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

探讨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

　　探讨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哲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运而生当然需要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哲学仍然有理由。　　第二，用哲学的眼光理解、解决文化理由。有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描述精神奥德赛的方式，对文化的哲学本质加以历史一地理的展开，或者说将哲学展开在文化及其历史之中，通过哲学的眼光使文化显露出哲学性。这算得上是一种哲学的兑现或者落实，既应验哲学的自我期许又深化甚至编者按：文化哲学作为一个自觉的哲学流派已在中国学术界存在了二十余年，其所关注的一些重大理由则可以上溯到一百多年以前。在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及建国六十年来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学术界也在有意识地梳理文化哲学的历史，这种梳理的目的在于总结文化哲学的理论成果、拓展其发展空间，其中，文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渊源尤为引人注目。2009年7月25日至26日在哈尔滨举行的第九届“马克思哲学论坛”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为主题。部分与会学者从理论资源和理论宗旨等入手发掘了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重新研讨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理由。本期“文化哲学研究”专栏刊发的两篇论文即是这次论坛上对文化哲学理论定位理由的深入探讨。本次论坛的其他也将在本刊近期刊出，敬请关注。　　摘要：文化哲学可以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另一种是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前者显示哲学的文化性，后者显示文化的哲学性。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理由。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现实作用。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或者成为哲学的一个普通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或者尽可直面现实而野性地埋葬哲学，从而文化哲学亦不必还是文化“哲学”。　　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哲学　　1000-7504(2009)06-0012-09　收稿日期：2009-07-25　　　　一、两种可能的文化哲学　　　　哲学在其历史上已经累积了太丰富的遗产，其历史性已经盖过了其概念规定所能提供的指引，因此了解哲学，就不得不在尊重其深厚历史性的前提下深入于哲学历史之中。文化哲学相对来说还年轻，“文化哲学”\n这一概念本身对理解和研究文化哲学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引性，因此，文化哲学的内容和限度暂时还可以首先在概念上进行估量。文化哲学，顾名思义，或者用文化的眼光理解、解决哲学理由，或者用哲学的眼光理解、解决文化理由。　　第一，用文化的眼光理解、解决哲学理由，有如柏拉图《理想国》探讨“正义”的思路，将哲学理由置于一个更大的结构性或历史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文化哲学通过文化的眼光使哲学显露出文化性。这可以视为哲学为了自身理由的推进乃至解决而谋求的一种可能的出路。　　需要留意的是，《理想国》通过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中探讨“正义”，不仅深化了正义理由，而且就《理想国》本身看来强有力地解决了正义理由。但是，文化哲学在类似的作用上却不意味着必定解决哲学理由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论文资料由.zbjy.提供,地址.。不用说，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当然需要一个更大的前提，即哲学仍然有理由。　　第二，用哲学的眼光理解、解决文化理由。有如黑格尔《历史哲学》描述精神奥德赛的方式，对文化的哲学本质加以历史一地理的展开，或者说将哲学展开在文化及其历史之中，通过哲学的眼光使文化显露出哲学性。这算得上是一种哲学的兑现或者落实，既应验哲学的自我期许又深化甚至更新了对文化的理解。在《历史哲学》之前，黑格尔已经完成“哲学全书”，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历史哲学”的工作乃是哲学的“下凡”，显示出哲学比通常人们想象的要更为有用。很难想象黑格尔在没有这些前提的情况下能够形成《历史哲学》这样意味深长的作品。在这个作用上，用哲学眼光看文化的文化哲学乃是应用的哲学或者哲学的应用。显然，应用哲学在逻辑上后于哲学理由的解决。这种作用的文化哲学之于哲学乃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哲学本身对此只能保持次一等的兴趣。　　需要留意的是，这种作用上的文化哲学和哲学的区别是逻辑上的或者结构上的。而不是心理上的或传记上的。事实上，有些哲学探究其初衷是文化危机或者文化遭遇，此类哲学探究不仅要深入于哲学之中，而且或隐或显地总要带出其初衷。尽管如此，解决文化理由的哲学探究在结构上还是先于文化理由及其解决的。当然，文化不总是有理由的，因为文化无微不至地笼罩着人，极具稳定性和弥散性，通常作为各类文明活动的背景而不被主题化，因而不被理由化。只有身处其中的人们在时间或空间上经历剧烈的变迁，文化理由才发生。况且，文化出理由也不必定激起文化哲学，文化哲学的历史前提是出理由的文化本身要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　　　　二、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n　　　　为什么说从文化眼光出发的文化哲学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哲学理由而同时却未必能够解决哲学理由呢?易言之，这种作用的文化哲学可能对哲学作出何种性质的贡献呢?从文化观点出发的文化哲学的确能够转变哲学的传统面貌。　　首先，用文化的眼光看哲学，意味着一种对哲学更深入的理解乃至改造。当人们发觉西方哲学原来是西方文化的特定产物时，当人们发觉中国哲学原来是中国文化的特定产物时，哲学理由所表征的哲学面貌就再不能像亚里士多德或笛卡儿所想象的那种样子了。20世纪20年代，傅斯年在谈到战国思想时认为“哲学乃语言之副产品”，如果文化哲学在中国本地有一位这方面的先行者的话，大概可算傅斯年。傅斯年写道：　　世界上古往今采最以哲学著名者有三个民族：一、印度之亚利安人；二、希腊；三、德意志。这三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他的文化忽然极高的时候，他的语言还不失印度日耳曼系语言之早年的烦琐形质。思想既以文化提高了。而语言之原形犹在，语言又是和思想分不开的，于是乎繁丰的抽象思想，遂为若干特殊语言的形质作玄学的解释了。……野蛮人一旦进于文化，思想扩张了，而语言犹昔，于是乎凭借他们语言的特别形质而出之思想。当做玄妙道理了。……希腊语言之支配哲学，前人已多论列，现在姑举一例。亚里斯多德所谓十个范畴者，后人对之有无穷的疏论，然这都是希腊语法上的理由，希腊语正供给我们这么些观念，离希腊语而谈范畴，则范畴断不能是这样子了。接着，傅斯年又举证康德哲学的翻译之难。并说：　　哲学应是逻辑的思想，逻辑的思想应是不局促于某一种语言的，应是和算学一样容易翻译，或者说，不待翻译。然而适得其反，完全不能翻译，则这些哲学受他们所由产生之语言之支配，又有什么疑惑呢?即如Dingansieh一词汉语固不能译它，即英文译了亦不像。然在德文中则ansich本是常语。故此名词初不奇怪。……算学思想，则虽以中华与欧洲语言之大异而能涣然转译，哲学思想，则虽以英德语言之不过方言差别，而不能翻译，则哲学之为语言的副产品，似乎不待繁证即可明白了。印度日耳曼语之特别形质。例如主受之分，因致之别，过去及未来，已充及不满，质之与量，体之与象，以及各种把动词变作名词的方式，不特略习梵文或希腊文方知道，便是略习德语也就感觉到这些麻烦。这些麻烦，便是看来仿佛很严重的哲学分析所自出。多年以后，傅斯年仍然强调这样的观点：\n　　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与演变，固受甚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由.zbjy.收集,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此将哲学学说罗列一番，再凭才气品评一番，这算不上哲学史，至少算不上好的哲学史。胡适对哲学的定义是：“凡研究人生切要的理由、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这是一个概念规定不很严整的定义，由此出发看见的哲学史带有明显的博物学性质：　　这种种人生切要理由、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往往有一个理由发生以后，各人有各人的见解、各人有各人的解决策略、遂致互相辨论。有时一种理由过了几千百年、还没有一定的解决法。……若有人把种种哲学理由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策略、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叙述下来、便成了哲学史。　　不难看出，就其为哲学史家而言。胡适大概正是黑格尔所嘲笑的“缺乏哲学头脑的历史家”。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根本没在乎黑格尔对所谓东方哲学的歧视性论断，而径直继续议论“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　　世界上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哲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是解释不等于解决，哲学自己未曾做好的事情文化哲学也不能做得更好。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当黑格尔脚登七里靴快速穿过中世纪哲学时，1000年的精神史只值约100页，大约相当于此前那1000年的1/8，许多哲学理由或者未予阐释，或者草率置之。黑格尔沐浴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光辉，在他眼里，中世纪的哲学正是哲学的“中世纪”——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和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起初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作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戚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到了近代、印度系的势力渐袁、儒家复起、遂产生了中国近世的哲学、历宋元明清、直到于今。欧洲的思想、渐渐脱离了犹太系的势力、遂产生欧洲的近世哲学。到了今日、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也未可知。　　胡适言下之意，世界的哲学黑非洲的人是没份儿的，阿拉伯人是没份儿的，也许美国人也是没份儿的。而且，随着印度系和犹太系的淡出，中国系和西方系正在“互相”接触和影响，并可能在未来融合出“世界的哲学”。这里东西之间平起平坐的架势的确极为令人鼓舞——当然是中国人的鼓舞。胡适在具体讨论中也确实运用了不少西式哲学概念，如“主义”、“进化论”、“名学”、“\n心理学”等。但不管怎样，胡适的工作是在为中国思想争取哲学地位，以便在西方文化面前不至沦落为某种土著文化。“东亚病夫”不仅不要再当“烟民”，还要拼力自我表明也很有哲学，这种需要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人难以缓解的焦虑。不遇残酷的文化倾轧，中国怎么会有“哲学”的需要呢?怎么会有写“中国哲学史”的需要呢?　　实际上，即便不按西方哲学的范式来叙述中国哲学史，而是按中国思想自身的脉络叙述“中国哲学史”，也属于文化应激行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影响很大，批评性的反应也不少，例如钟泰在20世纪20年代末也撰述了《中国哲学史》，但有意反其道而行之，拒绝西方哲学的侵蚀。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声明：“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凡例)书中大凡相关处，总不失时机地批评胡适的书和胡适的见解。可是，“哲学”(Phi-losophy)本就不是“旧文”，而是经过东洋的西洋舶来品。如果坚持“命名释义一用旧文”，就应该首先不用“哲学”。中国本有历史悠久的经学和子学，后来无论谁论述中国“哲学”，其名下所涉及的内容，主要也是经学和子学。然而文化大俗看来是难以规避的，连钟泰这样保持高度警觉的学者也未能规避，他的《中国哲学史》开篇就讲：“中国哲学，至周代始有统系可言。”对于钟泰来说，中国哲学乃是天然的，与西方哲学一样同为哲学，只是“统系”不同罢了。从学术上来讲，考虑到不同文化异质的本性，“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恰恰必须辨析，就像当年金岳霖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评论提示人们注意“中国哲学”和“在中国的哲学”那样。然而钟泰未曾这样做，其缘由在一定作用上和胡适不在乎黑格尔对中国思想的歧视是一样的。　　争执归争执，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看，钟泰的用意和胡适其实是相通的，这就是在那样一个受压迫的时代自觉地建立起中国哲学史，建立起中国哲学。金天翮在给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序中说，钟泰“忾乎独肩砥柱东流之责，可谓忧世之深矣”。这种同情的评论放在胡适身上想必也是恰当的，放在蔡元培、冯友兰、梁漱溟以及李大钊、鲁迅、孙中山、毛泽东身上同样恰当，那个时代的文化命运向有识之士提出了时代性的任务。他们都是文化之战在不同战线上的战士。如果他们的活动能够有效地纳入文化哲学的视野，成为文化哲学的内容，文化哲学就真正充实起来了，哲学也就真正文化化了。\n　　总括而言，在文化哲学视野之下，文化的语言性和文化的实际性日益突出。既有的哲学理由及其演变面貌都要大为转变。马克思曾经向往扬弃哲学，莫非文化哲学就是哲学的扬弃之道?当然，这类推测不能不有所保留。　　其次。虽然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开显了既广阔又严肃的理由领域，但对于哲学自身所传承的许多重要理由，文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论文资料由.zbjy.提供,地址.化哲学却不必定提供解决。这对文化哲学本身来说可能不重要，但对哲学来说可能很重要。即使在哲学内部，哲学理由也不总是经过适当努力即获得了解决，许多理由未尝解决就归入了历史档案，新的哲学理由顶替了旧的哲学理由，人们的理由意识和时代兴趣转移了。在这个作用上，哲学史与其说是一个理由解决史，不如说是一个理由的更新史和替代史。后来的哲学可以对先前哲学的理由之产生进行解释，如果解释得切中要害，澄清了理由产生的前提机制，表明了这种机制之悖理或无谓，理由本身也就化解了，不再需要回答。此类理由因此被归入历史档案，它们对哲学学习者通常仍然具有训练哲学思维的用处，但不再有时代和现实的紧迫感了。这种解释工作本质上还是哲学性的，是构成哲学自身传统的一部分，是哲学史的实际内容。　　不过这并没有包括全部情形，有些哲学理由仅仅因为事易时移而被废弃或忽视了。对此当然可以进行文化上的解释，但是解释不等于解决，哲学自己未曾做好的事情文化哲学也不能做得更好。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当黑格尔脚登七里靴快速穿过中世纪哲学时，1000年的精神史只值约100页，大约相当于此前那1000年的1/8，许多哲学理由或者未予阐释，或者草率置之。黑格尔沐浴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启蒙光辉，在他眼里，中世纪的哲学正是哲学的“中世纪”——黑暗是它的别名。黑格尔这种做法的理由从纯粹哲学上讲并不充分，中世纪哲学是深刻的，也是伟大的，这已为20世纪以来的众多学术研究所阐明。不过黑格尔之轻视乃至忽视中世纪哲学也是有理由的，这种理由完全可以也应该从欧洲文化变迁的角度加以把握：欧洲的现代来临了，黑格尔所凭以小觑中世纪哲学的哲学理由，其实是文化理由。不过，如此进行解释，虽则可以谅解黑格尔，却不能补救黑格尔，更不能补救中世纪哲学。中世纪哲学在那里，它的理由在那里。理由的解决仍然要哲学地进行，即使要表明理由不可解或者理由没有作用，也只能哲学地进行，凡此种种，文化哲学都无法代劳。有人说理解即是宽恕，有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zbjy.,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义上将与现有的哲学诸下属学科有情形各不相同的交叉——也许只有逻辑学除外。既然如此，文化哲学显然也不是哲学的新形态，而是哲学的新分支和新领域，它在外延上丰富着哲学。假如理由意识限定在哲学本身的层次，哲学研究就必须哲学地进行而不能文化哲学地进行。\n　　当然，应该强调指出，文化哲学成立与否的确需要现实的历史条件，即文化已具有“成理由性”，并且成理由的文化本身要有哲学性传统。文化并不经常具有“成理由性”。因为文化太过广泛，极具稳定性和弥散性，若非出现广泛的交往和剧烈的碰撞，文化之理由很难被提出来。文化哲学所依赖的历史条件，当以《共产党宣言》所作的描述最为鲜明：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这一形成于19世纪中期的论述，直接的含义是紧密依赖于那个时代的，也就是说，地理上的两方资产阶级的世界性活动，使一切其他民族的生活处于险境之中，使一切非西方文化成为理由性的。而且结论很明显，非西方文化如果不西方化，就要灭亡。在这个作用上，所谓世界文学，实质是西方文学，所谓世界性的世界，实质是西方世界。　　但是今天看来，这一层直接含义是有局限的。事实上，的确有些民族及其文化灭亡了，在还未及处身于文化哲学焦虑中的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哲学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打入冷宫的，仿佛它们不存在，没有作用，而一旦它们要求出场，哲学的王国恐怕就要崩溃。康德认为“根本无法在人及其活动当中预设任何理性的个人目标”，只能转而探讨“是否能在人类事务底这个荒谬的过程中发现一项自然目的，不按个人计划行事的受造物却可能有一部合乎自然底一项特定计划的历史”，此时这个在柯尼斯堡度过一生的哲学时候就灭亡了，美洲的原住民作为民族文化的单元就是这样灭亡的。或许他们还真不是因为不想“文明”化而灭亡的，因此应该干脆地说，灭亡的就是灭亡了，在这种灭亡之上加以哲理的思辨，不过是胜者的自娱。这当然不是事情的全部。西方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中，多少被迫“文明”\n化而又没有灭亡的民族作为这个世界性的世界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日益使这个世界复杂化了，资产阶级没有完胜。在这个世界性的世界中，不仅非西方文化是成理由的，西方文化也是成理由的。我们中国人对前者最有感触和深思，前文已有所讨论，此处不重复。就后者来说，《共产党宣言》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西方文化也被发现是理由成堆的。19世纪后期陆续开始出现并产生影响的诸多思潮如新康德主义、尼采主义、现象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无不对作为文化的西方进行批判性地反思。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声音也多少不等地对西方文化提出多种多样的哲学性反思，其中给人印象较为深刻的当然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文化局面丝毫没有简化的迹象，反倒是更趋复杂，西方仍然是主导性的，但这种主导性与其说是榜样性的，不如说是理由性的：五百年来，西方的确把这个本就混乱的世界弄得更乱了。　　不难看出，就文化哲学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来说，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经过一个曲折的通道会与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关联起来，尽管这并不表明它们就是一回事。　　　　四、文化哲学的野性　　　　就文化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来说，文化哲学是不安分的。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破坏哲学的自律性和稳定性，同样，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也有这种可能性——或许是更加内在的可能性。　　无论怎样规定文化，文化的范围都是广大的。在这样广大的范围里，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虽然可以从一定的哲学观点出发，但并不必定在结束的时候还能安然回到出发点。黑格尔大概是最幸运也最成功的哲学家，因为他从自己的哲学体系出发，无论在文化的哪个领域活动，除了对相关内容进行卓有见地的论述外，他还总能回到他的哲学基点。在这个作用上，他的“文化哲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安分的下属领域，是用来显示和印证他的哲学的。但是这里也不免有缺憾，那就是黑格尔对具体领域材料的剪裁，在历史、艺术、宗教领域甚至多有武断剪裁之处。当然，从逻辑上讲，不剪裁是不可能的，而只要剪裁自觉地遵循内在一致的原则，不弄到自相矛盾的地步，应该说这种论述就是成功的。不过，为了原则而奴役材料显然也是极成理由的。如果原则已然先定，无论什么具体题材的实情都不能动摇先定的原则，那么这样的原则就是一种贫乏的、自恋的原则。\n　　另一方面，无原则的研究诚然是不可思议的，固不必论。实在的难题是原则与材料之间的常见的张力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是未完成的著作，除了艰辛生活多有纷扰的理由之外，一个更为内在的理由恐怕是马克思以严谨的态度对西欧——主要是英国——典型资本主义情况以外的经济社会史材料的研究，使他感觉对原已成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需要再深加思量。天不假年，马克思终于没有完成他的工作。马克思和黑格尔有许多不同之处，此处所指的不同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实际上，马克思只是一个中间类型，和黑格尔处于对极的情况是：原则在应用过程中或者在面对具体文化实情时遭到怀疑甚至瓦解。　　没有什么先验的指导性准则来确定文化哲学该研究什么或不该研究什么，当文化哲学形式上可以视为哲学的下属学科展开工作的时候，哲学本身可能会遭到颠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吗?奥斯维辛仅仅是个别的不幸吗?理性和疯狂究竟是何种关系?殖民地、监狱、精神病、女性、梦、同性恋、吸毒、自杀、安乐死、器官移植、基因重组、数码技术、金融战争、“恐怖主义”，等等，它们没有什么理由不能作为文化哲学的议题，但是什么哲学能够正视和妥为安置这些或旧有或新出的文化实情?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没有胀破黑格尔的哲学，但是文化哲学却并非全然不能胀破哲学从而瓦解文化哲学对哲学的形式隶属关系。这个时代流行“后”这“后”那，岂不是像哲学的丧钟在响吗?这丧钟岂不是文化哲学敲得最勤吗?在这个作用上，文化哲学可能根本不是哲学大家庭中驯顺的一员，相反，它包藏着可怕的野性。　　哲学在历史上固然向无定论，但主流哲学作为理性之光却也是可以肯定的。当它只在自己照亮的地界巡行的时候，一切皆有秩序。黑暗就在光明旁边，连上帝也没有办法。黑暗躲避光明，这很正常，然而难题在于，当黑暗要求被照亮的时候，什么样的光能满足要求呢?根本上，能够照亮黑暗的光也就不再是光了。文化哲学上许多议题说来往往是被传统的哲学打入冷宫的，仿佛它们不存在，没有作用，而一旦它们要求出场，哲学的王国恐怕就要崩溃。康德认为“根本无法在人及其活动当中预设任何理性的个人目标”，只能转而探讨“是否能在人类事务底这个荒谬的过程中发现一项自然目的，不按个人计划行事的受造物却可能有一部合乎自然底一项特定计划的历史”，此时这个在柯尼斯堡度过一生的哲学家在哲学上造了一个不需要走出的柯尼斯堡，这个哲学王国什哲学的文化性与文化的哲学性由写论文的好帮手.zbjy.提供,.么都有，就是没有荒谬。当伏尔泰要求“删掉那些令人生厌而又不真实的战争细节，那些无关紧要的、只是无聊的尔虞我诈的谈判，那些冲淡了重大事件的种种个人遭遇”的时候，他也住进了一个柯尼斯堡，就像他长期在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的领地上逗留一样惬意。\n　　然而，世界并不是柯尼斯堡。在这个作用上，文化哲学的命运大概就是充当哲学的掘墓人。　　假如文化哲学不敢肆此野性之举，归途只有一个，就是回到黑格尔。这张旧船票的代价是：既沦落于当代不可回避的难题丛中，又眷恋着形式惬意的黑格尔哲学范式。　　本文的讨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文化哲学看来可以有两种样式，一种是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另一种是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前者显示哲学的文化性，后者显示文化的哲学性。第二，就其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文化观点的文化哲学可能扬弃哲学，却不会规范地解决哲学理由。扬弃哲学具有超出哲学的、很实际的现实作用。第三，哲学观点的文化哲学，当其温良驯顺或无所作为之时，它就是哲学的一个普通的下属学科，是哲学原则的自我印证。当其直面现实或有所作为之时，它不免会野性地埋葬哲学。哲学死后，文化哲学也就不必是文化“哲学”了。　　不难看出，这几点结论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就内容而言，它们乃是理由和疑难的临时总结。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