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

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

　　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　摘要：治国哲学较之一般哲学理论具体而集中地着力解决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治国哲学的基础上直接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政策、策略的实施和落实。《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蕴涵了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展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也寄托和承载着他治好国、理好政的信念和愿望，但是在实践中却滑向了哲学治国，造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连串政策策略的失误。　　关键词：毛泽东；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n　　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从治国哲学到哲学治国　摘要：治国哲学较之一般哲学理论具体而集中地着力解决治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治国哲学的基础上直接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通过制度设计，保证政策、策略的实施和落实。《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蕴涵了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展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的治国理念，也寄托和承载着他治好国、理好政的信念和愿望，但是在实践中却滑向了哲学治国，造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连串政策策略的失误。　　关键词：毛泽东；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n第二，毛泽东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毛泽东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毛泽东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毛泽东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毛泽东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n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毛泽东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毛泽东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毛泽东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n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人民公社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大跃进、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n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毛泽东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周恩来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n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毛泽东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毛泽东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毛泽东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n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毛泽东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