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

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

　　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如下文无产阶级哲学的真理: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n　　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如下文无产阶级哲学的真理: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n　　关于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如下文无产阶级哲学的真理: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n马克思给我们带来了如下问题:无产阶级观念所固有的权力批判品质究竟有何意谓?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也许不无教益。按照国民经济学,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5]269。当然,这种解释是符合国民经济学规律的事实。因此,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说成是非人性的顶点[6]262,而同时他领略到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幸福,感到自己被确证,它认为异化是它自己的力量所在,并在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外观。而无产阶级在异化中则感到是被消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6]261。一句话,通过国民经济学反映出的对普通人的蔑视多么残忍啊!所有这些逼迫而产生对这种非人性的愤慨,启发着无产阶级的觉悟: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样的理解使马克思接触到了19世纪问题的中心。在19世纪的进程中,许多西方人都开始设想,多数人(即便不是所有人)的苦难所形成的问题理所当然都是能够解决的。以这种方式,他们处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谈论无产者生存困境的问题。但是,对无产者的心怀善意与对资产者的厌恶,并不是马克思特有的。比如,在许多非共产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这两种感情。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之前,资产者就被当作绝对非人性的存在,但并非道德意义上而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意义上的非人性。无产者与资产者相反,他一无所有,但他是堂堂正正的人!在此,马克思用人道观念来反对他的对手。为了实现这一点,还必须认识到,人道观念不能保持在自发力量状态,否则援用它的人就有勇气释放出非人道的力量。所以,这里需要一种新的视角,展开一场全新的斗争。马克思指认了无产者仅仅是自己阶级的一员。他必须在人性对立中,在阶级的自我消灭中实现自身[6]262。时至今日,除了无产阶级,谁还有这种勇气呢!历史表明,消灭者们,他们总是以人们必定消灭他们这些消灭者而说明自己行为之正当,正如政治现代性(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的特殊性的危险常常得到揭示的那样。这一点本已历史久远,它也不仅仅表现为通常意义上的权力通过排除和反复排除而渗透力量,暗中施展手脚。由此来看,可能会有人(比如,洛维特等人)认为,马克思在思考无产者的历史作用时使用的参考资料是源自宗教领域的。因为,无产者看上去似乎就是选民这至少在下述意义上说是如此:马克思论述无产者的处境,不止一个方面参照犹太人问题。比如,马克思认为,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无法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是法律强加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已被当作在司法上的主体认同再编码的议题。而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只关注当下的紧急状况和当下的解决;在宗教的犹太复国主义那里,通过世俗人的方式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立场被看作对犹太教的亵渎。对于马克思而言,所有这些方案并没有解决犹太人问题。犹太人问题只能作为社会或政治的人的问题看待。而且,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普遍的真正的人的观点虽然抽象,但在他的问题意识当中,一方面,他已经警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讲人的本性太多,而太少讲政治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把资产者从贵族制的和文学家的有限圈子的愤懑中解放出来,并提升为一个世界历史的形象;由于资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分,其本质存在于经济之中,马克思对规定国家形式的那个社会的批判有更多的经济意识,以便充分认识这种区分的意义。在此,我们应当顺便提到一个明显的矛盾:人们一方面想用经济决定论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原则转变成一项社会原则,另一方面又想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观念解读历史唯物主义,让私法,尤其是私有财产根据权力延长而永久存在下去。就像是秦始皇之权力一直延长到死后仍然保存的幻念。我们相信,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角度阐明私有财产的物质根源的。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犹太人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物质条件问题。他说: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我们不是用犹太宗教来说明犹太人的顽强性,而是相反,用犹太宗教的人的基础、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来说明这种顽强性。[5]197现代犹太人问题以及现代性问题已不再单纯是在自由主义国家视域之宗教批判和政治解放问题,而是根本的人的问题。依马克思,自由主义国家之所以无法为犹太人问题提供一个解决方案,是因为它所倡导的解决方案仅仅把人们从封建等级制度下解放出来,使他们变成享有政治平等的公民,可是,他们实际的生活依旧是不平等的。不说宗教化解不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信仰异质性,即便是自由主义国家必定也把所有人的权力缩水成国家的所有公民的权力。而且,大体而言,只有在公民沦落为难民的世界上,政治紧急生存状况才得以暴露。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到犹太人问题无法解决,就要求宗教批判走向国家批判,使用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并且发现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认为一切才能理顺:社会一旦消除了犹太精神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他的意识将不再有对象,因为犹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将被消除。[5]198这里,马克思一定是坚持全人类的价值概念,这一点也清楚地表现在《神圣家族》序言是以现实的人道主义这一术语开篇的。于此,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既然坚持人类的价值概念,就有了这个问题:无产者与人类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人的定义的决定性标准应以谁为准,是无产者还是资产者?是无权的人还是权势显赫的人?两种人之中谁离人性的天堂和与人相称的东西更近一些?这些是合理的问题。大家不用我说都肯定已经知道这人就是无产者。马克和谐发展哲学底蕴如下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协调发展的实质就是要重组、整合和优化各种关系并使之处于恰当的比例关系当中,因此,只有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平衡和和谐统一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调发展。一、统筹兼顾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n在统筹兼顾中,统指的是统揽、总揽,就是宏观调控,适时适当地干预;筹指的是筹划、协调;兼顾则强调,既要协调好方方面面的关系,又要兼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解决好方方面面的矛盾。要求我们在管理经济和社会发展,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发展政策,采取发展措施时,做到总揽全局、全面规划、兼顾各方、协调发展。其一,统筹兼顾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认为,现实的事物,一般都是由多种矛盾构成的。在多种矛盾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结的。一方面,主要矛盾规定和制约着非主要矛盾,不首先抓住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也不容易解决好;另一方面,非主要矛盾又影响和制约着主要矛盾,非主要矛盾的解决,有利于推动主要矛盾的解决。而且,随着条件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发展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抓住主要矛盾,又必须注意掌握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共同发展。在当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既要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点突破。其二,统筹兼顾是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众多方面、诸多要素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些众多方面和诸多要素不是截然分开、各自独立的,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在相互影响、相互交错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统筹全面发展,做到全面考虑、全面兼顾、全面规划,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整体推进,全面进步;统筹协调发展,做到周密计划、平衡统一、合理安排、比例适当,实现从非均衡型发展不断走向均衡发展;统筹可持续发展,做到瞻前顾后、从长计议,保持发展后劲,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持久进步、资源永续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生态良性循环;统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协调好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满足不同阶层人群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的全面发展。二、动态平衡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其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在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之中,一事物离开与他事物的联系,就谈不上存在,更谈不上发展。从普遍联系的观点看,事物的发展必然在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中的辩证发展,因此,只有兼顾其他方面,协调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事物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是畸形的、单一突进的发展,就会导致事物的停顿和倒退。而这种协调平衡也是动态的,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然后,又走向不平衡,再走向平衡,这样循环往复的促使事物向前发展。其二,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要在社会基本矛盾的层次上实现和促进动态平衡协调发展,就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不平衡来看待平衡,不能把协调直接等同于平衡。不平衡的存在是平衡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1]因此,不包含非平衡在内的平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协调发展就是包含不平衡在内的平衡。另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平衡来看待不平衡,借口不平衡的绝对性而否认相对平衡,进而否认协调。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总是平衡了又不平衡,必须注意的是,社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必须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不能随意扩张。一旦条件具备,就必须及时跟进,力求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中,虽然允许在短时期某一方面问题可重点把握、适度超前,但这种重点把握和适度超前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幅度之内,每一方面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其他方面的条件而过度超前。一旦某个方面出现过度超前发展的情况,引起与其他方面发展上的严重失衡,必然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全局。因此,要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就必须始终注意和解决好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平衡问题。只有保持社会发展的动态平衡,才能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跃迁。三、和谐统一的协调发展哲学底蕴\n思把阶级的基本划分看作是无产者/资产者的区分。实际上,这种划分如何生效还有个标准问题。它以不拥有生产资料/拥有生产资料划分,既清楚又彻底,因为它把人分归入两个子集,没有余数或遗漏。但是,马克思分明又看到,西方哲学的老套就是理性精神,这最终归结为这样的想法:精神,在作为整体的世界中,在作为有产者的完整的主体中。而对于资产阶级国家来说,工人自身不也是一种资本,一种活的、因而是贫困的资本[5]281吗?依此,我们不会看不到,这种划分的标准有危险:最巨大的财富必须面对最可怕的贫困;拥有一切的阶级必须面对一无所有的阶级。占有、拥有而不再是人的资产阶级,对抗一无所有但仍是人的无产阶级。必须把一切都逼向这样的极端才能够使辩证的必然性有一个开端。如果是这样,那么在这种逻辑简化中就不可能知道资产阶级的最后时刻和无产阶级胜利时刻何时到来。无产阶级的社会角色的标记再也不明不白甚至沦落成空洞无物了。那么,马克思真是如此理解这种区分吗?这里显然可见,这是将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哲学解释强加于马克思。如果我们把哲学看作改变世界以及思考一个新世界、一种由它所代表的新人类的企图时,我们才能明白所有哲学的意涵。马克思关注的是,把人分成无产者/资产者,雇佣工人/资本家的社会历史根源。因此,举例来说,资产阶级的法律将无产者从资产者中区分了出来。因此,所有的工人都想做资本家因而不再有无产者的想法,已经被关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所排除了。[4]114今天,无可否认的是,所有的工人都想做资本家的运动(比如,全世界向美国移民的运动)并不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更成功。纸老虎是美帝国主义的命运,也是没有联合起来的无产者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照着谈论两个运动的失败。基于这个洞察所隐含的特殊意味,所以,马克思经常被当作普世主义的实践倡导者,一个提出消除一切等级及其特权来反对这种划分的人。这是一个悖论。现在,在对照中,我们也就理解了马克思的无产者形象可被看作对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批判。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私人的个体和阶级的个体的分裂,它自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产物。而无产阶级将此分裂体现在它自身中,暴露出每个个体和社会身份的这种偶然性,然而仅靠阶级自身就能够废黜这种分裂,继而把自己连同社会一道,作为一个整体解放出来。黑格尔绝对不会像马克思那样说,我们以最精确的方式知晓,人的完全丧失和人的完全回复正相符合。[5]213黑格尔亦不会像马克思那样假定,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我消灭才能让自身获得自由。在今天看来,在一个不再有这种勇气的社会里,这还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同时代的一些人永远只能听到人道两字,因而随着对人道观念的质疑,对马克思哲学的人类解放的理解也成了问题。仅仅出于这个理由,马克思的评论者,比如,海德格尔就无法像马克思那样说,人就是人的根本!在晚年研讨中,海德格尔没有看出这是一个政治命题。若我们仔细考察马克思的着作,它就会迫使我们以全新的方式去思考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角色的问题,不仅要逻辑地思考,而且还要在实践的存在论意蕴和政治哲学的范围内研究。1843年马克思在致卢格的信中就这样写道:人的本性与政治的同盟是独一无二的同盟,借助于此,现在的哲学才能成为一种真理。[7]304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人们真的将马克思的社会视点置身于形而上学的现代形态所讨论的场域,关于通过主体性来规定意识的存在特性的场域,问题的独特理解也就不复存在。无产阶级(意识)的存在论,就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又如同黑格尔式的悖论,它通过如下这些问题表达:什么是阶级意识?所有的无产者怎么能够被视为拥有共同利益的一个阶级呢?正如神秘的意识被施加了魔力也能在自身内转换实在性,在这里面也能滋生出一种不受控制的新型权力,滋生出一个主体化同时也是隶属化的过程中政党崇拜形式。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于极权主义批判者来说,这不仅要从群众之中抽离出作为领导者的无产阶级,而且还要一个从无产阶级到作为指挥者的先锋队。但是,这种做法要先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具体的实体而存在的条件。显然,在这里触及了无产阶级观念之具体运用:无产阶级,它在某个时刻并未存在,并未作为一个团体而存在着。用拉康的术语解释,它是大他者本身,即假定知道的主体。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也看到,如果按照观念的思路而非经济的思路来构想,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运动即刻临现为一场会连累同志的骗局。施特劳斯曾揶揄说,赋予无产阶级以推翻资本主义系统的权力和精神,或许被证明只是幻想,而事实上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后来仍被奴役,的确不再为资本奴役,不过为一种身穿铁甲的军事化官僚政制所奴役[8]68。上文是历史哲学与政治哲学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