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农学研究

《管子》农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管子》农学研究姓名：易德生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历史文献学指导教师：王玉德2001.7.20\n硕士学位论文”^STFRSTHESIS内容提要本文结合最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进展，在大量阅读前人有关论著及论文基础上，对《管子》中丰富的农学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j《管子>中农学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土壤学方面；农业技术方面；农时方面；农学理论与在些生查堡坦方面。其中农业技术又包含对农作物、农具、耕作和’栽培技术、农田水利技术等的考察。土壤学方面集中在对《地员》篇的考察。L《地员》篇和《禹贡》一样根据土壤质地和颜色做了类型划分，但同时又对土壤水份状况、味道、地形、地势、地下水与土壤的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它尤其关注土壤与其之上的植被间的相互关系。总之，它已认识到土壤与环境诸多因素间的密切关系，极具生态学意识。它对土壤分类及性质认识远比《禹贡》、《周礼》深刻和全面。《地员》篇是先秦有关土壤学的最重要著作之一。厂7农作物方面，着重考察了重要农作物“禾(狭义的)”、“稷”、“粟(狭义的)”、“黍”的关系，从作物种植时间角度，认为“禾”、“稷”、“粟”为同一作物的不同称呼。l并认为“五谷”的形成与先秦小农生产模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农具方面，认为“耒”、“耜”原是两种农具，春秋战国期间，“耜”的直柄变为“耒”的曲柄，因此“耜”技术方面也很重视。通过对一些篇章的分析后认为，春秋中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田水利已防旱、排涝并重，这与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农田水利主要是排涝的观点不同。另外认为《度地》篇是先秦最为卓越的有关水利技术和水力学现象的著作，是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经验的总结。r农时方面主要有《玄宫》、《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其中，《玄宫》、《五行》属于独特的十月太阳历农时系统；《四时》、《轻重己》属于正统的二十四节气月令系统。四篇都应早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是《月令》系统形成的早期雏形。p农学理论方面，《管子》已初步具有了“三才”思想，但不甚系统。／农业生态保护方面，《管子)更多从“地宜”角度出发，具有很强实用性和经验直观性。虽然不可能从现代生态学角度来论述生态保护，但它的某些篇章如《七法》中的“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和《地员》中的“凡草木之道，各有谷造”等仍提出了具有现代生态学意识的生态思想。卜关键词：《管子)农学生分：1\n硕士学位论丈q^STER‘THESlbAbstractThisthesis，whichislinkedwithprogressinarchaeologyandethnology，onthebasisofagreatmanyreadingaboutrelevantworksandtheses，makesaconlprehensiveandprofoundresearchabouttheabundantagronomyknowledgeof《GuanZi》．Theagronomyknowledgeof《GuanZi》containsfouraspects：soilscience，agriculturaltechnology，agriculturalcalendar，agriculturaltheoryandagriculturalecology’Sprotection．Theagriculturaltechnologyreferstothestudyofcrops，farmtools，tillageandcultivationtechnology，farmland’Sirrigationtechnology．SollsciencefOcusesonthestudy0f《DiYURn》．Itsortedthesollonthebasisof30il’Snatureandcoloraswellas《YuGong》．Butmeanwhile，Itdidcloseresearchoftherelationshipbetweensoilandsoilmoisturestation，flavor，terrain，topography，undergroundwater．hpaidc_loseattentiontotheintimaterelationshipbetweensoilanditsupperplants．Inshort，ithadclearunderstandingaboutrelationshipbetweensoilanditsenvironmentandwasfilledwitheclogicalthoughts．Itssoil’Sclassificationandnatureismoreprofoundandcomprehensivethanthatof{YuGong))and((ZhouLi))．《DiYuan》isoneofthemostimportantworksinsoilscienceatpre—Qinperiod．Referringtocrops，thethesisstudiestherelationship0fthreeimportantcrops“He”(narrowsense)，“Ji”，“Su”(narrowsense)。“Shu”．Attheangleofcrops’plantingtimes，Itthinksthat“He”，“Ji”，“Su’’arethedifferentnamesofajdmeplant．Alsoitthinksthattheformationof“fivegrains’’relatestotheformationofpre—Qin’Ssmallfarmer’Sproductionpattern．Asfarmtolls。LeiandSiareoriginallytwokindsoffarmtools．DuringtheSpringandAutmn——WarringStatesPeriod，thestraightshaftofSibecamethebentshaftofLei，SOSihadthesamefunctionasLei，whichmadeLeidisappear．FromWarringStates，Sigraduallybecametoplough，butitwasusedtobeingnamedSi．Besides，thethesispreliminarilystudiesotherfarmtools，suchasNou，Be，Yao，YouandSOon．Attheaspectoftillageandcultivationtechnology，thethesis\n硕士学位论文M^STERSTI{ES【Sresearchesrelevanttechnologyofdeepplough，hoeingupweeds，sowing，seedsselectionandapplyingfertilizer．《GuanZi》attachesimportancetofarmland’Sirrigationtechnology．Afteranalyzingafewworks，thethesismakesaconclusionthatafterMiddleSpringandAutumnperiod，combatingdroughtand'drainimgfloodedfieldstechnologyhavebeenusedatcentralplainareas，whichdiffersfrommanyscholars’latelyopinionthatonlydrainingfloodedfieldstechnologyhasbeenusedinthatperiodatcentralplainareas．Atthesametime，《DuDi》isconsideredtObethemostremarkableworkaboutwaterconservancytechnologyandhydraulicsstudyandtobetheexperiencedsummaryoflargescopeoffarmland’SwaterconservancyconstructioninWarringStates．Therearefourworksaboutagriculturalcalendar，((XuanGong》，《SiShi》，《WuXing》，《QingZhongJi))，amongwhich，《XuanGong》and((WuXing)}belongtOspecialagriculturalcalendarsystem0f10一monthssolarcalendar；((SiShi》and《QingZhongJi》belongtOtraditional“YueLing”systemoftwenty—fourfestivals．A1lofthemareearlierthantwelve—monthswritingsof《LuShiChunQiu》，whichareearlyembryosof“YueLing”system．Concerningagriculturaltheory，《GuanZi》havepreliminarilyformed“SanCai”idea，butitisnotsystematic．Asagriculturalecology’Sprotection．((GuanZi》startsfromtheangleof“DiYi”principle．whichispracticalandfilledwithexperience．AlthoughitisimpossibletOexpoundecologyprotectionfromtheangleofmodernecology，it’Scertainarticles，suchas《QiFa))and((DiYuan》，hadputforwardsomemodernecologicalthoughts．Keywords：((GuanZi}agronomyecologyI\n《管子》农学研究引言《管子》一书在先秦诸子中最为难读，这是学者们所共认的。这主要是由于自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为正宗，而代表齐学的《管子》由于许多思想与儒学颇异，因而学术统绪骤断的缘故。自汉魏至六朝，仅有零碎研究，直到唐代，遂有尹知章之注。但其注“颇不足采”，∞宋元明时期对《管子》的刊印、注释研究稍多。到清代以至解放前，注释与研究大大增多，但比起其它诸子研究，仍是不足。大多仍拘限于注释、考据和某些经济、哲学思想范围。对其丰富的农学内容及其它科技思想涉及甚少。解放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管子集校》②的出现，可谓《管子》校勘、注释方面：：集大成之著作。它汇罗自尹知章到近人的诸多考释，并附有郭氏自己见解。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中国农学史(初稿)》(f-册)@的出现开始标志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已从考证校勘、注释转移到农学等专题方顽分类研究。科技史学者们开始以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的眼光来审视《管子》书中丰富的农学及其它科技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学术活动的活跃，对《管子》研究进一步深入，1987年创刊的《管子学刊》是其标志。20世纪80一90年代对《管子》的综合研究，首推胡家聪先生。。同时，科技史(包括农学史)专著和论文也逐渐增多，《管子》中的农学研究也散见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台港及海外学者对《管子》的研究也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法家类》《管子提要》。②郭沫若、许维谪、闻一多：《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后收录于《郭沫若全集·历史编》(5—8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③《管子地员篇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1981年农业出版社重版，以下简称“夏纬瑛书”。《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第五章，“管子的重农学说和水利土壤知识”，李长年、友于执笔，以下简称“《农学史》”。④《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收集了作者20世纪80年一90年代的对《管子》研究的多篇论文，可谓对《管子》的全面性研究之作，但对农学研究略略涉及而已。⑤事实上，许多专门科技史，如地理学史、土壤学史都与农学的某些方面有一致之处。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等。另外如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30卷)》(科学出版杜，1998年)。这样的科技史著作，都含有地学和农学方面的专题研究。通论性质的专门农学史主要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梁家勉主编的《中国农业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等。一1一⑧\n蓬勃发展，“科技史方面，除了李约瑟先生对《管子》的科技思想继续有所关注外@，美国的N·Sivin(席文)、日本的天野元之助、原宗子都对其与农学有关的科技思想有独到的阐述。笔者在大量阅读上述有关专著与论文基础上。对《管子》做了比较深入整体的考察。9本文研究思路从土壤学、农业技术、农时、农学理论和农业生态保护四大方面人手；在本文中，农业技术方面又细分为四小部分：农作物方面(也即对农作物的种类的选择，实质上深刻反映了农业技术状况)、农具方面、耕作栽培技术(狭义的农业技术)及农田水利技术方面。其中土壤学、农时、农学理论及农业生态保护各分为一章，因农业技术方面内容甚丰，故分为三章，故本论文共分六章。通过认真研究，笔者认为《管子》一书虽非成于一时，成于一人，但其前后有传承关系是不容置疑的。其书虽博杂，但仍可属“管子学派”。④它的内容和编排体例仍遵循余嘉锡先生所说古书通例，也即“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也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秦以前古籍，称‘某子’者，常是一个学派历代传统的作品，《管子》自不例外”。9所以笔者倾向认为《经言》九篇虽非管子亲著，但仍有其可靠思想，也即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思想。至于《内言》中《大匡》、《中匡》、《小匡》、《霸形》之篇述管仲轶事，亦有可信之处。至于其它篇章，或托管仲立言，或受时代思潮影响，可看作战国时期管仲后学的作品。对于《轻重》诸篇，笔者倾向于成于战国中晚期，很可能早于《吕氏春秋》，而非秦汉以后。o总之，笔者对《管子》农学研究，也即意味着对春秋中期至战国的农学的研究，《管子》中农学实则反映了这一大段时期的发展脉落。同时，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最新考古学和民族学进展，又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对《地员》及一些篇章分析后认为，文中作者对土壤的分类和观察是先秦土壤学中最丰富的，并且最具生态学意识。但对土壤可肥可薄的理论④台湾的徐汉昌、李勉多限于文献考证、注释及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美国的w·A·Rickett(李克)穷其一生研究《管子》，是海外最有权威的Ⅸ管子》研究的学者。②由李约瑟及其后继者所撰《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文版(共七卷)，第三卷“地学部分”和第六卷“农业”部分都有涉及与《管子》农业学有关之处。③针对《管子》农学稍做专门研究的迄今只有《农学史》一书，但毕竟是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严格意义上来讲，并称不上整体和全面．如它就没提到农时历法方面、农学理论方面等等，50年代以来的考古学成就更不可能提到，其它农史和农业科技史都是通论性质，对《管子》的农学研究也不全面和深入。④余敦康：《论管仲学派》，《中国哲学》第二期，三联出版杜，1980年。⑤引自胡家聪：《管子新探》，P401。@引自胡家聪：《管子新探)，P6。⑦对《轻重)诸篇年代分歧较大，详见胡家聪：《管子新探》篇二十章，及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n5i士霉笠；：之、I；、I：，、．．t认识却不及‘吕氏春秋·任地》所说深刻。农时方面，书中有《幼官》(应为《玄宫》——以下皆称《玄宫》)、《五行》、《四时》、《轻重己》四篇。这四篇中，《玄官》、《五行》应属于独特的十月太阳历农时系统；《四时》、《轻重己》属于正统的二十四节气月令系统。但不论如何，都是《月令》系统形成的早期雏形，其成书应早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农作物方面，分别考察了有重要意义的农作物，结合一些篇章澄清了“禾(狭义的)”、“稷”“粟(狭义的)”、“黍”的关系，并列出了《管子》中“五谷”的种类。农具对“耒”、耜、铫等颇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通过对耕作栽培技术的考察，认为《管子》中这方论述似乎无《苟子》中深入，故其成书应早于《苟子》。农田水利方面的论述，反映了战国时期农田水利大发展的状况，是这一时期理论和技术的总结。农学理论方面，《管子》也初步具有了“三才”的思想，虽不甚系统，但最终导致了先秦“三才”理论的成熟。农业生态保护方面，《管子》更多从“地宜”角度出发，且提出了“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①和“凡草木之，各有谷造”。某些具有现代生态学意义上的思想。由于本论文是以《管子》全书为对象的，最后略谈一下版本问题。《管子》自刘向校定为八十六篇，列入《别录》中后，一直流传于土林。但具体篇目可能有亡佚。。两宋期间，《管子》及其注释还曾是命题试士的书籍之一。宋代岳珂《愧剡录》卷十一云：“绍兴元年，首诏复置贤良一科⋯⋯题目于《九经》、《十七史》、《国语》、《苟子》、《杨子》、‘管子》、《文中子》及注疏内出题。”@故余嘉锡先生也云：“是管子注之命题试士，乃北宋旧制。”o北宋雕版印刷已开始盛行，《管子》属先秦著作，且地位不低，故自然也属刊刻之列。迄今所知，最早的刻本为北宋杨忱刻本(已亡)，o后经南宋张椽校正，张本又称“绍兴本”(迄今仍存最早刻本)是其后众多版本的源头。现把有影响的《管子》版本渊流关系列表如下：①《管子·七法》篇。⑦《管子·地员》篇。③《汉书·艺文志》列为道家八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载《管子》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载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载尹尹知章注三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刘向校八十六篇．今亡七篇，五十八篇有注”；王应麟《玉海》云：“今本房玄龄注，五十八篇有注”。另外朱熹著《仪礼经传通释》专收《管子·弟子职》一篇，并补其注文。④余嘉曩：《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P599。@余嘉■：t四库提要辩证'，中华书局，1980年，P599。@杨忱本，郭沫若认为是刻于南宋末年，众多学者认为应为北宋刻本，详见王欣夫：《郭沫若先生“管子集校续录”之商榷)，‘学术期刊》，1957年第6期．\n管子扣脚管蝴㈣一篇耄盏意荔≯锄母本一南宋蔡潜道墨宝堂本一需￡誓蓁善妻母本c一明蝴补注》本一鬣柔煳榔酐捧清心管子校酬综铄删众㈣一霹里翼譬姜墨篆喜装淼本文所据以《四部从刊》本为基础，(此本是“上海涵芬楼借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刊本影印”，也即以杨忱——弛辂为底本影印而成。)主要参考《管子集校口的考释、校勘成果，于众家注释中择善从之。第一章土壤学的巨大成就本章主要就《地员》篇做出分析。《地员》是古代著名的土壤著作之一，自清代以来，颇受学者重视。但由于自古为之作注者甚少．故自现代学者考证后，分歧不少。此篇有两大部分组成，相对独立。第一部分，从开篇到“山之上，命之日悬泉”这一段，为特定地区的土壤状况；第二部分从“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到文章结尾，详细描述九卅I土壤状况。对于土壤种类的区域归属和此篇的时代，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友于等人为主，认为第一部分是论述的“关中土宜”，第二部分也以关中土壤种类为主，泛论九州土壤类型；此篇写作时代为西汉中期武帝时所作。①另一种以夏纬瑛为主，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论述的是华北平原的土壤及植被状况。笔者考察了《禹贡》、《周礼》、《吕氏春秋》及近人的一些考证，基本同意夏氏的观点．但同时认为，在第二部分泛论九州土壤及植被特性时，不仅局限于华北地区，而应还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对于《地员》篇中的土壤种类分析，不应过分强调区域归属问题，而应以土壤本身特点及植被的相似性来考察其共性。也即是说，由于土壤分布往往具有非地带性分布特点，不同地区，不同纬度和经度、降水、地形的地方可能有发育相似的土壤类型，(比如中原某些地区完全可能有与长江流域相似的水稻土发育)因而对《地员》而言，更重要的是揭示土壤的类型有多少，是如何划分的，而不是勉强考证其区域性。何况友于等人把明清以来关中一些地方的地方志所记土壤特性，植被类型与先秦相比，已是不太合理了。因为自明清以①详见《农学史>，第五章，P105。圆详见夏纬瑛书。\n⑧r；上一?一。’、÷。、一’i一，。^、来，关中所植作物，水土条件，气候条件变化很大，已很大影响了土壤的特性，故不能跨越年代无条件地比附。一、特定地区地形、地下水与土壤、植被关系分析对《地员》的分析，如上面所说，应分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主要特点是在关注土壤与植被的关系时，强调了地下水位与地形(如平原、丘陵或山地)与土壤植被的关系。对于文中所述，可以列表表示，更为清晰。列表如下：\n表1(据《地员》第一部分制)地下水位地下水土壤肥土宜深度(施)地形附注1施一7尺情况名称性状力草(包括作物)木黑色，稻、麦、萍蔼白棠低湿碱土1黑而苦黑埴平原五级粘性大水碱，大菽、麦、蔫杞低湿盐碱土2赤埴平原碱性粘重五级易流动黄而臭，3黄唐①平原色黄，虚脆五级黍，秫、茅桎枣保水性差易流动赤色五谷皆宜盐质不4白而甜赤垆平原二级白茅与茬赤棠疏而坚易为害“仓”五谷皆宜楚棘土层松，水质5悉徙②平原冲积土二级(水清)又宜皖芩杜、松好，宜灌溉6坟延③平原7陕之芳④丘陵8舰陕丘陵9杜陵丘陵10延陵红陵ll环陵丘陵12蔓山山地13付山山她14付山自徙山地15中陵山地16青山山地不可得泉17罄山赤壤山地不可得泉下有石层18触自址山地不可得泉下有灰壤l9徙山山地不可得泉20高陵土山山地1D笔者根据通假音近及音韵学规律，认为“唐”似可为“壤”。@据孙诒让《}【＆轴，应为“息土(息壤)”。@应为“坟衍”，《周礼·地官·大司徒》“辩其山林，川泽，坟衍⋯⋯之名物。”④丘陵土壤，无专名，用地形来代称。一6一\n此表根据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P205，并参考《农学史》综合而成。上面根据地形、地下水和植被情况列举了不同土壤，《地员》篇又特意记述了山的更高部位的地下水位及植被状况，清楚地观察到植物的垂直分布规律。文中写到：“山之上，命之日县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稽、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山之侧，其草⋯⋯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这里或以地形名称代替土壤名，或以泉名代地形名。也可列表如下表2土宜地下水位地形泉名(土壤名)苴未(尺)山之上县泉如茅落叶松2山之上复吕竹箭、莸山柳3山之上泉英蕲、白昌山杨5山之荔山之豺莶、蔷樱、楸14山之侧蒿萎刺榆2l根据这种垂直分布规律，也可解释为：在2000m～3000m海拔(即县泉)生长着落叶松之类树木；在1500m～2000m(泉英和吕这种地形)生长着山杨和山柳；在1000m～1500m(“山之”)生长着刺榆。④《地员》篇作者对山体不同部位的树木及草类观察很细，客观地记录了由于高度不同而草木种类不同的现象。但作者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不知道主要是由于高度不同，气温不同，越高气温越低所造成的对草，木种类的影响。古代的许多科技著作，往往能很细致，客观地记载某些正确的自然规律和现象，却不知如何解释，这也是其中一例。二、九州土壤、土宜分析第二部分泛论九州土宜，土壤共分5等18类，每类五种，共九十种。可列表如下：①主要依据夏纬瑛书，P29．\n表3等级土壤种类色泽与性状生产能力％对性状的解释————色：赤、膏、白、黑或黄性状：“淖而不月刀，刚而不性质赵好，疏松，透水蓄水良粟土类(五种)100好，不干不湿砗需某豢磊渠拶’——色：赤、青、黄、白或黑土多孔穴，坚密不发白，保水级沃土类(五种)性状：“虫豸穴处”．“干而100良好不斥，湛而不泽”上色：“五色杂英”不结块，不发散，如灰尘地，位土类(五种)隹状：“不塥，不灰，青态以100其质松软与苔相似等扬”巷士类(五种)色：黑色80细而肥，粉碎如灰性状：“芬然若灰”。二壤土类(五种)性状：“芬然若泽，若屯80土质柔细，保水好，耐旱级土”。“捍然若来，以葆泽，不离浮土类(五种)80质如米粒，善吸水，保早不坼”。乍土类(五种)“廪然女叫鬈润湿以处”。70干时变坚硬，耐旱——级垆土类(五种)“疆力刚坚”。70《说文》“垆，刚土也”：监士类(五种)“芬然如糠以肥(脆)”70土性细脆，是一种盐碱土中孙诣让“胀”当为“脆”字，土剽土类(五种)“华然如芬以胀(脆)”60等性疏松，轻脆如芬二沙土类(五种)“粟焉如屑尘厉(粝)”60状如细米，并参有细末级“塥”当％静’，《说文》‘踊，石塥土类(五种“累然如仆累，不忍水旱”。60地恶也”，“仆累”，即“块垒”，指砾土——犹土类(五种‘“五犹之状如粪”50舒软如粪级“五弘之状如鼠肝”50赤色土，可能为南方红址舻类(五种)一埴土类(五种)“湛泽以疏，离坼以艘，40水多时疏霰，水干时龟裂，似下——重粘土级等玺芒类(五种)“娄娄然，不忍水旱”40贫瘠硗薄之土——凫土类(五种)“坚而不骼”。30坚实却不相粘连，似沙质盐=溃土级桀土类(五种)“甚咸以苦”30盐碱程度较高，严重盐渍土一8一\n《士o7二：2之¨、II。、．”：、笔者按：此表主要参考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地科学))P197一P199，但同时又据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壤利用法则的探讨》(《土壤学报》1957第5卷第4期)，《农学史》第五章，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六章有关考证和论述加以综合。三、对土壤性质与分类认识的成就与不足上面对《地员》篇的内容和结构做了阐述，从中我们可以强烈认识到《地员》对土壤的分类其性质认识是空前的。对照春秋、战国以来有关对土壤的认识，《地员》篇无疑是最细致，深刻的。《禹贡》的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首先它从质地和颜色来划分土壤类型，再次它初步具有了土壤区域地理的思想，九州有九种主要土壤类型。另外，它也涉及了土地肥力概念。比如颜色有白、黑、赤、青、黄；质地有壤、坟、斥、涂、泥、垆、埴等的划分。《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云：“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又云：“以土会之法辩十有二土之名物”；“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穑树艺。”《周礼》的这种“土会之法”“土宜之法”思想应是源远流长的农业实践中“因地制宜”思想的总结。①但《周礼》的论述带有更大概括性和总结性，并没具体对土壤的分类和性质展开分析。《周礼》虽是战国时人所写，但其许多内容与西周时期颇为相符，故笔者认为春秋战国“因地制宜”，重视“土宜之法”的思想在逐步深人，而《地员》即是代表。《地员》是《周礼》所述“土宜之法”的具体展现。o《地员》对土壤认识的深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它和《禹贡》一样，据土壤的质地(即土壤颗粒大小)和颜色对土壤类型做了划分。如据表3，我们便能看到“五粟”之土，质地柔和，但韧性不大；土性坚实但不僵硬；“五沃”之土既不是大块成垒状，也不如灰尘般松散等等。不仅如此，还把土壤质地与土壤的生产力大小、肥力高低结合起来，具有很强实用性。二是它还对土壤水分状况昧道(或甜、或咸、或苦)地形(平原、山地、丘陵)和地势(高、下、阴、阳)与土壤的关系，地下水与土壤的关系做了细致考察，远比《禹贡》要全面得多。土壤水分的含量多少，是土壤好坏的一个重要指标。如表3所述，最好的粟土、沃土、位土的土壤水份含量都是适中的，粟土是“干而不乡酝湛而不泽”；沃土是“干而不斥，湛而不泽”；位土是“无高无下，保泽以处”，都属于保水、排水状况良好，耐旱且不易涝，土壤通透性良好。有些土壤如埴土，水多时松散，水少时龟裂。较差的土壤，如塥土，石砾多，土壤孔隙度大，故“不忍水旱”。至于与地形、①《周札·地官·遂人》、《草人》、《稻人》，《夏官·职方氏》、《土方氏》，“土宜”之思想也很突出，《管子’书中也很多，见文。o顾颉刚认为《管子'与《周礼》是一对孪生子，见《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一9一\n地势和地下水的关系，《地员》所述更多，一读便知，故不赘述了。可以说，《地员》的作者已认识到土壤与环境诸多因素的密切关系，对土壤的形成和发育有了深入认识。三是它尤其关注土壤与其之上的植被(包括作物)的关系。《地员》中明显把土壤与植被做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看待，土壤与植被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也即所谓“草木之道，各有谷造”，并且九州之土，“每土有常而物有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样，作者就揭示出一个真理，即由于不同的环境条件，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植被，彼此依存，形成特有的生态系统。”②结合后面所述《管子》中的生态保护思想，从《管子》一书可以看到春秋战国以来生态系统观念已有长足发展，并从广度和深度上促进了“因地制宜”思想的发展。当然，《地员》篇对土壤的分类和认识，从现代土壤学看来，带有多直观性，经验性。和其它古代自然科学一样，缺少量化和分析意识，并且带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缺陷。如果过份强调“土宜”，用机械、静态的观念强调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就会形成所谓的“唯风土论”，不利于作物的推广与应用，会把一些地方(女n南方)某些作物固定地认为必不可植于北方，造成僵化，有害的思维模式。实质上，“唯风土论”就是过份强调“土宜”，而不知土壤与某些作物的关系在合适的气候水份和人力作用下，会相对改变，从而造成新的适应与生态平衡，从而形成新的“土宜”。棉花自宋元以来由南向北的推广就是佳例。明代许多作物如红薯、玉米等也从东南沿海逐渐推向中原温带地区。徐光启对此有深刻认识，他说：“若谓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则必无之理”；同时又说：“若荔枝、龙眼不能逾岭，橘柚橙柑，不能过淮，他若兰、茉莉之类也千百中之一、二。”@他的观点是对的。对于对气温、水、：￡壤太敏感的作物，自然不好移植不同的“土宜”，但对此不太敏感，适应性较强的作物，通过实验和人力作用，完全可以适应新的“土宜”。在现代农学看来，只要得出作物的生长条件，即使无土也可进行栽培。可见，《地员》等古代科学著作对自然现象大多是经验性、综合性的观察，缺乏对成因的分析，这在实践中虽然很实用，不会陷入盲目，但也往往会造成僵化，保守意识，不敢对经验所形成的认识“越雷池半步”。这实质上是对自然规律和现象认识不深的表现。至于《地员》中处处把土壤分为五种，或颜色分为“五色”，显然是受战国“阴阳五行”思想影响，过于牵强和不切实际了。①《地员》篇。②粱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穰》，P142，农业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梁家勉书”。@《农政全书-农本》篇．一10一⑧\n第二章对农作物的考察一、“五谷”概念的形成及小农生产模式的初步定形“五谷”一词首现于《论语·微子》，其云““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五谷”在《管子》书中据本人统计共60见。考虑到《牧民》、《立政》带着春秋中期管子的比较可信的思想或言论，因而它里面出现的“五谷”④字眼应比《论语》要早。这样可推测春秋中叶或更早，农作物已可能有集中到“五谷”的趋势。到战国时期，“五谷”概念已成流行词汇，而大量充斥于战国诸子百家文献中。如《墨子》、《孟子》等。在春秋中叶以前至商，作物种植是以“黍”、“稷”为主，而兼及“百谷”的。另外某些文献中有“九谷”、“八谷”、“六谷”之说等，但不多见。。这说明黍、稷在商、西周具有相当地位，而其它谷类除了简单耕作外，可能还处于自生、自长阶段，人们更多是顺从自然，依靠自然的选择来获取谷实。“五谷”的出现，是农业史上一个巨大变革性事件。它深刻地表明以下两点：第一，表明对农作物栽培技术大大提高，并且在取舍中使农作物种类出现集中化、简单化趋势。首先，先民们在长期作物栽培过程中，经过不断观察、实践和总结，对某些农作物的生长条件、自然环境及工人耕作与技术对作物的关系有了较大认识，在改造自然能力和技术、工具性能提高的情况下，这些作物的产量得到有效提高，于是逐渐排斥一些适应能力差或产量不高的种类，而向这些作物集中，如麦子等；其次是有些作物由于对地力有保养作用，对技术要求不高，或者有保荒作用，因而得到大力提倡，如菽(大豆)即是典型。因此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作物种植出现了集中化、简单化趋势，“五谷”的盛行即是这一趋势的体现。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诗经》中作物种类极多，而春秋中叶以来逐渐减少的事实了。第二，表明在作物栽培集中化的同时，又大力发展了园圃及牧畜业，以弥补由于谷物种类减少而导致的收获物量的减少，最终在战国奠定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即大田作物以五谷(也包括少数经济作物)为主；同时辅以园圃(种植瓜果疏菜等)和“六畜”畜养，这种小农经济模式直到清末仍是无多大改变。以上两点在《管子》中得到明显体现，《管子》虽然处处都有管仲思想及一些春秋时期的历史记述，但它仍然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因而又带有此时期的思想特色棚时代痕迹。《管子》中农业思想及农业技术方面的论述颇多，然而提到的谷类①如《牧民》、《立政》、《小匡》、《四时》、《五行》、《轻重甲)等。⑦《诗经)中“百谷”出现较多，如畅＆『风·七月》、‘小雅·信南山》、《大田》、《噫噫》、《载芟》、《良耜》；‘恩礼·天官·太宰)有“九笞”之词，(天官·膳夫l有“六谷”之说，《尚书·主熬l、《洪范》；‘易·离象传)，《左传)襄公十九年也有提及．\n农作物不足7种，只有禾(粟、稷)、麦、黍、稻、粱、秫、大豆等。至于《地员篇》中提到的土宜作物只不过是上面作物的一些品种(变种)而已。①这远不能与《诗经》中作物相比。“五谷”字眼随处可见，次数之多也非其它先秦文献所能比。同时，有关园圃、瓜果的生产及“六畜”词汇也频繁出现。②这都显示出自春秋中叶以来小农生产模式已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桑麻”往往连用，并与“五谷”、“育六畜”相提，似乎表明“麻”已从“五谷”中脱离出来，成为和“桑”一样的经济作物，③而不是谷物一种。同时也表明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五谷”作物一样占有一席之地。《管子‘禁藏》篇中对谷物、蔬菜、饲料的产值有具体的描述，通过这些产值我们看到在这一生产模式下各种生产项目的比重情况。列表如下：④表4项目产值石数比率总产值50100谷物3060菜蔬lop饲料lO20二、“五谷”种类判断“五谷”既然是先秦农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么“五谷”到底是哪几种作物，至今仍存争论。即使战国、秦汉的学者也各说其是。@《管子》书中各篇也无具体的对“五谷”做出说明。但从出现次数而言，锲”字(以处简写为“谷”)211见，“粟”字127见，“禾”字6见，“稷”字6见(其中一见为“后稷”之“稷”)，“黍”字7见，“麦”字10见，“稻”字3见，“秫”字3见，“梁”字l见，‘钚巨”字两见，“麻”字19见，“菽”(豆)字11见。从其中分析，“谷”在书中是一种总称和泛指，因而不应列入其中。⋯‘麻”在书中也颇重要，往往与“桑”并列，上文已分析过．由于“桑麻”与“五谷”并提。故“麻”也不是“五谷”之一。这与“五谷”表中许多①见梁家勉书，P130。②园圃如《八观》“场圃接”；《问》“立园圃”等；《牧民》、《立政》、《小匡》、《七法》等有“育六畜”之句。③如《牧民》、《立政》、‘八观》、《禁藏》等。④见《农学史》，P128。⑤详见粱家勉书，P119。．@如《牧民》“务五谷也”；堙余“务时殖谷”，《轻重己)“麦者，谷之始也”等。一12—\n家的看法颇异。‘牦”为“黍”之一种，①故应归为“黍”。下文将分析“禾”、“粟”、“稷”实为一物。“粱”亦实为“粟”。@如此分析之后，“五谷”似应为“禾”、“黍”、“稻”、“麦”、“菽”；再根据《地员》篇对“土宜”的分析，也与此“五谷”相应。如果这样，《管子》中的“五谷”与《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歧注和《淮南子·坠形训》所记五方之所宜及《淮南子·修务训》，“播种五谷”高诱注相同，也与《吕览·审时》所载六种主要作物禾、黍、稻、麦、菽、麻中的五种相同。总之，《管子》中“五谷”必定会包含“稻”而除去“麻”，这是笔者所坚持的。三、对“禾(狭义的)”、“稷”、“粟(狭义的)”、“黍”的辨析谈到“五谷”，往往会涉及到“禾”、“粟”、“稷”、“黍”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黍”和“稷”到底是何种关系，至今仍见仁见智。@“黍”作为一种古老作物，目前学术界无多大异议。但朱熹似有把黍误做为高粱之意。其拉丁学名为panicummilliaceum，禾本科黍属一年生草本植物。或称黍子，其实俗称黄米。可酿酒，做糕等。甲骨文作“乏r，，或“嚣。”。问题集点在于“稷”是何种作物，“稷，，与“禾”(狭义的)，“禾”与“粟”(都是狭义意义上讲)的关系如何。笔者细读了《管子》中有关篇目，认为基本可以做一种比较明确的判断。“稷”，迄今为止有以下主要观点：1．即狭义的“禾”，“粟”、“谷”，即“小米”，古代以《齐民要术》，今以梁家勉等人为代表。④2．即黍之一种。这也是主流观点之一。以《农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新编《辞海》、《辞源》为代表。古代李时珍也持此观点，《本草纲目·谷部·稷》云：“稷与黍，一类二种也，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3．即“高梁”。以清代学者程瑶田为代表，见《通艺绿·九谷考》，并得到许多清代学者首肯。@但现在大多学者认为有误。考古学也证明高梁起源远逊于稷、黍。4．既不是“黍”的一种，也不是“粟”(小米)，而是又一种作物。如傅筑夫等。@④《诗经·生民》“维雏稚轾’。毛传：‘砸，音巨⋯⋯黑黍也席互亦黑黍也。”《尔雅》云，“矩，黑黍；j_互，一稃二米(注此亦黑黍)”。圆《仓颉篇》：“粱，好粟也。”《汜胜之书》“梁是秫粟”即粘粟。《汉书·霍去病传》“既还，重车余弃粱肉”，师古注：“粱，粟类也。”另见张展鹏：《谷子的起源与分类史研究》，《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见游修龄；《论黍与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齐民要术·种谷第三》云：“谷，稷也，名粟。”梁家勉书P56，P57．⑤《九谷考》：“稷，齐，大名也，黏者为秫，北方谓之高粱。”王念孙《广雅疏证》中对“稷穰谓之鹤”云：“稷，今人渭之高梁。”@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P120。以下简称“傅筑夫书”。一13—\n“粟”，一般认为狭义上讲是“小米”，是“稷实”，也即俗称“谷子”，①但也有认为是“黍实”。的。至于“禾”，狭义上一般认为是“粟”，@并无多大争论，但“禾”与“稷”是否为一物，分歧颇大。现据《管子·轻重己》篇、《匡乘马》篇并结合有关记述来加以辨析。《轻重己》篇有几段关于麦、禾、黍成熟日期的记载。“以春Et至始，数九十二Et，谓之夏至，而麦熟⋯⋯麦者，谷之始也。”“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中，而黍熟⋯⋯黍者，谷之美者也。”“以夏日至始，数九十二Et，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从“夏至(即阴历6月2l或22日)而麦熟”可推断此篇所指作物符合淮河——秦岭以北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华北地区条件，以此区麦成熟期一般在芒种、夏至间，早的可推前到小满，晚的不后于夏至。山东农谚有“麦过芒种谷立秋，豆子收在分前后”之说；山东、河北、河南中原地区也有“麦过芒种谷立秋，豆过寒露用镰钩”的农谚。。总之，麦子的成熟期定在夏至左右，表明此篇的确是中原地区作物的描述。从引文中明显看出“禾”与“黍”是不同作物。“黍”在秋始”(也即立秋，阳历8月7号、8号)左右成熟，晚一点也可推迟到立秋之后的节气“处暑”。中原地区有农谚云：“处暑找黍，白露割谷”“处暑抓黍”。。那么先秦时期一般何时种黍呢?一般在立夏之后芒种、夏至期间较为普遍。《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也。”《淮南子·主术训》云“大火中则种黍菽”，据高诱注，“大火中”指农历四月的天象。不论农历“四月”或“五月”，都是在立夏之后，《说文》云：“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往，故谓之黍。”‘键，4，l出。”也即在较热的暑天种植。《汜胜之书》云：“黍者暑也，当暑而生，暑后乃生成也。先夏至二十日(也即早于芒种五天左右)⋯可种黍。@中原农谚有“小满芝麻芒种黍”之说。④以上种种说明，先秦时中原地区黍一般在芒种夏至间种植，在立秋前后收获。地区纬度、温度不同，会稍有差异，至于春播的黍，是东汉以后的事。o而引文中“禾”则在“秋至”熟。据文中推算，“秋至”实即“秋分”(阳历9月22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P1690。o许嘉璐：《古代的衣食住行》，此文在王力等著《中国古代文化讲座》，P185，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年。圆游修龄：《“禾”、“谷”、“粟”、“稻”探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④见《中国农谚》上册，有关“麦”的篇章，农业出版社，1980年。⑤见《中国农谚》，见有关“黍”的篇章。@参见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P168。⑦见《中国农谚》有关“黍”的篇章。⑧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P168，P169。⑧\n或23号)，它的成熟期比“黍”要晚四十五天左右，也即三个节气左右。这里的“禾”与《说文》中的“禾”应是一物。《说文》云：“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阴历八月，即仲秋，仲秋是“白露”、“秋分”节气所在月份，正与《轻重己》篇中“禾”成熟期吻合。《说文》对“称”的解释云：“春分而禾生，日夏至晷景可度，禾有秒，秋分而秒定。”“秒，禾芒也。”也即秋分而禾熟。《淮南子·天文训》也云：“秋分而棠定，务定丽禾熟。”高诱注日；“套，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碧⋯⋯古文作秒也。”可见“禾”的成熟期在“秋分”，远比“黍”要晚些。“黍”的成熟期要比其它秋熟谷物早，在《春秋繁露》也有说明：“牟以实黍也，秋之所先成也。”①“禾”与“黍”之不同在考古中也有发现。《睡虎地秦墓竹筒·仓律》在记述作物每亩播种量时说：“禾、麦一斗；黍，科即小豆)大半斗；叔亩半斗。”回上面分析了“禾”与“黍”的种植期，成熟期的不同，充分表明“禾”与“黍”不可混为一谈。现来看看“禾”与“稷”是何关系。《匡乘马》云：“管子对目：‘一农之重，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日：‘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俞樾云：当作七十五日，俞氏是对的，笔者按)而阴冻释。阴冻释而披稷，百日磷搬，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从引文可推断“稷”的种植时间，即‘绵走稷”时间。这里“日至”指冬至，也即阳历12月22或23日。在《管子》中，“日至”有时指“夏至”，如在《五行》篇中有“六月日至”；有时指“冬至”，同样在《五行》篇中，有“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之句。这里，“日至”据句意显然是“冬至”，尹注亦云为“冬至”。即12月22日或23日，再过七十五日，则应为“清明”(即4月4日、5日左右)之前，也即“稷”播种期当在“惊蛰”和“清明”之间，否则过了“清明”，播种期已过，“谷”失于其时。”与对“禾”的播种期对比可发现，两者很接近。“春分”距“惊蛰”晚了十五天，比“清明”又早了十五天；而在中原地区，由于地势、温度、纬度稍有差异，而“禾”的播种期也会在“春分”左右摆动，既可能稍早到“惊蛰”，也可能稍晚到“清明”。因此，“禾”与“稷”应是同一作物。“禾”应当是比“稷”更原始的叫法，“稷”可能是为纪念后稷而比喻的说法。《礼记·月令》孟春三月有“雪霜大挚，首种不入”句，“首种”，郑玄注为“稷”，可见“稷”与“禾”都在春天播种，远早于“黍”，也证明两者应是一物。综上所述，“禾”与“稷”是同一物的不同叫法，其播种皆在春季，收获在秋分左右；而“黍”则先秦时期播种一般在芒种、夏至间，收获在立秋前后；因而“黍”与“稷”是不同的农作物。从《管子》中可看到“稷”的第一种观点是对的。①《春秋繁露·祭义》篇。⑦《睡虎地秦墓竹筒>，文物出版社，1978年，P43。之。人：、_丁2一\n至于“粟”，在《管子》中出现极多。①但从中并不能分辩为泛指谷实还是专指“小米”。@但无论如何，是先秦主要粮食之一。有趣的是，“粟”在《尚书》、《春秋》、《诗经》等春秋以前的文献中极少见，而在《论语》为端以降的战国文献中大量出现，并往往“菽粟”、“粟米”并连。相比之下，“稷”作为一种主要谷物的意义则越来越少。这是否也说明“稷”已改为更口语化的“粟”呢?@第三章主要农具考析一、主要农具种类及分类与农作物的简单化、集中化相反，战国以来农具的发展却呈现多样化趋势。农具的形制变得多样化，其制作材料也普遍由木、石、青铜并苯逐渐向铁制化迈进，为适应大规模的垦田“治莱”潮流，铁犁、牛耕也渐渐普及，成为农具史和动力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实际上，农具形制多样化，材料铁制化的背后，也意味着农业耕作、栽培技术的巨大进步。农具做为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农业大发展的时代得到了鲜明体现。故谈论农业技术离不开对农具的考察。书中可以明确的农具有18种，分别为耒、耜、香、耨嚎釉名啄组锉、镰、铫、枪稚、横，车厮刈(×)、椎名召、饴、犁；但还有两处文中农具需更多考证，或者是传文错讹，无法考证。一是《小匡》中“比耒耜谷芨”，从文中看，“谷芨”肯定为农具，但不知是何种，或者为两种。尹注：“谷芨小於耜，⋯遗制未详。”而大多学者认为应依《国语·齐语》改为‘矣艘，”由于《小匡》与《齐语》大同小异，故此类意见似乎更可靠。另一处是《轻重己》：≥壤渠绳绣?’之句。极可能‘溺；、渠”是传写错误。其中清人丁士涌的意见较圆通：‘糍当依下文作檬，《说文》作镬，大钼池。渠与楫；同，《释名》齐鲁谓四齿耙为灌’。如果‘瓣呈’当作‘笄谈’，“渠”当作‘锕宝’，那么书中农具应为20种了。本文对可能是传写错误的与农具有关的字词不加分析。本人通过对农具的考察发现，大多数农具字眼出现于《轻重》诸篇，而《轻重》诸篇是公认时间较晚的，但笔者认为晚不过秦，是战国中后叶的作品，这也与战国中期以来“耕战”思想导致农业大发展的事实相符。在重农思想影响下，体现农业技术进步的物质载体——农具自然也得到极大发展。从农业技术角度看，这些农具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垦田、整田农具，有耒、耜、舀、乖爱、犁、椎；二是中耕、除草工具：有锈、镪铫、耨(涛)、刮秘二类农具最能体现某种农业技术；三是收获工具，有锞镰)、锰、刈。另外还有‘彰；”、‘铭”、“枪”、‘并星：①共127见，比比皆是。圆《说文》囱部，“萝(粟)，嘉谷实也”，“嘉谷”是指“禾”还是泛指，无从知道。@春秋以前文献：“黍”、“稷”往往并连，而战国“菽”、“粟”往往并连。如《墨子·七患》“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孟子．尽心上>、‘韩非子·外储左下)说，另外“粟米”并连也很多见。⑧\n没列入其中。因为除了“枪”意义不明外，①‘铭”、‘铭”、‘槿”都是农具的一部分，有时借代整个农具。。本文着重对有影响、且有争议或有重要农业技术意义的几种农具结合《管子)做些初步探索。二、垦田农具考察(一)耒、耜详考末、耜是最原始的农具之一，可以说伴随着最初的原始农业，末、耜也随着出现。《易·系辞下》：“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未，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末、耜与神农联系在一起是有道理的，表明最初的农业起源与末、耜密不可分。据考古资料表明，距今最早的黄河流域农业遗址——裴李岗文化遗址和磁山文化遗址都发现有木末、木耜痕迹。o在先秦文献中，末耜往往连用，如同“黍稷”常连用一样。如《礼记·月令》：“孟春三月⋯⋯天子亲载末耜”；“孟冬三月⋯⋯命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孟子·滕文公上》”负末耜而自宋之滕”等。《管子》中也多连用。④因此，两汉以后的学者对“耒耜”是一种农具还是两种产生了争论。自京房认为“耜，耒下兼T(钉)也，末，耜上句木也”。以来，汉代学者多认为末、耜是一种农具的不同部件而已。孙诒让、程瑶田等清代大学者亦如此认为。孙诒让认为《周礼·冬官·车人》中的“车人为耒，庇长尺有一寸”中郑玄对“耒”和j砖’的解释较先郑(郑众)更正确。郑玄认为‘慨读为棘刺之刺，刺．耒下前曲接耜。”很明显，郑玄把耒、耜当作一件农具不同部分。孙氏认为“后郑(以郑玄)以耜金腼沐二者异材，故不从。盖厩为木刺，耜为金刃，柄凿相通，故庇亦可通称耜，而此经所言耜-b庇，实异物也。”@总之，郑众把“彪’当作“耜”，郑玄把“拓”当作耒的尖端，‘镏’来套“耜”的。无论怎样，都把“耒”和“耜”当作一件农具不同部分。而有一些学者则持不同看法，认为“耒”和“耜”是各自独立的两种农具。杨宽先生也持此种观点。囝徐中舒先生在《耒耜考》中认为“耒与耜为两种不同的农具，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耜为仿效木棒式①《说文，“枪，步E也”，“距，&tg⋯⋯一E1枪j§沁。”是一种古代武器名，即长柄有尖头的刺击兵器。如果用作农具，笔者认为可能是刺土的点种农具。o车吕，《说寒》云：“大铁也⋯⋯镰、m一-中’p72张撤说。”可见铭猿是大铁，或许可借代指称为犁或镰之类。衽铭)，《说文》云：“末端也，从木台声，耜，或人金。”可见缠也是耒的一部分。孵，《说文》“枋也⋯⋯一日锄柄名。”在《管子》书中，自然指锄柄，有时可借代为锄。一③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P78。以下简称“李根蟠书”。④如《小匡)“比末耜谷芨”，《揆度》“民弃其末耜”，《国蓄)“来耜械器”等。@陆德明：《经典释文·易系辞》京房注。@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十五，四部备要本。其中孙氏也引用程瑶田的观点。⑦见杨竟：《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n的农具。”①但在《试论西周田制和社会性质》∞一文中似乎主张末耜为一件农具不同部件。笔者认为，耒、耜应是两种不同农具。“末”是曲木岐头或尖刃的工具，甲骨文中“未”字和以“末”为偏旁的字如‘猫”颇多．都有“末”的象形字，作“丈、A、弭。．”等等，@《诗经》中虽无“末”字，但金文中却有“末”字，皆象形，如，(末彝)、杈耒敦)．o可见基本皆岐头。在《周礼·考工记》中，据戴震的图案(见图1)，为这样：即为曲柄，下面尖出部分为“赢。”，不少人把“庇”释为“耜”。o这是一种尖刃的“未”。商以前至原始社会，还有一种岐头之来。图形如《汉武梁画像录》o所示(图2)，标为“神农执耒”。事实上，“耒”一般皆加横木，以利脚踏。《夏小正》“农纬脓耒”，纬，束也，即绑上横木之意。一“耜”，甲骨文作“弋o”，金文作“6f毛公耕)⋯‘6”(散盘)；“6”(应公鼎)，皆为木下宽平扁刃之状。。“耒”主要用于刺土，而“耜”主要用于起土，故需宽刃。笔者以为西周以前的“耜”与“磊”相当。《说文》“耜。萄也。”东汉刘熙云：“锸，插地起土也。或日铧，铧，刳也⋯⋯⋯⋯其报日叶，象木叶也。”⋯据王桢《农书》绘图如下(图3)虎当然也要加横木，以利足踏，从现今观点看，西周以前的“耜’’应与‘刍”(今天的铁锹)相当。当然那时的下端是木质的或石质或骨质或青铜的宽刃。对于以上“耒”、“耜”这种分析，在考古学上也得到很好印证。李根蟠云：“从民族学的材料看，在传统的尖头木棒上绑上一根脚踏横木就是最初的耒，如把木棒的一头削成扁平刃，再加上踏脚横木，就是最初的耜。磁山遗址已发现木耒痕迹，山徐中舒：《末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转引自傅筑夫书，P108。②《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徐中舒：《末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转引自傅筑夫书，P104。固徐中舒：《束耜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册，1930年，转引自傅筑夫书，P105。@见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八十五。⑨转引自清华大学编：《中国科技史料选编》，(农业机械卷)，清华大学出版社，P18。⑦傅筑夫书P108。⑧《释名)释用器，四部丛刊本。一18一翼酉分／、纱乳鬟\n5l士学f二：j之Ⅵ、≮flK、■、!、半坡窖穴及房址中的印痕有些应是木质耒耜所留下的(尤其是长条状扁平工具印痕，应为木耜印痕)。””《管子》书中，“末”和“耜”分别出现5次和13次，④“耒耜”并连使用4次，其余都是分开使用的。从文中可以看出应是两种农具，并且“耜”的重要性有超过“耒”之势。如《轻重甲》篇“春日饽耜”，《轻重乙》“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椎”等等，都单言“耜”而不言“末”。相反，在言“耒”时必言“耜”。由此可以推测，做为两种不同农具，“耜”重要性比“末”大。似乎有“未”必有“耜”才能更好做好农事；而有“耜”无“末”照样可行。考虑到“耒”、“耜”几乎都出现在《轻重》诸篇年代较晚的战国中后期，笔者断言战国以来，“末”已退居不甚重要地位，可能仅在落后地区使用；而“耜”则已经过改制，兼具“耒”的一些功能，因而仅单独使用就可垦田耕地了。也即“耜”本身既可耕土，也可起土。也许，春秋以来，“末耜”就已有合流趋势。有学者认为：“《诗经》中有‘耜’无‘耒’，说明末端已安装上了耜的部分，成为当时主要的耕具。从构成这个农具的两部分来说，应该称为‘耒耜’，但由于耜是全器最主要的部分，所以用‘耜’来作为金器统称也是完全合理的。”。由此笔者大胆推断，可能春秋战国以来．“耜”已不是类似“磊”的直柄式宽刃农具，而是借鉴“末”的曲柄，再加上以前的宽刃，而成为新型的“耜”。这种“耜”由于是曲柄，故可有“耒”的推的功能，o可以省力刺土；同时由于宽刃，又可起土。故虽然仅仅是木柄由“直”改“曲”，但从力学角体并木身金腮阮氏本文上文言：“西者，两人所同插之器，即《考工记》之庇也”)而言之也，穆则专指金茹也，末则专指木身也”。又说：“家大人(即阮元)云：曾在山东道中，见农间尚有耒耜之器，与古制小异。⋯⋯盖以手操耒首，而复以足蹈小横木，合力前推，舀／k：t=中，复抑耒首，则幽上仰，而土由起也’。”@(其文并附图两副，他与家大人所见之“耜”与本文图4演变之后图一样)。实质上，这种演变之后的“耜”也可称之为“曲把锹”类似之物。这种“耜”如果去掉宽刃部分，则仍当作“耒”用。因此①李根蟠书P82。@“耒”见于《海王》、《揆度》、《国蓄》、《小匡》、《轻重己》等，“耜”所见除与“末”相同篇外还有《轻重甲'、‘轻重乙)等。@《农学史}P27(但实际上“耒”并未消失，金文中仍有“未”字出现，见上文，笔者按)。④‘说文'“耒，手耕曲木也，从木椎丰”，刘熙《释名》释用器“末，来也，亦推也”。⑤阮福：‘束耜考)，转引自清严杰编《经义丛钞》，皇清经解本。D降其圜孤撵一瑟一塞滋，注糍一{!萋登飘『一磊日鼍∥磊倒里辟弘勰尝龇蚕喇一虱一大．哟椭纩辣一一耍一\n后世学者仍以“耒耜”并称“耜”，或沿袭传统以“末”称呼已含有“耒”之功用的“耜”。总之，笔者认为春秋战国以来，所称“未”或“耜”可能都是指演变之后的“耜”了．。这种“耜”因是曲把，故有人称“耒”，又因宽刃而不岐头，因而又可称“耜”。因为是“曲柄”，故与后世“螽”有别。所世“舀”虽是宽刃，但它是“直柄。”所以，笔者认为春秋战国以来，“耜”和“为”真正区别是在木柄是“曲”还是“直”，而不是其它。因此，笔者不同意梁家勉等人的观点。梁氏等人认为：“从民族学和考古学的材料看，耜和为虽然同为直插式(在开始两者相同，但在春秋战国已不同了——笔者按)翻土农具，但耜有脚踏横木而亩则无。”∞(其实这很有问题。见李根蟠书P82注释，“耜”一般也是有横木的，笔者按)，又说：“在铁器推广的春秋战国时代⋯⋯而丕耜也可以通用和互训。如《庄子·天下》载禹亲操橐耜”，而《韩非子》记载同一事作‘耒为’，可见这时耜名经合流了。”o如果战国秦汉有学者把“耜”、‘‘蔼”互训，那是这些学者只看到两者都是宽刃，而没看到两者“曲”和“直柄”之别。或者只看到两者在春秋以前相同，而没注意春秋以后它不同。故笼统地认为是同一物。上面谈到了“耒”、“耜”的演变过程，现来看看材料的变化。春秋末年以降“耜”的下部宽扁刃器极已可能已由石质、或木质、或者铜变为铁质的了。早期的商周研究者倾向认为此时代青铜农具没有或很少，而以骨、木、石质农具为主；然而随着考古成果的增多，近来的研究者又倾向认为商周青铜农具已较多使用，尤其是西周时期更普遍。在青铜农具的启发下，铁质农具在在秋晚期已出现并开始推广。o邹衡也认为“在生产工具方面，商周虽然继续使用石、骨、辫、木等掘地工具和收割工具，但同时也使用了青铜考和青铜籀(铲)。这两种青铜农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早商遗址、河南安阳殷墟晚商遗址、山西曲沃村西周遗址和河南洛阳西周墓葬⋯⋯可见其分而范围很广，没中用时间很长”。④在同书中，邹先生又说：“七十年代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和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各发现了一具铁刃铜锄其年代约相当于商代前后期之际。⋯⋯及湖南长沙、江苏六合和河南新郑等地发现的一批较早的铁器证明，在春秋晚期或更早一些，人们已经掌握了冶炼生铁的技术，从而进入早铁器时代。到了战国中晚期，由于冶铁技术不断提高和推广，铁器的使用日温①见粱家勉书P99。②见粱家勉书P100。③华觉明：《商周青铜农具及其制作使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9卷，第2期。④自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第二章，考古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P93。簟⑧～\n硕士童7二：：之¨、『F。、、、普遍，铁器工具终于取代了青铜工具。”①与此相对应，《左传》、《国语·齐语》等文献中也有关于铁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晋赵鞅⋯⋯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这是最早有关用生铁铸造器物的明确记载。综合考古和文献记载，笔者同意一般的说法，认为春秋晚期铁制农具已出现但不普遍，且只是小件铁器或农具；战国早期也如此；但到了中后期，铁制农具已成主流。结合《管子》有关篇章，“耜”的下端宽刃器件已成铁制，毫无可疑。《海王》有文日：“今铁官之之数日：一女必有一翕卜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铁官与农具联系在一起，说明农具已铁制化。此篇又日：“耜铁之重加七，三耜铁，一人之籍也。”“耜铁”显然指耜下部宽扁刃器由铁制成。《轻重乙》云：“农事且作，请以什伍农夫赋耜铁”，也指此意。不但如此，从《海王》的“今铁官之数日”和《轻重乙》“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餐然后成为农⋯⋯请以断山木、鼓山铁”等引文可看出，其它如“铫”、“耨”等农具也铁制化。另外，从《地数》、《揆度》、《山国轨》、《山权数》等篇也可看出对铁矿、对铁和盐的高度重视。这也说明《轻重》诸篇的确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下文谈到的有关农具，如果有刃器存在的，都可视为已铁制化，故不再论其材料了。但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战国中后期农具普遍铁制化，但不排除仍存在木制、骨制、青铜制等农具存在。②(--)简论有关“犁”与“牛耕”问题“犁”(或做‘铭”)‘黼题也是先秦农学方面争议颇大的问题。并且往往与“牛耕”联系在一起。先秦文献中，做为农具的“犁”字罕见，且仅见于《管子·乘马》和“轻重甲》两篇。《乘马》篇云：“距国门以外，穷四竞(境)之内，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为三日之功”。《轻重甲》篇云：“今君躬犁垦田，耕发草土，得其谷矣。”可见由于“犁”字做为农具于先秦之少见，导致议论纷纷也是自然的。一般都认为犁是由末耜演变而来，并且一般先有木质或石质犁，后有金属犁。③傅筑夫也指出：“从春秋后期到战国年间，犁代替了末耜，成为耕田的主要工具，不过在习惯上仍然把犁一铁制耒耜称为未耜，两者已混二为一。所以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所提到的耒①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P90。关于中国冶铁史和铁器出现等问题，同时可参考雷从云：《战国铁农具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80年第3期；《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北京钢铁学院编《中国古代冶金》等书。论文《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第1期；李众：《中国封建社会前期钢铁冶炼技术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2期。@‘新中国考古收获‘战国》章说：“十年来，在战国七雄的全部地区，都发现有战国中晚期的铁农具或铁器⋯⋯1955年石家庄村赵国遗址发现的铁农具，即占这个遗址出土的全部铁、石、骨、蚌质工具的65％。”@粱家勉书P98．～2l一\n耜，实际上，已都是有铁耜部件的犁。”。由于先秦两汉中没有对“耜”、“犁”形状的确切对比的记载，故由“耜”到“犁”的演变的说法更多是带一种思辩性。o笔者认为“犁”字的字形、结构中有“牛”字，故“犁”与牛耕应有密切的关系。另外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尽管中原地区原始农业以来，耒耜是最重要的农具，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东南江浙一带由于水田普遍，故原始形态石犁、木犁颇普遍。o因此，笔者推测，随着西周的建立和春秋时期由于战争等交流频繁，中原地区可能受到东南地区石犁的影响，对“耜”加以改变，从而导致“犁”的出现。“耜”以脚踏为起土方式，而“犁”则以人拉或畜力牵引为特征。春秋战国以来，“耜”和“犁”因为都渐成为主要耕具，且形制相类，故可能导致“耜”“犁”互指，最后“耜”字被“犁”字代替。清代郝懿行在《证俗文》卷--=N举了古人有关“犁”、“耜”、“翻”“铧”之间的种种关系，较为典型地代表了“犁”由“耜”演变而来，可为互注的观点。o总之，考古资料已证明战国中期已有铁犁铧出土，如著名的河南辉县固围村发现的铁口犁便是例证。故“耜”演变为“犁”，且“犁”字与“耜”字互注的观点也是可以接受的。照这样看，《管子》中的“耜”与“犁”也应同等。由于作者不同，故称呼不同。这里再顺便谈谈“牛耕”问题。这实质上是一个牵引农具的动力问题。《管子》中“牛”颇多，有引见，但没有与“犁”或“牛耕”相联系之痕迹。只是有几篇中提到牛牵车的作用。如《乘马》云：“天下乘马服牛”；《四称》：“使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小匡》“服牛辂马”；《轻重甲》云“夫舍牛马之力所无因”；(此句根据上下文，指牛马拉车——笔者按)等等。如果战国时方开始出现“牛耕”，那么当时应是极大的技术事件；而这在非常重视农业及农业技术的《管子》中竟没提到，似乎不近情理。故“牛耕”要么出现在战国以前，到战国已是平淡这事，无足惊奇；要么出现以战国以后。牛耕始于西汉赵过的说法自贾思勰提出后，固许多人盲从。《周礼注疏》卷十五贾公彦疏也云：“周时未有牛耦耕，至汉时搜粟都尉赵过，始教民牛耕。郑樵也附和此说。其错误自宋元以来多有学者指出。《山海经》曾说“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日叔均，是始作牛耕”@固然过于夸张牛耕的历史，但汉初的贾谊曾指出“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o已提出牛耕的现象了，故牛耕绝不会自赵过开始。北宋刘}安的《暇日记》、南宋韩游涧泉日记》(卷中)，元代李治《敬斋古锩：》(卷三)、王祯《农①傅筑夫书P214。②一般学者从陆龟蒙《末耜经》中仍称“犁”为“耜”来推测春秋战国以来“耜”实为“犁”。《束耜经》陆氏云：“农之言也束耜，民之习，通谓之‘犁”。③详见李根蟠书，Pll9．@见清华大学编：《中国科技史料选编》(农业机械卷)，清华大学出版社。P53。固见《齐民要术·序》“赵过始为牛耕，实胜耒耜之利”。⑥《山海经·海内经)第十八，四部丛刊本。⑦贾谊：《新书》卷六，四部丛刊本。一22—\n书》等都有指出牛耕应远早于赵过。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也谈到此。宋人叶梦得指出：“世多言耕用牛，始汉赵过⋯⋯此理来必然。孔子弟子冉伯牛、司马耕皆名耕，若非用耕，则何取于牛乎?⋯⋯孑L子言：犁牛之子，j7粗角，则孔子时固民用犁，此二氏所以为字也。”。综上所述，“牛耕”应出现于战国之前，即春秋时期——更准确地说可能是中后期。《国语·晋语·昭公》有文云：“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这里明显指出牛这种曾经高贵动物却在田地间忙于农活。o傅筑夫也指出《诗经》中无牛耕记载，可见牛耕的确应是春秋中后期，与冶铁开始出现大约同步。o除了“牛耕”之外，先秦似还曾有“马耕”之说。《管子·山权数》云：“民之能此者，皆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比使君不迷妄之数也。”《揆度》云：“若产而无弟兄，上必赐之匹马之壤。”这种“马耕”也许是始于“牛耕”之前。因为在西周以前，马似乎没有牛神圣，可做牺牲之用，故“马”除了牵引车辆外，极可能也曾用于耕田。《老子》四十六章也云：“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也是马耕之意。马耕在西汉可能也仍存在。《盐铁论》云：“农夫以马耕载。”⋯《居延汉简》有一条说：“延寿i鹤太初三年中，又以负马田敦煌，与父俱末，田事已。”。也许，古人曾尝试用多种经过驯化的动物做动力，@只是在实践中，发现“牛”更适于耕田，而最终淘汰了“象耕”、“马耕”等，而固定了“牛耕”。三、简析主要中耕及除草工具。(一)铣、耨(镓未缛1锑钰眨间的关系与区别《管子》中“铫”字4见⑦，“耨”然梅字7见@，‘鸶贸’字l见(《小匡》)，‘锉字1见(《小匡')四种都为除草、松土农具。但仔细分析，仍有些需注意的差别。根据《说文》解释，咝目，立薅所用也，从金且声。”‘镛⋯⋯一曰田器，从今专声。”‘：格，薅器也，从木辱声，毒辱，或从金。”“铫，温器也，一日田器，从金兆声。”《说文》对“钱”的解释为：“钱，铫也，古田器。”《管子》中对“耨”的功用有所表示，也即有时是除草之意，有时即指除草农具。前者如《小匡》“先雨芸耨”，《治国》“耕耨有时”；后者如《禁①马端l临：《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引。②晋帑公公元前531年一公元前526年在位。@傅筑夫书P219。陈文华认为牛耕出现于西周春秋间，《试论我国农业史上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桓竟编：《盐铁论》《未通》篇。其《散不足》篇也云：“古有⋯⋯庶人之乘马者，行则服铌止则就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自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本，转引自清华大学编：《中国科技史料选编》，P36。@王充：《论衡偶会》云：“传日舜葬苍梧，象为之耕。”⑦见‘海王》、《禁藏》、‘轻重乙》、‘轻重己》．@见‘禁藏>、‘小匡)、‘治国)、‘轻重乙)．一23—\n5jrL圣，j藏》“推引铫耨”；《轻重己》“铫耨当剑”等。但是它的形状还需结合别的资料才能辨明。耨，实即钮锄)一类的除草器。《小匡》尹注：耨，密酩鼬。”《释名》云：髹锤大锄也”。。《释名》释用器云：“耨，似锄，妪薅禾也。”也即蹲下除草，是～种宽刃短柄的锄。据徐光启《农政全书》可绘图如下(图5)。对于鼍蟊’而言，也是锄类。《小匡》“抉其枪刈耨缛。’!掰，尹注为‘哆旦也”。《国语·齐语》韦昭毡注“德’为锄类。《诗·周颂‘臣工》云“厅乃钱铸”，毛传：“绵镯出。”可见鼬耨相类。据王桢《农书》画为下图(图6)。但需注意，既然《小匡》“耨褥’并提，可见两者应有差别。‘：缘’是一种大锄，应与‘孳复’相似，是立着除草、培土发力的。“铫”，实即“钱”，也即“铲”，上面“屠乃钱褐”，毛传云：“钱，铣也。”与《说文》同。据王桢《农书》，“钱”和“铲”图形相仿，是同一种农具。o如下图(图7)。“铫”与“耨”号都为除草、培土工具，但用力方向不一样。“铫”是握柄向前推进；而“耨”是向后拉引。因此《禁藏》篇云：“推引铫耨。”也即“铫”是前推；“耨”是后引、后拉。o(二)鹈”与“椎”略析这两种农具在《管子》中都仅1见。o但从文中看出是很重要的中耕农具。通过考察，两者实为一种农具，只不过由于时代差异，叫法不同。‘j终”出现于《小匡》，故可能是春秋时期叫法；“椎”出现于《轻重乙》，已是战国中期以后的叫法了。‘裙’，《说文》解释说：“摩田器，从木鐾声。《论语》日瓣而不辍’。”段玉裁说：“汉石经《论语》：礁而不辍。五经文字日：经典及释文皆作辕。郑日：獠’覆种也，与许合。”@可见‘糠”与‘芽壤”同。‘雾爱”的作用是击碎土块并摩平土壤，同时要覆种，使种子埋在土壤中。《小匡》“深耕均种疾弟辔’即指耕后撒种子时便击土并摩平、覆中。《论语·微子》也指此意。④“椎”，《说文》“击也，齐谓之终葵，从木佳步。”“终葵”，如果用反切法来拼的话，即读zhui，也即椎。《淮南子·汜论训》云：“后世为之耒耜裂爹婿柯而樵。”高诱注：‘缎，读日优。橡块椎也，三辅谓之偿，所以覆种也。”椎，有时作“槌”。《集韵·脂韵》：“椎，通作槌。”椎的形状如何呢?《墨子·备城门》云：“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椅。”糍，《说文》云：“槌之横者也。”也即椎。有长柄，柄尾有头，是一段横木。正与糍同。其图如《农政全书》所绘如下：(图8)①张辑：《广雅》“蒯，锄也。”《释名》的解释似有误，耨，实为春秋以来的发展的小锄，《吕氏春秋·任地》“耨柄尺，此其度也，其博之寸，所以间稼也。”②《农书》卷十二云：“铲柄长二尺⋯⋯，以划地除草。此铲之使用与钱同，钱特铲之别名耳。”@《说文》“引，开弓也”，也即拉开弓弦之意。④‘冀譬’见《小匡》，“椎”见《轻重乙》。@见锐语·微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六篇上。．．⑦《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肄”，韦昭注：禳，摩平也。”《孟子·告示上》“播种而；聚”也大致同。’⑧\n⑧Ei士二j7二：二趸图5＆翰第四章耕作与栽培技术及农田水利知识考察一、耕作与栽培技术考察耕作、栽培技术是农业技术的核心，它集中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农业技术反映了人在“天时”、“地宜”作用下，改造自然，力争作物高产的巨大能动性，体现了人对农业生产中某些规律的深刻认识。笔者将结合书中记载和上文中对一些农具的分析中来考察农业生产技术。(一)有关深耕、除草问题从出现的频率来看，《管子》中对“除草”最为重视。“芸”字有14见，∽‘耘”字2见(《事语》、《匡乘马》)，“薅”字1见。(《度地》)，这都是除草之意。再加上除草的工具乍露籀耨、谨暂)屡屡出现(可见上文农具有关分析)，《管子》作者们对除草、中耕、松土、培土(德铂彗农具不仅仅为了除草，也有松土、培土作用国)非常重视。另外，对深耕也有2处提及。《小匡》云：“深耕、均种、辨’；《八观》云：“其耕之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也表明“深耕”意识在春秋战国间已出现。由于对“耕”和“芸”(耘或耨)的重视，“耕芸”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代名词。如《治国》云：“耕耨者有时”；《八观》“视其耕芸”，“而不务耕芸”等。这也足表明人们对耕(主要指深耕)和中耕、除草的重视。从上文《管子》中有关“耒”、“耜”的农具分析，“深耕”是随着春秋中后期铁的出现而逐步被实践的，到了战国中后期已是极普遍现象。@不仅如此，书中对“耕”“芸”的时间也有较多记述。一般情况下是“寒耕”或“春耕”和“暑耘。”如《事语》：“农夫塞耕暑耘”；《臣乘马》“使农夫寒耕暑耘”；《国蓄》“春以奉耕”；《乘马》“正月令家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释，耕始焉，芸卒也”；《国蓄》“屡以奉芸”；‘轻重甲》”则春有以伟耜，夏有以决芸”@等。对春耕作物如“禾(粟)”夏种作物如“黍”，春耕夏耘是合适的。春天深耕土地，用‘‘糍”或“椎”击碎士块，一方面可以覆种，一方面摩平土壤，正如《小匡》“深耕均种疾糖’，利于保持水分；夏天是如《乘马》、《八观》、《小匡》、《国蓄》、《轻重甲》、《轻重丁》等篇。见粱书P123，“广义的耘耨包括问苗、培土、除草等内容。”如‘孟子·粱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末耜且深，耨者熟耘”等。还有‘山国轨)：“春十日不害耕事l夏十日不害芸事。”一25一滚卧\n⑧∈I士一二。：二乏1、、f⋯杂草生长旺季，故应多除草；在除草时，又有松土作用，切断土壤中的毛细管，从而又有保墒作用，这对华北地区旱作生产非常有利。《齐民要术·种谷》也说：“春锄起地，夏为除草。”尽管《管子》中作者们也许并不知道深及中耕除草为何有利于农作物生长，④但他们知道应该这样做，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生产。但是对于“麦”这样的秋种作物，对于土地如何耕种呢?《管子》中似无说明。看来，书中对“春耕”“暑耘”一般指春(或夏)种作物而言。而对于“麦”这类作物，“夏耘”是可以的，但春耕就不通了。②至于春秋战国间有无“耕后播前整地的明确记载”，@笔者不同意梁家勉等人的看法。从《管子·山国轨》篇已可看出战国期间(《山国轨》是轻重诸篇中一篇)已有播前耕地、整地记载。此篇云：“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敛实，冬二十日不害除田。”《小匡》云：“及寒，击槁除田，以待时耕。”(《周语·国语》也这样记载)。可见春秋时也有“除田”之举。笔者认为，“除田”即是一种耕田(可能较浅些)、降草，整地过程。可能是在秋收后，、冬至之前进行。《周礼·秋官·驻民》云：‘獗，掌杀草⋯⋯冬日至而耜之”。可见冬天不十分寒冷之前仍有农田除草活动。友于等在解释“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时说：“冬天的工作时间最长，其农事日程为治田。除田即在秋耕之后，冬天把土块击碎，把残存在田中的藁秆拔掉，亦即《管子·小匡》的谓‘及寒，击藁除田”；又说：“在冬天，男女一齐出锄，各种器械都被利用，在坦白土地上击碎土块。到春耕前，又做碎土工作。”回笔者不同意友于等人把《山国轨》篇拉后到西汉；但同意《山国轨》、《小匡》两文已表明春耕前已有“除田”这样的整田、除草活动了。而笔者是把《小匡》做为春秋时代、《山国轨》做为战国时代的记载来看的。故梁氏等人认为“战国时代的有关文献还缺乏耕后播前整地的明确记载”的说法值得商榷。包括《管子》在内的许多文献都提出了“深耕”这一重要耕田技术，但是从现代农学来看，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需深耕。一般而言，凡是活土层浅，层次组合不好，或土壤胶体差，结构不佳的土地都需深耕。深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耕性，活化土壤，改善土壤温度、水分、空气和养分条件，而且有防草、杀虫之效。但是在地形坡度较大、土壤内水分易流失地方，就不应深耕。可见，先秦文献所说“深耕”为一般情况④《明法解》云：“草矛弗去，则害禾谷。”稍稍提出除草的原因，但太简略，且只是原因之一a②西汉时《汜胜之书》对麦田耕作有深入记述，提出“凡麦田，常以五月耕，六月再耕，七月勿耕，谨摩平以待种时”转引自《齐民要术·种麦》。③梁家勉书P123。④《农学史》P133，P134，另见李根蟠；《西周耕作制度简论》，《文史'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其文指出，休闲地一般有“突杀草木工作”，“一般在夏、秋、冬三季进行。”笔者以为，既有“突杀草木”，那么简单的整田活动也必不可少．\n5I士幸7i论文l_、、1．J。㈠、飞或大多华北平缓地区；但从更严谨态度来看，还是应因地制宜，多考虑具体“地宜”，不能把“深耕”绝对化，否则适得其反。(二)关于播种、选种技术、Z播种，选种技术在书中也有提及。《小匡》云：“深耕、均种、疾粒’。“均种”也即播种要均匀、细致，不能随便撒掷。根据“均种”提法，我们还认为当时已了解到播种密度问题。播种密度要均匀，不能太密、也不能太稀，否则会影响收成。选种技术起源较早。《诗经》中已提到同一种属作物的不同品种，如《诗经·大雅生民》云：“诞降嘉种，维径维径，维縻维芑。”(毛传：‘矩，音巨⋯⋯黑黍也；红亦黑黍也o?t，音门，赤梁粟也；芑，音起，白梁粟也。”)提到黍和粟的两种品种。既提“嘉种”，也即意味着对种子有好坏分辨的意识。《管子·地员》篇中在谈到九州的土壤分类时，共分十八类(见表3)，其中每类土壤都罗列了两种所宜作物品种，名称古怪，颇多难解，如“大水肠”、“细水肠”等。但从名字上看，似乎都把种子分为大、小两种。也许只有把土壤品种解释清楚了，才有可能把品种所属(如属于粟，还是黍，还是稻等等)弄清楚。⋯但无论如何，我们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确已对选种已很重视了。通过对种子形状大小，对作物茎秆颜色、穗与果实的颜色大小来辨别是良种还是坏种，并且与所宜土地相联系。这种作法在《周礼·地官·司稼》中也有体现：“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稻萌犯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之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间。”不论这里所说为西周还是东周的事，与《地员》加以对照，说明《管子》中的做法是有传承的。(三)施肥问题探讨再来看看施肥问题。令笔者奇怪的是，篇章众多的《管子》一书对施肥竟极少提到。友于等人把《管子·轻重甲》里的“趣芸壅培”中的“壅培”释为施肥，并引用江浙一带农民把施肥叫“壅培”来加以说明。罾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壅培”这里应指培土，把苗根用土培好，以防倒伏。囝“粪”字共3见。《地员》：“五犹之状如粪”；《揆度》云：“饥寒冻饿，必起于粪土，故先王谨于其始”；《小匡》“粪除其颠旄。”此句《国语·齐语》做“班序颠毛。”故学者多疑“粪除”有误。即使不误，“粪”也不做肥料之意。明朝刘绩的注较为合理。他说：“粪，分也。《孟子》百亩之粪，《王制》作分，是也。言分异其老”。因此，真正与肥料有关即前两句。而与土壤施肥有直接关系的①梁家勉书，P130有关品种属何类作物的列表，可供参考．其中关于“五凫”之士：五桀”之土所宜品种的叙述有误。o《农学史：》P135。③“塞”和“培”字义相似，都是堆积、增土之意。《正字通·土部》“壅，培也。⋯‘壅培”作施肥用是汉以后的事。一27—\n5j士j‘一童工、l＼。，．!、、只有“必起于粪土”之句。。再看“肥”字，共23见。@要么为“胖”，“多”之意，如《水地》“形体肥大”，《山至数》“肥敛籍”；要么为土壤肥薄之意，如《八观》“壤地虽肥”；《立政》“视肥冼，等。这里形容土壤的“肥”是自然的肥力，而并不能看出是经过人工施肥后的肥缓，结合战国时期一些关于施肥的记载，“走马以粪@’’、“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务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周礼》的“土化之法”@‘‘地可使肥，反可使棘，人肥必以泽”⑦等可以看出，《管子》对农业及生产技术相当重视，但对施肥却很漠视。这不由使笔者又觉得《管子》成书可能会较早。也许早于《孟子》也未可知?如果晚于或与《孟子》、《苟子》相近，在战国中后期“粪田”和“深耕”一样成为流行语的当时，《管子》作者们不会不受影响，因此笔者颇认为其成书比一般学者认为的要早。(四)关于耕作制度问题最后谈谈耕作制度。耕作制度是与生产技术和生产关系紧密相连的制度。限于本文是以技术角度出发，故偏重于建立在特定时代特定技术之下的耕作制度。就我国古代农业而言，随着生产技术和人类认识影响作物的“天”、“地”等各种因素的加深，耕作制度也不断进步。耕作制度不单单是某种技术，它是综合性技术的整体表现，是“以土壤耕作和作物种植制度为核心的整个农业生产技术措施的体系”“，在农业社会中，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李根蟠等人一直致力于用民族学的材料来考察分析先秦远古的农业发展和社会经济，取得一定成绩。根据他的观点，原始社会经历了“生荒耕作制”(刀耕火种阶段)到“熟荒耕作制”(有了垦田和锄等工具，土地连种若干年后抛荒)，到了夏商，逐渐由“熟荒耕作制”转变为休闲制的初级阶段“二田制”，而西周实行休闲制的高级阶段“三田制”。到了春秋中叶，连种制开始出现，而休闲制与之并行，到了战国，连种制成为主流的耕作制度。@尽管仍存争议，但李先生观点得到了梁家勉等人的赞同，尤其是对西周及以前的耕作制度的观点。至于战国是否出现复种制，现在仍争议不断。有无复种制主要是对两条重要论据(一条就是对《管子·治国》里一段话：“常山之东，河W粪，《说文》云：“弃除也”，引伸为弃除之物。②如《立政》、《八观》、《度地》、《地员》、《水地》等。o见于《老子·四十六章》。固见于《孟子·滕文公上》@见于《苟子·富国》@见于《周礼·地官·草火》⑦见于《吕氏春秋·任地》。@李根蟠语，见《西周耕作制度简论》，《文史》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参见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及《西周耕作制度简论》，《文史》十五辑。一28—\n⑧《士‘i7二：!天{、、：：。、·、-．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①的理解不同。主张复种制的学者认为，《治国》所指为“四年五熟”。如友于等指出：“在黄河与妆河之间，气候条件好，农作物的生长季节长(“早生而晚杀”)，有实行四年五熟的条件(“四种而五获”)。又云：“古人在耕作方面把一年叫做一种，所谓‘四种，即四个年度，‘五获’即收获五次，‘四种而五获’也就是四年五熟制。”@作者又说明了实行复种制的三条原因。笔者通过上文对《管子》农作技术的分析后认为，这种观点是可疑的。首先，从技术上讲，复种制比连种制对土地肥力要求还高，因为要在二年内三次种植作物，或一年内两次种植作物，而《管子》书中对施肥的记述极少，也不象战国诸子著作那样重视“肥田”作用，故从施肥这种角度讲，复种制技术上还不够；其次，‘管子》中似乎并无土地紧张问题，只有到处“辟地”，“垦草”和“辟草莱”之地的提法。o这说明当时主要以开垦荒地的办法来扩大土地面积，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上的产量是在连种制条件下进行的，似乎并无复种的必要。因此，对《治国》这句话的理解应为“常山之东，河汝之间”地区每亩四次种植的收获最相当于一般地区五次种植的收获量。一般地区“五获”，如果每亩一石半则为七石半；与“常山之东，河汝之间”地区的“四(每亩二石)量为八石差不多。④总之，战国时代已连种制为主，复种制即使有，也可能在战国后期，且地区有限，属个别现象。二、农田水利知识略析大禹治水的传说已暗示了中国农业与水的不解之缘。《尚书·益稷》说禹“滑畎浍距川”，《论语·泰伯》也说禹“尽力乎沟洫。”可见夏禹时代农田沟洫系统已很发达。商西周时以“井田制”闻名，而井田制是与沟洫农业相表里，是以沟洫农业为基础的。@而沟洫农业的出现与黄河中下游低平之时洪涝灾害太多有关。李根蟠又说：“因地黄河流域，尤其是比较低平地区的开发，首先要解决防洪排涝问题，而解决和方法就是广泛挖掘田间排水沟洫，沟洫农业就是这样形成的。”@可以这样认为，先民们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对“天时”对“地宜”和“水”(包括“旱”)的认识是最深刻的，因此，农田水利建设也伴随农业发展起来，这必导致农田水利知识与技术的发展。《管子》一书对“水”非常重视。除了有关农田水利方面的记述外，还专有《水①另一条是《萄子·富国》云：“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益数盆，一岁而再获之。”@《农学史)P135。@如‘权修》“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七法》“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八观》“草田多而辟田者少”；《七臣七主》“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等等。④参见粱家勉书P121。@见李根蟠书P406。@见李根蟠书P407．一Z9一\n地》一篇来论述“水”对人，对“物”，对自然界的巨大作用，并且有水是万物之源的哲学思辩倾向。比如文中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又云：“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文中还有“水”决定人性格的描述，带有环境决定论意识。由于对“水”的重视，才有《度地》这样对水利知识和技术，对水力学有卓越认识的仅有的先秦文献。由于本文是从农田水利角度谈的，故有关“水”的其它方面就不涉及了。《管子》中谈到农田水利方面的篇章有十几篇之多。。虽然大都短短几句，但结合其它资料，从中可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对某些争议的问题的新看法。这也对研究先秦农田水利史有所启发。(一)春秋中叶以后，农田水利已防旱、排涝并重发展先秦文献中对以大禹为代表的平治水土的具体实践和方法谈论很多，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外，《国语》、《墨子》、《孟子》都有提及。《国语·周语下》太子晋谏灵王欲壅谷水时所说的一段话较有代表性，他说大禹治水方法是“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合通四海。”另外《周礼》的不少篇章对农田沟洫系统也极详细。②但似乎都没有把“水”和“土地”两者关系从理论高度概括起来。而《禁藏》则作了这样概括。它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在，水与土也。”食，指粮食，指农作物或瓜果(甚至饲料作物)之类。农作物的根本是在“水”与“土”。这样就把作物与土壤与水的关系明确表达出来。这也即把农田与水利结合起来，使水利为农田服务，水利和农田只有很好结合，才能使农作物正常生长。笔者认为，这句话总结历史平治水土的历史经验，从理论高度概括了农田与水利密不可分的结合对作物生长的关键作用。这对水利工程的功能也有指导作用，也即任何水利工程，不仅仅有运输等作用，也应与土地、田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会对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好处。另外，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其中关键因素是因为水的一种重要特性：流动性。《水地》对这一点也极有认识，云：“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这里的比喻，自然使我们联想到“血管”与“血流”和“渠沟”、“堤防”之与水流的关系的某种相似性。一般学者认为战国以前中原地区农田沟洫系统是排涝而非防旱，人工灌溉处于零星的、小型的阶段。@笔者以《管子》中一些篇章中得到某些证据。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进一步探讨。《立政》篇云：“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畚撒，司空之事也”。这里明显指出“决水潦，通沟①如《立政》、《度地》、《五辅》、七法》、《小问》、《乘马》、《禁藏》、《水地》、《四时》、《五行》、《霸形》、《轻重甲》、《轻重丁》等。@见《周礼·地官》中《遂人》、《稻人》，《秋官·雍氏》，《冬官·匠人》等．@见梁家勉书P59，P104。⑧\n渎，修障防，安水藏”等农田水利设施既可以排涝防洪(时水虽有过度)，又可以防旱，也即在“凶旱”时可以进行人工灌溉，以有历‘榭”(即收获之意)。实际上中原地区虽有不少低下卑湿之地和泽薮，但一般农田仍时时受到干旱侵袭。这与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有密切关系。《七法》云：“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获也”；《五辅》“天时不祥，则有水旱。”《诗经》有诗云：“早既大甚，则不可推，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孓遗。”。《春秋》经文简短，但有大旱和水灾时却总不忘记下。例如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大雩”；庄公七年(公元前687年)“秋大水”，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三年春五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僖公三十一年(公元前629年)，“夏大旱”，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秋八月，大雩”，《左传》云：“秋八月，大雩，旱也”。总之，整个春秋时期，时旱时涝，如果说西周时期大旱时，人们还较迷信，过多乞求神灵来降雨；那么在春秋时期民本主义抬头的影响下，@人们会更多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和能功性来改变水、旱等灾凶，而不总是靠祭祀、巫术去求雨。因此笔者认为春秋中后期人们已经利用沟洫系统来进行灌溉了，也即沟洫系统不仅仅是排涝，又兼防旱和人工灌溉。可以设想，排涝时停留在沟渎里的水，在大旱时能不被利用吗?当然，这时的灌溉系统功能比较单一，技术也没战国时复杂，不象战国时那样农田水利工程往往具有蓄水、泄洪、运输、灌溉等多种功能。再者，春秋中后期楚吴等地区的农田水利及灌溉事业是较发达的。一方面是因为自古以种稻为主，需要良好的排水和灌溉措施(《周礼·地官·稻人》也显示这一点)；一方面与中原各国的战争也促使其改革政治、经济制度，大力发展农业，导致农田水利建设比中原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最早用于农田灌溉的陂塘蓄水工程就是楚庄王(公元前613年一公元前591年)时期，孙叔敖建成的期思陂和芍陂，④吴越之地也开始规模较大的水利建设。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载楚司马舅掩“书土田，度山林⋯⋯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量人修赋。”其中“数疆潦，规偃韬”即是规划农田水利设施，以便防涝防旱，人工灌溉。所以在春秋各国争霸征战，交流频繁的时代，中原地区必会受江南地区水利工程建设的影响，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只有这样，战国时代的农田水利建设热潮和大型水利工程的出现才不会显得空穴来风和突兀。鉴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春秋中后期中原地区包含人工灌溉的农田水利沟洫①《大雅·云汉》。@齐桓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85年一公元前643年．公元前657年相当于齐桓公29年。③《左传·桓公元年)“夫民，神之主也。”又云；“神⋯⋯依人而行。”《左传·十六年》：“吉凶由人”；《左传·昭公十八年)“天道远，人道近，非所及也”。④<淮南子·人间训)云：“孙叔敖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后汉书·王景传》云：“郡界有楚相孙敏敖所起芍破稻田”．一31—\n系统也经存在并且已发挥作用，学术界目前对此有低估之嫌。(二)《度地》水利技术知识略述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出现高潮，这一方面是在春秋中后期以来对水利的认识和技术的发展所致；一方面与井田制的破坏有关。并田制的破坏，相对封闭的沟洫系统被打破，中央集权政体逐渐建立，有能力组织更多人力、物力去建设和规划大范围的沟渠系统。众所周知的西门豹引漳水灌邺工程，①都江堰水利工程，秦国郑国渠就是代表。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度地》这样的卓越的论述水利技术和水力学现象的著作，这一著作也可说是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建设经验的总结。②《度地》的主要内容有三部分：一是对灌溉水源和渠系工程技术做了总结，并对渠系工程中常遇到的水力学现象(如“压管流水力学”和“水跃现象”做了细致论述)；二是对堤防的设计、施工和保护做了详细论述；三是对水利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冒员配备做了介绍。本文主要对前两部分稍作分析。水利工程离不开对水源及水流性质的考察。文中云：“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水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日经水；水别于它水，人于大水及海者，命日枝水；山之间一有水一无水者，命日谷水；水之出于它水，沟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日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日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此文把水源分类，分为干流(即“经水”)、支流(“枝水”)、季节河(“谷水”)、渠水(人工河，即“川水”)和湖泊(“渊水”)。这些水流可以因势利导，可“往之”，可“扼之”，也即通过水利工程，使其为灌溉及航运服务。接着又说如何使水向东南西北及高处流动的渠道水流工程的设计。其云：“水可扼而使东南西北及高乎?⋯⋯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剽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足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③这里具体说出要控制水流方向，甚至使其向上流动，首先要“高其领”，即建筑拦河坝等，抬高水位，然后才可菠之有可能向需要地方流动。“领瓴之”，即渠口(“领”)要用瓦石等修砌(“瓴之”)。渠口位置选好后，要合理选择渠道坡度。坡度太陡，水浣过大，会冲坏渠道；太缓·又影响水流，造成淤积。因此，此文选择的坡度是约相当于千分之一的坡降。(“尺有十分之，即一寸，在三里内，渠口至渠底落差为49寸，故有dQ1—18上00()：己)XtOX3≈矗丽。1里=300步，1步=6尺，故1里一1800尺④)。以上就@据《吕氏春秋·乐成》，则为史起，而不是西门豹。②笔者不同意《农学史》友于等人的说法，把《度地》视为西汉中期的作品。尤不同意把《度地》看作是汉武帝时有关六辅渠和白渠建设的作品，见此书P136、139．@《农学史》标点为“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P137)；这里从《中国水利史穗》上册，水利电力学院出版社，1979年，P104页标点。④t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学院出版社，1979年，P104。一32—\n是渠系设计的原理及具体坡度数据。文中还描述了“压管流水力学”现象(即“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这段文字所述)和“水跃现象”。(即“杜曲则捣毁⋯⋯移则控，控则水妾行”这段文字所述)，由于是有关水力学方面的，更着重科学理论方面的，故从略。《度地》对堤防的施工、设计和保养有细致的陈述。首先提出修堤防最好季节是“春三月”，此时“故事已，新事未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刚。”这里不仅提到要趁农闲，更重要的是春天土壤水分含量适中，适合“作土功之事。”这与《四时》篇中春天“冻解，修沟渎”及“治堤防⋯⋯正津梁、修沟渎”也相符。其次是堤防修筑原则是“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堤防形状要做成下宽上小的梯形。这有利于堤防的稳固。但文中没有指上下宽度的比例。更为可贵的是在修堤防时，还要注意在不生草的低洼之处修“囊”，即“滞洪区”，在滞洪区周围修堤防，以增加泄洪能力。文中接着说“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在堤角、堤下种树，一方面可以防水土流失，加固堤身；另一方面又可减小洪水速度，提供防洪材料，非常有用。在二千多年的时代，《度地》对堤防的设计、修筑能提出如此方法，足见古人之智慧，深显出古人对水利工程的认识已达到极科学水平。修滞洪区，栽种树木，至今仍是极有效的方法。最后，文中也有堤防保养叙述。“常令水官之吏，冬时行堤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后，常案行，堤有毁作⋯⋯大雨，堤防可衣者，衣之；冲水可据者据之⋯⋯岁高其堤，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洪水人之，不能为败”。也即是要设官常在堤防上巡行检视，发现需修补的，要向上汇报(“章而上之都”)；当大雨时，“可衣者，衣之”即要用一些覆盖物防护；冲刷刷烈的地方要有人守着(“可据者据之”)。另外，冬春季少水，可在河中挖土培堤；秋夏水多时在堤外取土培堤。这种护堤方法尤为聪明。一方面可以疏没河道，使河床不致增高；另一方面又省力省功。上面的植树也可称为一种护堤方法。第五章不同农时时令系统考察一般人眼中，中国的农时时会观念很发达，并且多以《礼记·月会》@为时令系①这种现象的解释可参见《中国水利史稿》上册，水利电力学院出版社，1979年，P105—107。@《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十二纪》一样．《隋书·经籍志'说，马融把《吕氏春秋·十二纪》中首篇摘引出来形成‘月令>，列入《礼记)中．但我认为《月令)应早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因为《吕氏春秋》是有名的杂家著作，大多是汇集、摘编之作，而《月令)有极古渊源．一33—\n统的代表。笔者通过对《管子》《玄宫》(《玄官图》与《玄宫》一样，故仅以《玄宫》为例)和《五行》两篇的分析后认为，与《礼记·月令》时令系统不同的是，先秦还存在一种十月太阳历与阴阳五行家思想相结合“十月太阳历时令系统。”本章对此加以考述。一、正统的家时时令系统正统的农时时令系统以《明令》为代表。这种时令系统以阴历十二月为准，以二十四节气为基本时间框架，把每月的星象、物候、节气及有关政事活动列述在一起，从而根据不同时令、节气来指导农事和政治、祭祀大事。由于先秦政事大多与农业关系密切，敌《月令》实质是一部农事历。同时，《月令》受阴阳五行思想路向也较明显。可以说，阴历(夏历)和二十四节气的时令划分是《月令》系统的核心。。以后的农事历都以《月令》为模式进行编写，来指导农业生产。二、对《管子》中《玄宫》、《五行》和《四时》、《轻重已》的分析(一)《玄宫》、《五行》时令分析刚接触《玄宫》一文的人，便会对其中的以十二天为一个时节，共三十个节气的划分感到惊奇。正统月令系统是以十五天为一节气，二十四节气划分为基本特点的。对此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解释。有学者认为《玄宫》的这种节气划分是山东一带齐国特有的“是符合山东半岛的三面环海的气候条件的，因此有利于生产，”但同时仍有不少缺点，“有些节气名还订得较为粗糙，不论从意上，从节名的数字上看。都尚未考虑得妥帖”；②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二十四节气代表的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月令’系统，而三十时节则代表的是一种很少为人注意的‘四时五行时令’系统。”⑧笔者不同意上述说法，而同意陈久金、刘尧汉等人的看法，认为《玄宫》是种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历法系统，其三十四时节的划分是符合十月历的，并无不适之处㈤。由于《玄宫》揉合了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故笔者称《玄宫》为“十月历一一五行时令”系统。十月太阳历是一种古老的历法系统，它在我国先秦可能存在过。早在鳃放前，曾有我国西南彝族使用十月太阳历的报道。80年代初，一些学者和民族学家曾专门到四川大凉山和云南小凉山地区做调查，发现这种历法被彝族广泛使用，并对固从更准确角度讲，“二十四节气”名称真正完成是在《淮南子·天文训》，但《月令》也基本与《天文训》相同，只是某些节气与《天文训》中不太同。“二十四节气”的形成历史详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P95表3—6。@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P91。@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固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卷第4期，陈久金、刘尧汉、卢央：《彝族天文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P229．一34一⑧\n这种历法的结构有了较清楚认识。十月太阳历一年分十个月，每月36天，共360天，其余五天或六天作为过年日，不计在月内；一年分上下两个半年，每隔半年过一次新年。一般以夏至和冬至分别作为大小两个新年。⋯现在来具体分析《玄宫》。春季，“八奉时节”，每个时节十二天，如“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等等，共八个时节。夏季，“七奉时节”，个时节十二天，如“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尝”等等，共七十个时节。秋季，“九和时节”，每个时节十二天，如“十二，郎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等等，共九个时节。冬季，“六行时节”，每个时节十二天，如“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等等，共六个时节。根据以上论述，一年共(8+7十9+6)×12—360天，(也即30个节气，每个节气12天。)如果以十月太阳历计算，则每个月36天，则一月刚好可分为3个节气，每个节气12天。这样，则十二天为一个节气的划分一点也不显得不整齐。如果按阴阳合历(即阴历)十二个月计算，如果每个月二个节气，则一月为24天，12×24=288天，远小于正常1回归年(约3651／4天)的天数；如果每个月3个节气，则1月为36天，12×36=472天，又远大于1回归年的天数。因此，按《玄宫》十二天为一'节气来划分的话，只有十月太阳历才配合得更整齐，更合用。况且，在上古时代，360天1年的算法比365天的算法更简单，故《玄富》的来历可能很古。《玄宫》既是十月历系统，但它很明显又是一种农事历性质的时令书。在这才面与《月令》颇类。只不过《玄宫》显得简洁，更古朴些。它规定某种节气应做什么，在什么季节应该什么，如果不做，则会有什么灾害等等。可以说，它是十月太阳历的时令书。正如陈久金指出：“《夏小正》和《管子·幼官篇》所记都是同一种历法。一个是记星象物候，一个是记节气，正好互为补充。”∞虽然《玄宫》为三十时节，但仍然有与阴历的二十四节气对比的可能性。因为时节划分都与农事(耕种、生长、收获等)密切相关。笔者不同意李零和《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93页的两种对照顺序。李零把《玄宫》的第一个节气“地气发”与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立春”相应，作为起始点；而《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则把《玄宫》的“中暑”与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做与对比起点，笔者认为应根据十月太阳历的一些特点来确定起始点。由于十月太阳历极重视夏至和冬至(因为它们分别作为新年①陈久金：《阴阳五行五行八卦赵源新说》，(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5卷第2期。@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l卷第4期。一35—\n的开始)因此三十时节中必有两个节气与夏至和冬至相应。根据民族学的考察，远古时代不少民族新年的开始往往是在收获完毕之后。如台湾瑞岩泰雅族的历法，作物收获一次为一年；有些高山族自称他们的丰收祭祀为过年等等。mh辞中“年”字做人负禾而行走状，也即表示“年”与谷物收获有关。《说文》“年，谷熟也。”胡厚全先生40年代已指出历年与作物收获之间的密切联系o。陈梦家先生在《殷墟h辞综述》中曾指出，商人只有春秋两季，每一个收获季节为一岁，一年中有两岁。这与十月太阳历中一年中有两个新年颇为相似。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夏至”应对《玄宫》中夏季的节气“中绝”，因为“中绝”农事活动为“收聚”。如果以“中绝”为起，按每12天为一节气推算，则“冬至”对应《玄宫》的“中榆”这个节气，刚好此节气农事为“大收”。可见，《玄宫》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的对比起点应以“中绝”对应“夏至”为起点；或者以“中输”对应“冬至”为起点．如果这样的话，笔者推算，《玄宫》的第一个节气“地气发”则在二十四节气“立春”之后第3天。也即“地气发”与“立春”节气是大致相同的。上面分析了《玄宫》为十月太阳历时令系统，再来看看《五行》篇的历法特点。《五行》有文云。“日至，睹甲子，木行御⋯⋯七十二El而毕。睹丙子，火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戊子，土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庚子，金行御⋯⋯七十二日而毕。睹壬子，水行御⋯⋯七十二日而毕。”从文中很明显。一年分为五季，每季七十二日，共5X7'2=360天。如果一月为36天，则一季为二令月(72天)，共十个只，这正好符合十月太阳历的历法特点。一般而言，如果年月计算中，出现与36天或36天的倍数，则极可能与十月太阳历有关。这篇也是完整的农事历，比《玄宫》而言更为具体，对物候，农事描述也较详细。但与《玄宫》不同的是，它对节气的划分不明显。并且，以“日至”(冬至)为新年起点．也符合十月太阳历的特点。o以上分析了《玄宫55、《五行》为起源极古的十月太阳历的历法系统，现来简单考察一下它的浓厚的阴阳五行思想。《玄宫55中五行之数很多，有“五方、五色、五音、五气、五数、五神、五虫、五藏等等，把五行之数遍布于四时和五方，五行色彩很①冯时：《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第四部分，《中国农史》，1993年12卷第1期。@胡厚宣：《殷代称“年”说补证》，《文物》，1987年第8期。③有趣的是，《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也有与《五行》类似记载，也应为十月太阳历痕迹。“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气燥浊而清，七十二El火用事⋯⋯七十二日土用事，⋯-··七十二日金用事，⋯⋯七十二日水用事”。⑧\n浓。《玄宫图》则分本图和副图，“本图是讲文事和老礼，居左；副图则是讲武事和凶礼，居右”。。这明显色含阴、阳对立思想。《五行》则阴阳五行思想更明显。五个季节分便由“木”、“火”、“土”、“金”、“水”控制，季节间是相生关系，木季生火季、火季生土季、土季生金季、金季生水季，循环往复。文中有的“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又云“然后立作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相比之下，《五行》与五行思想结合得最为完美。因为《玄宫》中相当于“土”德的“中”方不配天数，而《五行》“木、火、土、水、金”五行都配有天数，各配七十二天。这比《月令》中“土德”也不安排天数和季节更要严密些。也许是为了让“土德”占有天数，《淮南子·时则iJ,I》把季夏之月配“土德”，使“土德”占有一个月的天数。这也没有十月太阳历的《五行》显得整齐、自然些。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由于阴阳五行家想把季节历法和方位等时空因素纳入自己的统一的宇宙模式，一方面把十二个月的阴阳合历(即阴历)加以改造，以适应阴阳五行思想；一方面可能发现阴历四时与五行、五方等思想总有不相配之外，于是便又拾起古老的流传不广的十月太阳历，想以十月太阳历与五行思想完美配合。《玄宫》、《五行》即是这种尝试。结果《五行》显得与五行有配更成功些。(二)《四时》、《轻重己》时令分析把十二个月的夏历与阴阳五行结合的例子《管子》中也有佳例。这便是《四时》和《轻重己》两篇。一般论者部把这两篇与《玄宫》《五行》相提并论，从它们都含有阴阳五行思想看是可以的o，但从历法上讲，前两篇是十二月的夏历，与后两篇是十月太阳历有根本区别。《四时》篇云：“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夏三月，以丙丁之日归五政，”“秋三月，以庚辛之日发五政；⋯‘冬三月，以壬癸之日发五政。”四季，每季三个月，刚好十二个月，夏历特征很明显。其阴阳五行思想也极为明显。文中明确提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其四时与五行图式与《月令》颇似。其图式为：“东方日星，其时日春，其气日风，风生木与骨，其德⋯⋯南方曰日，其时日夏，其气日阳，阳生人与气，其德⋯⋯中央日±，土德实辅四时⋯⋯西方日辰，其时日秋，其气日阴，阴生金与甲，其德⋯⋯北方日月，其时日冬，其气日寒，寒生水与血，其德⋯⋯”①李零文，见上。圆另还有“五神、五方、五材、五色”等词语。@除了李零外。还有如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胡家聪：《管子新探》第六章等。一37\n仑(簿)sj士＼＼二三／¨_可见，五方、五行“木、火、土、金、水”等名同与四时联为一体，阴阳五行思想一见便知。《轻重已》的特色是确立了八个节气，并指出八个节气的相隔天数。八个节气相隔天数与今二十四节气完全相同，名称略有不同。八个节气分别是：冬始(即“立冬”)、冬至、春始(即“立春”)、春至(即“春分”)、夏始(即“立夏”)、夏至、秋始(即“立秋”)、秋至(即“秋分”)。由于这八个节气及相隔天数与二十四节气相同，故此篇也属于十二月阴历月令系统。此篇阴阳五行思想不甚明显，显得零碎，同时与五行配合得不甚好，故有可能是较早的一篇月令书。综上所述，阴阳五行家在使把五行思想与历法结合时，为了使四时，五行图式更严密，更具合理性，选取了两种不同历法：一是以《玄宫》《五行》的代表的十月太阳历历法；二是以《四时》、《轻重己》为代表的十二月夏历历法。而在秦汉以后，后一种逐渐得到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正统的以《礼记·月令》为代表的月令系统。从这四篇与《月令》的关系看，显然《月令》形成庄在这四篇之后。。可见这四篇时代应在战国中期或稍前。第六章农学理论及农业生态保护思想研究一、初步的农学理论——“三才”思想综观《管子》全书，毫无疑问处处显示出强烈的“重农”意识。这种意识一方面认为农业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害；o另一方面认为在农、工、商经济部门中，农业应占首要地位，但是与“重农抑末”思想相比，《管子》“重农”思想没那样极端。《管子》经济思想可归为重农、通商、惠工，也即都不可偏废。这也与齐国传统有关。@因此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便积累了相当深刻的但又不系统的农业科学理论——三才思想。在这种农业科学理论指导和实践中，又产生许多精耕细作．提高作物产量和抵御灾害等等生产技术。《管子》书中非常强调农业生产中“天时”、“地宜”的因素。这已构成了“三才”中的“二才”。《牧民》云：“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权修》云：“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治国》：“耕耨者有时；”《法法》“故农夫不失其①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云；“若《管子》一书中，便有《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诸篇是专门讨论五行的，⋯⋯为后来的《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t淮南子·时则》构筑好了牢固的基地”。郭沫若在t管子集校》中也认为t玄宫》为《吕览》十二纪之雏形。②《治国》“夫富国多粟，生於农，故先王贵之”；‘牧民’“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五辅)“强本务，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治国》“合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幼官'“务本饬末则富”等．③《轻重’诸篇充分说明了各种经济部门和工商业对国家财政的重要．一38—\n2丈【、!!时，百工不失其功”；《禁藏》云：“奉事而不时，则国必富矣。”《轻重己》“草木以财生”；《君臣下》“犹草木制于时也”。另外还有许多篇章谈到“四时”、“天时”等等有关“顺天之时”的思想。在《管子》看来，不仅狭义农业生产要讲“天时”，其它如林、牧、渔等广义农业活动也要顺天时。《四时》、《五行》、《七臣七主》篇写还讲到如果政不合时，则会导致各种灾害，包括农业灾害，除去迷信意识，也反映了重时思想。不仅如此，对“地宜”也是极其重视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管子》中对植被(作物)与土壤条件、水、地势高低等生态因素的关系理解更为深人。《地员》篇中“凡草土之道，各有谷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的细密论述，虽然有直观经验性，但却反映出其作者敏锐的对植被与环境关系(主要是土壤条件、水份条件)的密切相关生态规律的洞察力。谈到“地宜”的篇章很多，仅举几例。如《立政》云：“相高下，视月呀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其处。”又云：“三日桑麻为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五辅》云：“地道不宜，则有饥馑，”又云：“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山国轨》云：“别群轨，相壤宜；”《地员》“五种无不宜”等等。从现代农学和生态学来看，讲“天时”也即讲求适宜的温度、光照、降雨等气候条件，这些气候条件对植物(作物)的生长、发育、成熟有直接影响；而“地宜”也即植被的土壤的养分条件(包括水、气、各种有机、无机物等)和地下水、地势、阴坡等地理环境条件对其生长发育的影响。任何植物(含作物)，都是在特定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条件下才能正常生长、发育；因此必须讲究“天时”和“地宜。”《管子》中对“天时”与“地宜”的重视也是自原始农业以来古人农业的经验和实践的理论概据。不仅《管子’，其它先秦著作也都对农业生产中的“天时”，“地宜”因素作过记述①。但是《管子)中是最具现代生态学意识的“天时”与“地宜”对农作物的关系注意得也较多，(当然，《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是更具理论高度的总结，它的理论高度是《管子》所不及的)。更为重要的是，《管子》在对“天时”、“地宜”的重视中已注意到了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初步具有了“三才”思想。“三才”思想至迟在春秋时期已俱备。《易·系辞下》云：“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易·说卦》也云：“是以立天之道，日阴目阳；立在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管子·五辅》云：“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日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不顺则有祸乱。”这里也提也“天祥(时)”“地遭”，“人道”，但对“人道”在“夭时”，“地宜”中所起作用并没阐述。这里指做包括农业生产在内的各种事情都①《孟子·粱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苟子·王制》“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关于“地宜”，《左传·成公二年》、《周札·地官·大司徒》，‘地官·遂人》，(地官·司稼》，《夏官·土方氏)，《夏官·职方氏》都有记述。一39\nAl黟+)5j士学＼：：：_／"、㈡i二毫天【r‘f■要考虑三者的的规律性和作用，否则就得不到好的结果。《禁藏》篇云：“顺天之时，约(得)地之宜o，中人之和o，故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这里也指包括农业业生产在内各种政事，但“人力”对农业生产的具体作用的仍不明确。《轻重甲》有文云：“善因天时，辨于地利”也是如此。《小问》中说：“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也。”这里明确指也了“人力”如果在符合“天时”下作用于“地”，则必有收获。这里，对人的能动性，天时，土地之间的关系基本已揭示出来了。《八观》中云：“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圆这里揭示出此文及作者已认识到人力(或人的某些耕作技术)对庄稼收成多少的直接影响。如果不认真除草，不深耕，不讲地宜，那么农业收成就很差，就必然是“饥国之野”了。通过以上举例可看出，《管子》对农业生产中的“天、地、人”三才的关系已有所认识，并已感到“人力”(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生产技术)在顺“天时”和度“在宜”的情况下全可以在农业生产中以挥更大作用。但真正全面揭示三者内在关系还要等到《苟子》和《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农业学术论文的出现。《苟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理，人有其治，是谓之能参。”这里已基本揭示出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辨正关系。而真正提高到更深刻的理论高度的则见于《吕氏春秋》中的《上农》四篇。《审时》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时也，养之者天也。”这里已很明确指出“稼”(植物)做为一种有机体与人与“天”“地”环境的关系。一方面作物受环境制约，适应自然规律；但另一方面，人力却能发挥能动性，改造环境，使农作物能更好生长，即“为之者人也”。在《任地》《辨土》中分别提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作畎亩要做到“下得阴，上得阳”，充分说明人力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从农业生产与“天、地、人”三者之间关系的发展线索来看，《管子》成书可能要早于《萄子》和《吕氏春秋》。从《苟子》有不少词语与《管子》类似，似乎可推测《萄子》作者看过《管子》一书。当然，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总之，“三才”思想既从生产实践中得来，而一旦形成较为科学的理论，则对我国农业中的精耕细作，对土地的充分利用，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发挥指导作用。二、农业生态保护思想的研究上文我们已谈到《管子》书中已初步具有了先秦的“三才”农学思想。“三才”思想反应在哲学上为“天一地一人(生物)”一体的朴素的有机系统论。可以认为，先秦哲学的天入观及“天一地一人(生物)”一体观与农业文明的发达密不可分。正是在农业实践中，先民们认识到“天一地一人”统一的宇宙论模式。这种模式向两个国据壬念孙改“约”为“得”o《苟子·富国》云“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t八观》又云：“谷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毋以致财．”40\n砸士’革7二；：天、¨、．．、、r．11、方向发展，一是向神秘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方向发展。①从“万物有灵”“天命说”发展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带有许多迷信和牵强附会的东西；另一方面是向以苟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倾向发展，形成天、人各有其道，天、人相分，在着重天、地自然规律的同时，发挥人的能动性，强调“与天地参”。但无论哪个方向，这种系统论的宇宙观都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而这对农业实践与和生态意识更有巨大有作用。正如王玉德先生精辟指出：“天人合谐观念实际上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天人一体，构成完整的系统，趋向在合，不在分；二是天人共生共荣，只要自然生态和谐，人类就和谐；其三是人应遵守自然规律，法则自然⋯⋯这些天人观对古代的生态思想有影响，并构成生态思想的内核。”②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实质上即是一种生态农业模式，根据天时、地宜，发挥人力，着重物质的重复利用，农、林、牧、副共同发展，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保护生态环境，避免急功近利，以利于农业再生产。正是由于天地人一体的系统宇宙观和重农思想，使先秦思想家处处不忘农业生态保护。。《管子》中也不例外。固其生态保护思想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是对自然资源要“取之有度”，不能盲目、过份开发利用。一是“禁发有时”，并设立专门行政机构保护环境。除了《八观》篇属于第一种情况个，其余诸篇都可以归于第二种情况。《八观》云：“山林虽近，草木中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故日：“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中博，鱼鳌虽多，罟必有正(止)”。第二种情况以《立政》、《七臣七主》所述为代表。《立政》云：“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籁草，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虞师之事也。”《七臣七主》云：“明主有六务四禁。⋯⋯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地功，射鸟兽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则五谷不成⋯⋯。”把环境保护与政事联系在一起，可见环境保护已经法律化，行政化了，也足见许多类似的关于四时之禁和生态管理方面的官职设置。。可以说，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也是先秦盛行的话题之一，。并且多是从广义的农业(农、林、牧、副、渔)角度来论述生态环境保护的。但是①鞠继武：《试论我国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9卷第2期圆王玉德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P1392③详见上书，第一章第三节“先秦的环境保护与改造”。④生态保护思想主要见于《立政》、《玄官》、《八观)、《禁藏》、《七臣七主》、《四时》、《五行》、《轻重己》、《戒》、《七法’诸篇。@《周礼》中有“山虞”等官职，统称为“虞衡”。这类官职，也见于《尚书》、《夏小正》、《诗经》、《左传)、‘国语》等，也有见于金文者，如《同簋》。@袁清林：《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国科技史料)，1985第1期一41—\n／弋(，@＼)旺∥蛩天、、7／⋯．．，j＼i／、j?j?从现代生态学观点来看，先秦的生态保护思想更多带有经验性和直观性，并且带着种种神秘思想和迷信思想，更多从实用和经济方面来强调生态保护的必要性，极少从生态平衡和生态系统各因素的相互关系方面来考虑。不懂得生态系统中由于食物链和食物网的破坏会导致物质循环能量流动的破坏，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管子》等先秦文献中很多谈到保护山林，草薮，往往从实用角度，而不可能认识到山林的保护有种于涵养水土，调节气温，防止水土流失，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生态条件。故时有急功近利行为，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自汉以后日益严重，即是其例。即使如此，先秦文献中仍有点点滴滴关于生态因子的认识和某些关于生态规律的天才观察。《管子·七法》云：“人民鸟兽草木之生⋯⋯，谓之则。”这句话从生态学来看，实际表达了生态环境的一种平衡状态，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因素(包括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之间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状态，形成一种稳定系统，在系统中各种生物间的关系也处于平衡稳定状态，从表面上看似乎种类和数量无多大变化，从而“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如果为了维持物种“皆有均焉”的状态，而不肆意滥杀物种，滥伐林木，从而保护了环境，那么这就是从生态学方面保护生态环境了。但从先秦文献中仍然不能明显看也这一点。o余论以上我们对《管子》中的农学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通过对土壤学、农业技术(包括农作物、主要农具、耕作与栽培技术和农田水利技术)，独特的农时观、农学理论与农业生态保护考察、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自春秋中叶以至战国，伴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主要以农业生产力为体现)，无论从生产技术，经济制度抑或是上层建筑，思想意识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神本意识的淡化，天子权威的沉落，人本意识的高涨，使人的思想逐渐解效，以至形成“百家争鸣”的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多元、自由气氛；与此同时，人的改造自然，认识自然的能力，也空前提高，到战国末苟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宏大命题就是这种能力和自信的最好总结。而做为古代社会最能体现人们改造的自然、认识自然能力的农业生产，也从各个方面向前迈进，以至在战国中后期不仅从理论上，也从技术和生产模式上奠定了古代农业的深厚基础，使中华文明的延续有了强大物质基础。由于《管子》本身包含了从春秋中叶至战国的农学资料，因而也为这一时期农学的进步发展提供了绝佳实仍l。①《苟子·富国》云；。今是土之生五谷也，⋯⋯然后荤菜百琉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名、_车，鼋鼍龟鳖鳅张以时别而成一群，然后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也表达了食物链的关系，也具有现代生态学的某些思想．一42—\n参考文献一、古代文献‘(一)主要《管子》版本1．《管子》4册，四部丛刊本2．《管子》4册，四部备要本。(中华书局影印赵用贤刊本)3．《管子校正》，清，戴望编撰，4册(世界书局《诸子集成》本，1986年上海书店影印)(二)其它主要古典文献1．《尚书·禹贡》、《周礼》、《尔雅》、《礼纪·月令》(都为十三经注疏本)2．《周礼正义》(孙诒让，四部备要本)3．《吕氏春秋》(可参考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4．《苟子》(可参考王先谦：《苟子集解》，诸子集成本)5．《淮南子》(高诱注，诸子集成本)6．《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7．《齐民要术》(可参考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农业出版社，1982年)二、今人著作(一)文献考释方面l_罗根泽：《诸子考索》，人民出版社，1958年2．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避《管子集校》、又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5—8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3．赵守正：《管子注译》(上、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1989年4．胡家聪：《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一(二)农学及相关方面1．夏纬英：《管子地员篇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1981年农业出版社重’版2．中国农业遗产室编著：《中国农学史(初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3．《新中国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5．中国水利史稿编写组：《中国水利史》上册，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6．中国古代农业科技编纂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农业出版社，1980年7．王云森：《中国古代土壤科学》，科学出版社，1980年8．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一43—\n9．中科院自然科学研究所：《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10．唐启字：《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农业出版社，1986年11．姚汉源：《中国水利史纲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7年．12．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13．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14．汪家伦、张芳：《中国农田水利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15．林蒲田：《中国古代土壤分类和土地利用》，科学出版社，1996年16．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地学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1976年l7．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30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18．王玉德、张全明等著：《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大出版社，1999年三、今人论文(一)文献考释方面1．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12期2．容肇祖：《驳马非百关于管子轻重篇的著作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1期3．关锋、林聿时：《管仲遗著考》，《中国哲学史论文初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4．周洪才：《管子版本考述》，《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5．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道家文化研究》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二)农学及相关方面1．徐中舒：《试论西周田制和社会性质》、《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2．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唐、虞、夏、商、周五朝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地利用法则的探讨》，《土壤学报》，1957年第5卷第4期3．杨宽：《有关于西周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4．友于：《管子地员篇研究》，《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伍5．王达：《管了地员篇的地区性探讨——谨就商于夏纬瑛先生的(管子地员篇校释>》，《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60年6．集体著：《(管子度地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水利技术理论著作》，《力学》，1977年第3期7．陈文华：《试论我国农具史上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44——\n8．李根蟠：《西周耕作制度简论》，《文史》十五辑，中华书局，1982年9．陈久金：《论(夏小正)是十月太阳历》，《自然科学史研究》，1982年第1卷第4期10．游修龄：《论黍与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1．袁清林：《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中国科技史料》，1985年第l期12．陈久金：《阴阳五行八卦起源新探》，《自然科学研究》，1986年第5卷第2期13．李零：《管子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管子学刊》，1988年第2期14．N·席文：《中国的科学》，《大自然探索》，1988年第3期15．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1990年13卷第12期16．游修龄：《“禾”、“谷”、“粟”、“稻”探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17．华觉明：《商周青铜农具及其制作使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9卷第2期18．鞠继武：《试论我国先秦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1990年第9卷第2期19．白奚：《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一～一～一蔓譬\n勘误表序号页数行数误正124对《管子》对《管子》农学2313“凡草木之”“凡草木之道”3t5流传于土林流传于士林一、特定地区地形、一、特定地区土壤与植被、地453地下水与土壤、植被形、地下水的关系分析关系分析第一章54“凡草土之道”“凡草木之道”第四行表l6白址白壤第19行722共分5等共分3等注释③《韩非子·外储左下》816《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第2行说928注释⑥《周礼·地官·草火》《周礼·地官·草人》102915“四(每亩二石)量四(每亩二石)次I11302美、恶美恶f123l注释③《左传·十六年》《左传·僖公十六年》13328可说是我国可说是战国14345一、正统的家时一、正统的农时153422其=+四时节其=+时节1637l讲文事和老礼讲文事和吉礼173927立在之道立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