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党课讲稿：以史为鉴 坚定信念 着力强化对党的忠诚信赖和看齐追随

专题党课讲稿：以史为鉴 坚定信念 着力强化对党的忠诚信赖和看齐追随

专题党课讲稿：以史为鉴 坚定信念 着力强化对党的忠诚信赖和看齐追随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将这一伟大飞跃，划分了五个时期:‎ ‎1.党的创立时期（1921年7月到1923年6月）。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1921年7月23日，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用“三个深刻改变”阐述了党诞生的伟大意义（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922年7月党的二大，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 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最低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目前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并指出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的统一；革命的前途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1923年6月党的三大讨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提出了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重要任务。党的三大之后，在我们党推动下，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召开了一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取得了北伐战争胜利。‎ ‎2.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到1927年7月）。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11个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而参加。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所以，民主革命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取得胜利。‎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1927年在党的五大上，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涉及中国各阶级、土地、无产阶级领导权、军事、国共两党关系等11个问题。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党在“中山舰事件”后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作了辩护。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等，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重大问题，都未能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月8月到1937年7月）。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在极端艰难曲折的斗争中发展并达到成熟的重要时期。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了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讨论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①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②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③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④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⑤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⑥实行八个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⑦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⑧改善士兵生活，分给士兵土地；⑨取消一切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⑩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发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在这十年中，我们党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建立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初步解决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初步解决了农民土地、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问题。‎ ‎4.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七七事变后，我们党通电全国，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方针，进一步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关于形势和思想政治问题的报告、关于讨论政治报告的结论和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朱德、刘少奇 和周恩来也分别作了报告和发言。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概括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提出了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抗日战争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下进行的，到抗战相处阶段后，正面战场消失，敌后成为主战场，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由于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和受到党团结抗战深刻影响的国统区战场的共同努力，最终在1945年9月，中国取得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第一次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重大胜利，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国，侵华日军被迫投降。八年抗战中，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截至1945年9月，解放区人口发展到近1亿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7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共产党的自身队伍发展到120多万人。‎ ‎5.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到1949年9月）。这一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重要历史阶段。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积极抢夺胜利果实，图谋重建独裁专制统治，我们党希望通过和平民主的方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战协定。但是蒋介石不愿与共产党平起平坐，撕毁停战协定和旧政协决议，以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内战。从1946年6月开始自卫战争算起，经过仅仅三年多时间，我 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七大确定的“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奋斗目标。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集中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二）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共经历了四个时期：‎ ‎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0月到1956年9月）。新中国诞生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经过一系列斗争（打击投机资本、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1956年9月党的八大宣布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会还明确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①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②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③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④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⑤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在这期间,按可比价格计算,我国工农业总产值1953年增长14.4%，1954年增长9.5%，1955年增长6.6%，1956年增长16.5%。1956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了21.3%,其中,农民提高了14.6%,非农业居民提高了28.6%。‎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年9月到1966年5月）。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毛泽东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我们党开始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①在这十年间，奠定了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建设方面，新建扩建一大批重要企业，如大庆油田，十大钢铁厂，‎ 一批重要的有色金属冶炼厂，几十个煤炭企业和发电厂。据统计，重工业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有2/3以上是在1958年至1960年间开工兴建的。②在这十年间，我国初步建成具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机械工业形成冶金、采矿、电站、石油化工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10多个基本行业，而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到1964年，我国主要机械设备自给率由1957年的60%提高到90%以上。电子、原子能、航天等新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③在这十年间，科学技术的发展成绩十分显著。基础科学研究有很多进展，1965年我国首次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是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技成果。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育成并大面积推广种植矮杆水稻的国家。此外，钢铁工业、煤炭工业、石油工业、电力工业等都有很大发展，1965年我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约占世界第七位；原煤产量为2.32亿吨，占世界第三位；石油产量为1131万吨，占世界第十五位，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发电量为676亿度，占世界第八位。‎ ‎3.“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这一时期，我们党召开了九大和十大。虽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是完全错误的，但在这十年中，我国在经济上仍然取得一定进展。从生产总量看，197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达1258亿元，比1965年增长35.3%；全国粮食总产量5726.2亿斤，比1965年增长47.2%；原油产量达到8716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7.7倍。科学技术方面也取 得若干重要成就，1966年10月我国第一次成功地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1969年9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1971年9月第一艘核潜艇建成并试航成功，1970年4月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71年9月洲际火箭首次飞行试验基本成功，1975年11月第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4.文革后的两年徘徊时期 ‎（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提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提出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战斗任务（①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②一定要搞好整党整风、加强党的建设，③一定要把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整顿好、建设好，④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⑤一定要搞好文化教育领域的革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⑥一定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⑦一定要发扬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⑧一定要贯彻执行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把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社会主义轨道，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实现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全面跃进。‎ ‎（三）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改革启动和全面探索时期（1978年12月到1992年1月）。这段时期的头四年，是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主要实现了三个转变：全党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为纲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由固守陈规到大胆改革的转变。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真理标准讨论推动下，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首先在思想领域、政治领域和党内生活获得突破。由此带动全社会特别是农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特区试点，启动政治、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改革。其显著成效，就是农村经济活跃起来，短短三到四年就初步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以后，是开始全面改革，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道路、基本路线,并大胆探索改革目标的 十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郑重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向全世界昭告了中国的根本走向。改革开放的实践，则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推进，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推进。改革目标的探索，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大），又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三届四中全会）。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总结拨乱反正、全面改革的成功实践并系统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其显著成效，就是出现了“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式的加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活跃起来，对外开放由点到线再到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2.改革开放全面推进，实现新的历史性突破时期 ‎（1992年1月到2002年10月）。这个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起点，在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地经受住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新形势下，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使改革开放进入一个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新阶段。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奋斗目标，“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2002年党的十六大宣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时期的显著成效，就是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经过持续改革和发展，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2002年，我国GDP总量达人民币12万亿元，居世界第六位，人均GDP达到1135美元。这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了由贫困到温饱、又由温饱到小康的两个历史性跨越。‎ ‎3.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2012年10月以来）。党的十六大以来，经过十六届三中全会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我们党又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呈现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党的十七大，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认识：一面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为我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实践和认识道路。十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2003年以来，我国GDP增长速度连续8年达到或超过10%，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3.3%左右的增速；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3万亿元），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战胜了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功举办 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夺取了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 党的十九大，我们党提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到2020年70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目标。截至2019年，实践的显著成绩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GDP总量增长到99万亿元，综合国力稳居全球第一阵营；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71万人，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9.5%，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全面建成，人民福祉大幅增进；就业扶贫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累计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1213万人；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高，粮食产量连年稳定在万亿斤以上，工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科技创新投入大幅增长，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载人深潜、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 事实雄辩地证明，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执政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民长期比较的必然选择。尽管敌对势力不断地蓄意诋毁、抹黑党的领导，但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为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此之前，中国社 会不断沉沦；在此之后，中华民族崛起复兴。党领导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历史成就是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这充分证明我们党的领导适应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充分证明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纲领、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愧为人民的党。‎ 二、从勇于坚持真理、坚决修正错误中感悟党的自我完善自我净化 对于执政党来说，认识并掌握真理、在实践中坚持真理，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勇于承认自身错误并坚决地修正错误，则往往更难。党99年的探索之路异常艰辛，既取得辉煌成就，也犯过严重错误，付出过沉重代价，当然这种代价是独立探索过程中必然的历史现象。我们党每次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深刻认识错误，认真修正错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也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坚决修正错误、具有能力纠正错误的伟大的党，是一个不谋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一）及时纠正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左”倾盲动、冒险和教条主义错误。从1921到1949年，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经历了两次失败的考验：第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从客观上讲，是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从主观上讲，是由于我们党还 处在幼年时期，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缺乏，领导艺术也不成熟，特别是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向国民党新右派让步（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三大让步”），最终使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另外，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鲍罗廷、维经斯基、罗易等对大革命失败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有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挥。第二次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1927年8月至1934年10月，我们党领导开展了土地革命战争和五次反“围剿”斗争。在这期间，我们党先后犯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错误、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损失。特别是在王明的错误指导下，政治上搞打倒中间势力；党建上取消党委制，实行政治委员全权制；组织上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盲目学习苏联肃反经验，各根据地以肃反、反“AB团”、抓“改组派”等名目，错杀了数万红军指战员，毛泽东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以至于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下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战略转移，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对这些右和“左”的错误，我们党都及时进行了反思和纠正。1928年2月下旬，在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上，基本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形势。同年4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通告，承认党内存在着“左”倾盲动错误。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总结了 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30年9月我们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等冒险主义与“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李立三在会上承认了错误，随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分析了它的来源与危害，指出这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必须坚决予以纠正。‎ ‎（二）着力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运动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从1957年到1976年的20年间，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进行了艰辛探索。这个过程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既有正确思想也有错误认识。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我们搞了20年“左”。一个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 ‎。1958年5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导下，未经过试点，轻率发动了“大跃进”。三年的“大跃进”，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但造成人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另一个是，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就是指不切实际地提高公有化程度，以为公有化程度越高就是越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搞“一大二公”，“大”指规模大，“公”指公有化程度高，不但把经济核算单位提高到公社，而且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结果损害了社员利益，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再一个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以1957年反右派斗争为开端(57年反右派斗争，全国先后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实际上，78年经过复查，在55万余人的右派分子中，属于错划的约占总数的98％以上，而属于真正的右派分子不到2%,１万多人)，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进行错误批判；1960年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1964年的“四清”运动提出“走资派”概念，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党内上层，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这些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 对待这些错误，我们党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检视和纠正。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1958年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决定给被错整的干部平反。特别是我们党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1975年，邓小平临危受命，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军队率先展开全面整顿。接着，抓了对铁路部门的整顿，并陆续展开钢铁、财经、国防 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整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思想、政治、组织等各个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这一过程受到“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错误方针的严重阻碍。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新华社随即向全国转发。文章的发表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1978年12月，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 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科学方法，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回顾和总结，准确客观地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以及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澄清和驳斥了各种错误的思想和模糊的认识。‎ ‎（三）坚决平息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破坏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极少数人借机发动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的克制，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6月4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爆乱。‎ 这场风波的实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是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激烈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这场风波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我们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附庸。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指出，这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6月23日至24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同年7月至12月，党中央又先后通过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等一系列规定措施，进一步纠正了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所犯的错误，粉碎了国际反共反华势力妄想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避免了我国一次政治、经济的大破坏和历史的大倒退。‎ ‎（四）积极纠治党内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我们党一个突出的优点是：有能力、有魄力、有办法反对和纠正党内一切脱离人民群众、腐蚀党的健康肌体的消极现象。这是我们党能够保持生机活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之一。1942年至1945年4月的延安整风（集中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风”）是我们党自我净化、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伟大创举，保持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毛泽东同志主持印发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要求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民主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又发出“决不当李自成”的警告，提出坚持“两个务必”、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1950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 ‎《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纠正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针对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的贪污浪费现象，党发动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并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保持了党和政府清正廉洁的形象。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两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先后组织开展了“三讲”、保持党员先进性等系列教育活动，从严惩治了陈希同、成克杰、陈良宇、王守业等一大批腐败分子，党的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抓作风建设入手，制定并带头执行八项规定，集中解决“四风”问题；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得到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 ‎99年来，我们党曾经历过多次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也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走过一些弯路，一次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99年来，唱衰中国共产党的预言一直不绝于耳，改革开放后“中国崩溃论”不知说了多少次，甚至一次次给出具体时间，但最终都一次次落空。这是因为，我们党的血液中，一直就有自我疗伤、自我修复的基因，有超乎寻常的韧性和意志来应对所遇到的种种困难。可以讲，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历史。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环境、经历多么严重的挫折、面对多么复杂的挑战，我们党总是能在关键的历史关头，坚持真理，拨乱反正，带领人民回归到正确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轨道上来。反观苏联共产党，走过70多年历史，拥有2000万党员，曾经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大党、第一大国，却在一夜之间红旗落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无疑，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关键是苏联共产党变质，苏联共产党没有形成能够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理论、道路、路线和纲领，没有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党内滋长了一批由特权形成的利益集团和腐败分子。通过正反事例的对比，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我们党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强基固本的政治勇气，也可以充分体悟到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过硬能力。‎ 三、从追忆先烈先进、品读光辉事迹中感悟共产党人信仰的无穷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99年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英勇奋斗，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宝贵生命。这充分说明了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信念的无穷魅力和历史伟力。‎ ‎（一）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英勇无畏的革命信念。“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这些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人对远大理想的坚贞。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信仰和革命事业，或英勇就义于刑场，或壮烈牺牲于战场。朱德的第三任妻子伍若兰，在井冈山上时是一名宣传干部。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部队途经江西寻邬县时，遭遇国民党军刘士毅的 一个团包围。伍若兰为了保护朱德和毛泽东等首长的安全，率警卫排从敌人侧翼突击，将火力引向自己，因弹尽负伤被俘。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迫其同朱德脱离关系，自首投降，她威武不屈，怒斥敌人：“要我同朱德脱离关系，除非日从西方出，赣江水倒流！”铮铮话语，气壮山河，惊得敌人目瞪口呆。2月12日，年仅26岁的伍若兰被杀害于赣州卫府里。1934年11月，蒋介石以“党国命运，在此一役”的决心，妄图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当红一、红三军团激战在脚山铺、新墟、红树脚阻击阵地之时，红34师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奉命阻击尾追之敌，掩护红八军通过沱江、花江，用血肉之躯为整个红军做安全盾牌。12月1日，通过湘江的中央军委两次电令红34师突围，但为时已晚。在重重包围中，伤亡惨重，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张凯等先后牺牲。12月11日，师长陈树湘在抢渡牯子江时遭到伏击，腹部中弹被俘，他在敌人准备抬他去领赏的担架上，从伤口掏出肠子用力绞断。整个红34师没有一人临阵逃脱，几乎全部战死！我党我军正是靠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政治信仰、执着的爱国精神，把英勇、无畏和善战等制胜要素发挥到极致。据统计，仅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共产党员就有近40万；全国解放前夕，有名可查的烈士有370多万人。‎ ‎（二）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造福人民的无私信念 ‎。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99年来，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国共产党人，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奉献，生动展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高尚情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公仆孔繁森、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兰辉……一个时代以来，一个时期以来，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服务群众的优秀党员干部。他们是全体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是众多公仆的精英代言。1962年12月，焦裕禄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他一到任，就投入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倾盆的时候，他带头趟着齐腰深的洪水查看灾情；临终前，他对组织上唯一的要求，就是死后“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2015年6月，在“东方之星”客轮翻沉救援中，海军工程大学潜水员官东，主动请缨第一个下水，在暗流涌动的江底毅然把潜水器具让给受困群众，自己却被暗流卷入30米的深水区。出水时他双眼红肿，鼻孔出血。生死关口，他把生的希望让给了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武汉是当时的重灾区。武汉最大的传染病专科医院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被诊断患有渐冻症 ‎，爱人也不幸罹患新冠肺炎，在双腿开始萎缩、全身慢慢失去知觉的情况下，张定宇率领全院240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扑在一线，没有时间休息，让人深受感动。武汉汉口医院发热门诊科护士长赵华，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癌症病人，免疫力很低，被感染的几率很大，但面对严重疫情，她说：“作为一名党员、护士长，这个时候我不上谁上？”环顾全球，世界上很少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在理论上鲜明提出、在实践中明确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公而忘私、奉献牺牲作为对党员的基本道德要求。在延安，美国记者斯诺把党员干部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现象，称为“东方魔力”。在大地震后的四川，共产党员为了受灾群众甘愿吃苦受累的事迹，被外国友人叹为“取不走的经”。‎ ‎（三）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催生力量的精神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否坚强有力，既要看全党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更要看每一位党员在理想信念上是否坚定不移”。1960年3月，王进喜带领钻井队从玉门日夜兼程来到大庆，把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井场安装起来，连续苦干三天三夜，没离开车站和井场。第一口井完钻后，他指挥放架子时，被滚下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昏了过去。醒来后继续指挥放架子、搬家。领导知道后，硬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到第二口井的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密度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王进喜扔掉拐杖，奋不顾身地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领下，其他同志纷纷跳入泥浆池，经过全队工人的奋战，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正是理想信念，给予了他“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不 竭力量。1988年6月，从地委书记岗位退休的杨善洲，为实践“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止”的诺言，婉拒到昆明安享晚年的邀请，执意回到家乡施甸县义务植树造林。他把建林场与造福群众结合起来，每年无偿为村民提供林柴，为6个自然村修通了公路，为8个自然村架通了生产生活用电，促进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艰苦创业20余年，使7.2万亩昔日山秃水枯的大亮山重披绿装，活立木蓄积量经济价值超过了3亿元，同时极大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将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并且谢绝当地政府的奖励。杨善洲，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永不退休”的志向，用“干工作就要干到脚直眼闭”的决心，在默默的奉献中诠释“一辈子忠于党的事业，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杨善洲鞠躬尽瘁、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来自哪里？毫无疑问也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四）共产党人的信仰是一种坚忍不拔的执著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一个政党的衰落，往往从理想信念的丧失或缺失开始。”信仰没有终点，只有起点，改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追求，真正的信仰需要几代几十代人，朝着同一个目标不懈努力。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心中的信仰，艰难的探索追寻。在历史延续的今天，这种信念不变：表现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真学真信，用生命为太阳底下最壮丽事业燃烧的模范教员方永刚、用生命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忠诚战士严高鸿等杰出代表；表现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倒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的抗洪勇士李向群、因公殉职的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等当代英模；表现为奋发图强与时俱进的创新勇气，自言30年只干了“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上太空”三件事的载人航天功勋科学家王永志、研发超级稻一年多养活7000万人口的袁隆平等领军人物；表现为求真务实大公无私的浩然正气，多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名义累计捐款助学3100余万元的李瑞环、用一身正气把“共产党”三个字刻在脑门上的范匡夫等华夏翘楚。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到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一系列璀璨夺目的精神财富，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诠释信仰内涵的生动写照和具体体现。‎ 四、从对照历史现实、接续奋斗前行中感悟共产党员追随看齐的政治要求 作为党委机关的党员干部，我们是党的理论的忠实传播者、党的决策的推动执行者，在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锤炼、坚持原则立场、严守党的纪律上理应走在前列、树立标杆，切实用好样子引领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具体怎么做，各级都有明确要求，大家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这里，我主要与大家共同研究思考四个问题：‎ ‎（一）怎样认识理解“不忘初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在庆祝建党99周年的重要场合，在回顾光辉历程和展望光明前景的特殊节点，强调不忘初心，无疑更有分量也更有意义。从组织层面讲，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宗旨，贯穿革命、建设、改革全程，一直延续发展直至清晰具体。强调不忘初心，就是让我们永远保持建党时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 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我觉得，强调不忘初心，在当下极有现实指向性。无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乃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都需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从个人层面讲，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忘了入党誓词，忘了理想信念，信仰发生动摇，以至于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前两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80后党委副书记徐川，在个人微信号上写了一封《答学生问：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公开信，引起全社会广泛热议。为什么要入党？这也应当引起大家认真思考。不忘初心，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就是牢记入党誓词，践行入党誓言。具体来讲，就是要做到“三个不忘”：①不忘对党的誓言。当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的时候，就表明我们已经想清楚，并且“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忠诚”“永不叛党”。从那一刻起，我们就要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哪怕舍弃个人安危，也要坚决捍卫党的尊严、维护党的利益。对于每个党员来说，这既是责任，也是使命，必须铭记一辈子，忠诚一辈子。②不忘对党的信仰。习近平总书记曾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他强调，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徐川的信中，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在拉直一个个问号中得到了最终答案，就是两个字：信仰。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③不忘对党的追随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完成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完成的使命，就因为她最英勇、最顽强、最无私利、最能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忘我奋斗。虽然革命时期与建设时期对党的要求不同，但共产党员有一点绝对不能变，就是对党忠诚、看齐追随。‎ ‎（二）怎样认识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对于共产主义，一些人存在误解：一种是，认为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另一种是，认为奋斗结果难以预料，是否能实现共产主义没有把握。这些都是“渺茫论”，其实质是否认和违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其要害是要取消党和人民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使人们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其实，共产主义并不渺茫。一是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缺陷和剥削的秘密，证明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由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决定的，不可避免。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二是共产主义蓝图是清晰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对现实社会结构的认识去把握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根据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去描绘共产主义蓝图。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轨迹，我们也可以看出，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民主专政，到完成社会义改造、实施改革开放，再到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论是奋斗目标还是实现路径，都是立足时代背景、立足我国国情，逐步完善发展、逐步明晰具体的。‎ 三是共产主义绝非虚无飘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实现和建设这一美好的社会制度。大家要有这种信念和信心。当然，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现实差距也还是存在的。这是由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觉悟所决定的。就生产力而言，虽然社会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和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社会产品充分涌流还相差很远，在生产力建设上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就思想觉悟而言，虽然人们的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但和共产主义社会所要求的高度还有很大差距，在思想觉悟提高的道路上同样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虽然现实离我们的理想还有遥远的距离，但这都不能阻碍历史向前发展的车轮，时间会证明一切，实践会证明一切。大家要坚信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能够实现，自觉地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把共同理想融入最高理想，一代接着一代持续为之奋斗。‎ ‎（三）怎样认识理解共产主义信仰的实现路径？99年来，我们党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需要在哪些问题上实现根本突破，方可保证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最 关键的是始终不渝地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当下，我们确实遭遇了信仰缺失乃至信仰危机，其主要原因：一是支撑信仰的神圣感流失。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带领军队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付出了大量的牺牲，执政后没有了那么多的牺牲，所以神圣感的形成还在寻找新的更多来源。二是支持信仰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革命时期，我们党和其成员几乎没有个体利益。执政之后，我们党仍然没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产生社会矛盾乃至冲突，需要制度规范和约束，然而，很长时间里我们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做得还不够，导致一些权力寻租的情形出现。三是理论滞后导致信仰基础弱化。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信仰高度依赖理论阐释，没有理论就没有信仰。今天，“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已经实现之后，共产主义的继续推进，需要更扎实更深入的理论阐释及时跟上。坚定信仰，①要对共产主义作出时代化阐释。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②要谋求信仰建设的新思路。坚持将民族文化基因与我们党的政治目标相结合，将其中的高尚精神元素抽象化，使“非革命和斗争”无以获得精神力量，而世界又在向“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的困境得以化解；使坐拥“唯一延续古文明”而难以让精神世界厚重的困境得以化解；使纠结于历史的对错，导致难以摆脱历史羁绊且步履沉重的困难得以化解，真正做到“不以改革开放前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30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30年”。③要遵循信仰建设的一般规律 ‎。实事求是地讲，信仰建设是一个漫长过程，是一项代际工程，决不能急功近利。要特别强调把信仰品质注入生活方式，努力使信仰生活方式化。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我们以寻找和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所产生的高尚思想作为信仰，是可以进入生活方式的。我们要坚信，只要选择正确，理论有突破，重构信仰大厦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四）怎样认识理解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多次在重要场合和重要讲话中，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气魄郑重宣示：“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集中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攻坚克难精神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志和信念。应该看到，受国际国内诸多特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实现中国梦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党作出这一战略抉择，绝非出于主观上的冲动，而是基于对世界战略格局大变动、当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党的执政能力大赶考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把握，是有着现实依据的。理解伟大斗争的新的历史特点，必须紧密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思想，也就是说，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进行的斗争。综合起来讲，伟大斗争的自我革命性突出。这种自我革命体现于全面深化改革这场硬仗，无论是打破思想观念束缚，还是突破利益固化藩篱，都需要拿出自我革命精神；体现于整肃党内腐败这场硬仗，如果没有刀口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我们党就不可能剜除自身肌体上的腐败恶瘤；体现于优化政治生态这场硬仗，政治生态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的自我革命精神。较量渗透性突出 ‎。从某种意义来讲，新形势下我们同敌对势力以及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风气之间所展开的斗争，乃是两种思想体系、两种社会制度、两种利益诉求、两种价值理念的较量。随着新的伟大斗争日趋深入，那种以正胜邪的博弈较量不仅会愈加渗透于党和国家的战略布局，而且会愈加渗透于各行各业的工作运筹；不仅会愈加渗透于执政党的全面建设，而且会愈加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综合治理，等等。错综复杂性突出。从涉及的宏阔背景看，伟大斗争既同国内大局相联系，又同国际大局相联系，全球范围局势的复杂变化都可能反映到斗争的格局、步骤和方略中来。从触及的矛盾问题看，往往呈现盘根错节状态，甚至是矛盾之中还有矛盾，问题背后还有问题。从涵盖的内容范围看，既有境内的斗争，也有境外的斗争；既有经济的斗争，也有政治的斗争；既有科技的斗争，也有人文的斗争；既有公开的斗争，也有隐蔽的斗争，等等。风险挑战性突出。由于伟大斗争涉及的范围广泛，触及的矛盾深刻，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很多，难以预测和控制的因素也很多，其风险挑战必然是空前的。加之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在全方位开放条件下，各种因素之间的联动性明显增强，任何一项斗争举措出现失误，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连锁式风险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迎接新的伟大斗争，我认为作为党员干部，要主动担起、担好三个责任。一是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的历史责任 ‎。××以来，×党委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团结奋进、攻坚克难，取得了一项又一项骄人的成绩，多次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批示表扬。但“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荣誉终究已成为过去，我们面对的是如何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如何把年初定下的思路目标变成现实，需要我们不断振奋精神，集中精力、昂扬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年度各项具体工作中;需要我们科学谋划工作，一边严密抓好疫情防控工作，还要一边年度工作的推进落实，把每个岗位的事想明白、想清楚，把计划定科学、定具体;需要我们提升工作标准，把握好轻重缓急，确实做到不遗漏、不误事，确保各项工作顺畅运转。二是立足本职、干事创业的岗位责任。习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靠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负责。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能做什么，该做什么？唯一的答案，就是立足本职、干事创业，把应尽之责尽好。这攻坚决胜之年，我们要坚定执着追求，以寝食不安、食不甘味、忘我工作的态度，投入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成一行;要敢于担责尽责，以强烈的担当对待本职、对待任务，不讲条件、不怕困难，主动作为、攻坚克难;要正确看待得失，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真正把使命责任看重一些，把个人名利地位看淡一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得之淡然、失之泰然。三是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人生责任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人当尽一日之勤”，这是山西一个晋商马洪翰家族的组训，道尽了人生在世、面对光阴的真谛。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的最后讲到：“让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共同迎接2020年的到来。”现在，2020年已然过半，而且以一个不同寻常的开端走到了我们面前。我想说，“韶华易逝，莫负流年”。面对今年繁重的工作任务，面对异乎寻常的风险考验，大家一定要珍惜宝贵光阴、珍惜工作岗位，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为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建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