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届一轮复习作文素材积累之时事学案（全国）3

2018届一轮复习作文素材积累之时事学案（全国）3

‎2018届一轮复习 作文素材积累之时事 学案（全国）‎ ‎1.“每逢佳节被催婚”是种亲情博弈 2017-01-09 09:51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谢伟锋 ‎　　每逢佳节被催婚——不知何时，这句顺口溜开始在年轻人中流传。眼看春节又快到了，一些还没结婚的单身男女，也开始犯愁了：回家过节，又得被父母和亲戚们频频催婚了，春节俨然成了“春劫”。（1月8日 《钱江晚报》）‎ ‎　　面对“每逢佳节被催婚”，有一个杭州白领出招应对——惹不起还躲不起？陪爹妈吃完年夜饭就飞到日本旅游。这种“千里走单骑”算是彻底的逃离。但春节期间是潇洒自在了，下一个佳节却又该寻思着何种金蝉脱壳之计。‎ ‎　　在大环境来看，“每逢佳节被催婚”成了节日期间的话题标配。每到如此，话题主角的单身男女们必然苦不堪言。催婚是种亲情压迫，即便作为开导者的父母如何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话语中的敏感词，但始终都绕不开要戳中子女心中的痛。对于后者而言，被剩下来，未必是感情生活中的失败者，但在父母看来，却不啻为“本领恐慌”。在他们的逻辑里，子女在过了很多“村店”之后，依然没有登上幸福的彼岸，作为父母的恐怕难辞其咎。‎ ‎　　这就陷入到一种亲情博弈的怪圈之中。父母想在婚姻大事的舆论导向中占据主动权，并保持着对子女“温柔的高压姿态”，而子女却无力反抗这种看似幸福的烦恼。像那位大年夜跑到日本旅游的单身白领无疑是另类，更大多数的单身青年，则将在“众口铄金”中度过春节佳期的精神煎熬。‎ ‎　　《京华烟云》一书中写道：聪明的父母懂得早早为女儿觅得佳婿。这种经典金句，多少凸显着年长者的家庭价值观。但民国著作的语境，和现代生活的气息，多少有些格格不入。真实的情况是，单身男女在社会转型期间，也遭遇着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心灵变迁。他们对于婚姻的思考和掂量，盖过了家长意识的伸手过长。而这在他们父辈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　　因此，在自感“势单力薄”的背景下，父母往往会联合其他的亲友力量，继而完成抱团说教。这也是“每逢佳节被催婚”的形成由头。但人数优势不一定能够扭转战局，事实上，被催婚的单身男女们，如果不是心存对年迈父母的怜悯，早就“摔门走人”了。从这个角度看，子女依然是抱有对父母之感恩。‎ ‎　　“每逢佳节被催婚”的现象将会持续很多年。乐观来看，70后父母可能会冲淡这种传统模式。年份的代沟，其割裂性还是比较明显的。或许，再过几十年，鳏寡孤独的父母被子女再催婚，也可能是种现象。（谢伟锋）‎ ‎　　2. “贫困户”的志气，也是可供利用的脱贫资源2017-01-09 09:3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然玉 ‎　　“贫困户里还真有不要钱、不要物的！”最近，山西省岢岚县文化局副局长马晓明就碰上了这么一件“奇事”。岢岚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县里扶贫工作会一开完，马晓明就赶往水峪贯乡娘娘庙村，与他帮扶的3家贫困户对接。临行前，他带了600元钱和3袋白面。可入户“认亲”却出了点意外——前两户都高高兴兴地收下了，到了农民刘顺喜家却被拒绝了：“吃救济，饿断气。当贫困户不光彩，我不能要！”（1月8日《人民日报》）‎ ‎　　扶贫工作在宏大叙事之外，总是有一些细节片段让人们莫名感动。“吃救济，饿断气”、“当贫困户不光彩”‎ ‎，诸如此类的豪言壮语，与生俱来充斥着一股穷且益坚的倔强气概。尽管在任何语境下，贫穷都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可到底该以怎样的态度看待贫穷、应对贫穷，却很能代表一个人的性格特质与价值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户对于自身“被归类”的强烈抗拒，恰是一种有助于脱贫的精神支撑。‎ ‎　　常言道，“贫穷并不可耻，可耻的是甘于贫穷”。而在实际生活中，所谓“甘于贫穷”的状态，着实并不少见。其一方面表现为，对命运的安排听之任之，拒绝付出足够的主观努力去寻求改变；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习以为常、心安理得地接受所有形式的“贫困救济”，甚至形成了某种根深蒂固的输养依赖。正是源于此，现实中长期存在着“扶贫养懒人”的现象，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极恶劣的示范。‎ ‎　　与之相较，“当贫困户不光彩”的自我认知，无疑要清醒得多。这其中所传达的，绝不仅仅只是“人穷志不短”的好强个性，更有一份关于自身阶层归属的明确期许。毋庸讳言，被认定为“贫困户”会激起很多人的道德耻感，而这往往会又会转化为行动脱贫的动力。只是遗憾的是，这种积极的连锁反应，只会在一部分人身上发生。在另外一些情况中，贫困户们享受着“救济资格”所带来的利益，反而失去了谋求改变的勇气。‎ ‎　　过往，我们的扶贫工作，更多只是看重产业发展、技能培训等等功用层面，而长久忽略了心理建设、价值激励等环节。贫困者应当拥有怎样的自我身份认同？又该如何评价“接受贫困救济”这一行为的道德属性？凡此种种，并不是抽象的理论命题，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指向。之于此，虽然三言两语难以说清，但终究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不做“必要努力”而安享福利救济的行径，实质上构成了对公共资源的不当占有，而这终究是不道德的。‎ ‎　　时下，扶贫的思路已经从大水漫灌向着精准滴灌的方向转变。这种“精准扶贫”的策略，势必也应该包括对贫困户的精细筛选和差别化对待。有限的公共救济资源，必须基于一种竞争机制高效分配。所以，按照理想化的逻辑，在实现兜底保障普遍覆盖的前提下，那些更有自觉、有志气、有想法的贫困户，理应得到更多的扶持——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扶贫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才能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然玉）‎ ‎　　3. “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 2017-01-09 12:56　来源：光明网-时评频道　　作者：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龙其林 ‎　　据腾讯网等媒体报道，由于民众对于中国新闻媒体与网络信息真假莫辨缺乏信任，一些网民认为付费购买的信息更加可靠，因而形成了为知识付费的新趋势。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　　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等媒体推动的知识付费命题，常常基于需求侧的知识付费需求和调查数据。企业智酷的大数据分析报告《知识付费经济报告：多少中国网民愿意花钱买经验？》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如订阅付费资讯/付费下载资料、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的课程/培训/讲座、微博问答、知乎直播、文章打赏等。网络媒体基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增长和供给侧认知盈余的产生，认为公众为知识付费是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标准化产品和个性化知识按需服务将会产生。‎ ‎　　在新媒体主导资讯消费的时代，一种现象、一类话题、一个概念甚至是一个词语都可以迅速攫取公众的眼球，并进而流行为大众乐于谈论的热点。但事实往往告诉我们，裹挟网民注意的各类表象往往是速朽的，各领风骚三五周，然后又被更新的话题与趣味所更迭。而公众的注意力容易被各类热点现象与话题的新奇所蒙蔽，而很少去追问这些现象、话题是否具有合理性、正确性，以及它们形成背后的利益诉求。‎ ‎　　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即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过孔子的话：“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意思是，如果有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的，他就愿意收做学生。这里的自行束脩，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为知识付费的范畴。在共产主义社会建立之前，人类为了获得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知识而付出相应的货币或劳动，只能是普遍的现象。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公众的现实经验。‎ ‎　　网络媒体常常津津乐道于这样一些现象，并将此作为人们为知识付费的具体表现，如购买爱奇艺的VIP账号、付费收听分答和值乎、下载影视资源、打赏文章作者等。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情况，即人们通常愿意付费的上述消费并不是基于获得知识、提高能力的求知付费，而是为了达到猎奇消遣的一种娱乐休闲，它们和公众上京东、淘宝购买日用品属于同样的性质。在付费语音问答App“分答”上，网络红人王思聪回答一个问题的标价高达3000元。但公众不是为了获得正确的、专业性的知识去购买、收听王思聪的答案，而是将这作为一种饭后茶语的谈资，一种为了舒缓压力而寻找的乐子，没有人会怀着获取伟大知识的期待去关注这样一个话题人物。‎ ‎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公众对于中国新闻媒体和网络信息的信任度下降是事实，但其问题不在于新闻媒体、信息提供者是否收费，而在于新媒体管理的空疏与媒体资本为攫取巨大利润的铤而走险。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新闻媒体与资讯提供者只为付费受众提供真实信息的话，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前段时间掀起的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显然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任何新闻媒体都有其多重属性，它们往往为了追逐利益而有意营造某种文化氛围。知识付费话题的出炉及推送，实质上折射了新媒体公司急于从资讯市场套现的焦急心态，一种借助媒体话语权利诱导公众消费、制造知识消费错觉的傲慢行径。‎ ‎　　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麦克卢汉曾说，“任何新技术最明显的感知‘关闭’或心理影响，正是人们对它的需求。汽车问世以前，谁也不需要汽车。电视节目出现以前，谁也不会对电视感兴趣。技术产生一种迫使人需要它的威力，但是这一威力并不能摆脱技术而独立存在，技术是人体和感官的延伸。”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　　中国处于一个空前剧烈的转型时期，社会阶层与利益格局显得更为复杂。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为不同阶层提供了发声的平台，同时也使得网络文化现象背后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越是在这样变动不居的时代，社会越是应该保持理性思考的力度，不随波逐流，而是在观察与质疑中持续跟进，不放弃独立思考的权力。同样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曾经预言了互联网的诞生，并这样谆谆告诫处于媒介时代中的人们——“一旦拱手将自己的感官和神经系统交给别人，让人家操纵了——而这些人又想靠租用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从中渔利，我们实际上就没有留下任何权利了。”（龙其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