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7 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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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介绍
中西哲学对比
我看中西方哲学差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美好生活的向导。哲学就是用简单的说话来体现出隐含深层意义的道理,让人们去思考和体会。不同的文化领域产生出的哲学也不同。近年来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哲学家们研究一大重要课题,人们指待哲学家们在这一领域做出新的突破。哲学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分支。在这些分支中,形而上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地位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是哲学唯一真正与其它学科相区分的特征。因此,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课题。与所有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或者自我取消,或者自我发展。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是自我取消的。即,这两种形而上学之间要么不存在差异;要么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微不足道。现有的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旨在证明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为自我发展式的研究,终将遭遇失败。形而上学只有一种,它在中国和西方各自发展,通常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或者不是形而上学,或者是形而上学,却不够成熟。对于不是形而上学的“中国形而上学”,它也许价值重大,但没有形而上学的价值。有些人主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这一派可以说是激进主义者。这一派最为臭名昭著的代表,想必是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在哲学史课堂上,黑格尔虽然以“中国哲学”为名谈到了中国的思想,但是,他的态度却几乎是反讽的。首先需要指出,虽然黑格尔“中国无哲学论”流毒甚广,不过我们可能是在误读。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针对\n看似最没有哲学味的孔子,黑格尔的结论是,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黑格尔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的正面态度鲜少有人提及。如果黑格尔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主张中国无形而上学的学者试图以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来作理据,就是失败的。其次,我们看到,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西方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为范本。凡不符合西方关于哲学与形而上学之范本的,就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如果说这种观点在主张一个事实:中国没有形而上学,那就不过是在主张: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如果形而上学已然被规定为西方意义上的,那么,中国由于是非西方的,所以,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就是在主张一个重言式:中国没有非中国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要让这一派的主张有见地,只能将其视作规范性的判断:形而上学只能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所谓的形而上学不符合西方规范,所以,中国没有形而上学。甚至一些主张中国有形而上学的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如果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标准,中国哲学都不存在那种形而上学。”既然无法论证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明智的做法是承认中国有形而上学。这一承认马上带来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有形而上学,它与西方形而上学的差异何在?中国哲学界主流的回答出人意料地一致:种类上的不同。这一回答首先就回避了激进派们的规范性主张:只有西方的形而上学才是形而上学。西方的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中国的形而上学也是形而上学。但是由于中国形而上学跟西方形而上学的种类不同,所以,中国形而上学并不符合西方形而上学的规范。但是,这无损于中国形而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n首先来看看中西具体的差异。这方面说法很多,比如,俞宣孟以为是道论与是论的差异。“中国哲学以道为目标,决定了中国人从事哲学活动的方式。形而上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意味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上下求索,这一求索决不仅仅是认识的过程,更是变换人自身生存状态的过程,变换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人的生存活动与其生存环境的契合,以使生命得到顺畅的展开,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这一差异又被学者说成是“境界形而上学”同“实体形而上学”的差异。何丽野则认为,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是象与语言的差异。海德格尔借以走出西方形而上学危机的“诗的语言”、“直接能够呈现事物‘存茌’的语言就是中国《易经》中的‘象’,正是因为有了“象”,我们才可以“说不可说”。象跟西方正统语言观是判然有别的。还有学者认为,中西差异是重变化还是重存在的差异。“中国哲学史中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道与器的问题,主要关注的是道济天下的问题。而其主要考虑的就是变化问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形而上学是主要研究变化的意义及其根据的。”而在西方形而上学看来,“变化的基本前提是变化本身要存在。……因此,形而上学或存在问题,应该是比变化更为源始的基本问题。”这些差异的提法,其理论的更早源头几乎皆在牟宗三关于中西哲学对比之分析中。牟氏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哲学所关心的是生命,西方关心重点在自然,重生命则重体悟,重自然则重知识。重体悟则有语言所不能言说者,如此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西形而上学在语言上的不同;重生命必定重人生意义的实现,从而体现为境界形而上学。生命生生不息,重变化也是理所当然之事。因此,我们需要重点考察牟宗三就中西哲学差异所做的论述。\n只有一种形而上学。这是一个平凡的结论。但我们无需担心因此而掉进西方中心论的陷阱。包括形而上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学科是在西方范式下建立起来的,是以西方范式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形而上学”概念,虽然取自《易经》,却不是一个中国固有的概念。形而上学的内容是什么,完全不可以在中文语境下通过顾名思义或者考查词源来获取。如果像有的学者那样,去考查“形而上学”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使用,并以此界定“中国的形而上学”,这无异于暗从了西方中心论:他们试图以西方的术语来框定并不属于这一术语的内容。已有学者指出,当近世以来的学者痛感传统学术“一半断烂,一半庞杂”,而“主张用西方现代的科学分类体系来分割和重新整理古代的学术”时,由于他们未能考虑中西学术分类体系差异的根本原因,从而也就忽略了中国学术“自身的内在合理性”。由此可见,我们这个平凡的结论,倒还具有一个意料不到的优点:它让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不再拥有西方的名字,从而有助于这些特有内容的呈现。而这正是当前国学复兴所需要的。中西方哲学的差异不只存在于形而上学的差别上,许多学者研究中西方比较哲学时提出许多课题。这一问题的研究意义是深远的,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也不断增加。总之,中西方哲学之间的讨论始终没有一个定论,但我们不能妄加论断哪一种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中国的哲学是东方哲学的代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没有谁可以否认中国哲学的地位。中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方兴未艾,这也对后人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n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