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

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

　　谈谈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如下文一、感物道情与圣贤气象正是通过情的审美感化上升到志之境界。感物道情是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从诗言志(《尚书》)到诗缘情而绮靡(《文赋》)、感物吟志(《文心雕龙》),再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诗品序》),都是强调诗歌之情的感物而动的性质。古代文人认为,诗所表现的情是创作主体受外界客体的触发而产生的一种心灵感触,朱熹继承传统诗学思想,在其理学性情理论下,形成了自己的感物道情的诗学主张。感物道情可以说是朱熹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具体来看,诗人所感之物包括自然景物,这是感物最主要的内容,在朱熹文论和创作中体现得最为频繁。《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朱熹对作品中的植物、香草作了全面而细致的考察,有时甚至用《本草纲目》《黄帝内经》等医书中的术语进行考证。所感之物也包括社会事物,尤其是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遭遇与社会事件。在这方面,朱熹借鉴司马迁发愤着书与韩愈不平则鸣等思想,并融入感物道情,使其理学思想与文艺批评理论更加圆融,主要体现在《楚辞集注》中他对屈原及其辞赋的评价。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屈原自己的人生遭遇出发,朱熹得出《离骚》是体现屈原忠君爱国之情的结论。感物道情的另一方面是道情,在朱熹看来,所道之情既可抒发愤懑之情,如《楚辞集注》中对《天问》的品评: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书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楚辞集注》卷三)也可抒写男女相悦之情,如他对《诗经》中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只要出于正就会给予客观的评价。当然,另一类诗像《邶风?静女》《卫风?木瓜》《郑风?将仲子》《郑风?有女同车》,朱熹把它们归为淫奔之诗,其标准于儒家的思无邪,也和他所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相统一。但朱熹否定的仅仅是不合于理的,没有受到理的节制的私语,而不是一切正常的情感,所以朱熹认为情感是合理的存在,它是人性的外观,是不应逾越节制的。这对于作为理学家的朱熹来说,实属难得。(一)《楚辞集注》中的忠君爱国之志\n朱熹《楚辞集注》的最大功绩,在于他不把《楚辞》仅仅看作是骚人词客吟风弄月、露才扬己之作,其主要目的而是要发明屈子微意,挖掘蕴藏在屈原作品中的高尚人格和忠君爱国之诚心。这一方面与朱熹所处的时代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他对文学感物道情的独特见解。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泪呕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楚辞集注》卷首)类似忠君爱国这样的表述在《楚辞集注》中随处可见。如他评价《湘君》: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楚辞集注》卷二)说《山鬼》是: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楚辞集注》卷二)忠君爱国不仅体现出《楚辞》的政治和伦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它源于诗歌固有的道情这一本质内容,这正是朱熹对楚辞学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朱熹哲学体系中,与情属于同一层次的还有意、志、才、气、欲等范畴,朱熹认为情又是意的骨子,志与意都属情(《孟子集注?或问》卷11)。在儒家诗言志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志又是情之最高境界,《楚辞集注》中,朱熹把屈原的忠君爱国之情转换为志的境界。如他解释《国殇》霾两轮兮执四马,援玉兮击鸣鼓说:援击鼓,言志愈厉,气愈盛也;(《楚辞集注》卷二)评宋玉的《九辩》:闵惜其师忠君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楚辞集注》卷八);(评价《山鬼》说:以其托意君臣之间者而言之,即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这里的志不是诗言志的简单继承,也并非司马迁所说的其志可与日月争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后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而是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对屈原作《离骚》抒其志是持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评价正是其性情思想的体现。性情之间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使情具有内在的道德根据,因情以见性,实际上是情感体验的自我超越,即把人的感性活动提升为道德化的本体存在,这样就提高了人的自我价值[2]。屈原志洁,故其情必定是合乎道德标准的,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理学体系中,这种性情评价也必定是积极的,所以在朱熹这里,它又回归到了忠君爱国之志的境界。张玉奇先生曾把朱熹哲学思想的道德结构划分为性情行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的范畴为信诚忠[3]。潘立勇先生解释到:信是人的本然之性里实有仁义理智之本性,诚是人的情志中实有爱恭宜别之真情实意,忠乃是人的品行上实有恕廉敬豫的真诚态度。[1]411朱熹《楚辞集注》称赞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源于其以仁为本体,以情志为功能,以忠为百行的人格评价标准,这种发而中节、恰如其分的本然之性,正是朱熹所追求的完美而纯粹的圣贤气象之天地境界。(二)《诗集传》中的感物而动与比、兴手法时事新闻在政治哲学中的适用性如下文一、时事政治在教学中的作用\n如何完美地把时事政治融入到政治课堂教学中,务必要有一定的技巧,它是政治课堂教学的需要,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具体说来.有以下作用: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教学模式极易压制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只有把时事政治引进课堂中来,才不会使学生对哲学政治课产生厌烦情绪,才能使学生从枯燥无味的课堂中解除出来,对哲学政治课产生兴趣,提高哲学政治课堂教学的效率。2.激发学生爱国主义热情。中专生大都处于愤青时期,教师在教学时正确利用时事,刺激学生的各种感觉,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爱情热情,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例如,钓鱼岛事件、神十的发射等事件,都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3.提高学生处理问题的能力。时事新闻具有时效性和真实性。学生对时事新闻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时,会提高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虽然这些事件并不是学生亲身经历过的,但是在他们的大脑中已具备一定的思维观,具有一定的分辨能力,能感觉到事情正确与否。所以学生在体会、分析及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只要是细细地体会,就能从中得到启发,增长自己的社会阅历,对将来的为人处事、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教师将时事进行透彻解析,然后渗透给学生,还能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具有针对性。在现在中专学校中,很多思想政治教材无法适应教学的需要,内容太老化,太抽象了,没有和社会、世界时事结合起来。不但教师认识到了这一点,就连学生也有此共识。我们只有在教学时把老化的、抽象的教学内容和具体的事件联系起来,才能将学生的学习热情吸引到课堂教学当中,这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课的积极性。二、如何搜集时事新闻资源\n时事资源可以通过各种通途来搜集,它们通常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网络等载体出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有静态的文本、图像素材,有动态的视频素材。其内容有民生、政治运动等内容。开发时事资源,首先是要认真地阅读这些资源,然后再根据所需再有选择性地去搜集、筛选和整理它们,最后再把它们贯彻到教学当中去。1.时事新闻资料搜集的途径(1)文本资料。可以从报刊杂志、网上等地方获取。例如可以通过《参考消息》、《半月谈》、《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剪切,也可从新华网、中华军事网、腾讯网等网站下载使用。(2)图象资料。此类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从网站里下载。例如,去年的钓鱼岛事件,我就是从官方网站中下载相关的图片资料。利用这些资料也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3)视频资料。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视频资源的下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方便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可以从电视节目(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录像片中获取,也可以直接从网上下载。2.时事新闻资料的整理归类方法(1)按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归类。时事新闻归类对教师提高了一定的要求,要求教师对教材中的内容要做到胸中有数,对每一个细小的知识也不能漏过。只要这样才能按照相应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归类整理素材。然后在每一个资料包中再按照如下:课节框题知识点的树形组织结构图建立资料库。(2)按照专题归类。对时事新闻整合时,可以制定专门的时事专题包。也就是说,把某个重大时事专题形成一个时事专题包。例如神十时事专题包、南亚博览会时事包、海峡论坛时事包以及中非时事包等。专题归类整理素材时可以按照如下组织结构构图建立资料库。三、时事材料在教学中的融入\n朱熹打破了汉唐诸儒在《诗经》研究中穿凿附会地发掘微言大义的框架,恢复其文学性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有感物道情,吟咏性情,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立此例,偏偏要作美刺,将诗人的意思尽穿凿坏了。(《语类》卷80)诗歌起于感物道情,它所包孕的是一种厚重、深沉、幽微的情感,是言之所不能尽的,它要求诗歌要有自然之音响节奏与之相辅相成,即声情相配,这就导致诗歌与一般的文不同,在形式体制上自有其特色,要通过赋、比、兴,特别是比、兴的手法来表达。因此,朱熹认为:圣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书》《礼》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诗,亦要逐字将理去读,便都碍了。(《语类》卷80)解读《诗经》不能像读《春秋》《尚书》《礼记》那样,以读经的方法去探究义理,因为《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只有在生动感人的形象与意境之中感发兴起的情感,才能领略人生世事之理。《诗集传》中感字共出现了二十余次,有感动情欲之感感伤闭郁忧时感世感时物之变感时而伤悲感风雷之变等,没有一个不关乎情的。实际上,从物到情的过程也就是体现赋、比、兴等手法的意义的过程。朱熹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周南?关雎》)古人独以为兴于诗者,诗便有感发人底意思。今读之无所感发,正是被诸儒解杀了。死着诗义,兴起人善意不得。(《语类》卷80)物与所咏之词的关系包括感物起兴与托物起兴,然有两例兴:有取所兴为义者,则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类;有全不取其义者,则但取一二字而已。要之,上句常虚,下句常实,则同也。[4]因此,朱熹所说的兴,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诗歌特质,它能使人兴起,让人沉浸于审美愉悦之中,从而感受生命的律动。朱熹论比也多有精辟见解: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周南?螽斯》)引物为况者,比也。(《语类》卷80)他解释《豳风?鸱》第一章说:比也,为鸟言以自比也托为鸟之爱巢者,呼鸱而谓之曰:鸱鸱,尔既取我之子矣,无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爱之心,笃厚之意,鬻养此子,诚可怜兮,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以鸟之口吻,赋予人之情感,写得生动活泼。朱熹又说:只因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与应。(《语类》卷72)朱熹对比兴手法的分析源于古代物感说的诗学传统。《易传?彖传》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天地万物各种情状,都是相互感应的结果。天人合一观念是其哲学基础。在《诗集传》中,感是天地万物,应是与之相对应的情感,不论是比的以彼物比此物(《诗集传?周南?螽斯》),还是兴的虚实感应,都是其感物道情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因此,朱熹《楚辞集注》中以真诚为基础的对屈原忠君爱国之志的评价,以及《诗集传》中对比兴手法的鉴定,体现了朱熹感物道情思想,也体现了朱熹对浑然一理(《论语集注》卷二)、心体浑然(《孟子集注?或问》卷11)的圣人境界,即天人合一的至乐境界的追求。在朱熹文学批评体系中,自然万物被赋予人的情感,人也融化于整个自然界中,同时,这种人心之审美体验的乐境,又受道德标准的仁与真理评价的(真)诚之制约,是一种心统性情之正的感物道情。二、涵咏自得与诗乐一体\n在朱熹文艺思想中,如何实现感物道情,便是涵泳,换句话说,感物道情吟咏性情是朱熹涵泳诗学方法的基本内容。涵泳一词最早大约见于左思《吴都赋》涵泳乎其中[5]。唐李善注曰:涵,沉也泳,潜行也。宋代以后,涵泳亦作涵咏,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体道明理,达到圣人境界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它要求在从容中道的过程中居敬省察,如程颐和朱子所谓的涵泳义理。同时,它也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方法,如朱子所说的熟读涵泳。综观朱熹文学思想,不论是体道之涵泳,还是读《诗》之涵泳,都是指一种人与物合二为一、在物之中的与物打交道的方式,即沉浸其中,与之为一,从而取得深入的领会。其目的也都是要达到自得的境界。所谓自得,基本意思是自觉得意自在自己有所得。作为美学范畴的涵咏自得是指审美活动中主体对审美对象的把握方式,以及审美主体的心理态度和精神状态,是以最终实现对主体生命精神境界的提升为目的的[6]94。朱熹涵泳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儒家孔颜乐处的崇高精神境界。《诗集传序》云: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涵濡以体之作为读《诗》方法(或过程)中的一项(或一个环节),体与涵泳意义相近。朱熹主张通过格物以体道,格物的过程便是虚心涵泳熟读玩味豁然贯通涵咏自得的过程。这是朱熹涵泳概念所包括的内容,也是涵泳作为读书方法的必经程序。其中,虚心与老庄的虚静、心斋、坐忘,荀子的虚壹而静思想一脉相承;豁然贯通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悟。在理一分殊的指导下,朱熹认为文学活动只有经过长久格物与专一涵养,才能最终获得了悟,这也体现了儒、道、佛在朱熹思想中的交汇融通。此外,朱熹主张诗乐一体,要求主体在文学活动过程中要把诗与乐结合起来,反复玩味,体会诗之兴起的本然状态,其实这里的诗与乐的关系,我们可以泛化为文与音之关系。以上即是哲学家哲学思想下的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