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疫情”现象反思

“信息疫情”现象反思

“信息疫情”现象反思 全媒体时代，互联网作为全球共享、信息交流、舆论传播的 新兴平台，支持数十亿用户共享和交换数据信息，颠覆了传统媒 体的舆论氛围与传播模式。碎片化阅读和快节奏生活成为大众习 惯，信息传播的动能被充分激活，公共信息舆论场由传统媒体时 代的“精英主导”演变为公众皆可参与的“多员共治”，真正进 入了“人人拥有麦克风，个个都是自媒体”的新阶段，瞬间就能 形成“舆论风波”。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暴 发以来，网络空间立即成为疫情信息的集散地、疫情事件的讨论 地和疫情舆情的放大器，新的非传统数字线程的公共安全潜在风 险突现，海量的疫情信息涌现、交织、博弈、反转，牵引着公众 的情绪，极易引发公众恐慌和敌意媒体效应，可能导致社会失序 或社会动荡，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此类现象定义为“信息疫 情”（info-demic）。在“信息疫情”面前，社会公众自然成为信 息传播的接受者和运作者，公众批判性思辨精神缺失、信息道德 不够、情报分析甄别能力和创新应用能力不强等信息素养问题凸 显。因此，有效应对“信息疫情”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同样重要， 其根本途径就是全面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 1 认知“信息疫情” “信息疫情”是英语单词“information+epide-mic”的组合 缩写，意指过量的信息，既有真实的，也有捏造的，导致人们难 辨真假，因此产生一系列心理和行为反应，不仅影响公众的身心 健康和思维认 42 竞争情报第 16 卷第 6 期知，也可能制造群体性 恐慌，导致大量社会失序问题乃至社会局部动荡[1]。WHO 全球 传染病防范主任 SylvieBriand 博士解读“信息疫情”时指出，伴 随新冠疫情暴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暴发。WHO 总干事谭德塞表示，错误信息使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还转移了决策者的注意力，造成了混乱，向普通公众传递了恐惧 和不安。2020 年 2 月 13 日，WHO 针对新冠疫情召开了创新研 究会，“信息疫情”成为会议聚焦的一个新名词，被认为是“各 种繁杂的信息传播速度远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处于信息过载的 状态[2]”。鉴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快捷性、虚拟性的特点，“信息 疫情”呈现出信息滋生快、信息内容杂、传播速度强、受众对象 广、危害程度高等一系列特征。近年来网民数量持续增加，“手 机依赖症”日趋严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 布的第 4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9.04 亿，普及率达到 64.5%，在线教育用 户规模达 4.23 亿，占网民总体的 46.8%[3]。在这个人人皆媒体、 人人都是信息传播源的网络世界，突发事件极易吸引公众眼球， 催生大量沉寂的“舆论散户”，借助网络评论低门槛和自身对信 息的主观理解，各类信息的滋生频率成指数级增长，进而产生“信 息疫情”。自媒体微应用的不断涌现，微博、微信、朋友圈等社 交媒体平台传播路径是高效的一对多、多对多的交互式传播，打 破了原有信息链流转的传播闭环，形成了由单点向多点再向散点 的发散性传播模式。传播途径中，受众因知识水平、生活习惯、 思维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形成舆论主客体的多元 性特征，加上传播节点复杂、传播路径多样，信息内容会发生相 应的变化甚至是质的反转，最终各个信息节点汇聚在网络空间这 个统一的信息平台，信息内容成为繁杂的“大锅烩”。基于网络 传播的高效响应性及用户节点的无限扩散性，社会生活中任何突 发事件一经关注，即可在短短数分钟内得以迅速传播。各媒体平 台纷纷推置热点事件与头版头条，极力造成“曝光效应”，以博 取公众眼球，提升关注度，致使单一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评论 在各传播节点之间产生持续发酵的连锁效应。社会公众是“信息 疫情”的主要生成力量和影响对象。由于信息的高滋生率和高传 播率，众多用户均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即时获取各类信息，使受 众对象层级递增。而“信息疫情”传播过程中，大量信息谣言会 滋生，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有“天津飞机喷洒消毒药水” “燃放烟花爆竹预防感染”“喝漂白水预防病毒”等杂音、噪音， 利用社会公众信息情报分析能力的不足，引导其无意中成为谣言 不断扩散的继推者，让政府相关媒介辟谣过程变得消极和被动， 甚至被泛公众化的错误认知所淹没。此种信息良莠并生，消息真 假难辨的现实局面，极易引起部分民众的焦虑、惶恐和无助等负 面情绪，影响社会和谐安定的氛围。 2 信息素养提升之道 信息化的发展已成为新常态，公众信息素养水平是衡量一个 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全媒体时代，公众可以随时随地自主 地表达自己的思维和观点，极易造成带有功利性的违背信息伦理、 制造信息谣言的“信息疫情”。公众若不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 面对繁杂信息时没有选择、辨识、理解、评估、创造信息的能力， 对于“信息疫情”的认识就可能片面化、偏颇化，容易受自身情 绪和负面因素的影响，难以正确、理智、客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继而出现盲目跟帖，滋生网络谣言。提高公众信息素养是增强公 众参与社会管理能力、净化网络舆论环境的根本途径。公众具备 良好的信息意识，掌握情报采集、分析和处理能力，遵守信息伦 理，可有效甄别信息的真假，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从而克 服“信息疫情”中谣言和虚假新闻带来的社会危害，从根本上推 动信息空间的健康发展，为公众舆情表达提供良好的空间环境。 2.1 构建信息素养教育体系。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制定了 信息素养评价的相关标准和具体指标，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信息素 质培养标准体系。2016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发布的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优化了信息素养教育体系，被很多 国家作为高校信息素质教育的纲领性文件。2019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全球媒介与信息素养周”的主题为“媒介与信息素养 公民：知情、参与、赋权”，意指媒介与信息素养有利于赋权公 民并保障其知情权和参与权，具有良好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人善于 利用多源信息丰富认知、促进对话、远离谣言[4]。我国在信息素 养培养体系建设方面起步相对较晚，目前还没有全国性的面向社 会公众的信息素养相关标准性文件。2005 年，《北京地区高校信 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是我国首个比较完整的信息素质指标体系。 2018 年，我国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 学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意见》，属于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指导 文件。为适应全新信息环境的挑战，国家、社会和高校等各个层 面都应进一步优化信息素养教育体系，发挥公众的网络舆论优势， 让公众成为网上发声的主旋律，成为正能量的传播源。2.2 发挥 主流媒体聚焦效应。新媒体时代实现了人们之间的“零距离”， 提升了公众话语权与表达权的节奏感，但基于受众与媒介现实之 间的认识偏差，敌意媒体效应极易造成“信息疫情”，致使网络 谣言出现，网络失序增加，网络生态受到污染。提升受众信息素 养，维护媒体公信力便成为抵制“信息疫情”的有效保障，官方 媒体和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具有权威性，影响着人们对舆论热 点的判断，扮演和传递着网络时代的正能量[5]。社会要主动发挥 主流媒体的聚焦效应，积极开展公众媒介信息素养的教育引导。 比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推出“疫情信息” 专题，腾讯新闻实时查询疫情追踪，情报界也有杂志（《竞争情 报》）开设“情报战疫”新媒体专栏等，来影响和引导受众对事 件报道的判断和评价，提升受众对海量信息的情报分析与评判能 力，帮助公众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舆论信息价值评判标准，使主流 价值观能够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6]。2.3 提高公众自 身媒介素养。媒介融合环境下，各种媒介相互交融，良莠不齐的 网络信息多途径、多方式地自主传播，使信息获取变得越来越容 易，而信息辨识则显得越来越重要。国际图联（IFLA）把批判性 思维作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关键技能。公众既是信息舆情的 消费者，同时也是信息舆情的创造者和传播者。面对新媒介，应 当主动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提高运用情报知识分析、甄别、创 造、共享信息的能力，不被一些网络大 V 或不良传媒的消极、不 实言论所诱导，能够利用自己的情报素养（包括信息知识、信息 能力、媒介使用等）对网络信息做出正确的理解和判断，从而客 观真实地表达自身观点，积极参与社会舆情，切实做负责任的“发 声者”和思维缜密的“接收者”。2.4 推进信息素养培育的供给侧 发展。信息素养培育旨在全面提高公众信息素质。供给侧发展就 是通过资源、用户和相应信息技术、情报知识等相关要素的整合 调控，实现各构成要素之间的优化配置。近年来，国内信息素养 教育持续开展，如设立新生馆员制度、开展嵌入式元素养教学、 建设公众网络学习平台、开设 MOOC 课程等，但由于培育过程 缺乏连续性、教育体系缺乏系统性、培养特质缺乏批判性思维， 并不能满足多媒体环境下公众对信息素养的现实需求。要达到公 众信息素养整体提升的既定目标，必须从供给侧发力，以政策支 持鼓励各行各业推进信息素养教育，使理论培养结合现实案例， 情报知识融入社会实战，从而有效推进公众信息素养的培育发展。 2.5 加强信息道德修养教育。公众利用网络信息应当遵循一定的 行为规范，包括信息道德与信息法律。信息法律是被动的约束， 信息道德则是主动的遵守，它依靠信息人的自律和社会舆论来保 证实现。“信息疫情”正是考验信息道德的承受底线，面对“信 息疫情”，部分公众信息道德认知紊乱，甚至发生网络道德失范 行为[7]。加强网络信息道德修养教育，可以有效提升公众信息道 德规范意识，引导大家理性参与网络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客观批 驳网络信息不道德行为，提高新媒体时代的信息素养水平。3 信 息素养未来之势未来，随着 5G 网络的全方位渗透和大数据技术 的普及应用，“信息超载”现象将更加突出，信息疫情也日趋多 元，真相和表象之间变得愈加扑朔迷离。面对世界之大变局，信 息情报工作就要肩负“察势”使命，努力提升大众情报信息素养。 首先，情报意识和能力是信息素养的重要内涵之一，情报思维不 应为情报人所独有，而须成为现今复杂信息环境下公众保持理性 思考的一门必备技能[8]。通过情报思维循序渐进地将情报信息意 识渗透于日常思维惯性中，增强对网络信息的感受力、洞察力， 摆脱被动浏览式的信息灌输干扰，以情报的视角于混乱无序的信 息中捕获目的信息，抑或从司空见惯的报道中透视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实现信息认知的沉淀和信息思维的自觉转化。其次，针对未 来信息的开源共享性、多元无序性、动态复杂性，公众需要掌握 相应的情报信息分析、辨识能力，能够对碎片化的多源情报流进 行全面评估，有效利用情报信息检索工具，对异构的海量数据信 息，如微博数据、网页新闻、专题数据库等进行精准检索，经过 吸收、提炼、分析之后形成正确的判断与决策，进而创造出新的 更有价值的信息成果[9]，实现信息泛在融合的无边界共享与“泛 众”传播，构筑一道防止信息疫情扩散的隔离墙，发挥好正能量 的传播效应。最后，公众需进一步强化信息伦理道德意识。信息 伦理道德是指公众从事信息活动时应遵循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全 媒体时代存在不良信息泛滥、电脑黑客横行、网络安全事件频发 等信息问题，在对静态的、碎片化信息或知识进行选择、评判、 分析、传播的同时，公众的自我批判性思维和自我反思能力成为 网站信息净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提高信息素养势在必行。 公众的个体性、差异性特点，意味着信息素养在自身层次、 受教方式、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因此，公众信息素养 培育和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全面持续的漫长过程。 全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思维方式和行为范式必须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要与时俱进地以泛在的、融合的媒介为坐标体系，培养 公众用情报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引导公众由社会信息的 “聆听者”“接受者”转变为信息正能量的“发声者”“缔造者”， 营造和扩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舆论氛围和影响。