之能力，而于人类学术上有确实之贡献；”∞同时必须选修一定学分的专业课程，必须毕业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准予毕业。两校农学院对研究生学习期间的成绩考察不尽相同。中大对于学生成绩的考察较为严格，对于学习考试不及格或研究无成绩者，勒令其退学。圆但毕业仅需经过论文答辩即可。而金大农学院除需要通过各门考试及论文答辩外，还需进行学科考试。形式是由考试委员会从研究生所修课程中选定论文相关的2门以上的课程进行笔试。同时中大农学院研究生毕业仅需选修18个学分，而金大农学院则需要选读至少24个学分。◎民国时期的农科博士研究生培养尚未起步，两校农学院培养的农科硕士研究生人数为数不多，也不能与出国留学深造的规模相比，但在当时的国内已据顶尖水平。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5月——1948年4月农科研究生获硕士学位的人数及学校是：中央大学18人、金陵大学34人、中山大学7人、浙江大学4人、西北农学院1人，共计64人，两校合计占同期国内培养农科研究生总人数的81．3％。@同时，民国时期的农科研究生教育也证明了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经初步具备了培养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能力，为我国培养自己的高学位人才打下了基础。三、两校农学院专修科及职业教育的比较两校的专修科教育虽然不及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那样广为人知，但也培养了大量的实用型人才，为农业的教育事业乃至农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专修科及职业教育领域，金大农学院的重视程度更高。中大农学院历史上曾设立过5个专修科。分别是1922年春开办的植棉专科，招收1期，46人；1928年设立的蚕桑专修科，招收1期，学生10余人；于1936年一1944年设立畜牧兽医专修科，招收学生70余人，包括30余名代蒙藏学校及边疆学校培养的，以充任学校教师为目标的学生；@于1941—1945年期问设立的农业专修科，招收过两届学生共28人：以及1950年开设的林业专修科，有学生lO余人。所有的专修科都附设在对应的系内，部分课程与本科生一同上课。@金陵大学秘书处：《金陵大学校刊》，194：3年第4版，第45页；中央大学行政部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国赢中央大学行政周刊》，1940年第12期，第1l页整理得。圆中央大学行政部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国立中央大学行政周刊》，1940年第12期，第11页。@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192页，整理得。回同上，第72—86、104．115、192页，整理得。@中国畜牧兽医协会编：《中国近代畜牧兽医史料集》，农业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36\n第二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教学的比较金大农学院曾于1943年招收过一期园艺专修科，附设园艺系下，有学生10余人；1950年拟开办林业专修科，后因院系调整取消。而更为值得一提的是1924-1950年期问存续的，附设于乡村教育系下的农业专修科，不仅毕业生人数多，共有毕业生1074人，而且培养方向较多，涵盖园艺、农业工程和普通农业三大类。农专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广泛好评，广泛分布与教育、科研、生产等领域，以致当时有“农专学生遍天下”之评价。①两校农学院专修科都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但是中大农学院开设的专修科存续时间较短，多附设于相应的系之下。而金大农学院的专修科的主体——农业专修科生毕业人数较多，且作为主要组成部分，附设于乡村教育系之下。本文所研究的两校农学院的职业教育，主要指的是各种以非农民群体为对象，主要以接受他方委托，代为培训的方式进行的教育。中大农学院曾受棉业统制委员会委托，于1934年6月举办植棉训练班，招生40人，毕业36人，1937年4月招生60人。园艺系于1931年曾开办园艺养蜂讲习班。其后，又设园艺技术培训班。畜牧兽医系于1930、1931年两年曾举办养鸡班，学生共30多人，一年毕业，又曾举办乳业训练班。农业经济系于1950年暑期，同华东农林部合作举办农业统计调查干部训练班。金大农学院开设的训练班的历史比中大农学院更早，班次和招收人数也更多。1918年开设蚕桑速成科，学程3个月，后改为1年。1928年，应冯玉祥的要求，曾举办军官补习班，培训51人。1929年蚕桑系开办女子蚕桑职业班，招收小学以上学历的学员，后与乡村教育系、农业专修科合办。森林学系于1924年开办林学函授学校，修业年限为1年。1934年受全国经济委员会委托，开设棉业合作人员训练班。农业经济系是金大农学院进行职业教育最多的系。1936受实业部农本局委托农业经济系开办农业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招收学生68名，训练期为6个月。1938年受四川农村合作委员会委托，开办暑期合作训练班：受农产促进委员会委托，开办农业推广人员训练班多期，又受教育部委托，举办高级农业推广指导人员训练班和川、滇、黔三省中等职业学校教育暑期讲习会。1941年，受中国银行委托代办高初级农贷人员训练班，有来自13省的学生68人参加(报名者有1036人)。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期间，金大农学院共举办短期训练班15班，培训人员共600多名。与中大农学院相比，金大农学院创办的职业教育持续时间更长，学员的来源更广，规模也更大。因为职业教育举办的各种专修班和培训班多由各系承办，因此开办的班次及招生人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科系的教学实力，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相关领。金陵大学秘书处：《金陵人学校刊》，1943年第4版，第45页。37\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域的实用型人才的渴求。尤其以金大农业经济系开办的班次之多，等级之高，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金大农业经济系的实力。本章小结两校农学院在教学领域的科系设置、学制、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一致。双方都引入了美国高等农业院校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双方的科系在政府的引导下，都呈现不断扩充的态势，在充实期都设立了农艺、园艺、森林、农业经济、农业工程5系。学生培养上，主要采用四年制学制、学分制和“系进系出”的方式。设置了公共课、必修课、选修课三类课程，并且结合自身教学实践经验和教育立法适时调整。两校农学院课程设置的共同发展趋势是：总学分在1920年代后，相同时期基本一致，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同时，公共课、必修课的比重下降，选修课比重上升。双方在公共课设置上都体现了对于自然科学基础课程的重视。两校农学院的师资力量和学生规模居于当时全国的前列，教授群体主要来自留美学生。培养的学生规模在当时位居全国前列，尤其研究生教育在民国时期处于全国的第一、第二位。毕业生的去向也主要集中在留学、农业教育、农业技术等与农业相关的领域，有力地促进了农科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教学方面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中大农学院与金大农学院相比，在特定的几个短暂历史时期，科系的设置出现了较大的变动，这与其经历的几次合并调整以及来自政权变动的影响不无关系。金大农学院则体现了对英语和经济学的重视。学生来源方面，中大农学院主要为公立中学，金大农学院主要为教会学校。中大农学院的毕业生对于从政兴趣较大，而金大农学院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比例更高。双方研究生招生标准稍有区别，金大农学院不招收应届毕业生，而要求至少有一年工作经验。金大农学院对专修科和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中大农学院。其农业专修科办学历史长达27年，毕业生过千人，遍布农业各个部门，在当时受到社会极高的评价。而中大农学院的专修科和职业教育规模较小，存续时间较短，影响不如金大农学院。\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科研活动作为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办学模式的重要环节，可以从总体上分为科研管理及具体的科研领域两大部分。科研管理包括组织体系、立项、实施三部分。具体的科研领域当中，以水稻、小麦、棉花为代表的作物育种是两校农学院共同的重点。近代以来，人口增长所导致的农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一直十分严峻，增加农产品产量的主要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扩大种植面积，二是提高单位产量。第一种方法由于近代以来突出的人地矛盾，已不能作为主要的解决问题之道。根据章有义对1812—1949年中国人口与耕地面积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讲，近代中国的人口和耕地都在增长，而人口的增长快于耕地的增长。”①1812—1949年人口增加约5096，而耕地增加不到40％。庞大的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社会对于农产品，尤其是水稻、小麦、棉花三种主要作物增产的渴求。而第二种方法中，因为“夫增加作物生产之方法如此之多，然其中有大费工程或非强有力之政府不能举办者，有需资颇著非农民经济所能力为者。惟改良作物种子之事比较其他各法简而易举，费资亦少；且良种一经育成，则农民即可直接繁殖备用，用同等资本人工与方法，而可收比较丰产良质之效果，其价值实无可限量”。@即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培育良种是农产品增产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因而两校农学院在具体的科研工作中，也将作物育种，尤其是水稻、小麦、棉花三种大田作物的育种作为重点。同时两校农学院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并未忽视，研究方向基本涵盖了当时农学的各个领域。第一节两校农学院科研管理模式的比较科学研究工作的科研管理模式，是科研工作能否合理而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两校农学院在此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各自具有鲜明的特点。两校农学院的科研行政组织体系，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即研究院(校级)——研究所(院级)——部(系级)三级模式，这源于民国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立法。1934年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所制定的《研究院组织大纲》中明确规定：“大学研究院设院长一人，由校长兼任，下设研究所，各研究所及所属各部各设主任一人。”并且“研究院院长由校长兼任，研究所主任由各有关学院。夏如兵：‘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10年，第5页。。行政院农业复兴委员会，《中国农业之改进》，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版，第48页。39\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院长兼任”∞。而部以下，虽然没有来自官方的明确规定，但从两校农学院在各部下多设置了下一级研究单位——组。中大农科研究所的农艺学部成立于1934年，开始设作物学组，1940年增设经济昆虫学组、植物病理学组(合称病虫害学组)。1941年增设森林学部和农业经济学组(隶属农艺学部)，1944年设畜牧兽医学部。金大于1935年成立农科研究所，开始仅有农业经济学部。后于1940年增设农艺学部，下设作物遗传育种学组；1941年增设园艺学部，下设果树学组和蔬菜学组；设立农林生物部，下设植物病理组及昆虫学组。1946年后，部和系打成一片，按系名更改为研究所。表3—1两校农学院科研组织体系对比表(1944年)謇Table3-l：ComparisonofBothAgricultureSchoolsOiltheResearchOrganizationSystem(1944)单位院级系级组级作物学组农艺学部经济昆虫学组植物病理学组森林利用学组中大农学院农科研究所森林学部森林经理学组造林保护学组农业经济学部畜牧学组畜牧兽医学部兽医学组作物遗传育种学组农艺学部土壤肥料组农业经济学部金大农学院农科研究所果树学组园艺学部蔬菜学组植物病理学组农林生物学部昆虫学组双方科研管理中的差异点，首先主要体现在科研立项上，即中大农学院的院长负责制与金大农学院的研究委员会负责制上的区别。中大农学院由院长全权负责批准研究计划及经费的分配。而金大农学院起先亦由院长主持，后由院务委员会下设立的“研。教育部参事室：《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26年。@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47页、149—150页。40\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究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行使科研立项权，核心职能是负责研究项目的立项审批及研究经费的批准审核。研究委员会在级别上与院长平级，而且委员会主席不一定由院长担任。其任务是：全权执行院务委员会议通过有关研究事项条例；通过研究计划；审核研究进度与报告；审批研究经费；主持学术报告会；审查拟发表的稿件。∞审查研究计划的原则是：有何重要经济上与学术的价值，计划是否详尽周密；是否适合本院的性质，项目课题是否已有人研究或需要重复研究；与本院其他研究是否有关，能否如期完成等。圆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10月公布的金大农学院研究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主席：管家骥(园艺系教授)：书记：司乐堪(植物系教授)委员：孙文郁(农业经济系教授)、王绶、沈宗瀚(农艺系教授)、俞大绂(植物病理组教授)、陈嵘、章祖鼐其次，在具体的科研实施过程中，双方的实施模式不尽相同。中大农学院科研实施的核心是部及其下的组，具有明显的行政上下级划分的痕迹。而金大农学院早期的科研也为研究所下设的部与各组自行设计，这种模式使得各个部相互之间沟通协调较少。直到1942年做出关于科研实施方式上的重大决定，即将从前的专题研究改为综合研究，以生产事业服务为中心，在部之问建立跨系的课题攻关组——研究会，负责审议各科系组之研究事业计划、进度及变更，促进相互间的配合联系，审查将发表之科学论文，出版刊物和审查学生毕业论文表3—2金人农学院研究会设置情况@The3-2：TheSettingoftheAssociationoftheAgricultureSchoolofUniversityofNanking稻作改良研吴绍骥(主席)、林查理、金幸、马育华、黄瑞采、高立民、梅籍芳、程淦藩、焦究会启源、潘鸿声、魏景超小麦改良研靳白重(主席)、王焕如、马育华、黄瑞采、徐文园、陈维、梅籍芳、焦启源、潘究会鸿声、魏景超棉作改良研究会郝钦铭(主席)、林查理、凌立、马育华、黄瑞采、焦启源、曾省之、潘鸿声柑桔改良研沈隽(主席)、朱雄、吴乾纪、林传光、周本瑾、胡昌炽、胡国显、黄瑞采、焦启究会源、齐兆生、潘鸿声烟草改良研黄瑞采(主席)、吴绍骏、凌立、曾省之、焦启源、靳自重究会调查委员会卜凯(主席)、辛润棠、吴绍骥、周蓄源、胡昌炽、黄瑞采、齐兆生、潘鸿声国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51153页。圆同上@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人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53—154页。4l\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以柑橘改良研究会为例，其成员的主要研究方向如下：表3-3柑橘改良研究会成员构成表The3-3：TheMembersoftheAssociationofOrangeImprovement姓名研究方向研究重点沈隽果树学果树生理学、果树解剖学和果树矿质营养研究朱雄果树学柿树种植吴乾纪果树学柑桔种植林传光植物病理学真菌孢子萌发生理、卵菌营养周本瑾蔬菜学番茄病理学胡昌炽园艺学果树的分类研究胡国显果树学柑桔种植黄瑞采土壤学土壤地理、土壤发生分类、十壤微形态焦启源植物生理学天然橡胶栽培、香料种植齐兆生农业昆虫学杀虫药剂研究潘鸿声经济作物种植棉花育种从上表可以发现金大农学院的研究会具有如下的特色：即每个分会的主席多为该常年以该种作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专家，而同时研究会内的其他成员则囊括了土壤、病虫害、栽培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形成了“重点突出，全面支持”研究会组织形式。同时同一位研究人员也有身兼数职的情况。如马育华同时在稻作、小麦、棉作三个研究会担任委员，丰富了研究会内的学科背景，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另外，金大所有专职教授均参加研究工作，高年级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也加入研究队伍中来。如农学院的研究生，因为占当时全校研究生总数的一半，因而也成为了研究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金大农学院相比较，中大农学院各个部的主任均为本研究领域的专家或系主任，研究所主要由各自系别在本科系研师资力量的基础上组建，这种架构便于组织管理，集行政及科研组织于一体，便于集中院科系研力量，但其跨学科交流程度不如金大农学院，未能形成金大农学院那样的跨学科交叉优势。分析上述差异的原因，仍然主要来自各自的立校背景。民国时期的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呈现一种中央集权的形态，这在公立大学中尤为明显。《中央大学组织大纲》中就规定“各设院长一人，总理各类院务”，因此，在学术科研领导过程中，中大农。金陵大学秘书处：《金陵大学校刊》，1943年第4版。42\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学院采用“集权”模式的院长负责制也就不足为奇了。而金大学院院长的职责为：(一)计划并主持全院教学行政工作。(二)督导全院各系执行教学计划。(三)提出全院各系主任人选的建议。①其中并无直接督导组织科学研究之权责。而由教授组成的研究委员会被赋予统筹科研工作的权责，其渊源在于金大自建校伊始，便相承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组织管理制度，其中很重要的精神便是教授治学，即由教授负责与学术有关的事务。这是康奈尔大学的一项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制度，渗透到了每项工作中。起到领导与决策主体作用的不是院长，而是教授群体，即由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反映在科研领域，便是各个级别的研究委员会和研究会。全校范围内的科研学术活动，由校研究委员会来决定，各院则设立本院的研究委员会。教授对科研活动的管理，更有利于发挥教授在科研上的专长，更有利于做出科学的决策，同时这种集体领导方式也无疑有助于管理中的民主和科研中的协调，便于科研经费的合理使用。此外，中大农学院的教授会也是极其重要的组织，其在科研中的主要职能为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与成果的评审，作为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而长期存在。金大农学院的教授治校则主要通过诸如研究委员会、研究会等形式而存在。第二节两校农学院作物育种的比较近代的育种技术最鲜明的特点为“各种纯粹科学之应用。是以凡从事育种者，对于各种纯粹科学如植物学、生理学、细胞学、遗传学、病虫害学及统计学等”@，具体来说，主要是近代育种法和生物统计学的应用。这鲜明地反应在了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所从事的育种工作当中。双方工作的重点都是水稻、小麦、棉花三种大田作物。两校农学院在育种过程中的方法可以分成引种、品种鉴定以及纯系育种三种方法，前两种方法经常配合使用。一、两校农学院水稻育种的比较水稻由于其产量高、培育历史悠久等原因，长期以来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在1914—1947年，水稻的种植面积约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27．75％，但总产量却约占到了47．68％，约有60％的人口以大米为主食@。因而水稻对于保障民生，乃至维护国家的发展有着重要战略的意义。近代人口的压力使得进口洋米从1912年仅270万担左右，增加到1912—1920年的平均每年600万担；至1921年以后，每年输入稻米均超过1000万担，1923、1927年更超过2000万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①金陵大学秘书处：‘金陵大学行政组织大纲》，1923年，第27页。。马保之主编；‘中国作物改良会议演讲集》，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1934年，锻印本。@许道大：《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9页。43\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主要粮食作物依赖外国输入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培育水稻良种是高等农业院校的重要责任。民国时期所应用的近代稻作育种方法主要是纯系育种法，另外杂交育种法在当时虽然已经显露出自身的优势，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还未能成为主要的育种方法。中大农学院首先将近代的育种方法应用于水稻育种领域，并且一直有较为明显的优势，是我国近代最重要的水稻育种机关之一。1919年中大农学院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农科在南京成贤街设农场，置稻田十余亩，由原颂周主持，从各省征集水稻良种数十个进行品种比较试验。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改组为东南大学，稻麦改良工作仍山原颂周主持，周拾禄、金善宝分别司理田问实际工作。经5年试验，培育出改良江宁洋籼，推广约10，000亩；培育改良东莞白，推广约80，000亩，这是中国运用近代育种技术育成的第一代水稻良种。1925年开始在南京、镇江、昆山、芜湖、当涂等地推广上述两个品种，品质与产量都表现优越。①同年在大胜关农事验场，率先采用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物育种教授洛夫(H．HLove)所推行的穗行纯系育种法，进行2杆行、5杆行、10杆行水稻育种试验，该方法注重田间试验设计与生物统计分析，比过去的方法更为严谨科学。1928年，改组后的中央大学农学院在昆山成立稻作试验场，育种方法较新，设备较全，各省乃至各国水稻品种均合收集，成为长江流域的稻作育种中心。圆1929年昆山试验场育成中大帽子头，在1930年代被列为全国稻麦改进所列为推广种，在苏、皖、湘等省推广213，000余亩，是近代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的水稻良种。在陈仁所著《全国主要改良稻种》一书中，统计的民国时期全国大面积推广的水稻良种有23种，而中大帽子头水稻良种得以入列其中。该品种曾一度占到长江中下游推广水稻种植面积的50％以上，且成为了建国后许多杂交水稻的母本固。我国的纯系育种法是由金大聘请美国专家洛夫所引入的，但是金大农学院首先是将该法用于小麦育种领域，直到获得一定经验后，才于1924年开始进行稻作改良试验。直到1927年秋，才在通济IT夕l"山坡水田中选得优良穗，编号1386号。1928年从事分离纯系，进行穗行试验，1930年起进行比较试验。1933年起在乌江农业推广试验区农场进行区域试验。试验此品种为丰产早熟抗螟耐早的优良品种，定名为金大1386号。晟初3年的产量，平均每亩299．7市斤，超出普通稻每亩107．4市斤，约多收55％。西迁入川后，在成都又培育出金大909号、946号等。为直观对比两校水稻育种成果，现列表如下：①周拾禄：‘三十年来之中国稻作改进(上)》，《中国稻作》，1948年第1期。@同上@陈仁：《全国主要改良稻种》，‘农报》，1946年，11卷10—18期合刊，转引自夏如兵：‘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中国三峡m版社，第156页。\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表3—4两校农学院水稻育种成果比较表①Table3-4：ComparisonofBothAgricultureSchoolsOntheResultsofRiceBreeding中大农学院金大农学院．晶种名称育种方法育成时间品种名称育种方法育成时问改良江宁洋籼纯系育种法1924金大1386号纯系育种法1935改良东莞白纯系育种法1924金大909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中大帽子头纯系育种法1929金大946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中大258号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问金大川稻一号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中大345号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中大202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问中火312号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头等一时兴纯系育种法1930年代二等一时兴起纯系育种法1930年代合计94由上表及前文内容可见，中大农学院在水稻育种领域的优势较为明显。不仅成果诞生时间较早，而且所育品种推广面积更大。两校农学院还进行了水稻育种方法的改进。近代的育种方法主要源自金大农学院从美国引进的纯系育种法，但是在水稻育种方面却与小麦和棉花不同，不能直接照搬美国的已有经验。其原因如下：1、中国水稻多为移栽；2、中国水稻籼稻多粳稻少，成熟多倒伏、采用单穗困难：3、美式的纯系育种法需要8—9年时间方可见效，时间过长。圆鉴于以上几个原因，发展我国自己的水稻育种方法显得更为重要，两校农学院在此领域均有建树。1930至1932年，中大农学院昆山稻作试验场对各项水稻育种技术进行较为系统完整的试验研究。如在田问试验技术方面，育种用直播，杆行以行长十六市尺、行距一尺半为宜，每小区以三行为最恰当。试验小区重复次数对于结果影响很大，过去国内稻作育种因沿袭美国康奈尔大学小麦育种成法，初级试验中的lO杆行与高级试验均重复9次，但据昆山试验结果，小区重复7次以后对于或差的影响极微，所以在试验地少品系多时，可减少重复次数，省工省地。杆行播种量以每行lO克至16克(合。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5l页；陈仁：《全国主要改良稻种》，《农报》ll卷11卜18期合刊，转引自夏如兵：《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第156页。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5l页。45\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每亩5斤一8斤)为宜。在试验结果的统计分析上根据实际情况也多有所改进。∞赵连芳将上述成果写入论文《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在1933年发表于《中华农学会报》。上述研究成果帮助赵连芳创立了一套被全国各省的水稻育种试验场广为依照的育种法，奠定了我国水稻育种田间技术的基础，创立了中国自己的育种理论。同时期赵连芳在水稻基因的连锁遗传，以及日照长短与水稻生育关系研究领域，也做了大量工作。其长期研究杂交水稻，对于亲本的去雄、授粉、杂交后代选育领域提出了许多原创性的理论。赵连芳与中大农学院早期的周拾禄、原颂周及岭南大学农学院的丁颖一起并列为民国时期的著名水稻育种专家。1933年起，金陵大学对水稻育种杆行试验的行长进行了改进。过去在产量计算中搬用英制，为便于将产量改算为每英亩英斗数，杆行长度定为14．25英尺，行距为1．5英尺。1933年起将英制改为中国新定之市制，且为节省试验地，定行长12市尺，行距1．5市尺，由每行克数改算为每市亩市斤数的改算因子为2／3(O．667)。此外，金陵大学在播种方法、田问记录方面也进行了改进@。二、两校农学院小麦育种的比较近代小麦品种的选育主要途径有三种，即引种、品种鉴定及纯系育种法。至于杂交育种法，虽然在新中国建国前已经有所应用，但并不是主要的育种方法。引种指从国外引进优良的小麦品种，通常与品种鉴定配合使用。品种鉴定则是指在本土品种及国外引入良种中进行比较试验，汰弱留强，鉴别出适宜推广的品种。而纯系育种法则是在采集到的优良单穗基础上，进行杆行试验，提纯出符合要求的品种。纯系育种法在小麦育种领域的应用始于1914年，其时金大农学院教授芮思娄开展小麦单穗纯系育种试验。其后有赖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其他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陆续加入，日益发展壮大。中大农学院小麦改良实验始于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科时期，1920年该校获得了上海面粉厂商协会的经费资助，大力开展小麦育种试验，1921年在南京大胜关设立农事试验场，试验由邹秉文、原颂周、金善宝等主持，育成早熟高产品种“江东门”等一批良种，其中江东门早熟性极为明显，并且这一特性遗传力强，至今仍作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早熟种质资源之一。固1927年该校与苏州农校、无锡小麦试验场合作，对早先引种的美国玉皮小麦进行选育，育成了中大美国玉皮，于1933年开始。赵连芳：《水稻育种之理论与实施》，《．中华农学会报》，1933年，转引白夏如兵：《中国近代水稻育种发展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第107页。@沈学年：‘金陵大学稻作改良之经过》，金陵人学农学院学生会：《农林汇刊》，1934年第4期，转引自夏如兵：《中国近代水稻育种科技发展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第64页。@金善宝、蔡旭：‘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推广。④1930年代后期，金善宝对从国内各征集的小麦品种和从国外引入的1000多份材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鉴别，从中选育出了碧玉麦、中大矮粒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等优良品种。其中的中大2419原产意大利，经金善宝引种，在南京农事试验场中表现优良，又在重庆、成都等地繁育，确定为推广品种，于1942年在长江中下游及西南、华南地区大面积推广。@1949年之后，以矮杆、大粒、抗病的优势，仍作为许多新培育小麦的亲本而发挥着作用。中大矮粒多是另一个较为突出的品种，推广面积约为8，700，000亩，在1949年以后，也作为矮杆品种的母本，继续发挥着作用。而金大农学院在1914年开始培育我国首个采用近代育种方法选育的小麦品种一～金大26号，于1921年育成。其后又从江苏武进农田采得单穗，育成9号小麦，并从美国引入双恩小麦。1925年由沈宗瀚主持，在南京通济门外农田中选取小麦单穗，开展良种选育工作，1934年育成纯系品种金大2905。该品种产量高于金大26号小麦32％，且具有早熟、抗倒伏、抗锈病能力强的属性，在长江流域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1934-1937年短短四年间，推广了1，300，000亩，是我国抗战前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固在1949年前，以金大农学院独立或与各地试验场合作育成的品种还有金大济南195号、金大泾阳60号、金大泾阳302号、金大徐州438、铭贤169号、铭贤204号、燕京919号、蓝芒麦、济南1195、68号、129号、303号、金大南宿州61号、金大南宿州1419号、金大开封124号、金大燕京99号、金大开封495号、燕京白芒。为直观对两校农学院的小麦育种工作进行比较，现将两校农学院小麦育种成就比较列表如下：表3—5两校农学院小麦育种成果不完全统计表固Table3—5：PartofComparisonofBothAgricultureSchoolsontheResultsofWheatBreeding中火农学院金大农学院品种名称育种方法育成时间品种名称育种方法育成时间南京赤壳品种鉴定1924金火26号纯系育种法1921o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52页。@同上，第53页。⋯郝钦铭：<金人二十余年来之农作物增产概述》，《农林新报》，1929—1930第19期。⋯庄巧生：‘国外小麦品种在中国的利用》，中国农学通报，1994年，第1期；蔡旭；《近年我国麦产改进工作概况》，《农业推广通讯》1945年第7卷第6期；金善宝：<中国小麦的品种及其系谱》，农业出版社，1983年；庄巧生：《中国小麦品种资源的系谱及其特性》，上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82页，整理得。47\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武进无芒品种鉴定19249号纯系育种1920年代双恩号引种法1920年代姜堰黄皮品种鉴定1924金大开封品种鉴定1926124号金大燕京99江东门品种鉴定19261925号金人济南中大南宿州品种鉴定19261920年代195号金大开封中大矮粒多引种与品种鉴定1939495号1920年代金大徐州中大美国玉皮纯系育种法1930年代初1920年代438金大南宿州1419号纯系育种法1932碧玉麦引种与品种鉴定1930年代末金大南宿州61号纯系育种法1939铭贤169纯系育种法1930年代中大2419引种与品种鉴定1939初1930年代铭贤204号纯系育种法初金大2905号纯系育种法1934燕京919号纯系育种法1936蓝芒麦纯系育种法1936燕京白芒纯系育种法1936济南1195纯系育种法193968号纯系育种法1930年末129号纯系育种法1930年末303号纯系育种法1930年末金大泾阳60纯系育种法1942号金大泾阳纯系育种法1942302号合计922从整体上来看，中大农学院所选育的良种，多采用品种鉴定和从国外引进良种的办法。而金大农学院在培育品种的数量上超过了中大农学院，且在育种工作中，较多48\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的运用了先进的纯系育种法。中大农学院在1930年代之前所选育出的品种多采集自南京附近的农家，这在其品种名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与中大农学院的几个农事试验场都在南京附近不无关系，且多采用的是比较易行的品种鉴定法选育而来的。而1930年代后，中大农学院采用纯系育种法育成的小麦品种是在美国玉皮基础上，驯化提纯而来的中大美国玉皮。而所选育的其他几个品种，则都是采用从国外引进大量品种，在国内进行驯化并通过比较试验，选出适合中国生长的品种。比如中大2419号小麦及矮粒多小麦引白意大利，具有矮杆、抗条锈病、丰产性好，生育期适中的优势。∞碧玉麦原产于大洋洲，后经由美国引入，该品种抗锈病和黑穗病，粒大坚硬，1930年代在长江流域作为优质麦而零星种植。圆直接从外国引入良种，经鉴定后推广，在当时不失为一种投资少，见效快的方式。金大农学院的农事试验场分布广泛，遍布华北乃至西北各地，而且也广泛地开展与各地农事机关的合作，这使得金大农学院能充分地利用各地的试验场，选育出适宜的品种。由于小麦品种具有很强的地域性，除了中大2419、金大2905等几个品种适应性较广之外，往往一个小麦品种最为适宜的生长地区，就是选育出该品种的试验场附近。如开封系列小麦就是金大与开封农事试验场合作育出，南宿州系列小麦也是金大与宿县农业试验场合作育出，而燕京系列小麦，则是由金大农学院与燕京大学作物改良场(后并入金大农学院)合作育出，而铭贤系列小麦则是金大农学院与山西太谷铭贤农事试验场合作育出。蓝芒麦及68号、129号、303号小麦则是该校西北农事试验场育出。金大农学院在1920年代已经开始在选育金大26号及9号小麦时，尝试采用纯系育种法，而早期的积极尝试最终在1930年代结出了硕果，通过该法对本土品种进行提纯，丰富了本土优质小麦品种。三、两校农学院棉花育种的比较两校农学院在棉花育种领域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为改良中棉，二为引进并驯化美棉。中大农学院对中棉改良工作投入了较多精力，选育出了孝感长绒棉、江阴白籽棉、青茎鸡脚棉、小白花、中大孝感光子棉等几个系列的品种。其中江阴白籽棉采用纯系育种法，培育了同系列三个品种。抗战期间，中大农学院冯泽芳研究云南木棉并推广达40000亩，木棉的收入比国民政府全年农林经费还多二分之一。须要指出的是，金大农学院选育的中棉品种在数量上虽然不如中大农学院，但其培育出的“百万华棉”因植株壮大、抗病力强、棉铃大、产量高，且纤维细长而洁净，拉力坚韧而不断等优。庄巧生：(国外小麦品种在中国的剥用》，中国农学通报，1994年，第l期。曲同上49\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面积推广，为中棉品种中种植面积最广者，共推广约63000余亩。①两校农学院在选育中棉过程中，中大农学院选育的江阴白籽棉、江阴白籽102、江阴白籽11l，金大农学院选育的百万华棉都采用了纯系育种法。与选育中棉相比，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引进和驯化的美棉对我国棉业影响更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开始，国内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工业迅速发展，极大地增加了对棉花原料的需求，但是国内当时棉花品种变异退化严重，质量不佳，普遍存在着棉丝短、柔韧性差、易断裂的缺陷。而与本土棉种相比，美棉在产量与质量上普遍较优秀，“棉种产量三倍于本地之棉花”，导致国内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美棉。因此、我国近代的棉业改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从引进美棉品种开始的，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也不例外，而且筛选优秀的美棉品种并加以推广也一直是两校农学院棉花育种工作的主要内容。研究美棉的引进和驯化，就不能不提及两次大规模的区域试验。1919年春，金大农学院聘请美国棉作专家柯克来华，并引入了8个美棉标准品种，柯克认为，托里斯棉(简称托字棉)适于在黄河流域栽培，而阿卡拉棉(简称爱字棉)适于在长江流域栽培，这一论断影响了其后十几年的国内棉种方向。直到1933—1935年期间，由洛夫和冯泽芳先后主持的第二次中美棉区域试验之后，才‘修正了这一论断。在洛夫的倡议下，中央农业实验所征集亚洲棉和美棉共31个品种，在18个地区进行试验，确认“斯字4号棉”适宜于黄河流域栽培，“德字531棉”宜于长江流域栽培。@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的棉种选育工作大多以这两次大规模的区域试验为依据，将美棉驯化后推广种植。脱字棉于1920年代大量引入我国，由于纯度不高及环境的改变，产生多种变异类型。中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对该品种进行严格地去杂去劣和驯化改良，把从引种当年8005的纯度，至第三年提高到95％以上。自1920年代一1930年代初，国内开始的陆地棉育工作，即以美棉为主要材料，其中尤以中大农学院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后各地种植的脱字棉种子大都由其供应。@而金大农学院则在改良爱字棉领域取得了较大地进展，选育出了爱字棉481和爱字棉149两个品种。此外，金陵大学西北农场于1942年，从斯字棉4号中用纯系育种法于1947年育成斯字517号棉，比斯字棉4号增产19．6％。生育期121天，属于中早熟品种类型。④o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T作之鸟瞰》，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业推广》，1936第8期。圆中国农业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28-29页，有整理。@黄滋康：‘中国棉花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87页。固黄滋康：《中国棉花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60页；邹树文：《中大农学院改良棉作之经验》，《农业周报》，(1929．1930年)，第3卷第17期；钱天鹤：《中国农业研究工作之鸟瞰》，<农业推广》，第6卷第8期，整理得。\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表3-6两校农学院棉种选育对比表。Table3-6：ComparisonofBothAgricultureSchoolsOiltheBreedingofCotton中大农学院金大农学院品种名称育种方法育种时问品种名称育种方法育种时间中大孝感长绒棉品种鉴定1926百万华棉纯系育种法1922金大爱字棉481纯系育种法1920年代江阴白籽棉纯系育种法1926金大爱字棉149纯系育种法1920年代引种和品种鉴江明白籽102纯系育种法1920年代金大脱字棉1920年代定引种和品种鉴江明白籽111纯系育种法1920年代金大德字棉1935定引种和品种鉴改良青茎鸡脚棉纯系育种法1928金大斯字棉1935定引种和品种鉴中大脱字棉1926斯字517号棉纯系育种法1947定中大爱字棉1926引种和品种鉴定中火孝感光子品种鉴定1920—1925棉改良小白花纯系育种法抗战期间鸡脚德字棉8207杂交育种法1946合计107由上表及前文可见，中大农学院在中棉改良方面建树颇多，多采用纯系育种法，在美棉引进和驯化领域主要的研究对象是脱字棉，并首次在棉种选育中应用杂交育种法，培育出了鸡脚德字棉。而金大农学院主要工作集中到了引进和驯化美棉，特别是爱字棉和斯字棉的改良工作。需要注意的是，中棉与美棉相比较，由于单产大多较低，。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8月，第58．62页；胡竞良：《中国棉产改进史》，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9页：黄滋康：<中国棉花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整理得。\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并且纤维品质不适合于机器纺织的要求，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两校农学院所育成的中棉品种中，除百万华棉和木棉外，其余品种的种植面积都较小，在生产上未起到重大作用。①棉花育种工作的成果不仅仅是所培育的优良棉种，从实践中得出的行之有效的育种方法所具有的意义不亚于前者，而且带来了更为根本的影响，即使中国育种界具备了自己“造血”的能力。1925年，金大农学院订立了《农作物改良合作法》，并参考此办法制定了《暂行中美棉花育种大纲》，内容较美国、印度、埃及等国家更为精密，并为包括中大农学院在内的棉花育种工作者采用。这一时期两校农学院在棉种改良中所共同采取的方式是与政府及社会力量合作。如在第二次全国中美棉区域试验中，两校与中央农业实验所进行了广泛的合作。而1936年1月，棉业统制委员会更是拨出专款10，000元，从美国购回约4万斤斯字4号棉种子，除发放给华北五省农民推广种植外，其余都提供给两校的农学院用于科研推广工作。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大农学院对于大田作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水稻、小麦、棉花三种作物上，而金大农学院在此之外，还对粟、大豆、高粱、玉米进行了研究，选育出了一大批优良品种。粟作改良品种有燕京811号、金大开封2612号、金大开封48号、金大南宿州373号。特别是燕京811号，比农家品种每亩增产17．8％。1937年时在北平附近推广13000余亩。高梁改良品种有燕京129号、金大南宿州2624号、金大开封2612号等。尤其是育成燕京129号高粱，比当地高梁品种平均增产5成以上。②大豆改良品种主要有金大332号，产量高于普通品种约45％，比农家品种多产80％以上，④还育成南宿州647号、313号、419号、373号、419号大豆等。其中373号、419号大豆产量超过332号大豆10％，207号、417号蛋白质含量在47％左。选育出著名的玉米优良品种金皇后。第三节两校农学院其他研究领域的比较除作为研究重点的大田作物育种领域之外，两校农学院还对农业经济学、园艺学、栽培学、森林学、植物病虫害学、农业工程学、蚕桑学、农业化学、畜牧兽医学等领域进行了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虽不如大田作物育种工作那般成果突出，但是作为两校具体科研工作的组成部分，也有必要进行总结和分析。中大农学院从事的农业经济研究，主要的工作是农业调查，包括校方组织以及接受政府和社会的委托。而金大农学院除此之外，还进行乡村人口问题的研究和农村金。黄滋康：《中国棉花品种及其谱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年，第14页。。齐鲁大学：‘齐鲁大学校刊》，1948年第63期。@王绶：《金大332号改良大豆历年来之成绩》，《农林新报》，1940年第553-555期。52\n第三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融合作的实践，在范围和层次上超过了中大农学院，领先优势较为明显。金大农学院于1928年冬，受太平洋国际学会委托调查中国的土地利用。这次调查范围最大，涉及全国8个农区、22省、168县区，数据在1937年由卜凯整理而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有较大影响。金大农学院农经系是我国推行农村合作最早的学术机关。金大农学院农村金融合作最早开始于1923年，于南京联合菜农组织“江宁北城丰润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南京第一个由农民组织的信用合作社，也是中国成立最早的信用合作社之一。1928年，江苏省组织农民银行，金大农林科科长过探先兼任第一任行长，徐澄参与制定该行“组织条例和江苏省农村合作社章程”，到1931年6月止，直接指导组织的合作社达23个。两校农学院的园艺研究的对象整体上可以分为四大类，即果树、蔬菜、园艺产品加工、观赏植物与园林。抗战爆发前双方的研究重点是果树，而抗战爆发后，则转为蔬菜及园产加工。中大的曾勉创建中国柑橘研究所，提出不同于施文格(w．T．Swinger)和田中长三郎的柑橘分类，成为此领域第三学派，为国际上著名的柑橘学专家。此外，中大农学院在抗战爆发前，是我国收集园艺品种最多的单位。其1935年创办的《园艺》月刊，其发行量之大，覆盖面之广，群众欢迎之程度，在当时园艺界首屈一指。1943年创办的《中国园艺专刊》成为我国唯一以英、拉丁两种文字发行的园艺专业刊物。金大教授胡昌炽对果树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研究，包括1927年进行果树分类及品种改良研究。1928年研究批杷，1929年从事桃的分类，在太平门外尚庄果树试验场进行。1936年从事桃品种改良，并与王浩真、庄灿章、贾麟厚、高竹林等合作研究柑桔、苹果、梨的分类生理研究，授粉研究和地下部生长测定研究。民国时期官方的指导意见认为：“品种之优劣往往影响生产之丰歉，而改良栽培尤须应用良种以期大效”山，因而两校农学院对于栽培工作远不如育种重视。在1920年代之前，两校农学院关于栽培技术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推广良种过程中经验的总结，以及介绍和翻译外国技术文献。1920年代以后，随着农业科研的逐步深入，一些农学家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从传统农学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提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栽培理论。在这方面，中大农学院做了较多的工作。1923年，中大农学院的原颂周在其所著的《中国作物论》中明确提出“以英美各国作物学课本为经、以中外试验场报告、吾国农学古籍，取长补短，冶于一炉”。并明确指出“盖吾国农业属小农制，其耕作法与欧美诸帮，差异甚大⋯⋯若尽弃固有之农业，以大农业带之，不但人烟稠密之内地，势不能行，在地广人稀之区域，亦未必能尽其利。”圆他主张因地制宜，从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出发，选用最合理的栽培方法。。原颂周：《中国作物论》，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4页。@同上，第8．12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如推行多种作物混作，种植青肥作物及黑麦和豆科类作物，利用它们土壤肥力，调节土壤酸碱性的功能；冬季应种植护土作物，保护其他作物遭受冻害，防止土壤渗漏剥蚀：在玉蜀黎旁问种豆类作物等。同时提倡吸收西方合理的栽培方法，施行作物轮栽法，注重根深与根浅作物的搭配以及草地、田地更替，以保存地力。∞两校农学院对于森林学都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基础性研究，树木分类是两校农学院共同的研究重点，作为林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林业资源调查贯穿两校林业科研工作的始终。中大农学院教授郑万钧在同事干铎的研究基础上，与胡先辅联合发表了《活化石——水杉》一文，受到国内外植物学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被誉为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科学贡献之一。在此之外，中大农学院相对偏重林产制造研究，该院的梁希创建了中国林产制造化学；而金大农学院相对重视水土保持与造林研究，于1942年建立了我国水土保持第一个试验机构——天水水土保持实验区。两校农学院在植物病虫害研究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中大农学院重虫害，而金大农学院重病害。1919年，东南大学农科成立棉虫研究室，从事研究防治之法，为我国经济昆虫学研究之始。@中大农学院还建立了最早的昆虫学术研究团体“六足学会”③。后来成立的中国第一个省级昆虫研究机构——江苏昆虫局的主要组成力量也来自于中大农学院，且保持与中大农学院的半隶属关系。著名农学家章楷就曾明确指出：“表面上该局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但该局的设置完全由东南大学农科促成并有其负责筹备。昆虫局成立后，局址即设在东南大学农科院内，该局的局长及技术人员很多由东南大学病虫害系的老师担任，该系学生则因参加昆虫局的科研、防治等活动而得到实习的机会。实际上该局和东南大学农科融为一体，不可分割。”蚀综观民国初期至抗战前夕，在虫害防治方面贡献最为显著的研究机构——江苏昆虫局、浙江昆虫局、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都深受中大农学院影响。中大农学院的两位著名教授邹树文、吴福祯曾分别担任浙江昆虫局第二任局长以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病虫害系主任。金大农学院则对田问作物病害、果木病虫害、蔬菜病虫害等3大类30余种病害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提出了碳酸铜粉拌种等许多有效而实用的病害防治方法，其对小麦黑粉病的研究卓有成效。金大农学院曾独立承担了包括谷类病害、真菌分类及形态、谷类作物及果实储藏病害、稻作及果实病害、真菌生理及杀菌剂等5项国家立项研究。⑤农业工程研究是两校农学院相对薄弱的环节。在两校农学院存续的大部分时期。同上。回曾省：《昆虫事业之今昔观》，<农业推广通讯》，1942年第4卷第8期，第48页。③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48页。固章楷：《近代农业教育和科研在南京》，《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第82页a\n第三章中人、金大两校农学院科学研究的比较内，由于中国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农村破产、农民贫困而且工业基础薄弱，缺乏农业机械化的基础等诸多原因，双方的农业工程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传统农具的改进和对部分引进农机的仿制。即便在抗战结束后，来自美国官方和民间的资助，催生了以两校农学院和中央农业实验所为主要对象的“向中国农业导入农业工程的教育计划”，但是由于教学科研设施在抗战中损失惨重，因此在1949年前，两校农学院在农业工程方面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建立农业工程系，恢复和扩充教学力量。不过两校农学院对新中国的农业工程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主要是由于1946年后，经邹秉文牵线，美国万国农具公司资助，从两校农学院和其他院校选拔了一批具有工程学基础的本科毕业生，留学美国从事农业工程方面的研究，这些人归国后大多成为新中国农业工程研究的开拓者。两校农学院的蚕桑学研究之间的差异并不明显。中大农学院的孙本忠是我国现代家蚕育种的奠基人之一，培育出多个优良蚕种。夏振铎在蚕体解剖、遗传育种、蚕体病理方面有很深造诣，在蚕业教育和科研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段佑云在家蚕化性研究、家蚕起源和育种方面取得重要成果。金大农学院吴伟士与钱天鹤于1919年育成无毒蚕种。1937年迁川后，钱天鹤也曾培育出上海白种、横林白种、新元白种、意大利黄种和洞庭湖白种等蚕种。金大农学院还对蚕室、蚕具、蚕消毒、幼蚕饲育、育蚕技术等有所研究。在农业化学研究领域，中大农学院的研究涵盖了农产制造及土壤肥料两个领域，而金大农学院则集中于土壤肥料研究。中大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为当时我国大学仅有的两个畜牧兽医系之一，在兽医、兽药、畜种引进和改良方面在当时国内畜牧兽医界居于领先地位，其在兽医生物药品的生产与应用、牲畜疾病治疗上成就显著。金大农学院由于其未设畜牧兽医系，相关研究工作受到很大限制，只是在1940—1943年问短期存在过一个昆虫兽医组，进行了一些基础性的科研工作。本章小结通过两校科学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两校农学院如下一些特点。在科研管理模式中，两校农学院在科研组织体系的形式上相差不大，都是秉承民国政府的法令，设立了研究院——研究所——部三级科研体系。中大农学院最高负责人是院长，具有审批科研立项的权限，科研计划由各所部负责实旋；金大农学院则由研究委员会负责最终审批立项，在实施过程中，除各所部之外，由研究会负责协调组织。中大农学院的科研管理模式优势在于决策效率高，而金大农学院的优势在于科研管理模式能够集恩广\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益，同时便于各系之间的学科交叉融合。总体来看，两校农学院的研究基本涵盖了当时的农业科学各个领域。作物育种是共同的研究重点。中大农学院在水稻育种领域有明显优势，而金大农学院的在小麦育种领域成果更多。在棉花育种领域，虽然中大农学院培育了不少华棉品种，但金大培育的百万华棉却是华棉中推广面积最大的。在当时棉作改进最为迫切的任务——引进和驯化美棉方面，两校农学院结合两次区域试验的结果，都做了不少工作。中大的研究重点是脱字棉，而金大农学院的重点是爱字棉和斯字棉。这一现象的原因并不难以理解。科研的开展需要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对于中大农学院来说，自初创时期开始，鉴于国内专业人才匮乏，而从日本引进了不少教习充当高级教员。加上当时水稻研究最先进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的日本，由于周拾禄等水稻育种专家曾留学日本，因而水稻研究自中大农学院初创时期开始，即为其研究重点。而金大农学院自起步时起，其科研工作便大力引进西方特别是美国良种及技术，美国是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所以能提供许多优良的小麦良种。金大就是首先在小麦而不是水稻育种领域应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纯系育种法的。民国时期的棉业改良实际上主要是美棉品种的驯化和改良过程，两校所引进和驯化美棉品种都是主要依据两次区域试验。在其他的研究领域，则需要具体分析。在农业经济研究领域，金大农学院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优于中大农学院。在园艺学研究领域，果树研究是双方抗战前的研究重点，而抗战爆发后，蔬菜以及园产加工研究得到了双方共同的重视。在栽培技术研究领域，两校农学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在1920年之前，两校农学院以翻译和传播西方的近代栽培知识为主，其后中大农学院加强了对栽培研究的关注，尤其注意探讨将近代栽培知识结合中国的实情。中大农学院相对偏重林产制造研究，金大农学院相对重视水土保持与造林研究。在植物病虫害研究领域，中大农学院重视虫害的研究，金大农学院重视病害的研究。两校农学院在蚕桑研究领域同大于异。在农业化学研究方面，中大农学院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农产制造和土壤肥料两个方向，金大农学院的研究仅包括后者。在畜牧兽医研究领域，中大农学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业工程领域，两校农学院的研究始于建院初期，但受自身条件和时代背景所限，主要以小型农具为主。而抗战结束前后，借助外来援助的机会，两校农学院乃至中国的农业工程研究看到了曙光，但奈何复校后百废待兴，恢复重建，组建科系的工作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务。当时两校选派出国研修的人才，如同为中国的农业工程事业埋下了种子，到1949年后逐渐结出了硕果。\n第四章中太、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我国的民国时期农业推广事业的指导方针，在1929年民国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及其设施方针》中有明确定义，即“农业推广，即凡农业生产方法之改进，农业技能之增高，农村组织与农民生活之改善，农业科学知识之普及，以及农民生产消费合作之促进，须以全力推行，并与农业界取得切实联络，稗有实用。”∞而对于民国时期的农业推广的定义，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农业推广即“纯乃改进农事之手段”固。广义的农业推广活动，还包括“教育农民组织，培养领袖，进而改良其整个之适当生活也”。具体说来，就是“推广改良成绩，以增加农民之财富；提倡卫生运动，以促农民之健康；开展农民教育，以增长农民智识，改造乡村环境，以养农民之美感”@，最终使得“农业、农民、农家及农村社会有整个之改良”。农业推广活动不仅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改造农村的重要手段。两校农学院所开展的推广事业都可以认为属于广义的农业推广。但中大农学院直到东南大学农科时期，虽引入三位一体的办学模式，但仍主要关注于教学和科研，直到中大农学院成立后，才逐渐将农业推广放到了与上述二者基本同等的地位，而金大农学院则对农业推广活动自始较为重视。民国时期两校有系统的农业推广活动(指由专门成立的部门组织实施)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1年一1928年；第二阶段为1929年一1937年；第三阶段是1938—1949年。在第一阶段，两校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从棉种推广起步，并得到了民间资本的支持。此外金大农学院和基督教会在农业推广上的合作亦是其特点之一。而在第二阶段，两校农学院主导的农业推广活动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且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极具代表意义的农业推广区。这一时期政府对两校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干涉相对较少，使得两校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得到了较高的自主权。这一时期也是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活动的“繁荣时期”。在第三阶段，两校的农业推广活动被纳入了国民政府主导的战时农业推广事业，主要作为辅助力量存在，进行理论研究、人才培训和技术指导。再加上学校西迁，原有的设施场地损失惨重，两校农学院在农业推广事业的地位整体不如第二个阶段。国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5页。国章之汶、李醒愚著：《农业推广》，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5页。@同上\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第一节两校农学院内设推广组织的比较中大农学院内部的农业推广部门是农业推广部，于1924年秋成立，内设编辑、调查、通俗教育、售品等4股。1936年改为农业推广处，设主任指导员、主任编辑员、主任宣传员各1人，推广员5人，助理推广员3人。分成总务、指导、编辑、制作、宣传、展览六个股。这也是学院层面关于农业推广活动的最高管理组织机构(参见图4—1)。∞与中大农学院相比，金大农学院下设的农业推广部门变动比较频繁，经历了农业推广部(1925年一1933年)——农业推广委员会(1933年～1938年，下设农业推广系)——农业推广部(系)(1938年一1949年)的变化。圆在第一次农业推广部时期，其组织机构比较简单，开始仅有1人从事乡村推广工作，1930年周明懿任部主任时，已有主任一人，推广员8人，书记1人，绘图、模型制作1人。而迁川后的第二次农业推广部时期，组织机构与之前的农业推广委员会相比，进行了简化，仅有行政组、辅导组、材料组、训练组4组。金大农学院内部的最具特色的农业推广机关是农业推广委员会(参见图4—2)，由院长自任委员会主席，各系系主任为当然委员，并指定各系2—3人参加。农业推部(后改为系)作为委员会决策的执行部门。开会时，以院长为主席，各系有关教职员为出席人员，以全体委员2／3以上出席为法定人数，出席人数1／2以上表决即为通过，票数相等时，由主席决定。经费由各系编制，全年推广所需的经费预算表，年末决算表，送院推广委员会审核。固现将两校农业推广组织机构示意图呈列如下：厂主任指导员<枞愀卜糊<篙L主任宣传员t宣传股@朱晋卿：《跃进中的农业推广之新气象》，《农业推广通讯》，1940年第2卷第1期，第10页。@金陵人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农学院三十年来事业要览》，1942年，第3页@同上@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d{版社，2004年，第78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If总务组干事农业推广委员会(农学院院长_}{生产组干事委员会主席)1推广部总干事【经济组干事【教育组干事出版部主任一农林新报编辑图4-2金大农业推广组织结构图(1937年)∞Picture4—2：TheO珞anizationchanofA鲥cultura!extensionof廿把SchoolofA鲥cultureofunjvers时ofNanking两校农学院采用上述两种方式在学院内设农业推广部门是有据可依的，即民国政府农、教、内三部在1930年公布的《农业推广规程》的第2章第2条：(一)国立或省立专门以上农业学校与各省农政主管机关会同有关系机关团体组织一农业推广委员会管理关于该省内农业推广事务。(二)国立或设立专门以上农业学校内设以农业推广处，管理该省内之农业推广事务。(三)省农政主管机关内设以农业推广处或推广委员会，管理该省内的农业推广事务。@可以看到中大农学院内部的农业推广组织与第二种方式相似，而金大农学院内部的农业推广组织与第一种方式相似。从管理模式上来看，中大农学院在本院内部的农业推广组织模式呈现“层级结构”，农业推广部作为学院下设的一个单位，接受学院白上而下的领导。而金大农学院在本院内部的农业推广组织模式呈现“扁平结构”，金大农学院所下设的农业推广部门——农业推广委员会的层级明显高于中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部(处)，将院长与各系的主任全部纳入委员会，也把各个系与推广活动紧密连接在一起。关于两种组织模式的优劣，不好进行定性的判断，不过仅从与当时实际情况的适用程度来看，金大农学院的组织模式更便于动员组织学院的力量。推广活动虽主要由各自的专设推广机构执行，但推广材料及专业的技术指导也多赖各系支持。中大农学院农业推广处进行推广活动时“种子苗木农具等，均需向各系调取，亦多赖各系专家提供相关指导”@，而金大农学院“推广工作虽多由推广委员会主持，但仍赖各系合作相助，供给推广材料，教授科学之方法”@。金大农学院以农业推广委员会为核心，。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第157页@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周报》(1929．1930年)．第2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中央大学一览》(第六览．农学院概况)，1930年，第87页@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2-1933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8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将院长、系主任进而将整个学院的力量整合到了一起。进行农业推广时，由于农业推广委员会层级高于各个系，由其统一抽调专家、调配资源、协调各系之间的人员、信息交流，可以更为高效，提高科研成果用于推广的效率。探究两校农学院对于下设的农业推广机构采用不同组织模式的原因，目前并无直接史料，不过在两校农学院初期，对农业推广活动的重视程度不同应是原因之一。中大农学院前身东南大学农科以“以造就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为宗旨～，且由于“本大学设立伊始，经济未充，故现参考世界各国最良之农业大学办法，教授而外兼重研究，至推广事业，则拟视东南各省行政机关之意旨与能否给以经济助力为进退云。”@而金大农学院则是建立之初便效仿美国康奈尔大学，引入了教学、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制度，且强调“本科业务之宗旨有三：一为增进农民之幸福；二为辅助农村之开发也；三为辅助教会尽力于乡村事业是也。”@中大农学院以教学和科研为重，而金大农学院明确把农民幸福及乡村事业作为建院宗旨，而以这两项正是广义农业推广的重要内容。而更明确规定推广经费要占到学院总经费的2096，其推广组织机构设置完善，级别较高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二节两校农学院推广业务的比较两校在民国时期的农业推广活动，从业务内容上划分，大致可以分为农业科技推广、农村经济合作、农村社会改良三个部分，以上三者都需要通过推广区设立的推广组织来实施。其中农业科技推广贯穿于两校农学院整个时期。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主要开展于1929年——新中国建国之前。农村社会改良是金大农学院自创建伊始开始就明确的宗旨，其在自身的农业推广区所开展的活动无不践行着改造农村社会的理念。中大农学院在农业推广实践活动中，亦开展了许多于改造农村社会有益的活动，但终究不如金大农学院开展的深入。一、两校农学院在推广区设立的推广组织的比较两校农学院在推广区设立的推广组织，以中大农学院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内设立的推广组织，以及同年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内设立的推广组织最具代表性。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推广区委员会，由农矿部和中大农学院各派两名代表组成，下设殷巷和汤家桥两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各自负责本地区的推广事业，其下再设各个合作组织和基层单位。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由金大委派一名总干事负总责，下设政治、卫生、经济、社会、生产、教育、总务等七组，后政治组①东南大学行政部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国立东南大学行政周刊》，1924年第11期，第12页。。东南大学行政部秘书处编辑委员会：《国立东南大学行政周刊》，1927年第27期，第29页。圆过探先：《讨论农业教育意见书》，《中华农学会报》，i922年第3卷第8期。\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裁撤，相关事项由社会组负责。为直观比较，现将两推广区的组织结构列图如下：图4—3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组织结构图(1933年)①Picture4-3：TheOrganizationChartoftheCentralExemplaryAgdculturalextensionArea(1933)图4—4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组织结构图(1934年)∞Picture4-4：TheOrganizationChartoftheWuJiangAgriculturalextensionArea(1934)由以上两个结构图可以看到，两个推广区的组织结构从总体来看都呈现自上而下层级分布。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的组织结构是由四个层次组成的，即中大农学院、农。《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3年第4期，第1．10页资料整理得来。\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人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矿部——区推广委员会——办事处——基层推广单位。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组织结构由五个层级组成，即金大农学院、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总干事一区务会议——政治、经济、社会等七组——基层单位。与中央模范推广区的组织结构相比，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在基层推广单位和推广区管理层之间，设置了“组”这样一个级别，将推广事业划分的更加清晰，有利于权责明确。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组织机构除了总体上呈现一种自上而下的层级分布态势之外，还有一个以农会为核心的基层推广单位自我管理的结构。由上图可见，政治组、卫生组、社会组、教育组下辖的事务基本上是由农会出面承办的，农会在级别上同属于基层的推广单位，这也就体现了一种自我管理的倾向。而这四组承办的事业的综合起来，基本上就是农村社会改良事业，也就是说金大农学院组织的农会成为了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直接承办方和管理方。相关内容将在本章第二节第四目集中分析。此外在讨论两校农学院下设的农业推广机构时，不能不提到其各自的蚕桑系。两校农学院的蚕桑系在各自的存续期间内，都承担过教学、科研、推广这三种职责，而且发展趋势都是淡化教学的职能，而强化科研和推广。中大农学院蚕桑系1923年成立，下设研究部、调查部、推广部，推广部下设广销课、演讲课、编辑课。而1936年停止本科招生之后，便以科研和推广为主要工作。1938年迁川后，与四川蚕桑改良场在南充设蚕桑研究室，并合办蚕桑指导员专修班，一年毕业。进行四川蚕种与桑树栽培的研究和推广工作。金大蚕桑系于1919年设立，起初作为主系，而1931年改为辅系之后，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本科生的培养，教学工作改为以职业教育为主。二、两校农学院农业科技推广的比较民国时期，农民生活普遍极端贫困，面临生存问题，因此，文化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并不急需的奢侈品。，而见效最快的农业科技推广则成为了农业推广中最直接易行的部分。农业科技推广包括良种推广和农技推广两部分。推广的良种可以分为水稻、小麦、棉花及其他大田作物。另外优良畜种、蚕种及园艺作物也是推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由于自身的保守性，对于新的良种和农技在开始是总是抱着一定的怀疑态度，要得到其接受和认可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为T)Jn快推广的步伐，双方主要采用了如下宣传方法：一是组织特约农户，进行示范推广。两校农学院做法大同小异，一般规定在有效期(通常是一年)，特约农家按推广部指导的办法进行种植，并作详细记载，将结果④【美J杰西-格·卢茨著，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m版社t1987年，第280-28l页。\n第四章中人、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报推广部，所得利益由农家享受，如蒙损害，由推广部酌情赔偿，如因天灾或农户本身的错误，不在此例。金大农学院还规定特约农户可参加推广部召开的会议，共同商订工作计划并随时接受指导。二是通过“乡村领袖”进行宣传。所谓“乡村领袖”是指的那些在当地具备一定威望，能够对周围的农民产生影响的人物。主要来源包括有三种，一是村长、族长；二是地主和乡绅；三是部分有实力的农民。“苟有以有利大众事业进行者，必先得当地领袖之统一，否则最阻碍丛生，计划立败”。∞中大农学院在中央模范推广区通过举办“地方领袖谈话会”的方式，来交流经验，统一思想。而金大农学院对于“乡村”领袖的作用上的发掘，除了良种与农技推广的示范者之外，也注意发挥其在其他推广事业中的影响。三是与学校和社会团体合作，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与庙会、茶馆等场所，举行演讲会、展览会，放映电影、幻灯片，展示标本，设立农产陈列室，宣传改进农业之优良方法，普及农业知识。1926年，东南大学农科和教育科同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合作，推广新式农具，介绍良种，举办农产展览和耕牛比赛，办民众夜校、进行实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是大学与社会团体农业推广的首次合作。金大农学院也曾在太平门外农场，向农户发放小麦及棉花良种，进行优良农具(如打麦机)的出租与示范。@放映电影是当时一种颇为新颖的宣传方式。中大农学院于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播放时，冒雨而来的民众达千人以上。@而早在1923年春，金大农学院的郭仁风制成农业科普电影数千尺，介绍改良蚕种，防治牛瘟，汲水灌溉、试验稻种以及学生实习推广情况，放映后受到农民欢迎，成为中国教育电影与农业科普电影的开端。四是出版发行各种农业报刊与书籍。中大农学院前身东南大学农科编辑《植棉浅说》小册子10多种，刊行10多种研究报告。中大农学院时期所刊行的《农学丛刊》、《农业周刊》等刊物，也对宣传农业推广事业做出了不菲的贡献。金大农学院编辑《农林科丛刊》45种、《农林科浅说》多种，1924年创办《农林新报》在全国发行，以后连续出了23年共774期，是我国解放前农业出版刊物中期数最多、历史最久的出版物。④此外，中大农学院曾于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组织的青年农艺团，以较为容易接受新事物的青年农民为对象，有学院派遣技术人员教授其农艺，也属于良种和农技推广的方式之一。金大农学院与教会合作，利用乡村传教机构进行合作也是其农业推广宣国章之汶、李醒愚：‘农业推广概论》，‘农业推广》，1933年第4期，第24页。圆私立金陵大学院长室编辑：《私立金陵大学概况》(1934．1935年)，转引自张研、孙燕荣：《民国史料丛刊》，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83页。苷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4年第6期，第24页。国南京农业大学校史编委会编：《南京农业大学史》，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传上的一个特点。除1920年代在华北地区同教会组织合作推广良种之外，还曾于1931年在江宁淳化镇，同金陵神学院乡村教育会合作建立工作站，供给改良种子及技术指导。采用多种多样的宣传方法是为了使推广更好地开展。两校农学院在民国期间引进和选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这为其推广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中大农学院改良稻种的推广是从其育成的改良江宁洋籼与改良东莞白开始的，这也成为我国水稻良种推广的起点。据统计，1925年中大农学院曾在南京及当涂、芜湖一带推广江宁洋籼与东莞白，共发出3000斤。1930年后中大帽子头逐渐成了当家产品，从1930至1935年间共约推广5000余亩。1936年即以中大帽子头为示范推广材料，在江苏、安徽、湖南等地共推广35000亩，增产显著。1937年更扩大至213，000’余亩，平均每亩增产37斤。抗战后也继续在四川、湖南等地大规模推广该品种。金大农学院在战前推广的水稻品种有金大1386号和中大帽子头两个品种，抗战爆发后，在四川将金大川稻一号推广。在小麦良种推广方面，两校农学院所育品种，在抗战爆发前推广面积最大的品种是金大2905，推广2，000，000亩：而把抗战爆发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统计在内，则是矮粒多，约推广8，700，000亩，但这并不全是两校农学院工作的结果，而是在各方面尤其是政府推动下实现的。据中大农学院自己在1928年的麦种推广统计，其推广小麦品种主要是南京赤壳、武进无芒、江东门三种。推广区域，一则以南京为中心，一则以沪宁路为干线而沿之进行。此外，在河南、四川、广西等省，也有麦种散发。当时市场上出售的麦种每石少则7、8元，多则12元，中大农学院麦种的售价每石才5元5角，大大低于市场价，受到农民热烈欢迎，轰动一时。∞抗战前推广有南京赤壳、武进无芒、江东门、南宿州、美国玉皮等5个改良品种。此外，金大26号与金大2905号小麦也在推广之列。抗战爆发后，农学院的小麦良种推广工作虽受到一定影响，但仍未中断。中大矮立多、美国玉皮、南宿州、南京赤壳、中大2419等优良品种在大后方都曾得到推广，且收益显著。如，中大矮立多在1942年开始推广后，范围扩及南方8个省；中大南宿州在1941年的一年时间内就散发出了15000余斤，为抗战时期我国大后方粮食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金大农学院在西北农事试验场推广小麦品种蓝麦芒650，000余亩，农家收益，超过10，000，000元。在乌江地区推广金大2905及26号小麦。1930年，在济南合作农场推广小麦良种1195号，面积474，116亩。金大2905号小麦在长江流域各省大面。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编：《中央大学农学院旬刊》，1929年第15期，第10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积推广。仅1934—1937年4年中，推广面积1，300，000亩。在成都推广2905号小麦，面积达300，000亩，所增加产量价值，按当时市价估计为85，000，000元，整个民国期问2905号小麦共推广2，000，000亩。1935年，在开封推广124号小麦9077亩。1936年，改良小麦推广情况：领种村数50个，553户，94872斤，播种10340亩。①1941年，在济南农事试验场推广195号小麦6000亩。棉花推广品种的确定是建立在大规模的区域比较实验实验的基础上的。1919年美国农业部专家柯克(0．F．Cook)主持近代第一次棉花引种区域试验，认定脱字棉在黄河流域较优，而爱字棉在长江流域较优。而1931年洛夫主持的第二次棉花引种试验则经过更加科学严密的试验，得出了斯字棉最适应黄河流域，而德字棉最适合长江流域。上述两次引种试验直接影响了两校农学院的美棉推广工作。中大农学院1926年散发棉种151，928斤，领种805户，种植面积9769亩。1928年发放中美棉良种300多担。1929年，在宁镇、苏北地区分别主推爱子棉和脱字棉，共推广爱子棉300担，领种100户，面积6000亩，1890户，每亩增收20—70公斤，并以每担比当地棉种高17元的价格回收。1936年，脱字棉推广增至11个省14000亩。抗战期间，该院冯泽芳研究推广云南木棉达40000亩左右，木棉的收入比国民政府全年农林经费还多三分之一。圆金大农学院推广改良的棉花品种时，开始由于农民不太信任，采用无偿赠送的方式，后来逐步以略高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推广方式呈现出一种由近及远，波浪式的推广方式。1935年一年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南京、齐鲁、定县、西北和浙江各地农场推广改良棉种46649斤，播种面积达70246亩。@其他良种推广事业方面，中大农学院1923年曾将两万余张蚕种发到30多个县。1927年还在吴江南浔开办蚕桑指导所，指导育种，产丝160担，比当地士种蚕茧价格高1倍。1928年曾在苏南地区推广用中自、中国103品种杂交后获得的第一代优良种。1938年迁川后，进行四川蚕种与桑树栽培的研究和推广工作。1924年春，在南京附近繁殖与推广种鸡种蛋。战前于长江流域及河南、河北、陕西等地推广纯种荷兰乳牛、纯种盘克夏猪、美利奴羊、意大利蜂，在江宁推广蓖麻种植。1937年冬在沙坪坝开办奶牛场，与四川农业改进所合作，建立内江种猪场，在三台县设汉白猪繁殖场，推广荣昌猪。金大农学院1929年推广夏秋季育蚕种30000张，推广优良桑苗100，000株。1936年春秋两季制作优良蚕种10400张，抗战期间也与西康省政府合作培育优良蚕种推广。。郝钦铭：《改良品种之繁殖及推广》，《农林新报》，1936年第3期，第37页。。周邦任、费旭；(@NLrt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202页，@郝钦铭等：‘金陵大学棉作改进所近况》，《农林新报》，1935年第418期，第92页。\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金大农学院1925年开始，先后育成金大l号、金大99号裸麦在南京推广，开封试验场育成313号大麦，南宿州农场育成718号、1936号两种，均在当地推广。1928年燕京农场育成金大燕京129号、金大开封2612号、金大南宿州2624号等品种并加以推广。于1929年育成金大燕京811号、金大西北泾宿谷、金大开封48号、金大南宿州373号、济大金大8号等粟种，均得到推广。在1916-1933年期间，将金大燕京203号、236号，金皇后号等玉米品种推广。1934年推广金大322号大豆，1937年迁川后，金大332继续推广，在温江、安县、成都等地比当地土种增产1096-一2096。1939年与农产促进委员会在温江兴隆镇建立试验场，合办果树种苗繁殖场，繁殖推广桔、橙、柚、梨、桃等，并选得优良榨菜品种13个，甘蓝6个，洋葱3个，繁殖除虫菊苗lO万株。此外，西北农事试验场继续进行优良稻麦棉品种示范推广。综合上述材料，两校农学院在良种推广方面的异同点表现如下：相同之处在于，两校农学院在选育的诸多良种中，会选择某一两种作为主要的推广品种。因为农业推广与带有实验性质的育种工作不同，所推广的品种必须要成熟可靠，适应性强，具备综合优势。比如中大帽子头是中大农学院推广的主要水稻品种，原因在于它具有成熟期较早，从播种到成熟130天左右，适应性强，抗旱强，分蘖多，可避免螟害等优势。∞而金大2905号小麦也因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颗粒肥大茎干直立，不易倒折，抗锈病，抗黑穗病较强等优点而成为金大农学院最主要的推广品种。②相异之处主要在如下一些方面。中大农学院在水稻推广领域成绩显著，中大帽子头的推广成绩为两校农学院推广的水稻品种之第一位。在小麦良种推广领域，中大农学院推广的小麦良种多推广于南方地区，而金大农学院的小麦推广则遍布西北、华北、及南方各地，这与金大农学院农事试验场分布较广且与基督教会在推广领域的合作有直接的关系。而除了水稻、小麦、棉花大田作物的推广之外，中大农学院在推广优良畜种方面表现更佳。而金大农学院则在大麦、玉米、大豆、高粱及园艺作物的推广中，取得了不俗的成效。也基本上与双方在育种领域的成就相符合。在蚕桑推广领域，双方的蚕桑系都开展了不少工作。两校农学院在推广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在各自的推广区内推广对方选育的良种。比如中大农学院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主推的三种小麦中，除江东门之外，金大2905号与金大26号小麦良种均由金大农学院选育而成。③而金大农学院所推广的水稻良种也包括了中大农学院所选育的中大帽子头。另一方。咸金山：‘中国近代稻作育种事业述评》，《中国农史》，1988年第1期。圆金善宝、蔡旭：‘中国近三十年来小麦改进史》，《金善宝文选》，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36页。@《农矿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概要》，《农业推广》，1933年第4期，第24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面是邀请对方来己方主办的推广区进行技术指导。比如1935年，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曾邀请金大农学院派出专家，前来指导小麦种植。④竞争主要表现在都力争扩大自己推广品种在农户中的影响。比如在1929年前后，由于金大农学院在南京附近发放的改良棉种由于产量高、适应性好，在农户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中大农学院随后也开始效仿，免费向农民发放，逐步扩大了自身的棉种在农户中的影响力。加上当时在南京附近从事棉种推广工作的机关和各类组织共有16家之多，竞争颇为激烈和混乱。后来金大农学院选择在安徽和县乌江开辟新的农业推广区，也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对于农技推广方面，两校的做法基本相同。中大农学院在良种推广的同时，还在各农场设立指导员，或成立指导所，派人对农户的良种播种方法、田问管理、病虫害防治、施肥灌溉等详加技术指导，产生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农作物产量提高，农民收益显著增加。在病害防治上，1919年，邹秉文在南京郊区指导农民用温汤浸种办法防治并成为我国科学防治病害之始。t930年中大农学院派员会同江苏昆虫局专家，于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指导农民防治水稻螟虫，效果显著。罾除上述工作之外，中大农学院于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创办青年农艺团，派专家指导其耕作及病虫防治技术，也应属于技术推广方法之一。金大农学院除派员分赴各农户对良种的播种期、播种量、播种方法、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进行生产上技术指导，并制定良种种植规则，如《农家采用改良棉种暂行规则2l条》，这些技术指导既能提高作物的产量，又能保证良种的质量，为进一步扩大种植打下了基础。三、农村经济合作事业推广的比较本文中所探讨的两校农学院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主要指双方在各自的推广区内开展的，以农民为主要参加者和对象的经济合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合作；二是运销合作；三是农村金融合作。两校农学院所创办的合作事业最繁荣的阶段是1929年一1937年，即本章所定义的两校农学院有系统的农业推广活动的第二个时期。而回顾两校农学院整个的农业推广活动历程，从推广事业所中所体现的各自的特色及规模两个角度综合考量，这一时期所创办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大农学院所创办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集中体现在1929年，在与民国政府农矿部合办的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所开展的工作中。而金大农学院虽然在这一时期之前之后都曾开展过农村经济合作活动，但仍以其在1929年，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最具代表性。而抗战爆发前民国政府成立的督导全国农业推广事业的最高机构——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所刊行的《农业推广》合集中，也只主要。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5年第9-10期，第72页。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推广区进行概况》，《农业推广》，1930年第l期，第12页。67\n中央人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收录了包括上述两个推广区在内的三个推广区的工作报告，由此可见这两个推广区在两校农学院乃至当时全国农业推广事业中的地位。因此，本目及下一目在分析中所采用的材料，也主要但不限于采用这两个推广区的资料。生产合作的推广方面，由于民国时期的农村，仍然以封建土地私有制为主，土地和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所以两校农学院开展生产合作事业时，可供选择的方式并不是很多。主要包括为推广优良蚕种而进行的养蚕合作，以及为修建灌溉设施、协调农业用水、以及抵御洪灾而进行的灌溉合作等。以上合作方式规模有限，也未能形成固定的组织——合作社。两校农学院在各自创办的生产合作事业中，出现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是养鱼合作社。主要的组织形式是由社员共同出资组成合作社，由合作社出面购买鱼苗饲养，并按照获利情况分红。中大农学院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开办的养鱼合作社，有7个分社，社员213人，股金148元。①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区开办的养鱼合作社，有社员54人，收到股金295元，放款200元。圆棉花运销合作是两校农学院在运销合作方面的主要形式。即通过贷款、赊购等方式向农户推广优良美棉品种，然后负责联系销路，待收货后以比普通棉花高的价格统一收购。中大农学院以杨思棉场为开办方，开办了上海杨思陆行两区棉花合作运销社，有社员36人，股本180元；以江浦棉厂为开办方，开办了江浦棉农乡村棉花合作运销社，有社员66人，股本180元：以郑州棉厂为丌办方，开办了郑州棉花运销合作社，有社员170人，股本200元。以上合作社收购的价格每担比棉商高出5—6元。@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创办有棉花运销合作社，隶属于经济组。到1936年为止，有社员372人，每年输出棉花近3万担。农民通过棉花运销合作得到了实惠，纷纷踊跃加入，使得运销合作规模逐年扩大。除棉花运销合作之外，中大农学院的抵押仓库也有一部分“物产之共同贩卖和农产物之加工及包装运输”固的职能，但主要还是发挥着资金融通的作用。金大农学院还曾开办合作堆栈，用于运销稻谷，每担可获利l元。⑤农村金融合作是两校农学院创办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的一个亮点，也是经济合作事业的核心所在，共同的特点是都以合作社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而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合作社的发展水平上。中大农学院所创办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主要有四种，包括：信用合作社、储压仓库、农产改良合作社、作物改良会。金大农学院创办的农村金融合①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工作报告》(1934年12月-1935年3月)，《农业推广》，1935年第8期，第12页。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二十二三年度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5年第9一lO期，第36页。@邹树文：《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一年来的推广工作》，《农业推广》1935年第8期，第12页。回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仓库暂行职能》．《农业推广》，1933年第4期，第2页。@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区实验T作报告》，《农业推广》1933年第5期，第34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作事业主要有两种，即信用合作社和在此基础上的信用合作联合会。信用合作社是两校农学院所共同的采用农村金融合作形式，资金来源有两种：一是村民集资，二是来自银行的放款。中大农学院创办的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开始设有以村为单位的信用合作社3社，以乡为单位的信用合作社2社，村民集资400元，农民银行出资13410元，合计股金13810元。∞1933年缩减到了3处，其后经整顿充实，于1934年下半年又恢复到了12社，资金14600元，基本上覆盖了每个村。金大农学院与上海银行合作，设立了33处信用合作社，遍布32个村，有社员400人，股金28750元。圆后来在这33所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乌江信用合作联合会，除面向社员的信用合作外，还同时办理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业务，其本质上已经是一所具备金融企业性质的农村商业银行，显然比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的农村金融组织形式更为高级。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金大农学院特别是在其农业经济系的指导下，由当地民众自己取得的。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70周年纪念册》一书中提到，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作为实习和研究基地，除每年派学生做暑期实习外，也经常派遣专家前往调研指导。此外“白二十三年二月，因上海银行内部事业变更，已将此项(信用合作)事业交本区独自办理。当时正趁金陵大学对乌江事业也要有所改进，因此对农经经济实验，则完全由本区负责推进。”@且合作社“各社社务由各社自己处理，本院从旁指导或辅助之”④，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的自治。而中大农学院在这一时期并没有农业经济系，农政科的存在时间也过于短暂，难以在推广区的指导中发挥影响。中大农学院除农村信用合作外，在推广区所组织设立的兼具部分资金融通功能的组织还有抵押仓库、农产改良合作社、作物改良会这三种。抵押仓库兼具存储、运销和粮食典当三种职能。农民可以在粮食富余的时候，将粮食存入抵押仓库，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从而避免奸商盘剥。而粮价上涨时，也可以较低的价格赎回，保障了农民的利益。由于简单易行，可以以粮食入股，其在中央农业模范推广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而农产改良合作社、作物改良会这两种组织均为方便农民购买种子而设立。在1929年后，由于业务不断扩大，需求不断增多，中大农学院在推广良种时已经改变了之前免费发放的方法，而是规定一个较为合理的价格，要求农民购买。为解决资金困难，于1934年12月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特别设立了以村为单位的农产改良合作社，共20社，由宁属救济会贷款8000元作为本金。而作物改良会的职能与农产改。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一年来之工作概要》(1930年8月一1931年7月)，‘农业推广》，1931年第3期，第68页。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去二f-四年度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6年第12期，第30页。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5年第9-10，第70页。固同上\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良合作社类似，只不过其发放资金的用途仅限于为那些使用“纯种区”繁殖方法的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其上更有农产改良委员会监督指导。综上所述，两校农学院都开展了形式较为丰富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两校农学院在生产和运销领域创办的合作事业基本相同，同时也均以农村金融合作为经济合作事业的核心，都曾借助过银行的力量来推动农村金融合作事业的发展。中大农学院开展的农村金融合作形式上较为丰富，特别是抵押仓库这一资金融通组织颇具实用性。而金大农学院由于在农村金融合作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果，在部分推广区内成功实现了经济独立，这一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同时，由于民国政府在其关于农业推广事业的指导性文件——《农业推广规程》中，对于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仅要求建立合作组织并加以宣传，却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方式。因此两校农学院开展的农村经济合作事业，可以认为是对此领域的一个有意义的探索。当然，两校农学院所开展的农村金融合作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信用合作社多采用无限信用的形式组织，这与近现代金融制度的核心——有限责任是相违背的。虽然这种组织形式有利于调动社员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加重了他们所承担的风险。此外要求参加信用合作的农户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而且以经济实力不足、人口频繁流动为由，把占农村80％以上，也是最需要资金支援的佃农群体排除在外，不允许其加入信用合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四、农村社会改良事业推广的比较农村社会改良事业与农村经济合作事业不同，后者往往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前者则需要长期而坚定的推行。同时，由于受制客观条件及时代背景的制约，往往越是宏大深远的社会改良目标，工作越是难以开展，越是难以收到成效。具体到两校农学院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事业，可以从设定的目标、开展的事业和收到的成效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在现有的史料中，并未查找到中大农学院关于农业推广活动所设立的目标，因而农村社会改良事业所设定的目标也难以找到直接的记录，但是基于其在主要的农业推广区，也是农业推广活动的主要进行地区——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的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了推广区的一切事业参照民国政府出台的《农业推广规程》办理，以及其国立大学的性质，似乎可以推断其农业推广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民国政府的农业推广的理念和规划。而民国政府对于农业推广活动的目的有着明确的定义：“民国政府为普及农业科学智识，增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农民合作起见，实施农业推广”∞。其中关于农村社会改良，提到了两个方面的。教育部、内政部、农矿部：《农业推广规程》，《农业推广》，1930年第l期，第2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内容，即“改善农村组织”及“改善农村生活”。而金大农学院关于农业推广事业的深层次目的是为了将中国农村的社会改造成基督教理想中的模样，初步的目的则是促进农村的传教事业，而在所设立的推广区内开展工作的直接目的则是“所有事业交还民众，使有合办而促进于自办”，∞即促进乡村自治事业。在金大农学院前身农林科成立伊始，主任芮思娄在送董事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农业推广事业要为传教服务：“如果农林科的推广活动得不到董事会足够的支持，那我们如何抓住宣传基督教的机会?如何才能通过这一有效的媒介，把上帝的精神灌输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的生活中去呢?”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将为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做出贡献，而且也将为上帝之国做出贡献。”固芮思娄从1918年起就提倡将农业教育引入教会中小学，以便通过它们把现代农业方法推广到农民中去，鼓励所有的乡村牧师和教员从事改进农业和乡村生活的服务。鲫也就是说以农业推广事业作为教会和农民之间的媒介，进行乡村传教。由于金大农学院是五岭以北唯一的由教会资助的高等农业院校，这使得芮思娄更进一步明确了农林科开展的农业推广的责任：“把为乡村服务的新想法和新理想灌输给从事乡村工作的教师和牧师，并通过他们给予农民有益的知识和培训，这是金陵大学农业推广事业乃至农林科的主要目的。’’@但是必须说明的是，金大农学院与基督教会合作进行农业传教，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本章开始所定义的三个分期中的初创期(1921年一1928年)及更早的时间。而在后两个时期受到来自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的“去教会化运动”的冲击，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金大农学院在其开展的农业推广活动中提出过传教的要求或进行相应的活动。不过金大农学院派往全国各地区负责农业推广活动的人员，如曾在华北地区负责推广工作的崔毓俊，以及负责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周明懿、邵仲馨等人都是基督教徒。此外与金大农学院合作，在当地参与创办农民医院的南京鼓楼医院，在当时也是一所教会医院，以上安排无疑会在农民心中树立关于基督教积极的形象。再加上金大的教会大学背景及基督教会对于金大在“去教会化”运动前长达20余年时间的直母‘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二十三年度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5年第9-10期，第70页。oReportofthePresidenttotheBoardoftheTms眦s1915．1916，p．44．见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所收藏的中国教会人学档案．现藏于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编号(RecordGroup)为11．第195盒．第3368卷．以下注释同。作者使用的是董事会赠送给中国教会人学研究中心的缩微胶卷，转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同卜。J．H．Resiner，ThePlaceofAgriculturalEducationinMiddleandLowerSchool，p2，RGll，B22，F3770，转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一以金陵大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CAFReport，1919—1920，P．4，转自刘家峰：‘基督教与近代农业科技传播——以金陵人学农林科为中心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71\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接影响(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建国之前也未消失)，那么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金大农学院所进行的农业推广活动在其整个存续期问内，对基督教在中国农村的传教是有所助益的。中大农学院所创办的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开展的农村社会改良事业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文化教育、农民娱乐、医疗卫生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而金大农学院所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除农民娱乐方面之外，对于上述其他三个方面均有涉猎。同时还为了更好的组织农民，进行了户口调查、人事登记、编练壮丁的工作；为研究事业收集农家日记帐、乌江码头进出口货物登记；为了防备匪患，组织了农民手枪团等。．但是必须强调的是，金大农学院开展的农村社会改良活动，多是由农会出面作为直接承办方，由金大农学院派员进行协助和指导。可以说，其农村社会改良事业最突出的特色是组建了农会，并试图以其为核心，试验乡村自治的构想。关于文化教育方面，中大农学院所创办的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主要开展的工作是设立农民夜校和农民扫盲班，以增进农民的文化。而金大农学院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建设，主要由当地农会作为承办方，由金大农学院协助指导开展的。主要活动如下：为锻炼儿童手、脑、身、心之活用，创办了儿童四进团；为从小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创办了儿童读书会：为了扫除文盲，创办了塾师讲习会和农民夜校：为了培育合格的农民领袖，而开办了农民领袖讲习会；尤其是其创办的乌江乡村小学，对于乌江地区的基础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在农业推广活动中，响应《农业推广规程》中所提出的指导乡村之正当娱乐的号召，创办了民众茶馆、举办了新春同乐大会。②在关于医疗卫生方面，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开办了乡村医疗站，对村民接种牛痘和推广防疫知识。金大农学院则除了推广防疫工作外，还组织农会与鼓楼区医院合作，创办乌江农民医院，由南京鼓楼医院派出医生2人协助乌江农民医院进行治疗和预防疫病，在镇南盖了住院处，在桥村等地开门诊所，在张集、香泉开展巡回医疗。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在农业推广活动中，所推进的基础设旌建设主要是组织农民修建乡村道路、修缮圩堤。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展开了类似的活动。组织农会是金大农学院所开展的农村社会改良事业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农会于1933年建立，动员乡村领袖参加。金大农学院明确提出农村社会改良事业，“以辅导农会之组织为核心”固。农会以干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方针在于p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乌江农业推广区实施工作报告》，《农业推广》，1935年第8期。曾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中央模范推广区工作报告》(1934年12月．1935年3月)，《农业推广》，1935年第8期。@金陵大学农学院：《介绍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农林新报》，1932年第4期，第8页。\n第四章中大、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组织农民，使相互团结，以团体力量，谋求农人本身利益之发展，使区内农民在同一指导下，协助实验区建设工作”∞。农会组织由乡村农会起步，向下逐步设立了组农会，向上逐步发展为县级农会，会员从初创期的194人，逐步发展到1100人。农会主要开展的工作除上述由金大农学院指导的活动外，还包括如下几点：1、调查并抵制苛捐杂税与税吏勒索；2、联络乌江各团体请下关航运公司减低运费；3、拜访会员，进行演讲。两校农学院所进行的社会改良工作收到了不错的成效。各自的推广区开办地文化教育事业丰富了农民的生活，增进了他们的知识；开办地卫生医疗事业改善了农民的健康；整修地基础设施改善了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环境。在这几个方面，两校农学院的农村社会改良事业在形式上差异不大。但是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评价两校农学院所进行地社会改良工作，从是否有助于推动农民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力量维护tt身权益，是否有助于培养农民团结互助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否有助于推动乡村自治事业角度来分析，则会发现金大农学院组织成立的农会所蕴含的价值。农会有效抵制了地方当局或土豪劣绅压迫农民之事，例如，当地保安团长向某农家敲诈，令其出团员伤残抚恤金600元，否则即加以罪名。农会得知后，派人赴县控告该团长未果，又赴省控告，经数月之斗争，该团长被拘办，同时查办的还有和县县长，农会经过此事后威信越来越高。@同时有效的减轻了农民负担。以前是农民独自向政府纳税，每户须纳税银7元，农会成立后则改为由农会为会员代表，集体向政府纳税，每户只须纳税银4．8元。又如屠宰捐，由以前每头猪0．6元变为由农会代缴的每头只抽捐0．4元。@同时还积极创办公益事业。鉴于实验区内缺医少药，农民无法就医的情况严重，农会于1933年与南京鼓楼医院合作，建立“乌江农民医院”，不仅初诊费用低廉，普通药品一概免费，贵重药品只收成本，吸引了附近五乡的农民前来就诊。此外，农会还出面开办农村小学、农民夜校，以及修建设社仓、修筑实验区内公路等，有效的改善了实验区内农民的生存条件。也就是说，农会成为了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金大农学院当初所设定的目标—将一切事业交还于农民。当然金大农学院所进行的社会改良事业绝非一帆风顺，主要的阻碍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当地土豪劣绅的阻挠：其次是匪患猖獗；最后是国民党当局的多方限制，对农会组织长时问不予注册备案。两校农学院所开展的社会合作事业差异之处的产生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财政①金陵大学农学院：《：／1-绍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农林新报》，1932年第4期，第8页。。王倘、姜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印象记》，《教育与职业》，1935年第5卷第7期。@列上\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权是否独立。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由中央大学和农矿部共同出资创办，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战前。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虽然在创办时得到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的资助，但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就停止了拨款，一切费用由金大农学院承担。后来实现了“经过六七年的努力经营，使每年所需七八干元经费，能够完全自给。”①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财政权独立，各项社会改良事业的开展不需要申请政府拨款，自然具备较强的自主性。二是管理权限的不同。《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组织章程》中不仅规定参照民国政府颁布的《农业推广规程》办理各项事业，还设立了推广区的最高机构——推广区委员会，由双方各派两人组成，同时规定各项事务直接受农矿部监督并向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报备。而金大农学院方面，自1931年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停止向乌江农业推广区拨款后，金大农学院就获得了独自办理各项事业的权限。这也是其后来能组织成立农会，并由农会承办各项社会改良事业的重要原因。本章小结从两校的农业推广历程中，可以将两校的农业推广事业概括为：中大农学院在某种意义上实践着民国政府的农业推广理念，而金大农学院则是实践着自身的农业推广理念，而且与美国高等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方式有相通之处。在农业推广组织方面，金大农学院更为完善，在学院内部设立了层级高于中大农学院农业推广部的机构——农业推广委员会；在推广区建立了自上而下、层级分明、分工明确的组织体系。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所组织的农会在实际上成为了社会改良事业的承办方和管理方，这是其较为独特之处。而关于两校农学院各自开展的业务及取得的成效，则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宣传方法方面，双方采用的方式大致相同，而金大农学院与教会合作，利用其在乡村的基层组织进行宣传则是其一个特点。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良种推广是双方共同的重点，而农技推广则作为辅助的手段。农村经济合作事业方面，双方都开展了生产合作、运销合作和农村金融合作，探索了农村经济合作事业的组织形式。在生产合作与运销合作领域，双方在组织方式和成效方面基本相当；在农村金融合作领域，中大农学院的组织方式更为丰富多样，而金大农学院则在合作的层次上更为深入，不仅成立了农村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联合会，还将管理权下放给合作社自身，推动了农村自治建设。在农村社会改良事业方面，两校农学院都做了不少工作，不过由于在目标、财政。章之汶：《本院过去现在与将来》，《农林新报》，1942年总610-622期，第87页。74\n第四章中人、金大两校农学院农业推广的比较权独立程度及管理权限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大农学院的农村社会改良事业更多的停留在《农业推广规程》中所列的事项，而金大农学院则开创了以农会为核心和主要特色的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新模式，进而推动了农村自治建设。金大农学院在其创办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以农会为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直接承办者，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促进了农民互助合作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和管理上的自主，而且诞生了具备近代农村商业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联合会，同时探索了近代农村建设的新道路，其理念甚至在当今仍具有先进性，成就超过了中大农学院创办的推广区。农业推广是两校农学院差异最为显著的领域。\n\n结语结语一、对两校农学院的综合评价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是我国近代农业教学、科研、推广工作的先行者和重要基地，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在国内高等农业院校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各自是国立高等农业院校和私立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头羊”。两校农学院科系规模齐全，课程设置合理，中大农学院是当时全国科系最为齐全的高等农业院校，金大农学院在国内最早采用四年制学制。两校农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邹秉文、赵连芳、沈宗翰、过探先、周拾禄、金善宝、王绶等业内顶尖的学者，教授群体大都获得过国外知名大学博士或硕士学位。两校农学院构建了职业教育、专修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四个层次的教学体系，学生培养上执行“严进严出”标准的同时，在规模上保持了长期领先，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在全国处于首位。两校农学院的毕业生遍布农业相关的各个部门，极大地促进了近代农业的发展。两校农学院的科学研究，以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业科技起步，研究领域基本涵盖个农学各个分支。在此基础上，把育种工作作为重点，经过吸收和创新，不仅掌握了近代育种理论和方法，还成功地具备了独立研发能力，追赶上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中大农学院是当时全国的水稻育种中心之一，中大帽子头水稻良种，是民国时期大面积推广的稻种之一。金大农学院培育的金大2905号小麦，是我国抗战前粮食作物中推广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在部分领域，如赵连芳对于水稻连锁遗传的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由于切合生产需求，研究成果往往较快的转化为生产力，带动了当时农业生产的进步。两校农学院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卓有成效，郑万钧和胡先骗所进行水杉研究，就被国内外植物学界评为“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科学贡献之一”。两校农学院兴办的农业推广事业不仅仅局限于传播良种和农技，也深入到了包括生产合作、运销合作、信用合作在内的农村经济合作和农村社会改良领域。双方各自创办的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和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被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作为全国的各个推广区的“样板”。尤其是金大农学院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以农会作为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直接承办者和核心，对内开展互助合作，对外集体维护权益。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不仅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和管理上的自主，而且诞生了具备近代农村商业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联合会，极大地促进了农村自治的建设，探索了近代农村发展的新道路，其理念甚至在当今仍具有先进性。两校农学院的立校背景不同，是双方最为本质的差异。中大农学院乃至国立中央大学，学校的性质是国立，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的拨款。这使得其一方面得到了国民\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政府的扶持，促进了办学规模的扩大和师资水平的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其对国民政府的各项法令和规章保持着较高程度上的遵行，特别是在中央模范农业推广区所开展的推广事业，几乎可以看做是对国民政府所颁行的《农业推广规程》的具体实施。金大农学院乃至金陵大学的性质是私立，具有鲜明的教会背景，在具体办学中，也得到了来自基督教会直接或间接的各种援助，经费也主要来自创办人会保管运作的基金。因此，金陵大学自主性较强，在科系设置和教师聘任标准上有独到之处，早期推广工作与基督教会开展了紧密的合作。其在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所进行的推广事业，更是远远超出了民国政府在《农业推广规程》所规定的范围。双方具体领域的差异也有很多。在教学方面，中大农学院与金大农学院相比，科系变动相对频繁。金大农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则体现了对英语和经济学的重视。中大农学院学生来源主要为公立中学，而金大农学院主要为教会学校。中大农学院的毕业生对于从政兴趣较大，而金大农学院毕业生出国留学的比例更高。双方研究生招生标准稍有区别，金大农学院要求至少有一年工作经验。金大农学院对专修科和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中大农学院，其农业专修科办学历史长，毕业生人数多且遍布农业各个部门，在当时受到社会极高的评价。而中大农学院的专修科和职业教育规模较小，存续时问较短，影响不如金大农学院。在科研方面，差异多为学科设置及研究上的“强弱”、“有无”的差别。中大农学院在水稻育种方面有明显优势，在小麦育种领域多采用引种和品种鉴定法，而金大农学院多采用纯系育种法选育小麦品种。中大农学院相对偏重林产制造研究，金大农学院相对重视水土保持与造林研究。在植物病虫害研究领域，中大农学院重视虫害的研究，金大农学院重视病害的研究。两校农学院在蚕桑研究领域同大于异。在农业化学研究方面，中大农学院的研究领域涵盖了农产制造和土壤肥料两个方向，金大农学院的研究仅包括后者。在畜牧兽医研究领域，中大农学院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业工程领域，两校农学院的研究始于建院初期，但受自身条件和时代背景所限，主要以小型农具为主。此外，在科研管理方面，金大农学院设立了研究委员会负责立项，设立了跨系的研究会负责科研活动实施。金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以农会为农村社会改良事业的直接承办者，引导村民主动参与，促进了农民互助合作的发展。不仅实现了财政上的自给和管理上的自主，而且诞生了具备近代农村商业银行性质的信用合作联合会，同时探索了近代农村建设的新道路，其理念甚至在当今仍具有先进性，成就超过了中大农学院。金大的推广组织更为完善，在农村经济合作领域更为深入，推动了农村自治建设。中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活动更多的是践行着国民政府的指导思想。农业推广是两校农学院差异最为显\n结语著的领域。金大农学院与基督教会的关系是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来加以分析的。不可否认的是，以裴义理、芮思娄为代表的一批农业传教士中，确实有不少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心，愿意为中国农业、农村改良出力的人士，金大农学院的创办就是他们实践自身理念的产物，其对中国农业乃至国家发展起到了极大地积极作用。但是基督教会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同时，客观上也对美国在中国利益的实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比如影响颇大，广受好评的农业经济调查，学界也有观点认为，其主要目的在于搜集大量资料，为美国政府制定政策服务。二、两校农学院产生的影响(一)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两校农学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为是我国近代农业科学家的孵化器。许多优秀的科学家或毕业于两校农学院，或曾受聘两校农学院教职，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科研事业，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民国时期的最高农业科研机构——中央农业实验所的所长、副所长、总技师和大部分系主任，以及一半以上的技正出自两校农学院。包括所长谢家声、副所长钱天鹤、总技师邹秉文、洛夫，以及农艺系技正冯泽芳、卢守耕、管家骥；病虫害系主任兼技正吴福桢、研究员邹钟琳；蚕桑系主任兼技正孙本忠；兽医系主任兼技正程绍迥∞。民国时期的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有81人，其中生物组25人，而出身两校农学院的就有伍献文、秉志、胡先辅、张景钺、钱崇澍、罗宗洛、李先闻、陈桢、俞大绂、戴芳澜、邓叔群共11人圆，约占总数的13．9％，生物组的44％。此外，两校农学院沈宗翰、赵连芳、胡昌炽等部分教授，1949年后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帮助实现了台湾地区的开发。如赵连芳作为农林部特派员兼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农林处处长，率领有关专家15人赴台，大力整顿机构，全面规划振兴农业的方案，以其卓越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超人的精力，在短短两年间即为台湾农业之恢复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到台后，深知台糖对国计民生之重要，就职后就马上到南部产糖区视察、了解实情，为加强和奖励甘蔗种植，曾帮助蔗农解决种苗和肥料供应问题，从而奠定了台糖复兴的基础，至今仍为台湾蔗农所怀念。此后，台糖公司为了加强试验研究和技术推广，成立了糖业研究评议会和蔗作推广委员会，赵连芳被聘为两会委员，连任多年。他严格要求，精密评议，是非分明，改进技术，加强推广，奠定了台糖公司农务发展的基础。这批学者与其他前往台湾的知识精英一道，促成了台①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概况》，1934年，第3页。。陈浩望：《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当选经过》，《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湾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腾飞。新中国的最高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秉志、胡先骗、张景钺、胡经甫、杨惟义、王家楫、伍献文、郑万钧、蔡旭、盛彤笙、侯学煜、徐冠仁、朱显谟、鲍文奎、王德宝、曾德超、刘有成、张广学、任继周、李季伦出身于中大农学院；戴芳澜、陈桢、李继侗、秦仁昌、俞大绂、戴松恩、裘维藩、吴中伦、庄巧生、陈俊愉、阳含熙、黄宗道、卢良恕、蒋亦元、刘大钧出身于金大农学院；而钱崇澍、陈焕镛、邓叔群、朱壬葆在两校农学院均有过任教经历；章申、刘守仁、蔡道基、盖钧镒、夏咸柱、程顺和毕业于两校农学院的直接继承者——南京农学院，即如今的南京农业大学。①他们的研究方向涵盖了动物学、微生物学、植物学、昆虫学、森林学、作物遗传育种学、土壤学、农业化学、农业工程学、园艺学等领域，而以上的学科在两校农学院时期都已有设立，并开展了相关研究。国家的振兴与农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受过高等农业教育的人才，因此包括两校农学院在内的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在民国时期虽然刚刚起步，但也肩负起了为国育才的重任。不论是中大农学院倡导的“造就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还是金大农学院所追求的“授予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之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夫生活程度之提高”都体现了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两校农学院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不论是资源步履蹒跚的初创时期，还是内外条件俱佳的“黄金的十年”，都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据统计，1914—1937年这20余年年，全国共培育农科本科生约1623人，而其中金大毕业生有487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30％；中大农学院本科毕业生631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38．9％。两校合计占当时全国农科本科毕业生的近70％。而同期全国共培育农科本、专科生约4328人@，其中金大毕业生有992人(含专科生505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23％④；再加上中大农学院本科毕业生682人(含专科生51人)，@约占毕业生总数的16％，两校合计占全国培养专科以上学生总数的近40％。而如前文所述，这些毕业生大多选择了出国深造以及从事农业方面的教育、科研、行政、商业等与农业相关领域，为我国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918—1928年的11年中，中大农学院出国继续深造者78人，占毕业生总人数的]／3之多。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生在20世纪30年代后到美国留学进修的比较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人物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84—268页，整理得。圆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7、127页。@曹幸穗、王利华：《民国时期的农业》，《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出版，1993年3月，第132页·回费旭、周邦任：《南京农业大学史志(1914—1988)}，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信息中心，1994年，第17页。@同上，第127页。\n结语特别是1945年，利用美国租借方案，农林部经过考试选派赴美考察一年的农业技术人员166人，金陵大学农学院派出人员占1／3强。据章之汶统计，我国留学欧美大学农林科的学生在30年代中期约250人，其中几乎一半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及其前身的毕业学生。o这些学生毕业后或留学回国后，分布全国各地，大多数走上了为我国农业和生物科学服务的道路。我国有许多农学院和农业研究机构就是以这些留学生为骨干发展起来的。更难能可贵的是，在艰苦的抗战岁月，两校农学院的学生人数不降反升，如中大农学院的在校生由1931年的178人增加到了1940年的275人；而金大农学院的在校生由1935年的105人增加到了1944年的260人。同年度，中山大学农学院在校生人数250余人，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校生人数204人，全国农科本专科生在校生人数共3675人，在抗战期间高等农业院校及专科学校大量扩招的背景下，两校农学院合计仍占到了全国农科本专科在校生总数的14．6％。⑦两校农学院为大后方的农业生产输送了大量人才，有利的支援了抗战事业。(二)协助建立科研院所及农业院校两校农学院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科研机构，科研实力雄厚，在进行本院的科研工作外，还协助了国内其它农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中大农学院协助创立了如下一些机构：1920年邹秉文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农业昆虫研究机构一江苏昆虫局。1921年，秉志、胡先骗筹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一一中国科学社生物学研究所。1921年，张巨伯、吴福桢等人创建了中国昆虫学科第一个学术团体——六足学会。1923年，邹秉文主任、王善荃、原颂周、胡先骗等教授接受邀请，协助创办了北京农业大学。1929年，在邹秉文、戴芳澜等人积极支持和赞助下，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中大农学院园艺系吴耕民、管家骥、胡昌炽、章文才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园艺学会。1931年，中大农学院教授冯泽芳、沈宗瀚等人创立了中国作物品种改良会。1933年，江西省借调中大赵连芳教授，协助筹建了江西农学院。金大农学院协助创立了如下一些机构：1933年，国立武汉大学农学院成立筹备处，林学家叶雅各任副主任并成为首任院长⑨。1934年，金大农学院副院长章之汶应邀参与筹划安徽大学农学院④。1938年，金大农学院的章之汶、章元玮参加了贵州定番乡。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编委会：《南京农业大学发展史——历史卷》，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第29页、第178页。圆周邦任等：《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336页。@周邦任：《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29页@《农林新报》，1934年第18期，第103页。8l\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政学院的筹建工作。1943年，杨蔚、刘国士、吴三友、朱揖、戴松恩等曾协助私立铭贤学院扩大为铭贤学院①。1944年秋，徐正铿协助圣约翰大学成立农学院，并曾任该院院长。1945年，胡昌炽、单寿父、李焕章协助华西大学理学院农艺系的建立。金大农学院农具厂厂长王朝杰曾到北方大学农学院考察，并协助筹设农具工厂。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以原中大农学院、金大农学院为主体，调入浙大畜牧兽医系、农业化学系组建南京农学院，即为我国当今最著名的农业大学之一一一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原中大农学院森林系还与金大农学院的森林系合并，组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林业大学。两农学院的园艺系与蚕桑师资划出，分别并入浙江农学院、山东农学院和安徽农学院。两校农学院对新中国的高等农业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对科研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两校农学院所选育的部分品种，因基因优良，成为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选育良种的母本。如小麦品种江东门因其早熟特性，至今仍作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早熟种质资源之一。矮粒多在四川、甘肃等地用作育种材料，育成很多抗锈、丰产的好品种，如四川的51麦、竹叶青、雅安早。又用5l麦与阿勃等品种杂交育成了甘麦8号、甘麦11号、绵阳8号、川麦8号、繁6、繁7等大面积推广的品种，目前雅安早在四JJim种植面积为5，000，000亩，繁6为11，390，000亩，繁7为3，470，000亩。@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小麦品种中大2419，凭借其矮杆、大粒、抗锈病等诸多遗传优势，成为我国目前为止最重要的种质资源之一。据庄巧生：《中国小麦品种资源的系谱及其特性》中统计，株高在70．1-80．0的170个矮杆品种中，中大2419衍生的品种及品系数有7个，占4．12％。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含有该品种血统，每千粒粒重能达到40克以上的大粒小麦品种有70个。以该品种作为亲本，培养的抗锈病品种也不下20余种。三、启示(一)高等农业院校应确立为农民和农村服务的理念金大农学院的宗旨为“授予青年以科学知识和研究技能，并谋求我国农业作物之改良，农业经营之促进，与农夫生活程度之提高”，明确地将“农夫生活程度之提高”列入了其办学宗旨，这也是近代高等农业院校首次将农民的发展提高到了与教学、科研和农业生产力进步同等的地位，在其办学中，也通过兴办农村经济合作事业和农村社会改良事业，培养农民的自治能力，明显地体现了服务农村，帮扶农民的办学理念。@周邦任：‘中国近代高等农业教育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第197页。庄巧生：《中国小麦品种资源的系谱及其特性》，上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5页。\n结语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这一优良的理念并没有在当今的高等农业院校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在当今，教学和科研是大部分高等农业院校的主要工作。高等农业院校存在的最高价值不应用科研成果影响因子的大小和毕业生的多少来衡量，而应该看其是否能根本上推动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建设，尤其社会建设事业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日标，必须重拾服务农村，帮扶农民的办学理念，而为了贯彻这一理念，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应加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在培养方向与就业渠道上加以改进，向农村输送“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四得”性人才。比如目前在部分地区出现的“村村大学生计划”就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同时在原有的形式之上，借鉴两校农学院所开展地职业教育形式，从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时期的“农民领袖”。另一方面应该鼓励教师和学生深入农村基层，开展教学实习工作。这不仅有利于其了解农民、农村的实际情况，增加使命感，也便于农民和农村的新问题融入到专业教学和科研，使来自高等农业院校的支持具有针对性。(二)高等农业院校的科研立项应切合生产需求两校农学院在各自的办学过程中，颇多地接受社会机关、团体、民问资本乃至国外资金的资助，开展相关的教学、科研、推广工作。这些资助少部分是无偿的，但更多的则是附带了或多或少的条件。如接受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委托，改良棉种；接收上海面粉公会委托，研究改良小麦品种；接收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央农业实验所资助，从事植物病理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自然，接收这些委托和资助，不可避免的使两校农学院沾染了一些商业气息，但从主要方面来看，带来的影响还是积极的。不仅解决了科研经费问题，而且加速了科研成果的转化当今我国的农业科研转化率较低，在“十一五”期间仅有4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以上的水平，但同时也意味着有巨大的提高潜力。高等农业院校具有技术和人才优势，而政府和企业具有政策和资金优势，双方的结合必将产生巨大的效益。高等农业院校应密切与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在科研立项上切合实际需求，即可以加快成果的转化，也可以引导政府、企业以及社会资源向学校和农村投入，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得产学之间形成良性循环。(三)两校农学院教授治校的理念值得借鉴中大、金大两所学校的教授治校模式是美国式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校董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金大校董会之上还有创建人会)的校长负责制下，教授参与学校部分事务的管理，尤其是教务和科研事务的决策及监管。教授治校能够促进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激发教师在工作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归属感，使得大师能\n中央大学农学院和金陵大学农学院的比较研究够产生于大学，大师能够驻留于大学。中大农学院的教授会，以及金大农学院的研究委员会及研究会，就是作为两校农学院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而存在的。当今我国的国情与民国时期大不相同，同样也不能照搬两校教授治校的制度和组织，但是却可以借鉴其中分权、制衡、民主、协商的合理成分，在保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将教授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学校决策和管理层面，尝试构建一种由教授所组成的委员会对大学政策进行民主决策，党委书记裁决签署，校长组织行政部门贯彻执行的新型高效管理模式。\n致谢这篇硕士论文能够顺利完成，得益于导师的精心指导，以及各位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本文从最初的选题到整个框架的构思都凝聚着夏如兵导师的智慧和思想，导师在繁忙的工作中，多次给予指导，提出宝贵的意见，极其仔细地帮助检查和修改，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此外，南京农业大学图书馆馆长包平教授及人文分馆的管理员王俊强老师，在查找资料过程中也给予了极大地帮助。在两年半的学习生活期间，得到了很多老师的关怀和帮助。感谢王思明教授、惠富平教授、李群教授、沈志忠教授、卢勇副教授、钱凤英老师的关怀和帮助。他们渊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使我终身受益。9l葛明宇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